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货郎,老船工,仙人指路-救了共产党的几个普通人物

Jinan90

逝去的岁月-值得纪念的几个普通人物

作者：家住山城


一、陈货郎：军史布衣第一人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８日，红二十五军从独树镇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在方城县拐河镇击溃尾追的敌人，后经叶县、鲁山、栾川进入卢氏境内的伏牛山腹地。红二十五军由此突破重重包围，拿下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铁锁关，进入陕西境内。
当年，为了全歼红军于伏牛山区，国民党从武汉等地调来重兵，加之地方民团势力，其兵力大于红二十五军数十倍。在此危急的情况之下，红二十五军是如何突破重重围剿、胜利到达陕北的呢？
“七十二道水峪河”里敌人围起“铁桶阵”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日，本报重走长征路记者沿着先烈们当年的长征路线，从卢氏县城向西南方向的官坡、兰草、铁锁关一路前行。
“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如今在卢氏县，依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来形容水峪河这道深山峡谷的凶险，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小货郎给红军带路的故事。
“二十五里脚不干”，是指水峪河边的河滩堆满碎石，天然形成一条坎坷山路，人可以勉强通行。这是货郎陈廷贤串乡时经常走的一条“秘密通道”。
来到曲曲折折的水峪河边，路两旁不时可见悬崖陡壁、怪石嶙峋，让人想见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４日的险恶形势。而此时对红军来说最大的困难倒不是脚下的路难走，而是已深陷重围，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与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共同撰写了回忆录——《艰苦转战长征入陕》。
回忆录中写出了当时紧迫的战况：从伏牛山进入陕西，必须经过两个隘口：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到了卢氏县的五里川，刚上山，就发现隘口被敌人占领了，还有筑好的工事。事后才明白，蒋介石为了防止红二十五军入陕，早在半个月前就命令驻守在开封的国民党第１９军６０师，沿陇海线西下，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先于红二十五军到达，并布防完毕控制了入陕通道。这时，敌追剿队第二支队也跟踪到栾川、庙子一线。至此，红二十五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
据卢氏党史资料记载，敌追剿队第二支队，指的是国民党第４０军４４师、９５师，此时也正从近在咫尺的栾川县向西杀来；南阳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部也向卢氏逼近。红军陷入了敌人布下的“铁桶阵”之中。
红军如何突破“铁桶阵”呢？货郎陈廷贤功不可没。
陈爱华，陈廷贤的三女儿，今年已届知天命之年，她对记者说，小货郎就是其父亲陈廷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用数百字，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一个寻常百姓陈廷贤帮助红二十五军脱险的不寻常事迹。
传奇货郎挽救危局
从敌军的部署情况来看，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程子华，山西运城人，黄埔军校毕业。运城与卢氏隔黄河相望，他从小就得知，卢氏山势险峻，盗匪出没，地方武装强大，加上蒋介石派出重兵重重包围，与之硬拼只会全军覆没。因此，程子华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抓紧发动群众，多方寻找僻岭小径。
而事实是，派出去的人找不到向导，多路侦察部队只好失望而归。正在绝望之时，程子华偶然遇上了一个人，这人就是担着货担走四方的陈廷贤。程子华与陈廷贤做了交谈，二人从熟悉的乡音中，拉近了距离。陈廷贤的出现，奇迹般化解了红二十五军的危局。
货郎陈廷贤，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巴公乡长阴村，陈十岁那年，父亲贫病交加，也就在这一年，两个妹妹也活活饿死。为了活命，陈廷贤把小弟过继给了别人。在此之后，陈廷贤离开家乡，到处流浪乞讨到卢氏，为活口就常挑盐到山区贩卖。程子华听了陈廷贤的诉说，握住陈的手说了声“小老乡，你受苦了”。从小备受艰辛和凌辱的陈廷贤，受到了一个部队将军的关怀，不禁放声痛哭。他拉住程子华的手说，“程军长，你们快走吧，我给你们带路，晚了就来不及了。”
卢氏有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入陕小路，这是陈廷贤多年挑担走四方为躲避土匪探出的一条密道，也是当地采药人和牧羊人才走的小道。
陈廷贤就这样带领着红二十五军主力，绕过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直插陕西洛南。而此时，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险隘，红二十五军先派出手枪团出发，翻熊耳山，到朱阳关以东十五华里处佯装主力，手枪团在号子房（地名）张贴标语，虚张声势，给敌人第６０师造成红军准备由此入陕的错觉，主力则由陈廷贤带路，于１２月５日黎明从叫河出发，由马印、姬家岭进入香子坪、过通河、大石河，沿着一条被称为“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走出悬崖陡壁中的一线天通道，傍晚走出文峪沟，沿洛河南岸前进。
１２月７日，由陈廷贤带路，红二十五军到达官坡，１２月８日，红军到达兰草，当天，从兰草杀向豫陕交界处的要塞——铁锁关，经过激战，拿下了铁锁关。至此，红军终于打开了进军陕南的大门，蒋介石聚歼红军于卢氏的企图落空。
１９８４年，陈廷贤老人因病去世。他有五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已经去世，其他姐妹均生活在卢氏县城。
四女儿陈爱芳回忆说：父亲在世时说过，他２３岁那年，当时他挑着货郎担子经过叫河时，正好遇上了红军的手枪团。当时听说一名红军战士吃了老百姓家的柿饼没有给钱，受到了部队的军纪处分。这让父亲非常的感动，在“有枪就是爷”的混乱年代，居然还有对老百姓这样客气的部队，他感到很亲切。
“其实我父亲也说过，他冒险为红军带路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军长程子华的一句‘老乡你受苦了’”，陈爱芳说。这句话让陈廷贤记了一辈子。
陈廷贤将红军带到豫陕交界后，死里逃生的红军拿出很多大洋来酬谢，都被他拒绝了。最后红军给陈廷贤写了一张证明字条，陈廷贤把这张珍贵的字条塞进墙缝里，后来在日本鬼子轰炸卢氏时，房子被毁，字条失落了。
陈廷贤从铁锁关回到卢氏后，他给红军带路的消息传了出去，为此，县民团将陈廷贤带到了县团部，在三天三夜的审讯中，陈廷贤始终没有承认，后来在当地乡绅的周旋下，陈才得以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陈廷贤在该县糖烟酒公司参加工作。他认为那张纸条证明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曾被评为省级劳模，地级劳模。
１９８３年，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人员辗转得知了陈的确切地址后，终于见到了陈廷贤，但此时的陈廷贤已重病在床，神智不清了。几天后，他去世在医院。享年72岁。
“至死，父亲也不知道当年的红军找到了他”，陈爱芳说。
１９９３年，红二十五军老兵，原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到兰草故地重游时曾讲到：陈廷贤是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立下大功的人。
党校旁边的公墓，陈廷贤被埋葬在这里，卢氏县委、政府竖立的墓碑背后，铭刻着陈廷贤一生的功绩“……今卢氏后人诚撰此文，以昭陈公于日月，励后人于图治”。
１９９６年８月，王艳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卢氏县检察院上班不久，卢氏县委县政府为王艳的外公陈廷贤树碑立传，并在墓碑上刻上五角星。中央军委派人来到卢氏县，带着时任政治局常委、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的问候和关怀，证实王艳的外公生前遇到的那支队伍就是红军，是北上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２５军主力。当年，陈廷贤谢绝了红军２００块大洋的酬劳，心甘情愿冒着被国民党杀头的危险，领着３０００余名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沿着一条无人知道的陡峭山路，翻山越岭４个昼夜，奇迹般跳出重围进入陕西省。国民党以３０万之众，层层设防，妄图使红２５军“插翅难飞”的战略企图转眼间化为泡影。

二、郑少仪：郭村送信立大功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了对付敌伪扫荡，移驻郭村休整。而盘踞在泰州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却在韩德勤的挑拨下借口我军占了他的地盘，无理拒绝谈判，扣留我方代表，于1940年6月28日纠集十三个团的兵力围攻郭村。地下党员、年仅19岁的郑少仪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泅渡七条河，把情报送到郭村。新四军在叶飞、管文蔚的率领下奋起迎战。战斗期间，陶勇同志率领苏皖支队从安徽天长一带飞奔驰援；地下党员陈玉生率领一个团起义、参战；地下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一个营举行港口暴动。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消灭了李军三个团，一直追到泰州城下。7月3日，陈毅同志赶到郭村，下令叶飞收兵于泰州城郊，派朱克靖会见李明扬、李长江，表明我军灭敌、反顽、联李的方针不变，归还了全部俘虏和枪支，要求李明扬保持中立，协助我军东进抗日。
接到韩德勤“吃掉新四军”的密令后，“二李”积极布置兵力，准备攻打郭村。当时驻扎郭村的新四军不足2000人，情况十分紧急。关键时刻，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李欣（后改名郑少仪）发挥了作用。

李欣出生在扬州，抗战爆发后，17岁的她即参加了抗日武装，1939年被党组织派往泰州“二李”部队二纵队进行地下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政训处政训员，中尉军衔。1940年6月下旬，驻郭村的中共苏北特委指示李欣密切注意“二李”部队的活动情况。

当年6月27日，李欣与往常一样，借口到泰州办事，进了泰州城，她惊讶地发现，眼前的军情和往日大不相同，部队提前发了军饷，士兵们都打好了背包。她赶到城内多处士兵驻地打听核实情况，证实“二李”的部队即将开拔。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钟，情况紧急，必须将这一重要情报立即送到郭村的苏北特委！而当时周围到处都驻扎着李长江的部队，通往郭村的大路都已封锁，岗哨盘查很严。李欣决定绕道去郭村，她换上刚刚缝制好的一件白色单旗袍，从后院爬过院墙出了庄。

虽然夜幕已经降临，李欣不敢走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走，一会儿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李欣知道河上有座小桥，但已被敌人封锁。这时，附近响起了枪声，她赶紧钻进河边的芦苇丛中，然后涉水过河。水性不好、只会“扑腾”两下子的她硬是沉住气，喝了好几口水，终于扑腾到了河对岸。

李欣一刻也不敢停留，拼命地往前走，又接连趟过几条小河，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发现前方有一户人家，便以迷路为由敲窗问路。主人指着远方拎着灯笼的人影说：“你看郭村的和尚已经念过经回头了，你就跟着他们跑。”又累又乏的李欣不顾一切地紧追“亮光”，不觉跑到一条大河边，可前面的灯笼已到了河对岸。这条河很宽，自己不敢贸然下水，溺水事小，情报送不出去，会误了大事。

她想，刚才和尚能过去，肯定有船。便大声喊：“有船吗？”喊了几声，终于有人答话：“你是干什么的？”“我到郭村找人的”，李欣听见船民小声议论，得知对岸就是新四军岗哨，激动地说：“我是新四军，快，快带我去找惠浴宇，惠主任！”

就这样，李欣很快到了对岸，哨兵将她“押送”到挺纵政治部，值班参谋彭德清问明情况，立即派人送李欣去见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韦一平认识李欣，听完汇报后，赶紧带她去见叶飞副司令员和张藩参谋长。而此时的李欣，体力透支得厉害，浑身是水，又冷又饿，几乎瘫倒在地。

赢得序曲之战

叶飞和张藩听了李欣的汇报，见时针已经指向12点，当即命令部队提前开饭，做好作战准备，凌晨4点钟前全部进入防御阵地，随时痛击来犯之敌。果然，一个多小时后，6月28日拂晓，密集的枪炮声响彻郭村上空，李长江部队向郭村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时，我们的“情报英雄”李欣已经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

郭村保卫战中，李长江共纠合13个团的兵力围攻郭村。由于准备充分，军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涨，在十倍于自己的敌人面前，取得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共击溃李部3个团，李军全线溃退。事后，李长江等表示愿守中立，协助新四军东进。郭村保卫战也成为我党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专家介绍，发生在66年前的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曲。这场以少对多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备战方面。1940年6月25日，当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唆使李长江向驻扎郭村的新四军下了“限3天内退出郭村”的最后通牒后，新四军挺进纵队一面派代表去泰州谈判，一面积极作好应战准备。而郭村人民在抗战形势和党组织的号召下，也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捐钱捐粮食捐枪。

6月28日晚，当郭村群众得知部队急需一万支竹签时，连夜砍竹子，削竹片，做成中间粗、两头尖的竹签，数百户家庭半天不到做好了3万多根富于“战斗力”的尖利竹签，随即迅速运往部队。当晚，军民齐动手，在前沿阵地大摆“竹签阵”，第二天清晨敌军进攻时，被戳得脚破血流，一时传为佳话。

6月29日，李长江向其进攻部队许愿：“打下郭村，放假三天”。这个命令激起郭村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冒着炮火直接支援子弟兵战斗。许多年轻人干脆跑到战场，与战士们一起作战。这当中涌现出许多活生生的事例，挺进纵队司令部侦察连连部驻地的房东全家5口人，由房东老大爷领着，扛着锄头钉耙上阵帮着修战壕。

7月3日夜，新四军决定全面出击后，当地严宝根等10名青年自告奋勇担任向导。他们打着灯笼为新四军引路，带领新四军攻克郭村南面的塘头镇，并一直打到泰州城郊九里沟。严宝根带路时，不幸中弹，为郭村保卫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扬州市党史办负责人介绍，郭村保卫战取得大捷，获得军事政治“双丰收”，李欣连夜送关键情报功不可没，历史将永远记住她的名字。

后人“有话要说”

66年前夜送情报的李欣如今还健在否？记者辗转找到她的女儿储耕生。储大妈今年61岁，退休前在浙江对外贸易促进会国际发展公司任职，她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母亲已于2002年10月去世，提到妈妈，这位61岁的老人表示“有太多话想说”。

储耕生告诉记者，母亲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的一生。她出生在扬州城里，毕业于扬州中学，品学兼优。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22岁就担任县委书记。1946年在山东中央工作团工作时，曾和毛岸英长时间共事。在新中国建立前，母亲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新女性，和叶飞、粟裕等领导同志结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解放后母亲定居浙江杭州，历任该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司法厅副厅长等职务。

储耕生说，母亲20岁时能有这样的“传奇经历”，做子女的深感自豪。自己记事时，母亲做人的原则、她对事业、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则对自己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储耕生回忆，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妈妈成天风风火火，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却总是乐此不疲，根本就没有时间陪自己，自己从小就是住校生。妈妈常说，现在的生活，比起解放前来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在那样的环境下都能挺过来，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和平环境、不多干点事情呢？


储耕生说，妈妈长期在“公检法司”部门工作，为人正派、处事公正，淡泊名利，对普通群众、劳动人民特别同情。母亲不仅在工作中对弱势群体特别“关照”，平时生活中，经常帮助、救济困难群众，母亲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一生来是说，真的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自己将把这笔“财富”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三、老渔民：胡炳云脱险引路人


１９４７年７月，时任华野十一纵副司令员的胡炳云将军奉命率三十一旅由苏北隐蔽南下，至南通等地。国军发觉后，集中三倍兵力围之。华野首长闻之急电胡炳云将军火速率领部队北返。是时，回返之路均被敌人封死，唯范公堤外之海滩为空隙。将军果断下令，沿堤外海滩北上突围。其时，遇一老渔民，飘飘白须，告将军曰，海潮来一次得十一、二个时辰，须于海潮涨前通过海涂。
是夜，雨住云散，月朗星稀。将军率万余人随老渔民踏淤泥艰难行进。过第一个海汊时，渐闻海涛声隆隆；过第二个海汊，海潮滚滚而来，浪头约有半人高；过第三个海汊时，潮水涨至齐胸。次日佛晓，全旅安全到达琼港，无一损伤。将军回忆此次行动曰：“真是好险哪，幸亏老渔民带路。”
据云，部队到达琼港后，老渔民不辞而别。解放后，胡炳云将军通过各级政府四处寻访老渔民，亦未有踪影。故当地流传三十一旅海滩突围为“仙人指路”。


正在众人焦急时，侦察科的跑来报告说：

“在海边一间破草棚里找到一位老渔民。”

胡炳云立即派人把这位老人请来。这老汉看上去约50多岁，十分忠厚朴实。经过交谈，知道他是饱经风霜的受苦人。胡炳云问他：“从这里能不能通过海汊直插琼港？”

“能，最近我就走过一趟，我可以为大军带路！”

但他又提醒说：“海汊里淤泥很深，部队要散开走，快步走，而且一定要赶在海水涨潮之前通过。”

“海潮来一次要多久？”

“得十一二个时辰。”

这时海水正涨潮，侦察科的去海汊边试探了一下，水有一人多深。结果，前方在激战，他们只能在堤下等着，一直等到下午8时多，才开始退潮。部队出发时天早就黑了，幸好天公作美，雨住云散，使人精神为之一爽。于是，近万人马借着朦胧的月光，由老渔民带路，在海滩的淤泥里开始了突围。淤泥地又软又粘，像稠粥一般，一踏进去，就难拔出腿来，使劲挣，反而越陷越深。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立即躺倒，翻滚着过去，才能化险为夷。突围是在三面强敌，一面靠海的危情下进行的，稍有延误，拂晓前过不了海汊子，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甘当落后，近万人汇成了一条巨大的铁流，默默地、急速地向前滚动。粗重的喘气声，低沉的呼唤声，互相的鼓劲声，和海水的浪涛声融和在一起。

4个小时过去了，可第二个海汊还没有过完。这时，和胡炳云一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渔民，忽然转过身问道：“现在几点钟了？”

“已经深夜两点多了。”

老渔民有点惊慌地说：

“海潮快上来了，大军要快呀！”

这时部队散得比较开，拉开的距离好几里。胡炳云立即下令：“快速前进！”可口令还没有传到底，靠海边行进的就喊起来：“海潮来了！海潮来了！”

当半人高的浪头涌过来时，全部人马刚过完第二道海汊。

第三道海汊最宽，淤泥最深，水流又急。在过这道海汊时，潮水已涨到人的胸部，通过的困难更大了。此刻离天明不到两个小时，时间已十分紧迫，胡炳云和段焕竞、朱云谦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不会水的靠里边较浅的地段涉水过海汊，会水的全部游泳过去。正在这时，对岸传来了3l旅副政委李毅的喊声：“同志们，加油啊！爬过去就是胜利。”

原来他率领少数先头部队已安全通过海汊。在他的鼓动下，众人精神振奋地朝对面冲去，三个一组，五个一批互相照应着，体力强、水性好的在海边来回接应。拂晓前，全旅人马终于胜利地渡过了第三道海汊。当他们赶到琼港时，天已大亮了。战士们面面相望，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一整夜在滩涂里走，个个都变成了泥菩萨，除了两只眼睛外，从头到脚全被污泥裹着，几乎连面目也分辨不出来。

就这样，主力按预定时间，由海汊过去直插琼港，胜利地返回根据地。李默阉在范公堤阻11纵主力北上、加以“聚歼”的狂梦成了泡影。

因为旅部电台在夜间涉水时不慎掉时海里，在前后两天多时间，胡炳云和31旅与华东野战军及苏中区党委失掉了联系。陈毅、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姬鹏飞等都很着急，陈毅不停地说：“如果是被敌人吃掉了，可未见敌方公布战果；如果没有吃掉，这支部队到底哪里去了？”

正当区党委派人四处寻找他们踪迹的时候，胡炳云带了一个警卫班提前赶回区党委所在地的大沟子。姬鹏飞一见到他，一把握住手，又惊又喜地说：

“老胡啊，你们可回来啦！几天联络不上，真把人急坏了！”

“没事，我们全回来了。”

这次南下苏中作战，31旅共歼敌l000余人，而自己也伤亡200多人。但华东野战军对于这次出奇制胜的作战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打出了军威，挫败了敌人的凶焰，取得了在敌后以少胜多的经验，并通报表扬了11纵31旅。

当部队到达目的地后，胡炳云派人去请那位带路的老渔民，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可是找遍当地的每个角落，也没找到他，老人既没留下姓名，也没留下住址。战士们纷纷说：

“胡副司令在东海之滨得仙人指路。”

但当事人胡炳云等却不信什么神仙，全国解放后，他和段焕竞、刘毓标等人再次通过地方政府多方查找这位老人，但还是渺无音讯。胡炳云很是奇怪了：“难道真有仙人不成？”


四、小红军：腊子口攀援高手


王树增先生对长征途中腊子口战斗，带领红军突击队攀登悬崖，背后发动袭击一举攻克腊子口天险的年仅17岁的红军小战士“云贵川”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云贵川”是那位尊敬的红军小战士的外号，遗憾的是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迭部县人武部政委杨永刚对记者说：“当时，红军如果拿不下腊子口，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雪山草地。”
“当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只能智取。”陈武说，这位苗族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关隘久攻不下，“云贵川”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敌军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笔立陡峭的崖壁攀越过来，如神兵天降，一举解决战斗。


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云贵川”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五、寻找——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船工帅士高



一寻老船工：红军敲开了帅士高的家门

1935年5月12日，中央红军在云南皎平渡成功渡过金沙江后，到达四川会理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天险，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红军的处境极为险恶，前有国民党守军，后有追兵。“五月不渡大渡河”。1863年，正是在大渡河地区的安顺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北渡失败，导致全军覆灭。这条岷江的最大支流， 涛声如雷，浪高水急，漩涡密布，只有借助熟悉水文情况的当地船工的摆渡才能渡河。眼下能否渡河成功，关乎红军安危。为了阻止红军过河，国民党川康军阀刘文辉曾命令火烧安顺场的所有渡船及安顺场街上的房子。但安顺场是守敌营长赖执中的家，街上大半房屋为赖家所有。赖执中拒不焚烧场镇，同时还悄悄留下一条小船，以便渡河密会情人。正是这一叶扁舟，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千层浪花。
5月24日夜，红军先遣支队红一团借道彝海，冒雨急行70余公里来到距安顺场仅5公里的马鞍山。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红一团趁暗夜赶到安顺场，一举打垮守敌，缴获了那条唯一没有被焚烧的渡船，控制了安顺场河段。渡河的希望就在这条小船，而这条小船的希望就在安顺场谙熟地质水文的那些船工身上。先遣团得知安顺场上最好的船工名叫帅士高，此人年约20出头，性格沉稳、身体强健，自小就在大渡河的激流险滩中搏击，练就了一身绝技，是渡口沿岸闻名的“船老大”。事不宜迟，赶快找到此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立刻电令杨得志，务必要找到这名年轻的“老船工”。
红军没费什么周折就在巴掌大的镇上敲开了帅士高的家门。经过红军一番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红军和颜悦色的态度打消了帅士高的疑虑。次日黎明，与红军战士一道在家中和衣而卧的帅士高醒来后，立刻找到平日一起驾船的好伙伴张子云、王有刚、郑本利，4人决定一道驾船渡河。1935年5月25日清晨，安顺场下了一夜的细雨停了。面对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迎着先遣团官兵翘首以待的目光，帅士高和另外3名船工一起，在黎明的雾气中将那条小船推下了河，怎奈河水湍急，浪头与漩涡很快将船打回原地。帅士高不愧是响当当的船老大，他和另一名船工跳下船，用肩膀牢牢抵住船舷，其他两名船工使劲划着，终于使船不再随波逐流。随后，红军先遣队的17勇士飞似的登上了小船。见突击队上船后，一名船工高喊道：“帅老幺，你力气大，你来撑第一篙哟！”帅士高二话不说，接过篙杆，急速地搅动着滚滚的江水，惊心动魄的强渡就此开始了。小船劈波斩浪向500米外的对岸划去。就这样，17勇士在惊涛骇浪中与守敌顽强激战，最终以无一伤亡的奇迹抢占了敌人工事，成功控制了对岸渡口。强渡大渡河成功告捷。随后，更多的船工加入到帮助红军渡河的队伍中。就这样，经过7天7夜的来回摆渡，红一师和干部团成功渡过了大渡河。强渡成功后，帅士高随红军赶往上游的泸定。得知他是送红军渡河的船工帅士高，一位红军指挥员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感谢，还送给他8块大洋以表酬谢。20年后，帅士高在被这位红军指挥员特地派人接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时才得知，当年送他8块大洋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元帅。

再寻老船工：务请找到帅士高

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后，让立誓“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蒋介石十分难堪和恼怒。他一面宣布给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国民党军24军军长刘文辉“剿赤不力，予以重处”，一面严令刘文辉追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以及相关守军的责任。很快，留下那条渡船的安顺场守军营长赖执中被枪决。
消息传至偏远的安顺场，帅士高正在渡口边摆渡。一个好心的亲戚一把拉住他，悄悄告诉他：“帅老幺，快些跑，刘家军要来抓你了。”帅士高这才知道，敌人的抓捕名单上第一个赫然在列的就是自己。在送完一船过河的乡亲后，他赶紧上岸，告知当初帮助红军渡河的那些船工，大家认为只有避祸远走才是上策。很快，帅士高与船工们逃离了安顺场，使前来抓捕的敌人一无所获。转眼间15年过去了，大西南已经获得了彻底解放。1950年初的一天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元帅在百忙中接待了来访的彝族乡亲。交谈中，他获悉帅士高与那些大渡河船工们因帮助红军至今仍流落他乡的情况后，果断做出决定，组织专人寻找以帅士高为首的那些老船工，尽快让他们返乡安居乐业。安顺场地处四川石棉县，是个汉彝杂居之地，解放初尚属西康省建制（西康后被撤销，并入四川）。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兼62军政委的廖志高在得到刘伯承的指示后，立即组织专人赶往安顺场开展寻访工作。工作组经过调查寻访得知，当年护送红军渡河的60余名船工中流落他乡的尚有近20人，多年来他们飘泊在外，隐姓埋名，以打短工、跑马帮、淘金矿谋生，更有流落到彝人部落，给黑彝奴隶主当了奴隶娃子。可大家对帅士高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自从他离开安顺场后就再没有任何信息，其家人也深受迫害：父亲被国民党石棉县政府关押了3个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几年后，父母亲带着对帅士高的无限牵挂相继离开了人世；哥哥、姐姐则背着“通匪”的罪名，在战战兢兢与极度的惶恐中艰难度日。大家的心情非常难过。以帅士高为代表的这些老船工，是中国革命关键之时的有功之臣，一定要找到他们。这年秋天，工作组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使流落他乡的20余名船工陆续回到了安顺场，得到了妥善安置。然而，令人牵肠挂肚的帅士高却音讯全无。工作组想方设法寻找了数月，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去。
1952年春，刘伯承到北京开会见到彭德怀，告诉他当年帮助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船工帅士高因避祸流落他乡，至今寻找未果，两位老帅商议后再次指示西南军区的同志，一定想法找到帅老幺（帅士高）。指示下达到西康军区，可接连几次组织的工作组进山寻找始终未果。正待大家踏破铁鞋、寻觅无迹时，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的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在无意之中有个惊人发现。
冕宁县大凉山嘎基彝族部落是一个世袭的黑彝家族，在当地颇有势力。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国民党匪特潜入该地，煽动彝族上层头人武装叛乱。时任西康军区副政委的鲁瑞林亲自带着民族工作队与进剿大军来到了嘎基部落。此时，嘎基头人已经带着家族武装与国民党匪特进山为匪，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奴隶。这时，一个奴隶娃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面容清癯苍老，一头乱发蓬乱不堪，左眼已经失明，终日少言寡语，披着一件勉强遮身的蓑衣栖身在嘎基家的牛马棚中，睡觉、吃饭都在一旁的稻草堆上。工作组得知，这个没名没姓的奴隶娃子其实不是彝族人，而是流落到此卖身为奴的汉人，平时的主要活计就是替主子放牧牛马，地位比一般的奴隶娃子还要低。由于常年睡在牛马棚中，他的一只眼睛被潮湿的地气熏瞎了，才40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花甲老人。与其他奴隶娃子接触需要通司（翻译）才能进行沟通，而与他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当得知工作队就是当年的红军时，这位奴隶娃子很激动，主动说起自己当年为红军抢渡大渡河摆渡时的情况，还积极为工作队介绍情况，带路进山剿匪，帮助发动群众。他的事迹被一名随军记者知道了，采访后写了篇报道。很快，这篇报道被送到鲁瑞林的案头等待签发，鲁瑞林看完报道后大为激动，这不就是西南军区让他们寻找的那位大渡河老船工帅士高吗？在确定无误后，他一面将情况通报回西康军区，一面立即派人将帅士高接到雅安。就这样，在流落他乡17年后，帅士高回到了久别的家乡——石棉县安顺场。当地政府对这位革命的功臣很重视，派专人将他送到成都治病。遗憾的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那只眼睛已经永远地失明了，身上的其他病则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回到安顺场后，帅士高分到三间房屋及其他生活资料，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在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后很快就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寻老船工：彭德怀说，“能见到帅士高也可以了却我的心愿”

1965年，彭德怀出任西南三线建设第3副总指挥。这年秋季的一天，他来到石棉县某大型石棉矿检查工作。得知当年的老船工帅士高还健在，正在四川石棉矿医院治眼疾 ，彭德怀高兴地说：“太好了，去不成安顺场，能见到帅士高也可以了却我的心愿，那我们就去医院看望他吧！”彭德怀轻衣简从来到病房，见到帅士高，他极为高兴，双手握着帅士高的手说：“你是帅士高吗？我们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顺场去看看你们。当年是你一老一少两个船工划一只船嘛！”
听到这位老干部一说，帅士高睁大一只病眼，仔细看他：“首长，您咋个记得这样清楚？”
“我是当年的红军战士。当年我们工农红军与蒋介石打仗，抢渡大渡河，多亏你们船工呀。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渡河就困难喽。今天我代表那些乘你们船渡河的所有红军战士来看望你，感谢你！”说着，彭德怀向帅士高行了一个鞠躬礼。这让帅士高激动不已，他不住地点头还礼，说：“不敢当。你们红军打白狗子，也是为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呀。”得知来人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元帅后，帅士高急忙跳下病床，上前紧紧拥抱着彭德怀，说，“彭元帅，当年在泸定桥边，您还给了我8块大洋呢。1955年，您还专门派人接我去北京参加抢渡大渡河20周年纪念活动。您现在还好吧？”彭德怀高兴地说：“好啊，好得很喽！毛主席派我搞三线建设来啦！你现在生活过得还好吗？ ”帅士高在回答彭德怀的提问后，将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生活情况告诉了他。彭德怀又亲切地问了其他船工的情况。最后彭德怀深沉地说：“船工们为革命立了大功……”
分手的时候，彭德怀送给帅士高30块钱，3包大前门香烟，并吩咐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眼睛医好。
帅士高对彭德怀去医院看望他非常激动，得知他敬重的元帅当晚住宿在矿招待所，就向医生请了假，摸到招待所。彭德怀再次接见了他，给他倒茶、敬烟，两位老朋友促膝谈心，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进入80年代，杨得志、杨成武等诸多开国将军都来安顺场寻访接见帅士高，他成为抢渡大渡河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一直受到极好的礼遇。
1995年，枕着大渡河的涛声，84岁的帅士高安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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