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国组成员：为情报中断与中共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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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萧项平(炳实)邀中央特科成员蔡叔厚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去工作。经上报党中央和中央特科批准，蔡叔厚调出了中央特科。按照规定他中断了同中国的共产党及其下属机关的一切联系。

共产国际中国组，是坚强的反法西斯主义联盟，是苏共党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德籍，原为德共党员)受共产国际委派，在1929年以研究银行业务的名义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和分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收集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布防、装备和人事方面的情报，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动向。左尔格利用自己的身份，结识了蒋介石军队中的德国军事顾问，通过他们的介绍得以会见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蔡叔厚调到共产国际中国组后，领导上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一、尽量争取公开的生活方式，安排好社会地位，做好身份掩护；二、尽量展开社会上的接触面，争取接触反动政权里的机要人物；三、了解有关国民党进攻红军、反对苏联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活动资料。蔡叔厚在工作中，机智勇敢，多次深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发展工作人员，探取秘密情报，屡建奇功。例如：当时国民党军事总顾问赛克特(德国人)为国民党制定的对军队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和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梅花桩碉堡战术的计划，等等，蔡叔厚都根据组织上的布置，多方设法，通过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及时把情报搞到手，交给了组织。有一次，在国民党政府兵工署工作的楼震旦发现了国民党军政部编纂的送呈蒋介石的关于军队编制情况的绝密文件《兵工月报》。当楼震旦把这一情况用兵工署的长途电话告诉在上海的蔡叔厚后，蔡叔厚当机立断，立即带上自己的莱卡牌照相机，乘坐当天的夜班火车赶到南京。他不顾危险与楼震旦一起连夜将这份文件拍摄下来，第二天又赶回上海，冲出胶卷，交给组织。此后，他又通过楼震旦秘密发展了兵工署秘书杨余庆，把每个月的《兵工月报》都取出来，秘密拍摄，送交组织，从1932年到1935年，从未间断，也没出过任何差错。中国组的领导钦佩地赞扬说：“这样辉煌的成就应该颁发列宁勋章。”

1933 年，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阴谋日益具体化。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组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日本，左尔格奉命派到日本去工作，由罗伦斯(立陶宛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上校)接替了他在中国组的领导工作。在罗伦斯的领导下，蔡叔厚在获取日、蒋关系的情报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黄郛做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同日本军队的妥协、缓冲等事宜。罗伦斯派蔡叔厚去北平了解内幕。蔡叔厚到北平后设法认识了黄郛的秘书孙百科，通过他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应付方案以及双方谈判的内容。

1934年，蔡叔厚奉命前往日本，同在东京工作的同志接上了联系。他了解完情况回国报告后，中国组随即将萧项平、吴选青等先后派往日本，加强了左尔格在日本的工作。

1935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国际中国组领导人罗伦斯不幸被捕，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罗伦斯被捕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4月中旬，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陆海防派其弟陆独步当交通员，从上海去武汉，按预定的时间给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专员、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思慕送信。陆独步一登上去武汉的轮船就被跟踪，并在汉口被捕。特务从他身上搜出罗伦斯给刘思慕的信件。刘思慕在约定的时间里没见到人，便发电报去上海询问，罗伦斯接到电报后知道情况有变，马上派人去武汉通知刘思慕离开。刘的夫人曾菀也随后离汉去沪。不料，这时她已被特务跟踪。特务在她住宿的上海南京路的一个旅馆里布置了严密的监视。陆海防去旅馆看望曾菀，特务以为是刘思慕，便将其逮捕。陆海防被捕后当即叛变，主动承认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并和特务一起去抓了罗伦斯。罗伦斯被捕后一言不发，敌人无计可施，只得称他为“神秘西人”。

罗伦斯的被捕，使中国组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一些同志陆续奉命撤退，国外工作的几位同志也秘密撤到苏联。本来在1935年初，组织上决定送蔡叔厚到苏联去学习。他已经办好了出国护照。就在他准备启程的时候，罗伦斯不幸被捕了。看到这种情况，蔡叔厚决定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下来善后，帮助同志们安全转移。他在一位外国记者的协助下，设法通知了在日本工作的萧项平、吴选青等撤离回国。萧、吴两人先到了北平，然后乘火车赴沪，蔡叔厚在浦口车站同他们接上联系，告诉他们在苏州下火车，有一对德国夫妇手捧鲜花迎接他们。萧、吴两人在苏州同那对德国夫妇一起乘坐慢车到真如车站下车后，有一位外国记者用汽车把他们接走，送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去住了几天。而后，蔡叔厚安排他们秘密乘船去苏联了。

蔡叔厚本人也在敌人通缉范围之中。他把同志们安排妥当后，到南京找到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请汤出面作保。蔡叔厚早在1923年留学日本时，就同汤恩伯相识；汤恩伯1926年回国后，曾在蔡叔厚的公司里住过一个时期，两人私交一直很好。这次，汤恩伯听了蔡叔厚的“陈述”，当即对国民党内负责此案的军统特务王新衡讲，蔡叔厚是他的拜把兄弟。王新衡遂撤销了对蔡叔厚的追捕。后来，王新衡还和蔡叔厚交上了“朋友”，常告诉他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情况。

1941年，蔡叔厚和他的中国电工企业公司为上海形势所迫，转移到了重庆。这时，于伶等也从上海到达重庆，用上海剧艺社的名义，开展戏剧活动，蔡叔厚积极协助了他们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阳翰笙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根据党的指示以股东身份参加。蔡叔厚在重庆期间，和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

在重庆期间，蔡叔厚根据自己过去在中央特科等组织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深知打入敌人心脏的必要性。他通过汤恩伯和雷震，搞到了一个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门专门委员(厅长级)和少将参议的官衔，为他结交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提供了方便。他和陈立夫、雷震、王新衡等一直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雷震和陈立夫曾提出介绍他做国民党特别党员，并许愿说三天内可以批准，还可受到总统接见。他借“君子群而不党”，用谈笑方式推托了过去。这期间，蔡叔厚从汤恩伯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进攻计划方面的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蔡叔厚先后担任过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规建局、机械局、机电一局的副局长等职务，还被选为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