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李银桥

Jinan90

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李银桥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天空格外蓝，太阳格外红，我心中更是格外高兴。这一天，在陕西省佳县白龙庙村，我来到了红太阳的身边，给毛主席当卫士。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咱们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来帮我的忙吧！毛主席平等待人，使我十分感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在毛主席身边一直工作了十五个年头，这是多么难忘的岁月啊！
　　　　　　

一

　　说来也巧，我最初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地方是佳县，而佳县正是《东方红》民歌的诞生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著名的民歌，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毛主席怀着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忘我工作，日夜操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人民谋利益，真是人民大救星。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撤出延安。那时驻地经常转移，条件十分艰苦。到了宿营地，我们为了使毛主席尽早地得到休息，先找铺板。主席亲切地嘱咐我说：到宿营地，不要先急着搭床铺，要先安排办公的地方。为了方便主席办公，行军时，我背着两个黄帆布挎包，一个挎包里装着办公用具：铜墨盒、砚台、墨、纸张，等等；一个挎包里装着两部工具书：《辞源》
和《辞海》。每到一个新宿营地，我就把这些办公用具和工具书放在桌子上，或者其它可以办公的地方。有时窑洞里找不到桌子，我们十分着急。主席看到锅台上铺的石板又光又平，就在锅台上办起公来。我们看到主席在锅台上办公，心中不安。后来找到了桌子，我请主席换个地方。主席不愿耽误办公，便笑笑说：这不是很好吗？何必换呢！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也一样辛苦。他见没有凳子，就找了一个树墩子，垫上棉袄，当作凳子坐，伏在锅台上批阅文件。在紧急的情况下，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就把纸放在膝上，用铅笔写字，发出指示和号令。在沙家店战役中，毛主席守着电话机，随时听取前方情况的报告，及时发出指示，随后又在作战地图上作出标记。随身带的蜡烛用完了，我们就设法点上一盏小小的油灯。毛主席在那盏油灯下，查看地图，指挥作战。沙家店战役以后，我军在陕北战场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在这次战役中，毛主席三天两夜没有上床，有时只在帆布椅上合合眼，饭也顾不上吃，热了又冷，冷了又热。我们看了十分心疼。有些同志说：“主席呀，您瘦了！”毛主席诙谐地说：瘦了有好处，行军轻便。
　　在战争时期，毛主席走过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为人民谋利益，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陕北的油灯光，在我心头投下了不灭的光芒。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又为社会主义事业操尽了心。中南海的灯光啊，又在我心头闪亮！
　　一九五五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中南海办公室的明亮的灯光下，毛主席对我说：你回老家去一下，一方面探探家，一方面帮我作调查，了解一下那里的合作化是怎么搞的，可以找你的本家、亲戚、朋友谈一谈。我遵照主席的指示，来到河北省安平县东河町村老家。村上很多人都热望我把那里的情况反映给主席。在我返回北京的前夕，村支部书记写了一封信，反映合作化运动和生产的情况，委
托我带给毛主席。我见到主席以后，详细地把家乡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作了汇报。主席认真听取了汇报，不久，便把村支部书记的信批转河北省委。省委遵照主席的指示，立即派了工作组到东河町深入调查。调查中，他们发现了离我们村二里多路的南王庄王玉坤等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事迹，写了详细的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和听了汇报，非常重视，及时抓住了这个典型，给予热情支持和扶植，称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一九五五年八月的一天，毛主席指着办公桌上好几叠厚厚的材料对我说：这两个月，我要集中力量研究农村工作，不要拿别的事情来打扰我。这些农业合作化材料，要带到北戴河去批改。我照主席摆设的先后次序，一一做了记号，把这些典型材料放在文件箱里，带到了北戴河，又按照原样一一摆在办公桌上。在那些日子里，毛主席的办公室里整夜亮着灯光。有一天，主席从夜里一直工作到早晨八点多钟。我劝主席休息。主席上了床，我把灯关了，轻轻走了出来。我心想，您该好好睡一觉吧！过了一会儿，我走到门旁静听，看看主席睡得怎么样？只听房间里又发出沙沙声，原来是文件纸响。我进去一看，灯又亮了，毛主席坐在桌旁，继续为那些材料写按语。我问主席：“您没有睡吗？”主席说：我睡不着。敬爱的毛主席啊！平常您总是夜里工作，白天睡一会儿，现在，您白天也睡不着了。您为了指引全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啊！
　　毛主席啊！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给我深刻的启示。跟着您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情景，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是一九五四年夏季的一天，北戴河海滨狂风大作，洪波百丈，银山万叠。您来到海岸上，极目幽燕，缅怀魏武，兴致倍增，要下海游泳。我劝道：“风大浪大，不要去游泳吧！”您豪迈地说：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就在那白浪滔天，一片汪洋中，您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来，还精神抖擞，不知疲劳。就在这次游泳中，您的心中孕育着《北戴河》这首光辉的词章。我还记得，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正是长江水位高涨的时候，您到长江中游泳，我们在您的周围保卫着。你不怕风吹浪打，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时而潜水，运用自如，胜似闲庭信步。您这次一共游了两小时零四十分，游程二十六华里。毛主席啊，在这几年中，我跟您游过渤海、黄海，游过珠江、湘江、钱塘江、邕江，多次游过长江。跟您在大风大浪中学会了游泳，锻炼了意志。您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这话永远印在我心里。
　　毛主席啊！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操劳，费了多少心血！我们在您身边的人，很少看到您休息。该休息的时间，往往给学习占住了。在中南海的盛夏之夜，您走出办公室，来到门前的路灯下，读起英文版《北京周报》。在杭州西湖边，会议过后，您来到碧绿的草坪上，读起英文报纸或书刊。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迎着江风，您读起外文杂志。我们常常劝您休息，您总是笑笑说：学习就是很好的休息。
　　　　　　

二

　　无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自从我来到毛主席身边，亲眼看到主席仅有的几件旧衬衫和褪了色的外衣、裤子，补了又穿，穿了又补。就连那件粗糙的旧毛衣，袖子上也补缀着两个不同颜色的补丁。在杨家沟，一个冬天的晚上，韩桂馨同志在灯下给主席缝补衬衫。这件衬衫早已补过好几回，补丁周围的布已经磨得很乏，不再挂针线了。小韩手捧衬衫，跑到值班的地方对我们说：“主席这件衣服没法再补啦，怎么穿得上身啊！让主席穿这破褂子，咱们心里能好过么？为什么不给主席领件新的呢？”她那里知道，我几次要领新的，主席都不让领。这回，衬衫确实太破了，我又去请示，主席笑着说：还是费心补一补吧！衣服破些没有关系，能多穿一天就多穿一天。主席亲自给我们作过规定：未经批准，不许为他更换新的衣物、用具。布鞋破了，就在鞋帮上打个补丁，鞋尖上加个包头。棉衣也是补了又补，几经拆洗翻新。
　　在解放战争时期，行军路上，我随身带着一只白搪瓷茶缸。它是毛主席喝水、烧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渴了，就用它烧一点开水，端给主席；夜间，工作到更深，就用它煮一点麦片粥，给主席充饥。一个藕合色青花的搪瓷脸盆，跟着我们跋山涉水，已经多处磕掉了瓷片，主席洗脸用它，洗脚也用它。那时，主席擦脸和抹脚只有一条毛巾。有一次，我想为主席多备一条，替下旧的专作擦脚用。主席微笑着对我说：要平等，脚比脸辛苦呵！分开了，脚会有意见的。
　　毛主席的卧具更是简单极了。一条里外都是白布的薄棉被，两条粗毛毯，白布的枕套，荞麦皮的枕芯，连枕巾也不用，打起包来，只有不大的一卷。战争时期是这样，进城以后还是这样，盖的还是里外都用白布做就的棉被，还是那样的简单朴素。主席走遍大江南北巡视工作，总是带着自己的铺盖。看到宾馆准备了华贵的卧具，主席就嘱咐我们：把它统统拿走，换我自己的。在主席身边的十五年里，每当我抚摸着这素净的被褥，总是想，毛主席啊！您为人民造了多大的幸福，而自己却是何等的俭朴！
　　北平解放后，为了安排毛主席的起居，我到了中南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象往常一样，早已亲自为主席选定了住处。根据主席的指示，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都要简单、实用，屋内不放任何玩赏的摆设，不要任何花草。后来，主席又指示，把他的卧室改为既能会客又能办公的地方。室内只摆一套沙发，一块地毯，一张木板床，一个不大的五斗橱，存放简单的衣服。室内摆满了书籍、报刊、文件、资料，甚至连床上也被占领了一半。
　　一九六○年秋，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工作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有人趁主席不在，重新布置了一套讲究的家具：办公桌、坐椅、沙发、睡床和衣橱，一色浅绿，大都裹着名贵的呢绒。毛主席环视一周，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没顾得上坐下，就严肃地对我说：谁搞的，谁要检查，原物送回。今后不准再办这样的事情。主席要我立即把新家具搬走，直到我们把原用的朴素家具摆好，主席才休息。
　　为了节省开支，毛主席亲自过问自己的生活费用，指示我为他做计划，亲自给我开列项目，规定指标：吃的占多少，日用品占多少，穿的、住的占多少，每月要有多少储存，准备接济困难的同志和更新必要的衣物。主席还指示我按制度办事，为他缴纳家具折旧费，卧室和厕所的房租和水电费，都从他的工资里照付。
　　毛主席吃得很简单，进城以后仍经常吃糙米和小米做的二米饭，清淡的两三碟菜、一碗汤，有时一顿只吃一盘青菜和一碗麦片粥。主席经常对我们说：小米来之不易，都是农民辛苦种的。我为主席管理生活费用，严格执行主席的规定，注意节约，避免浪费，主席很高兴。主席见到我们洗衣服，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洗我的衣服不要用太多的肥皂。领子、袖口脏的地方擦上一点，就可以搓出很多泡沫来。主席教我要节省每一个钱。但是，主席经常接济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有位司机同志家里孩子多，主席知道了，叫我送钱给他。有位警卫战士回老家工作，生活遇到了暂时困难，主席知道后，又要我寄钱给他。
　　　　　　

三

　　在中南海，每年我们都在毛主席经常散步的小路两旁种上一排排向日葵。那金色的葵花永远向太阳，在温暖的阳光抚育下茁壮成长。我常想，我们这些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不正象这朵朵葵花吗？
　　毛主席热爱每一个同志，关怀每一个同志。主席常对我说，炊事员、饲养员、司机同志比我们辛苦，要少给他们添麻烦。在战争年代，主席经常让我烤些馒头片，放在一个小铁盒子里带着，留着晚上工作时饿了吃。有一次炊事员老高病了，我给主席炒菜，菜做咸了。主席吃着味不对，就问我：这是谁炒的？我告诉主席，老高得了重感冒，菜是我炒的。主席说：那得去看看。饭后，主席亲自去看望了老高。主席不止一次地嘱咐我：凡是过去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同志要来见我，你就替我见见他们，有什么困难，帮他们解决。我不忙时，你就把他们领来。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体会过这无限的温暖。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十二岁参军，文化水平很低。毛主席常对我讲，干革命没文化不行。为了让我练习写字，主席在我每次为他研墨时，总让我试笔，边试笔，边练字，还教给我拿毛笔的姿势，告诉我用哪个手指用劲儿写出的字才有力量。我按主席讲的去练，毛笔字就写得好一些了。一天，主席看我写大字，高兴地表扬说：有进步嘛！一九四七年十月，我跟随主席在佳县转了几个地方，主席对我说：你把这十几天旅行情况写一下吧。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取题叫旅行集。主席看了后说：写得不错，叫旅行记吧。主席给我改错别字，讲“的”和“地”的用法，在我写的旅行记末页上批了：写得很好，大有希望。主席让我把旅行记寄回家，让我父母看。父母和村子里的乡亲们，争相传阅毛主席的批示，高兴极了。在陕北杨家沟的一天夜里，毛主席到院里散步，看到韩桂馨同志的屋子还亮着灯，便走了进来，发现她正照一本书抄写。主席拿起她的本子仔细地看了看说：你这个字写得满漂亮，为什么又要抄写呢？小韩笑笑说：“多抄几遍，可以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主席说：知识多得很，那一本书上才有多少知识呢？青年人正是用脑子吸收新知识的时候，应该多读多想，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抄书上。只要多看，总有收获。知识多了，就聪明了。解放后，小韩去上大学，主席在她的本子上题了四个字：日进有功。我也曾准备去学习一段时间，主席在我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主席为了让我们学文化，给我们买课本，还亲自教我们应该怎样学习。
　　毛主席关怀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更关心我们学习阶级斗争知识。为了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主席派我们到农村作调查研究，参加实际斗争。一九五五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主席在院子里对我说：做农村调查，对你们是一个锻炼。主席嘱咐我们下去要做好保密工作，要提高警惕，要尊重群众，不要摆架子，要宣传党的政策，等等。过了一会儿，主席问我：这些能记住吗？我说：“请主席写一下吧。”主席说：那好。就在院内一张小桌子上，主席为我们写了《出差守则》。我们认真执行守则上的规定，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毛主席又派我们参加农村实际斗争。出发前，主席对我说：不参加阶级斗争，有敌人你们也看不见。主席还给我们写了亲笔信，指示我们下乡后要注意的事情，还给我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护士长给我们讲药包的使用方法。我们在河南省许昌地区参加阶级斗争，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
　　　　　　

四

　　一九六二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毛主席把我叫到跟前，拉着我的手，无限深情地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我工作很顺利。但你老跟着我怎么行，以后怎么办？应该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锻炼好。主席说到这儿，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毛主席啊，您的指示是对的，可是我又怎么能舍得离开您呢！在您老人家身边，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离开您，我怎能不难过万分！主席接着说：你在我这儿工作多年，每天在一起，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我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我这儿就是你的家。
　　隔了几天，主席又把我叫去，亲切地嘱咐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以后，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主席还叮嘱我，给他经常写信反映下面的情况。主席又问我：你爱人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我回答说星期六。主席说：那就星期六让他们到我这里来。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们全家来向毛主席告别。主席亲切地问长问短，同我们全家合影留念。主席把前一天重新书写的《长征诗一首》亲手送给我说：没有新诗，把长征诗重抄一遍，送给你吧！我双手捧着这无比珍贵的礼品，心潮翻腾，思绪万千。敬爱的毛主席，是您老人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不怕远征难，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您送我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要我沿着您指引的道路前进！
　　毛主席同我们永别了，但他老人家多年来对我的谆谆教导，仍回响在我的耳边。毛泽东思想正如日月经天，光照九洲，流传万代。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