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大国策>(上)

智多星吴用

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 "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 "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 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

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

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

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11" 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

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 "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

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 "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

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智多星吴用

战略产业


江泽民主席用古人的话告诫我们：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谓非常之时？我的理解有三点：第一，世界格局猛烈变化。第二，中国国家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过。第三，危机继续存在。危机的意思就是危险中有机会，机会中也有危险。真正的机会会伪装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会伪装成机会。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实现强国梦”之类的口号。它必须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有些战略是现实，有些战略是想象。想象比现实还重要，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即大战略。要把大战略当作产业一样来经营。我国国家战略资源是有限的。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运筹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且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时的两个通病：

1) 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战略产业，缺乏明晰的国家战略目标。忽而虚，忽而实。虚时特别抽象，实时特别具体，国家行为基本囿于“刺激——反应”模式，雨来打伞，风来穿衣，就事论事，随机应变多，长远谋划少。过去我们也如此。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文革是最大的败笔。百年来，中国始终没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视野，缺乏对内对外政策的通盘谋划，是重要原因。

2) 战略谋划应当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时往往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许多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事实，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衡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实，该得到的未必已经得到。不该得到的必须放弃。只有理性占主导地位时，情绪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在心乱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丛林。西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从来就倡导的是充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中中国是什么？美国无疑是狮子。我认为中国是大象。大象可以隐藏在树丛中，但还是大象。你可以宣称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还可以尽情地展示温顺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认自己是大象。你的战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缩回去。狮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

1) 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一个弱大国向次强国的转变。中国人为此梦想百年，孤独了何止百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便可佐证这一点。现在不是中国想不想与美国为敌的问题，而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为敌的问题。

2) 中国是个比任何国家都更能把举国之力集中起来运用的国家。她的无形影响力比那些有形的国力指标所能显示的要大得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长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短处。运用得好，其兴也速；运用得糟，其败也速。苏联就是前车。

3) 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非洲般贫困和欧洲般富足的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国威胁论”兴起的根源。他们在中国发达的东部看到的是惊人的发展，感到的是中国的威胁；他们在中国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惊人的贫瘠，感到的还是中国的威胁。因为你无论要维护东部的繁荣或改变西部的贫穷，都需要更多的资金、能源和市场。资源之争是新世纪的根本之争。这种争斗是你死我活的。这里有一个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个。你多切一块，别人自然就少切一块。这就是威胁。“中国威胁论”不能简单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制造的一个阴谋。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希望；对有的国家来说，中国是挑战。感情使一些国家接近中国，理智却使它们离开中国。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出现得特别晚。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准则。其实，即使在两个最友好的邻国间，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越是邻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当中国的形象已经在别人心目中改变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气度。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称雄，是一门高超艺术。中国现在有点像领导者。领导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时刻被人注视。把众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种功夫。把众人的目光从自己身上分散掉，则是一种更大的功夫。世界有两种规律：一、人家只尊重强者，对弱者决不手软。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历史上中国人爱犯这样的毛病：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贱别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贱自己的方法，以取悦对方。今天我们应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对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认知。


1) 中国历来是一个战略内向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文明和别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场，就不再退场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这个文明从未发动过一场远征。他认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历史上对外用兵，中国人都极谨慎。但对内统一，这个民族却从未优柔寡断过。最大规模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发生在统一战争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唯中国除外，俱是中华文明的解读。

2) 今天中国的“大”，很大程度上还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单项指标方面，我们不要说难望西方发达国家之项背，就是新加坡这等蕞尔小国，也比我们强许多。我们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胜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让人痛苦。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只体现在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弱小，并未强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国对美国安全的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将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

3) 为了不被别人看成威胁索性不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又不想被别人敌视更不可能。这需要我们选择一种更精明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应当是我发展，就要让别人也因此发展；我得利，也要让别人从中得利。这一点要学习曾国藩。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仅此一点，就足以做我们的老师。

“守雌”，就是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选择合作而非对抗，进行经济竞争而非军事竞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采取了搭西方经济快车的战略。今天，中国日渐丰肥，已对这辆车造成明显压力。美国和日本同时在经济上调整对华战略，就是西方对此压力做出的初步反应。目下虽不至于撵我们下车，但车票必然愈加昂贵。中国加入WTO步履维艰，就是此理。我们应争取主动。乔良有句话说得好：“上了车还要有下车的勇气。”搭车有搭车的好处，该下车时就要果断下车。日本经济居世界第二，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除了战败国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国的搭车式战略，极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国目标的迈进，使其动辄受制于美国，仅一步之遥终不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下车就是要降低对美、日的经济依赖。用通俗的话讲：“不能把全部家当放进一个篮子里。”迟早要下车，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动。开发西部，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把目光转向欧洲和周边，多几个支点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设想是：在中国边境地带，再营造几个类似深圳的特区城市，通过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力，牵引与周边国家的分区合作。我们获利，周边国家亦获利。我们坐过别人的车，现在我们也得给车让别人坐。


经营信仰


一个国家可以包容各种思潮，但只能有一种国家精神。当前，整合文化，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文化革命毁灭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残缺导致国家精神残缺。我国国力渐处于强势，精神上却渐处于弱势。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全球化下的“一球两制”，这恰好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也许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物质化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上。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

1) 坚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指向社会主义。同样，落后国家走向强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说现今世界上存在着新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也应当有新的共产主义精神。邦萨伊德说：“世界不是一种商品。”我曾说：“权力不是印钞机。但可以变出钱来。良心、人格、尊严不是商品，但常被当作商品出售。”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道德也是一种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精髓。西方认为：“亡党者，共产党也。”正是基于我们部分党员道德沦丧乃至信仰滑坡这一事实。有的人观望别人的时候总是谴责别人道德败坏，自己行动的时候却又在败坏道德。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难道我们也不能选择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坏的心肠？笔落在有坏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谋杀者手里还危险。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腐败成了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贪污，最大的政治挑战。贪官一日不除，社会风气便一日不会好转；社会风气一日不好转，贪官就一天也不会绝迹。

2) 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其混一，倒不如让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改革的动力已经接近极限。我们需要新的刺激点。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变革不可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苏联、南斯拉夫等国的局面，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稳定之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稳定。邓小平曾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把稳定看成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是实现稳定的手段，这正是苏联解体的悲剧根源之一。过去我曾讲：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的问题在南疆，南疆的问题在宗教。今天我讲：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会沉默，会沉思，但最擅长的却是接受。思想拒绝冗长。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法治。没有法治而强调道德，就等于践踏道德。

3) 在动态中治国。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大抵与中央主义有关。中国历史简言之就是一群人拥向中央，一群人逃离中央的历史。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都是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建立的。社会越运动，思想越深刻；社会越平静，思想越简单。

大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的衰败也好，强盛也好，都只能从内部开始。对我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压力再大，也只有通过与内部各种社会张力结合才能引发问题。经营信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攘外必先安内”。


狮子


这个庞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视着它就等于注视自己。每次美国总统上台都要牵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怕这个上，盼那个下。愁得睡不着觉。简直比美国人还着急。其实，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当真，也不能把它全当假。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世界最强者也是最弱者。仅此而已。

1) 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成想象中的敌人，中国何必把美国当成现实中的敌人？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美国对中国，拉也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中国对美国也应如此。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中国对美关系不好，中国外交在总体上就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则中国外交就主动有利。“与美和则诸事皆好；与美恶则内外俱损”。我们还是要全力搞好中美关系。

2) 美国战略重心并未向亚洲转移。美国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国眼睛盯的是美国。不能认为中国把美国当成主要对手，就以为美国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不能以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就认为美国在整体战略上也把中国当成了主要对手。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战略关注点不止一处。它的战略重点不在亚洲，并不等于不在亚洲打仗。它最关注欧洲时，两场战争却都是在亚洲打的。它的重点在欧洲，并不等于欧洲就没有和平。美国对现今世界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统治。它不会统治世界，也无力统治世界。它倡导的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合作，而非对抗。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基本做法还是拉你参加它的秩序，条件是你必须遵循它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绝不能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的。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包括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比，这种秩序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历史上同类霸权要高的原因。我不怀疑美国处心积虑要使中国改变颜色。我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有一个以肢解我国为目标、以军事扩张为手段的对华战略？现在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更不会打核战争。核战争把东半球变成废墟。美国要废墟干什么？如果非要说有核战争危险，那么也是在前苏联的庞大核武器库被彻底销毁之后，核战争才有真正可能。

3) 中美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不同而延伸出来的主权问题。美国“挟人权以令主权”。中国则是“主权高于人权”。中国近代饱受欺凌，主权屡失，于是主权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不能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也不必解决。每位美国总统上台都要高举人权这面旗，而后又悄悄收起。历史上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和离开白宫时对中国的看法总是不一样的。东方不是西方的复印品。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最终带来的是暴乱和国家解体。马来西亚则拒绝了美国的“药方”，因此也拒绝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导致民主。东方的自由化总是导致暴乱。

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益冲突。多极化并不意味与美国对抗。多极化虽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有矛盾，但问题归问题，合作归合作。


一粒棋子


台湾独立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不是今天。台湾问题目下陷入僵局，但不是死局。打破僵局的机遇还是存在的。战争是打破僵局的一种形式，和平也是。我们过早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使台湾失去了进行谈判的原动力。很多条件本来是应当在谈判桌上给对方的，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现在台湾对我们的做法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精神原子弹，手里捏半个露半个，就比一整个还强。

世事如棋。大国是棋手，其它国家不过是被拨弄的棋子。大国有王霸之策，小国有存亡之术。有资格角逐于棋盘上的不过美、俄、中、日而已，即棋手，其它国家如印度、南北韩、东南亚都是棋子。台湾更是一粒小棋子。那草木，虽然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草木。那日月，迟早是共产党的日月。我常想，中国文化真了不起。台湾和大陆隔绝一百年了。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隔绝了一百年还有这样的认同？对于台湾人民而言，中国永远是他们的家。家就是当你风光的时候想不起它，但你失落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它。

对台关系就是对美关系。但把台湾问题上升到中美关系中唯一的焦点，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台湾只是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张牌，而不是参与牌局的牌手。美国把这张牌打得很出色。我们也应当学习美国打好台湾这张牌。国民党为了面子丢了里子。民进党为了里子而不惜牺牲面子。谈总比打好。和平统一，迟比早更有可能。统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前的对台工作要特别警惕和防范新左派。极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轻贱造成了轻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巅峰，像旗帜那样，即使不飘扬，也具神圣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