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一一九、劫后的北京城

　　复辟失败时，故宫中的景色是仓皇失措的，这可以从溥仪回忆录中看到，他说：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指陈宝琛）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的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锁头索兴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忽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参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里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枪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枪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枪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情伤，不由得放声大哭。”

　　据说，清室拟好了第二次逊位诏书，拟派世续、溥伦持往谒段祺瑞，有人提醒他们说：这样岂不是落了痕迹。于是改由内务府咨达民国的国务院，把复辟的一切罪名都全部推到张勋身上，一切伪谕概不承认。

　　张勋这次的政变，简直就是儿戏，他的失策之处不只是太鲁莽，许多手法也欠高明，举例来讲：

　　一、吝惜官爵名位，复辟后对于身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仅仅给以“一等公”，比起洪宪时期还不如，袁世凯称帝时，尚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张却把他再贬一级。张所着重的，是两个实力派，一个是直系首脑冯国璋，一个是桂系首脑陆荣廷，他冒用黎、冯、陆的名义“合同奏请复辟”，张勋认为全国只应有三个总督，除了自己是直隶总督外，冯国璋是两江总督，陆荣廷是两广总督，其余全部改为巡抚和都统。对于惟权位名利是图的军阀们，复辟这幕戏对于他们毫无好处，反而比不上袁世凯称帝时期，因此军阀们为什么要拥护复辟，他们坐观成败，不落井下石，已经很够“道义”了。

　　二、张既然重视实力，因此对于没有兵权和地盘的段祺瑞便不予重视，他却想不到段的号召力仍然很大。

　　三、复辟的真正主脑和策划者，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字公雨，他的叔父在张勋幼年贫困时期，曾接济过他母子的生活费，有这个渊源，使张和万的关系更深一层，万在张勋幕内，极有权力，加以张勋平日耽于酒色，不大问事，自从徐州会议以来，万便不断的向张勋报告各方赞成复辟的情报，使张误以为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复辟后万绳栻和胡嗣瑗同内阁阁丞，胡嗣瑗是宗社党，被潘复介绍，出任冯国璋的秘书长。他们都是暗中促成复辟的重要人物。张勋信赖这样的狗头军师，怎会不失败，所以事后张勋自己也承认是“上了万公用的当”。

　　虽然闯了这滔天大祸，张勋不只没有灭门之祸，也没有怎么大不了的麻烦，不过是一场赌博，把兵权和地盘输了。据说徐世昌在接到阮忠枢的信后曾向段祺瑞说：“绍轩虽为祸道，但只不过是一莽夫，请念北洋同胞之谊，穷寇莫追。”段点了头，于是徐电张勋说：“执事既不操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不为己甚，昌当力为保护。”

　　徐世昌虽然承当保护张的家室财产，可是张勋的爱妾王克琴却跑了。王克琴是民国初年红绝一时的女戏子，是一代尤物。早在袁世凯、杨士骧先后任直隶总督时代，她便花枝招展，不待通报便出入总督衙门，是卖官鬻爵的好内线。她曾看中两个候补道祁颂威和孙多祺，据说这两个人都是美男子，也因为获得她的青睐而由冷官变成炙手可热的红员。癸丑年（民国2年）她在汉口演戏，段芝贵高坐鄂督位子，被她迷得六神无主，乃把她藏之金屋。小段的大夫人忿而自缢。张勋爱色如命，得知这块肥肉落在小段手里，乃不客气地向小段要，小段不敢不允，忍痛割爱。从此王克琴便成为徐州辫帅金笼里的金丝雀，张原来宠姬小毛子因而郁郁致死。张这次北上，也携王克琴同行，把她留住天津德租界，大家呼为帅夫人。张勋事败后，这位帅夫人像出笼的小鸟，风流韵事传遍人间。北京恒利金店一个漂亮的小伙计周子明被她看上了，不久这位小伙计变成了新开张的宝成金店店主，当然由于帅夫人的垂青所致，可怜辫帅这时却躲在荷兰使馆中见不得人。

　　小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如下：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言。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圣德。着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钦此！”

　　这个诏书后来只是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声明内：

　　“大总统令，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驱，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着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及明白布告，咸使闻知。此令！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国务总理段祺瑞。”

　　溥仪的父亲载沣在复辟失败后的日记里，曾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二十一日。上门。现拟采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发出，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二十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二十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二十九日。初伏。差人赠予徐太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

　　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太傅晤谈刻许。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北京城内的复辟丑剧既然昙花一现地烟消云散了，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遂凯旋回京，他这时充满了再造民国的气概，那份得意，自非笔墨所可形容。随同段入京的，有汤化龙和张国淦等。他们一行抵京后，立即前往府学胡同的段宅密商“总统”问题。张国淦建议迎黎元洪复职，以维持正统，可是段的成见极深，张才一开口，段的脸色马上沉下来，咆哮着说，“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还能和他共事？”张说：“和他共事容易，换另一个人来当总统就很难了。他是一个赤手空拳，又受过挫折的人，今后当不会再闹意气。”张的话委婉动听，段倒是很听得进，不过他对于黎免他总理职这一幕创痛甚深，所以他并不肯接受张的建议。这时，段的身后跑出一个拿手枪的人来，大声叱骂说：“那个敢替黎某人作说客，就以军法从事。”说这话的人，原来是讨逆军总部的军法处长丁士源，张只得报以苦笑，他心里想我这人生来命苦，黎的左右疑我是段党，段的左右又疑我是黎党，以前在黎面前建议起用段为国务总理，黎的亲信金永炎也曾摸出手枪来骂我替段做说客，如今段的亲信丁士源又骂我是替黎做说客，两边不能做人，实在太惨了。

　　但是，张国淦仍劝段在礼貌上对黎有所表示。他的理由是：“你今天的国务总理，仍是他所任命，他现在还在日本领事馆中，理应接他出来。”段接受了张这一点提议，于是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接黎回居东厂胡同私邸。黎离开日本公使馆后，段就亲赴日本公使馆，对林权助公使保护黎总统表示谢意，同时也感谢日本在讨逆军行动时的各项帮助。

　　现在，北京政府面临一个新问题，黎元洪的总统地位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第一种说法是黎在复辟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就已经引咎辞职了，7月2日黎发表冬电，根据《约法》第四十二条及《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规定，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冬电是黎自己草拟的，所以冯取得总统地位合情合理合法。第二种说法是：冬电只是请冯暂在军署（江苏督军公署）代行大总统职务，不是请冯长期地代下去。这含意是黎在失去自由时期，授权冯暂代，一旦恢复自由，当然回任总统，而冯的代理资格也随之消失。

　　当冬电发表不久，上海报纸刊出黎的另外一个电报：

　　“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壤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各国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

　　这个电报据说是因为北京电报局在辫子军的严密监视下，不能发出，因此派专人送到上海，交由公府军事幕僚金永炎发布的。反黎派认为这个电报是金永炎所捏造，而拥黎派则认为冬电是北洋军伪造以堵塞黎元洪回任总统之路。

　　冯国璋在复辟政变讨平后，发表通电说：

　　“现在京师收复，应即迎归黎大总统入居旧府，照前总理，国璋即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方为名正言顺。”

　　黎元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复职，所以在他返回东厂胡同私邸后，即通电全国，宣告去职。次日，又发出第二电，详述去职情由。文云：

　　“寒电计达。顷闻道路流言，颇有总统复职之说，穷加揣拟，惊骇何极！元洪引咎退职，久有成言，皎日悬盟，长河表誓。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既无复位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伏念无洪夙阙裁成，叨逢际会，求治太急，而踬于康庄；用人过宽，而蔽于舆凡。追思罪戾，每疚神明。国会内阁，立国兼资，制宪之难，集思尤贵。当稷下高谈之日，正沙中忿语之时，纵殚虑以求平，尚触机而即发；而元洪扬汤弭沸，胶柱调音，既无疏浚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

　　解散国会，政出非常，纵谓法无明条，邻有先例，然而谨守绳墨，昭示山河，顾以惧民国之中殇，竟至咈初心而改选，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府隳特操。二也。

　　张勋久蓄野心，自为盟主，屡以国家多故，曲予优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群藩，结要津以徼明令。元洪虽持异议，卒惑群言，既为城下之盟，复召夺门之变。召峰螫指，引虎糜躯。三也。

　　大盗移国，都市震惊，撤侍卫于东堂，屯重兵于北阙。元洪久经验浪，何惮狞飚？顾忧大厦之焚，欲择长城之寄，含垢忍辱，贮痛停辛。进不能登合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阖室自焚，以殉民国。纵中兴之有托，犹内省而滋惭。四也。

　　轻骑宵征，拟居医院，暂脱身于塞库，钦奋翼于渑池；乃者闹人者不通，侦骑交错，遄臻使馆，得免危机。自承复壁之藏，特栗坚冰之惧，亦既宣言公使，早伍平民，虽于国似无锱黍之伤，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五也。

　　凡此愆尤，皆难解免。一人丛脞，万姓流离。睹锋镝而痛伤兵，闻鼓鼙而惭宿将。合九六而莫铸，投四裔以何辞！万一矜其本心，还我初服，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况冯总统江淮坐镇，夙得军心；段总理钟篪不惊，再安国本，果能举左挚右提之实，宁复有南强北胜之虞？

　　至于从前兵谏，各省风从，虽言爱国之诚，究有溃防之虑。此次兴师讨贼，心迹已昭，何忍执越轨之微瑕，掩回天之伟绩，两年护国，八表齐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当共勉。若复洁短衡长，党同伐异，员峤可到，而使之反风；宣房欲成，而为之决水，茫茫惨黩，岂有宁期？鼎革以还，政争迭起，凡兹兄弟阋墙之事，皆为奸雄窃国之资。倘诸夏之偕亡，讵一成之能藉？殷鉴不远，天命难谋，此尤元洪待罪之躯所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间，奠我民国，惭魂虽化，枯骨犹生；否则荒山越翳，纵熏穴以无归；穷海田横，当投荒而不返。摅诚感听，维以告哀。”

　　黎元洪黯然回到东厂胡同的第三天，7月16日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原来黎每天起床很早，他的习惯是6点多钟在花园散步，虽在日本使馆寄居时亦如此。16日早上，黎照例早晨散步，忽然看见一个陌生大汉，手持利刃在园外探头探脑。这天黎很机警，立刻感到这件事太不寻常，来者可能是刺客，于是乘对方没有注意到，悄悄地躲到花厅去。果然来的恶客已进了园门，黎的卫士发见，大呼有刺客，刺客则舞动大刀，向迎面来的卫士砍去，一连砍死了正目王凤鸣、护卫马占成、连长宾世礼三人，还砍伤了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两个卫士，然后飞步逃走，逃到东口小巷，才被一个带枪的卫士开枪把他打死了。

　　堂堂的大总统官邸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血案，自然是北京城内的一桩大案，军警赶来勘查，很快就查出凶手的来历，原来他竟是黎宅的卫队排长，山东曹州人，姓王名得禄，据说他是患有神志失常的精神病人。警察局的公报说：黎的卫士曾在被火焚毁的张勋宅内抢东西，因分赃不匀，发生内哄，互相仇杀。公报又说黎宅卫队共有300余人，是黎总统用私人名义招募的。同时特别强调这件血案和政治无关。可是这一强调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黎的卫队中，不可能用一个患精神病的人做排长，既然凶手患了精神病，又怎么会与抢东西分赃不匀有关。这和两年前搜查蔡锷寓邸一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黎自凶案发生后，不敢留居东厂胡同私邸，他先把张国淦找来商量，黎对张说：“现在怎么办？我变成下台总统，可是又走不了，像今天这种情形，我这条命早迟要断送了的。”张说：“他们说凶手有精神病，是分赃不匀而互相杀戮，你就让他们这么说好了，既不能争辩，也不必声张，因为事情再闹僵了，你更没有出京的机会。”黎说：“但是我仍以早日离京为上策，愈早走愈佳。”张说：“这件事如果和老段要求一定办不到，还不如等老冯来京后，和他磋商，这是心理作用，冯不会喜欢北京城里有两个总统，因此一定会同意和帮忙的。”

　　黎请张陪同迁到法国医院暂住，段祺瑞借口黎的卫队分子复杂，就派江朝宗解散了黎的卫队，另派军警保护黎宅。过去黎曾被袁世凯软禁瀛台，屡次要求回湖北黄陂原籍，袁都说要和他朝夕商谈时政，不放他南行。现在他宣布下野，想去天津或青岛做寓公，段祺瑞虽然坚决不愿和他朝夕商谈时政，可是却也不放他出京，他发觉自己再度变成了政治俘虏，陷身在段的樊笼中。

　　和北京黎宅凶案遥遥相对，上海也发生了情节离奇的夺印案。原来张勋复辟时，黎托庇日本使馆，曾密令总统府军事顾问丁槐携带“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册封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五颗印前赴上海。丁受命到上海后，住在三洋泾泰安找。7月13日他发表谈话，否认黎有冬电，他说总统未委托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只任命冯为讨逆军总司令。

　　丁槐带了总统五颗大印抵上海的消息，立刻传到冯耳里，7月14日冯发表寒电奉迎总统复职，同时又派副官长何绍贤到上海向丁索印。丁见何后，拒不交印，他写信答复冯说此行是呈明元首，冒险护印来申，未有元首证状，不敢私相授受。他否认黎有寒电命他交出印信。他在信中说：

　　“昨由军署抄来元首寒电，命槐即日将印信赉京汇交总理转呈钧座。奉电之下，不胜惶惑。寒日并无京电，元首是否自由？送京既恐受欺，赉宁复为抗命。思维再四，不得不仍候元首亲笔，以定行止。”

　　丁槐在泰安栈屡次接到匿名恐吓信，同时发觉有人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他感到大印会被强夺。乃由泰安栈搬到外国人所开的江西路客利饭店，整日不敢外出。那时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捕人，丁不出门一步，绑他的票是不可能的。7月20日夜半，英国会审公廨忽然派人把他捕去，并且在房中搜到了五颗印信。次日即将丁槐引渡。原来冯命令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叫他向上海领事团交涉，说是丁槐潜藏总统大印，请求引渡，上海领事团接受当地军政长官的要求，于是采取行动。

　　丁槐字衡三，曾在云南任职，是军界的老前辈，人都称为丁老前辈。被捕引渡后，便以盗印罪名被解到北京候审，抵京后不久即获释放。

　　在此以前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携带印信从北戴河到了上海，以上海交涉员公署为临时办公处，发表阳电（7月7日），否认北京伪外交部，通知各国继续行使外交总长职权。伍曾以代理国务总理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因此段恨之刺骨。段所提的理由，是说伍已解除了代理国务总理兼职，当然也同时解除了外交总长本职。所以段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否认伍的外交总长资格，声明他所办理的外交一概无效，并请冯国璋就近制止。可是伍的外交总长资格是无法否认的，他是在张勋抵北京的同一天（6月14日）化装离开北京，后来李经羲组阁并未任命新外交总长。所以伍的外交总长职务，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过。

　　冯国璋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就照转给伍廷芳，劝伍到天津办公，因为天津已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如果不愿往天津，就请将印信退还。这个电报冯称伍为“秩庸先生”而不呼总长官衔。伍既然和段有矛盾在先，当然不会去天津，同时也拒不交印。冯、段就用压力强迫上海交涉员朱兆莘，拒绝伍借署办公。7月9日，冯以代总统名义补下一道命令，解除伍廷芳的处交总长职务，伍只得交出了印信。

源济

一二○、冯国璋扶正

　　7月15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组阁：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17日继续发表阁员名单，特任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业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中，研究系占了五席，是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教育。梁启超得到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财政总长。对研究系而言，这是它极盛时代。

　　17日国务院下令严缉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至于真正的罪魁祸首张勋，只受到免职拿办的处分。

　　据说张勋托庇于荷兰公使馆时，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复辟实录》，内有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文电。因此北洋军阀投鼠忌器，不敢惩办他。王占元、张怀芝、张作霖而且纷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张勋宽大处理。段祺瑞除了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无其他行动。

　　据说张勋所珍藏的《复辟实录》其分二类：第一类为徐州会议纪录，是由幕僚根据回忆补写的；第二类为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函电，共计82件。由于张手中有这些文件，所以他有恃无恐，以此为他勒索的本钱。

　　北洋派三领袖之一的王士珍自觉无颜见人，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做了总统（冯国璋），一个当了总理（段祺瑞），而他却变成复辟的附从，因此他准备回正定原籍隐居，段听了马上跑到他的寓邸安慰他，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

　　王士珍之外，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步军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陈光远（第七师长）等附逆无罪，而且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均不加罪。江朝宗是段所不欢喜的人，所以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则调第八师长李长泰继任。复辟犯冯德麟因张作霖的保释电而获得自由。张镇芳、雷震春两人准在狱中自备菜肴，且特准吸食鸦片。

　　段不仅没有惩办复辟祸首的兴趣，甚至还想借题大赦洪宪帝制的祸首。原因是洪宪帝制祸首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他的老朋友，在张勋复辟时，交通系曾慨助军费，不过他虽有此意，却因顾虑全国舆论而未立即实现。

　　复辟笑剧中，最有趣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两人各助一方，康助张复辟，复辟后的“宣统上谕”就是康的手笔；梁助段讨逆，讨逆檄则是梁的手笔。两大国手所撰文献都很动人，复辟失败后，康恨梁入骨，有诗为证：

　　“此次讨逆发难于梁贼启超也，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阙。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康有为后来曾有《致徐太傅书》洋洋五千言，登在《不忍》杂志第九、第十两册中，揭发复辟经过，力指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曾与谋，始乱终弃，愤愤不平。且有诗为证——

　　“诸帅本与少轩徐州订盟复辟，今竟妒功背盟无信，感而赋诗，诗曰：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祣收影涕沾缨”。

　　冯国璋于8月1日抵北京，黎元洪本避住法国医院，因冯抵京后要来看他，所以回到东厂胡同迎接。冯抵京当天就去见黎，两位总统相见，互相客套一番，冯殷勤地要迎黎回任总统，黎却说了许多众望所归的话请冯继任。冯这次拜访，只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黎送冯走后，仍回到法国医院去。

　　段不愿意让黎复任总统，却也并不希望冯继任总统，他本想暗示北方军阀推举徐世昌为临时总统，可是他的计划还未开始，北方军人们不识段的心意，即纷纷电请代总统入京执行元首职权。倪嗣冲在电报中呼冯为“我大总统”，呼黎为“前大总统”。这样一来，段不好意思不让冯代下去，只好作顺水人情，他认为今后的总统只是一个高拱无为的元首，冯当了这个毫无实权的总统，反而比较在南京拥兵自重好得多，冯是在段这种心情下当了总统。

　　冯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8月4日冯特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答谢逊清皇帝派代表欢迎他的盛意。汤见到溥仪时，恭行三个鞠躬礼，大声地说：“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世续代表溥仪也大声地唱道：“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冯就职后，派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长，侍从武官长仍为荫昌，总统府指挥使仍为徐邦杰，这两人是袁时代就担任这项职务，历事袁、黎、冯三位总统，可称三朝元老。

　　冯很认真地唱出“将相和”，他要北洋三杰团结，以重振北洋声势，他认为今后府院是一家，上下是一致，内外是一心。他紧握着段的手，亲切地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他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他的三杰一体论煞有介事。其实三人各有矛盾。根本无法“一体”。

　　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时，总统问题曾使他面临两种抉择，一是让黎元洪复职，二是请冯国璋真除，在事情上段本来就瞧不起黎，这次两人闹得太伤感情，段认为黎免他总理职太伤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完全不考虑让黎复职。张国淦曾劝他说，黎无兵无勇，经过这次颠沛，如果由段拥他复任，则黎一定很听话。冯有兵有勇，又同是北洋派的两大台柱，做了总统可不会像黎这么听话。段也同意这个意见，无奈他为人太刚愎，同时又中了一种毒素，认为冯虽然有兵有勇，在北洋派中有号召力，如果留在南京便会成气候，如果来到北京就任空头的大总统，就慢慢会消蚀。因此他在黎、冯二人中便支持冯。其实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起，冯、段两人便面和心不和；袁世凯死后，冯、段两人各有千秋，对于争夺北洋派领袖，向来不遗余力。

　　段本来打算在冯入京后，即派段芝贵为江苏督军，小段在袁世凯时代是一等红督，做过湖北督军和奉天督军，其后虽以帝制余孽而休息一个时期，这次讨逆他又东山再起，有功于“再造共和”，段想用他代替冯为江苏督军，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同是北洋派。那知冯国璋也有他的安排。他在离开南京以前，就提出调任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升任驻南苑的第十二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原来李纯、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洋派中都是亲冯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统率北军第一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第一军是由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李纯，第二镇协统（即旅长）王占元，第四镇协统陈光远等混合编成，由此以后，他们便逐渐形成一个小集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直系”。

　　直系名称是因为冯国璋是直隶人，这和段祺瑞的皖系是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相同，不过参加这两系的军阀们，并不完全是这两省人，大都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并且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过程中，他们的成员互相变化，很难划分界限。

　　冯国璋不只是安排了江苏督军，同时又将一向由自己统率的禁卫军扩大为两个师，禁卫军是清朝末年成立的，辛亥年袁再起组阁，即以冯为禁卫军统领，民国成立后，冯仍继续统率这支军队，名称也不变。迨冯继任总统后，禁卫军改编为两个师，以王廷桢为第十六师师长，留在南京，与由江西调来的第六师长齐燮元共同守卫江苏地盘，另以刘询为第十五师长兼总统拱卫军司令移驻北京。这样的安排，他在北京当总统便有自己的军队，而在长江一带又有地盘。第六师师长齐燮元原任十二旅旅长，因前任师长周炳文患精神病，齐乃升任，这支军队一直驻防江西，它的前身是武卫右军，后改第六镇，再改第六师，段祺瑞、王士珍、吴禄贞、李纯都带过这支军队。

　　黎在冯就职后，就正式向冯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由于冯的答允，段不便阻黎出京，但仍责成汤化龙担保黎出京后，不作政治活动、不南下。

　　8月28日黎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但北京留给他的，全都是痛苦的纪录。他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段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袁世凯死后的北方天下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下来，而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也是时局纷乱的中心，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黎不是北洋系，赶走了黎，纷扰并没有解决，仍继续不断地发生新问题，增加新纠纷。

　　段内阁是7月14日由天津迁回北京的，迂回北京后，即面临了许多大问题，总统问题由于冯国璋来京，总算解决了，剩下还有国会问题和对德宣战问题。

　　段本人当然不喜欢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这是仿效民国成立时在首都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今天讨平复辟，情况相同于民国成立时，已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该再召集，只好由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段祺瑞既然憎恨旧国会，所以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如果召集临时参议院，其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这样便可产生清一色的参议员。

　　7月20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7月24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说：

　　“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津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约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约法》以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依据《约法》上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则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见。即请发抒伟论，迅速详复。”

　　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勉强，好在段祺瑞的法律知识也不高明，且各有私心打算，只要能勉强地自圆其说，也就算数。这篇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孙说：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段悍然置之不理，且由国务院正式下令：

　　“《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肇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所引起，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因此宣战案于8月4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14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令云：

　　“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好感。8月14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

　　“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2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勾结，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而是用这笔钱完成他统一中国的美梦。这个美梦是北洋军阀所梦寐以求的，过去袁世凯未完成，段以袁继承人自居，当然希望能在自己手中完成。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2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8月10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1亿银元的善后借款。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8月28日，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代表日本银行团垫付了1000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垫款，中国代表签约的是段内阁中财政总长梁启超，借款契约如下：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1000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担保：中国盐税余额。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项目办理。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资，9月26日成立交通银行第二次业务借款2000万日元，由曹汝霖经手。10月12日成立吉长铁路借款650万日元，由满铁提供，以该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员为条件。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自然给中国政府一些报酬，9月8日协约国公使承认：（一）庚子赔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赔款总额26％，除其中10％可以缓付外，其余16％，仍须按期照付。（二）关税可以提高5％，但须先成立由有关与中国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调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税则；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围20里内驻兵，但以防范敌侨为限。

源济

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的势力仍然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各省，可是护国讨袁的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加上湖南，则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地区，被称为西南六省。这六省从护国战争后便和北京政府对立，不过这六省又分为两个区域，滇、川、黔是一个区域，由唐继尧所控制，而两广则在桂系势力范围下，湖南也颇受影响。尽管南方反对北方，可是南方的局面也动荡不安，尤其是广东和四川。

　　四川方面，护国战争时蔡锷统率川、滇、黔三省军队在四川境内与袁军作战，迨蔡离开四川后，滇黔两省军队仍留四川，川军刘存厚获段祺瑞的支持，滇军领导人是罗佩金，他当然获得唐继尧的支持，黔军领导人是戴戡，也得到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支持，刘显世是属于研究系的。

　　罗佩金是四川督军，戴戡是四川省长，刘存厚是川军第一军长，罗、戴不合事实上早有夙因，罗在蔡锷的护国第一军任总参谋，钜细躬亲，决策多中，颇有人望。他出身世家，清末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任标统，民元云南蒙自兵变，罗只身入匪穴，手擒叛将。后来担任云南民政长，颇识政体，用人能拔擢其才。护国军入川，虽佐蔡有功，但蔡、罗并不是水乳相融，而蔡颇亲近戴戡。当时在川的护国军，滇、黔两部并不是太合作，所以罗任督军后，对于一个有兵权的戴戡做省长是不太高兴的。

　　讨袁军事结束后，四川的问题颇复杂，因为四川有四川的军队，又有喧宾夺主的滇军和独树一帜的黔军。罗佩金既然是四川督军，滇军在护国讨袁之后又为主力，罗自然以领导自居，可是戴戡有战功、有兵权，又居省长职，自然也不相让。至于川军有四川人做后盾，对于客军在川反感极大，于是四川局面就像一座火山，滇、黔、川三军鼎足而立。

　　四川人这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云南人的怒潮，由于政权是在云南人手中，一些护国军中有功勋的人便都分据川省要津，罗佩金派李临阳为政务厅长。李是云南钜商天顺祥号的少东，对于政务并不熟谙，派出许多县知事多不称职，不识体统，许多人都志在发财，更有贩卖鸦片。川人文风极盛，善于议论，发言盈庭，舆论既然不直滇人，反滇的言论遂不胫而走，推波助澜，形成了严重的对立。

　　罗佩金对于川督并不恋栈，早先他风闻段祺瑞有意要派吴光新督川，他即电段请援陆荣廷入京之例请求准假，并以讲武学校校长韩凤楼护印。段得罗请假电正中下怀，复电批准，可是罗的部下闻罗请假，为之大哗，纷纷电请留罗，戴戡也电北京密陈罗在目前不应离川，唐继尧也为罗声援，黎元洪乃电罗缓行，段亦同意。

　　这时候四川的各军计有七个师三个混成旅，川军占五个师，两个混成旅，为：第一军军长刘存厚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川边混成旅旅长陈遐龄。黔军只有一个混成旅旅长熊其勋。滇军有两个师，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此外川边镇守使殷承献尚有一部分滇军。四川本是富庶省份，清末承平时，为储年余700万两银子，只养经制兵一协，现在负担庞大的兵力，财政当然困难万分。黎上台后，北京政府希望全国裁军，对于四川自不例外，一再责成罗佩金裁军。6月1日，罗和段祺瑞所派的四川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把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率，军费由中央直接负担。接着段核准把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个师一个旅，把黔军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一个独立团，内定滇军首领顾品珍为中央第十四师师长。由于这个整编计划使刘存厚和川军大为不满，因为滇、黔军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不是“客军驻境”而是“鸠占鹊巢”了。于是川军发出了控诉电，略云：“滇军去年入川只十七营、战事平定后所存者十二营，而罗电告诈称二师，随即在滇招来徒手七千余人。滇军增而川军四五两师各缩编为一旅，其余三师每连减为九十人。兵工厂出品全给滇军。”刘存厚另有电报控诉说：“罗一方减川军饷项，每师八十万元，一方增滇军饷项，每师一百二十万元。”

　　罗佩金第一步想调开刘存厚，曾一度密请段内阁调刘到北京给以虚位闲职，并且保荐滇军梯团长刘云峰调任川军第二师长。段表面上予以核准，却暗中挑拨川、滇军的内哄，一方面竭力赞成罗的裁减军队，缩编川军，一方面却又指使川军反抗罗的裁兵计划。段希望因川、滇军的公开冲突，可以造成北洋军开入四川的“渔翁之利”。段虽然同意罗的要求要调刘存厚入京，可是调职命令却不发，同时更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把罗的秘密计划通知了刘，又用“用中为该师长桑梓之地”的说法煽动刘存厚对罗的反抗，更凶的是参陆办公处曾密电川军将领说：罗要求更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其目的是在煽动全体川军将领对罗进行反抗。

　　这一期间，罗佩金和刘存厚都以为自己的后台是段祺瑞。

　　段既然同意罗佩金的请求，由刘云峰接替刘存厚为川军第二师长，刘云峰便前往接事，刘存厚命令第二师军官拒绝刘云峰，自己也不加以理睬。移交的事便闹僵了。正如滇籍国会议员王祯等所指责的：“罗督电请更换师长刘存厚，无论或准或不准，均无与刘商量之余地。乃院电径将罗电直达刘，使之闻之，不啻使刘与罗横生意见。”这可证明段的私心是挑拨罗和刘敌对。

　　罗佩金逐刘存厚不成，便想下令裁撤第一军所属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成勋表示服从，但要求先清发欠饷，罗拿不出欠饷，只好作罢。

　　罗佩金裁兵计划两次碰壁，就只能选择另一弱者进攻，他下令将川军第四师缩编为一旅，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于滇军系统，后来调任川军师长后，便倒向川军一方，他对缩编命令也是讨价还价，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比罗决定的缩编方案超过一个团，同时也要求清发欠饷。

　　这时，川军将领认为罗督军不是单独对待第四师问题，而是和全体川军生死存亡有关。因此，五个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反对罗佩金裁兵计划。不过川军的五个师长，其意见和态度是有差别的；钟体道、刘存厚、陈泽霈打成一片，周道刚则是两面讨好政策，熊克武因为是国民党员，不便倒向北洋派，所以也持中立。周、熊都驻在重庆。

　　罗佩金因为裁兵计划一再受挫，不能再容忍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6年4月5日，他突派滇军包围川军第四师驻成都的两个团，没有发给欠饷就勒令缴械遣散，同时还以武力压迫该师其他各团一律缴械遣散。这一来川军人人自危，集体反抗，罗乃宣布第四师驻省城以外各团无变动。

　　4月18日，在成都的川军第一军和滇军开炮互相轰击。双方互相说对方是祸首。罗佩金说是刘存厚先下令炮轰督署，刘有厚说是滇军首先在西北角开射大炮。18日这天成都城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电调各路川军来援，罗也调动自流井、泸州、叙州及川北绵阳等县的滇军到省接应。成都城内划分为川军、黔军、滇军三个驻防区，黔军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川、黔两军防区的居民却可以自由往来，滇军则是独立的。

　　19日滇军退守皇城，在城墙内发炮阻止攻城的川军，以煤油灌在皮管内向皇城周围民房扫射，以扫除障碍。这天成都全城火光烛天，杀声震地。省议会议长胡骏急忙打电话邀请商会和各国领事，冒险向川、滇两军交涉，要求停止战斗。20日天明，川、滇军开放栅门准许灾区人民进来，据红十字会调查，人民被烧死的、被击死和击伤的，有1000多人，被焚民房有3000余户，灾民多向中立的黔军防区逃命，火势一直烧到22日才被扑灭。20日由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向双方进行调停，停战一天，由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

　　成都爆发内战后，川军旅长刘湘、刘成勋、但懋辛，团长邓锡候、田颂尧、赖心辉、向传义、吕超等发表联名皓电斥罗：“在任数月，皓嗜淫赌，勒提税款逾700万，本省军饷数月未发。”唐继尧也发表皓电指责川军：“川省实行裁兵，原属正办，乃刘师长竟令所部围攻督署，实属不顾大义，应请主持公道，迅予解决。”四川和云南两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纷纷发表谈话，或通电互相攻讦，云南说川军“争权叛变”，四川说滇军“侵略邻封”。

　　滇、川、黔军在成都城划分了三大区域，第一部分是中立区域，系黔军驻守，由东门起经糠市街、书院西街、湖广街、华兴街转至会府、顺城街、盐市口、三桥南街直至南门，这些地区全由黔军驻防，并把地面的石板筑成掩护，堵截乱兵。第二部分由南门自孟家巷起转西至少城，由北门老关庙之西，及正府街青龙街之北，全是川军驻扎区域。第三部分从东门自宇库巷经詹天庙、书院北街、梓潼桥、慈惠堂、纯阳观、马王庙、铜丝街、喇嘛寺以及皇城附近为滇军驻扎区域。

　　滇、川军战斗时，滇军以皇城为大本营，以东较场为辅助军。川军以北较场为大本营，以西较场为辅助军。皇城在成都的中心，滇军自皇城发炮向西北两较场轰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这两处地方的还击。成都人民受祸最烈的是皇城坝和北较场附近，其次为东西较场。

　　6年4月20日北京政府已经接到四川内战爆发的消息，于是段祺瑞下令以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而四川督军一职由省长戴戡暂行兼代，刘云峰为四川陆军第二师长。这批人事命令毫无曲直是非，不过段有个私心，便是命令他的内弟吴光新由宜昌带兵到四川平乱，为吴光新督川铺路。至于进步党（研究系）则希望戴戡由兼代而实授，因为戴属于进步党。另一批人政学系则支持岑春煊督川，段对国会说：“我在位一天，决不与岑共事！”

　　川、滇军之战不止在成都，成都城外和内江都有战斗。4月21日，罗奉到北京政府的调职令，即将督军印信送给戴戡，表示遵奉政府命令。22日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邀请罗佩金和刘存厚两人在省长公署举行调解会议，罗派代表韩凤楼，刘派代表徐孝刚参加。滇军要求垫发开拔费60万，并由英、法、日三国领事担保安全退出省城，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协定。可是到了晚上，又各自逞威地开起炮来。双方都指责对方背约。大战到半夜才停止，当晚北京政府电催罗、刘两人迅速交卸职务前赴北京。

　　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并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段祺瑞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愿遵令卸职，但川军仍于23日炮攻督署，滇军并未还击。段大为光火，乃下令免了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并令听候查办。

　　24日罗佩金率领滇军由成都东门退出，刘存厚率领川军由成都西门退出。罗临走时发出敬电说：“佩金遵令移交，乃刘存厚仍复施放大炮，并令所部搜捕滇人，受害之家不知凡几？……刘存厚自称为四川临时督军，广出布告，并调第一师周道刚所部由东路西上，第三师钟体道所部由川北赴省。现驻简阳、新都等处滇军均被围攻甚急。……在川滇省军民是否徒手听其屠灭？”罗还有电报指摘北京政府从中挑唆。以致引起成都事变，北京国务院发表有电否认其事。唐继尧也有敬电指摘北京政府处理四川问题不公，他说他和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都是士官老同学，又曾共事多年，但是“公谊所在，不能偏徇私见。”他认为北京政府如此处置，“国家法纪何在？政府威信何在？长作战之风，开凌上之渐。”因此他准备出兵昭通作为在川滇军的后援。

　　不论罗佩金在四川功罪如何，也不论罗戴、罗刘之间的是非，有一点罗是可取的，他竭力阻止滇军糜烂四川，当时滇军认为刘存厚和川军迫人太甚，滇军受侮太重，因此战意旺盛，罗佩金极力压制，滇军中主战最激烈的团长李植生，竟因奉命不许出战而举枪自杀。

　　滇军退出成都后，仍驻扎四川最富足的几个县份，如资中、简阳、荣威、富顺、自流井、泸州、宜宾等地。

源济

一二二、戴戡战死四川

　　6年5月1日，戴戡宣布就任代理四川督军，同时以会办军务署参谋长张承礼任副官长，蒋方震为参谋长，杜步云为军需课长。戴出身佐贰，从军6年，一身兼四川督军、会办军务、省长三重任，年方40，真是时来运至。可是他深知四川局面的严重性，以黔军和川军、滇军相比，实力最弱，自己因缘时会，所以有战战兢兢临渊履冰之感。

　　罗佩金去，戴戡代理川督，对于四川来说，川人治川的目的，仍没有达到，于是用对付罗的手段来对付戴，仇滇军的情绪化为仇黔军。4月30日四川省议会通电指摘戴戡“假中立之名，阴谋取利”。这时的川省议会竟也主张以岑春煊继任四川督军。

　　5月9日滇军退驻简阳，川军完全撤出城外，戴戡正式就任代理督军，城内警察恢复站岗，黔军清除成都城内的军事设施，市民情绪才趋于安定。

　　不过，罗佩金和刘存厚都未遵照命令卸职北上，川、滇两军也仍旧在省城外好多地区时打时停，刘存厚不久又回到成都，在城外设置军司令部，把以前对付罗佩金那一套来对付戴戡。这样一来，川、黔两军又爆发了战火，成都人民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战争灾难。川、黔军开火是7月5日夜半3时开始的，这时正是张勋在北京复辟政变，张勋的伪谕中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7月3日戴戡在成都皇城的督军署召开军事会议，邀刘存厚出席表明对北京政变的态度，一面派兵把守电报局，检查一切邮电。刘存厚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了会议，要求督军署先撤去电报局的检查员，戴予以拒绝，并提出驻省川军应该移川北，吴绍良代表刘存厚不予接受。7月4日刘存厚所部川军从邻近成都一带的防区，源源开到省城北门外，第二天晚上川、黔军遂告开火。

　　这真是妙极了，两个月前川、滇军火并时，黔军守中立，袖手旁观，川、滇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祸首”；现在川、黔军又开火了，黔军取代了滇军的地位，而滇军也作壁上观，戴戡说是刘存厚所部首先炮轰督署，刘则说是黔军首先开炮轰城外川军。戴坚称刘已接受张勋的伪命，刘则说绝无其事，因刘的电报被扣留不发，因此使自己立场不为各省所了解。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也正如以前川、滇军战事爆发时一样，在川、黔军战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他们于7月7日发出阳电云：

　　“本月六日渝电局报称：麻日午前三时，成都川、黔两军发生冲突，江门一带火势甚烈，枪炮声不绝。次日接贵阳刘督军鱼日电开：顷得成都戴督军电开，刘存厚甘受伪职，已带兵围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国，祈飞电各省等语。昨晚（六日）十一时，炮声忽起，北门火光烛天，炮弹均向督、省二署乱射。炮声隆隆，至今未息。街断行人。……据戴督电传，则指刘存厚附逆，然据积之（刘存厚号）电称，又系拥护共和。兹拟由刚等及顾、赵（滇军）、钟（川军）三师长酌带卫队，兼程赴蓉（成都），公评是非，共谋解决；先在资州会齐，再为前进。若积之果系附逆，自应一致讨除，否则言归于好，速筹北伐。川中秩序，仍由戴兼督军主持一切。所有滇、黔军队，务恳唐、刘两督军立饬停止前进，免滋误会。……先后得顾、赵、钟三师长复电表示赞同，道刚等决于蒸日（十日）起程西上。”

　　川军师长周道刚、熊克武发表通电，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贵州督军刘显世正如以前唐继尧出兵援助罗佩金一样，准备派三个梯团入川援戴，同时接二连三地通电痛斥刘存厚的叛变行为。

　　滇军罗佩金率部退驻川南，他也像以前的戴戡一样，发表青电请各军各驻原防不得移动，并以调人自居。唐继尧则警告刘存厚离开四川，出兵北伐，否则将令罗佩金进兵成都先平川乱。唐继尧很想借川、黔军火并而乘机恢复滇军控制四川的局面。所以云南方面的军火源源不断地由昭通运到叙府来。

　　北京方面仍想派吴光新带兵入川平乱，借以达到北洋派控制四川的目的。进步党（研究系）则千方百计想维持戴戡，同时解决成都的兵乱。

　　四川和贵州两省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根据地方观念，发出相对控诉和呼吁。

　　川、黔军的战争从7月5日到17日，前后共打了12天。7月6日起黔军被围在皇城内，由英、法领事从中调停，戴戡愿意率部退出成都。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黔军疑有伏兵，在掠夺南门粮食后，仍然退回皇城，固守待援。17日戴戡把督军和省长的印信咨交省议会保管，然后向南门突围。

　　滇军罗佩金同意参加周道刚和熊克武所吁请在资中召开的调停会议，宣称干7月13日带兵西上。周道刚则于7月15日由重庆赴资中主持调停会议。

　　唐继尧于7月16日发出铣电痛斥刘存厚犯上作乱，并称如刘不移师北伐，本人即将亲率三军，吊民伐罪。接着即组织靖国军，自为总司令，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第一至第六军司令，以罗佩金为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自兼第三至第四军总司令，以叶荃为第五第六两军总司令。靖国军于7月20日发表号电，宣称要先平川乱，然后北伐。

　　贵州督军刘显世的态度与唐继尧相同，他派王文华率领一支黔军入川援助戴戡，但是戴戡已于7月17日放弃成都，突围而出，下落不明。

　　戴戡下落不明，黔军失败，这一连串消息传到北京，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十分激动地在国务会议上发言，他说：“我们一定要救援戴循荐（戴戡号），一定要制止刘积之（刘存厚号）的叛变行为。”但是段祺瑞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7月24日段祺瑞任命“中立者”周道刚代理督军。27日梁又在国务会议上主张惩办刘存厚，段不好答复，曹汝霖起立发言，假口四川问题真相不明，难作决定，而把梁的建议搁了下来。

　　周道刚由重庆到了内江，但滇军在嘉定、青神、仁寿、资阳一带已被川军二三两师击退，资中会议无法进行，周道刚乃折返重庆。

　　由于川战扩大，段祺瑞遂于8月6日派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查办，并责成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接防岳州。八月八日又下令催促罗佩金、刘存厚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均交周道刚接收统率。这时候，川、滇、黔军才明白段的打算是一心一意要贯彻让北洋系来统治四川。这一来大家又感到有合力抗拒北军的必要，8月6日周道刚、熊克武建议继续进行调停，罗佩金首先表示接受。8月10日周道刚就任代理四川督军，熊克武在夔府和万县沿江地带，布置炮兵阵地，准备迎击北军。

　　8月10日，从四川回到北京的蒋方震，向内阁及国会报告戴戡已经战死的消息。研究系大受刺激。这时段祺瑞才发表刘存厚部下团长廖谦的报告：“7月21日，戴戡在成都百里外秦皇寺自杀身死。”同时发表周道刚的报告：“戴前督行抵华阳县属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败退回来之川军，双方因误会开枪互击，戴督中弹身故，其灵榇已由川军运回省城。”

　　事实上，戴戡是被川军击毙的，同时死难的还有黔军混成旅旅长熊其勋，督署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等在逃往简阳途中，也被追兵击死，黔军5000人全军覆没。

　　8月10日举行国务会议时，段祺瑞提议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给银1万两治丧。梁启超却满腔悲愤地坚持要严惩刘存厚，为死者雪冤。段表示要查办后，才能确定责任。梁启超大为生气，不待会议终场即拂袖而去。

　　这是研究系加入段内阁以来首次受到的难堪待遇。本来自讨平张勋政变以后，研究系在段内阁内如日当中，可是段和研究系的蜜月还不到一个月，研究系一向标榜温和主义，可是矛盾的是他们并不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还出主意召集临时参议院，公然参加卖国借款条约的签订。到了四川问题发生，直接地侵犯了研究系的利益，才与段有了冲突，到这时才发现段一点也不留情面。

　　研究系在政治舞台上最红的时期，也是它政治上开始堕落的时期，他们本是改良主义者，在依附北洋军阀后，受到这次打击，从此在政治上的影响越来越少，终于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政客集团。

　　川、滇、黔军的第二次调停也无效果。10月下旬，川军第二师在荣县，第三师在资州、内江一带又和滇军大打起来。10月14日周道刚卸下了“中立”伪装，通电斥责滇军顾品珍在内江首先进攻川军第三师。而刘存厚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继尧。

　　四川这场战争，川军占有地利，利用川人反对滇军，所以颇占上风。

　　段祺瑞的内弟吴光新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将军，他奉命入川，却在宜昌逗留了一个多月不敢前进。段把属于国民党的熊克武调为川边镇守使，把川军第三师长钟体道调为重庆镇守使，钟体道和刘存厚很接近。同时电令陕西督军陈树藩派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统率一个混成旅开进川北，以策应由湖北开入四川的北军。

　　10月中旬，川、滇两军在北江、威远、荣县展开了拉锯战，唐继尧把后援部队庚恩旸、黄毓成两军都开到永宁和叙州。

　　段打算下令讨伐唐继尧，责成刘存厚驱逐滇军出川。冯国璋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大事应该化小。段又建议调唐继尧到北京担任参谋总长，如唐不肯北来，即下令讨伐。冯也不以为然。冯最后作这样的让步，就是只讨伐滇军，不提唐继尧。因此10月17日北京政府下令谴责在川的滇军将领黄毓成等，令其迅速退出四川，责成唐继尧查复。

　　10月24日吴光新率领李炳之混成旅开入重庆，熊克武将所部川军第五师移驻重庆城外50里。但本人仍留在重庆。这期间川军第二三两师夺回内江、威远、荣县、自流井、富顺。滇军向泸叙退却。10月30日，北京政府下令斥责滇军将领顾品珍、赵又新、黄毓成筹集结兵力于泸县、富顺、自流井向川军攻击，均予褫职通缉处分。11月12日授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四川军务会办。

　　段把吴光新督川任命廷搁，是因为刘存厚有电到北京说：“川事川人可了。”段要利用川军打滇军，所以只好将就川军。

　　11月6日，唐继尧由昆明移驻毕节，想亲自出马挽救滇军一蹶不振的局势。可是自11月16日到28日，川军第二三两师继续占领泸县、纳溪、南溪、叙州。黄毓成作战受伤，被迫下令停战。11月20日，北京政府加授周道刚陆军上将衔，升任川北道道尹张澜为四川省长。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局势突然转趋对段不利，段内阁摇摇欲坠，而四川战事也并非一面倒，因为滇军究竟还是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部队。12月1日，滇军忽出奇兵绕道偷袭重庆，在重庆西门外15里的浮图关上出现，同时驻綦江的黔军也开到重庆对岸。熊克武的川军也开回重庆。于是吴光新和周道刚都逃之夭夭。

　　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源济

一二三、孙中山在粤护法

　　张勋复辟，黎元洪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时，海军总长（国民党员）程璧光在上海，他曾派军舰两艘到秦皇岛迎黎南下，同时以海军总长名义发布海军讨伐叛逆的电报。这时冯国璋还在南京，对于程璧光的行动颇为不满。而北洋军阀认为李经羲在6年6月24日组阁时已发表萨镇冰为海军总长，调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程不应以海军总长名义自由行动。可是国民党认为从6月14日张勋到北京起，黎元洪就失去自由，李经羲内阁根本是张勋的傀儡工具，6月14日以后的总统命令应当视为无效，所以程仍以海军总长名义在上海宣称奉大总统命讨逆。

　　孙中山在上海曾有一通忠告段祺瑞的严正电文，这是7月19日发出的，电云：

　　“民国不幸，伪清僭据，足下以为马厂偏师，恢复共和，重奠京邑，此盖强虏自亡之会，而亦足下迷复之机。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章耳。夫洪宪佐命之徒，宣统复辟之辅，其为帝制罪犯一也。去年洪宪祸首，隐忍未诛；佐命者既得从宽，则复辟者当然无忌。徐州、彰德二次会议，（张勋发起徐州会议会，与会各省曾在彰德会议一次。）正在足下初任首揆之时，拱手处中，不能锄治，而复奖以勋权，启其骄悍，是以伏戎遍国以有今日。而民间清议，亦谓复辟之祸叛督实为先驱。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咎。文于数月前，曾献忠言，不蒙采纳。至黄陂不得已而下免职令，犹不悛改，悻悻以引起祸乱，不负责任为词。今日因败为胜，功过相偿，天日鉴临，人心共谅。乃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足下当以义师首领自居，岂得以国务总理为号，以免职兴戒，而以复职自贵，狐埋狐搰，皆在一人，岂所谓为国忘身者乎。张勋以愎戾之资，悍然复辟，所统辫兵，素无训练，其势本易与耳；张绍曾等倡谋讨逆，近畿将领，不少靖献之人；器械完利，士马精强，扑灭殷顽，易如反掌；徐州余寇，复何足云；而足下必任段芝贵为东路总司令，倪嗣冲为三省总司令，段本洪宪元凶，倪则叛督首领，一蒙驱使，得冒天功以为己力，沮忠正倡义之气，开叛人狡诈之端，岂自比明之熊文灿耶。乃又抑止诸军，不容兴师致讨，欲以易成之绩，交与倡乱之人，偏私狭隘，毋乃过甚。丙辰近鉴，贻祸相同，此又足下所宜自省者也。文愿足下，上畏民岩，下思补过，任良将以伸正气，讨群叛以塞乱源，诛洪宪佐命以示至公，戮伪主溥仪以惩负约，保国赎愆，敦善于此。若以小腆易败，据为大功，因势乘便，援引帝党，擅据鼎钟，分布爪牙，则西晋八王之相驱除，唐末朱、李之相征讨，载在史册，曲直无分。正恐功业易隳，祸败踵至，凡我国民，亦不能为辅助矣。以足下天性强毅，本非狐媚之人，故愿尽忠以告，是非利害，在足下自审之耳。”

　　复辟时，广东省长朱庆澜曾派人到上海和孙中山联系，同意以广州为护法的根据地。7月10日孙中山率领应瑞、应琛两舰到汕头，13日派章炳麟先到广州接洽。广东内部虽然复杂，可是对孙中山仍然欢迎。因此孙便于7月17日到广州，广东督军陈炳焜和省长朱庆澜都到江岸欢迎。且在黄埔公园举行了欢迎大会。

　　孙中山在欢迎大会发表演说，揭破了复辟是北洋军阀所布置的政治圈套，他说：“段祺瑞引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

　　7月22日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自吴淞率领所属舰支开赴广东，唐绍仪、汪兆铭、伍廷芳等同行。就是这一天，他们由海军舰队发出宣告，通电自主，他们提出佣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并称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无所根据，应视为无效，亦不承认发布命令之北京政府。

　　孙中山与驻沪海军是事先约好的，海军第一舰队南下护法，这使段祺瑞在北京大为震动。段内阁为了紧急应变，立即调升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并以林颂庆为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为第二舰队司令。7月25日段内阁并发表广东省长朱庆澜和广西省长刘承恩对调。朱庆澜以广东自主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命令。

　　广东在当时的西南，是政治和军事中心，不过广东内部的情势很不稳，虽然不像四川那么表面化，可是也是极复杂。段祺瑞对广东是采取一方面自外面施加压力，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分化，利用地方派军人的排外主义，企图制造广东内部主客两军互相混乱，使北洋军能乘虚而入。当时北洋派势力已占领了福建和江西，这两省和广东毗连，段打算拿这两省当作进攻广东的跳板，同时从海道运兵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段这个计划受阻于江西，因为江西督军陈光远是直系，直、皖两系对于向南方用兵意见不一致，所以后来段乃派兵取湖南另开一条取广东的路线。

　　广东内部一直不稳，几种势力明争暗斗。桂系军人陈炳焜是广东督军，自居于统治者地位，但是省长朱庆澜也有兵权，他统率警卫军及地方派军人。他们之间是对立的，督军和省长对立，桂系军人和广东地方派军人对立。另外，在北江还有滇军两师兵力驻防，由李烈钧率领，是国民党的基本武力。广东地方派军人有时和国民党联合以对抗桂系，有时又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国民党和桂系之间摇摆不定。

　　两广是在督军团叛变和国会被解散时宣称“自主”的。北京复辟时，桂系便高唱出兵，不过实际上却没有行动，主要是想利用时机以统一广东的军权。驻粤滇军以及朱庆澜所属的警备军也想北伐，但是桂系不肯给予军事装备。李烈钧事后曾指责陆荣廷，说他故意躲在家乡武鸣装病，坐失北伐良机，让段祺瑞重登政坛玩弄一切。

　　广东的桂系既然是统治者，对于滇军和地方武力便吝不予军费，逼得驻防各县的地方军纷纷就地筹饷。朱庆澜以省长名义发行救国公债，滇军则提印花税甚至扣留鸿安公司的鸦片以充军费。桂系便以此为理由打击滇军和朱庆澜。

　　桂系所搞的自主，完全是一种投机手段，他们认为自主是半独立，在半独立情形下，他们采取联冯倒段的策略。因为是半独立，对于北京政府的命令便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应付办法。陈炳焜在孙中山到广州后不久即赶到梧州请示陆荣廷应该如何应付，陆认为抗拒孙会惹大反感，首先应该排斥朱庆澜而把地方武力夺过来。陈返穗后即照陆意思做，策动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驱逐朱，以省长职位饵李。朱在李耀汉的压迫下向省议会辞职，并要求准予将省长亲军20营交给陈炯明接管，这批亲军朱是从龙济光手上接收过来的，当时有兵额40营，接收后编为省长直辖的地方保安部队，其后被陈炳焜分出20营，余下的编为“省长亲军”，由陈炯明为司令。朱去职时打算把这批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仍以陈炯明为司令，名义上则属于程璧光的海军节制以免落入桂系手中。

　　8月26日朱庆澜把省长大印交给省议会，根本不理睬陈炳焜就去了香港。陈大为愤恨，当天在布告中说他是“私人出走，有心扰乱治安。”

　　8月28日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继任省长，这种选举并不合法，可是广东既已经自主也只有从权了。省议会选胡的理由是因为胡做过第一任广东都督。可是桂系当然是持反对态度，因此陈炳焜派人到省议会抢了省长大印，且以督军命令接收了省长亲军。另一方面陈炳焜早已向北京政府保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段内阁对于这个自主的省区竟承认北京政府的人事任命大权，实在喜出望外，他巴不得桂系和国民党矛盾扩大，所以北京政府于8月31日正式命令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兼肇阳罗镇守使。在国民党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召集非常国会，因此自不愿在省长问题上与桂系闹翻，宁愿拿省长来交换桂系对组府问题不加干涉。于是胡汉民便向省议会辞谢省长，举李耀汉为代，省议会乃举李为省长。

　　这期间，国会议员在孙中山邀请下已纷纷南下，8月中旬，国会议员到广东的已有130余人，多数为国会中的政学会、益友社、民友社三系议员。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宴他们，席间大家决定贯彻护法主张，组织护法政府。19日国会议员们发出通电云：

　　“民国不幸，祸患频仍。倪逆称兵。国会被毁。张贼复辟，国体动摇。造乱之徒乘机窃政，托名讨贼，推翻《约法》，擅立政府，易置总统。执法以绳，厥罪为均，又复叠逞狡谋，围湘窥蜀，输兵南下，其势骎骎，凭借北洋，压制全国，充类至尽之义，吾民宁有噍类之存？所幸诸公独持正义，兴师讨贼，信誓在人，救我黔黎，定兹国难，公等之责，吾民之望也！同人等或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惟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段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兹重要，亟待讨论。爰绎主权在民之则，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廿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区区之意，如斯而已。”

　　《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于6年8月29日在广州议决公布：

　　第一条：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务议员组织之。

　　第二条：国会非常会议之议事，以参众两院议员会合行之。

　　第三条：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

　　第四条：国会非常会议非十四省以上之议员列席，不得开议。蒙古、西藏、青海、华侨各选区以省论。

　　第五条：国会非常会议之议事，以列席过半数议决之。

　　第六条：国会非常会议之正、副议长，就现任两院正、副议长内推定之，正、副议长均有事故时，得选举临时议长。

　　第七条：国会非常会议得设各委员会。

　　第八条：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之。

　　第九条：国会非常会议于军政府有交议事件，或由六省以上之议员联合提议时，得随时开会议决。人民请愿事件经委员会审查后，得提出议决之。

　　第十条：本大纲有议员四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议修改，以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议决之。

　　第十一条：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8月31日非常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宣布如下：

　　第一条：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二条：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第三条：《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

　　第四条：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第五条：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次选出之元帅代行其职权。

　　第六条：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

　　元帅得兼任其他职务。

　　第七条：军政府设立各部如左：

　　一、外交部。二、内政部。三、财政部。四、陆军部。五、海军部。六、交通部。

　　第八条：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

　　前项选举，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但遇总长缺位未经选举以前，大元帅得为署理之任命。

　　第九条：各部总长辅助大元帅执行职务。

　　第十条：元帅府及各部之组织，以条例定之。

　　第十一条：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者任之。

　　凡有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联系者，依前项之规定。

　　第十二条：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

　　第十三条：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9月1日非常国会根据军政府大纲选举大元帅，孙中山在91票中以84票当选，次日补选元帅二人，陆荣廷以76票，唐继尧以93票当选。

　　9月10日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大元帅职。非常国会并选出唐绍仪为财政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孙中山并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炳麟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

　　护法政府并未得到西南军人的支持，云南唐继尧不理不睬，而桂系陆荣廷更为冷淡。

　　非常国会选出唐继尧为元帅后，9月8日唐来电不受元帅，非常国会和孙大元帅都去电劝勉，同时派章炳麟为劳军使，携带元帅印前往昆明，请唐接受。

　　不久孙中山又发表唐继尧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唐态度仍不合作，甚至滇军师长张开儒被护法政府派为陆军总长，也不就职。

　　在非常国会选出陆荣廷为元帅的当天，陆致电非常国会表示自己的政见，反对另组政府，主张黎元洪总统复职，同时通电全国声明“以后广东发生任何问题，概不负责”。非常国会对陆这个态度未敢谴责，且于9月3日补作一项决定，迎接黎元洪南来继续执行职权，孙中山也通电表示迎黎的态度。

　　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则表示另一种态度，他于9月8日招待广州报界，解释自己的立场，他说：“冯代总统的地位是合法的，段内阁的地位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反段不反冯。”至于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问题，他说，“我不能表示赞成的态度，也不愿采取干涉的态度，但是广东人民不能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

　　护法的军政府是设在广州的黄埔公园。当时南来的国会议员可分为三大系，即（一）政学系，（二）益友系，（三）民友系。政学系自称为旧国民党系的稳健派，其领袖李根源是拥护岑春煊的，岑和陆荣廷有部属关系，而岑、陆又和李根源有护国时期在肇庆军务院的关系，云南唐继尧亦因这种关系而有瓜葛，因此政学系在云南和广西占有人和之利。政学系内分为两派，一派是南关五十号，由杨永泰出资组织，为民主政学系之一部分，约有30余议员，拥岑春煊为领袖，重要人物有章士钊、冷遹、张耀曾、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李肇甫、文群、孙光庭等。一派是石行会馆，系由李根源竭力组成，约占70余议席，利用漠不相关之莫荣新为傀儡。两派主张完全一致，在南方称为主和派，与民友社的主战派对立。

　　益友系就是益友社，为旧国民党系嫡派中的温和派，其机关原为“褚寓”，主张采进步的唯民的倾向，态度温和，是政学系和民友社中间的调和人，也是非常国会中的多数党，议席近300人。以吴景濂、褚辅成、王正廷等为领袖，这三人中吴为众院议长，褚为副议长，王为参院副议长。

　　民友系就是民友社，是旧国民党中的急进派，在国会中为最硬派，故有主战派之称。其机关部原为照霞楼，在旧国会中为唯一激烈派。其包含的分子有（一）同盟会嫡派，以林森、谢持、马君武、丁象谦、居正、田桐等为中坚，（二）

　　韬园俱乐部以孙洪伊为首，（三）为共和派。

　　在非常国会中，政学系人数虽不多，可是最能翻云覆雨，其他还有新新俱乐部系，系新补两院议员的集团，在非常国会中议席近200人，其政治见地虽随个人之历史与地位而不同，但大多数和益友社系较接近，其党纲采全体合议制，著名人物有张知本、何陶、尹成福、刘云昭、赵中鹄、孔昭成。

　　内中倾向褚寓的有60名，倾向照霞楼的约50名，倾向政学会的约60名。此外还有蒙古议员俱乐部、文社、广东议员俱乐部、广西议员俱乐部、云南议员俱乐部等五小政团。

　　原来国会议员南来参加护法的只有100余人，召集正式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乃借用民国2年议院法第七条“议员于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之规定，把没有南来的参、众两院议员解职，然后由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段祺瑞要下命令通缉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冯国璋不肯发表命令，因此由北京检察厅以“背叛民国”罪提起公诉，由司法机关行文全国，通缉孙中山。段不满意，至9月29日，冯终被迫下了通缉令。

　　护法军政府也下令通缉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倪嗣冲四人以资报复。

源济

一二四、段祺瑞在湖南碰壁

　　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一心要完成他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这是他想超越袁世凯的一个野心，这个野心，尤其在借款有着落后更为积极。他的敌人是西南军人，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和广西五省。段的用兵计划准备由四川进攻云南和贵州，由湖南进攻两广。湖南距离北洋派的占领区最近，本身实力又不强硬，是一个假道的理想地带。段打算由湖北、江西两路夹攻湖南，他原打算派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可是吴表示愿意向四川方面发展，于是段乃决定调淞沪护军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为湖南督军。其后因为段拟议中要段芝贵继任江苏督军一案行不通，乃不调走卢永祥。这时候湖南人唱出“湘人治湘”的口号。在北京的湖南著名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也主张湘人治湘，维持现状，反对北军入湘，加以谭延闿以湖南省长而兼督军，颇得湖南人们的拥戴。

　　段祺瑞针对这个情势，采取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就是派一个自己的亲信而又是湖南人去做湖南督军，既可堵塞一般人的嘴，又可以执行自己的计划，于是发表他最宠信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仍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同时表示傅良佐虽督湘，但不带北兵入湘。傅在接受新任命时，也发表了“三大治湘方针”：

　　（一）湘人治湘；（二）军民分治；（三）不带北兵入湘。

　　傅良佐是湖南乾城人，不过和湖南关系太浅，他一直追随段祺瑞，生长和做事都是在北方，所以他在湘人看起来，根本不算湘人。至于段祺瑞所保证的不带北兵入境，也很难令人置信，过去杨善德到浙江也有过相同的保证，但既成事实后，北兵即源源入浙。当段和傅良佐都指天誓日地说不带北兵入湘时，驻守保定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已奉命调防入湘。

　　在此以前，陆荣廷曾打电报给冯国璋，要求三年之内勿更动西南各省的军民长官，冯回电表示同意，所以在傅良佐督湘命令发布后，谭延闿乃向陆荣廷飞电告急，陆即电请冯履践诺言，收回成命，并主张划湖南为南北两军之间缓冲地带，维持湖南现状，以保和平。可是冯已难于作答。因为他已经把湖南和四川与段交换了江苏和江西，因此只得把陆这个电报交给了段作答，8月14日段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陆说：

　　“谭省长清亮淑慎，勤政爱民，惟军旅非所素娴，故以民事专畀。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为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安（谭号）计，皆以专民事为宜。湘俗强悍，诚如尊论，善用之则为劲旅，以卫国家；否则逾越恒轨，以资扰害，尤非知方通变之才，不能控制统驭。湘省易帅，良非得已，以傅易谭，盖亦几经审慎。傅本湘人，感情素通，断不至因更调而生携贰。明令早颁，势难反汉。远承注念，感何可言。希以此意转告西南群帅为荷。”

　　段在电报中把更动湘督一事说成是“为事择人”，而把自己私心隐矇，把傅良佐督湘说成是“良非得已”，实在是不由衷之言。

　　陆荣廷接到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所复的“官腔”电报后，知道无法情商，乃示意湖南采取武力抵抗，并表示愿以实力支援。谭廷闿乃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准备抵抗北军，同时电请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云南督军唐继尧立即复电，建议派遣驻粤滇军兼程开进湖南。陆荣廷表示同意，并于8月16日致西南各省电报中说：

　　“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已昭然若揭，唇亡齿寒，急应力图应付，驻粤滇军开往援助，鄙意极表赞成。”

　　驻粤滇军是由李烈钧率领，在护国讨袁时期开来两广准备经湖南北伐的。护国时期因云南为发动的基地，所以尽量组成军队，一部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部由李烈钧率领出广东。袁死后，局势大变，在粤和在川的滇军成为大问题，撤回云南，他们不愿意，云南也无力承担，不撤回去他们自然要有所作为，而所驻地也不欢迎他们长期留驻，在川在粤，滇军都遭遇到这个问题。

　　李烈钧所率领的滇军是驻防在广东北江的，当时广东是在桂系的势力内，当然不愿意滇军留驻，不过他们只希望滇军离粤，援湘抗北正合理想，可是当谭延闿万分迫切地要求广东督军陈炳焜（桂系）催促滇军迅速出发时，桂系却又不肯发给滇军作战所必需的军费和军火，而滇军也不愿意去打头阵，因此除去虚张声势而外，并无实际行动。

　　西南的援军还在纸上谈论，而北军入湘则朝发夕至，湘军自然无力单独抵抗，因此湘军本身便起了分化。湘军第二师长陈复初，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右文在军事会议上对于抵抗北军表示了冷淡的态度。陈复初早已受到段的拉拢，因此，谭所能控制的湘军就不到半数，当然更无力抵抗。

　　谭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对于调动督军的命令不表示反抗，并派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到北京欢迎新督军早日到任，以便早日交卸。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留任省长，他说：“当惯了婆婆，如何能做媳妇？”望云亭是北洋派留在湖南的一个内线，谭派他赴北京迎接督军一方面是表示对北京政府的服从，同时也是调虎离山，望启程后，谭立刻派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是湖南醴陵人，字昆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湘军驱逐汤芗铭时，黄兴介绍他回湖南任军职，由于没有适当位置，谭延闿遂派他为营产清理处处长。这次谭拍卖大批公产提充军费，他执行任务极为认真，因此派他代理零陵镇守使，并接统谢国光、罗先闿和刘雪轩各营。谭同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部接防衡山，以表示不设防长沙，而其中的含意则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以待两广的援军。

　　谭延闿在湖南本已极得人缘，如今更乐得广结善缘，他拍卖大批公产，用以扩充军费，并提出其中一部分馈赠文武官兵。军民两署职员一律加薪一个月，借以收买人心。这时，长沙各级人员从县长、科长到厅长、院长全体提出辞职书，表示要“和畏公（谭）同进退”；后8月中旬到下旬，长沙城内每天几乎都有各级机关职员举行公宴为畏公饯别。这在长沙官场中是一个从来未有的场面。

　　8月26日，北京政府所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由北京动身南下，他绕道津浦路，先到南京会见李纯，再乘轮船到武汉会见王占元，然后到岳州停下来。傅良佐在上任之前先访问直系督军，这表示皖系还在求取直系的合作，以期对西南有一致的步调。他到湖南后，并不直接到长沙，而在岳州停下来，因为他对湘军带有戒心。他在岳州命令北军向湘阴以北的“无兵地带”推进，同时北京政府又调驻马厂的第八师王汝贤部开进岳州。

　　湖南旅京名流熊希龄等向段政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请指定岳州为督军傅良佐的驻地，而长沙为省长谭延闿的驻地。这是军民分治的旧调，督军、省长不驻在一个城内，段置之不理。

　　9月2日，湘军将领发表联名通电，不反对傅良佐督湘，但希望不带兵进长沙。

　　陆荣廷也电请冯国璋阻止北兵开进长沙。9月9日傅良佐随带精兵一营到长沙接事。这位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的傅督军，进长沙时禁止各机关团体鸣放鞭炮迎接，长沙人对这位新督军一点没有乡情，他说的是一口北方话，做的是北洋的官，并且还是段祺瑞的内弟，久任陆军次长，这和汤芗铭以海军次长督湘如出一辙。

　　谭延闿虽有抗北之志，却有气无力，他算来算去，可用之兵只有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这时正丁忧回衡山，这一师下辖两个旅，由李右文、林修梅任旅长，李右文代理师长，他内心北向，结果真正拥谭的部队只有一旅人。傅良佐入湘后如果能沉着缓进，慢慢消化，段要吞吃湖南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怎知这位“通变有方”的傅督帅却操切而急进，他上任后并无布置就来个下马威，下了两道命令：（一）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撤职，派邹序彬接任，（二）刘建藩无庸代理零陵镇守使，派陈蘧章为零陵镇守使。陈蘧章是湖南祁阳人，原任湖南水上警察厅长，也是段祺瑞的内弟（段曾多次续弦）。

　　谭延闿早于9月1日回到茶陵原籍“省亲”，在茶陵电辞湖南省长，随即悄悄化装离开湖南。

　　9月18日林修梅在衡阳，刘建藩在零陵同时宣布自主。傅良佐并不感到惊慌，因为宣布自主的林修梅只有一旅兵力，刘建藩也只有数营地方守备队。其他湘军并未加入。至于北军则兵精械足，只待兵力齐备，便不难一鼓荡平。

　　开始时傅良佐想用湖南人解决湖南人，便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右文统率第一旅到衡山，招抚林修梅的第二旅，声言官兵来归不究既往，怎知李右文不仅没有招抚到林修梅，他的第一旅在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口号下反被林修梅“招抚”过去了。10月1日李代师长单骑逃回长沙，傅良佐只好假装镇静，宣称：“业已全部解散。”11月9日陈蘧章在潮音里被刺身死，局势日趋严重。

　　用湘军打湘军行不通了，于是傅良佐乃调北军作战，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湖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八师师长范国璋为副总司令，下令三路：第八师和第二十师正面进攻衡山，湘军第二师第四旅为右翼进攻宝庆，从安徽调来的安武军进攻攸县。不带兵入湘的诺言撕毁了，湖南问题成为第三次南北战争（第一次是癸丑二次革命，第二次是护国讨袁），也成为段内阁倒台的导火线。

　　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朱泽黄虽是湖南人，却愿为北军效力，率领湘军由永丰、界岭进占宝庆，北京政府立刻发表朱为长宝镇守使，晋升陆军中将。10月6日担任正面的北军第八师第十五旅王汝勤部于11日攻下了没有设防的衡山。在北京的段祺瑞心情为之一松。认为湖南指日可平。同时运送了大批慰劳品到前线犒赏士兵。

　　湘军方面，当赵恒惕在衡山居丧守制时，由于北军大举南侵，其旧部第一师官兵请赵火速回部，赵乃墨绖从戎，先至衡阳与刘建藩、林修梅商讨军事，从容布署，在衡山西南50里之萱洲河与刘建藩部夹湘水设防。王汝贤、范国璋率部进攻，双方剧战历时40余日，刘建藩部区司令黄钺以严冬即至，弹药将竭，恐难支持，乃率敢死队百余人抄袭北军之后，竟以身殉，北军为之丧胆，湘军把握时机反攻，北军不支，乃告溃散，湘军掳获大批军械弹药，军力士气同告大增，追奔逐北，北军已无战意，仅在长衡公路的茶园铺接战一次，北军遂溃退长沙。

　　段等待湖南方面有更多的捷报和更好的消息，怎知一个月过去了，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就在前线战况沉寂的时候，忽然晴天霹雳，传来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的联名通电，主张停战撤兵，电云：

　　“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府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借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果系爱国有心，为民造福，则牺牲个人主张，俯顺舆论，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湖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是所至盼！特此电闻。”

　　王、范寒电吁请停战撤兵的当晚，傅良佐在长沙下了特别戒严令，断绝市内交通。在夜色迷朦中，傅偕同代理省长周肇祥偷偷爬上军舰，逃往长沙下游60里的靖港去了。

　　王汝贤、范国璋的停战通电，是直系对皖系的致命打击。因为这两师都和直系渊源较深。第八师是段讨逆时的主力，这一师助段削平复辟之乱，结果鸟尽弓藏，师长李长泰被解除了兵权，段把旅长王汝贤升任师长，段以为王会感恩图报，怎知这一着之差而栽了跟斗。

　　王、范寒电到京后，冯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这期间冯口头上常挂着责任内阁四字。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他答：“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又有人问：“王、范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他也是一句话：“问责任内阁。”这些话传到段耳里，段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王、范通电发出后，立刻退兵到长沙，到长沙后即不再退，且发出布告：“不愿从事内争，主张和平解决南北纠纷。”长沙各界迅速组成了“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由王、范任正副主任，这两位师长的私心是要继傅良佐和周肇祥做督军和省长。

　　可是到了17日，长沙城内忽来了破衣烂衫的湘军，王、范两人也做了逃将军。18日长沙城内已无北兵，各界人士打电报欢迎南军迅速开来，并推讲武堂总办彭廷衡维持秩序。

　　北京方面还不知局势变化得这么快，所以在18日这天还发布了两道命令——

　　其一是：“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着先行免职，听候查办！此令。”

　　其二是：“据王汝贤等电称：傅督于十四日夜携印乘轮不知去向，省长亦去，省城震动，人心惶恐。汝贤等为保护地方安全起见，会同在城文武极力维持，现在秩序幸保安宁等语，并据自请处分前来。傅良佐、周肇祥擅离职守，本日另有明令免职查办。长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无人，即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查王汝贤等身任司令重寄，统驭无方，以致前敌败退，并擅发通电，妄言议和，本属咎有应得，姑念悔悟尚早，自请处分，心迹不无可原。此次维持长沙省城，尚能顾全大局，暂免置议。王汝贤等当深体中央弃瑕录用之意，严申约束，激厉将士，驱除在湘逆军，以赎前愆。倘再退缩畏葸，贻误戎机，军法具在，懔之慎之。”

　　这两道命令颁布时，王、范已不知去向。

　　原来在湖南的北兵是杂凑成军，指挥既不统一，兵士厌战情绪很高。如山西混成旅由旅长商震率领开湘，可是开拔时所奉的命令却是到湖北增防，怎知到湖北又开岳州，到了岳州又开长沙，所以湘军一进攻，他们就一哄而散；还有安武军本身就有新旧之分，新安武军是张勋溃败后投降倪嗣冲的，其内部矛盾很多。更重要的是北兵在湘军纪不好，湘人早已恨入骨髓，所以这场湖南战争开始后，根本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北军就失败了。

源济

一二五、桂系自救反皖

　　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并不得意，因为桂系不予合作，桂系有桂系的打算，他们视两广为桂系的势力范围，陆荣延希望让湖南作为北洋派和桂系中间的缓冲地区。当傅良佐入湘后桂军便在湘桂边境黄沙河增兵布防。陆荣廷希望北方的直系能牵制皖系，使段祺瑞在湖南用兵的计划流产。冯国璋曾派密使到南宁访问陆荣廷，陆对冯的密使表示，对于国会问题并无成见，不过必须是一个国会，不能北边一个，南边又一个。至于湖南问题则应该恢复原状，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区，允许湖南自治，大家保证互不侵犯。冯虽然同意陆的主张，可是段用兵冯无法阻止，因此冯和陆虽然声气相通，可是却不能阻止段的军事行动。

　　桂系鉴于湖南局势严重，直系无能为力，湘军无力单独抵抗北军，而北军如果占领全湘，第二步目标自然是两广，因此陆荣廷乃在南宁召集军事会议，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奉命邀请护法军政府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到南宁和陆荣廷会商出兵援湘问题。

　　10月2日南宁军事会议开幕，陆荣廷慷慨发言，痛斥段祺瑞投降日本发动内战，号召出席全体人员签名宣誓，表示抵抗皖系军阀的决心。会议决定由两广当局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合通电，痛斥段祺瑞，列举段的罪行如：主使公民团包围国会、主使督军团毁法叛国、任意发动内战等。同时提出：（一）迎黎大总统复职，（二）恢复国会，（三）罢免段祺瑞，（四）撤回湘督傅良佐的任命。最后并推定广西督军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广西出兵45营，广东出兵35营，共组成五个军，陆裕光为第一军司令，林俊廷为第二军司令，韦荣昌为第三军司令，马济为第四军司令，林虎为第五军司令。军事会议结束后，陆荣廷仍返原籍武鸣养病，暗中继续和北方直系通消息。

　　10月20日谭浩明通电就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职，誓师援湘。于是湖南问题便演变为南北战争，这次南北战争又称为“护法战争”。本来段祺瑞的统一南方军事行动中，想用蚕食政策，一步一步地来，不想一开始就碰到桂系，现在桂系却对他大张旗鼓讨伐，怎不使他大为震怒，于是他便对桂系大张挞伐。

　　段内阁下令讨伐桂系，罢免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这时他刚办好两批日本借款，有了钱胆子更壮，因此便有恃无恐地决定征湘、平粤、伐桂、讨滇，四大任务同时并举，拟派卢永祥为湘粤方面总司令，以驻防山东的第五师长张树元继任淞沪护军使；抽调倪嗣冲的安武军20营及张敬尧部第七师开到湖南；另方面唆使琼州的龙济光反攻广东，收买潮汕镇守使莫乘宇、惠州督办张六骥作内应；并令福建督军李厚基派兵经海道在广东沿海登陆。调奉军、陕军入川协助吴光新、刘存厚攻击滇军。

　　10月20日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谭浩明援湘时，直系的长江三督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提出解决南北问题的四项意见：（一）停止湖南战争；（二）撤回傅良佐；（三）改组内阁；（四）整理倪嗣冲部。这是直系正面向皖系开炮的行动，也是和南方桂系相呼应。因为这四项主张中，第一、第二两项是反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是打击段的威信；第三项主张是重申李纯以前的要求，要清除段内阁中的亲日派，也就是打击段的从日本方面取得军费和军火支援。直系这些主张，和桂系的差不多，而直系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江苏北部徐州、海州一带的张勋旧部，从倪嗣冲手中夺过来，以削弱皖系主战分子的力量。

　　直系既然和桂系相呼应，皖系也拉拢了奉系，“新奉天王”张作霖于10月21日发出马电，敦促北京政府立即讨伐两广。

　　由于长江三督的强烈态度，段感到事态趋于严重，不得不把皖系大将卢永祥留在上海，以应付长江的意外事变，并且把进攻西南的计划展延。在皖系中一部分急进派酝酿再来一次政变，以对付冯国璋。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北京谣言炽烈，传说北京军人要发动政变软禁总统，使冯国璋一夕数惊。

　　段罢免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的命令需要总统盖印，冯却拒绝盖印，他委婉地说他希望大事化小，可是他又不敢坚持，怕段真的翻脸，10月27日他勉强地下令，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派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莫擎字会办广东军务，李福林接任广惠镇守使。10月30日又加授李耀汉为陆军上将衔，莫擎宇进级为陆军中将。李耀汉、莫擎宇和李福林都是广东地方派军人。原任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也是桂系大将，这是段利用广东地方派驱逐桂系的釜底抽薪之计。冯国璋把罢免陆荣廷的命令留中不发，使段祺瑞深为不满，再度拟好了三道命令送给冯，一是调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迅速来京；二是特派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三是责成新任广东督军李耀汉严饰桂军开回广西。一方面催促冯盖印，一方面加紧散播要政变和驱逐总统的谣言。

　　11月6日，冯在漫天谣言中，无可奈何把这三道命令交印铸局盖印后发表，可是他内心十分苦恼，懊悔轻易入京来当这个空头总统的失策，他气得晚饭也没有吃，到了半夜，又派人到印铸局把三道命令追回来。段第二天未见到总统命令发表，一问印铸局，才知被总统追回，大为光火，乃于这天（7日）上午亲入公府晋见总统，他见到冯后，一点不客气，声色俱厉地责问冯，为什么讲好发表的三道命令又要变卦，总统岂能出尔反尔？冯面对着这位气势迫人的总理，哑口无言，只好答应第二天发表，待段走后，冯又把命令交到印铸局去。

　　桂系本倚直系为奥援，所以不把孙中山和国民党放在眼中，到了冯被迫发布陆荣廷等命令后，才知道直系这个同盟者在北方是制止不了皖系的。既然直系并不能成为桂系的奥援，桂系这才伸出友谊之手来和国民党握手。

　　11月10日，陆荣廷到梧州主持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桂系军事领袖外，还邀请了孙大元帅的代表胡汉民、护法军政府代表外交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参加。这次梧州军事会议比南宁军事会议扩大了，这是一次包括国民党、桂系、广东地方军人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要精诚合作，共抗北军，同时消除内部的隔阂。桂系自己担任援湘的正面行动，同时要求国民党出兵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北军。

　　国民党这时才有机会表示决定性意见，因此提出桂系的广东督军陈炳焜不得人心和攫夺省长亲军等问题，陆荣廷立刻接受，建议调陈为讨龙济光军总司令，推程璧光为广东督军，陈炳焜所接收的省长亲军20营亦拨交陈炯明指挥，用以进攻福建，但须受程璧光的节制。

　　程璧光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著名的温和派，他一向主张要联桂系以抗北军，桂系推他担任广东督军和节制陈炯明，是对他比较信赖，这时国民党不愿在广东督军这一职位上让桂系难过，因此极力敦促陆荣廷自己到广州来主持军事。最后会议中推陆荣廷以两广巡阅使兼任广东督军，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下辖海军总司令林藻怿，滇军总司令方声涛共同攻闽。陆荣廷表示本人年老多病，在养病时期派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桂系不敢倚赖直系而谋自救之道，一点没有错，因为冯国璋在北京真是处境艰难。原来这时北军在湖南和四川都传来捷讯，段认为武力平南很容易，要紧的是除肘腋之患，于是皖系中便有“政变倒冯”和“合法驱冯”两种不同的意见。政变倒冯是由倪嗣冲和张作霖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临时政府，推徐世昌为大元帅代行总统职权，然后进兵北京，迫冯下台。合法驱冯是迅速成立临时参议院为代立法机关，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正式改选总统。

　　政变倒冯是很干脆，但是冯不是黎元洪，冯有长江三督为后盾，如果倪嗣冲和张作霖发难，长江三督一定以武力相抗，这样一来，同室操戈岂不是给西南一个好机会。至于在天津组临时政府，也正和广州的军政府一样，且在法律上更及不上广州的军政府。最值得顾虑的，是这样一来，便把直系逼上梁山，和西南联合。段投鼠忌器，不敢走这一条路。

源济

一二六、关外的变化

　　西南纷扰不定，关外也发生了变化，先是黑龙江，然后是吉林。黑龙江的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原是旗人，后来改入直隶籍，是个外交人员出身，曾担任清国驻俄公使馆随员。

　　毕桂芳两大特色，一是怕太太，唯太座之命是从；一是万事不打理，绰号“毕不管”。他虽然万事不管，可是他有官运，官运亨通，一步一步爬到了黑龙江省长地位。袁世凯去世时，黑龙江将军朱庆澜被军务帮办逐走，段祺瑞便以省长毕桂芳兼署督军。

　　“毕督军”在黑龙江趣话甚多，6年3月14日，中德绝交消息传来，黑省人心浮动，这天恰好是“毕督帅夫人”尚氏的华诞，民政厅长先期通知全省各县县长、各金矿局局长、省会各机关首长为夫人祝寿。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携带大宗礼品进省。省会警察厅传谕全城商民，一致悬旗挂彩祝寿。“毕夫人”在督署花园大宴宾客，且传召妓女侑酒，著名的永安里香巢名妓传召一空，席间妓女以清唱酬客，一位妓女唱托兆碰碑，唱到“宝雕弓射不着空中飞鸟”。另一妓唱刺巴杰，唱到“实指望到山东母子相见”。“督帅夫人”却摆手说：“你们唱错了。改日我教你们，你们以后可以常来玩。”席散后有名伶彩排，“夫人”亲自点戏，命傅宝兰演新安驿。这出戏代洞房一节因剧情猥亵，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演，可是“夫人”说：“一定要演这全剧最精采的一段”。

　　在这欢乐的一天，撤职听候查办的泰来县县长张毓华也登门拜寿，这位县长三跪九叩大礼，礼毕长跪不起。“夫人”笑着问：“你为什么不起来？”张伏地不起，用沉重的声调说：“本县士绅诬告卑职，请夫人作主。”“毕督帅”听了，满含笑容站起来用手搀他说：“小事小事，用不着夫人作主，我代夫人给你开恩，你好好回任当差吧！”

　　6年6月，督军团纷纷独立时，黑龙江军务督办许兰洲也宣布独立，他不是对中央，而是对毕督车。毕向他进行商谈，愿以省长相让而留任督军。许的意思也想要督军，以讨价还价，结果许愿任省长兼师长，但又听说毕调兵自卫，马上翻脸，限毕24小时内离省。段内阁对毕、许之争本无所谓，亦无心袒毕，但他不欢喜犯上作乱，所以电召许入京一谈。许回电说：“黑龙江有两个宗社党徒，是毕桂芳和巴英额，职须留此扑灭匪类。”

　　毕桂芳发表寒电下野，推许代理，电云：“许帮办精明果敢，洞彻边清，实能宏济时艰，为国柱石。”许兰洲这一来不好意思，也通电说：“毕督军虚怀若谷，卸职高蹈，采及轻樗，挽留之术，辞卸未能。只得暂承其乏。”段祺瑞并不接受毕的推举，6年7月26日，发表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命许仍回帮办原任。许赶走了毕桂芳，自己却登不上督军宝座。

　　鲍贵卿是安徽人，和段祺瑞同乡，又是奉天督军张作霖的亲家，从此黑龙江便成为“奉天王国”的属地了。

　　10月18日，北京政府调任吉林督军孟恩远为诚威将军，调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督军，以张敬尧继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孟恩远字曙村，天津人，小站练兵入伍，1904年任吉林巡防军管带，民国2年逐走吉林都督陈昭常，取得吉林省军政大权。督军团闹事时，他因年龄最长而被推为领衔人，大家尊呼他为孟大哥。他也和毕不管差不多，会写一个“虎”字，督署的事，内事交给女婿陆承武（陆建章的儿子），外事交给外甥高士傧，高是督署参谋长。孟大哥的调动，是和张作霖有关的，据说张作霖检举孟在复辟时期曾接受吉林巡抚伪职。事实上张作霖这时已是关外王了，自不愿意吉林有这位老大哥在卧榻之傍。

　　孟恩远早听到一些风声，曾派秘书戴艺篑到北京冯国璋处打听虚实，冯说没有这回事，劝孟不要听谣言。可是不久谣言成了事实，孟接到命令后大为光火，便打电报质问内阁调动的理由，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吉林便宣布自主。

　　孟是直隶人，亲家陆建章也是直系，孟的部队多属直隶子弟兵，这一来，吉林督军的调动，牵连了直系、皖系的斗争。孟派吉林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独立军总司令，并指使吉林各团体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易督的成命。

　　段正全力对付南方，所以希望东三省不要出麻烦，他打算提升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他处理吉林督军，升任第29师师长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

　　东北战争一触即发，冯国璋大不谓然，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王士珍也都愿意出面调停。冯授意王占元联合各省北洋军阀发出联名通电，借口牵涉国防、外交，请求维持吉林原状，列名的督军除了长江三督外，还有部分皖系督军因受王占元邀请签名。段碍于冯的面子，又受各省督军的压迫，对吉林易督问题乃以不了了之：（一）不撤消原令，（二）不实行。

　　张作霖虽然没有一举完成纳吉林入版图的愿望，却也不是没有收获的，11月7日，吴俊升率领第29师由郑家屯突然开到齐齐哈尔，压迫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骑马第四旅旅长英顺解除兵权，完成了对黑龙江的全部控制。

　　奉、吉之争，因素很多，第一：这是直、皖两系暗争的伏线；第二：张作霖正在势力膨胀，由一师兵力扩充至三师，非向奉天以外发展不可；第三：东北人对于孟恩远和他的直隶子弟兵多少有地域观念而不和。

源济

一二七、冯段暗斗明争

　　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龙的命运最坎坷，狗的命运最顺利。

　　冯当总统后有许多笑话，8月23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进府谢委，冯懒洋洋，又心不在焉地问：“你从什么地方来？”林答：“我久住北京。”冯问：“你现在作什么事？”林答：“新被派塞北关监督，特来谢委。”冯问得更妙了：“谁派你的关监督？”林答：“总统的任命。”冯愕然，又问：“是我派的吗？什么时候派的？”林说：“明令已发表了几天了。”冯搔搔头，哦的一声说：“不错，那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你的事。”

　　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宜兴周女士嫁冯为继室，别人都说她有福气，嫁冯后，冯由督军而副总统而总统，怎知这位周氏夫人有福无命，只做了一个月的“白宫”主妇，9月10日便得病死了。冯请状元公夏同龢题主，题曰“大总统夫人周夫人之灵位”。见者莫名其妙，总统府秘书处和礼官处的人都为之摇头，前来行礼的人对着这块牌位也有点泣笑皆非，大家说：孙大总统和黎大总统都还在着，究竟是那一位大总统的夫人呢？冯听了大不高兴。不过中国人的迷信说主位不可重写，只好将错就错。随后谢帖上也闹笑话，主丧人不由冯出名，冯的儿子冠以“奉严命”三字，又惹起人的非议：如果身为大总统的，妻不得以为夫，则父死亦不得以为子乎？

　　冯的故乡河间，是一个平原，历代所种植的树木甚多，最古的远至汉代，参天合抱，尽属良材，冯就任后将河间属的古树大树扫数砍伐，运至天津，善价而沽，地方人士大哗，指摘冯国璋太不像话。冯见众怒难犯，乃用缓兵之计，邀请故乡年高德劭的乡党士绅至京，好言抚慰，谓树龄过老，任其腐朽可惜，故予以砍伐利用，诸乡亲请勿误会，补栽新树费用，本人当全数负担。众虽感不满，而木已成舟，无可如何，犹幸已允补偿，亦可慰情聊胜于无，遂回乡各自购栽新树，事后开单向冯要钱，冯置之不理，众人大呼上当。还有三海中的鱼在清朝时是不准擅捕的，所以繁殖日增，百斤以上者极多，冯居为奇货，招来渔人数十，网罟齐施，竭“海”而渔，中有巨鲤一尾，重达400余斤，乃光绪帝生日所放的长生鱼，脊鳍系有免死金牌四面，亦遭此劫。事为外商所闻，纷来竞购，开价哄抬至3000元之钜，外交部以此事有辱国体，力争不可，各报亦大加抨击，冯始知难而罢，所捕之鱼，悉自掏腰包买下，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段祺瑞向湖南用兵时，冯、段之间的分裂表面化了。冯不同于黎元洪的是他在北洋军系中有地位，有兵权，还有长江三督为后盾。冯的第一道本钱是江苏督军李纯，李出身于陆军武备学堂，曾向徐世昌拜过门，民国前十年加入北洋第六镇，驻防北京和保定一带，从此他即与这支部队结了不解之缘。北洋第六镇原是武卫右军改编的，曾任统制（师长）的先后有段祺瑞、王士珍、赵国贤、吴禄贞、李纯。辛亥年吴禄贞由第六镇统制升任山西巡抚，李纯遂继任统制，随冯国璋南下参加汉阳之战。民国成立，第六镇改为第六师，李纯遂为第一任师长。癸丑年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誓师抗袁，袁调他打湖口，革命军失败了，李获升江西都督，袁命马继增继任第六师师长兼赣北镇守使。袁洪宪称帝时调马继增到湘西打护国军，不知怎的马忽然自杀，第六师长乃由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升任，可是周不久又害了精神病，于是改由第十二旅旅长齐燮元升任。齐绰号“齐瞎子”，前清秀才出身，在天津办过小报，并曾在《大公报》投过稿。由于冯国璋北上做总统，乃调嫡系大将李纯继任江苏督军。李是个好名不实的人，他离开江西前，授意南昌人开会挽留他，8月1日南昌总商会开挽留督帅大会时，他派副官谭毅到会索阅挽留电，看措词是否合意。公然有一位先生建议请仿照黎总统遥领赣督，另一个则提议以第六师长齐燮元升任赣督，也有建议建生祠、铸铜像、立去思碑等等。

　　省议会和绅、商、学、农各界均纷纷通电挽留李帅。80老翁欧阳霖被江西各界推出来做“卧辙代表”。“督帅”启节之先，警务处阎恩荣派巡警多名，沿街命各商家设席祖饯，每席赏大洋四元，不料仅有四家遵办，临时拜托商会副会长卢芳亲自出马，逢人作揖打拱，勉强凑足了30余席，据说这些路饯有的只摆果盘，有的更马虎，只盛些清水或剩菜，所花本钱不到两毛钱。“李督帅”徐步路过，路饯的主人恭而敬之地行礼，大帅含笑点头答礼，轻举贵手把桌上的茶汁倾点在地上，算是受饯；商会还买了花爆20万串，一路放到江边，学校放假以备学生们成群排队送“大帅”上洋船，商绅有送到九江才作别的，也有一直送到南京的。

　　最扫兴的是新闻记者，他们报道“督帅”离赣的花边新闻中说：“督帅”动身时收了门生和义子30余人，每人收费竟多至数万元，在南昌的金库提了30万元，又令财政厅转托中国银行向日本银行商借了日元100万。这些消息颇使李纯为之气沮。

　　冯国璋做了总统后，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时好得多。可是他们是两个实力派，冯颇有心机，段则刚愎自用，冯当然不愿意做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总统，段则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因此两人的争执，一样尖锐化。

　　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国务院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

　　冯要过问全国大事，不愿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自6年10月8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于是权力之争使这两位北洋巨头，裂痕愈来愈大。

　　段派傅良佐督湘后，湖南旅京士绅要求政府勿在湖南用兵，他们向冯请愿，冯叫他们去问内阁，这就是明明告诉请愿的人说：是段祺瑞要向湖南用兵，与我冯国璋无关。刘建藩、林修梅在湖南宣布自主，内阁决定下讨伐令，冯认为这是小题大作，应该大事化小，所以冯便不肯在讨伐令上面盖印。因此当湖南战事发生后，北京政府的讨伐令仍没有颁布。有人把当时的情势如此形容：“段内阁对外（指对德奥）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孔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冯并不是凡事坚持到底的，对湖南问题便是一个例子，当段的压力加强后，冯就软化，10月22日，冯终于同意褫夺了刘建藩和林修梅两人的官职和勋章，并且予以通缉。冯的直系和陆荣廷的桂系较为接近，具有秘密同盟关系，因此对湖南和两广问题较为关心，和滇系的唐继尧较少联系，所以对四川问题不太关心，段便在四川问题上不受冯的牵制。

　　段的武力统一，军事征南都是要花大钱的，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借款一途，当时因为欧战激烈，英法无力借款，日本遂乘机而入，段祺瑞这时亦想借日本的支持达到他征南和统一的迷梦，因此他重用曹汝霖，请他兼摄财政总长，曹是著名的亲日派，段后来为国人攻击卖国就是这一期间铸成的。日本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由日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有名的“西原借款”。

　　综合民国六七年间，中国向日本的贷款为数极钜，现在把这些贷款项目分述于次：

　　（1）善后续借款第一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财政总长梁启超，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利七厘，以盐余担保。

　　（2）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特殊银行团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年，年利七厘五，以交通银行所有国库券二千五百万元为担保。

　　（3）吉长铁路借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民国六年十月十二日曹汝霖、梁启超与南满铁路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五厘，以吉长铁路之财产及收入为担保。

　　（4）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一千八百万元。民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缔结，双方皆严守秘密，不将契约发表。由日方交付军械，以作现款。

　　（5）善后续借款第二次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一月六日财政总长王克敏与横滨正金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五厘，以盐余作担保。

　　（6）无线电台借款五十三万六千余英镑。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海军部刘传绶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三十年，年息八厘，以无线电信局之收入为担保。

　　（7）有线电信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四月三十日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五年，年息八厘，以全国有线电讯之一切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

　　（8）吉会铁路垫款日金一千万元。民国七年六月十八日曹汝霖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七厘半，以吉会铁路财产及收入担保。

　　（9）第二次军械借款二千三百六十余万元。民国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由陆军总长段芝贵与日本泰平公司代表缔结。由日方付军械，以作现款。

　　（10）金矿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民国七年八月二日农商总长田文烈及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十年，年息七厘五，以吉黑两省金矿及国有森林与其收入作担保。

　　（11）满蒙四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满蒙四路（开原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洮南热河间一地点至海港）预备借款契约，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四路现在将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作担保。

　　（12）济顺高徐二铁路垫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四十年，年息八厘，以二路之财产及收入作担保。

　　（13）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民国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朝鲜银行代表缔结，借款期限一年，年息七厘，以中国将来整理新税中收入，作为偿还财源。

　　上述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段祺瑞为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其武力统一的迷梦，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而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

　　一、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

　　二、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

　　三、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

　　四、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

　　五、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

　　六、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登出来，段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他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10月28日，段内阁和日本方面拟订了凤凰山开矿草约。李纯又来一电，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

　　段决定一意孤行，不理睬反对声浪，当这个合同签定前送到农商总长张国淦桌上，照理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是张国淦竟拒绝签字。11月1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张签字。张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张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隔不久又来访张，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段祺瑞看这事闹僵了，乃派孙润字以120万元向张行贿，贿款增至200万元，均被拒绝。国务院秘书涂凤书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也拒绝。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源济

一二八、段辞职和天津会议

　　段祺瑞讨伐南方，武力统一的政策行不通，又受直系的反对，湖南情势又突变，他只能出之辞职一途了。当他辞呈尚未提出时，江苏督军李纯又来电建议总理不兼陆军总长、解散临时参议院、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迅速召开南北和议。

　　11月16日段被迫提出辞呈，同时发出“正密”铣电痛论北洋派团结的必要，以及自己不得不辞职的苦衷，电云：

　　“祺瑞自五月罢职以后，久已厌绝人事，闭门谢客，国变再出，大违初衷。就任以来，赖诸君子群策群力，共济艰难，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指北洋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竞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今日中国，盗贼盈途，奸人恣肆，纲纪日夷，习俗日敝，所谓护法护国，有名无实，徒供欺诈者诪张为幻之具。……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井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自北以往，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勿堕彼辈阴谋之中，以维持国家于不敝，此祺瑞鳃鳃愚衷所祷祈以求者也。临别之赠，幸审存之。段祺瑞。铣印。”

　　段认为北洋军阀是中国正统的势力，因此没有北洋军阀便无中国。他说“北方军人，宗旨正大，”忘记了他自己教唆督军团造反以谋恢复自己的势力，便是极不正大的行为；他的责备直系军人不应该“启阅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忘记了他自己的假对外以制内，便是“阅墙”，日本便是“渔人”；他说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忘记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继以北方攻西南。他诋毁西南用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体，其实北洋自己利害斗争，自行分裂何待离间。他一面责备王汝贤，一面仍想把北洋军阀团结成一个势力，作撑持中国的台柱。可是这根台柱，已经成了破朽的废料，难以修补了。

　　段的密电发出后，徐树铮另发一密电，要求皖系各军阀复电拥护段。冯国璋于是也发出一通密电，原文如下：

　　“国事濒危，人心浮动，一隅生隙，全国动摇。兹将数日经历情形，暨失机可惜之点，通告于后：自复辟打消，共和再造，军人实为功首，此后军人团体，即为全国之中心点，生死存亡，有莫大之关系，此不但本国人所共和，亦外交团所共认。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国根本大法为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国会，而为先设参议院之举，在法律上虽微有不同，而用心实无私意存于其内。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对，无理要求，中央屡为迁就，愈就愈远，不得已而用兵，只为达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压迫之野心也。兵事既起，胜负虽未大分，而川事则中央颇为得手，黔、滇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广东方面，陆、陈、谭虽有援湘之兵，因龙、李、莫倾向中央，暗中牵制，以是不能大举。是时也，湖南战事，我北军将士，稍为振奋，保持固有之势力，中央即可达完善之结果。不意我北军九死一生，最有名誉之健儿，误听人言，壮志消沮，虽系一部分之自弃，而掣动新胜，暨相持未败之众，于是合谋罢战，要求长官，通电乞和，不顾羞耻，虽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将成之计划，尽行打消矣。诸君闻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电求和，主持人道，欲达宗旨，亦必能战而后能和。假如占住势力，战胜一步，宣布调停，再进一程，征求同意，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严，吾辈军人之名誉大张，国家人民之幸福是赖，乐何如之。乃不出此而为摇尾乞求，纵达到和平目的，我军人面皮丧尽矣。国璋亦军人之一分子也，如此行为，万无下场余地，不为羞死，亦将气死。诸君皆爱国丈夫，有何高见，如何挽救，能否贾勇救国，振奋部下士卒精神，筹兵筹饷，以谋胜利，则大错虽已铸成，尚可同心补救。国璋代行权位，惶愧奚如！国之不存，身将焉附？如有同心，国璋愿自督一旅，亲身督战，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实，渴望答复！”

　　11月18日，直系四督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发表联名巧电，主张停战。长江三督忽然变成直系四督，声势大震，对段来说可算是制命之伤。直系四督通电如下：

　　“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阙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以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道乃乘机构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拔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乃祸国，于是阋墙煮豆，一发难收。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东北灾浸，西南兵争，人民流离，商业停滞，凡诸险状，更仆难志。大厦将倾，而内哄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牺牲，每一思维，不寒而栗，中心愤激，无泪可挥。夫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矣，如项城覆辙可鉴，矧同种相残，宁足为勇？鹬蚌相持，庸足为智？即使累战克捷，已足腾笑临邦，若复两败俱伤，势且同归于尽。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图蜀而蜀未可图，仁人君子，忍复骗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枪休弹雨之中？且战局延长一日，即多伤一日元气，展伸一处，即多贻一处痛苦，公等诚心卫国，伟略匡时，其于利害祸福所关，固已洞若观火。况争点起于政治，悲悯本有同情。锟等不才，抱宁人息事之心，存排难解纷之志，奔走啼泣，惨切叫号，而诚信未孚，终鲜寸效，俯仰愧怍，无地自容，谁希望之殷，始终未懈。故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之宏基。区区愚忱，当邀共谅。现在时势危迫，万难再缓，不得不重申前说，为四百兆人民，请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若彼此之隐，未克尽宣，则和平之局，讵复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舆论一时，信史万世，是非功过，自有专归，而旋乾转坤，亦唯公等是赖，反手之间，利害立判，举足之际，轻重攸分，救国救民，千钧一发。临电迫切，不知所云”。

　　就在这个通电发出的时间，段祺瑞奉命免兼陆军总长，遗缺由王士珍继任。

　　曹锟虽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长江三督的主和集团，且一向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被称为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因此当时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直、皖两系都极力拉拢曹锟，他则一直不作左右袒，他当时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又是清朝时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举一动，对北京都有严重影响。

　　曹锟本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中保持中立，忽然联合直系的长江三督要求停止南北战争，对段来说是个无比的打击，因此皖系的人拼命向曹拉拢，段的红人徐树铮曾跑到天津来游说曹，要曹站在皖系这一方面，将来皖系在召集新国会选副总统时，就选曹为副总统。他对曹说：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南北和平如果实现，主和派的李纯必然政治地位提高，曹锟必无所得。徐树铮这些话很有力量，曹当然知道将来的新国会必然是皖系控制，此时帮皖系，皖系选他为副总统决无问题。同时黎元洪和冯国璋都是由副总统而扶正的，因此徐的说词打动了曹。21日，曹锟自天津在长途电话中向段表白，说巧电未经本人同意，本人未参加任何行动。他这个电话，使段大感轻松。

　　关于曹锟究竟有没有参加列名巧电，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微妙事件，原来李纯曾向曹锟要求，大家联合提出一个促进南北和平的电报，曹锟的答复不置可否。李纯便认为曹是默认了，乃自南京把巧电发出，以曹锟领衔，曹锟看到巧电过于严重，又怕与段结怨太深，于是予以否认，这一来，直系拉拢曹锟便弄巧成拙了。

　　于是曹锟在徐树铮导演下，在21日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表面上好像仍是主和，或是主战、主和中间的折衷方案，实际上对南军是不利的。

　　曹锟马电发表前后，皖系军阀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奉天巡阅使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乃其他军阀：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段的号召，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

　　皖系叫战，直系叫和，双方遂在这一论争上大作文章。皖系说：能战始能言和，应该以战迫和。直系说：和以示诚意，以和为手段，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再战才能气壮。其实主和派是对付段，主战派则是对付冯。并不是真的要和，或是要战。

　　北洋派在袁称帝时已经分裂，不过那时的分裂，只是对袁，也可说是袁的众叛亲离。到了张勋复辟后，北洋派的分裂才告表面化，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还不是真正分裂，到了直系、皖系各走极端时，才是北洋派的正式分裂。

　　对冯国璋来说，自袁世凯死后就开始做新华宫的美梦，然而当他如愿已偿时，才逐渐地体会到辉煌壮丽的公府和大总统这个头衔，并不是理想中的人间仙境，他所身受的痛苦，正是过去黎所受的。他和黎一样，都是段内阁的盖印机器。

　　当他在11月20日批准段的智囊徐树铮辞去陆军部次长时，徐却在天津搞风搞雨，把曹锟从直系四督巧电中拉出来否认。而张作霖组织所谓的秦、晋、皖、奉大联盟，据说也是徐树铮的策划，这个督军大联盟，好像又是督军团再版。

　　同时，据说日本公使来见冯，放出威胁口吻，他说：“中国局势正面临极大困难，内阁不可更动，一更动必定有大乱子”。

　　然而冯仍下决心要罢免段，他难于物色总理，于是去找王士珍，苦口婆心地求王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山，王士珍仍然和黎请他时一样态度，怎么说也不肯就，他说得更委婉，他说和段也是几十年交情，怎肯卖友？他不止是不肯接受总理职位，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职。

　　冯国璋在无可奈何中，又去找熊希龄、田文烈、陆徵祥等，这些人当然也都拒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短命总理，何苦在冯、段中间做夹心饼干。

　　一切都是黎元洪时代的翻版，黎当时找到了老气横秋的伍廷芳，才免了段的总理，冯最后找到了病恹恹的汪大燮，汪经不了冯的苦求，便在病塌上提出一个古怪的条件：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冯也是想找一个过渡，只要有人过渡，冯就可再请王士珍，于是冯答应了汪的条件。

　　段当然知道冯的情况，所以亲赴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假意请段荐贤，段就推荐了汪大燮，并愿亲往劝驾。11月22日，冯下令准段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汪在病塌副署，另再签署了一纸空白命令，请冯把继任总理的名字填在上面。

　　23日冯通电解释准段辞职经过说：

　　“以总理关系民国之重，鄙人与总理相知之深，断不忍听其恝然高蹈。但总理坚欲息肩，自商汪总长代理总理，不得已于二十二日准免本职。此后内阁改组，仍盼段公举其所知，俾国璋得收指臂之效。段总理虽暂去职，而国璋倚重之殷，与段公扶持之雅，不异曩昔。”

　　冯国璋既然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就想乘机完成总统的大权独揽，因此第一步是恢复袁世凯时代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不过把名目稍微改一下，称为军事办公处，这个机构在黎元洪时代称为军事幕僚处。黎有心无力，没有完成这个计划，而冯也无法实现，因为皖系军人纷纷通电反对，所以军事办公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就取了下来，仍然恢复军事处老招牌。

源济

一二九、天津督军会议

　　汪大燮仅仅承认代理一个星期的国务总理，他天天催请冯发表继任人选。冯硬着头皮再找王士珍，要他出山，他还是不肯，因为这样仍免不了“卖友”蒙羞，不过他答应帮冯物色一个人选。

　　王士珍帮冯找的人，仍是些大家熟悉的有名气人物，这些人早经冯敦请过而未答应，自然也不会答应王的。冯急了，对王说：“总理问题且先放下，请看我的老面子，先就陆军总长吧！”王还是推诿。

　　就在这个时候，下台的总理段祺瑞忽然登门访王，请王以北洋团体为重，先就陆军总长。王这才装出十分勉强的样子，答应到陆军部看几天大门。王答应就陆军总长后，北京军警推举代表到王宅请愿，他们众口同声说：“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这些军警代表，不用说全是冯指使的。

　　11月30日冯又亲自到王宅劝驾，然后回到公府发布了派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同时发表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以荫昌为参谋总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辞职，由恽宝惠继任。

　　王士珍就任总理后在国务院中宣称：“本总理决不更动一个人，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

　　段为什么要去劝王就任陆军总长呢？这好像是不通的，其实段这时已经明白冯的决心，冯决定要免段的职，如果坚持不走，势必走上决裂之路，一旦决裂，冯不像黎手无寸铁，冯在北京有拱卫军，而北京的外交团也不会坐视直、皖两系在北京兵戎相见。因此他决定避重就轻，他了解王士珍是个无所作为的黄老之学人物，王代他，不会搞风搞雨。这时他的智囊徐树铮已经在天津说动了曹锟，又去奉天联络张作霖，和去蚌埠联络倪嗣冲，如果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段现在暂时退却而由王士珍出来维持，对段是有利的。因为段可以暗中部署以待时机卷土重来。

　　11月30日王士珍接受组阁大命时，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都在北京。可是第二天他们同时失踪了，原来他们悄悄地去了天津。这时，山西、奉天、黑龙江、福建、安徽、浙江、陕西七省和察哈尔、热河、绥远三个特别区的军阀代表，以及上海卢永祥、徐州张敬尧都有代表前来天津。

　　12月2日以曹锟和张怀芝为首，督军们和督军的代表齐集天津孙家花园开会。这次会议的规模和声势，不下于徐州会议，除了西南各省和长江三督没有代表参加外，这等于是又一次的督军团会议。

　　徐州会议是段的智囊徐树铮幕后煽动，以对付黎元洪。这次的天津会议也是徐树铮策划的，用以对付冯国璋。不过地点和领头的人物改变了，地点从徐州搬到天津，和北京只是近在咫尺，领头的人物由张勋换了曹锟。

　　天津会议的主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洋派中的主和派。这个会议中，皖系机关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据说西南方面在梧州会议中曾有下列各点建议：（一）迎黎元洪复任总统。（二）促冯国璋下野。（这两点是打击冯国璋的攻心之计）。（三）惩办战争祸首段祺瑞、梁启超。（四）恢复旧国会。（五）复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梧州会议早在11月10日举行的，而且根本没有这些决定，可是皖系智囊利用天津督军团会议时公布这些莫须有的条款，是有意激起督军们的同仇敌忾。

　　果然天津会议的与会人士见到这些条款，大为愤激，认为西南方面欺人太甚，认为冯国璋不知死活，还要对西南主和。曹锟慷慨激昂地说：“我愿意率兵平南，战至最后一人亦所不顾。”会议决定三项：（一）各省分别出兵，自筹军费。（二）推直鲁两省督军为主帅。（三）排斥长江三督，用兵路线决定分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由曹锟为主帅，率领军队由京汉铁路南下通过湖北进攻湘北；第二路由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通过江西进攻湘东。关于各省出兵的分配，由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两万，山西、陕西各出兵五千。

　　参加这次天津会议的奉天代表，是张作霖的智囊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代表上海卢永祥的，是卢的儿子著名的上海公子卢小嘉。代表倪嗣冲的，是倪道烺。天津会议并推举段芝贵进京向冯国璋摊牌，他们表示一点婉转的意见，如果南军退出湖南和解散非常国会，就可以谈和，这是谈和的起码条件，如果总统不采纳，督军团将以对付黎前总统的手段对付今大总统——各省宣布脱离中央而自主。

　　冯、段之争，是直、皖两系具体斗争的明证，天津会议和督军团的反冯，是新的府、院之争。局势显然吃紧，谣言满天飞，有谣言说，宣统要第三次坐龙廷。

　　天津会议后督军团的声势比前次由张勋率领的还要大，公推第一个老实人曹锟做大哥，第二个老实人张怀芝做二哥。不过真正幕后领导人则是段祺瑞，段以团结北洋派做为他的号召，骂主和派是汉奸。

　　主战派以苏督李纯为目标，因为他们不便明显地攻击冯国璋。天津会议中决定以到会的全体名义质问李纯为什么要阻止冯玉祥旅“援闽”？这所谓的“援”字，就是进兵的意思。原来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奉命援闽，开到浦口时，李纯授意他顿兵不进，该旅参谋长邱斌通电骂冯，是转眼无情、恩将仇报的小人，冯玉祥免了邱的职，以张树声继任。同时，主战派还问李纯能否与各省采取一致行动？

　　李纯声望不高，但因挨骂挨多了。反让一般人对他产生一种印象，认为他有主张，不同流俗，是一个爱国爱民的北洋派中的翘楚。

　　这位“翘楚”实际上却外强中干，他在主战派强大压力下发表表明心迹的江电（12月3日），否认阻止冯旅援闽，并且承诺催促冯即日由浦口开往上海，再由海道开往福建。李纯表示服从北洋派的公意。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北洋派的叛徒，因此李径电陆荣廷质问梧州会议为什么作出数点决议之事。陆荣廷于12月5日微电回答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言。李把陆复电转北方各省。

　　主战派对北洋元老王士珍也不放过。皖系报纸对王内阁极尽调侃，段又嗾使新交通系倒阁。而曹锟不待冯国璋对于讨南问题如何决定，即通电誓师南下，命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

　　12月6日，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十人联名通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

　　主战派这次倒不是摇旗呐喊，光念不动，而是有真实行动。决定南征后，北方军阀们截留税款、扩充兵力、夺取地盘。这时的全国报纸被主战的通电填满，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北洋派颇有大振旗鼓的中兴气象，居然也有人主张让老段亲自任征南统帅的。

源济

一三○、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直、皖两系是为了湖南战争问题而公开分裂的。湖南局势如何呢？自北军退出长沙后，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便进入长沙，他抵长沙后，就接到湘军总司令程潜的电报，令他扫径以待联帅，这所谓的联帅，便是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接着程潜抵达了长沙，于6年11月24日接任湖南省长。可是谭浩明也有电报叫他：“勿得擅有建立，致涉纷歧。”12月8日程潜解除湖南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浩明到长沙，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谭延闿在傅良佐入湘时被迫下台，下台前他就作了准备，等桂军援湘，骗逐北军出境，他就可以复职。原来桂系军阀一直是支持谭延闿的。赵恒惕是湘军将领拥谭的，而当时的省议会也以拥谭议员居多。赵恒惕先到长沙可能支持省议会电请谭复职，或是再选举谭为督军。程潜来电制止不许发布任何名义，以及程后来抵达长沙不做督军而做省长，就是因为要留待“联帅”谭浩明入省后决定。不料谭浩明入长沙后，竟毫不客气地“兼领湖南军民两政”。这表示桂系想把湖南并入他们势力范围内。当时的情势，湘军内部不和睦，湘、桂军之间也不和睦。

　　桂军为了保全两广的门户而援湘，打起仗来，湘军在前，桂军在后，占领长沙后，湘军主张乘势夺回岳州，桂系则主张以占领长沙为止境。当时岳防司令是王占元所属的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桂系认为进攻岳州就会破坏直、桂两系的同盟关系，可能引起北方直、皖两系由分而合。不进攻岳州却可利用直系牵制皖系，由此达成与北方的和平妥协。这当然和湘军意见相反，湘军认为不夺回岳州，就守不住长沙，桂军不肯支持湘军夺回岳州，显见桂系的援湘不是为湘人打算。桂系的“联帅”谭浩明不仅不听湘军意见，且与驻守岳州的北军王金镜签定了各守原防的互不侵犯协定。

　　湖南人民纷纷要求驱逐北军全部退出湖南，湘军也一再请缨，要北攻岳州，谭浩明为之颇难应付，因此电请直系四督转达北京政府撤退岳州的北军，其实直系四督早已破裂，因为直隶督军曹锟已是征南军统帅，桂系不是不知道，不过这样做法是为了敷衍湘军。

　　这都是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以前的事，这时冯国璋还想促成南北和议，责成李纯直接与陆荣廷接洽，主张湖南先行停战，南军不进攻岳州，北军也不反攻长沙，暂以七旬老人刘人熙为湖南督军。一切问题留待和平会议解决。冯暗示这是他所能为力的最大限度，否则他就无法阻止皖系的进兵。

　　桂系催促冯国璋下停战令以期实现和平。冯则迟迟未予答复。11月26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28日谭浩明据以发表，不许湘军继续前进。陆荣廷又致电直系四督谓：“已饬前方停战，请极峰（指冯）速下停战令。”

　　冯的停战令为什么没有发表呢？原来冯的停战令早已拟就，忽然接到督军团在天津开会的消息。随后曹锟等十人联名电冯，要求对西南下讨伐令。这样一来，停战令当然无法下达，12月冯下了一道命令，既不是停战令，也不是讨伐令，却是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主战派对冯的命令置之不理，仍然积极安排军事行动，冯乃告诉段芝贵，要大家静候中央决策，采取一致行动。可是主战派却说：只有下讨伐令才能取得一致行动，如果不下讨伐令，我们也要进兵。

　　6年12月15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举行会议，这北洋三杰面和心不和，冯希望大家能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北洋派分裂。段祺瑞表示除了下讨伐令而外，别无他法。王士珍则两面敷衍，不作左右袒，完全打高空。冯本以为在会议中可以联合王士珍说服段祺瑞，怎知王士珍太滑头，结果反被段所吓倒。

　　12月16日，冯国璋发表电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这个人事命令，不以命令发表，而以电令发表，是冯避重就轻的办法。冯认为总统命令不能出尔反尔，而电令则随时可以变更。这样便可以敷衍主战派，而南方也可曲谅。其实不下讨伐令而派出两路讨南的司令，真可算做大笑话。

　　冯的电令发表后，曹锟和张怀芝立刻要求发给南征军费200万元。各省军阀也在对南用兵的大帽子下纷纷催索军饷，截留税收，招兵买马，以扩大自己的武力。冯对主战派逐渐让步，6年12月18日又特派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特任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并下一道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冯的私意这样一来便和段划分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处理，对内问题由他主持，希望彼此各得其所，和平相处。段为什么乐意做参战督办呢？因为他深知督军团是一种利害结合，张勋复辟前车可鉴，如果他自己无可用之兵，则一切是空的，做了参战督办，就可暗中建立自己的军队，利用日本军械和借款。

　　段祺瑞就任参战督办后，督办公署正式成立，以靳云鹏为参谋处处长，张志潭为机要处处长，罗开榜为军备处处长，陈箓为外事处处长，卫兴武为副官处处长。并聘各部总长为参赞，次长为参议。这个督办公署是内阁以外的一个政府，事实上段并不是对出兵国外作战有兴趣，而是想利用出兵之名编练一支可以由他自己控制的参战军。正好像当年袁世凯在洪宪时期编练模范军作为自己的新建武力，今天段想编练参战军乃是为自己建立嫡系部队。要知道，中国对德国是宣而不战，世界上岂有先宣战，然后才训练参战军的？

　　至于冯国璋本意是要把段祺瑞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参战督办并不隶属内阁，他的一切决定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结果依然抓住了军政大权。因此自这个参战督办公署成立后，内阁便名存实亡，冯想剥夺段的权力，和逐段下台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

　　据说直系和桂系之间曾有密约，就是直系在北方推翻段内阁，桂系则在南方推翻护法的军政府。直系在北方取消临时参议院，桂系则在南方取消非常国会。然后南北合流召集新国会，新国会推举冯国璋为大总统。这是直、桂两系政治勾结的如意算盘。

　　在段内阁垮台后，直系并不能掌握北方的局势，天津会议让主战者气焰高涨，这一来，桂系对于取消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便不能不有所观望。

　　冯的处境左右两难，因为主战派威胁叫嚣着要他对南方下讨伐令，而桂系则催促他下停战令。他在两难中想出一条妙计，他密令李纯电劝陆荣廷取消两广自主，由于两广取消自主，主战派便师出无名，这样就可以进行南北和局。

　　桂系鉴于段内阁名倒而实不倒，同时主战派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因此坚持北京政府先下停战令作为北方不进攻南方的确切保证，然后召开南北和会以达成南北统一。陆荣廷向李纯表示：只要北军退出岳州，桂军也可以从湖南撤退回粤。

　　冯为了表示对桂系的让步，12月21日下令任命李静诚为广西省长。这也是将顺陆荣廷的意思，李静诚是广西督署的参谋长，陆有意升他为省长，冯即先期发表。李静诚向北京政府保荐张德润为政务厅长，这表示桂系已经事实上取消自主了。

　　直系、桂系之间所争的，是先后问题，直系希望两广先取消自主，然后北京政府下停战令。而桂系则希望北京政府先下令停战，然后两广再宣布取消自主。

　　桂系不但先下了停战令，还间接表示了不继续作战。“联帅”谭浩明在答复汉口和南昌两个商会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和声明南军决不侵犯湖北和江西。

　　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为了配合桂系的行动，也请求北京政府准其调回第二师，以新开到岳州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接任岳防司令，这些都表示直、桂两系的合作关系正在积极加强。

　　冯国璋前已发表了一则青电，表示他也是一个主战派，他说：“前因湘事失败，欲利用停战之名，腾出时间以筹军备。”并以大元帅名义电令各军分途出发。这个期间北洋派大家是在兜圈子做文章，直系是“寓战于和”，皖系是“寓和于战”。

　　12月26日冯忽然下了停战布告，使主战派为之相顾失色。不过他仍然是在公文程式上绕圈子，一方面向桂系表示接受了他们请下停战令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向北方主战派解释停战布告与停战令有区别，停战布告不是正式文告，随时可以改变。他把“停战布告”说成是“武装和平”，如果南方不听话便仍然进行讨南军事。

　　桂系对冯国璋的停战布告感到满意，陆荣廷建议推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希望北方也推出议和代表来以便举行南北和议。12月28日，陆荣廷有勘电致西南各省，声明他对国会问题无意见：“请从多数取决，但期早日召集”。在这电报中，护国、护法早已抛到十万八千里之外。这个电文并未打给孙中山。

　　12月31日主战派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等16人发表世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认为：“旧国会两次召集，两经解散，成绩无闻，名誉失坠，万无恢复之理。请我大总统敦促参议院迅将政府提出之选举、组织两法克日议决施行，以为召集新国会之张本。”这个电报是对冯示威的，因为冯打算在南北统一实现，旧国会与临时参议院同时取消之后，根据旧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新国会的选举，再由这个新国会进行总统的选举，而新国会的选举，皖系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皖系反对恢复旧国会，反对南北和议，企图用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利用南北不统一的局势，一面在北方进行新国会的选举，一面用指派的方法包办西南五省的选举。因此“政治倒冯”与用兵西南是相辅相成的。

　　直系对于主战派皖系的16人联名世电，予以反击，由发出支电（民国7年1月4日），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1月12日冯同意一俟临时参议院通过《关于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即可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直、皖两系由主和、主战的争论，蔓延到对国会的争论。

　　那位一无作为的王士珍总理面对着南北复杂局势为之摇头，他觉得，这年头不独对南疏通困难，对北也难疏通，他乃向冯求退，冯说：“我也干不了，要走我们一起走。”

　　“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的可怕就在于此，政治火坑跳下来就不容易脱身。尤其是在北洋时代，像袁世凯这样老奸巨猾，强项刚毅，坐上了总统位子，都脱不了身。像黎元洪那样能够忍气吞声，柔和庸懦，仍是成为高级政治俘虏，因此冯国璋又何能例外？

　　主战派以行动来答复主和派，曹锟派吴佩孚率领第三师由京汉路南下，会合张敬尧的第七师，通过湖北进攻湘北；张怀芝派山东暂编第一师师长施从滨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会合倪嗣冲所抽派的安武军二十营，通过江西进攻湘东。不过这两路人马都必须经过长江三省，长江三督既然主和，主战派兵马假道自然受到阻挠。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都嗾使地方团体通电呼吁和平，拒绝客军假道。湖北督军王占元处境比较困难，因为湖北既靠近湖南，又毗连四川，是主战派进攻西南的主要路线，而湖北境内既有北军，又有南军，所以王占元不能露骨采取拒绝客军的态度，因此王授意湖北团体在呼吁和平的电报中，附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应将武汉三镇划在战区之外。

　　主战派认为李纯是长江三督之首，是直系的第二把交椅，乃集中攻击李纯，骂李是破坏北洋派的一个败类。其中骂李纯骂得最刻薄的，是李纯一手提拔出来的张敬尧。张平素在电报中称李为“秀帅我夫子”（李纯字秀山），现在张竟造谣说：“非常国会将移南京开会”。气得李新年不见客。并在1月11日正式向北京政府辞职，且举督署参谋长齐燮元代理。

　　李纯这时手中添了一张王牌，是冯玉祥，冯玉祥一旅是在段内阁倒台后由廊房调往福建用以进攻广东的，可是到了浦口后就停留不进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是直系倒段的幕后人物，这时也到了南京。江苏督军李纯电请冯国璋准许留冯旅在浦口，拔归李自己节制调遣，这是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第二路军南下的主要步骤。

　　“南征军”第二路军施从滨师由津浦路开到滁州，果然就被驻防浦口的冯玉祥阻止他们前进。这是一个新的紧张情势，全国各方面注意力都集中在浦口，因为如果施从滨真的继续前进，战争就会爆发，这个战争却是北洋派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战争。

　　主战派的皖系，这时既要讨伐南方，又要对付北方的主和派直系，使得皖系军人群情愤激。7年1月8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有人建议惩戒李纯和陈光远，不过未获一致协议。冯耽心主战派日趋极端，乃秘密关照李纯：

　　“各方集兵于宁，希补救远嫌。”李才有辞职电发出。

　　这一期间北洋派的占领区内也起了一些骚动。6年11月25日浙军旅长叶焕章、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在宁波宣布自主，推蒋尊簋为自主军总司令。12月1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自主，16日湖北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7年1月4日，河南民军首领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宁波的独立，由于浙军内部不合作，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派兵在隔江曹娥开了几炮，自主军将领就逃走了。

　　荆、襄两地的自主军推黎天才为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石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荆、襄自主使王占元的地位发生极大的困难。他是南北调人之一，不肯与西南为敌，可是在他的辖境内发现了与西南采取一致行动的自主军，又不便置之不理，因此他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们取消自主，并且保证不向他们发动军事进攻。自主军除了反对北京政府外，对王占元也并未加以恶言。

　　王占元虽然不对自主军进攻，可是湖北西部还有另一支属于皖系的军队，那就是由四川败退到宜昌的吴光新军。吴光新在四川打了败仗，很想收复荆、襄，立功赎罪。吴光新的力量并不强大，可是荆、襄两地自主军在地形上互相隔离，并且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这样便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王占元自己不愿进攻自主军，也不愿假手别人，尤其是吴光新，因为倘若吴光新剿平了自主军，则对他有极大的威胁。不过他不能公开反对吴光新对自主军的进攻，因此王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河南汝州的自主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河南督军赵倜虽名列主战派，可是他不是北洋派的正统，汝州在河南西南部，与湖北西北部襄樊毗连，如果两个地区的自主军合流，对赵倜也是一种威胁。

　　荆、襄自主给桂系带来了烦恼，尤其是援湘的联帅谭浩明，因为湘西的民军纷纷要求开往鄂西和自主军打成一片。而自主军又是和西南方面打成一片的，谭浩明没有理由予以拒绝。可是湘西民军开往鄂西，便是对王占元的一种敌对行动，王占元是北洋派中的主和派，因此他又不能不竭力加以阻止。他致电北京政府说：“如果北军攻荆、襄，则南军也会进攻岳州。

　　这时，直军第三师已经开到广水，准备进攻湖南。由于北方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对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曹锟也有所顾虑，想把军队在湖北停留观望一下，再作行止。于是曹锟、赵倜、吴光新便进行会商，他们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这计划无法拒绝。

　　荆、襄两地自主军统师黎天才（湖北靖国军总司令）的形势并不利，当地驻军旅长张联升不肯附和，率领所部移驻南阳。湖北靖国军第一军长石星川不愿屈居黎下，竟和黎分了家改称护国军，企图向谭浩明靠拢。黎天才因之日陷孤立，加上王占元不断用劝告方式请他放弃自主，他于是把策动这次自主的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旅长关龙予以逮捕，并且加以杀害。这一来荆、襄自主军的活动变成昙花一现，不待北军进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源济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辞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闿发表佳电（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

　　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

　　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

　　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

　　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

　　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源济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段祺瑞转任参战督办后，冯国璋的主和立场反而逐渐软化，冯既然被迫放弃主和立场，7年2月5上一连串下达了六道命令，兹抄录如下：

　　（一）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二）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三）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四）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五）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六）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宽赦帝制犯。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

　　“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去便有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

　　“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

　　“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这表示复辟派已有生机，于是张勋的嗣子也带了30万巨款由徐州到上海来活动特赦。不幸他走错了方向，在长三堂子里挥霍，钱化得精光，还负了一身债，被债主扣押起来，由他的母亲备价赎回。同时冯德麟的旧部第二十八师中下级军官在锦州开了一次会，联名呈请北京政府，以南征人才难得，请起用冯为奉天军务帮办。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

　　“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他们把箭头和目标集中在冯国璋的化身江苏督军李纯身上。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冯国璋深抱不安去电慰勉，电云：“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2月7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出虞电（二月七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2月8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佳电（2月9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前此的世电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

　　李纯同时也作了反击，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虞电，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他说：

　　“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又有蒸电（2月10日）讥讽张作霖：

　　“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冯国璋在北京已消失了权力，一切受主战派的“太上政府”指挥。2月6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2月12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15日到达汉口。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40名到汉口。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2月18日搭轮船运到九江。

　　这一切显示主战派积极行动，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源济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7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和陆建章的行动，竟未能够得到长江三督的响应，因此孤立无援，主战派大声疾呼要惩办他，王士珍则像个老僧入定，绝不开口。

　　7年2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冯玉祥旅长职，交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冯玉祥电张怀芝愿戴罪图功。冯旅全体官兵亦于3月1日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电云：

　　“六年四月一日我旅长骂傅良佐办事不公被免职，讨逆时始得复职。……此次调兵，杨书记道沫在浦口阻止出发，于二月二日投江死。……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如不获请，请将我官兵九千五百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早有大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段向他求援，他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了，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在北京身不由己，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计，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虎归山。当然不让他离开北京城。

　　不过，段祺瑞召集他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后，大家又把军事政权改为军事威胁，使冯旦夕感受威胁而不立即驱逐他。

　　同时计划早日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

　　2月17日，冯国璋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段系同时发动倒阁，王士珍正企望辞职，正好乘此下台，提出辞呈后即不到院办公。2月20日冯国璋勉强地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2月24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25日奉军第廿七师第五十三旅关到滦州，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步枪27000余只劫走。消息传到北京，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尤其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怎不大伤脑筋。26日段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张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所以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27日他答复段说：

　　“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张作霖并不是擅自劫取军火，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抵达秦皇岛。那么是谁暗示张作霖的呢？原来却是徐树铮，小徐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他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向皖系，可是段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他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同时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因此他用劫取这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奉军即是持小徐发给的假陆军部证件去劫取这批军火的。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使冯玉祥进攻安徽的“奇兵计划”无法实现。北京政府前此撤换冯玉祥旅长的命令，冯曾以全体官兵同旅长共进退为威胁，这时情势也迫得他低头了。倪嗣冲请北京政府迅电曹锟派兵夹击冯旅，以弭长江巨患，并且控诉冯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足见野心不悛，受人指使。但是曹锟不肯派兵，所以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冯玉祥这时已出人头地。张怀芝建议调冯旅到黑龙江驻防，冯玉祥当然不肯充军，“发往边疆效力”。而张作霖也不欢迎这支军队。直到3月18日，北京政府采纳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掳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心慌意乱。2月26日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冯用悻悻的眼光问段：“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作何勾结？”段更忸怩无以置辞。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冯想要段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原始人，他怎会再要奉军退出呢？何况召虎容易退虎难，他即使愿意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

　　段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是既然饮鸩止渴，也只有“硬行”了。

　　冯知道叫段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移势易，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冯国璋这时的痛苦，真是求为太平百姓而不可得，他现在是一个光杆总统，内阁总理虽由钱能训代理，可是钱不肯代下去，天天闹着要交代。冯写信给杨士琦，要求这位安徽老狐狸出山，杨连信都不回。而督军们自作自为，目无总统，奉军不仅是擅自出兵，而且还擅取军械，是而可忍，熟不可忍？

　　3月4日冯国璋拟就如下的通电致各省军政首长：

　　“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淡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图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沥肝鬲，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前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钜。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于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板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漂摇，几毁家屋，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前事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桂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钜，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当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劻勷，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统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设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激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益深，郁爱国之忧，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警频闻，畿辅之流言不息，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届。何敢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自应求卸仔肩，归还政柄，惟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条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赏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而不使民国纪年，随国璋以俱去。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决不肯萌怠驰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伫盼复音。”

　　这个通电稿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知道，立即从机要室追回，并邀同总统府军事处长师景云一同谒冯，劝他暂勿发出这道通电，亦勿消极，冯只苦笑。

　　奉军自入关后，其声势咄咄迫人，3月5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北京国务院去电劝止，说明廊房不是戒严区，不可以检查旅客，奉军依然继续执行勤务，置之不理。而张作霖所发通电则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并没有等待答复，他的部属已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兵房了。

　　这时北京城内外又产生了新的恐怖，认为辫子兵复辟的局面又将重现。因为主战派军阀有联名通电保释张勋，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幕中有许多复辟派，而奉军又长驱入关，直迫京师，一切都好像张勋入京前夕一样，怎不使人重惊旧事。因此，北京城内许多富豪达官纷纷出京，车站上挤满了出京的旅客，扶老携幼，恍如大难临头。

　　冯国璋在总统府春藕斋举行紧急会议，报告局势的险恶，认为自己唯有引退，一边说一边把先一天未发出的通电原稿给大家传阅，与会人士苦脸相对，鸦雀无声。会议还是无结果而散，冯的通电也没有发出。

　　冯在此以前，曾派财政总长王克敏到蚌埠去会晤倪嗣冲，希望倪的态度能趋缓和。这时王克敏有电给冯，说倪嗣冲对总统没有成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段祺瑞），罢免李纯。另一方面，冯又接到天津的报告，说张作霖仍然拥护元首，张的目的是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一切迹象显示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是想即刻逐冯下台，只是想进行新国会的选举。3月6日冯发表命令指定5月24日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6月20日进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3月7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张3月5日（歌）电表明他的宗旨“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又说天津会议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他都极表同情，现已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各旅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张作霖在这通电报中极力解释“自己毫无个人野心，自己对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为重，弟处扩张实力，专以辅导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曹锟3月7日的阳电是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张怀芝的阳电称道奉军入关为“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就在3月7日这天，冯把已搁置了三天的通电发出。

　　冯国璋的通电发表后，情势似乎缓和了，主要原因是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想立即驱逐冯下台，所以主战派的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都有回电对冯推崇，直、鲁、苏、皖、赣等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力斥推倒元首和准备复辟为无稽谰言。张作霖亦发表庚电（3月8日）说：“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不过，张作霖建议“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这是明说主战派非段祺瑞组阁不可。冯国璋假装糊涂，他复电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若凭少数推举，恐各方意见不同，中央即无办法。”冯想用各省一致同意的总理来抵消主战派拥戴段祺瑞。

　　3月8日，北京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总统府处于紧急戒严状态，府学胡同段宅也有重兵把守。

　　3月9日，王士珍化装逃往天津。他抵天津后，写了一封信给冯和段两位老友，他发誓决不回京任职。

　　皖系在此一期间，用一切力量压迫冯国璋排斥李纯。冯虽然软弱，可是在李纯问题上却很强硬，他表示总统没有权罢免督军，如果他有罢免督军的权力，则他第一个要罢免的督军，不是李纯而是擅自率兵入关，劫取军火的张作霖，李纯如果有罪名，只是主和，主和并不犯罪，张作霖自由调兵威胁总统，比主和的罪大多了。冯请徐世昌电邀张作霖进京一谈，他说：“最好雨亭（张作霖）自己带兵去打秀山（李纯），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执行的命令。”这时，有一部分奉军开到了韩庄，李纯连来三个电报职辞，可是他不甘示弱，在职辞电报中痛斥张作霖“派兵入关，要挟中央免纯职务，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还，种种情节，殊堪诧异。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军入关，其用心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段祺瑞指使皖系的阁员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议案：李纯经常请假，叫他离职养病，不开去本缺，派卢永祥代理江苏督军。冯国璋拒绝在这个命令上盖印，同时指使李纯即日销假以资抵制。段祺瑞又建议内调李纯为参谋总长，冯国璋也不同意。由于段的压力不断增加，冯才答应仿照以前处置陈光远的办法，给李纯以“革职留任”处分，段也不同意。

　　3月12日极端的主战派倪嗣冲又来天津，并电邀张作霖到天津共同策动拥段组阁和罢免李纯。而奉军就是这一天在距天津50里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3月14日，冯国璋被迫只好亲到府学胡同段寓敦请段祺瑞再度组阁，段向冯表示拒绝。

源济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当冯国璋在北京度他一生最痛苦也最受罪的日子时，主战派则在湖南开始了军事进攻。

　　北军照天津会议的决定，从湖北、江西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曹锟的部队由鄂北移向鄂南，2月中旬集中蒲圻、嘉鱼一带。3月6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移驻汀泗桥。2月27日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到了汉口，3月6日转赴南昌。

　　曹锟成为主战派的王牌，这次出兵，他几乎把家当全部投入，除吴佩孚的第三师外，还有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他任命吴佩孚为直军前敌总指挥，张敬尧虽然是援岳军总司令，可是如果讲兵力，吴佩孚所指挥的，远在张敬尧之上。至于第二路军所属虽有山东的第一师施从滨、江苏的第六混成旅张宗昌和安武军李传业等部，可是无论在数量上和素质上都不及第一路。

　　张敬尧虽然号称是北洋军中的骁将，可是在这次征南的表现上，是善吹而不善战。他于2月15日抵达汉口时，曾发出通电说：“敬尧百战余生，对于杀敌致果，甘之如饴，复何所畏？”一到蒲圻，又发出占领蒲圻的捷电，这个捷电使北洋主战派声势为之一壮，同声为这位百战余生的张将军鼓掌。可是隔了不几天南军方面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却通电讥笑这封捷电，他说：“我联军（指南军）进驻岳州后分守湘边，并无一卒越及鄂境，北兵攻克蒲圻之说，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南军从未占领湖北的蒲圻，张敬尧的北军在蒲圻也未发过一枪一弹，这封捷报只是吹牛的捷报。  

　　北军方面，真正打前敌的是吴佩孚。南北停战期间，自蒲圻以南到岳州以北，都成了“无兵地带”。北军自岳州退出后，一直退到蒲圻，以避免和南军接触，所以说北军不战而退是不敢战，南军有险不守是不肯守，因为守岳州应该在羊楼司一带高地布防，结果吴佩孚的军队长驱南下，直抵羊楼司，吴师前进，才把蒲圻让给张敬尧接防，想不到张敬尧竟以此虚报战功。

　　这位吹牛吹出纰漏的张敬尧，只会抽大烟和纵兵殃民。对他的长官“秀帅夫子”则破口大骂，喊打喊杀。主战派号称包括16省区，平日只知道鼓动政潮，反抗总统，谩骂国会，结果还没有和南军接触，就闹出不少的笑话；加上军风纪之坏，让人民为之切齿。因此使这次打湖南的战争，让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吴佩孚出了风头。吴佩孚进驻羊楼司的捷电，比张敬尧的就真实得多，虽然羊楼司也是南军自动放弃的，可是究竟吴佩孚已经接触了南军的最前线了。

　　北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有两种心理使他战意消沉，一是因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取得了节制两湖的地位，希望北京政府也能给他相同地位的官衔；二是他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想取得继承他为山东督军的地位，使他放不下心。2月21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湘赣检阅使。他并不满意，于是天天说动身，天天都不动身。最后实在推脱不了才于2月27日到汉口。

　　张怀芝字子志，是山东东阿县人，30年前是县中一个破落户，白天在街上游荡，晚上则在庙里寄宿。有一晚竟然梦见庙神向他道贺，说他将来会做抚台，受此鼓动他就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民国5年5月30日他继靳云鹏之后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果然衣锦还乡，是个抚台身份了。他很感激庙神的显梦，乃重修庙宇，为庙神塑金以答神麻，山东人传为“美谈”。

　　张怀芝虽然出身微贱，可是做了大官后，对属员倨傲无比，常连名带姓直呼部下，如果加官衔则多一个字，如参谋长为参谋长儿，副官长为副官长儿。

　　当时督军可以随便把省长驱逐而自兼省长，张怀芝驱走山东省长孙发绪后，即亲赴省长公署，他把公署中各要员的姓名都写在签条上，装在口袋里，遇有公事要办，便随手在口袋里抽出一支来，抽中那个人的名字，就派那一个去办事，于是省府阖署的官员没有一个敢离职，都小心翼翼地等待督军兼省长在口袋中抽签条。省署内务厅长姚鹏是一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很敬重他，有一天他因赴宴未归，刚好张怀芝抽中了他，找不到人，等他回来，张怀芝大呼：“责打军棍二百”。大家纷纷替姚求情，才罚他写了张“欠打”的条子了事。

　　有一天张怀芝在督署召见政务厅长陈干和济南道尹唐柯三，偶然谈到各县知事常有被告的事，陈干随口吹了一个牛，他说：“如果我当县知事，一定不会有人告我。”张怀芝点了点头，怎知第二天省长公署就发布了一道人事命令，把政务厅长陈干调委为泰安县知事。政务厅长等于今天的民政厅长，比县长大得多，把厅长降级为县长，除非是厅长犯了极大的错误，可是陈干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就从厅长降为县长，气得陈干弃官逃往北京，不敢回山东任职。

　　5年12月13日张督军忽然在盛怒中把儿子“绑送军法处讯办”。大家又向他求情，他挥着粗大的拳头说：“你们难道不晓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吗？”有一天他传见山东籍候补县知事180余人到署训话，他说：“你们各人有各人指定的省份，同样的地皮，何以不刮外省而向本省来刮！我年轻当兵的时候拿稳宗旨，不升官便去做强盗，我决不在本省做强盗，一因于心不忍，二则做强盗发了财，本乡本土知道财的来源，我不能逢人夸耀。你们这一批知事真是太不知事了！”

　　山东政费支绌，他提议官吏减薪以为之倡。大小官员一律按八成发薪，秘书把减薪名册呈上去，他动笔把本人减薪一千元的一项涂销。

　　湖南战争从7年3月上旬开始，由吴佩孚的直军担任进攻岳州，吴以第三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有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第六旅旅长张福来，还有直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兵力共5万人。助战的有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所派的五艘兵舰，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岳州既无险可守，江防上又没有海军，加以联帅谭浩明没有战志，因此岳州之战未经接触胜负形势已定。

　　3月10日吴佩孚宣告占领羊楼司。17日没有遇到坚强的抵抗便进入岳州。吴佩孚连续发出三通捷电，都是盛称南军奋勇抵抗，寸土必争，而北军神勇无敌，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其实都是夸大其辞。最妙的是北军授岳总司令张敬尧率部在吴佩孚军的后面也公然发出捷报说：“一星期下岳州，旬日之内可攻克长沙。”

　　北军虽然于3月17日进占岳州，但只是些先头部队，当天晚上，南军前线有一批部队不知道岳州已经放弃，盲目地退入岳州，刚入岳州的北军疑心中了埋伏，乃仓皇退出，同时通知海军炮轰，以洞庭湖配合作战的北军军舰乃不分皂白地向得而复失的岳州城乱轰一通。这支南军乃匆匆退却。18日北军才又第二次占领岳州。

　　北军第七师担任进攻平江。平江南军于3月17日撤退，北军第七师沿着通城平江大道前进，一路上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强指乡下人是南军便衣队，把路上的壮年人完全杀光，抢劫、奸淫、无所不为。妇女们纷纷逃到山洞里避难，又遇上倾盆大雨，饥寒交迫，有一个山洞中就发现300多名妇女奄奄一息，还有不计其数投井自杀的妇女。

　　张敬尧率军于22日开进平江，宣布“三天不封刀”，纵兵抢掠，三天后才布告安民，布告虽然出了，烧杀抢掠照旧公行。

　　北军展开军事行动后，连战皆捷，岳州攻克后，北京政府下令嘉奖，电文如下：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援岳总司令张敬尧，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迭次电呈，分路规复岳州，水陆兼进，所向有功，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司、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军顽强抗拒，相持不退，经我军奋力攻击，并由舰队掩护业于十八日将岳州克复各等语。此次出师攻岳，自开始攻击以来，为期不过旬日，屡夺要隘，遂克名城，实由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各将士忠勇用命，用能迅奏肤功，拯民水火，览电殊深嘉慰。仍着该总司令等，遂照电令计划，督率所部，奋勇进取，并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将士，分别等差，呈请优奖。其阵亡被伤官兵，并准优予议恤，以昭激励而慰英魂。第念岳州临湘一带，人民重罹兵燹，流离颠沛，弗安厥居，损失赀财，危及身命，哀我湘民，叠被荼毒，与言及此，惨怛良深！应由宣抚使曹锟，迅派妥员，各路查明，加意抚恤，安集劳徕，各安生业。用副吊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源济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民国7年3月18日北军攻占岳州，捷讯到达北京，冯国璋仍想贯彻他的和平主张：“北军对南的军事行动以岳州为止”。他认为岳州既已收复，北洋派的声威得到恢复，而桂系又愿意谈和，则何必一定要劳师动众，对南用兵。他的主张正在拟成命令尚未发出时，3月19日接到了督军们的联名电报，这通电报以曹锟为首，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共有15省三特区的北洋军阀们，他们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内云：“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复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冯接到这个电报，简直像接到哀的美敦书一样，没奈何只好再请段勉应众命，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组阁大命。段仍表示“无意于此”；冯则指天誓日地表示愿与段同生死，共患难。并且自动承认五个条件：（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以代师景云。（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

　　3月23日大总统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24日派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25日参陆办公处迁回国务院。27日令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28日令改海军总司令为特任，以蓝建枢为总司令。29日令陆徵祥复任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吴鼎昌为财政次长。4月4日晋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张敬尧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犒赏攻克岳州和长沙的将士各30万元。另以6万元赈济湘灾。

　　新任参陆办公处主任靳云鹏和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四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中以徐树铮最能呼风唤雨。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字远伯，是徐树铮很赏识的人，徐原来做国务院秘书长时，张是秘书，一切大小事徐都和张商量，徐曾告张国淦说：“远伯才气高，我希望他将来可以接替我。”段这次组阁后，徐树铮是扭转局势的大功臣，所以重要人事都是徐的安排。不过徐树铮后来却和张志潭闹翻。

　　段第三度复任总理，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通令各省，称北军为“国军”，南军为“敌军”，不许再用北军、南军字样。这表示段要把武力政策进行到底。而段的宠臣徐树铮得意洋洋地到北京来祝贺新内阁时，也公开表示“不打到广州决不罢兵”。

　　段确定了对四川、湖南、广东三省进兵的第三期作战计划：（一）湖南战场仍以直军为主力，俟湘东之“敌”肃清，即抽调张怀芝的第二路为进攻广东主力，同时令江西的“国军”向南雄推进，福建的“国军”向潮汕推进，会合广东境内龙济光军四路进攻。（二）以奉军为进攻四川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鄂西入川东，一路由陕南入川北，会合陕军和刘存厚的川军进攻。

　　同时电前线将士予以嘉奖，电云：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总司令湖南督军张敬尧等，迭次电称：‘各军自三月十八日克复岳州后，节节进攻，分途收复平江湘阴两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进窥长沙，逆军处处死抗，经我军协力痛击，星夜追逐，逆势不支，遂于二十六日将长沙省城完全克复’等语。此次各军激于义愤，忠勇奋发，由岳州取长沙，曾不数日，力下坚城。该总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将士忍饥转战，嘉慰之余，尤深轸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着先行呈明，分别呈请优奖，仍即督饬各军，乘胜收复县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难人民，流离荡析，并着查明，妥为抚恤。用副国家绥辑劳徕之至意。此令。”

　　段对于北军在湖南战场的胜利，认为武力统一指日可以实现，而北军一定可以击败南军。其实这时刘存厚在四川已不能立定，龙济光在广东也节节失败，可是段完全不在意。

　　段内阁这次组织后，冯国璋是完全低头了，就是主和的实力分子长江三督也不敢唱反调。这时政局中的大红人是徐树铮，李纯也竭力拉拢徐，江西督军陈光远公开表示接受第三期作战计划。到此时期，直系已完全屈服于皖系。

　　段论功行赏。徐树铮应居首功，于是他到了北京，不仅段内阁的人事他有决定大权，对南军事也由他主持，同时他还包办了新国会的选举。4月7日另一皖系大将倪嗣冲来到北京，极力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选举权，即日进行总统选举。可是徐树铮认为新国会在三四个月内就要成立，由新国会选举总统是合法的，因此不必提早总统选举，而且提早总统选举是不合法。

　　徐树铮这时策划的新国会就是后来著名的安福国会。

　　自段祺瑞第三度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那时期的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段祺瑞刚愎，可是他却宠信徐树铮。小徐才气高却不成熟，他做任何事都使人侧目，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小徐身上。这一时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这是段所乐见的。可是他也不容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小徐是不高兴的，于是他专门和靳作对，靳只得请假不办公，军事大权便落到小徐的手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他推荐的，不知怎的他也不满意张，张也只得辞职。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其不能容人，于此可见。奇怪的是，段也不能容人，可是却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

　　徐树铮迫走靳云鹏后，段系内部便起了分化。

　　这时候，徐树铮想做直隶督军，他想把曹锟再升一级，升曹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打击了直系，更为自己开了一条路，实在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他认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如果曹锟同意，自己的直隶督军便垂手可得。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曹锟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故意调虎离山，因此4月4日打了一通电报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当时北洋军人常用辞职或养病来威胁政府；与曹的行动配合的，是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湖南的捷讯刚好挽回了北洋派威信，而吴部又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如果曹锟真的倦勤，吴部真的撤回，则段祺瑞武力平南的政策就功败垂成，付诸流水。因此，徐树铮这一遭碰了大钉子。段为了解释误会，特要徐树铮亲自跑到汉口来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也劝曹令吴佩孚不要从战场上撤退。

　　徐树铮在汉口同时部署了新的作战计划，他打算把调往四川作战的奉军改调到湖南战场上，用以监视直军，以防直军作战不力或撤退。

　　段原来部署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是西战场与南战场双管齐下，现在徐则把西战场推迟一下，集中全力解决南战场。徐这计划段没有完全同意。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战的直军，于占领长沙后，借口饷械不敷，进兵缓慢。

　　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气氛，积极地打仗，同时要消灭主战派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因为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所以更有必要先进行大团结工作。

　　段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这个会议。

　　4月20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21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22日抵汉口，本当在大智门车站下车，但是为了到刘园访问曹锟方便起见，改在循礼门下车。从循礼门到刘园的曹锟司令部，沿途军警林立，断绝交通，禁止临街偷望，真是十步一岗，五步一警。武汉人民第一次看到内阁总理的威风场面。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会；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军情紧急”而不与会。原来张怀芝和曹锟有了隔阂。曹锟驻节汉口时，《顺天时报》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张怀芝是曹锟把兄，就去电责曹不应“军中行乐”。曹大为光火，认为张根据“无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誉，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至于张敬尧则不敢离开长沙，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人喜欢，卧榻之旁又有他人鼾睡，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如果他离开长沙，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

　　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如不与会，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所以一定要张来，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24日张怀芝到了汉口，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调人，张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四个督军，徐树铮当然也参加，其他各省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

　　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关于总统问题，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选举总统；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撤销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处分，对冯玉祥不究既往。这样一来，汉口的督军会议变成了对直系的缓和态度。这是因为曹锟态度大变。天下事就是如此奇怪，曹锟以直系的一分子，忽然转变为督军团盟主和主战派领袖，段祺瑞再起组阁，他是重要的一分子，现在他表示要对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要求，因此汉口会议便促成皖系对直系和善的决定。

　　汉口军事会议结束后，曹锟、张怀芝、倪嗣冲于4月26日联合电请政府迅速召集新国会。北京国务院于5月4日通电否认要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

　　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宽大，以达到北洋派大团结的目的，段又电约倪嗣冲、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25日晚段由汉口动身，乘楚材军舰东下，因马力开得太足，撞沉了招商局的江宽号，溺死乘客近千人，楚材号负伤停驶，段换乘护送舰楚泰号鼓掉疾驰而去。26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27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并且在李、倪、卢三人间做和事佬。27日晚由津浦路北返，28日回到北京。

　　段在南巡期间，全国掀起了反对中日密约的浪潮。原来段在任参战督办时，以参战为名和日本洽商借款，名义上是编练参战军，实际是拿日本借款进行个人建军工作，并以一部分作为征南战费和筹备新国会之用，这些交涉不要说冯国璋不知道，连北京外交部也不知道。段组阁后，日本更提出四项条件：（一）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由日军指挥华军。（二）发行军用票。（三）临时管理中国交通、军械、实业、经济、教育、外交。（四）合组运输大同盟。日方要中国严守秘密。3月24日中日双方交换照会，消息当然关不住，于是全国便掀起了反对中日秘密外交以及反对继续用兵的高潮。段在武汉也受到压迫，武汉各团体和商会都派代表直接请愿停止内争，段自然不予接见。段的苦恼是刚好压制了直系主和，可是全国性的反战，使他“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受到打击。因此他的南巡，毫无成绩可言。

源济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北方直系和桂系纠缠不清，如果西南军人真能在护法旗帜下拥戴孙中山，那么南北局势就会改观了。可惜西南军阀们对孙并不支持，桂系对国民党也不合作，因此南方局势也和北方局势一样复杂。

　　在广州，桂系有桂系的力量，地方军人是地方军人的力量，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力量，6年11月30日，广东新任督军莫荣新前赴江岸迎接来自上海的伍廷芳，被人行刺未中。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和桂系发生磨擦，省长李耀汉以辞职为示威手段，国民党程璧光等乘机推胡汉民继任广东省长，但是警卫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更动省长，李耀汉又于12月1日自动复职。李以肇庆为大本营，俨然自成一国，与在广州的福军司令李福林，警卫军统领兼警务处长魏邦平等联结一气，桂系对他们无能为力。

　　在广东还有一支滇军，共有两师，是第三师和第四师。这时也发生了分化，唐继尧因为在四川作战不利，下令调这支滇军回云南，准备移赴四川作战。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置之不理，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是福建人，自己想向福建发展，已把师部移驻东江，准备协助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福建。因此滇军遂分为两支力量，同时滇系和桂系都争取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唐继尧委托李烈钧为驻粤联络员兼驻粤滇军统帅，桂系也委托与滇军有历史的李根源督办北江防务。李烈钧和李根源同是士官同学，又在护国之役并肩作战，可是这时却为了滇军领导权发生了磨擦。

　　直系和桂系勾结时，直系要求桂系取消自主，解散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桂系没有完全照直系的要求做，是因为自身也有困难，一方面北方主战派还叫嚣讨伐，不能自乱阵容：一方面国民党也有武力，尤其是海军，因此投鼠忌器。不过桂系并不拥护国民党，而是暗中勾结西南各省的实力派，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以拆护法军政府的台。

　　桂系的骑墙手段，让孙中山大为愤怒，因此亦积极充实国民党的实力，争取广东地方派军人为同盟军，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实力。广东督军莫荣新通令各县，要把孙所委派的招兵委员当做土匪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名招兵委员被杀。孙痛感两广军阀太没有革命观念，因此想带兵到福建另谋发展，但桂系又不肯给予物资支援。12月下旬又有两个招兵委员在广州被捕，孙写信给莫荣新要求保释，莫竟连信都不回就把两人枪决了，这使得孙忍无可忍。

　　民国7年1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袭，以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接到命令后，按照指定时间开出广州，向观音山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广东督军莫荣新急忙传令熄灭灯火，避免目标暴露，同时不许开炮还击，并打电话到海琛舰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调处。程立即派海琛舰向豫章、同安两舰传令停止炮击，并令两舰开回省城。这两舰发炮后没有获得陆军响应，又接到长官命令，只好开回省城，两个舰长且受撤职处分。

　　程璧光虽是国民党，可是他不赞成激进，且反对广东内部分裂，早在6年11月15日孙中山曾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以驱逐前任督军陈炳焜，就因为程璧光反对而未实现，这次孙因为获得地方派军人所表示的支持，才避开程璧光而直接下令，如果当时各方都支持孙的决定，桂系是可能被赶出广东的。无奈当时大家都为自己打算，意见不统一，行动不坚强，所以孙想驱逐桂系出广东的计划遂告流产。

　　莫荣新应付海军战舰的攻击是冷静而不还击，这个手段非常高明。

　　第二天国民党元老和桂系对这一突发事件一致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回答说：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巡阅使请示，第四、第五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莫荣新的答复，等于一个条件也没接受。不过护法军政府和桂系之间的紧张情势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大元帅府新任参军长黄大伟发表了一个文告，公开指斥桂系军阀“戴冯拒段，停战乞和”，不过末了说：“督军勇于认错，愿意表示歉忱。”

　　1月9日孙中山招待各界人士说明这次事件真相，强调“军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果说不承认军政府，又不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岂不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接着孙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不合作，以致形同虚设，贻误戎机。至于谈到这次炮击观音山的问题，孙表示：莫督军既未开炮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最后用光明磊落的口气说：自己愿意率一支军队北伐，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宁可在外面讨饭，也不愿加重广东地方的因扰。

　　孙中山下令炮击观音山一事，莫荣新并未向外宣布，他对这事的布告是把这次事变说成是龙济光党徒的破坏行为。不料孙却公布了内情，可是莫荣新仍于9日下午发出一个布告，咬定这是龙党造谣生事，冀起内讧。并说：

　　“本督军年已六十余，从戎四十余年，生平无所畏惧。以后如有叛徒扰乱治安，自应立即剿办。倘夜间变起仓卒，尔商民人等应即闭门静坐，以待解决。”

　　在海南岛虎视耽耽的龙济光对莫荣新的说法予以讥笑，他通电说：

　　“顷接莫代督支日电称，江夜有龙党在省城内开炮，意图扰乱，经派队探剿，天明时匪党四散无踪等语。查敝军出巡，只在阳江高雷各属，尚未开赴省城。如果江夜有人在省城开炮，其势当亦不小。省城为根本重地，军警林立，何至当地毫无捕获，致令四散无踪。莫代督电称系敝军所为，似系于仓卒之间，未加细察。惟济光负有地方之责，筹防未及，致令匪徒滋扰，阅电之余，惶悚无地。省城兵力不敷，如须相助，请即电知，自当兼程前来，以尽职守。”

　　龙济光的“相助”就是进兵广东大陆，6年12月11日他在琼州发出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两广巡阅使。这个职位原来是陆荣廷的，皖系要联龙倒陆，所以改派龙为两广巡阅使。而陆荣廷居然于12月14日发表盐电表示“遵命交卸”。不过莫荣新、李耀汉都通电不承认龙为巡阅使。莫荣新、李烈钧、程璧光、陈炯明亦联名要讨伐龙济光。

　　龙济光接奉两广巡阅使名义后即电令两广督军克日取消自主。同时即派兵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数县。这时桂军正集中力量于潮梅地区，与被段祺瑞收买的莫擎宇以及由福建开来援助莫擎宇的北军臧致平旅作战，潮梅虽然收复，又遇上广州局势紧张，所以龙济光所派的军队得以深入广东内陆，进占阳春和阳江一带。

　　西南的困难和北方一样，且有过之，西南两大军阀，陆荣廷进行大广西主义，以桂军控制两广扩及湖南；唐继尧进行大云南主义，视川黔为势力范围。结果在广东有粤桂滇军之争，在四川有川滇黔军之争。而唐陆互争西南盟主，只求北洋势力不渗入他们势力范围内，而以一致对外的美名向北方军阀讨价还价。西南各省内亦有野心较小的军阀与北方勾结，如四川的刘存厚、湖南的陈复初、广东的莫擎宇。都勾结北方。

　　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孙中山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

　　当李纯和主战派展开电报战时，西南各省实力派联名通电支持李纯，挽留和声援他。谭浩明故意地把曹锟列为直系主和四督之一，欢迎他宣抚两湖，早日过湘一叙。

　　七年1月20日滇、桂两系军阀所策动的“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成立，各省代表在督署举行宣誓，并推举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为联合会的军事代表，伍廷芳为外交代表，唐绍仪为财政代表。尽管北方主战派要真刀真枪，讨伐南军，可是西南方面仍希望赖直系的折衡，南北能够和谈，所以西南实力派除成立了联合会，准备拆广州军政府的台而外，又预先推定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并且仍通过李纯催促北京政府从速和谈。

　　南北分裂局势已成，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无法实现，直系的和平混一政策也无可能。于是有人便提倡“联省自治”。主张以省为自治单位，由各省省议会制定省宪法，然后依照美国的联邦制，联合各省组成一个“联省自治政府”。他们提倡地方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

　　早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就主张地方分权，后来梁领导的研究系加入了主张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的段内阁，因此就把这一主张扔在一旁，现在他们又旧话重提。

　　联省自治的策动者是熊希龄，他有一封长信给岑春煊说：“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此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当可徐善其后。”

　　联省自治的呼声，正符合西南各省议会及各团体所提倡的，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要求。这个政策也符合各省小军阀和地方主义者保持地盘和权位，因此联省自治的要求一时大为蓬勃。

　　谭延闿是第一个响应这个学说的人，他和熊希龄有深厚的关系，他本来寄望于桂系支持，可是当南军占领长沙后，谭浩明一手控制湖南军政，根本不把谭延闿放在眼中，冯国璋虽然在6年12月7日任命他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但桂系却置之不理，使他逗留上海，无法回到长沙，因此这时他在岑春煊之后，以“调人”姿态出现，与岑联名电请北军不进攻岳州，他表示愿回湖南进行调解。

　　桂系鉴于北方主战派一定要进攻湖南，与其因控制湖南而冒战争危险，倒不如放弃湖南，让谭延闿回来，将湖南划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冯国璋亦认为谭延闿回湘可作挽救和平的一线希望。如果谭能说服桂军先退出湖南，则主战派没有理由再坚持军事进攻。

　　谭要求在他返湘前北京政府再下一道停战令，可是冯没有这个胆量，只责成谭在返湘经过汉口时和曹锟王占元直接协商，俾能将军事进攻推迟一步。

　　北军在湖南要发动攻势时，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仍作挽救和平的最后努力。谭延闿在桂系授意下，于3月3日由上海到南京，他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南军愿意先退出岳州，但北军也不进驻。与谭延闿的奔走同时的，还有各省省议会，他们准备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推进南北和谈。李纯把谭延闿的建议转达到北京，同时主张把国会问题提交各省议会联席会议解决。

　　桂系透过直系进行和谈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直系这时对于南北和谈已发生不了作用，冯国璋已完全屈服于北洋主战派。所以李纯的建议和主张，冯无法明确表示，只复电要谭延闿自己到汉口和曹锟等协商解决。3月10日。北军已经向湘北进攻，谭延闿只好扫兴地回到上海。

源济

一三七、湖南战役

　　在北军进攻岳州前夕，桂系不知怎的，谭浩明竟丝毫未做作战准备。南军的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州，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则在湘军的后方作总预备队。这种部署表示桂系对于抵抗北军根本没有决心，不止是没有决心，而且还有私心打算在这场战争中，胜了既保全实力又有战功，打败了则先退却。

　　如果说桂系懂得政治，会利用政治矛盾，倒是很正确的，自民国5年倒袁以来，陆荣廷统治广西，兼及广东，一直是用政治手段。他对北方是采取联冯抗段的策略，利用直系牵制皖系。他所希望的，是制造直皖矛盾，扩大他们的矛盾，达到北洋分裂和直皖战争，如此桂系即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不愿意真的打仗，尤其不愿桂系首当其冲和皖系作战。桂系最好“坐”以待变，“拖”以求变。

　　当北方主战派抬头，皖系已经挥军南下时，桂系知道湖南战争无法避免，认为湘军和桂军无法抵抗北军，这是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因此桂系的决定是尽量保全桂军的实力，战争爆发时，宁可让湘军在前线，桂军则设法在必要时安全撤退，保存实力。

　　北军两路进兵湖南，长沙和岳州腹背受敌，南军在抗御北军的形势上十分不利。这时，桂军早先唱出湖南是两广门户的论调也放弃了。桂系的消极态度，让湘军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早在南军进占岳州时，湘军将领就主张乘胜进攻武汉，至少也应占领鄂南一带有利地形作为岳州的外围据点，可是谭浩明下令不许入湖北一步。当北军南下时，南军作战形势非常不利，而更不利的，是桂军准备不战而退，湘军不能单独作战。同时桂军歧视湘军，无论在军火和军费上，桂湘军的待遇都不公平，这也是让湘军愤愤不平的，因此湖南战争还没有开始，南方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  

　　南军放弃岳州时，属于桂系的南军联帅谭浩明还在长沙向商会逼索军饷，并且布告说：“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

　　7年3月25日，长沙城内才发现这位自有主张的联帅已经先一日开溜了。湘军上级军官也不知下落，顿时长沙陷于无政府状态。长沙在过去数年已经有过好几次“易手”的经验，每次南北军“换防”时，中间总有一个真空时间，在那空档中，长沙的团体总是要组织一个维持会之类机构，可是这次却因为风闻张敬尧军杀掠过甚而让地方上有资望的人裹足不前。同时前方一批一批士兵退下来，没有人照料，既找不到长官，又找不到食宿之所。疲困饥饿，怒火中烧，一时愤无可泄，就向长沙城内各商店和住宅大肆抢劫，先在八角亭、黄道街、坡子街一带商业中心抢掠，随后遍及全城，一批去了，一批又来，致使商店关门，街上罢市，许多商店门外都贴了这样一张声明：“本店被劫一空，无货应市。”长沙市民这次对于保卫他们的湘军失望达于极点。

　　3月26日，直军未遇抵抗进入长沙，吴佩孚攻下长沙后，向南军直追，径扑湘潭，把长沙交给了残暴的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原来，张敬尧一直未上前线，他在岳州攻克后才到九江督师，一路上勒索巨款，干涉民财各政，军队抓伕，要花姑娘，外国记者所发电讯如此形容：“此辈剿匪不足而剿民则有余。平江兵劫，即为该部之所为。妇女投河自尽者颇多，南北之见过于敌国，因仇南军而仇南人，湘人如被征服之民。随营北人多为徐淮间积盗，与北兵坐地分赃，惟第三师则无之。”

　　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为三路向前推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第二路军进攻醴陵、攸县。直军在吴佩孚指挥下本来进军神速，攻势锐猛，可是慢慢地就迟缓下来，这当然因为政治原因，第一是曹锟和徐树铮之间发生了新的龃龉，影响了直军的情绪，同时因左右两翼的军队不能像中路那么神速，配合不上，所以吴军也不敢孤军深入。

　　南军方面并不因为北军攻势迟缓而反攻，相反的，从4月下旬起，桂系又将大部分桂军撤回广东，谭浩明也于22日离开衡阳到永州，这显示出桂系的不抵抗政策。湘军因为桂系撤退，也只有急速后撤。23日程潜离开衡阳，24日直军兵不血刃进驻衡阳。

　　担任左翼进攻的第二路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前进就会胜利，因此本来进军极慢，也改变为快攻急进，果然垂手而得醴陵、攸县，张怀芝忘了穷寇莫追是兵家的大忌，他们的前进，使到湘军撤退不及，桂系也怕北军穷追不舍。因此4月26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部对跟踪而来的北军予以反击，已经向韶关退却的桂军马济部，也迅速调回来接应湘军。湘军只有3000人，桂军也只有1万人，北军第二路军却有两万多人，正在乘胜直进的锐气上，不料赵恒惕的湘桂军竟发动反攻，一举而收复攸县，再举而克醴陵，张怀芝部大将施从滨仓皇遁逃，赵军与北兵激战黄土岭，痛歼北兵，鲁军第一师向长沙逃窜，苏军第六混成旅和安武军向萍乡逃窜，彼此各不相顾。沿途把湖南老百姓当做南军便衣队，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从攸县、醴陵一直到株州、易家湾，变成了一座烟雾弥漫的火海。

　　北军左翼张怀芝部在湘东的大败，震动了长沙。张敬尧紧急应变，派第七师补充第二团的兵士代行警察职务，以该团团长佟国安兼任警察厅长，又成立全省侦探处，雇用大批鹰犬搜查南军间谍，滥捕滥杀，严刑拷打。长沙变成了恐怖世界。尤其是晚间，张敬尧部借口搜查乱党，擅入民家，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只要见到女人，不问青红皂白，就当作花姑娘奸淫。

　　长沙中产以上的家庭都远走高飞，中产以下的则躲去乡下。张敬尧竟厚颜无耻地吹说第七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仁者之师。不许人民控诉北军不法行为，否则就认为是南军派来的间谍。长沙的地方报纸对北军暴行也不敢正面揭露，不过都用一种隐射方式，报导口操异音的痞徒如何如何不法。使读者一望而知是北军。

　　张敬尧的统治，对湖南人而言，比诸汤芗铭时代还要恐怖，湖南民性强悍，民风淳厚，想不到民国初年竟连遭浩劫。

　　北军在湖南大败时，张敬尧乃接二连三地向北京政府请援，这时，如果桂系肯出全力协助湘军反攻，从左右两翼采取钳形攻势向长沙进攻，收复长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样一来，衡阳方面的北军吴佩孚部形成突出，也不得不迅速撤退。不过这一来南北两军便要在长沙地区进行主力决战，而桂系却不愿主力决战，因此他们对北军第二路军予以打击后，立即把支援湘军的部队撤回。

　　北军为了应援张敬尧，在汉口的徐树铮乃派奉军司令郭芬率领一旅一团迅速增援湘东，直军也从衡阳调兵回援湘东，所以湘军在反攻大胜之后又急速向南撤退，5月1日湘军刘建藩在株州渡河时失足落水溺死。

　　张怀芝很可笑，在湘东大败后，他便张皇失措地由萍乡退往樟树镇，又由樟树镇退到汉口。他宣称旧病复发，又称山东地方土匪猖獗，必需赶回去，他打电报给段，保举徐树铮率领奉军接防湘东，出任第二路司令。徐树铮志不在前线，所以坚决不就，他又保举张敬尧或是陈光远，甚至由曹锟一人身兼一二两路司令。他的求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前线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他怕他的老窠被别人抢去，因为他离开山东后，便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北洋军阀都是先护理然后真除，张树元自然不愿意张怀芝再回任，张怀芝则身在前线心在山东，恨不得立刻插翅回鲁，这也是他坚决求去的原因。

　　段祺瑞觉得在这个时候前线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来接替第二路司令，因此以国务院名义向他提出了一个保证：“鲁督决不易人”。同时保证如果第二路兵力不敷时，可以继续派兵增援，希望他立即由汉口前往江西主持军事。

　　自从湘东一战之后，北军不敢深入，南军也不敢反攻，湖南战场上突然由热战冷静了下来。

　　当北军进攻湖南的同时，段内阁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李厚基开辟两个战场进攻广东。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江苏督军李纯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陈光远也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进攻南雄。守南雄的南军是滇军张开儒，他不战而退，桂系莫荣新乃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以加强对北江的滇军的控制。从4月下旬起，南雄进行了好几度的拉锯战，但都不是激烈的战争。因为陈光远的目的只在应付主战派而并没有积极地进攻。

　　闽粤边境也没有重大的发展，段内阁派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并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为副司令。4月26日李厚基到厦门设立司令部，浙军集中诏安与陈炯明的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诏安、云霄、平和等县都宣布了军事戒严令。这方面的北军和浙江原来是准备和广东境内的龙济光军配合作战，由于龙军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单独作战，所以也成为僵持之局。

　　本来，在南军方面，桂系和滇军约定，共同消灭龙济光军，推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西路高雷、钦廉一带归桂军负责，东路沿海地区归滇军负责，3月22日滇军攻克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25日进入化州，27日夺回龙军的根据地廉江，28日李烈钧由江门回到广州，29日督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南军讨龙之战就算告一段落。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他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5月24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因此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但是小徐并不因此而气馁。5月26日他由汉口到长沙，27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6月1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话的。6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这次安抚的工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再也不向前进兵。6月15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成立了停战协定，8月7日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8月21日，再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之转变有好几个原因：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未免使他怨恨。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

　　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我来衡州城，我歌衡州谣。衡州湘江流滔滔，衡州之民乐敖敖。民尔乐何如，被颊泪如雨。吾将陈吾乐，请先忆吾苦。吾本乡老农，爇稻且灌圃。生计殊不恶，小康慰儿女。一朝烽火惊连天，东粤西粤兵器缠。湘中魁杰遍地起，缚籞举义声相牵。问其何所事？抗大府命梗且顽。察其何所行？大队勒输养兵钱，小队卤略及豚鲜。长男促去随贼官，小女走匿托亲缘。老妻泣涕垂涟涟，挟其幼子栖深山。自从去年来，日夕那得安。久闻群贼相戒语，吴公兵来势莫御。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群鸦暮噪啄人肉，吴公破贼何神速。痴虏膏血被原野，黠者弃城遁荒谷。斩首或迫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远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吾男被坏死郊外，陷身为贼亦何怪。妻女生归绕膝行，人间此乐得难再。吴公爱民如爱军，与爱赤子同殷勤。吴公治军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在军整暇不自逸，雍容雅度尤无匹。静坐好读易，天人忧患通消息。起居有常礼，戟门厮卒娴容止。笔千管，墨万锭，看公临池发逸兴。香一缕，酒盈扈，时复弹琴自咏诗。老民幼尝事书史，古今名将谁及兹。昔祝吴公来，今恐吴公去。愿以寇君借一年，悃悃此情为谁诉？为谁诉？留公住！吁嗟吴公尔来何暮。”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政治，可是这次却是徒劳无功，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发光火，认为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使曹锟不耻于吴，使自己无法做人，所以也一下子就翻了脸。

源济

一三八、亦战亦和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产生了厌战气氛，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5月29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30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虽然如此，段已深感他的阵营中，主战派全变了主和派了，这是新的主和派，其中三个是原来的主和派，三个是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结合起来了。最不幸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

　　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所谓的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

　　新主和派的出现，显示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已经错综复杂极了。过去段祺瑞的皖系主战，冯国璋的直系主和，曹锟以直系大将而参加主战派，促成了段在冯段之争中操到胜券的主要原因。现在，正当南北战争的有利形势落入北军手中时，忽然原来的主战派全部转到主和派，实在是一桩极大的转变。由于主和势力大增，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来，连极端主战的倪嗣冲也不愿让他的安武军独当其冲，因此也请求北京把他的军队调回休息。

　　为什么主战的将军们在紧要关头上竟会主和呢？这也有实际因素，由于张敬尧部队的军风纪太坏，使北军在湖南完全不受欢迎。湖南人民憎恶北军，使北军在湖南的处境完全不利。另一方面南军在抵抗北军的战争主力完全未受损害，尤其是桂军元气完全未受伤害，如果北军进一步打到粤桂边境，则西南内部自会团结抵抗，则北军能否胜利实不可知。

　　段祺瑞在这种情形下，认为再催促前线的北军进攻是不可能了，因此他决定对湖南改攻为抚，派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兼湖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分化南军，尤其是分化湘军的策略。

　　段本人始终无意于终止武力统一政策。

　　就在主和空气声势大振时，一位著名人物龙济光在广东兵败被逐出后，到了北京。龙济光不能在广东立足，想跑到北京来找机会，他有两个目的，一是自吹自擂，说他在广东还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得到有力的支持，打回广东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是为了要钱，他说曾垫了笔军饷1000万元，要求北京政府发还给他。

　　段对龙济光极尽拉拢，且想利用他来作为示范，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给他以热烈的欢迎。龙济光向段要求准许在北方招募新兵30营，加以短期的训练，然后由海道运赴广东，作为反攻广东的基本力量。段答应龙济光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发给他一笔军费和一批军火。同时大肆鼓吹，说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在广东仍有潜势力。

　　龙济光在北京高唱征粤时，闽粤边境的形势颇于北军不利。原来李厚基在段祺瑞的督促下，曾联合浙军进攻潮梅，不料受到粤军陈炯明的阻截，陈军且乘势反攻，5月17日粤军占领武平和永定属之芦下坝，20日占领上杭属的峰市，30日占领永定，31日占领长汀。6月2日以前，粤军以破竹之势完全取得汀州各属。

　　段祺瑞在北京又拟定了第五期作战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但在广东采取攻势。

　　6月10日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长王家襄，段曾询王究竟有多少国会议员到广东去？王说：最近又有不少议员到广东去，因此非常国会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段说：我现在将派45000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请你告诉议员们，千万不要再去广东。凡是附和南方的，一概格杀不论。

　　段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有人告诉段，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总统谈谈。5月31日段破例地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

　　6月7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亦促徐命驾入京为鲁仲连，徐向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知道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毫无目地就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倒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采取了摊牌的意见，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段出此途，表面上说，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因为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且和直系有很深渊源，徐出山，直系不会反对，段和冯同时下台，直系也可心平。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6月15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请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冯表示“不为”，于是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职位了。

　　6月19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龙济光。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由主和转而主战，至于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一定要真除，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他只好揖让，这一来他便落空了，于是只好向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庙可依，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主要人选。虽然张不是能征惯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将。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贾，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是他还是色厉内荏，他必须找一个打手。这时候，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6月20日他又由天津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披战袍，亲上前线，自然立刻答应，就是这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22日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24日令魏宗翰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28日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还是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满清只做到协统，曹锟以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还加上对他的不信任。

　　段的私心想选一个文人出任总统，所以找到了徐世昌，既然不欢喜武人为总统，则又怎会欢迎武人为副总统？因此答应曹锟为副总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曹锟既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饮酒看花，绝无南下之意。段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军事责任，而他却好整以暇，避重就轻。北京一再电促南下，他回电请先发欠饷，请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他也不答允。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四省经略使曹锟静静地在天津做寓公，既不南下，也不在北京，他向北京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北京答复他说：“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6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冯国璋所主使，后来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予以逮捕。并将日本人送交日本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