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家认同

卜丁

当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站在白宫，郑重宣布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死讯时，他频繁提到一个词：“国家”。你或许认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美国人普遍将9/11事件解读为一次针对自己“国家”的袭击，迫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此次本•拉登戏剧性地被击毙，再次将这个“国家”号召起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庆祝。或者如奥巴马所宣称的：“2001年9月11日，在全民悲伤的时刻，美国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还团结一致，下定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

“本•拉登之死标志着迄今我们国家在打击基地组织(al-Qaeda)的行动中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他站在国旗（否则还能是什么）旁边继续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只是由于我们的财富或力量，而且在于我们的本质：上帝福佑下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

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辞听上去充满力量。不过，这样一再强调“国家”，让人感受到一种讽刺意味。十年前的9/11事件促使西方出兵阿富汗。按理说，他们是去摧毁基地组织，但近几年，政策目标已转向“国家重建”这一更加含糊的概念，即试图创建一个和平国家。

本•拉登死后，国家重建想必会变得更加重要；的确，这可以说是西方驻军的关键理由。但就概念而言，这个概念深陷一个困扰人类学家多年的矛盾之中。

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国家的概念已深深融入了现代思想；因此“国家重建”的德行和价值在人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阿富汗，国家这个概念有着非常不同的言外之意。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当然存在；毕竟，阿富汗自1747年起便是一个国家。

但阿富汗社会的运作靠的是一种身份“等级制度”，从忠于家庭，到忠于部落，以及身为穆斯林这种超国家意识。而且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是部落、家族或穆斯林从属关系，而非国家这个概念，至少不是奥巴马用这个词的意思。未能认识到这一区别，是西方政策在阿富汗屡屡受挫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因为美国人往往将自己对“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臆断强加于别人。

为西方政策制定者说句公平话，这不仅是阿富汗或美国的问题；相反，我第一次碰到“国家重建”的矛盾，是我在苏联中亚（在阿富汗以北）生活的那段时期。传统上，现在称作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这些国家，当时并非国家；那时的中亚是相互重叠、错综复杂的部落群，或布拉哈(Bokhara)这样的多民族城邦。但在20世纪初，苏联领导人试图创造“国家”，人为地划定边界，就像大英帝国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理论上，此举产生了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国家”。但由于国家意识淡薄，这些实体向来极不稳定，充满矛盾和紧张。难怪那么多中亚国家不安地感到不稳定；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枪杆子来维持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富汗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理由还略微充分一些：毕竟，200多年来，喀布尔的精英们一直在试图建立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哪怕是面对根深蒂固的部落习性。西方的乐观主义者也坚称，这最终应该会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毕竟，根据他们的论证，欧洲国家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单一民族国家；只消看看200年前的德国或意大利即可。美国以前也一样。“国家主义”是可以培养的——不是靠枪，就是靠经济增长。

我倒认为这种论证没说到点子上。纵观整个历史，“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怪异事物：正如哲学和人类学教授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指出的，直到19世纪，国家主义才随着扫盲等创新措施的推行而在欧洲出现。（盖尔纳提出，你需要增强交流，才能将形形色色的人织入同一张文化网，由同一个政府统治，并且共享一种“国家”认同感。）

如今，西方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且不论奥巴马的讲话，就连我们的全球性组织也被称作“联合国”。但在通信、资金和人不断跨越边界的当今世界，始终不渝地聚焦“国家”真的有意义吗？如果阿富汗或利比亚实行松散的联邦统治，真的有什么关系吗？当民族被国境线割裂时，可以让泛地区实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换言之，现在是时候反思欧洲19世纪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并在阿富汗及其它地区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模式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现在似乎就是绝佳时机。只是别指望美国会领导这一辩论；别在“国家”概念仍深植于美国政治灵魂（从奥巴马本人开始）的时候这样想。

译者/陈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