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9.18事件前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陆军的认识》

源济

9.18事件前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陆军的认识（上）

俞天任 @ 2011-9-14 19:07

1931年9月18日晚10：20，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地区炸毁南满铁道，并以此作为口实向北大营和奉天机场发动进攻，在不到十二小时之内占领奉天（沈阳），接着向长春开始进攻，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重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关东军于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最后在9.18开始半年后的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这期间只有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10月中旬炸毁嫩江铁桥，进行过真正的抵抗。

1932年3月，日本扶持满清废帝溥仪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并宣布退出国联，正式和国际社会决裂。

中国的一般说法是“八年抗战”，将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起算，但是日本人谈起中日战争起来则是“15年战争”，把战争的起点放在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应该说中日战争应该是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

为了实现9.18事件，号称“陆军第一天才”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花了两年时间在关东军，参谋本部和满铁的有关人员帮助之下制定了完备的作战计划，“打蛇打七寸”。趁张学良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这个军事计划本身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也已经被9.18事件发生之后的历史所证明，但是军事计划的完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事件本身的成功，特别是在满洲这块涉及到几个大国的利益角逐的地方，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的顺利运作不但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变化，甲午战争后俄国法国和德国所进行的“三国干预”，逼着日本人吐出已经通过外交条约得到了的辽东半岛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是满族的起源地而被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实际上准确地说应该是“内满洲”。因为还有一个“外满洲”的地理概念。从1847年开始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1858年趁大清朝的太平天国内乱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和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爱晖条约》，除了将黑龙江以北，外大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为俄国领有之外，还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黑龙江下游40万平方公里的部分划为中俄共管，其一次割去的中国领土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之冠。而那部分说起来是“中俄共管”的中国领土也在两年后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又再次成为了俄国领土。被俄罗斯割去的这两块和现在东北面积几乎相等的地方就叫“外满洲”。

由于为俄罗斯一次弄来了这么多领土因此被沙皇册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穆拉维约夫被俄罗斯人奉为民族英雄也是十分正常的，现在俄国最大面值的五千卢布通货上就是穆拉维约夫的铜像，而这座铜像现在就在伯力。

黑龙江决不是俄国人的终点，他们占领了海参崴把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 Vladivostok），那个意思就是“去征服东方”，他们还要往东。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人无法接受大清国把俄国人的下一个目标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人这个事实，在得知春帆楼日清马关条约的内容仅仅六天以后，驻日俄国公使就联合德国法国公使造访外务省，向次官林董提出对马关条约中有关割让辽东半岛的异议。理由是：“日本对辽东半岛的领有不仅威胁到清国首都的安危，同时也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对远东的永久和平产生了显著的障碍，因此俄国沙皇陛下政府劝告日本天皇陛下政府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有”。

与此同时，俄国远东舰队进入了戒备状态，在中国的芝罘和日本的神户海面同时巡逻示威，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结果是日本人接受了三国调停，让大清又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价格，把辽东半岛“赎”了回去。

清朝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要付的战争赔款总共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那是由俄国人作保，从法国借得的两亿五千万金卢布贷款。俄国这些举动的结果是在1896年李鸿章去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式的时候和李鸿章签署的《中俄密约》，得到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北满穿越权，在1898年又租借了旅顺港和大连港，得到了南满铁路的敷设权。

1900年7月俄国又趁义和团事件，出兵十来万，从伊尔库茨克，海兰泡，双城子，伯力，海参崴和旅顺分六路出兵东北，到10月份占领了东北全境。

俄国人这次出兵满洲的直接后果就是日俄战争，依靠甲午战争后大清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中的几乎一大半增强起来的日本联合舰队把俄国远东，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三个舰队给全给灭了两个，使得从俄罗斯到苏联都成了只有陆军没有海军的国家，也使得俄国不得不吐出了大量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给日本人。在此之后，俄罗斯在满洲失去了进攻的势头，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国力变得极为衰落的苏俄一时无暇东顾，甚至在远东为了对付日本，列宁还不得不弄出来个“远东共和国”来虚与周旋。

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苏联的国力已经逐步恢复了过来，此时的苏联已经不是那个输掉了日俄战争的俄罗斯，也不是刚刚完成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那个苏俄了，他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远东地区的苏军对关东军已经开始形成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大。

这种压力可以从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1931年3月3日在在乡军人会本部评议会上发表的《我国周围的诸外国情势》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航空兵力从1927年的97个中队700余架飞机增加到去年的203个中队约1700架飞机，……，装甲兵力从1927年的10个部队扩张到现在的大约400辆坦克”，建川美次在报告中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是加上欧洲战线之后的苏军总兵力，但是给当时只有100架作战飞机，50辆坦克的日本人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已经继承了沙皇的遗志，重新开始了东进，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外蒙古独立，从1925年春天开始苏联人以提供武器的诱饵开始接近张作霖的敌人冯玉祥，这都是在为了下满洲这盘棋而在布子。

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军被苏军迅速粉碎的事实在壮大了石原莞尔“对付东北军只要竹刀就够了”的信心之外，也让日军对于实力的迅速恢复和增强的苏军感到进一步的忧虑，对于关东军来说，如果不能尽快掌握满洲的话，在其实力会在未来不断增强的苏军面前，关东军将不会有机会。

其实从俄国转换而来的苏联对满洲怀有野心是人所共知的。在二次大战末期苏军发动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在听说苏军占领旅顺时高兴地说：“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了”，其俄罗斯的口吻跃然而上。1945年9月6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视察旅顺要塞的时候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这批苏军高级将领向沙俄阵亡军人墓地献的花圈缎带上是这么写的：“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

但当时的苏联还不是那么高调，这是因为斯大林想和英国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经过了日俄战争，而在斯大林看来英国和日本之间一直有一种盟国关系。

实际上当时日本和英美的关系也很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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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件前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陆军的认识（中）

日本是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靠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才终于从白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挣脱出来，但还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苦苦挣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帮了日本。开战时身负15亿两千万日元债务的日本依靠大战中的军火出口以及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大量增加了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到了1918年，日本已经是拥有两亿一千万日元债权的国家。跻身于资本主义大国了。

从表面上看，日本人继承了不少德国人的在华权益，甚至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对华借款团也变成了英美法日四国了，但是问题是英美是否真的承认日本的在华权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是否存在一个“特别权益”或者“特别利益”一直是日本对英美疑心暗鬼的对象。

已经开始衰落了的英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大英帝国曾有的威风，从1914年之后，英国多次在不同场合下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甚至在日本通报了曾经在1907年和1910年两次和俄国签订的密约之后，英国也还是予以了承认。

但是美国人的态度又不一样了。当时连建国都才刚只过百年的美国已经开始了向超级大国目标的行军。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国力，1907年12月，很默默无名的美国海军突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华丽阵容出现在世人面前，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在旗舰康涅狄格号的带领下从东海岸弗吉尼亚州的汉普敦锚地的诺福克军港出发南下，经过里约热内卢穿过麦哲伦海峡后再沿着智利海岸北上在第二年5月5日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然后在7月7日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新西兰奥克兰，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奥尔巴尼，菲律宾马尼拉，于10月18日到达日本横滨。然后经中国厦门再回马尼拉，12月1日从马尼拉出发，经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科伦坡过苏伊士运河，穿过地中海到达直布罗陀，重回汉普敦锚地的诺福克军港已经是1909年的2月22日了。

一般的舰队都是灰色的，而这次环绕世界一周的美国舰队全漆成了白色，所以被称为“白色大舰队”,十六艘战列舰中有十二艘是20世纪以后建造下水崭新的战舰。

这次的“白色大舰队”大航海，明显带有后起的工业大国美国在进行国力军力示威的意思。而且美国和日本也开始了一些具体的摩擦，首先就是日俄战争之后有关哈里曼计划的问题，美国铁道大王爱德华·亨利·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想染指满州的铁道，这个提案在日本得到了首相桂太郎和一部分元老的首肯，但是外相小松寿太郎坚决反对，使得哈里曼计划流产，而这就违反了美国人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

再加上就是那个日俄战争的媾和谈判本身在日本得到的评价也不高，不仅不高，应该说极低，当时日本面临着的危如累卵的局面没人知道，所以民间对于没有得到战争赔款的朴次茅斯媾和协定反响极为不满，东京，神户和横滨还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打砸抢事件，这样一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也变得非常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已经不是大战以前那样的超级大国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开始代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亚洲特别是东亚问题上发言了。1917年在美国出兵欧洲以后，为了换取日本的出兵，日美两国签订过一个“石井（石井菊次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兰辛（罗伯特·兰辛，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协定”，在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前提下，承认日本在蒙古东部和满洲的“特殊利益”，日美得到了暂时的妥协。但是美国对这个妥协并不满意，一直想废除这个协定。这次英国人的意愿是由美国提议召开一个“华盛顿会议”来讨论限制海军军备的问题，而这个海军军备的问题又主要是牵涉到远东问题，因为五强中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力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美国人又加上一个远东问题，这两个议题都是针对日本而来的。华盛顿会议可以说是美国迈向超级大国的第一步，会议的结果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之间缔结的导致日英同盟最后终结的《四国条约》，然后是这四个国家加上意大利达成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最后是这五个国家再加上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签订的《九国条约》，逼得日本最后放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21条”，放弃在山东的权益。这次会议形成的“华盛顿体制”一直维持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打破。而且美国也在通过向张作霖供应武器的做法企图再次直接进入满洲。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国际环境和国际舆论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1927年由法国外长A.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F.B.凯洛格倡议，1928年8月27日由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南非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一般把这个条约称为《巴黎非战公约》。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这个条约。这个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

《非战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在此以前的国际社会中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主权国家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

相比起俄国和美国的军事或经济上的硬实力，这个《非战公约》才是日本军部的真正障碍，事实上这个《非战公约》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德日主要战犯（危害和平罪）的重要法律依据。

但是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实际上这个条约最大的可能缺陷是含糊其辞的所谓“自卫措施”，只要巧妙地曲解或者利用这个“自卫措施”就可以跳过条约。而似乎是看穿了日本人准备在这个字眼上做文章，凯洛格在1928年6月23日发表的备忘录中专门言及了这个“自卫权”的问题，凯洛格把自卫权缩小到了“在领土受到攻击和入侵时保卫领土的权力”，凯洛格明言：“自卫权确实是国家固有的权力，但行使这种权力的国家一定要在世界舆论和条约的缔约国面前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化”，这个备忘录一直被参谋本部和关东军认为就是专门针对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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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件前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陆军的认识（下）

世界形势对日本很不利，日本很可能会失去在满洲的既得权益。不但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参谋们得出了这个结论，就连外务省官僚和满铁的高层中同意这种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石原莞尔才有可能半公开地准备进行满洲事变。

无论从华盛顿体制还是从巴黎非战公约出发，日本在中国大陆企图进行的这些行动都是非法的，外务省的高级帝国文官也好，参谋本部关东军的参谋也好都是熟知国际法的精英，知道这一点。

也正因为发现面对着的是一盘无法下的死棋，所以才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实在寻求绕开或者打破华盛顿体制的大有人在，人称“西服将军”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回忆中就有大量篇幅讲到这个问题，铃木贞一从1920年进参谋本部支那课，以后历任陆军上海驻在，北京公使馆武官助理，是人称“支那通”，也就是日本陆军出身于参谋本部支那课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根据铃木的回忆，日本陆军实际上一直在考虑“没有了张作霖一家日本还能不能控制满洲”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能够想出一个办法。因为他们的想法一直都在如何利用英苏之间的矛盾中打转，而没有看到大英帝国已经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件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冒冒失失地动了手，但河本大作也不知道谋杀了张作霖之后应该怎么办，所以皇姑屯事件实际上是失败的，真正完成了这个阴谋的是把美国看作头号敌人的石原莞尔。

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关东军参谋和参谋本部以及外务省在看法上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对英美是否承认日本的满蒙权益的认识，如何应付华盛顿体系和非战条约以及对苏美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的估计和应对方法上。

在第一个问题上，以外务省亚细亚局长有田八郎为代表的外务官僚们认为即使是英国也从来没有实际承认过什么日本的满蒙权益，而以参本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为代表的参本参谋的看法是起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都承认过日本的满蒙权益，不承认则是后来的事情。

但在石原莞尔看来与其去讨论英美是否承认日本所拥有的“满蒙权益”，还不如不要这个满蒙权益，也就是干脆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来，成为日本的属地，这样日本就不必为了时候要和人共享满蒙而伤脑筋了。

如何肢解满洲呢？

9.18之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开过一个碰头会，这次会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

1932年１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晋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时面交的关东军备忘录上是这么解释他们的想法的：“日本军队用武力肢解中国当然是违反华盛顿九国协定的行为，但如果是中国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要求从中国分离则应该不在此列，属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

实际上1932年1月6日的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课长联席会议得出来的共识也是，“尽可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行动，不违反九国协定，应该采取支那方自主的形式来达成目标”，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是不谋而合的。

1928年1月19日，当时是陆军大学校教官的石原莞尔在木曜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过一个名为《我的国防方针》的讲演，石原在这个讲演中提出：“只能在得不到国内援助的前提下进行战争，如果是对苏战争的话，只需要数个师团即可进行，如能有效地利用全支那的资源，能够对苏坚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战争”，这个讲演对于日后关东军作战参谋的任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现在能够查明的听众之中就有永田铁三，铃木贞一，根本博，东条英机和土桥勇逸这些当时在陆军中枢的中佐大佐级军官。

这是石原第一次提出“苏联不足畏”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也确实被9.18事变中以及之后的事实所证明。在9.18事变中苏联严守中立，1931年12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向回国就任外相的原日本驻旧国联大使芳泽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甚至容许关东军利用中东路运送兵员直到距中苏边境极近的地方，在关东军追击马占元的时候也容许了他们跨越中东路。后来在伪满建国之后，苏联也是极少数承认伪满并保持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苏联的这些向关东军作出的示好姿态实际上也是日后张高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之所以发生的远因之一。

当时任大藏省主计局局长，后来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在回忆录里说到过石原莞尔是怎样说服他的：“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巡洋舰，而战列舰在这一带的海面是施展不开的，所以即使美国人想干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贺屋兴宣一直主管海军预算的，对海军比较了解，所以当石原莞尔告诉他美国只有十几艘装备6英寸炮，相当于日本轻型巡洋舰的巡洋舰，而装备8英寸炮，对应于日本重型巡洋舰的舰只还没有投入现役，“美国人无法进行干涉”的时候，贺屋兴宣对石原莞尔的计划是真是相信了。

石原莞尔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趁张学良不在，尽快地占领奉天，进而占领满洲全境，造成既成事实。这样借以时日，列强只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实际上石原莞尔的想法是考虑到了这些国际因素的，而且从事情的发展来看石原莞尔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石原莞尔在事变80年之后还被不少日本人推崇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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