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批判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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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一书中的第五章：“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的原定稿。出版时有所删改）

　　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这场主要由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影响。〔１〕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摧毁文化机构开始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都属于最严重的受害者。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１９６８年首先发难于北京，１９７０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１９７６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６个月。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本章研究了这场批判运动的起源、内容、参与者和后果。该调查有助于阐明，在那动乱年代里，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如何受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影响的。

◇　北京的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发生于１９６５年末，当时媒体上也重新出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这段时间里，由毛泽东引发的政治危机最深、混乱最严重”〔２〕。在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恶毒气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３〕。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有组织的批判。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４〕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５〕。

　　１９６８年２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６〕。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７〕。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８〕。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９〕。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１９３５－１９９９）〔１０〕。显然，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是孔从洲（１９０６－１９９１）中将之子，１９５０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结识，两人于１９５９年８月结婚。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２年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理工科毕业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并在１９６０年代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问题。１９６３年，孔令华曾把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之《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使毛泽东深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毛对现代物理学之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评论。关于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与其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１１〕

　　从一开始，学习班就将相对论作为主要批判目标，并因此简称自己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１２〕。他们选择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一群想出风头的人来说，相对论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１９０８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常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许多。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当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依照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３〕。

　　１９６８年６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的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相联系，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１４〕。批判者宣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１５〕

　　为了打倒相对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例如，他们称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１６〕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荒谬论点，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由反对相对论，〔１７〕但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虽然该原理在当时确实只是一项假设，但到１９６５年时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１８〕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１９３７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１９〕

　　１９６８年７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学习班在报告中称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委会则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当）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２０〕

　　１９６８年中至１９６９年中，“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继续搜集新材料，以撰写更多批判相对论的文章。〔２１〕这期间，学习班的成员也不断增加。〔２２〕不过，直到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革头３年中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合法化。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的３个主要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２３〕

　　８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新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其基调与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其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该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２４〕

　　为了驳倒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学习班里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捏造了耸人听闻的论据。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曾被广泛宣传的武装冲突。中方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数百人，并在全国各地的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２５〕。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将中苏边界冲突与批判相对论联系起来，声称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２６〕。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隐含了一种政治威胁，即任何企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都可能被冠以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罪名。但这种蛊惑并不能愚弄任何严肃的中国科学家，连非专业人士也哄骗不了。例如，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１９１８年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物理学相关经典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竺可桢指出，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人们并不能从相对论得出上述结论〔２７〕。因为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一种只与处于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有关的现象，所以它并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然而，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不可能阻止当时的批判浪潮的。１０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改稿并印发全国，企图在全国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２８〕。

　　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并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是文革早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２９〕。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伯达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３０〕。到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党内排名已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３１〕。

　　自１９６９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３２〕。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３３〕。有证据表明，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以前，陈伯达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毛泽东就曾愤怒地责备陈伯达，未经其批准就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陶铸〔３４〕。１９６９年初，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输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批准了张、姚二人起草的报告，却将陈伯达的报告连看都没看就原样退回了〔３５〕。作为曾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和“笔杆子”，这次意外的失败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大羞辱〔３６〕。像陈伯达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必定会寻找一切机会卷土重来〔３７〕。中科院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似乎给了陈伯达这样一个机会，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陈伯达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泽东与其女婿孔令华关于相对论的谈话，〔３８〕因而认为支持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其次，陈伯达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在文革期间仍对中科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隶属于中科院，故易于为陈所控制；而它发起的相对论批判，似乎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竞争者相抗衡。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相对论的批判，还与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关。〔３９〕自１９６６年以来，他曾多次公开宣称：“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４０〕。１９７０年４月，陈伯达亲自来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再次提出，“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４１〕显然，陈伯达是希望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世界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在本质上，他是企图复兴“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这一偏见过去曾经长期被保守的思想家用来抵制西方思想。只是这一次，陈伯达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４２〕因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也提出要推翻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以“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４３〕陈伯达一定觉得这场批判正合其心意。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已预定于１９７０年１月在《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红旗》和《中国科学》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期刊中的两种。但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刘西尧〔４４〕似乎对此决定较为谨慎。他决定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中科院遂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４５〕

　　参加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周友华等人。〔４６〕一批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１８９０－１９７４）、吴有训（１８９７－１９７７）、周培源（１９０２－１９９３）和钱学森（１９１１－）等也奉命出席〔４７〕。由于周培源早年是相对论研究的专家，而且在１９３０年代又曾与爱因斯坦有过个人交往，因此陈伯达特意亲自将周培源从陕西汉中召回北京。〔４８〕另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１９０７－１９９８）也接到通知，但拒绝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它可能既反映了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专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他超凡的勇气〔４９〕。出席此次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１９２７－）。

　　会议由当时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之一郝梦策主持〔５０〕。在郝代表和院革委会常委戴銮谟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他认为，这四方面问题中，以统一场论的问题最为突出。何指出，爱因斯坦未能完成统一场论与其不正确的世界观有关，称其“早年是受马赫主义的影响，晚年（则相信）斯宾诺莎的唯理论。”关于爱因斯坦的政治表现，何祚庥特别强调，爱氏“曾写信给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为美帝效劳，这是肯定的。”何还提到，“听周培源同志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总理打了电报去。”在具体谈到《相对论批判》一文时，何祚庥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他指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个实验与相对论预言有矛盾。”在宣读了一段毛泽东主席关于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的语录之后，何祚庥认为，“说‘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直接的证实，但有间接的证实。所谓证实是指在一定精确度范围内（的证实）。”以后，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何祚庥还针对批判文章中许多具体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显然，他对批判爱因斯坦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不同意《相对论批判》一文中的许多具体内容。〔５１〕

　　由于何祚庥在发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周培源紧接着也作了发言。周培源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在介绍过程中，他在许多方面含蓄地为爱因斯坦辩护。例如，周培源说爱因斯坦“生活比较朴素”；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欧洲和黑人在美国一样（受歧视），因此他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周培源提到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并）觉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得多。”〔５２〕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短语，对于有心之人则可谓意味深长。这则富有爱因斯坦式幽默的逸闻，既是对那些狂妄而又无知的批判者的一种嘲讽，又可博得那些同情爱因斯坦却又不能明说的中国科学家们会心的微笑。

　　周培源特别介绍了爱因斯坦与美国原子弹的关系，指出对于这件事要作“阶级分析”。爱因斯坦“主张做原子弹”是“因为当时纳粹要搞原子弹”，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工作。周还提到爱因斯坦在１９５５年曾与罗素联署宣言，反对制造氢弹，并称该宣言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指出，宣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出发”的。周培源证实，１９５５年爱因斯坦逝世后，周总理发了唁电，并对爱氏“有一定评价”。周总理还叫周培源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培源写了一半，记者写了一半。〔５３〕

　　对于《相对论批判》一文，周培源虽没有作直接的批评，但他上来一句“很抱歉，……文章也没好好看”，便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该文的反感。由于该文在科学上主要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提出批判，周培源将其发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介绍这两条原理的发展历史，并强调，“（这）两条原理是很重要的”。关于同时性的问题，周培源指出，在同一惯性系中，同时性是很明确的；对于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惯性系来说，“同时性没有意义，但这不是说同时没有意义。”针对何祚庥号召批判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周培源指出，“宇宙有限的模型”主要与爱丁顿（A．S．Eddington）的吹捧有关，“早已放弃了”。〔５４〕

　　无庸讳言，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培源也不得不在发言中对爱因斯坦作了一些明显是敷衍了事的批评。他曾说“统一场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又强调了爱因斯坦在１９３０年代对“运动理论”的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在发言中还客观地谈到，广义相对论里有争议的问题很多，比如坐标应如何定义的问题。这是周培源自１９３０年代起，就开始思考但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显然他在此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意见不同，但并没有在此审查会上利用这些科学上的不同意见，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５５〕

　　在发言中，周培源还借机建议中科院做一些像穆斯堡尔效应一类的实验，以帮助检验狭义和广义相对论。〔５６〕这实际上是建议科学院恢复基础科学的科研工作。在当时科研业务工作受到全面冲击、基础科学的研究几乎被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周培源的建议有重要的意义。

　　钱学森在周培源之后接着发言。他的发言以当年流行的“套话”开头。钱说他读了《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启发和教育”，他“是（怀着）满腔热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下他谈了四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该文“是（科学院）好多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活学活用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为此，他向有关的人员“表示祝贺”。第二点，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钱强调，“这个事要慎重”，因为爱因斯坦是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钱学森还指出，对于爱因斯坦建议做原子弹也要具体分析，“因（为）海森堡在德国也在搞，当时要抢在纳粹的前头。”这里，钱明显是在附和周培源的说法，并改变了他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在《人民日报》上就此事所发表的观点。第三点，应该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在相对论周围的“乌烟瘴气的东西”区别开来。钱学森举例说，“罗马教皇也用过相对论，……想借相对论为他们张目，但这和相对论本身要有区别。”钱认为文章对这方面的区别工作，做得还不够。第四点，“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钱学森宣称，“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告诫说，在证明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该批判文章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５７〕

　　《相对论批判》审查会开了一整天。在下午的会议上，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也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他）是学实验物理的，相对论是用过，但对相对论的基础没有考虑过”。吴谈到１９２２年，他曾亲耳聆听洛伦兹的演讲。“（洛伦兹）非常推崇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比他高明，所以搞理论物理的人更推崇爱因斯坦了。”吴说，“爱因斯坦是唯心主义者，恐怕他自己都承认。”吴有训声称，“很支持”“几位青年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他完全同意钱学森上午的发言，建议中科院支持并扩大该批判运动，因为“相对论涉及面太广”。吴的建议似乎也有借机使科学院恢复科研工作之意，而且要扩大范围，不仅仅限于物理所。至于《相对论批判》一文本身，吴有训显然认为文章的表述和概念都不够清楚，当然也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还对文章的一些关键论点，如“单程光速不可测量”等，提出了质疑，并尖锐地批评指出：从文章（的观点）看来，实际上存在以太，而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可以测出来的。因此，不但光学、电磁学领域中存在优越坐标，而且在一切物理学领域都存在一个绝对坐标，即存在绝对的以太。这样，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就成了“绝对运动”。显然，这不是什么“革命”和“进步”，而是倒退。〔５８〕

　　周友华也在下午发了言，并再次鼓吹，“对相对论的批评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向资产阶级夺权、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大）问题，大方向是对的。（它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切阵地。”他还叫嚣，“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坚持到底。”〔５９〕

　　主持会议的郝代表所作的总结发言，可能最能说明这场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荒唐性质。他说，“我是外行，是个用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但（我）有点朴素的（阶级）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了）很多人的头脑，就想造他的反。为什么不能批判一下？我们不能由他束缚我们的头脑。另外，他最后三十年无所作为，就否认了他以前的（工作），（因为）这世界观是一贯延续下去的。因此要批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关心的人很多，应该发动群众。物理所能否自己展开批判？可以试一试嘛，发现最后还有个绝对真理也好嘛！批判的角度大家不同，凑起来不就全面了？大家都来搞，就可以把爱因斯坦的问题搞清了。争取再过几个月，能拿出两、三篇文章出来。”〔６０〕

　　郝代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暗示《相对论批判》未能通过审查。的确，与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反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这篇文章，虽然很多人说得很含蓄，而且批评意见也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科学证据和论点。许多与会者表示，他们总的来说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有些人是真心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虚与委蛇，以免惹来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资深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赞同《相对论批判》一文，更不用说支持它的发表。该文章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６１　〕在得知陈伯达计划将这篇《相对论批判》发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会后私下对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６２〕周培源显然非常担心，这场批判可能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他仍继续推动该批判运动。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亲自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因为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陈伯达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不过，由于陈伯达出人意料地倒台，批判大会并未举行。〔６３〕

　　在这次北大之行中，陈伯达再次召见了周培源。在陈伯达鼓吹了为何应彻底批判相对论后，周培源坚定地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到。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６４〕陈伯达并不懂相对论，但执意要批判它。４月８日，陈伯达再次指示刘西尧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他还下令创办一份特别刊物，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６５〕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以及刊物编辑部。〔６６〕这份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的名称用的是“讨论”而不是“批判”或“批评”，这可能与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关。〔６７〕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出版，共发表了６篇文章，其中来自北京的有４篇，来自上海的有２篇，北京和上海是当时批判运动的两个中心。《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的《相对论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学习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不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６８〕

　　来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显得很特别，因为它与整个批判运动的基调明显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此文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２３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坚实的实验基础〔６９〕。这篇文章的发表，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中间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抵制。或许该刊物的名称《相对论问题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反对批判运动的文章会被选中发表：为了显示这是一场讨论而非单纯的批判，编辑必须发表双方的观点。不过，由于其它５篇文章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这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中，来自上海的２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批判调门是６篇文章中最高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７０〕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运动达到高潮〔７１〕，这主要依赖陈伯达的支持。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垮台。不久，北京的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草草收场”了。据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批判转为研究甚至捍卫相对论。学习班里的中科院成员后来在物理研究所单独组成了一个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结果，这些物理学家能够做大多数其他中国科学家当时所不能做的事：专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学问题〔７２〕。事实上，有些物理学家决定加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是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的“特权”〔７３〕。此外，一些前学习班成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批驳荒谬的批判言论。这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中国批判运动的分化，使顽固的批判者们，特别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深为不满。他们将这些转变了态度的学习班成员视为“叛徒”〔７４〕。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在《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中所要看到的那样，一些“叛徒”仍继续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持批判态度。

◇　上海的批判运动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１９６９年，为了与陈伯达竞争，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其上海的亲信，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积极开展批判。北京的批判于１９７０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７５〕。从１９７２年起，上海的激进分子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动机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因为这时的周总理已是他们获取更高政治权力的主要障碍，而且周总理不久前还曾公开赞扬爱因斯坦〔７６〕。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１９６９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熹就曾在会上质问王知常：批判相对论的科学根据何在？〔７７〕。虽然王知常未能、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像样的回答，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和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与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７８〕。“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后者在１９６７年以后为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所把持。

　　从一开始，复旦大学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７９〕。当然，这些抵制行动是十分危险的。例如，周同庆教授（１９０７－１９８９）虽然受到上海激进分子的压力，仍然拒绝支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８０〕。“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头头们指令他和其他资深的物理学家们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得意地称其是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８１〕。周同庆有意地翻译了些与批判不相关的东西，结果被指控抵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８２〕。

　　在陈伯达对北京的批判运动亲自表示支持后，姚文元也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初把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８３〕。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直接领导“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工作。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示下，“上海理科批判组”于１９７０年１月起草了一篇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宣称“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该文还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１９７０年６月发表在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上，在同一期发表的文章中，这一篇的批判调门最高。〔８４〕

　　北京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组”也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８５〕。１９７１年９月，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变失败后乘飞机突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党内外许多人由此对毛及其激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该事件对给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党的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主持〔８６〕。从１９７１年底开始，周恩来发动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科学和教育领域，这场斗争推动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工作。〔８７〕在此前动乱的５年中所执行的极左政策，已摧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对此深感忧虑的周恩来，早在１９７０年就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８８〕１９７２年夏，旅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访华，于７月１日在北京与周总理会面，敦促他“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８９〕。两星期后，周恩来在会见一个由１２名美籍华裔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大多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时〔９０〕，宣布了杨振宁的建议。他指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９１〕。９月５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萨拉姆（Abdus　Salam）。会后，周恩来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设计与制造。〔９２〕

　　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批判爱因斯坦所遗留的影响，并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周恩来在与一些意大利客人会面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９３〕。１９７２年夏，作为周恩来最主要支持者之一的周培源，也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９４〕。

　　不幸的是，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未能肃清极左的思想和作法。它反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极左派的领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周恩来受挫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到１９７２年底，这些激进派已使毛泽东确信，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走得过远。毛泽东有效地制止了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并转而整肃“极右”，这使得激进派得以恢复他们的攻势。〔９５〕

　　从１９７２年底开始，这些激进领导人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攻击周恩来。对姚文元和他的同伙来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对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间，尽管“上海理科批判组”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员仍继续为姚文元和其它激进领导人准备一份批判文件〔９６〕。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点下，该批判组在此期间对这一文件又作了许多修改。１９７２年９月，姚文元终于批准了这份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件。在毛泽东阻止了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后，“上海理科批判组”开始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批判文章〔９７〕。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４年９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改编成分别讨论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四篇长文，。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所有４篇文章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用“学术”的外衣来掩盖其政治意图〔９８〕。这可能是为什么姚文元及其亲信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试图在其所控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批判文章。

　　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底，“四人帮”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党内的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９９〕。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４篇批判文章中的第一篇《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上海理科批判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绝对时空观、发现时空相对性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另一方面又指责爱因斯坦走得太远。结果，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变成了相对主义，而根据列宁的教导，相对主义又必将堕落为“唯心论的时空观”〔１０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的作者几乎马上又自相矛盾地断言，由于空时间隔的不变性，“相对论其实是‘绝对论’”〔１０１〕。“上海理科批判组”还攻击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因为“弯来弯去，最后总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因而是“明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在第４章，我们曾提到苏联的日丹诺夫对相对论宇宙学中有限宇宙的批判。遵循类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海理科批判组”同样不能容忍有限宇宙，因为他们认为，“有限的物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１０２〕

　　“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另外３篇文章，基本上沿袭类似于第一篇批判文章中的逻辑和观点，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总的来说，“上海理科批判组”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物理）问题上也有所前进，”并推进了人们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认识〔１０３〕。但该批判组在其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１０４〕，他的相对论仅仅将他引向了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１０５〕。所有４篇文章中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１０６〕。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也没有一篇文章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是哲学的分析。除了对相对论及其历史演变的一些肤浅的介绍，“上海理科批判组”最常做的，只是滥用各式各样的哲学标签来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例如，“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认为，质能等价和四维能量－动量张量是唯能论的样本〔１０７〕；他们断言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１０８〕，指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的思想完全是“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并讥笑爱因斯坦未能建立其统一场论，称之为科学上一个“巨大的流产”〔１０９〕。

◇　对相对论宇宙学的批判
　　１９７３年６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在新创刊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攻击“反动资产阶级”的大爆炸宇宙学〔１１０〕。这一争端起源于新创刊的《物理》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１１１〕。该论文标志着中国对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的开始。其作者方励之（１９３６－）于１９５６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周培源教授和胡宁教授都在该系任教〔１１２〕。大学毕业后，方励之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现在的“原子能所”的前身），领导一个１２人的理论小组，研究设计生产钚的核反应堆，这应该是当时机密的核武器工程的一部分〔１１３〕。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方励之被打成“严重右倾”，以后又被开除出党，调离机密的研究工作，并于１９５８年重新分配到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任教。１９６０年代初，方励之在粒子、凝聚态和激光物理学研究方面都非常活跃。１９６９年，他和科大物理系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安徽淮南的煤矿劳动〔１１４〕。在淮南，方励之偶然发现了一本苏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１９０８－１９６８）的《经典场论》。他背着监管人反复阅读了朗道的著作，并从此迷上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研究：“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在劳动之后最心爱的读物，也是唯一的寄托。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蚊）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１１５〕

　　到１９７１年底，方励之已转而研究天体物理，但苦于缺乏对该领域当前文献信息的了解〔１１６〕。１９７２年春，临时到北京工作的方励之，在中科院找到了当时的天体物理学文献，并有机会与其他兴趣相同的物理学家讨论。在听说《物理》杂志即将创刊后，方励之便迅速地完成了上述论文，利用“‘标量－张量理论’（一种引力度规理论）和黑体辐射数据来计算宇宙演化的基本空间和时间性质”。文章发表后还不到６个月，就成为“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１１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性的争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对论宇宙学于１９３０年代在苏联受到谴责，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丹诺夫在１９４０年代末的抨击。日丹诺夫的讲话早在１９４８年就被介绍到中国，并很快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１１８〕。这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相对论宇宙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虽然并没有明文禁止，但在方励之以前，没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过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方面的科学论文。〔１１９〕这种情况当然也与大爆炸宇宙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有关。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发现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１２０〕而此时的中国已经陷入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极度的混乱之中，根本不可能从事有关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科学家来说，当时甚至很难充分了解到国际上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沿动态。在极左思潮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文革期间，方励之得以突破多年来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发表支持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这看似不可思议，〔１２１〕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到１９７２年，文革的高潮即最动荡的时期已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正领导着一场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强调要恢复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其次，当时国际上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并已发表了许多论文，方励之在准备其论文时就参考利用了其中一些西方文献。〔１２２〕第三，当时北京的相对论批判的闹剧已经收场，上海的批判尚处于半休眠状态，而方励之所在的科大又地处远离上述两个政治中心的安徽省，这使方励之有相对来说较高的自由度，来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１２３〕第四，当时在中国，研究天体物理和引力理论的队伍有所壮大，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讨论的研究群体。〔１２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体物理研究得以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优秀数学家的加盟，而这却是激进派片面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１２５〕

　　方励之公开支持所谓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为此，他们很快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却也带来了批判者们始料未及的后果。例如，中国天文学家们就得以借开展“大批判”的名义，在１９７４年恢复召开了各种全国性的天文学会议〔１２６〕。１９７５年，由于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激进分子再次退居守势〔１２７〕。是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１２８〕。１９７３年，方励之和他在科大的４位同事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天体物理学研究小组，在１９７０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科大的天体物理中心，霍金在１９８５年称赞该中心“达到了当时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１２９〕。同年，方励之与其日本合作者佐藤文隆分享了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论文奖，这被认为是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１３０〕

◇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除了促成天文学全国会议的恢复，上海的批判运动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结果：《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与北京及其它地方产出的批判文章相比，“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文章对爱因斯坦的论著有更多的引述，而这些爱因斯坦论著又是大多数中国读者前所未知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的优势来自于没收的两份许良英的手稿：一部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一部译著《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１３１〕。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６４年底搁置了出版爱因斯坦哲学论著的计划之后（见第四章），于１９６５年初将译稿退还给许良英。此后，许良英继续润饰译文，并与合译者李宝恒于１９６５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１３２〕。可能正是由于这篇合作的文章，李宝恒在１９６６年文革一开始时便遭到了批判。红卫兵从李宝恒在上海的家中查抄了他与许良英合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及许良英所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由于自１９６６年就与李宝恒失去了联系，许良英一直到１９６９年底才听说这两部手稿的下落〔１３３〕。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底，一位来自北京的物理学家来到浙江临海许良英所在的小村庄，代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向许良英“借阅”他所翻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选》）的草稿及有关资料，以便与把持着《爱选》成稿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竞争。许良英从这位北京来的代表那里得知，“上海理科批判组”正在使用他的译稿〔１３４〕。于是许良英便于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写信给上海的批判组，表示希望加入批判工作，并请他们先将他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还给他，“准备彻底加以改写”〔１３５〕。但许良英始终未收到该信的回音。又过了一年多以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许良英得知商务印书馆已恢复出版业务，便写信给商务，看看他们是否能恢复从前的《爱选》出版计划〔１３６〕。１０月２７日，商务印书馆给许良英回信，要他立刻将《爱选》的成稿寄去，以便决定是否出版〔１３７〕。许良英于是开始努力向“上海理科批判组”索回他的译稿成稿。

　　许良英先给身在上海的李宝恒写信，“要他负责交涉取回《爱选》稿”。但李宝恒后来回信告诉许良英，说他做不到，因为译稿已被上海当局“正式借用”，还打了“借条”。当局告诉许良英和李宝恒，“这些稿子，现在要用，用毕，一定把原稿全部还给你（们）”〔１３８〕。但是，许、李二人并未被告知归还这些译稿的具体日期。许良英立刻写信给留下借条的沈铭贤，“要求在一个月内寄还全部原稿”。在信中，许良英还希望借用者对他的“这些未发表过的劳动果实给以最起码的尊重。”但两个月后，许良英仍未收到其手稿，进一步的询问也石沉大海〔１３９〕。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建议许良英与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联系，因为“上海理科批判组”隶属于该写作组〔１４０〕。许良英于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给朱永嘉发了一封挂号信，告诉他自己将于３月底去北京，要求他们在此以前归还他的两部手稿。３月２７日，许良英终于收到了《爱选》的成稿原稿。但另一部手稿，长达１７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被告知已经“下落不明”。〔１４１〕

　　当许良英拿回《爱选》的译稿时，李宝恒告诉他，“上海理科批判组”已经让他和复旦大学的几位物理学教授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准备作为内部资料少量印一些”。既然只是“作为内部资料”，而且是“非正式地少量印一些”，许良英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５个月后他才意识到，这些“内部资料”几乎毁掉了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１４２〕。许良英于３月２９日将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并在一星期后即得到正式答复。商务印书馆“认为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１４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许良英留在北京校订、润饰译稿。他还从国外最近的出版物中发现了许多新发表的爱因斯坦著作。从这些新材料中，许又挑选了１８篇文章，添入译稿。６月，许良英回到浙江，继续校订译稿。７月，李宝恒也加入了对译稿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准备加译９篇从俄语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文章。许、李二人计划于１０月上旬正式向商务印书馆交稿。〔１４４〕

　　就在许良英和李宝恒快要完成增补和修订工作之时，一则新书预告却使他们大吃一惊。９月份，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许良英，“上海理科批判组”（以“复旦大学编译组”的名义）将于１０月份出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言论集》的新书。许良英将该书的预告内容与自己的译稿进行比较，发现它实质上就是自己于１９６５年完成的译稿的翻版〔１４５〕。决心捍卫自己呕心沥血多年的劳动成果，许良英于１０月３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１４６〕。１０月１２日，许良英又来到上海，亲自与上海当局的有关人员据理力争，以讨回公道。许良英的很多朋友都警告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１４７〕。尽管如此，许良英还是继续申诉。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险，但却从未放弃。朱永嘉对许良英的执著和勇气感到吃惊，不得不派人与他谈判〔１４８〕。为了诱使许良英放弃他的要求，朱永嘉提出给他安排工作，在书上加署他的名字，并付予其文革期间罕见的稿酬。对任何处于许良英当时的境地的人（一个摘了帽的“反动右派”，被开除公职，并已被迫在乡下劳动了１４年多）来说，朱永嘉所开的条件都是非常诱人的。但许良英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及其合作者对译稿所应有的权利。朱永嘉被许良英的固执要求所激怒，据说他曾暴怒地咆哮道：“我们出我们的书，与许良英无关”〔１４９〕。

　　在上海遭受的挫折，并未阻止许良英的继续努力，他决定向中央领导申诉。在从上海回家的途中，他在杭州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托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转交。竺可桢是许良英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在听说竺可桢将此信转交给国务院后，朱永嘉大为惊慌，连忙答应放弃原来的出版计划。１９７３年３月，朱永嘉从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与商务印书馆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将按原计划出书，而上海人民出版社则只可印刷少量的《爱因斯坦言论集》内部发行。〔１５０〕

　　１９７３年夏，译者和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一卷本的《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扩充成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不仅要收录爱因斯坦的哲学论著，还将包括他关于科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与言论〔１５１〕。这样，原定的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论著选”显然已不适用于扩充后的三卷本文集。而在确定新书名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场虽不大但却令人深思的争论。许良英提出用《爱因斯坦选集》作为新书名。有关各方都同意他的提议，唯独国家科委的一位干部不同意。此人的意见是，“选集”一词只专用于革命导师，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爱因斯坦是一位资产阶级科学家，当然不配用这个词。最终，根据于光远的建议，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１５２〕。基于类似的理由，爱因斯坦文集的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可烫金〔１５３〕。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又发起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其间已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的许多西方著作都被取消了。但是这一次，《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此前商务已经与上海当局达成协议，并上报给国家出版局备案〔１５４〕。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文革正式结束。同年１２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首次付印就印了２５０００本，但仅限于内部发行。７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１５５〕。周培源受邀为该卷作序，他让许良英帮他起草该序言〔１５６〕。在草稿中，许良英赞颂爱因斯坦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这一说法导致许良英和商务印书馆负责学术著作出版的编辑发生争执。该编辑反对称爱因斯坦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他辩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则反诘道：“（难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１５７〕最终双方都告到周培源那里。在听了双方的意见后，周培源沉着而又不无幽默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１５８〕

　　这样，周培源不仅机智地化解了反对意见，而且还给予了爱因斯坦更高的历史地位。重印的第一卷于１９７８年３月问世，其序言于３月１４日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以纪念爱因斯坦诞辰９９周年〔１５９〕。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不仅在学术界大受欢迎，而且引起了政治领袖们的注意。例如，胡耀邦（１９１５－１９８９）在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通读了该书。１９７７年，胡耀邦积极组织“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从文革中继承下来的极左政策。其间他曾向共青团的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说书中的内容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翌年，胡又在中组部干部会上，“要求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１６０〕。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出版，其内容为“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１６１〕。这一卷在中国的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中特别受欢迎。根据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报纸调查，第三卷是大学生最喜爱的图书之一〔１６２〕。

◇　《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
　　《物理》杂志创办于１９７２年６月。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扩展到文化教育领域，并采取特定的措施，挽救正陷于危险的倒退之中的中国科学。周恩来特别关心基础科学的研究，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些研究几乎被全部取消〔１６３〕。在１９７２年，《物理》是中国唯一的物理专业杂志，也是当时国内仅存的两种自然科学杂志之一〔１６４〕。《物理》杂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反映我国物理学研究和应用的综合性科技刊物”。其内容，首先要包括“在物理学研究工作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科学实验的收获和体会”；其次才是“具有创造性的物理研究论文（包括实验技术、研究简报）及评述性文章”，以及其他与物理学有关的专栏文章、讨论和简讯等〔１６５〕。该杂志的编辑们强调，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这也是经常用来走私非正统观点的一个借口。１９７２年底，方励之所发表的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响应毛主席依靠群众办报的指示，编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科技工作者”来“支持和帮助”办好《物理》〔１６６〕。《物理》杂志的这些办刊指导方针，预示了它在此后数年内的发展。

　　虽然在计划的刊登内容中，有关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被排在第一位，但在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期间，《物理》杂志并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刊登的文章都与科学或技术问题有关。不过，从１９７４年第１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治社论和所谓的有关物理问题的哲学讨论也掺加于《物理》杂志中。这一变化与当时全国整个的政治气氛的改变是一致的：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已被毛泽东制止了，激进派于１９７３年后期借“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了反击。在《物理》新增的“哲学和物理学”栏目里，曾于１９６５年批判爱因斯坦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家柳树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学习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感想。他将该书吹嘘成“指导现代物理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发展的灿烂明灯”，并敦促中国物理学家“认真”学习，以便在推进现代物理学的过程中“更好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１６７〕

　　列宁于１９０８年发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反驳一群所谓的“马赫主义者”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批判〔１６８〕。列宁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就是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这是当时物理学家的一个特定学派的唯心主义，列宁认为它与马赫主义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马赫主义得名于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１８３８－１９１６）。列宁称彭加勒（庞加莱）、杜恒和毕尔生是这一学派其他的物理学家代表〔１６９〕。列宁的结论是，这“少数新物理学家，在……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１７０〕。

　　在他的感想中，柳树滋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是“列宁在那一时期所作出的所有分析和论断并没有过时。”〔１７１〕他还进一步宣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科学家“从相对论中‘导出’所谓‘宇宙有限’的结论，妄图在茫茫宇宙的外面为上帝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且他们努力“从相对论质能关系式复活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告诫中国的物理学家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决不应当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动谬论都不能漠然视之，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假借什么名义，披上什么伪装，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柳树滋最后得出结论说，“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１７２〕。

　　柳树滋的文章引发了《物理》杂志上一系列对现代物理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经常是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教导为基础的。例如，在接下来的一期《物理》中刊登的一篇书评，就称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一书是“当代‘物理学的’唯心论的一个标本”〔１７３〕。不过，在此后的５年里，《物理》上的批判和争论还是集中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引发这些争论的，则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空间与时间》〔１７４〕。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秦元勋（１９２３－），于１９４７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应用数学领域的专家，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做出了贡献。但他也是积极参与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间北京相对论批判运动的唯一一位资深的中国科学家〔１７５〕。尽管北京的批判运动在１９７０年底就结束了，但秦元勋显然仍在继续完善其批判思想，即使在他被下放到河南上蔡县的农村之后也是如此〔１７６〕。

　　秦元勋的小册子的核心内容，是介绍他自己的新理论。他自称，这一理论将使一般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狭义相对论的时空本质”，并且抛弃了“有争议的‘光速不变’的爱因斯坦假设。”〔１７７〕。虽然秦元勋认为他的理论是在批判爱因斯坦时空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但他的小册子很快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在《物理》上引发了争论〔１７８〕。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评论秦元勋的理论时都持批评态度。１９７４年８月，一位署名甄敏的作者批评了秦元勋的小册子在基本物理概念和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错误〔１７９〕。１２月，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指出，秦元勋只是重复了某些西方物理学家自１９１０年以来做过的工作，他“不仅没有击中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中的唯心论及实证论，反而把一些好的东西也丢掉了，宣扬了错误的东西”〔１８０〕。但这些批评并没有阻止秦元勋继续宣扬他的理论。

　　从１９７５年开始，《物理》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物理学争鸣”，以“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些物理学问题的讨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１８１〕。在该栏目中争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相对论。为此，编辑发表了秦元勋的一篇论文，并附３篇评论。秦元勋的文章对他先前发表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１８２〕除了他以前的一些论断，秦元勋还断言他的理论可以将爱因斯坦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包含在内，而且能够处理可能的超光速现象、光子的静止质量及光速可变等问题〔１８３〕。在随后的三位评论中，没有一篇完全赞同秦元勋的观点。第一位评论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物理学家谢继深，他同意秦元勋关于相对论需要加以修正的意见，并称，“秦元勋同志不满足于相对论已取得的成果，敢于动它，力图突破它，这种精神应予肯定。”但是，谢认为秦元勋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了实验，秦文的“物理思想不够清楚，前提假设不明确。”〔１８４〕。北京师范大学的喀兴林和杨展如合作撰写了第二篇评述，该文质疑秦元勋“根本不涉及光的传播”，“不再和光学、电磁学直接联系”去探讨时空性质的作法。喀和杨指出，秦的理论不仅“物理意义是很不明确的，令人费解的，数学上也是很牵强的”〔１８５〕。第三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朱重远。〔１８６〕朱文一方面指出应对“渗进”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针锋相对地对秦元勋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反驳〔１８７〕。

　　秦元勋１９７５年的文章开启了《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在８个系列中，该杂志一共发表了２５篇相关的文章。其中专业科学工作者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撰写了１５篇（占６０％），其余则由业余科学爱好者们，如中学教师、工人和下乡知青（通常是插队到农村的中学毕业生）等所作。秦元勋写了２篇文章，其它文章中有１８篇（占７８％）评论了秦元勋的理论，但支持他的只有２篇（占１１％）。两位支持者都是中学教师〔１８８〕。评论者中没有一位专业科学工作者同意秦元勋的理论。不过，反对秦元勋并不一定意味着支持爱因斯坦。事实上，在１６篇批判秦的文章中有７篇（占４４％）也攻击了相对论。在所有２５篇文章中，只有９篇（占３６％）试图捍卫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然而即使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通常也只是有条件地阐述了他们的支持性论点，并且仍然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诠释。

　　“相对论问题讨论”系列始于１９７５年初，直到１９７７年夏才结束。最后一组争论文章发表于１９７７年６月，此时距“四人帮”被捕都已经８个月了。这显示，这场争论并非为激进派的领导人所直接控制，辩论的参与者们似乎也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动机。推动这一系列“讨论”的真正驱动力是“辩证唯物论”——即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的指导”。该争论的发展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从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事情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和发展了。在中国主流专业科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挑战相对论的文章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话〔１８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物理》发表了范岱年的文章，谴责陈伯达和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尽管范文谴责批判运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罪行，它仍然认同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间青年物理学家们批判爱因斯坦的主动行动，并且也未提及《物理》上的争论。实际上，范文坚持了对相对论进行哲学批判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确实包含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确实也歪曲利用爱因斯坦的学说，作出了荒谬的哲学结论。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１９０〕该文清楚地反映了，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条当时对于中国物理学家思想的束缚之深，其彻底之转变还需假以时日。不过重要的是，范文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它清楚地显示，从政治、科学甚至哲学上对爱因斯坦及其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反思已经开始了。

morning

胡同是炒股的地方，人们说看股品就能看出人品；

我看科学史也是一样，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对于中科院的院士何祚庥的人品，在他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迫不及待的跳出来的表态，恰如鲁迅所说：里面藏着一个小字。

对于64风波中的方励之以前这段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

quickcow

文革後何祚庥同志積極投入 到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並且終於用毛澤東思想關於“物質是無限可分的”理論，證明了“層子”是存在的。雖然何祚庥同志的這些成就沒有得到世界物理學界的認同，被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物理學界一致認為是偽科學，因為按照波譜爾的分界標準，“物質無限可分”這個命題根本無法證偽，因而只能是偽科學。但何祚庥同志的工作還是得到了我政府的承認，“層子模型”的論文榮獲國家自然科學進步獎”──原來何祚庥的“國家自然科學進步獎”是打共產黨那裏來的獎賞。

何祚庥根據毛澤東關於“物質無限可分”的原理，積極鼓吹，不僅層子是存在的，而且“層子也是無限可分的”。層子下面有“亞層子”，“亞層子”下面有“無 子”，“無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這些“子”們是否真的存在，雖然目前還沒有結論，但應當說，這些“子”的名稱確實閃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光輝，“無子”即無產階級子，“前子”即前進子，“毛子”即毛澤東子！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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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科院的院士还有很多其他名著和名言：

1952年5月21日，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倡把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所谓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到物理学[1]。有人认为，何祚庥当时只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对座谈会的错误不能承担重要责任[2]。

1955年,何祚庥在《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题为《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的文章，批评“梁思成颠倒了建筑学中“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讲求美观”的原则”，“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及“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

   2001年，何祚庥发表题为《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的文章，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来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13]。

    2005年12月4日，何祚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就当时严重的中国大陆煤矿安全问题表示，认为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不安全的工作，于是煤矿安全事故就像交通事故一样无法避免，并认为发展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种牺牲是一种贡献。

他最得意的是他自己自称的 “写了自然科学论文约250篇，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科学论文300 多篇”，“是氢弹理论开拓者之一”，“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 结果被人揭下了画皮，在学术界因为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