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特供”下的政治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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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近中外三则有关中国空气污染严重的消息，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生存环境的不堪，更让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在放弃环境监管责任的同时想方设法用特供保护自身安全，继续“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

空气污染：各阶层人士共一国风雨

面对严重污染之害的中国人，在食物方面，有权的可以依靠“特供”构筑食品安全，有钱的可花高价买个“放心”，但只有空气污染，似乎是贫富贵贱只能共一国风雨。

11月1日，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先后湖北荆州市的区市两级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市政府取缔该大学校园附近造成严重污染的小钢厂。近年来这种因污染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多于牛毛，要想得到网站与媒体关注非常困难。但这次由于参与者是大学教授，并采用了下跪这种中国社会底层常用的悲情陈诉方式，于是这条新闻因“教授应不应该下跪”这一“看点”得到各网站青睐，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等几位名人发起了一个网上签名活动，要求有关当局改善检测大气污染的方法。事件背景如下：今年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出现阴霾天气，能见度降低，空气污染严重。10月30日这一天，北京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危害”水平，但北京官方的数据却只是说“轻度”污染。潘石屹将使用美使馆数据的APP应用截图发到微博上，指出空气污染之严重。

细究之下，人们发现北京环保局使用的监测标准与美国大使馆不同，北京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物是PM10，并依此发布报告，而美使馆监测的是PM2.5。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及亚洲的日本、泰国、印度等国均将PM2.5列入了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由于PM2.5的污染情况严重，如以此这监测标准，将大范围超标。

明白了这个缘由之后，中国各大网站及一些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场讨论，希望国家环保部门能够采用国际通用的监测标准。

空气特供：“都是美国惹的祸”

潘石屹发起的网上投票，已有近4万名网友参与投票。92%的网友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引入被称为PM2.5的标准。对此中国当局不高兴，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指责美驻华使馆“炒作北京污染指数”。

但美国惹的“祸”还未到此完结。《纽约时报》于11月4日发表了一篇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译成中文，就是“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这篇英文报道本来国内也看不到，但小米主持的译者团队很快译成中文，被我看到，11月7日，做成图文（即长围脖）发表于国内微博上，结果一天之内被转发2300多次（W友谓之“狂转”）。11月8日，CCTV评论员刘戈发表评论“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先批美驻华大使馆空气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又批《纽约时报》记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将很普通的空气净化设备硬给“说成了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到这种反驳不会惊讶。中国政府习惯性地隐瞒不利于自己的消息。

近年以来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甚至会强行要求国际组织修改不利于中国的数据。比如2007年6月，北京就以“内容太敏感，会引起社会动乱”为由，强行要求世界银行修改一份有关中国污染状况的报告，世行被迫删除了该报告内容的近三分之一。（见BBC“北京‘删减’世银中国污染报告”，2007年7月3日）

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能力

中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中国人通过自身的视觉、味觉、嗅觉都能强烈感知。对于水污染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但基于不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大家总得呼吸同样的空气这种希冀，民众仍然期盼政府能够有所作为，降低空气污染，因此，大气污染在举报热点中仍占第一位（今年6月底的数据）。

如果要考察何谓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以环保为例应该是最好的分析样本。

第一，法律形同虚设。从 1979年9月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开始，几乎每年都有针对环保的法律、法规问世，截至2007年7月，共有2000余项，人称“环保立法创下部门之最” 。在如此之多的法律“保护”之下，中国环境迅速恶化堪称世界之最。

第二，凡政府介入的领域，均成为一条蚕食社会资源的粗大食物链。中国环评领域早成腐败“高危地带”， 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当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均附着在环境评估这条食物链上，利益交织、环环相扣，就必然产生我早在几年前批评过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现象。在政治与金钱合谋之下，人们应不难理解中国那么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引发环境灾难的企业都拿到了环评合格的证书，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那样立场坚定地捍卫这些污染项目，毫不顾惜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品质。

第三，当环境污染通过生物链使农产品与畜产品变得不安全之后，政府不是想办法痛下决心整治，反而为了本群体的食品安全，用开办蔬菜食品特供基地这种方式，为本群体构筑一道食品安全屏障。从2005年4月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正式成立之后，省地级政府机构、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等争相仿效建立“蔬菜自供基地”。

考虑到政府机构、国企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的食物，已经不只是一种责任逃避，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