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伯格：政商通吃的传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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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近日刊登了著名记者肯·奥莱塔（Ken Auletta）对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特写文章。该文深入探讨了桑德伯格的成长教育、世界银行与财政部经历、投身科技事业的决定、加盟谷歌与Facebook的背景和贡献，以及她对女性如何在硅谷求得更大发展的思考。

以下为文章摘要：

初遇扎克伯格

2007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已认识到他需要得力帮手。他创建的社交网站发展迅猛，可他毕竟年仅23岁，在运营方面颇有些经验不足。那年12月，他去硅谷高管丹·罗森维格（Dan Rosensweig）参加圣诞派对，在那里他遇到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后者当时38岁，任谷歌全球网络销售与运营副总裁。此前就曾有人向扎克伯格提过，桑德伯格可以成为合作伙伴，但他并未冒昧打电话联系。（一位管理着数千员工的高管为何要跳槽到一家几乎完全没有收入的公司呢？）扎克伯格走上前去介绍了自己，他回忆说：“我们在门口谈了大概有一个钟头。”

其实桑德伯格当时已准备迎接新挑战，她甚至接触过华盛顿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拉汉姆（Donald Graham），探讨去该公司出任高管的可能性。假日之后，扎克伯格又用邮件联系了她，二人开始频繁会餐。他们起先一起在谢丽尔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隐私空间。而扎克伯格的公寓很小，且几乎没有家具，于是两人每周都在桑德伯格家中聚餐一到两次，连续六周。桑德伯格习惯早睡早起，而扎克伯格则是夜猫子，两人常常只好深夜会面。桑德伯格的丈夫、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y首席执行官戴夫·哥德伯格（Dave Goldberg）笑称：“这就像是约会”。桑德伯格回忆道，他们的谈话很形而上，经常互相询问：“你相信什么？重视什么？使命是什么？”社交网络看起来比报业更有前途，况且她也不想搬到华盛顿特区，于是委婉地拒绝了格拉汉姆。

加盟Facebook

桑德伯格随后于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见面，说明另谋发展的意向，后者提议将她升迁为首席财务官，但她拒绝了，因为觉得该职位无法带来足够的管理权限。她要求成为首席运营官，但谷歌已经有了三驾马车体系——施密特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不希望让决策机制更加复杂。

到了2008年2月，扎克伯格已得出结论：桑德伯格非常适合为Facebook效力。“有些人是优秀的经理人，擅长管理大公司，”他说，“有些人则长于分析或专注于战略。很少有人能兼具两种特长，我本人就更像是后者。”扎克伯格提出请她出任首席运营官。

谷歌试图挽留她，指出Facebook的首席财务官不会向她负责，她也不会被邀请加入董事会，但她最近还是接下了要约。桑德伯格以后常说，Facebook是一家由人性与人际关系驱动的公司，言下之意是谷歌不属于该行列。部分前同事似乎颇为不满，一位谷歌高管说：“她本可以更干脆地处理离职事宜。”

桑德伯格从3月份起在Facebook工作，每周与扎克伯格开两次会，分别是周一早上和周五下午，并经常向其他人发问和倾听。“她直接走到数百人的桌子前，打断他们，并介绍说，‘你好，我是谢丽尔·桑德伯格，’”Facebook产品副总裁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回忆说，“这种姿态很坦率，就像是说，‘别担心，我不会只和马克拉帮结派，我会尝试与你们都搞好关系。’”考克斯还称：“她赢得信任靠的是真诚，马克有时会让人害怕，谢丽尔却敢于直言不讳。”

广告商业模式

扎克伯格说，桑德伯格“处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广告战略、招聘与解雇、管理和处理政治类议题，他对此颇为感激。“在其他公司的话我可能得亲自做这些事情，而她比我擅长多了。”

桑德伯格承认，刚刚加盟Facebook时，有些内部员工对她存在“戒惧感”，一方面有人担心她的“大公司气质”过于明显，另一方面这是一家男性主导、盛行硅谷文化的公司。不过她本人最担心的是财务问题，“问题很直截了当：我们究竟能赚到钱吗？”正如十年前的谷歌或是现在的Twitter，工程师们主要关注的是打造一个非常酷的网站，他们认为利润必然随之而来。该公司最明显的收入来源——卖广告——看起来颇成问题，用户们把Facebook页面看成隐私空间，不希望与好友聊天的时候被广告打扰。有些人认为Facebook可能像MySpace一样只是一颗流星，还有人担心过于腼腆的扎克伯格缺乏实现成功所必备的管理技能。

她很快开始尝试弄清Facebook的商业模式。该公司应当依赖什么？广告？电子商务？收费会员服务？桑德伯格经常在晚上6点至9点与高官们会谈，她说：“我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问每个人，‘你怎么想？’”她欢迎争论，尤其是关于收入与广告业务的争论。同年晚春，公司上下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谨慎展示广告作为主要业务。她加入时，Facebook还属于烧钱阶段，到2010年已扭亏为盈。三年中，Facebook的员工数从130名增加到2500名，全球用户数从7000万拓展到近7亿。

妈妈的好帮手

桑德伯格1969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两岁时全家搬到了北迈阿密滩。为了养育谢丽尔和她的弟妹大卫（David）和米歇尔（Michelle），她的母亲阿黛勒（Adele）中断博士学业，在当地大学教法语，父亲乔尔（Joel）则是一位眼科医师。在犹太会堂中一位拉比的号召下，阿黛勒和乔尔促成了南佛罗里达苏联犹太人大会的成立，乔尔出任主席。他们家成了试图逃离苏联的犹太人的非正式总部，许多获准移民的犹太人还把这里当做临时旅馆。

桑德伯格家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谢丽尔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在公立学校，女孩太聪明往往对社交没什么好处，”阿黛勒说，她描述女儿为 “妈妈的好帮手”，经常帮小大卫系鞋带，帮米歇尔洗澡。她回忆称，谢丽尔唯一一次叛逆还是高中时的事情。“有一天她从学校回到家说，‘妈，我们间有个问题，你还没准备好放手让我成长。’”

“我回答说，‘你说得对’。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对的。”

伯乐萨默斯

桑德伯格本科在哈佛读经济学，她选修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执教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尽管她不喜欢发言或举手提问，她的期中和期末成绩仍是最好的。萨默斯还主动提出担任她的论文导师，研究经济不平等与家庭暴力的关系，还为她与他人一起创立的“经济与政府中的女性”组织宣传。

桑德伯格自认为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创建该组织的目标只是为了“让更多女性主修政治与经济学。”她的管理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多数学生刚开始学组织活动时，小问题层出不穷，”萨默斯说，“而谢丽尔主持经济协会活动时，每个身份牌都正确，食物完美，日程安排也很妥当。”

桑德伯格以第一名身份毕业于经济系，并加入了着名的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她回忆道，入会仪式上一位女士的演讲让她深受感触。她意识到，与男性不同，女性往往需要在成功与讨人喜欢之间作出取舍，女性往往把自我怀疑当成一种防御机制：因为人们不喜欢吹嘘自身成就的女性。她认为，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男性的性别歧视造成，不如说是因为女性自身缺乏自信。

1991年1月，萨默斯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同年春季他把桑德伯格揽入麾下当助理研究员。当时世界银行正讨论是否应该援助俄罗斯，萨默斯回忆说，有人问，如果1917年俄国得到经济援助，那该国是否还会进入长达70年的共产主义时代？他拿这个问题问桑德伯格，“多数学生会一头钻到图书馆去，翻基本关于俄国历史的书，然后说无法确定，”他说，“而谢丽尔打电话给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哈佛教授，杰出的俄国史学家），与后者交流了一个钟头，记下了详细的笔记。”第二天，她整理成报告交给了萨默斯。

财长首席幕僚

桑德伯格为萨默斯工作了两年，随后就读哈佛商学院，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找了份工作，还曾与一位叫布莱恩·卡拉夫（Brian Kraff）的华盛顿商人有过短暂婚姻。1995年，萨默斯成为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副财长，当时的财长是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萨默斯邀请桑德伯格担任其首席幕僚。“谢丽尔总是认为，如果一天开始时她的日程表上有30件事要做，那到了这天结束时也一定得有30个代表‘完成’的对钩，”萨默斯说，“如果我犯了错误，她会告诉我，她非常忠诚，但也极为直率。”萨默斯1999年升任财长，桑德伯格水涨船高成了财长首席幕僚，时年29岁。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萨默斯的办公室中有个大型会议桌，后面还有块座位区。高级官员通常是男性，他们围着桌子坐，级别较低的人员中有不少女性，她们通常坐在座位区。谢丽尔总是坐到桌旁，并招呼所有低阶人员移过来，说“我们能挤出地方来的。”当萨默斯乘车或坐飞机出行时，桑德伯格总是放弃他旁边的座位，让其他官员和职员有时间与上司交流。大卫·费舍尔（David Fischer）称：“谢丽尔所作所为中的重要一部分是帮助他人发展，让他们获得关注与赏识。”费舍尔在财政部期间就担当桑德伯格的副手，此后又追随她为谷歌和Facebook效力。

谷歌商业经理

民主党输掉2000年大选后，她决定搬到硅谷去投身科技热潮。谷歌力邀她加入，而她也认为谷歌颇具吸引力，因为谷歌与政府一样，有“某种崇高使命，致力于让人们更加自由地获得全世界的信息。”当时谷歌刚成立三年，还没有上市，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计划，但埃里克·施密特每周都打电话给她。“别傻了，”他说，“这是个火箭般成长的公司，快加入吧。”

桑德伯格2001年底加入了谷歌，头衔是商业部门总经理，尽管当时谷歌还没有商业部门。那时谷歌有4位员工负责AdWords项目，出售在相关搜索结果附近显示的小型文本广告，她自愿去负责该项目的销售与运营。AdWords很快开始赚钱，她又开始负责AdSense项目，后者在外部网站上投放广告，而谷歌从收入中获得分成。2002年，美国在线（AOL）同意将谷歌作为独家搜索引擎，作为回报，谷歌每年需支付最少1.5亿美元，桑德伯格对该安排颇有贡献。考虑到谷歌当时只有1000万美元现金储备，该协议风险不小。谷歌首位女工程师梅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称：“她使AOL协议得以运作，她相当强悍、无所畏惧。”

硅谷性别失衡

桑德伯格爱上了多年好友戴夫·哥德伯格（Dave Goldberg），两人于2004年结婚，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她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艰难求得平衡，逐步认识到谷歌及其他公司有太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脱离工作岗位，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没有在生儿育女之前尽力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谷歌任职的6年间，她聘用了数十位男女管理人员，但她说：“男员工们走在了前面，他们竭力寻求新任务和升迁机会，而女性——并非全部，但大多数——都得要你去说服。‘难道你不愿意做这事吗？’”

Facebook、Twitter、Zynga、Groupon和Foursquare这些最热门的新兴科技公司均没有女董事，苹果七位董事中有一位女性，亚马逊八分之一，谷歌是九分之二。我曾问马克·扎克伯格，为何他的五人董事会中没有女性，他那通常洪亮的声音小了下来，低声说：“我们董事会人数很少，我希望找到有帮助的人，而不是特别关心其性别或来自什么公司。”（最近他又吸纳了第六位董事，仍然是男性。）至于支持这些创业公司的那些风投公司，性别失衡就更加严重，红杉资本网站上列有18位合伙人，无一是女性。

硅谷女高管如此之少的一大原因是，很少有女性成为工程师。在美国，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中只有不到20%是女生，女孩们往往把软件、电子游戏和计算机编程当成男孩的专利。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Randi）曾表示：“成长过程中，家里给弟弟游戏机，给我洋娃娃。”现已成为谷歌副总裁的梅丽莎·梅耶尔说，对女孩来说，成为工程师是一种可耻之事。“人们的刻板印象中，程序员昼伏夜出，黑客们肤色苍白，她们不希望变成这样。”性别偏见仍存

好莱坞也难辞其咎。许多在斯坦福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女生指出，《社交网络》等电影对女性的描绘很成问题，男孩们忙于编程，女孩们却穿着内衣四处派对。桑德伯格讲了件亲身经历，有次她儿子在玩星球大战游戏，他说：“等我长大了，我想住在太空中，当一个太空战士。”

“我也想去，”她回答说，“因为我想一直住在你身边。”

“你不能来，”他说，“我已经邀请了妹妹，太空中只能有一个女孩子。”

起初桑德伯格捧腹大笑，但她很快意识到“这些电影中总是只有一个女性角色。”

当然，《广告狂人》时代的那种性别偏见仍有参与。Blip.tv 联合创始人迪娜·卡普兰（Dina Kaplan）说，她与天使投资者会面时穿得比较漂亮，结果有个潜在投资人说：“迪娜，不如这样，前半段时间你来说服我，后半程我来追求你！”

“我感到恶心，”她说，“我试图一笑而过，说道，‘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中，什么最让你兴奋？’他回答说，‘今晚看到你的裸体。’”

之后再与潜在投资者会面时，卡普兰开始穿庄重型服饰，并佩戴眼镜。或许与这件事有关，她近年来开始为纽约女企业家主持早餐会。

桑德伯格和其他许多硅谷女高管称，她们遇到的问题往往并非上述公然歧视，而要隐晦得多。纽约作家和企业家蕾切尔·斯科拉尔（Rachel Sklar）经常抨击科技会议很少邀请女性上台发言，她认为这不利于鼓励女性投身科技行业。

强调进取精神

有些人则指出，女性本身也有问题。科技博客TechCrunch创始人、Disrupt大会组织者迈克尔·阿灵顿（Michael Arrington）曾撰写博文为风险投资家和硅谷男高管们辩护。他说：“问题是想当企业家的女性太少，每次我们开科技会议时，都会急着找女企业家来发言，我们会要求好友和业内人士推荐人选，我们求女性大驾光临发表讲话……可很多时候她们都会拒绝，因为她们不胜其扰——几乎全世界所有科技会议都找不到几个合格的女发言人，都在追逐这少数几位女企业家。”

去年12月，桑德伯格在TED女性大会上发言，她首先指出了女性已经取得的进展：“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首先承认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母亲和祖母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那时女性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了。”如今美国本科生、研究生、博士中女生都已经比男生多，但她话锋一转：“但女性很少能奋斗到顶层，全世界190个国家中，只有9个的国家元首是女性；全世界议员中只有13%是女性；公司中担任最高层级管理人员或董事的女性最多只有15-16%。”

她指出，要解决该问题需要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女性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谈判，她指出，有57%的男性在找工作时会与雇主就工资多少进行谈判，而只有7%的女性会这么做。其次，在家中要“确保你的伴侣真是个伴侣”，她说，女性平均承担了三分之二的家务和四分之三照顾孩子的工作。最后，“不要在实际离职前就精神离职”，当女员工开始考虑生儿育女时，“她就再也不举手了……工作态度开始消极。”换句话说，如果女性在休产假之前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她们很可能就不会再工作了。

玻璃天花板

桑德伯格的这次讲话赢得了非常良好的反馈，演讲视频在网上被浏览了超过65万次。不过有批评者称，她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职场母亲”，因为她家中有保姆，职场上则有一群下属。谷歌使她非常富有，Facebook更让她成了亿万富豪，如果她和丈夫在外旅行或者忙于工作，那自然有人为她照顾子女。还有人批评称，女性升迁机会的匮乏无法靠态度弥补。致力于推动更多女性成为领导人的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组织创始人玛丽·威尔森（Marie Wilson）认识并崇拜桑德伯格，她也参加了上述TED女性大会。但她表示，“谢丽尔的言论建立于我们是个人尽其用的社会这个假设之上，事实并非如此。”她补充说，如果男性领导人不给女性以机会，那勇气和信心也无法弥补，“女性离职多半不是因为要生孩子，而是因为缺乏机会。”她还指出，挪威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国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中至少40%为女性。

哥伦比亚大学性别与政策项目负责人西尔维娅·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也对桑德伯格的演讲持反对态度。“我认为桑德伯格严重低估了女性面临的挑战。”她说。休利特赞同桑德伯格认为女性应当更有进取精神的观点，但认为后者忽视了“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这种障碍不仅是由性别歧视者造就，还与缺乏“伯乐”有关，也就是那些不断鼓励、提拔某人升迁的高层。她注意到，公司中上层管理人员中已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且数量还在增长，但很少有人能升到最顶层。她认为桑德伯格对该问题体会不深，因为她深受伯乐的提携：“桑德伯格有萨默斯，她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位非常强有力的伯乐，萨默斯鼎力支持她，很少女性能有这样的机缘。”

休利特的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男性经理人不敢协助低阶女性经理人，而这些女经理人中，也有一半不敢接受此种帮助。在去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休利特写道：“此种协助关系通常需要一位已婚的年长男性对一位年轻未婚女性进行一对一的、工作场所之外的、下班后的辅导，这看起来会很像婚外情，两人之间的地位差别越大，引发的风言风语就更多。如果该女性事后得到升迁，人们会怀疑她的成功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不正当手段。”

后女权主义

我曾就这些问题采访桑德伯格本人，她当时刚刚把儿子送到学校赶回办公室。她说：“如今女性取得职场成功的最大妨碍是家庭……很多人都认为女性理应负责家务和养育子女，多数家庭都是如此运作，这影响了女性的职场发展。”第二大障碍则是“罪恶感”，她说：“工作时我感到内疚，因为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我在TED大会上的演讲，同样是鼓励自己。”至于休利特的批评，她说：“对于那些鼓励我、帮助我的人，我非常感激。没有人能单靠自己取得成功。”

非常能干的女性往往会被认为不够温和，显得过于咄咄逼人，而桑德伯格似乎并未落入这一窠臼，这似乎与她的坦率与诚恳有关。她既不张扬又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她擅长主导会议进程，却又能毫不别扭地称扎克伯格为“我老板”，或者“他那代人中的乔布斯”。斯坦福大学女性领导人培训项目负责人德波拉·格鲁恩菲尔德（Deborah Gruenfeld）盛赞桑德伯格是后主权主义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称她认为“当你怪罪别人妨碍自己的时候，你就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可执掌任何公司

“她可以当任何想去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称，“但我认为她真心喜欢亲自参与工作，而不愿总是做公司的门面人物，这正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这种毫不自负的个性，也就是愿意帮助身边的人，而不总是想要成为焦点，非常难能可贵。”桑德伯格为奥巴马总统的就业顾问委员会服务，还担任迪斯尼与星巴克的董事。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称：“那些能力很强、成就突出的人往往喜欢跟你历数他们的丰功伟绩和聪明才智，或者想要给你留下深刻影响，谢丽尔完全不是这样。”

这种个性或许正是她如此具备说服力的原因之一，在她的号召下，许多谷歌高管都加盟了Facebook，这甚至引发了前东家的不满。Facebook广告与全球业务副总裁大卫·费舍尔回忆道，他曾与桑德伯格一起评估一位女经理人的工作表现，他多次指出这位女士缺乏进取精神，但后者似乎听不进去。他说完后，桑德伯格补充道：“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可以想象你的感受，让我来谈谈我年轻时的故事吧。”她回顾了自己当年缺乏安全感的情状，整个谈话的气氛全然不同了，这位女经理人深受触动。桑德伯格还与同事们分享了自己与丈夫达成的协议：如果一方出行在外，另一方每晚都要回家，为六岁儿子和三岁女儿共进晚餐；周末是专属于家庭的时光。“我们的婚姻是五五开的。”她说。
“公私不分”

莫丽·格拉汉姆（Molly Graham）在谷歌时就与桑德伯格共事，后追随她加入Facebook，从事移动产品开发。她说：“对谢丽尔来说，一切都是个人化的，工作和以外的一切没有明显区隔。”Facebook全球沟通与公共政策副总艾略特·施拉格（Elliot Schrage）是桑德伯格的密友，他同样从谷歌追随她加盟Facebook，他说：“对她来说，工作中的好友在工作之外同样是好友。”

人们通常认为，与员工过分亲近会影响客观性及作出艰难管理决定的能力。“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桑德伯格称：“我相信全身心投入工作，我就是我，试图把私生活和职业分割开来，只会让你变得呆板。”她还认为，坦诚对待员工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不会感到意外——即使你解雇他们。

上市压力

人们经常揣测Facebook是否会于近期上市。根据预测，该公司今年税前利润将超过10亿美元，分析师认为现在进行IPO（首次公开募股）的话，其市值将介于800-1000亿美元。

6月中旬时有许多传闻，称桑德伯格与一些投行人士见面，商讨Facebook上市准备事宜，但该公司的两位高管断然否认。Facebook的一些高管对这种投机狂热颇为不满，将其视为华尔街招徕更多生意的手段。“这些投行的所作所为是刺激狂热情绪，”一位高管抱怨说，“它使许多公司迫于压力急于上市，因为担心Facebook上市会吞噬大量资本，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因为我们希望了结这些揣测，结束其在公司内部造成的干扰。”不过桑德伯格承认，投资者和员工都希望获得利润，IPO是不可避免地。她说：“我们迟早会上市的。”到今年年底，Facebook预计将有500多名股东，这将会触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即要求此等规模的公司公开披露财务数据。该公司很可能在那之后尽快上市，也就是明年上半年。

重组互联网

同时，Facebook正试图悄然融入所有媒体形式。Facebook产品副总裁克里斯·考克斯以电视为例解释道：“你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视，有999个频道……真正的问题是，我该看哪个台呢？”或许你可以阅读《电视指南》，或许可以在谷歌中搜索“周四最好的喜剧”，或许可以翻看一些报纸评论。考克斯希望做到，你一打开电视就知道Facebook好友们在看什么节目，比如“14位好友正在看《明星伙伴》，点击此处观看。”我们的理念是把Facebook“融入你身边的一切，”他说，“我们称之为社交设计。”

换句话说，Facebook希望以一种与谷歌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互联网。谷歌对“周四最好的喜剧”的答案是用算法分析数十亿网页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所谓的“群体智慧”；而Facebook希望用你好友的偏好来指明方向。

不受欢迎的人

6月下旬，谷歌发布了竞争性社交网络Google+，这当然不太受Facebook的欢迎，在我与该公司高管的接触中，这种紧张情绪显而易见。他们对谷歌迄今在社交网络领域的藉此失败颇为蔑视，至于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使用一些Facebook数据的行为，他们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这些前谷歌员工曾为旧东家使全球信息自由涌流的目标摇旗呐喊，如今却又抱怨谷歌利用Facebook的数据，倒也不无讽刺意为。）Facebook的高管们还很担心谷歌的市场力量，Android已经成了世界第一大手机平台，谷歌会不会有一天要求手机厂商删除Facebook应用？

Facebook还被曝出曾聘请公关巨头博雅制造谷歌的负面新闻，散布所谓谷歌侵犯用户隐私的问题。事件曝光后，Facebook急忙发布声明称“没有授权也没有打算进行毁谤”。博雅则匆忙认错，指责自己的员工违反公司政策，称“本该拒绝”Facebook的合作要求。桑德伯格也承认：“我们犯了错误。”

敌意当然是相对的，Facebook成了科技界的新宠儿，吸引青年工程师的磁石，谷歌显然也有些愠怒。Facebook从谷歌挖走了大量人才，包括上文提到的桑德伯格、格拉汉姆、施拉格和费舍尔，更是让谷歌极为不满。据LinkedIn上一份分析，Facebook从谷歌挖走的人要比谷歌从Facebook拉去的员工多出三倍。

一位谷歌高管说：“谢丽尔成了谷歌‘不受欢迎的人’，她‘盗走’经理人。”另一位高管说，招募稀缺的工程师没什么不对，可桑德伯格“把谷歌看成了挖走任何她可能动摇的人的富矿，她声称是这些人主动投奔她，事实上两种情况都有。”还有人指责她不公平竞争，因为她利用了“了解关于谷歌运作的内幕消息的优势”，比如说谷歌的整个招聘流程通常要花上三个周，为了抢先一步，桑德伯格就把招聘流程压缩到两个周。桑德伯格否认这一点，她还称两个周“太慢”，她补充说，Facebook的招聘流程并非针对谷歌或任何其他公司，而是为了尽快完成此项工作。

隐私政策问题

Facebook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隐私政策，没有任何其他公司收集如此之多个人信息——从你的好友是谁，到你的工作地点，再到你拍过什么样的照片。广告商们渴求这些信息，用户却不一定希望让他们获得。桑德伯格坚称，Facebook“从不给广告商任何个人信息，我们在隐私方面做得最好，我们产品的核心理念就是你只需分享自己愿意分享的内容。”不过，施拉格承认，在“帮助用户控制网络隐私与帮助他们分享信息及表达观点”之间存在冲突。每当Facebook因为调整隐私设置而激怒部分用户时，该公司总会拿出这套冲突论来，这类调整几乎总是使人们公开的信息更多。6月份，Facebook因为使用人脸识别软件而遭到批评，事情的流程一如既往：用户抱怨，Facebook盗窃，修正涉事项目，但并不终止它。

隐私问题而引发了另一个使Facebook颇受困扰的问题：儿童使用该网站的方式。“我真诚地相信谢丽尔·桑德伯格是个聪明、考虑周到的人，还是个好妈妈，”詹姆斯·史迪雅（James P. Steyer）称，“但Facebook平台使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交互动成为可能，这能给孩子们的社交、情绪和认知能力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史迪雅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及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组织的创始人，该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保护儿童免遭媒体的不健康影响。进入中国市场也是桑德伯格需要求解的一个棘手问题。她说：“如果你想连接整个世界，你就必须连接中国。”

未来尚无计划

关于Facebook未来的探讨自然会延伸到桑德伯格身上。如果她愿意的话，下一步担任某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完全可行的，还有人认为她可能寻求政治发展。对此，她本人回应称：“我非常乐意与马克和Facebook其他高管共事。我总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步都串联起来，可能反而会搞砸，把自己的发展之路限死了。如果我大学时就决定将来做什么的话——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没有谷歌，更没有Facebook……我不希望犯那种错误，我没有计划，因为计划会限制眼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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