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走后的毛泽东：看似轻松实为彷徨无奈

jamesmith

摘要：对于林彪的出走，看似轻松潇洒的毛泽东其实心中有着无可奈何的彷徨。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会对他有所背叛？自己发动的“文革”怎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生于楚地的毛泽东，对乡土一往情深，乡音终生不变，饭桌上又总是摆上一碟湘味辣椒，返乡祭祖，诗兴绵绵，尤爱《楚辞》，常读不辍，书架上放着《楚辞》的各种版本，南巡到了安徽，还不忘借来朱熹的《楚辞集注》一读，和随行者张治中说：“你读过《楚辞》吗？”“这是部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赠送他一部《楚辞集注》，此书因而名闻天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31日，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接到注释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的任务，朱永嘉他们将《天问》、《天对》排成一问一答的方式，加以注释，印了十五本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天问》是屈原作品中一篇奇妙之作，艰深难读；《天对》是唐代柳宗元取《天问》之言，随而对之，是我国历史上针对《天问》所问进行应答的唯一作品，也是颇不易读的奇文。毛泽东把相距千余年的隔代问答，集于一起御批令人作注，这恐怕不是阅读欣赏的需要，而应该是别有寄托的吧。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长篇巨著之一，比《离骚》少了一节，全文共九十二节，三百七十五句，凡宇宙起源、自然界雷电洪水等现象、神话传说以及王朝的兴衰，发出了一百七十二问，从史前远古一直问到作者的当代，刘勰称之为“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其中好些问题都问得令人费解，可谓怪问，让人听了也瞠目结舌。虽然是有些怪问，但如果把屈原和他同时略相先后的邹衍、黄缭、惠施、庄周等思想家相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挑战性的发问，乃是时代使然。

　　《天问》问世之后，为之第一个作注的是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作注时对文本虽然作了整理，但就其排列次序而言，前后次序颠倒错乱，互相交叉，历史时间顺序杂错而置。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后人往往调整它的章节结构，清人屈夏作过不少调整，近人郭沫若作《天问今译》时，也作过一些调整，但注释都是沿着王逸之说。当年市委写作组为毛泽东作注释的本子即采用王逸的《楚辞章句》，经复旦大学顾易生、王运熙、章培恒三人注释而成。

　　原来《天问》可能是有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杂乱的状况，一种解释是可能由于错简的关系，使它变成无序的了。对此，王逸有着另外的解释：“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卷，休息其下，仰见图书，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叙云尔。”

　　王逸的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此文的题目为什么是“天问”而不是“问天”，因为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二是《天问》是题画诗。屈原在流放途中，见到了庙堂寺宇的壁画，触动了他的情绪，唤起了他的想象力，呵壁发问，随见随问，随书壁上，没有预作布局构思，只是题画而已。那时同情他的人，把诗辑成定本，所以文义不甚有次序。注《天问》者莫古于王逸《楚辞章句》。王逸与屈原生活的时代相距四百余年，对那个时代应该还是有印象的。故“题画”之说是有可信之处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楚文化中的绘画，在战国时代的确有着辉煌成就，长沙楚墓中出土有竹简毛笔，有缯书，有帛画，有彩漆雕版和其他彩绘漆器。楚帛画《妇人龙凤图》最有代表性，具有神人通天的神话意味。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楚怀王时任左徒，其地位仅次于大司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对外则“出号令”，同时又能应对诸侯的使节。楚怀王很信任他，让他成为怀王的代表来“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楚国的内政外交，都放手让屈原参与其事。因此他在《九章·惜往日》中说：“昔往日之曾信兮，受命望以昭时”，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口含天宪”的人物。楚怀王要屈原造“宪令”，有些变法的意思，草稿未成，上官大夫靳尚“欲夺之”，屈原不给，靳尚在怀王面前谗谄屈原，怀王不明是非，怒而疏远屈原。屈原由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是屈原中年的作品，《天问》则是他晚年作品。屈原被罢黜以后，楚怀王在内外政策上一再失策，多次受秦使张仪欺骗，尽管屈原反复提醒他，但始终无效。秦昭公欲会楚怀王，屈原对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不但不陈述利害，反而还劝父亲去，结果楚怀王受骗上当了，他被骗到秦国，最终死在那里，这对楚国来讲是奇耻大辱。楚怀王死了以后，顷襄王立，以其弟为令尹，这人正是劝楚怀王去秦的子兰。这样，屈原就更无立足之地了，于是他再一次被流放到江南。

　　对屈原在《天问》发出的一百七十二问，我们虽然难以作一个详尽的介绍，但可以从中发现屈原问难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站在受苦受难者这一边提出各种责问的，这一特点大概和屈原自身不公平的遭遇有关，所以其立足点总是站在弱者或受难者一边，为他们鸣不平。从这一角度来讲，屈原敢于向权贵挑战，敢于向一切权威的思想和代表人物挑战，是了不起的，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如《天问》中围绕洪水问题，讲了尧与舜，以及鲧与禹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最不幸的是鲧，因为治水失败，被尧判了刑，舜登基后又把他列为四凶，流放到羽山，使鲧一时成为历史罪人。屈原一反传统看法，认为鲧治水失败的责任在于尧的决策，而舜对他的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刑罚不当。屈原为鲧翻案，表面上是为鲧这桩历史陈案申诉，实际是为自己申诉。在《天问》中，屈原抱打不平，向历史挑战的事例还不少。

　　屈原问难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了屈原的天命观。春秋战国诸侯相伐，以无道伐有道，以子弑父，以弟弑兄的事，屈原在《天问》中都一一发问，发出感叹“天命反侧，何罚何由？”如夏王朝既然是天命所归，但何以招致亡国之祸呢？像比干那样的忠臣，为什么触怒纣王，被纣王压制沉冤而死呢？像雷开那样阿谀奉承的小人，是什么道理使他得到纣王的赏赐呢？晋献公的太子申生，自杀于柏林之中，他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如果他的冤屈不能感动天地的话，那么还有谁再把天命畏惧呢？有关舜的事，屈原还问了一段，舜很顺从地服侍其兄象，结果象仍然想方设法将他陷害，为什么象这样的坏人不受报应，其身心不受危害呢？为什么圣人都有同样的美德，而他们的结局却不一样呢？真是天命反复无常啊，它并不认准哪一个人，哪一个家族，它保佑什么、惩罚什么，总有它的道理啊。屈原虽然不断地对天命提出怀疑和不满，但他又处处承认天命是存在的。

　　问难楚国诸事，是对顷襄王说的。屈原以吴王阖闾的故事，话题直接指向顷襄王，阖闾少年时曾有过离散和逃亡，长大以后能奋发勇武，威慑远方，报仇复国，而秦国对你有杀父之仇，你为什么不能奋发图强以报父仇而使楚国强大起来呢？在《天问》里，屈原在他所有对苍天的问难中，所表达的苦恼都是为了楚国前途。

　　屈原最终还是得不到楚怀王和顷襄王的信任重用，又受到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兰等人的排挤，两次流放。他在政治上失意了二十多年，在国内长期过着被流放的艰辛生活，那时他也不是不知道伍子胥那样“大丈夫逃死于四方”的事情，他可以趋利避祸，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其他国家做客卿去。屈原也的确想过伍子胥离楚去吴的事，在《悲回风》中，他就写道：“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伍子胥是因吴王夫差不听他的劝告，而被逼自尽的。但是他选择了留下来。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二十多年的委屈，眼看着楚国一天天地破落和败亡，楚怀王被囚死在秦国，而顷襄王继续醉生梦死，甚至首都郢城也被白起率领秦军攻陷，而不得不把都城东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内心的愤怒、怨恨、抑郁的情绪一股脑宣泄出来，如狂风暴雨般向天发问。这样留给屈原的出路，只有一死了之，以身殉国，投向汨罗！像屈原这样的士大夫，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是混为一体的，后人把这提升为爱国主义，这也正是毛泽东欣赏屈原之所在。

　　司马迁以“无可奈何”四字评论屈原的所作所为，这四字应该说是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屈原的处境和心境。屈原的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在他以后泛洞庭、入湘水的谪客中引起共鸣，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的表现。晚于屈原一百年的贾谊，因力倡改革，遭到权贵嫉视排挤，被贬长沙，途经湘水，想到自己和屈原有着同样命运，感愤伤激，写下了深得毛泽东称许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称之为“意境不俗”。《吊屈原赋》的开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意思是自己承受皇帝的恩命，到长沙去做官，可这又是怎样的恩命呢？与遭贬流放又有什么不同？“嘉惠”与“俟罪”二语，颇有千秋，似是感恩戴德，受宠若惊，却分明又多少透出了自我解嘲的无奈之心情。这样的无奈，在“文革”中那些先是被打倒而后又被“解放”或“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干部的那种无奈之情，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吗？贾谊在文中除了表现自己的无奈，对屈原的忠也有怜悯之情。因写《封建论》而被毛泽东赞许的柳宗元，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变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和刘禹锡被召回长安不久，由于政敌的陷害和打击，他们再次被贬到柳州、吉州。柳宗元写下了《吊屈原文》，刘禹锡写下了“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对屈原的处于“穷”与“达”的矛盾之中，还要“隐忍而怀斯”，怎能不“悃愊兮”而无奈呢？

　　毛泽东执政之后，曾多次作湘楚之游，留下了记游诗篇，1956年吟咏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1959年吟咏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国三十二年前”诗句之后，即上了庐山。在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要了一批有关《楚辞》的著作，他研读《楚辞》，常掩卷长思，不能自已。毛泽东又让林克编一本含几十种评价、研究《楚辞》的书刊的目录，他亲自审改，印发给来庐山的代表。1961年吟咏了“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他那诸如此类春风得意的心情，和《楚辞》中“忧愁幽思”被“谤而生怨”的诗意不相谐调，故诗中均未涉及屈原。但他用心地编了一本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发给与会代表用意何在，还是没有人解过的谜。1972年，毛泽东重读屈原的《天问》，该是另有一种别样的心情吧。

　　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做了两件事的第二件就是“文革”，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和他分道扬镳，风云突变，毛泽东说林彪“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对林彪的出走，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这件事对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毛泽东的言行看似轻松潇洒，而内心中有着无可奈何的彷徨。接着，林彪之子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又披露出许多细节，本来是无限忠于毛泽东的他们，竟然把毛泽东说成了秦始皇，还要在他巡视途中动武杀害……

　　林彪的出走，是“文革”的重要转折，历史的航程变了。这在客观上宣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破产和实践的失败”。《南史·梁武帝传》记载：梁武帝利用天时地利之机，“始用汤武之师”，终成霸业，但后来他礼佛而不理朝政，悖逆萌生，卒至乱亡，恢弘霸业，由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史传作者评论说：“岂曰人谋，亦惟天命。”毛泽东在此段文字旁批之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应该是毛泽东读屈原《天问》时心情的写照。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会对他有所背叛？数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怎么会被说成是残暴的秦始皇？自己发动的“文革”怎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心目中富强民主的中国，怎么竟然成了烂摊子？……自己是不是也成了“运去”的英雄呢？以常情而论可以判定，此时的毛泽东想来想去，肯定会有诸多想不通的地方。毛泽东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他的内心是否也感到肚子里有一杯苦酒呢？毛泽东自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身边的人也无法帮他回答这些问题，他是借着屈原的《天问》而问天：天啊，是什么原因，使我落到这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