摩罗 :传教士说中国人想赶走殖民者是愚昧无知

Jinan90

摩罗 ：传教士说中国人想赶走殖民者是愚昧无知

2012-04-09 13:31 摩罗 四月网

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就一直是西方强盗政府殖民大战略的一部分，殖民当局展开屠杀和掠夺，传教士群体一面劝说屠刀下的受难者接受上帝的福音，一面劝说尚未躺倒在屠刀下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殖民势力的奴役。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说，非洲酷暑，北极严寒，西方殖民者都不辞舟楫之劳前来“剖分而食之”，中国地处温带，如此富饶丰润，要想欧洲人不思染指，实在太难。百川归海，虽有潮汐更替，但是水往低处流是个硬道理，要想西方人退出中国，不符合这个硬道理[1]。

他认为中国人不承认这个硬道理就是愚昧无知。这就是一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真心话。

热衷于屠杀与掠夺的殖民者不能放弃中国，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教士自然也不能放弃中国，而且，传教士教化中国国民的伟大使命，是需要殖民者的枪炮来推进和保护的。清末名臣张之洞对这种现象做了十分精当的概括：“天主耶稣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2]

梁启超也将传教士的工作看作西方殖民者整个殖民大工程的一部分。他说，西方列强“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察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3]。张之洞和梁启超的表述最好地揭示了传教士与殖民者浑然一体的关系。

传教士自己对这种关系也十分清楚，所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许多传教士要求西方国家的军队一直驻扎在中国，永不撤军。林乐知还说：“中国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4]他直率地承认，传教士与殖民者本是一体化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中国形成权力关系也就是殖民关系。

林乐知的话说的太露骨，体现了西方人的直率。跟他同样直率的还有丁韪良，他这样说：“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们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5]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巴乐满的话则更加没有掩饰。他在布道演说中称：“我真诚地相信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都应当彻底毁掉。……我认为，中国的宗教领袖是敌视基督教的。我必须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决战，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们必须征服他们。”[6]

巴乐满的话代表了所有传教士的心声。许许多多其他传教士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另一方面，李提摩太给中国提供的变法方案中，一会儿说要由英国全面接管中国权力，一会儿又说要由英国、美国、日本一起接管中国权力。所以，李提摩太用耶稣基督来改造卑贱的中国国民的主张，跟他由英国殖民者尽情掠夺和奴役中国的主张，完全是一张纸的两面，彼此不可分割。

西方殖民者对于东方世界的屠杀，虽然是由少数侵略军实施的，但是五百年来的殖民史实际上是一些种族对另一些种族的掠夺和屠杀，是以这些种族为核心的国家集团对另一些国家和原始部落的凌辱和蹂躏。传教士的第一认同，往往不是宗教而是国家和种族。美国传教士伯驾被美国使团聘为中文秘书和机要顾问，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时，他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扩大传教士的传教自由而努力，同时也极为欣喜能够“为我的祖国服务”。

伯驾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特使阁下希望我不仅仅是中文秘书，而且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并表示对我无秘密可言。我充分意识到，对这一职责我不能稍有怀疑。这是天赐良机，使我不仅可以为我的祖国服务，而且由于担任了这样的职务，我可以在几个月内的复杂形势下，做出整个后半生都无法企及的贡献。”[7]

在这里，扩大传教士的传教自由只是一个有待尝试的计划，加入国家使团“为我的祖国服务”才是首先可以履行的坚实职责。伯驾日后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中国公使，可见他是多么得力的殖民干将。只要他们的国家需要，许多西方传教士一转眼就变成了殖民外交官。

在后来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中，由于传教士卫三畏玩手脚，有关条款准允传教士拥有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权利。当时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欢呼雀跃地给伦敦的宗教机构写信说：“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深感兴趣。——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8]

十几年后，美国国务卿在批准卫三畏辞去外交官职务时，还特地强调卫三畏对于西方世界的杰出贡献。“基督教世界将不会忘记，基督教弛禁这一宽大条款之所以能列入我们的对华条约中，得力于你的地方，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些。”[9]无论是传教士笔下的“基督教国家”，还是国务卿笔下的“基督教世界”，实际上都不是宗教概念，而是国家和种族概念。

国家认同优先于宗教认同，还可以从主持《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公使列卫廉的言谈中得到佐证。当列卫廉明确表示不在意条约中是否写入能够确立传教士的传教自由条款之后，卫三畏和丁韪良背着他私会中国谈判代表，对有关条款进行了表达方式的改变而获得中方认可。

列卫廉并不计较这种程序错误，反而向传教士讨好说：“我不能让这次机会对传教事业没有做出贡献就白白放过，因为我看到传教事业是由我自己的同胞在中国提倡的。”[10]

如果我们猜测列卫廉是一位基督徒，大致不虚。但他讨好传教士时并不从宗教认同角度说话，而是从国家认同角度说话，说明在他的理解中，传教士最重要的认同乃是国家和种族认同而不是宗教认同。

在西方世界了解、征服、掠夺东方世界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传教士群体实际上起了前哨的开辟作用。19世纪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大大有助于我们打开全世界的，首先是传教士，他们打开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传教士，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认识全世界。整个黑非洲大陆，我们主要是靠了传教士才知道的。……事实上几乎整个亚洲都是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把它的内部秘密显露出来了。”[11]

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在东方世界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传教士所生产的关于东方国民性及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及相关著作，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其宗教权力和殖民权力服务的。

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一种整体的扩张，西方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构成一种合力，对整个东方世界的财富、社会、国家、种族施以残酷的掠夺、压榨和摧毁，在这个毁灭性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群体虽然有时候也起过减缓毁灭程度、劝阻血腥屠杀的正面作用，但在整体上，他们是这种毁灭性力量中具有结构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翼，是这场持续几百年的罪恶活动的侦察兵和先锋队。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节，原题为《传教士的教化与殖民者的枪炮相互支持》，该书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 参见顾长声：《林乐知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梁启超全集》（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5页。

[4] 顾长声：《林乐知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5] 顾长声：《丁韪良传》，同上书，第202页。

[6] 习五一：《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网址：http://www.cass.net.cn/file/20080403119325.html，访问日期：2008年12月21日。

[7] 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8] 同上书，第268页。

[9] 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0] 同上书，第270页。

[11] 司弼尔：《福音与新世界》，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kubuwa

感想：

1. 标题没起好，究竟是〔传教士说中国人想赶走殖民者〕是愚昧无知 还是 传教士说〔中国人想赶走殖民者是愚昧无知〕 搞不明白。

2. 分析水平一般。还不如直接端上材料。搜了一下作者，口碑的确一般。

比如：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巴乐满的话则更加没有掩饰。他在布道演说中称：“我真诚地相信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都应当彻底毁掉。……我认为，中国的宗教领袖是敌视基督教的。我必须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这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决战，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们必须征服他们。”

圣经中本来就有激进的经文：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
看不出该传教士有什么“更加没有掩饰”的—— 基督徒本来就可以这么想嘛，残忍不残忍是另外一码事。至于说“赤裸裸的”、“毫不掩饰”这种词句正是共党文案风格，就不多说了。

我对传教士没有好感，不过这篇文章的确是没有亮点。

3.个人喜好：四月网刊的文章比乌有强在至少还能看，不过傻文章照样多得是。

傻蛋吞椰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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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那么严重吧，待会儿给你转个马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