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名将 -- 蓝玉

jamesmith

蓝玉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
出生日期： 待考
逝世日期： 1393
职业： 凉国公
主要成就： 捕鱼儿海之战
其他： 蓝玉案主角

人物简介

版本一

　　蓝玉(？～1393)，定远（今属安徽）人，汉族。祖先为春秋时楚国大夫蓝尹亶之后，蓝尹亶的后裔迁至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瓦厂坪，此支蓝氏又分裂出好几支，迁往湖南、安徽、江苏等地。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

　　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中国内蒙古与蒙古交界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甚至降职。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版本二

　　蓝玉(?～1393)，城步县人，明初名将。据清道光《宝庆府志。氏族表一》载，其先祖蓝昌见(汉族，祖籍江西吉安)于五代初随杨再思献地归楚有功，被封于城步扶城。元末兵乱，城步各地苗民起兵北上，蓝玉父亲蓝春应携家孥徙居安徽定远(今安徽定远县)。

　　元至正年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辗转于淮西各地，蓝玉投奔其部，先在姐夫常遇春帐下任管军镇抚，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渐次晋升为千户和指挥使，旋又擢任都督佥事。洪武四年(1371)，蓝玉随征西将军傅友德出征四川，克锦里；洪武五年，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在乱山、土刺河等地大败元军主力。洪武七年，蓝玉独自带兵占领兴和，俘获元国公贴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一年，蓝玉伴沐英讨西蕃叛乱，次年大胜还朝，封永昌侯，赐世券，食禄2500石。洪武十四年，他与沐英并列为征南左、右副将军，随傅友德取西南重地云南，在曲靖大捷中擒元平章达里麻，元朝在滇的梁王被迫投江自尽。战后评功，蓝玉最著，增禄500石，其女被册封为蜀王朱椿妃。 ‘

　　洪武二十年，蓝玉拜征虏左副将军，随大将冯胜讨元太尉纳哈出。师至通州，闻元军屯一驻庆州，蓝玉冒大雪率轻骑奇袭元军，斩元平章果来，俘其子不兰溪。明军乘胜追击，军至纳哈出巢穴金山（今吉林双辽），纳哈出诈降，被蓝玉等将识察生擒，余部归降。+其间，遇冯胜获罪，明廷即命蓝玉“总管军事”，拜大将军。

　　洪武二十一年，残元皇室脱古思帖木儿继承皇位，不时骚扰明朝北疆，明廷命蓝玉率师15万北征。脱古思远居捕鱼海，自以为明军劳师北上，军疲粮缺，又正值风号沙飞，元军毫无戒备。蓝玉伺机率大军抄近道日夜兼程奔袭敌营，元军大败，太尉蛮子被杀，元皇帝及太子带领随从数十人仓皇北逃。蓝玉指挥穷追，擒元皇次子、妃、公主及王公、平章以下要员3000名，俘获男女70000余口，缴获大量宝玺、符救、金牌、金银印章及牲畜，销毁敌军械不计其数。朱元璋大喜，诏令嘉奖，封凉国公。后蓝玉又受命平息施南、建忠、都匀、散毛+ 等地叛乱，督修四川城邑，在Jil、甘等地训练军队，整顿边防。

　　蓝玉的军事指挥才能，屡受明太祖的嘉奖和赏赐，渐渐滋长了居功骄傲、专横跋扈的恶 劣作风。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谋反罪将 其逮捕下狱，并处死抄家，灭三族，连坐者列侯以下15000余人。为警诫群臣，朱元璋又特 制《逆臣录》颁行全国，制造了惊骇古今的“蓝狱”案。

　　“蓝狱”恐怖波及蓝玉故里城步扶城，当地蓝姓居民改从秦姓，而蓝玉定居地安徽定远的 蓝姓居民则全部改姓青氏。与蓝玉同里并有世交关系的黔国公沐春为保存蓝玉遗脉，将身怀 有孕的蓝玉侍妾藏于沐府，得遗腹子蓝昌建。成化中，蓝昌建子孙繁盛，而“蓝狱”禁网日 渐废弛，黔国武僖公沐琮便命蓝昌建回原籍城步扶城“世守王坟”，使扶城蓝氏得以传宗接代。

　　历史上两个假冒的城步人

　　沐英是朱元璋在创建明朝基业过程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一位晓勇战将。平定云南残元势力后，沐英受命镇守云南，政绩斐然，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对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籍贯和民族成分问题却存有歧义。一说沐英为回族并将其列入回族人物传，但没有陈述出任何理由，不足以立论，亦不必辩驳。《苗族简史》以相当大的篇幅，说沐英为湖南城步籍苗族。对此，笔者难以苟同，现将此间题的一些春法写出来，以就正于民族史学界的学者和前辈。


　　1.《苗族简史》论证沐英为城步苗族的第一个根据，是《道光宝庆府志》和《同治城步县志》。两书中有关于城步县西南有一座“黔国先莹”碑，碑文记载了沐英兼及蓝玉均出自城步。

　　众所周知，溢美乡邦是地方志书的通病，纵览全国旧方志，几乎大都是尽量攀附前代名人，以示本地地杰人灵，英才辈出，此种牵强附会之例不胜枚举。《道光宝庆府志》和《同治城步县志》关于“黔国先莹”的记载虽不完全同乎此，但荒唐之处亦可随手拈来，如《道光宝庆府志》记载“上扶城桐，在(城步)县西南二十里，有蓝玉墓”①，稍知古史者，即了解“胡蓝党案”在明初是震动朝野的大狱，蓝玉被族诛，以“蓝党”为名牵连被杀者15000余人，且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始终不予翻案平反，不知蓝玉的尸骨如何由京师(南京)回归千余里之遥所谓蓝玉的桑梓之邦城步的?在先大杀胡党之后又大杀蓝党的极端恐怖的政治气氛之下，又有谁能斗胆做这件运尸的工作?其记载的荒诞不经于此可见一斑。至于沐英其人，一生从未在湖南城步留下过任何活动痕迹，且该两志书成于清代道光、同治，距沐英生活的元末明初已四、五百年，其记载的不可靠性可想而知，那里能作为论证沐英的重要文献依据?!

　　关于沐英的籍贯、家庭情况、幼年生活‘战功及其镇守云南，正史、实录和沐英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载才是最为可靠的依据。《明太祖实录》中明确记载说:“英字文英，凤阳定远人，与郭子兴同里。’，②据此成书的《明史》承袭了这个说法。考明代历朝实录，在明代是藏之金匾石室—皇史寇中的严肃的国家编年史。每朝实录的修成大体经历这徉一个过程:当朝皇帝死后，新君组织专门班子，由有名的宰臣或勋臣领衔，将当朝皇帝的起居注及朝廷各部、寺、院、台的档案汇齐，然后严格按时序把大事编列而成。成书以后，上呈新君认可，然后再在大内太液池边焚去草稿，恭誊的火x朝实录就正式藏入皇史成。其中的《明太祖实录》从建文一直修到永乐，前后凡三易其稿，如此艰难曲折是与明成祖“靖难”有关而绝与沐英、沐氏家族无涉。现存的三修《明太祖实录》，成于明成祖在位之年，离沐英逝去不过二十余春，明成祖幼年与沐英俱受马皇后抚养，且以兄视沐英，沐英之子沐听又娶成祖之女常宁公主，所以《明太祖实录》所记就是沐英同时代的人记沐英。如果说而今治明史，明实录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的话，那么而今研讨沐英，《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沐英的系列记载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史》虽成于清朝乾隆年间，但《明史》前后斟酌90余年，在朝在野的许多名家都曾参予其事，它着重参考了明代历朝实录，是一部公认的取材丰富，文字简练准确，编纂方法比较严谨的良史。没有特别过硬的根据，仅凭当事人逝世数百年后出笼的某一、两部方志，岂能匡正《明太祖实录》和《明史))?!

　　再者，明朝隆庆年间成书的《隆庆云南通志》中载有程本立所写《黔宁昭靖王庙记》一文，文中明确说:“王姓沐氏，讳英，字文英，凤阳定远县人。”③程本立在《明史》有传，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周王墉长史任内因王有过失而坐累，滴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为吏目。这时正值沐英镇云南，程本立大得沐英和云南布政使张执的赏识和重用，拔以“属行县典兵事”，他和沐英共事六年。沐英逝后不久，朝命筑庙于昆明祀之，时程本立仍在云南“往来绥辑”，因由他命笔写成《黔宁昭靖王庙记》一文并刻石于庙。建文年间，程本立拔征入翰林，曾参予纂修《明太祖实录》④。可见，程本立其人既和沐英处于同一时域，又和沐英活动于同一地域，他所记载的可靠程度自是不言自明的了。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沐英8岁父母双亡，即为明太祖、马皇后收养为义子，与太祖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是明太祖初起时的心腹，也是所谓太祖起壕、滁时淮西、集团的基本成员，他的安徽定远籍贯是确切而无疑的。

　　除沐英本人的情况外，《隆庆云南通志》中更详细记载了沐英曾祖、祖父及父亲的名字:祖父名百一，曾祖名十一，父名沐超。据明史大家昊晗先生考证:我国自宋、元以来，平民百姓没有职名的一般不起名字，只用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⑤。如常遇春的曾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汤和的曾祖名五一，祖名六一，父名七二。明太祖朱元璋原名重八，父名五四，三兄分别名重四、重六、重七。从沐英的祖、曾及常遇春、汤和、朱元璋等人的祖、曾、父、兄的这些名讳来看，宛如一幅具有浓郁皖北乡土气息的汉族风情画卷。也恰证沐英家族自祖、曾以来就是世居皖北的贫苦人家。

　　地方志书的资料不是不可以用，但研究沐英和沐氏家族也当以使用云南的地方志书为主，因为沐英一生大有所为的活动场所主要在云南，沐英的嫡系后裔也多是以镇守和治理云南而著名于世，且云南的许多志书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隆庆云南通志》等均成书于明代，距沐英生存年代为近，如何舍此不用而将《道光宝庆府志》和《同治城步县志》奉为圭桌以研究沐英?如果仅仅根据在某处看到的片言只语来断定某人的籍贯和民族成分的话，人们完全可以使沐英的出身和身份变得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如万历入阁天启为首辅且有治史癖的大学士朱国祯，曾颇费笔墨地作了一个考证，他说:“帝(明太祖)长于英实十七年，真龙年至十七，壮矣，外遇而生，理或有之”，以证明“世传黔宁王英为太祖外妇之子”的说法可以成立，并以此批驳另一位不赞成沐英为太祖外妇所生说法的王世贞。难道能以此为据确信沐英为“高皇(太祖)龙种”⑥，并将沐氏归入明朝的天演玉碟—龙凤谱之中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2. 为了说明沐氏家族自湖南迁到安徽，就必须千方百计在历史上找到这种迁徙的动向。《苗族简史》作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还若隐若现地把蓝玉和沐英两家与两个元末出自湘西南的人—吴夭保和杨完者联系在一起，得出蓝玉在元末随沐英家族由城步迁居安徽壕州的定远，后来投身朱元璋的农民军，在大将常遇春部下当兵的结论。其实，仔细推敲昊夭保起义和杨完者苗军这两件事的始末就可以发现，沐氏家族不是也不可能是随这两支队伍由城步来皖北的。

　　吴夭保是瑶人，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起兵反元，据《元史。顺帝记》记载，昊天保起兵即陷黔阳。七年二月，进攻沉州(今湖南芷江)。五月，攻破武冈，顺帝遣湖广行省右垂沙班统军讨之。九月，昊天保攻克武冈、宝庆(今湖南邵阳)，杀沙班于军中。十月，吴天保再攻玩州。十一月，再陷武冈，元顺帝命湖广行省平章苟尔领兵讨之，吴天保又陷靖州(今湖南靖州)，元顺帝命威顺王宽彻普化和镇南王李罗不花及湖广、江西二省兵讨之。八年三月，吴天保三攻玩州。十一月，昊天保率众六万南下攻全州(今广西全州)。九年(1349)三月，昊天保四攻玩州。十二月，攻陷辰州(今湖南玩陵)。此后本纪即不再见吴天保，若果是《苗族简史》所言，此后昊天保“乘胜转战湖北，进入河南，攻占荣阳”，那么，他愈来愈逼近大都(今北京市)，威胁元朝统治，为何本纪反而对吴夭保不再反映?即使吴天保有以上的乘胜进军，且不幸偶然死去，“所部有的与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汇合，有的参加了两湖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也不能说明沐英和他的父亲就在吴夭保军中，这是因为:一是根本没有一丝一毫这样的直接记载;二是就是推论起来，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如前所述吴天保起义以后，一直处于激烈的辗转流动作战之中，每日都必须面对元朝官兵的镇压，而沐英生于至正四年(1344年)，即昊天保起义时他仅两岁，沐英的父亲如何能携带年轻的妻子，待哺的幼子及尚不懂事的他姓少年兰玉随军奔波?

　　与昊天保起兵反抗元朝的统治不同，杨完者是元朝末年奉朝廷征调前往镇压江浙地区农民和盐民起义的湘西苗帅，这支苗军作为官兵是元朝在江南地区的重要依持力量，因此，杨完者本人的官运也十分亨通，初为海北宣慰使都元帅，后来升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直到升至江浙行省右尽，连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儿等均对他另眼看待。至正十七年(1357)，杨完者“矜骄日肆而不可制”，竟要“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身为江浙行省长官的达识贴睦儿虽“亦甚厌之”，但还不得不“主其婚’，⑦，具有宰相身份的中央大员庆童，心中虽十分不愿亦“不得已以女与之’，⑧，可见至正十七一十八年(1357一1358)正是杨完者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之时，杨完者的大军这时正驻守在杭城(杭州)，而沐英早已在五、六年前，即至正十二年(1352)为明太祖和马皇后收养。杨守者的败亡约在至正十八年底，十九年初杭城方面之权悉归张氏(士诚)。史书中也确有杨完者败亡后其部将兵丁乞降于朱元璋方面的记载，如朱元璋的大将李文忠、邓愈曾击败杨完者，“其部将请降，抚之，得三万余人。’，⑨胡大海也曾“再败杨完者，降溪洞兵三万人。”⑩显然，这些与六、七年以前已投到朱元璋靡下的沐英没有任何关联。

　　纵观历史文献，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湘西苗族人民在元末的大动乱中随同本民族的统帅或出征或起义的事例，但却找不到任何一例是苗民携家眷带幼子由湘西赴皖北避兵的，从苗族的生活习俗、迁徙势头看，也没有这种动向。当时皖北连年灾疫，明太祖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老汉一家，四子二媳两幼孙，棒劳力一大群尚无法熬过灾疫而幸存，皖北哪里是一个渡荒的处所?再加之皖北地处元朝腹心，是元末多股势力之间激烈争夺和厮杀的火海，相比之下，湘西虽然偏僻还不失为一相对宁谧的世外桃源，焉有携妇将雏自宁静的湘西到皖北避兵实际是赴汤蹈火的道理?!如果说湘西也不安宁，苗民当时向更加远离战场的贵州方向迁徙倒恰在情理之中。

　　在元末的大动乱中，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北的沐英一家是真正在到处避兵，故而《明史》称他“少孤，从母避兵”，只是皖北一是赤地千里灾疫流行，二是血雨腥风，无处可以逃避这兵资之灾，继父逝世后沐英的母亲亦悲惨死去，惶惶无所依的一个8岁幼童沐英，为朱元璋和马氏所收养。应该说，过硬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均这样明确的记载了沐英父母的情况和太祖、马后收养沐英的始末，从这中间不管怎么甄别和推敲也丝毫看不出他们一家来自湘西的信息。

　　3. 族谱和“黔国先莹”墓碑作为实物，是《苗族简史》赖以论证沐英籍贯和民族成分的两个重要证据。当然，如果现在发掘出沐英墓的墓志铭刻石，或找到了沐氏嫡系在明代初年所修的谱碟，两者都确证沐氏是城步苗族，或可以匡正《明史》并补充《明太祖实录》之不足。而《苗族简史》所用不过是号称成于明末实际最早修于清代的手抄本《蓝氏墨谱》，所谓墓碑也不过是号称明隆庆三年(1569年)所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刊的“黔国先莹”碑石。仔细推敲此两件，作为论证沐英的城步籍贯苗族成分的依据，也是难于成立的。

　　众所周知，族谱无一不是以夸耀祖先、抬高本宗的地位为能事，翻看现存的一些族谱，莫不攀附历史上的名人为祖先。

　　因之，今日进行历史研究在使用这类历史文献时务必慎重，尤其要剔除其封建糟粕，切切不可为其中的无稽之谈所迷惑，更不能把它作为某一重大间题的孤证。

　　《苗族简史》所依据的族谱并非沐氏族谱，而是一部蓝氏族谱，看来似乎没有溢美或贬斥沐氏先人的必要，其实则不然。城步蓝姓修这部《蓝氏墨谱》，要抬出蓝玉做自己的祖先，蓝玉虽然晓勇非常，战功卓著，但是蓝玉是遭到族诛的明朝的“乱臣贼子”，且铁案终明一世永不能翻，何以能有子孙衍源发展于城步?墨谱因言沐、蓝两姓同出城步，有特殊关系，是当年云南的沐氏救了蓝玉的遗孤。因此，城步蓝氏墨谱言及沐英不过是为自己宗族制造的无稽之谈的出台提供理由。

　　至于沐氏“黔国先莹”碑，则疑点更加明显，沐英本人及其直系后裔从来没有声明沐氏出白湘西城步，明代的历朝实录记西平侯、黔国公沐氏家族的文字很多，前前后后亦无片纸只字有此信息，前文述沐英被收养时年仅8岁，父母双亡，且在兵荒马乱之中，也未有任何亲戚朋友，何由知其先祖之坟墓座落何方?据称“黔国先莹”碑立于隆庆三年(1569年)五月十七日，那时在云南袭爵的是沐英的八世孙沐朝弼;对于沐氏的先人沐英本人尚不知悉其出自城步，沐英逝后二百年的八世后裔又焉能知悉?

　　如果说湖南城步有沐姓大宗，所谓“黔国先全”之碑不过是他们所立，目的是利用沐英名气来抬高自己宗族的地位，这在中国古代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问题在于何以此处有黔国先莹，从来没有见到实录、正史和云南方志记载云南的黔国直系后裔前来拜祭?或者人们以为这是沐英及其子孙耻于承认自己的这种城步苗族身份，其实不然，历史发展到元朝，出自湘西南的苗帅杨完者不是在江浙威风不可一世?杨完者死，元朝还追封他为潭国忠憨公⑩工发展到明朝，人们更是对民族界限的意识已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而逐渐淡漠，明太祖的后宫中即有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妃缤，蒙古硕妃、高丽妃等，据吴晗先生考证，明成祖朱棣就出自蒙古硕妃，他本人之所以一口咬定为马皇后嫡出，不过是“靖难”之后特殊权力斗争形势的需要，并非民族界限的意识所使然。明孝宗的生母，出自广西贺县土官之家，当是壮族，孝宗并不以此为耻，纪妃遗体照例堂而皇之入葬十三陵中的明宪宗茂陵，明孝宗且多方寻找母族，贵为至尊的天子如此，何况其臣民呢?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如果沐英果真祖先坟墓在城步的话，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诏令诸义子归宗之时他就会顺理成章的前往城步立碑拜祭，绝不会等到二百年后再去立碑。

　　或者人们以为这块碑为沐朝弼所立，《道光宝庆府志》记载了沐朝弼祭拜过这黔国先莹。考沐朝弼，骄纵而野心勃勃，罪恶多端，有事母嫂不如礼，夺兄田宅，匿藏罪犯，用调兵火符遣人i户l京师，杀人通番诸条款⑩，件件载在《明史》，但没有藏匿蓝玉裔孙并护送其至故乡城步归宗及沐、蓝往还事。再者沐朝弼认定先祖出城步并建碑祭扫应是大书特书的封建社会的大事，就是《明穆宗实录》不载，成于隆庆的《隆庆云南通志》是绝对不会不载的，如今两书均网而不记，这就令人怀疑“黔国先莹”碑不立于沐姓，或者与《蓝氏墨谱》出于同一时代，出于同一制造者，不过是明末清初城步的蓝氏强宗欲收异曲同工之效的另一个手法罢了。


　　4. 籍贯是安徽定远，一生中从未和城步发生任何联系的沐英，何以和城步的“名胜古 迹”及有关城步的地方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沐英在明朝初年战功卓著，平定云南以后，沐英以西平侯留镇，死后越级晋封黔宁昭靖王，英子沐晨为黔国公，其后子孙以黔国公名义世袭，世代镇守云南直到明亡。黔国后裔甚至比明朝宗藩少了许多皇帝对他们的约束和戒心，而更多的却是朝廷对他们的重用和依恃，他们征云南取道辰、玩而去，朝夭子又取道辰、沉而回，幼小的黔国嫡嗣可以少长于南京，在镇的黔国公还可以归朝察报云南事务，甚至统兵出征。自沐英起，黔国嫡系除末代沐夭波因事出非常外，莫不一一枢出昆明金马山而归葬江宁，不远万里的一次次的运枢回归，自是沐氏气派非凡的极度哀荣，可以说取道辰、沉入贵州而云南是终明一代始终显赫的沐氏家族的一条常来常往的通路，因而使得处于这通路不远的城步人民也对沐氏的显赫荣耀家喻而户晓。如果城步有沐姓，自然对这一当代显要攀附惟恐不及，任何一个隆起的封土堆均可能成为被他们指点的沐氏先莹，以至出现了现存的那块“黔国先莹”碑。如果说城步当地没有大姓沐氏，随着明代弘治年间改土归流设置城步县，加速了中原汉族文化向城步苗区的传播，于是记述封建宗法世次的谱碟之学也为苗家所习学，城步苗族强宗蓝姓为攀附蓝玉而不得不既制造《蓝氏墨谱》，也制造了黔国先莹碑。

　　和黔国先莹碑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所谓实物，还有《苗族简史》首页上刊登的城步丹口乡的蓝玉故里。城步蓝姓创黔国先莹碑于明朝隆庆，不怕众目睽睽，因为那是表彰的沐氏。始修蓝氏墨谱于明末，那是已在明朝风雨飘摇之年，又处于湘西山地之中，夭高皇帝远，皇帝管不到。即使是在明末，谅这些蓝氏族人也没有斗胆敢于在通都大邑宣称自己是蓝玉的裔孙。笔者虽无缘亲见蓝氏墨谱一面，询之知情人，据告是清代之物，因为也只有在清代，城步蓝姓才敢于大肆称为蓝玉之裔。随之在蓝玉死后三、四百年一处被称为蓝玉故里的房子，也就被造作出来，当然这是城步蓝姓继碑、谱之后的又一作品了。

　　《苗族简史》根据城步地方提供的资料，特别强调沐、蓝两家关系非同一般，然而遍查明实录和《明史》、《云南通志》找不到沐英、蓝玉之间更多的交往和更亲密的关系，蓝玉案发之时沐寞虽已前死，但当年处分问题的原则度不因人死即可置之不问，凡和蓝玉有瓜葛的人物是侯是伯及其子孙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死者凡一万五千!常遇春死得更早，其子常异就可能是死于蓝玉案O。而沐英一族却和蓝案毫无牵涉，足以证明蓝、沐两家并无特殊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将沐英、蓝玉说成是城步籍贯的苗族是缺乏可信的史实根据的。《道光宝庆府志》、《同治城步县志》，黔国先莹碑和蓝氏墨谱，均离所论主角年代太远，故事的视角虽是多方面的，且编得绘声绘色，但不足以以立论推翻《明太祖实录》、《明史》和《隆庆云南通志》。笔者以为，史学工作者只有以严肃求实的科学态度去占有材料，去伪存真，才可能得出正确的。

　　①《道光宝庆府志》卷73。

　　②《明太祖实录》卷218。

　　③《隆庆云南通志》卷14.

　　④《明史》卷143，程本立传。

　　⑤吴晗:《朱元璋传》第一章第一部、小注三。

　　⑥朱国祯:《涌幢小品》卷l，“沐公生本”条。

　　⑦《元史》卷140，达识贴睦儿传。

　　⑧《元史》卷142，庆童传.

　　⑨《明史》卷126，李文忠传。

　　⑩《明史》卷133，胡大海传。

　　⑿《明史》卷126，沐英传。

　　⒀《明史》卷126，常遇春传.

　　补充：城步蓝氏实为汉族。据湖南城步县《蓝氏宗源》载：蓝氏之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瓦厂坪人。先祖蓝光晋封为五道将军，生四子：蓝昌见、蓝昌富、蓝昌贺、蓝明。因灾害，分别迁往荆州白马县、古州、辰州、宝庆府、柳州府。蓝昌见是迁辰州的，带领周、杨十二姓人等，于正宝元年(宝元为宋仁宗年号)又往靖州，又迁蓝家岔、落溪冲野鸡寨等地，后迁入城步扶城。蓝见昌生三子：蓝广、蓝双、蓝晚。广居岩头寨，双居中排丹口，晚居枫木林，子孙分布于溪冲、罗饶、大绢一带。蓝昌贺迁广西龙胜府都乃；蓝昌明改姓秦，居扶城丹口冲秦歌湾，后又有迁高坡大地及义宁林小江。蓝昌见子孙繁衍，分布于栏牛五排初石、江头藤坪、石神冲、秦头木瓜、张家小洞、下排枫木林、洪江翁桃山口、武岗州木瓜桥等地。蓝氏有一支迁安徽定远，后蓝玉官征虏大将军，封永昌侯。这两支均为汉族。而留居于城步的蓝氏，因为解放后需要建苗族自治县，需要一定的苗族人口比例，因此地方官动员当地人民申报为苗族，况且在中国当少数民族还可以有许多优惠政策。因此在湖南出现大量的汉族人民申报成为苗族、侗族、土家族的情况。甚至大量出现同一个家族的堂兄弟，分别申报成汉、苗、侗、土家等三、四个不同民族的奇特现象。

明朝猛将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逐渐上升。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为了消除变换，明朝廷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明军数次北征蒙古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的最勇猛的将领。洪武十一年（1378年）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肃、青海，次年取得胜利。师还以后，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雄踞东北的纳哈出部。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屯兵蓄锐，待机南下。蓝玉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到达金山（今吉林双辽）之西。

　　与此同时，明军派人劝降纳哈出，说明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明大军压境，便决定投降，先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闻讯大喜，派蓝玉前去受降。蓝玉特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却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加上语言不通，一时僵持住。纳哈出生怕被明军加害，便与随从密语，打算溜走。在场有人将纳哈出的话告诉了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忙上前阻拦，仓促之间动起手来，常茂将纳哈出砍伤。明军一拥而上，将纳哈出带到大将军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明军砍伤，四下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余众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军覆没。冯胜认为常茂对此负有责任，将他捆起来治罪。常茂在太祖朱元璋面前申述。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于是收回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拜蓝玉为大将军。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再次率军北征，自大宁进至庆州。听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便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仍然没有发现元军行迹，蓝玉便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赞成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后侦知元帝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元方竟没有察觉到明军的行踪。明军突然到达元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但俘获元帝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及大量牲畜，并得北元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被部下杀死，北元开始四分五裂。

　　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太祖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将蓝玉比为名将卫青和李靖，大加褒奖，封梁国公。蓝玉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至此达到了巅峰。

戎马生涯

　　蓝玉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洪武十四年秋季。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十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元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倍道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友德点首称善，遂夤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塞，茫不见人。明军冒雾疾进，直抵白石江。江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知，急率锐卒万人，濒江截阻。友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敌阵后，树帜鸣鼓。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急麾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元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复亲麾铁骑，横冲而入，直至达里麻纛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吓，竟颠仆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

　　傅友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撤，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耗，刎颈而死。蓝玉、沐英，军至板桥，右丞观音保出降。玉等整军入城，戒辑军士，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皆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元右丞实卜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友德大军赴援，实卜顾视惊惶，立即遁去。友德遂得乌撤地。因乌撤无城，饬军筑造，尚未竣工，实卜复招集蛮众，鼓噪而来。友德倚山为营，戒兵士不得妄动，俟至敌气已懈，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是即彼竭我盈之计。实卜回马就走，途遇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驰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实卜又落荒窜去，好称逃将军。乌撤遂得完城。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部，如东川、乌蒙、芒部等，统望风降附。

　　自是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酋叚世，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奇兵，令王弼、胡海两将，各授密计，分道去讫。原来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险固。沐英遣王弼密趋上关，胡海潜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越，攀援而上。叚世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意王弼、胡海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使叚世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逃，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上活捉，城即陷。沐英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回军云南，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明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蓝玉也从此受到明太祖赏识。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侵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遣哨马出松亭关，探悉元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轻兵往袭。时适大雪，元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元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不兰奚受擒，元将纳哈楚降明。

　　明军的“金山之役”取得了成功，降服了故元将纳哈楚，但是，第一，不要过高估计纳哈楚降明的意义。历史明载，纳哈楚是元故将。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统治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楚降明，只能说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降明。事实上，除纳哈楚外，蒙古诸部仍在反明。而且，此时北元政权还健在，纳哈楚也代表不了北元政权，北元也仍在反明。

　　在这种情况下，明太祖委任蓝玉为大将，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尔，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须成功。

　　1388年3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距离脱古思帖木尔帐不过百余里路程，脱古思帖木尔以为明军与纳哈出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再战没有迎敌的准备，而明军前锋奔袭他的大营时，恰好风沙弥天，几十步外不见人，明朝兵马突然出现，脱古思帖木尔根本不能做有效的抵抗，太尉蛮子仓促上阵，很快战败被杀，脱古思帖木尔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提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等逃往和林方向，这一次战役，脱古思帖木尔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官员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的印章、图书、兵器、车辆等都被明军俘获。脱古思帖木尔一行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也速迭尔。他和太子天保奴一起被也速迭儿杀死。提怯来、失烈门逃去，南下投降了明朝。

　　捕鱼儿海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或许还有着重振势力入主中原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希望到这时就完全破灭了。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

　　胜利消息传到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玉为卫青、李靖，还师后，晋封蓝玉为梁国公，蓝玉顿时显赫一时。

谋反被杀

　　然而，蓝玉自恃有功，逐渐骄横起来。早在征云南元梁王胜利后，他就派人到云南私自贩盐，牟取暴利。在捕鱼儿海战役中打败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后，蓝玉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帝妃子据为己有，由此引来许多非议和事端。太祖朱元璋得知后大怒，说：“蓝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于是，朱元璋原准备将其封为梁国公，但是为了惩罚，临时改封凉国公。一字之差，而且同音不同意，但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梁国，在今湖北和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一带，凉国，在今甘肃中部）

　　但蓝玉还不知收敛，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明军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竟然纵兵破关而入。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御史上奏弹劾，他竟然将御史打了出去。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官员告蓝玉谋反，将要在太祖朱元璋出行时行刺，蓝玉因此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著名的周庄富豪沈万三沈家也受到篮玉案牵连，从此彻底败落。

悲惨结局

　　蓝玉的结局却很悲惨，太子朱标在日，蓝玉与太子有戚谊，尝相往来。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蓝玉抱怨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怏怏不乐。明太祖越加疑忌。蓝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明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明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祖待功臣，还要加惨。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明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

历史评价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

捕鱼儿海战役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15万北征，自大宁进至庆州。蓝玉听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便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仍然没有发现元军行迹，蓝玉便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赞成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这样敌人便看不见烟火，军队能够不被发现行踪，秘密前进。后侦知元帝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迅速出击，直奔元帝大营。 而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以为明军与纳哈出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北方再战，大意轻敌，没有作任何迎敌的准备。凑巧的是，明军前锋奔袭北元汗帐的大营之时，恰好风沙弥天，几十步外不见人。明朝兵马出现在汗帐外时，才为北元军所惊觉。此时，脱古思帖木儿根本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北元太尉蛮子仓促上阵，很快战败被杀。脱古思帖木儿得以脱身，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哈拉和林方向。蓝玉率精骑追赶，但没有赶上。这一次战役，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都被明军俘获。

　　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政权遭受的最大挫折。蒙古帝国之元朝虽然离开了中原，但在漠北一直保持有完整的官僚体系。经此一役，北元的职官体系基本被摧毁。如果说在这之前，蒙古贵族心中或许还有着重振旗鼓、重新入主中原的希望，那么捕鱼儿海战役后，希望就彻彻底底地破灭了。从此，逐鹿中原只能成为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

　　还有对北元政权更为致命的打击。捕鱼儿海战役之后，黄金家族丧失了在蒙古部落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数蒙古部落不再承认黄金家族的宗主权，宣布自立。为了争夺新的宗主权，蒙古部落内部因而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再也无力南下反击明朝。其间，虽然蒙古有过几次统一，但始终未能对明朝构成倾覆性的威胁。

明太祖第六次北征沙漠之战

　　二十年九月三十日，朱元璋为肃清沙漠故元势力，命永昌侯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为左右副将军，都督佥事耿忠、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军15万人北征。十一月十八日，蓝玉获悉故元丞相哈刺章、乃儿不花等逃入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尔和林），遂由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发兵进讨。二十一年三月，师至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索布力嘎），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屯驻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间道兼程而进。四月十二日，进至捕鱼儿海南岸，侦知脱古思帖木儿营在捕鱼儿海东北80余里，蓝玉遂以王弼为前锋，率精骑直捣其营。元主毫无准备，正欲北行，忽闻明大军至，其太尉仓卒率众拒战，被明军击败，蛮子等数十人战死，余众投降。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骑遁去。蓝玉率精骑追击干余里，不及而还，俘获其次子地保奴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119人、吴王朵里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2994人、军士男女7.7万余人、马4.7万匹、驼4800余头、牛羊10.24万余头、车3000余辆，以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甚众，遂奏捷班师。

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太子朱标在日，蓝玉与太子有戚谊，尝相往来。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蓝玉抱怨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怏怏不乐。明太祖越加疑忌。蓝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明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明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祖待功臣，还要加惨。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明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