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了八路军: 《中国文化》1940年11月

Jinan90

报告文学篇　我看见了八路军

文/黄钢

序节

这时候，我是在这个篮球场旁边。
哨音不断地响着，每隔十五分钟，球场上运动着的十个人便要下来，被另十个人所代替。无次序的鼓掌、喝彩或起或落，球戏正常地进行着。

又一次较长的哨音响了，这说明一个旧的“十五分钟”已经终止，新的“十五分钟，应该来到。于是运动着的人们退场了，有好几个人从旁观者的地位走进球场之中。

这几个人中间多数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少数人不满十五岁，惟独有一个人显得有些老迈，他约在五十岁上下，竟也夹杂在那些年轻人里面，排成单行的队伍，立正，看齐，报数；一一预备从事这场游戏。
凑巧人数超出了十个，这不行，必得有人退让。谁呢？有个年纪最小的自动退让了，但别人马上要他转来，因为他是站在队伍的第九名的，十名以内的当然不须要退让……那么，站在第十三、第十二位的人都接着退让了，只剩下那曾经报数第十一名的人——个老年汉。

在那个老年汉的脸上，对这场球戏尚有着希望与期待的神色是一望而知，大家都看着他，像是有点为难。后来，一个强壮的少年人向这位年长者谦让，让他上场，并以其自身的退让作为交换。
老年汉在这时却和悦地拒绝了。他说：“你们来吧，这场不该我……”说着便走出了圈子，……哨音重又呼唤起来，球戏就不客气地开始了。
十分钟过去，调换运动者的时刻又到了；可是不凑巧，这次大家忽然决定不用排队报数的办法来决定哪十个人上场了―为了一种求胜的意欲的捉弄，此时，有某 某五个人的甲方，要向另一五个人的乙方进行竞赛的挑战……因此在事先不曾完全清楚这情况，当大家都上场的时候也跟着出现的那个老汉，这一回又不得不被排除 在运动者的队伍之外了。
他用局外人的步伐迈出球场。
随即，我们便可以发现他是寥寂地，蹲在球场僻静之一角，用那饱阅过世事风霜的眼睛，无所用心地朝前面看着……看些什么呢？从他那蹲着的低矮的角度引直出去，大概充满在他的眼帘之内的，是球场上二十条青年的、壮健的、不停地奔跃着的腿吧……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坦然？
为什么他两次都得不到向往中的娱乐，还是这般高兴？在别人愉快、活泼的气氛里，这老汉不丧气或颓然？
他是谁？
谁能够像他这样？
读者，他就是朱德。

是的，这位老年汉就是八路军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那球场上其他的运动者就是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无名工作者―电台助理员，收发科员，绘图干事，通讯排长……勤务员或者是班长。
这篮球场，是设在八路军总部所驻扎的、晋东南某一县属的村庄内。这正是晚饭后休息的时辰，在一到达八路军总部之后，准备访问朱德将军之前，所曾看到的一个景片。
我即访问八路军。
我看见了八路军；但是在我的行囊中，在我理智或感情的行囊中，就缺乏那一种世间所常见、人们所采用的、观察或抒写事物的针与线，以故在这里我提不出什 么军政方面巨大的题目，来向八路军的最高当局寻求概念的回答；首先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会有那样的遭遇，而朱德将军又仍安之若素。

“球场上，”接近朱德的秘书对我说；“朱德仅仅是朱德同志，而不是朱总司令；战场上，部队的行动和行政，大家都得听从他的指挥，但在游戏的场所，他却不能凭总司令的职务而享受别人的任何优待。”
“八路军里面，”总司令部的秘书继续说道，“所有人的身价都是平等的。”这秘书随后又把朱德会客的时间告诉我，再讲：“怎么样，你不是要亲自和朱德同志谈谈吗？”
我并没有去亲晤朱德（如一般记者所常做的）。我觉得八路军既然是这样地和别的部队不同，既然他们所有人的身价都是平等的。那关于它的访问，我又何必一定要从他们的总司令那里开始？
在总部秘书处索取了一封介绍信，我即时出发到他们的下层……

其一

远处，日本人的机关枪轻轻地咳嗽着。
这是我随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某旅，在白晋公路右侧辗转作战的第四天了。天明以前，我们踏着被露水所湿的山径，涉过积沙的、浅水的河流，来到这巨匣也似的，埋伏着预备给敌人以不意袭击的山谷里。
黎明已至。指挥员爬上最高的岩石在看望远镜，迫击炮位早就安定，步枪也加插了刺刀。据情报，敌人现在也许要由附近十多里路的村镇出来，经我们这山谷底下的大路向别处转移……
可是我们的对手是兔子样的狡猾呀！当我们最先布置成这个阵地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佯放着机关枪，装出好像是开始这条大路上的火力侦查，即将出发的模样，然而四十分钟……七十分钟过去，太阳也出来了，替我们运送粮食或军火的日本掮客们还是不见来。

是把队伍拉走，还是等待呢？这时我疑问着。
“不要离开原来的地方。”――政治委员突然发出命令，――“敌人还没有来，同志们，我们上一次课……”
上一次课？从躺着的山石上站立起来，我细听那命令的下文：
“乘这个时候，”团政治委员说，“乘敌人还没有来，我们大家把《新阶段》拿出来，讨论一段，各班由班长领导，排长以上的干部进行自己的学习，分别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律坐下来，不准放下武器。”
远处，日本人的机关枪还在那里微响着，那是轻桃、明脆，六五爆花子弹对空射击的声音，这几天以来我所熟悉了的。而此时在我的身边，战士们嗡嗡的，然也 颇有次序的话语的低声，像一部巨大但却柔软的纺织机在开始它的梭织了：“同志们，我反对副班长的意见，他机械地了解间题―国共合作是长期的，有光明的前 途，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但不是我们向国民党投降……”这样的句子一来一去……那些山西人，那些河北人，还有那些扬子江流域的南方战士们的口音，最近我也 是听惯了的，但在敌人机枪伴奏之下，由一些普通战士们的口里所演唱出来的，关于国是与党派问题的辩论，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遇见。
而且，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时机呀！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物环境呀！夏天清晨的流云，以淡素的彩色逸通于空际，伸入高空的白杨树，用圆形的小叶轻轻地替自己 摇扇着风凉，远处，传来布谷鸟清新又含有水分的啼声……是平和的、诗的场面呵；然而不，这却正当是七个师团的帝国军队来开始“围剿”晋东南的时期，我们部 队的无线电人员，和千百万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报纸读者，此时都在等待这反扫荡第一条战线上的战斗消息，而这里，这里的斗争者却是毫不焦虑地，在被打击的对手 还未登场之前，讨论或阅读他们的政治课程。

“敌人还会来吗？”我问他们的指挥员。
“谁知道……现在还说不定……”他们眼睛仍不离开望远镜。
一串尖锐的金属呼啸声从空中经过，落到我们所处的山坡附近来了―这是颗山炮弹的爆发。
接着，第二颗，第三颗，尘烟在山岩间朵朵冒起，钢铁的碎片撕乱了四周静谧的空气。
“同志们，在阴影的地方隐蔽起来，”又是团政治委员的声音，“……不要离开原来的地方，继续讨论。
这是怎么回事？
“敌人一定不来了，”指挥员放下望远镜，把它装进皮盒子里面，“它已经晓得这条路不可靠，朝别处走了。这些炮，”指挥员解释：“是他临走之前的示威。打不准的，没有什么意思！
是吗？炸弹降落的地点，显然说明了技术射手轻易地怠惰、毫不精细的工作态度；但作为一个初上战场的宾客的我，那震耳的响声和烟土的飞腾还是促使我的心肺紧缩了。

而我即刻恢复了泰然，当我重新环着四周，看见那些战士和干部在炮弹爆发的威胁下，仍然那么从容，那么镇定地进行他们的会议与阅读的时候。
“是多用功的一些人呵，”这天我开始在我那小小的工作手册上写道，“我所看到的八路军，是如此勤于学习的部队……”。


其二

“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前存在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着吧，无产者在这里面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什么也不会失去，他们将得到整个的世界。

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宜言最后的几句话。在这几句话下面，我看见有人添写了这样一段誓语：“我是一个手艺工人，我以前不能精通这册书，可是我―我们中国的无产者，一定要为这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到底！一定要为它在全世界胜利地实现而奋斗到底！”
这誓语下面的签名，是“唐亮”两个字。
唐亮，是那册书的主人，现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某旅政治部主任。十多年前，唐在湖南浏阳县城里做一家鞭炮店的手艺匠，不识一个字，而现在他能读懂一般共产主义的书籍，并写出一些军政问题的论文了。
八路军，这学校，它是如何地教育着人呀！我读过一篇炊事员的文章，它那原文：“行军担锅时不要嫌疲乏，不要麻烦老百姓，到了宿营地，不要老百姓挑水，发菜要公平，保证不煮生饭，对战斗员要和气，这才是一个有理论的炊事员。”
——有理论的炊事员，作者的名字叫做李国华。可惜李国华的年纪太大了，不然他也会写出像下面的日记吧；这日记出自一个勤务员的手笔，勤务员还太年轻，十五岁。
“昨天，开学习竞赛大会，唐主任号召我们加紧学习，他的话是正确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拥护他。
“夜晚做了一个大梦，梦见马克思来参观我们救亡室，他从那张画像上跳下来，他摸我的头，听我们唱歌，叫我们也努力学习，他的话很正确，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唐主任说过我们要拥护他的。
“就是马克思同志很不清洁卫生，他的嘴上长满了胡须，他要常常洗脸刷牙才好——这是我的意见，完了。”

其三
“你笑什么？李玉山。”
李玉山就是那梦见过马克思的勤务员。
此刻，李玉山手里正拿着一张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廿五号华北版的《新华日报》，在同一个文化教员共读着。
“我笑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李玉山回答我说，他指给我这张报纸上国际版最末一则新闻。
法国卵翼下的新波兰
纽约《前锋论坛报》项载有法国西北部翁热城消息：法政府已在罗亚尔河流域征用产业一处，面积共若干万英里，以之作为波兰所在地，成为世界上最小之国，且为任何地图所未列入者，该国在战前原有居民三千五百万人，今兹成立之新波兰仅有居民五万人左右。
“你说还不是一个笑话么？”李玉山说：“平顺县也有八万人呢，新波兰连平顺县都赶不上。”
经文化教员在旁连接地朗诵和解释，李玉山大体上已能读下这报纸上各项重要的消息。他方才和文化教员很慎重地谈过西乌克兰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 政策等等问题。李玉山是了解资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政府的区别的，也明白他所出生的地点——山西平顺县的地理常识：人口统计的数目字。
但是李玉山不是生来就知道这些的。当二十四个月以前，李玉山还在乡村中靠贩卖柿子或帮人服役于农事过活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些的。那时候他只知道：做 买卖要留意钱钞的真假——有好儿种地方票子是常常要倒塌，不能够作用的……那时候他只知道：有别的沿公路、沿铁道的县份的人们，都被日本人赶到这里来了； 而这里土产的甜美的柿子，却不能如往常一样运到别处去，只好让它们在商场上（多么贫窘的中世纪的市集呵！）大批地烂掉。可是，也不一定，更时常有不讲道理 的中国队伍像毒蛇一样地爬过这里，惊破了农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让妇女们啼哭起来，逼得老年人把牛羊都赶进了深山，又使得李玉山盛柿子的竹篮被抢掠一空， 任唤叫，任哀求，也讨不回一个小钱……“只有八路军才不扰害老百姓，”李玉山的经验告诉他说：“只有八路军才叫人学好，教人读书识字。”

于是李玉山便写出响应学习号召的、轻快、简短又天真的日记了，如我们所读到的那样。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应该有着怎么样的梦呢？如果李玉山会回想，他 也会记起那一度参加过别的抗日军的事情来的，但是在那里，李玉山没有得到纸张、铅笔和“战大初级读本”，只得到长官的打骂与士兵们不守纪律的熏染。而来到 八路军，李玉山梦见了马克思。……我们的农村，一向是封建的、文化落后的牢监呵，为什么李玉山的思维活动能够从狭窄的银钱计算与个人的苦难里解放出来，稚 气地但却是自由地在梦中会见了那一位创导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德国人呢？
有那一天吗？有那一天，李玉山不仅仅是因为听熟了马克思这个名字和对于这个名字的尊敬与感谢，而在睡梦里与他的影像会晤，而且是为了工作，为了提高认 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能力而拿起那伟人的巨著，并用笔记下（不是那短短的日记）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类笔记的时候，那么，1938年春天走进八 路军来的这位斗争者，就会以更高级的理论观去了解八路军在中国农村里革命行动的不可置辩的良好意义，和他自己在幼年就参加这队伍的必要和幸福了。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今日的唐，以及唐在工作中所表现的政治觉悟的深度替我给李玉山的来日的预期，批注了圆满的保证。“那时候，”唐有次说到十数年前的 往事：“我整天在老板的铺子里做出鞭炮，但是倒不能玩玩那种东西。有一回，是过年的时候，别家的少爷们都在街上放着鞭炮，我走拢去，也想玩玩，他们就向我 笑骂道：你走远些吧，你是个什么人？……，他们认为我是个做鞭炮的，一生一世都只配做鞭炮来给他们玩……，那时候别人为什么那样轻视我，我无论如何都是想 不通。”
“现在我懂得了，”唐接着说，“以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剖开上面那幅旧社会的讽刺画——当做工的人，还是为他的老板做工，种田的人，自己没有土地，或者土地还没有收归公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永不会平等的。”

其四
“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唐不向我隐瞒他的斗争生活的母亲，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求一种做房子的人也有房子住，做衣裳的人也有衣裳穿的，全世界人完全平等的社会。”
“目前，”唐说着，又照例用谈话时的习惯，从低矮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在房子里一面走，一面讲道，“目前我们要我们的国家进步……”
“我们要求着一种普通的、真正的民主，和民众参加政权的权利，”唐接着说，把他那一双严肃的眼睛正面向着我，“我们要求不是为了一个党、一个阶级的利益所专有的宪政，这就是我们最近的主张，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唐重复地说，也重复地在房子里走着，如同一个演员，为了剧本上的规定，要他像这样在戏场上行动一样。
不，就像是中国的劳苦阶级，为了历史日程上的规定，要他们登上政治舞台一样，唐这样走着；已经有好久了，他不曾中止，更不曾打算退到他那原来低矮的位置上去。
“空气不好。”唐对我说，他动手开启这房中的窗户。
那是一扇较古旧的窗户（八路军所驻扎的这一房屋，原是封建地主的财产），在它那陈腐、不坚固的木料格板上，结合着过时的图案；唐，细心地也带着爱护的意味，把它开启了神一他显然每天都研究过这窗户的性格，懂得要开启它必得施用如何手式。
窗外的空气流进来，在西方，乌黑的云霾纠合着，像是有阵风暴诞生了……这里我感到唐呼吸力的敏锐；他和我同在一个室内，却能预料到外面的天色。
“唉，”他叹口气说，“这窗户太小了，如果是我们盖房子，一定要弄排大窗户。”
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大窗户呵！？
——我们新闻界是渴望着舆论的自由。
“不要怕，”唐说，“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一所大房子，好房子，像我们在杂志的画片上看见的，苏联工人们的宿舍一样。……那里面的伙食比我们现在的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洗澡盆子，能够看电影，听音乐……”
因为我和唐的出身不同，我不常主动地去碰合他的视线，这．次我稍微扬起了头，看见唐那一贯是充满了挑战的表情的眼睛里面，此时有一种美丽的、柔和的、 对未来的日子的真实的憧憬在那里占据着。那是一种什么力的源泉，什么理想的光呵，我的心，接触了他，便有些灿烂与温暖之感……那好像正是我们这一时代人所 必需的、所必需要的东西。
而冷风从窗口吹进，唐的电话铃响了，旅司令部的通讯员也同时走进来。唐听完了电话，看过司令部送来的通令，对我讲道：“不太平呵，我们恐怕还是有战斗……”他问我的行装是不是经常准备着作战的，又说如果我嫌身边的书籍太多了，可以送一些给图书管理员装一牲口……
我即刻走出了他的屋子。

炮声从村外的山头上传过来。
——但这也是常事，我不理它。夜里，一阵骤雨扫过这村庄，而天庭复亮出明星，旅司令部的警卫连早就把那队拜访我们的东洋客人送回去了。燃灯后，我顺手抽来身边的书籍，我想更确切地弄明白，所谓“共产党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坚强的声音向我回答，“是特种式样的人，我们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
“我是一个手艺工人，”唐写在共产党宣言后面的誓语又在我脑里凸现了，“我以前还不能精通这册书，可是我——”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却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的全身呀！
“你们应当经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马克思对工人们讲道，“不仅是为了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而且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和使你们自己变成为能够进行政治统治的人才。”
你已经改变了吗？唐同志。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在你这句肯定不移的言语里，体现了共产党人无比的自信之旗，体现了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建筑起一座大房子的智力与勇气。
而你确是改变了，唐同志。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做鞭炮的人了，红军―八路军的教育，党的斗争生活，已经把你制造成一个鞭炮，你的颜色是红的，你的政治呼 声如此之响亮。你现在是在一整串巨大的鞭炮的队伍里了，唐同志。你国际主义的军队，你世界无产阶级自觉的、先锋的团结，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科学的文句燃起了火焰，你们喊叫着：“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
而你们革命的行动是有效的。
有效地使旧有的自己变新，使旧有的世界转向合理与良好……
所以有许多别的阶级成分的人们都来跟随你们，团结在你们的周围了。
其五
人家说八路军是包罗了各项种类不同的植物的花园，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些转移了二万五千里路的坚韧常青的树木旁边，我们将看到众多的新长出的年轻的枝干，他们是从各个角落而来的革命队伍的候补军。
“假如我是在德国的兵营里，我的信仰一定会叫我调转枪口，对准希特勒。”有个叫穆勒的德国青年这样作入伍八路军的演讲，“在你们这里，我却要努力地工作，一直到国际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时候。”
高尚纯洁的思想的土壤，才能够叫这些出身各异，籍贯原不相同的花朵谐和地排列起来。加拿大的医师白求恩在八路军这里服务，从自己身上抽出血液来救护伤 员。假如白求恩医师不是个共产党员，他富有世界荣誉的外科技术与自己的血液，恐怕不会无代价地灌输到八路军的战士们身上去的。

“感谢八路军同志对我们阶级的支持……”当参加了八路军的日本弟兄们发起组成“觉醒大同盟”的时候，有一个在八路军中间工作了很久的“俘虏”如此发言，他名叫小林武夫，他是个工人。
不只是这：为什么那么多有产者的子弟，肯抛离那些温暖的家庭，跑到这劳苦大众的森林中来呢？我看见一个南洋归国的华侨，那是在部队攀登高山的时候；到 了山顶，传言说下山便要和敌人战斗，这时大家都减轻行李，那华侨，从简陋得可怜的背包中拿出一本厚厚的贴照簿来，加以短短的、最后的一瞥即把它掷之于谷 底。别人问：“这是些什么呵？”他说：“去它的吧，过去的那一套我都不要了！”―贴照簿上面贴满了他过去生活的照片，他原是一个大工厂经理之子。现在，实 际战斗生活已经把他改变和提高起来了，他远离而且否认自己过去不革命的生活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连一张穿西服戴礼帽的华贵的照片，都不愿保留。……
……广东人，说着生硬的、不柔和的国语，脚上穿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成的草鞋，怀着从没有见过雪片的、南温地带人对严冬童话样的心情，来到了八路军 的游击队；而教育干事、连副、指导员的职务，又终于使他的谈吐趋于流利，身心也更耐于中国北部的寒冷。四川人，开放着永远是乐观主义者的嗓音，在伙房制作 大批粗陋饭菜的时候，在武器检查日战士们擦枪整理零件的动作之闲，在群众大会上，农家的草场与磨盘之前，对着“伙食委员会”的菜单，拿着油印的部队新闻 纸，向那些欢迎八路军的群众，大声地喊着口号，大声地朗诵消息，大声地计算着公用的支付，呵，请允许每个人对他的过去都不说谎吧，这些事务人员，这些文化 教员，这些民运工作者，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主，是军阀，或者是烟土商人，他们从前是到乡下催收过佃户的租款，使用过马弃或厨司的照料，顺从过那躺在鸦片灯 旁的亲属们的意志的呵；但是现在他们出现了，出现在八路军里面，决心要做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的组织家”，要把文化知识分给士兵，分给落 后的人民，要叫这病态的、衰弱的、旧中国的血脉流通起来，要叫那忍耐的、向不看重集体力量的农夫去取得武器与人格。
于是无声的中国改变了，随着八路军巨大而且正确的战略的手的指挥，妇女、儿童、成年人的义务教育普遍地实施起来，庄稼汉和村妇开始应用民权；村、乡、 镇、区、县的政权从下而上地革新而且巩固了，贫农和富户间的统、战线升到更高的水平，地方武装广泛地发展和被锻炼着……你听过马列主义天才的作曲家所预制 的凯歌吗？——“我们乡村终能够战胜城市！”——现在乡村正在这样雄辩着。

其六
但重要的是人民认识了八路军。
人民认识八路军，不是从八路军的旗帜上，八路军移动、作战的时候，是向来不展开旗帜的——它不需要农舍居民从番号的大字上辨别是谁，而是在对妇女的礼貌，对商户的公平这一类事实中，人家认出这是第几路——不是别的队伍。
“我们自己的队伍！”老百姓这样称呼八路军。
我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遇到过这样的事，这就是我们的队伍决定要爬山、绕小路，而不从原来应该经过的村庄里通行了。因为在前八小时，我们的队伍从 那些村庄里经过，是那样剧烈地震动了居民；做烧饼的老头子把正在做出来的烧饼全部交到我们营长手里，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含着泪，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塞给 我们当中一名年轻的战士，“这是去年的鸡生的，”她说：“我穷人家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另外，大批的柿饼和梨子由每一个门户里涌出来……有个壮丁抱着一只 白色的兔子，说这是他父亲临死的时候给他剩下的、惟一的财产，他现在虽是贫苦到顶了，但还希望八路军能够收下它：它是能够做一味美菜的。他解释，他追上我 们那急急开拔、行走得远了的行列，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我们队伍里有两个病弱者在支持着行走，而且还背着枪，坚强地要去参加这一次的战斗。
而现在（我们已经战斗转来了），营长在队前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走原路回去了。我们这一次破坏敌人车站胜利的收获，不能马上让这里的老 百姓知道，因为他们太拥护我们了，恐怕朝原路转去又要惊动他们，惹得他们更加慰劳……同志们，我们绕路走吧，宁可自己多疲劳一些，也不要影响老乡们的生 活。”
当然——大家都赞成了营长的意见。
又一次战斗里，队伍处在敌人七路包围下，有两个联队的“皇军”分途向我们的地区压迫推进着，这时我们已经有两餐饭没有吃了，一者因为昨天到今天一直都是不停地在山地里移动，二者是因为所经过的村庄都是敌人刚刚搜洗过的，没有居民，也找不到食物。

一个管理员，在荒芜了的菜园时找到几个南瓜，预备弄些枯枝，把它们烧好了，送给指挥所的司令人员吃。因为他们是最重要、最忙碌的人，如何把我们这一旅 人从恶劣的不利的地位更正过来，能否突围出去的命运，完全系之于他们首脑部现在应付的精神与劳力。可是，当那旅长知道管理员这举动以后，他抛下电话耳机、 军用地图上的策划、战斗情况的判断和听取以及给各兵团的指令等等工作，好像这件事比敌人七路围攻的凑近还要严重似的，跑到房子外面去，对那个管理员叫道：
“喂，你什么地方弄来的南瓜？”
管理员支吾着。
“你向谁买的，给过钱没有？”
管理员摇摇头。
“真见了你的鬼！”旅长大声责备这个人的殷勤：“哪个叫你这样节省，大家都没有吃饭，你就去偷些南瓜来；我们旅部的人又不是军阀，要你侍候？你在什么队伍里头？你是八路军还是土匪？”
破坏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坐禁闭的处罚落到那名管理员的头上来了。
“我怎么不能这样处罚他？＂那旅长回驳人的拦劝：“今天这里没有老百姓，我也晓得；―那照你们说老百姓不回来我们能犯规了？”
“败在日本手里可以挽回，”旅长对参谋人员解释道，回到他指挥军事的房间里“要是败在老百姓面前呀，嘿，那我看就挽不回来。”
“也只有在对老百姓的纪律上不吃败仗的军队，——我以前也听见有谁这样说过——在真正的敌人面前是不会不利用的。”
果然，这次反敌人七路围攻的战役也是胜利，……像已往一样，像已往八路军任何次的战斗一样。

其七
熟悉的声音，是唐在和我说话。他随手又开启了那一扇窗，瞩目于远处。我随着手看出窗外：见一群雁，翔飞于白云厚重的天空……有两只忽然落后，没有跟上队伍……
“你知道么？”唐问我，“两年前，我们有一个团长在晋西北开了小差，脱离了革命了……”
唐说，自红军改编八路军过山西抗日以来，部队便处在更多的物质引诱的包围里了。这时，他们旅里面有个团长张少东，被汉奸和敌探引诱得腐化起来，开始醉酒色，贪爱银钱，而正当上级要撤掉他的职务，准备跟他作思想方面的斗争时，他竟闻风先逃了……
“是个人走的么？”

唐答复我：“还不；张少东收买了一群极少数政治上落后的战士与下级干部，组成了他逃跑的队伍……”“年轻的时候，”唐细叙道，“张少东是石匠，也做过 土匪；红军在鄂豫皖苏区收容了他。作战很勇敢的，不过他就是一贯不求政治上的进步，轻视党的领导。内战时期，因为没有外界恶势力诱惑，斗争环境极单纯，所 以他也很坚决，使其做到团长；但八路军中间像他那样党性弱的干部，在那时也是很少，很例外的。
“张少东逃跑后，带着他的私人队伍从山西撞到河北、山东，不久便大大发展了他的势力。他有时也和日本人作战，借此才号召了许多游兵散勇——但多数时间还是用在抢劫上。同土匪一样，做头目的张少东变得非常之豪富。
“不过，短时期以后，张少东庞大的队伍崩溃了。
“张少东的手下，一群一群地，用张少东从前带领着他们离开八路军的方法，离开了他。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要发财，要谋一己的利益和发展，最好是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
“从这时起，张少东才苦痛地想到他为什么不能够长久掌握他的部队，巩固他的部队的间题。他回忆起红军在江西受五次围剿而从不分裂，长征走雪山草地犹无人动摇，去另寻个人出路的这些往事。……重新检查他离开八路军，首先是自己做错了。
“渐渐地他认识出：一个部队的组织，如果其目的不是建筑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合理的、长远的、平等的利益之上，而只是依靠每个人目前短暂的、不合理的利欲的要求而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部队将是无从掌握，也无法巩固。
“觉醒的农民都知道了，张少东的部队抗日不过是一个招牌，一个幌子，再受不到已往老百姓对八路军那等的拥护与优待。兵马全部瓦解后的头目张少东最后终于病卒在山东。”
说出这故事有什么益处呢？八路军的敌人们由此将获得一件关于共产党的军队干部所犯的错误的材料。向来反对共产党的人们，也将会轻松地汕笑：工人们，农 民们，劳苦大众革命工作不过是狂妄分子的空谈而已。……甚或这份印刷品还会被他们常常剪去制版登载，作为污蔑八路军无上珍贵的宣传。

呵，假如有谁愿意那样做，就让他彻底做去吧。下面，还有一封张少东在临死之前，托那地方的共产党员写给原来领导他的八路军政治机关的一封信——

“在那封信里面”，唐对我补充着说，“张少东正式悔过，承认他脱离组织的错误。他说他是个穷苦的石匠，是应该为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的党，为党的军队 而尽职到底的。他说他起先犯了错误，就不应该害怕和逃避党给他的处分与批评，更不该带人组成队伍，脱离党的领导，违背党的利益。去谋他个人的发展。因为没 有党的领导，部队不能有正确的行动，不服从党的、群众的、全体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这三者是一致的整体），那一切部队将是不能长久地存在与巩固的……
“同志们，我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张少东的信件终于在唐那一旅的油印干部读物上发表，我亲自读到的末尾的句子——“跟往常一样，我还是要把你们喊做同 志，只可惜我听不到你们的批评了；望你们把我的事情当做教育大家的材料，好让别人不再重复我的错误。现在不管你们原谅不原谅我，我还是信仰共产主义，走回 到我们共产党的道路上来。我明白八路军的壮大与巩固是有理由的，它一定在最终会完成共产主义胜利的使命。再会了，同志们！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其八

“你们用什么东西来巩固你们的部队呢？你们为什么能战胜一切，而又从不可能被战胜呢？”凡读过张少东的遗书的人，就不会再向八路军这样询问，因 为他们一定会懂得，那一种共产主义道德，和全体人员有意识地为未来社会而战斗的精神，乃为别的军队所不可能抄袭的、八路军特有的武器与财富。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你去参观他们的战地缝衣厂罢，在那里你将看见他们的缝衣匠每天的工作成绩，是四倍于普通雇用裁缝的收获。这是他们得到了比雇用者更多的金钱么？不，相 反，他们的工资要比那些普通裁缝低下得多；他们的努力与积极，只因为头脑中浸润了一种自觉的工作精神，用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事业的缘故。
合作社里面，旧有的贸易态度被废除了；有个外来的参观团在宴后要付给酒资，遭受了拒绝。“我们是八路军的合作社，”被看做“贪财的堂馆”的年青人表白：“我不能收下你的小费，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

一切不好的规矩到这里都根本改过；无论你走进八路军的哪一个部门，都会碰到同一类型的工作者，他们这些人从不轻易谈到个人生活或感情上的细节，而只是 用科学的、精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词汇向你说着话，谈着公众的间题。他们的饲养员，用最友爱的态度对待牲口——饲养员明白了这些骡马的强壮与革命事业的关 系。医生，不以单纯的、附庸的技术态度诊治病人——医生在这里不是为金钱而服务的职业卫生家。
如果有人持着照像机来到八路军，别人将不要你把镜头对准那些高级的首长，他们希望胶片用之于摄照英勇战斗、学习优越的个人或部分，以之作为鼓励的工具或奖赏的画片，却不乐意把照像占为上层私有的消遣品。
一个人，参加到八路军里来，就真正地变成了一个“人”。这里不叫你得到赌博、押妓、吸鸦片的机会与知识，而是把你培养成一个有骨颅，欢喜看报纸、读书，对音乐和戏剧说得出意见，更具有高级政治认识的公民。

其九
人们将指责我不说八路军的缺点。
我为什么不说八路军的缺点？有一个旅长，他屡次拒绝别人把他的家信交给他―他从来不看家信，因为他知道，信里面总是那在故乡的贫苦无依的母亲在向他讨钱；而他，这只拿五块钱一月的薪水的旅长，在这点上是无法向他的老母解释，也无法使她的要求得到满足的。
我认为这是八路军的缺点。
“我有什么办法嘛！”那不忍心拆看家信的儿子在这里叫道：“我不是不想帮助家庭，也不是没人性；他们只晓得我在做旅长，不晓得我做的是八路军的‘官’，赚不到钱，发不了财的！”
当然这种人不喜欢发财，不过他为什么这样偏执呢？为什么别人以后将信硬交到他的手里，他硬要咬嘴唇，把母亲从数千里外寄来的书简撕碎呢？
这不是八路军的缺点么？
八路军诸如此类的缺点是很多很多的，我们何必要替它把真情隐瞒呵！他们的牲口，一多半享受不到用皮鞍的幸福，只是将粗硬、古旧、不合适的木制鞍架驮在 背上，载起那杀敌的武器在祖国的原野上奔跑，正如同它们的主人，成年在祖国的原野上为尽忠民族而奔走，忙碌，也从得不到足够的衣服和棉被，样。冬夜，有三 个平原的模范兵团通过几道封锁线，在白皑皑的雪地里所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道红色的、连绵成串的血迹，因为他们没有鞋袜，赤裸的脚板都不可预防地被冻坏 了……因为军火困难，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指战员都要走下战场，去把那用过的弹壳（敌人的或自己的）重新拾回来，以备再灌上火药供给下次……
武器更是缺乏。
我认识一个排长，他叫于化龙。于化龙从前是工人，做过铁路上的事情，也在兵工厂干过。他能够制造或修理枪械，但他现所服役的部队，却是步枪也不全，机关枪更是少见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
对于我们的国家当局，于化龙常不免有些埋怨。为什么我过去做的枪械不发到八路军来呢？——这空而无谓的喊声时自他的口中发出。
调他到八路军的修械所工作，他不去，他说他一定要替他的那个排在战斗中生产一挺机关枪或别的一点什么之后，再离开现在的职务。
他作战是很勇敢的。在阵地出版的鼓动报纸或诗传单上面，常标出他的名字：
模范的奋勇队员
我们冲锋的旗帜呀
于化龙同志！
“什么人才算是奋勇队员呢？”指导员在作战之前，又这样动员道，“格外不怕死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情愿用大无畏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去消灭敌人，夺回武器的人，就算是我们的奋勇队员……”
指导员说，谁要想做这一次的奋勇队员，就向前五步。
马上，我看见排长于化龙站出去了……他又是第一个，别人都跟着他。
这是在朝雾之中布置的，包谷地旁边的截击。我是客人，一向是不被允许走上最前线的。半点钟以后，我听见枪声稀落下去，战事结束。拂开玉蜀黍茂盛长形的 绿色叶片，有个战士抬着一挺日本三八式的机关枪走到我面前来了，后面，四个青年卫生员抬着一个头胸部流着血的重伤员——这是于化龙垂死的身躯。他左手拿着 一副帝国战斗员的防毒面具，右手紧捏着一根日本人的自来水笔。
别人解释：于化龙太任性了，他夺回了机关枪之后还不会遇险的，如果再不回身去抢那敌人尸体上的防毒面具和自来水笔。
于化龙即刻和他的职务离别了。他真是太任性了么？抢回来机关枪之后又去拿防毒面具和自来水笔，是不必要的、多余么？他没有向我们申辩、解说。

只有别人告诉我：于化龙今年二十四岁，是一个共产党员。
那么，于化龙，党员的牺牲簿上面又多加了你这个名字。谁知道支部书记要怎样跟你填上致死的经过呢，他会这样写吗：“因为他胆大地抢夺敌人的武器与文具所致……”
哦，这样的工人，这样的共产党员，除了武器以外还需要文具，我想起于化龙过去和我的谈话：“我的字写得不行，我们都想要一支日本人的自来水笔。”
一支自来水笔值多少钱啰，你过去在我们国家的兵工厂里料理过多少挺机关枪呵！但是你无产者出身的于化龙呵，你在缺乏枪械，不能正式供给你一支自来水笔的部队里了。

这不是八路军的缺点么？
为了要抢回一挺敌人的机关枪来武装自己的排，为了要夺回一副防毒面具来使自己更能应付于长期而且残酷的敌后斗争，为了要拿回一支日本人的自来水笔更使 自己的学习进步―中国尊严的卫护者，能够管理铁道、修造枪械的于化龙死了，这不是军政部忘记平均分发武器的间接影响吗？这不是我军火建设事业部门的损失， 大后方新的慰劳计划未拟定以前，还应该稍稍注意一下的参考材料吗？
而我全盘的记叙与控诉竟如此简略，为了攫取敌人的军器来武装自己―这一样勇敢的习惯，已经不知有多少八路军的指战员身殉于国了，于化龙不过是其中之一 而已。他逝去的灵魂将站到那许多为八路军的物资贫困而齐声抱屈的烈士们的行列里，对我们唤叫：“不要哀悼我，同志们！你们只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死 的。”


其十
在八路军的采访至此为止。

明天，我便要离开唐的部队所驻扎的村庄了。此时我将在黄昏的散步中，对这里的景物付与最后的巡视。和往常一样，合作社门口的“民众阅报栏”站满了人， 由一个忠厚的背影和平顺县人的口音，我认出李国华也在那里——他正把壁报上一篇《提高警觉性，防止顽固活动》这篇短论讲给身旁的老百姓听。村的尽头，有一 串毛驴子驮着新割的秋禾回来了，后面，我们特务连的战士们跟着那些赶毛驴子的农民在谈笑——他们是武装保卫秋收，胜利地归来的队伍。民族革命小学的院子 里，宣传队的小鬼在教那些乡村儿童唱“新山歌”……而隔壁一家富户的门庭之前，有两个年纪更小的女孩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叫着，身体也扭动……呵，他们原来是 在学习前天晚会上的那个跳舞节目。
随即我让路给一个敲锣的村替，他以最大的气力和农民们鲜有的、高亮的嗓音，在每一次铜锣的音律低下和停息之间，叫出了全村村民开会的日期和理由。他说 每家都要派一个代表，带好缴公粮的账本子，到大会上和他们以前的村长——贪污的武天平作斗争！这时候，在卖羊肉饺子的小饭铺旁边，我看见一个妇人从贴有许 多剪纸的花窗下探出头来——这是个寡妇，她的丈夫是决死队的干部，死在顽固分子的谋杀案里了，但是她却是这村里最能干的一个间长。人家传说，从贪污的武天 平去职之后，她有被选为村长的希望……不过，这消息还没有证实呵。她从八路军妇女地方工作团那里学来的一切知识与行政管理的本领，谁知道在今天能不能承当 村长的职务呢。

走过短桥，我置身村外的广场上了，八路军的人员们在那一块平地上进行着克拉克球戏，自卫队和游击小组在落叶的榆树林旁边混合操练，我听见他们那军事教官有威力的施令之声，却不走拢去。
我还是沿着我平日惯常的路线独行着。我知道我要踏过一些碎石的野径，不注意那身边脚下的荆棘和凡俗的花草，而最后站到那村后山岗的顶端去俯视这片乡舍 风景的全貌。呵，那时候，我将看见多数人家的炊烟是自然而且如意地飘起了，在晴空中——在绮丽的云霞的背景里袅袅上升，而极终又消灭在广阔的天体的怀抱。 那时候，我又将看见那村庄的家屋上灰黑的瓦顶，终于被金黄的玉蜀黍的身体所盖满——这是农民们的习惯，他们要把粮食的收获暴露在无遮掩的高处，而使其劳动 的成果面向阳光……

“是的，我将绝不顾及现实那些奥论界和图书新闻检查所带刺的阻碍与具有成见的人们的见解，”晚上，我在那小小的手册上继续写道，填满它在这一工作时期 留下的最后的空白：“凭我世界人民的良心、义务和责任，我将要如实地写出我所见到的八路军。那样的日子总会来到的。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站在一个较多级 的历史顶峰，用全部欢欣的心情来俯瞰中国的发展。那时候，我们就会明了由八路军——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所开辟的路径，是怎样地能够使我们农村生活丰足而且公 道起来，在撵走了外来侵凌者之后，国家复进向一个更光辉的社会制度……”
此刻，在我住着的楼房底下，以李玉山为学习班长的勤务员们的政治讨论会开始进行了。唐大概是在政治部的锄奸科审判汉奸吧，不然就是伏在他的桌头研究苏 维埃联邦共产党党史；而干部教育部的干事，这时候也该提着马灯，到油印股去校阅《战友周报》的蜡版去了呵……或者，他们正接到各属部队“文艺习作会”的稿 件，在分别审阅并执笔作答吧……呵，这些生活，这些工作，数月来是这样被我所熟悉、所爱恋着。人不须要改造吗？历来就包围着我们，压扁了我们理想人格的社 会经济关系，难道如今就很公平了吗？人与人之间，难道长此仇视或互不信赖，不应该以崭新的友爱关系相待？呵，是谁把我们送进战争里来的呵！日本人到中国的 乡村里来是为的什么？“我们是反对世界大战的”，李玉山参加讨论的声音，“我们要用正义的战争来消灭非正义的战争”。
通讯员在楼下叫着，他把我们的房子当做了组织科，原来一个农妇和她的孩子，来寻找那新近参加了八路军手榴弹工厂做工的丈夫，我跑下楼来，替他们理清了 哨兵的盘问，送那个妇人和男娃到组织科去。那男娃只有十二岁，妇人却是很结实而且很大方的。我问她：“你找你的丈夫做什么？”她说“来帮他的忙，参加八路 军。”我说：“怕是不行呀，八路军不收女的。”她答道：“怎么不行，我那男的是个打铁的，他来了，我和这小娃都会帮他做工呢。”……随后，她的小孩子又告 诉我，说八路军的某一个事务长到她家里讲过，答应了工厂里是能够收下铁匠的家眷的。
别了她们以后，走回自己的住所来，我胸间腾起一种无名的、沸热的意志。李玉山他们的讨论会已经开完了，他知道我明天要走，拿一个本子来叫我签字，写些 什么在它上面呢？我和李玉山一向玩得很好，是像朋友一样地有感情了，但是李玉山是不会和我们一样区别友谊和非友谊的呵，他在这样一个新的摇篮里生长起来， 他只知道“同志和同志的关系”，“同志的爱”，所以我便写了：

“爱你的同志们，李玉山，爱你的八路军―八路军是我们大家的学堂，工人和农人们的母亲。”
不久以后，我回到总司令部，朱德的秘书迎着我，我想马上对他说：“我要参加你们的队伍！”但他却先问：“怎么样？你还要亲自和朱总司令谈谈吗？”
这使我记起初来八路军时的情形，那篮球场，那老年汉……我快活地笑开了，因为我想到自那一天起，我就在这理想的军队中旅行着……这军队用如斯之多的美好的事实表现，帮助了我的进步。
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无须去亲晤朱德。
我还是有理由的。
我的理由是，我既然已经看见了李玉山、李国华、唐亮以及于化龙同志，也就等于会见朱德了。
相信我的话，读者；相信你也看见了八路军。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3、4期，1940年11月25日、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