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的“下马”风波

Jinan90

中国“两弹”的“下马”风波

    　　原子弹语录：

    毛泽东：“原子弹是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1946）

    毛泽东：“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1958）

    林彪：“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1960）

    毛泽东：“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ＸＸＸ：“我们的工业基础薄，没有苏联援助，技术上困难很多，原材料无法保证...”

    ＸＸ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搞原子弹…”

    ＸＸＸ:“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

    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陈毅：“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ＸＸＸ：“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

    聂荣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不能动摇！”

    张爱萍：“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对于原子弹这样的新东西，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即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周年的时候，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举重若轻地用了"纸老虎"一词，于是“Paper Tiger”从而传向全世界。

    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过了苏联核试验的纪录片。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中国的高层决策

    1955年1月18日，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和四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1958年6月，得知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1958年8月，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

    不可否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走上正轨，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推进了中国的建设速度。

    苏方停止援建

    然而好景不长，从1958年下半年起，中苏之间分歧和矛盾的逐渐显露。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致信中方，声称“由于正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一年后，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

    怎么办？关键要有自己的专家队伍。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被迫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

    1960年1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呈请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做了长篇专题报告，林彪明确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同时制定组织编制和装备发展的八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适当减少步兵的数量。 　　
     1960年3月，我国决定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进行苏制尔-2型近程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试验。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因为用的虽然是苏联导弹，但试验人员都是中国自己的专家。就在准备试验过程中，苏方提出要用他们提供的导弹试验，必须经过苏联国防部的同意。

    聂荣臻紧急向林彪报告：“林总，这是国防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建议的，我认为可以，请批示。”
    林彪批示“同意！”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元帅林彪”的名义，致电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将在今年６月完成并交付使用。为了检验靶场建筑和测量设备，使靶场人员获得实际发射的经验，我们拟在５、６月间，用苏联供应的两枚火箭进行一次实弹射击。为了这次射击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预期效果，我们请苏联国防部给予帮助，供应两枚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气等燃料。派遣9名专家来我国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

    经过政府间的交涉，苏联勉强同意。但却提出导弹所用的燃料中国产的液氧不合格，要向苏联订购。可中国订购后，苏方又以种种借口拖延交货时间，5月拖到6月，6月又拖到7月。

    最后，苏联国防部电告中国国防部，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无法履行合同。中国决定就用自己的液氧发射苏联导弹。此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采用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又完成了三种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番极具气魄的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决策层的“下马”风波

    可是，到1961年夏天，“大跃进”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窘境日益显现。“有人”开始提出“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原子弹是“上马”、“下马”，抑或“缓一缓”，在国务院内不断有不同的意见争论。

    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

    在7月份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两种对立意见就摆在了桌面上。最后，“缓建”的意见占了上风，好在没有形成决议。

    “下马派”的主要理由：一是“经济理由”：“国家的经济面临重重困难”，“搞‘两弹’花钱不菲，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还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技术理由”：“没有苏联的援助，技术上困难很多。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薄，原材料无法保证，特种材料的品种规格解决不了，新材料的研究也无以为继”。

    “下马派”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

    但主张“上马”的意见是：
    “从战略上看问题，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 军方的态度十分鲜明：

    针对“下马派”提出的“经济理由”，即“搞‘两弹’花钱不菲” ，“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啊！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别的都是空的。”

    陈毅元帅还说了一句很具有代表性的话：“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陈毅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但当时与陈毅针锋相对的讥讽话却少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这些讥讽的话，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关于针对“下马派”提出的“技术理由”，即“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薄，原材料无法保证，特种材料的品种规格解决不了，新材料的研究也无以为继”等，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元帅的态度十分坚决，并得到军委其他几位老帅、老将一致支持。

    林彪元帅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关于“下马派”提出的“搞‘两弹’势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其实，林彪早在1960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发展方针同时，就已经明确作了“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适当减少步兵的数量”的部署。

    聂荣臻元帅也重申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代表军委向中央提出的方针，聂帅说：“第一，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

    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双方的争论仍是相持不下。

    刘少奇则提出：“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

    军委老帅们的判断和意见是基于核工业的整体状况作出的，这样的判断能不能落到实处，尤其是究竟需要多少投入，国家是否承担得起？

    为此，林彪、陈毅、聂荣臻等几位老帅认真商议了一番，就派决定派张爱萍带队下去调查摸清情况。

    张爱萍接受了军委布置的调查任务后，先找了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从跑遍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到拿出给中央条理清楚、数据充分的报告，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调查回来后，张爱萍向国防部长林彪作了专题汇报。张爱萍在提交的调查报告中说“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行的”。

    林彪同军委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完全一致，听了张爱萍的这份报告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调查汇报后，态度更加坚决，更加坚持“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林彪斩钉截铁地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争论的意见自然也反映到了毛泽东案头。刚经历了“大跃进”的毛泽东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值得重视。我们应取什么方针，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国从此走进“说话算数”的大国之列。

    时至今日，愈加为当时的老帅们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折服！ 　　
    “当裤子”“用柴火烧”也要造“打狗棍”的坚定话语固然“给力”，更令人钦佩的是“‘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重头再来”的正确判断。“长远地为核盾牌多些投入”战略，何止是经济上的“值得”啊！

    历史事实证明：这根“打狗棍”，“买”不来，也“租”不到－－只能“造”。 　　
    “运十”飞机下马就从反面验证了“重头再来”的后果：比“运十”上马仅早2年的“空客”已经成为“波音”的强大对手，而我们三十年来买飞机的银子早可以买下几个“波音”公司了，但你只能买“蛋”，永远买不到“鸡”。 　　
    更何况－－“两弹”还不是民用大飞机。 　　

    关于当时那场“两弹”的“上马”与“下马”争执，很纠结。人们“被”选择地记住了一些，也“被”选择地忘记了一些......。

真他妈的困

任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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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与毛泽东和林彪副统帅齐名的“差差差”是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