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逸事1--俺不是假冒的

jeoabad

是小说还是自传啊
令尊解放时就16岁了，那lz如果是老大，现在至少50了？
wappy 发表于 2010-2-15 17:12

不是小说。只是一时兴起，将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加上自己的理解，以及网上垂手可得的素材，写将出来。
晋商500年，够写一部史记的。目前市面作品，不如咱知道的有声色。
咱见过90的股民，70的网友。今年反正不是20。随着故事的展开，到底多大也就更清楚了。

coolboy

好故事！谢谢！

我俩大概差不多大。

击鼓传花

谢谢！狗昂！

jeoabad

BSO美貌~~~Haha just kidding

Nice read. Thanks!!
crasher 发表于 2010-2-15 17:28

Haha, 美女当是年方二八。三、四十岁自评都是人老珠黄(对不起了，女士们)，何况老妪？为老寿星烧块瓷像，埋在地下几百年，对于我辈来讲，当然需要丰富想象力了。谢谢评论！

jeoabad

晋商系列之三-- 晋商概述
感谢NL老师提起晋商，也感谢北京哥哥搬个板凳坐在下边，逼着我开了头。也感谢大家的捧场。
晋商是个很有意义的历史。它为什么成功？我觉得主要有两条，一是以诚信待人，二是凭本事做事。以上两条我都要结合历史，地理，人文逐步展开。晋商又为什么衰败？经过近几天思考，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国运。若不是那一百多年衰败的国运，很难讲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没准商界都以诚信办事？没准掌管全球金融的是华人，而不是犹太人？没准英语不是通用语言，人们见面开口先问一声“干甚”？

从网上找了些素材，加上我的一些理解作为导读，我想和大家一到，去探索一番，几百年前的中国商业界发生的事情。
首先，以余秋雨的文章作为晋商概要。
http://www.tydao.com/suwu/wenyi/baokui.htm

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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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谷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想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

    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个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从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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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一页页陈年的账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浮浅了。我怀疑我们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同情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哀伤离别。听听这些多情的的歌词就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侣，他们本可以过一种艰辛却很温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而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和他后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家族，他们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寻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彦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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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义无返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唯谷。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书的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便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萝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力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地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的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扳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可能会使我们对山西商人人格构成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岁羽（hui 四声）]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导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岁羽］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大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岁羽］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毛鸿［岁羽］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鸿［岁羽］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岁羽］，而毛鸿［岁羽］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写到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的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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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就一二家铺号的兴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然而一种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世纪性繁华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一个原因。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说实话，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年经商经验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换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使晋商败落，他们在今天也未必会显得多么悖时落伍。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体破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让史料作证。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汉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一八六一年一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

    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总不会眼看着一系列实业的瘫痪而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请愿团的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的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不无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如果这是社会革新的代价，那么革新了的社会有没有为民间商业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没有创建山西商人创建过的世纪性繁华呢？

    对此，我虽然代表不了什么，却要再一次向山西报愧，只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过某些经不住如此深问的糊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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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的山西之行结束了，心头却一直隐约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么也排遣不掉。细看表情，仍然像那张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离开太原前，当地作家华而实先生请我吃饭，一问之下他竟然也在关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他写给今天山西企业家们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海内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段。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底下还有很多话，慢慢再读不迟，我抬起头来，看着华而实先生的脸，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间听说，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经开始经商。
http://www.tydao.com/suwu/wenyi/baokui.htm

jeoabad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jeoabad 发表于 2010-2-20 17:20

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打工族雷履泰的傲骨。
以诚信待人，可以常吃亏。
但是做人，他们(雷履泰们)遵循着一定之规。他们认为，只要他们遵守这一定之规，他们的尊严就应该得到保证。他们有着自己的傲骨。
凭本事做事，这“本事”二字体现了那些职业经理们的自信。
在今天，也少有CEO敢这样对董事会的。
500年晋商的文化沉淀，就是通过这样的些微小事体现出来的。
这样的小事，在我周围，发生了很多。随着历史的展开，咱们慢慢体会。

jeoabad

晋商系列之四 -- 吃亏人常在
从前面的文章，我们看到晋商，不仅仅是在清末，而是绵延明清500多年；而且不光是钱庄，而是无所不在。钱庄是为广大的晋商服务的。
那么为什么是在“穷山恶水”的山西，出现这些商人？
我在前面总结了两条：以诚信待人，凭本事做事。
我们通过一些事例来探讨晋商的“诚信”。
请注意下面例子中，主人公母亲说的一句话：吃亏人常在。

jeoabad

资料：
http://chuchenge.fyfz.cn/art/439103.htm

一个晋商家族的兴衰  
发表时间：2009-2-21 14:50:00 阅读次数:294     所属分类：歌乐品茗（杂文）
[按]最近看了几集《走西口》，想起来我祖上也是出色的商人,只不过后来没落了。下面转我爷爷的大哥，我唤做大爷褚国荣老人（已经逝世多年，90年代初离休前为太原市二轻局局长）写的回忆录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晋商家族是如何衰落的，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的衰败，促使我大爷和爷爷参加革命。



    写回忆录是我多年的夙愿。但想到我幼年的家庭，由盛而衰，亲友由亲而疏，邻居由近而远，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所以，既想写家境的变迁，又不愿回顾往事。心情复杂，终未动笔。念及儿孙对褚氏家史一无所知，而我已到古稀之年，恐时不我待，遂旧念复萌。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日积月累，敷衍此文，语不求深，事必记实。目的无非有二：一上慰祖宗，二下诫子孙。望吾后辈勿忘过去，温故知新，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使前辈人的亮节高风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使褚氏家族随时代沿革永盛不衰。倘后者果然，则前者释虑，吾念亦足矣！
     我家祖籍是汾阳县文侯村，上四辈祖先迁居东石村。褚姓仅此一家。东石村位于汾阳西南，距城三十华里，是黄土丘陵地带，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气候干燥，粮食产量低，但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七八亩，只是广种薄收。历史上在外经商者很多，主要在张家口和外蒙古，经济来源多为商人往家汇款。东石村的地理，我以丑诗描述：说是东石并无石，黄土丘陵多沟壑。村前沙河村后路，进村先要上个坡。
      先人迁来东石村时，建了一座坐北朝南的四进大院，前后有十八孔砖窑，两间厢房。内院正面五孔砖窑，两侧各三孔厦窑。正窑前有约一丈宽七丈长、由四根直径一尺圆柱支撑的走廊，上悬曾祖父六十大寿时亲友赠送的牌匾，上书“德崇齐寿”四个大金字，为同治年所立。走廊柱子上悬嵌两块槽形木质雕刻的对联，上联是“家庭乐事无非父子兄弟”；下联是“名教真传唯是礼乐诗书”。院中间有砖筑香台，是逢年过节祭祀“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香台周围三面筑有花坛，是摆放花盆的地方。内院西侧有偏院，是厨房和堆积杂物的库房。内院有方形牌坊院门，并有屏风门。夏天打开屏风门，前后院可通风。从前院内可看到内院的满院花木。冬天闭上屏风门，既可挡风，又可隔离前后院的视线。二院东西相对两间厢房，院中放着能放四桶水的陶磁鱼缸，夏天夜晚可以在缸内洗澡。前院两旁是花圃，菱花形的砖栏，留出中间的人行通道。花圃内左右两架葡萄，每年果实累累。还有紫红色的丁香树，黄白色的金银花，深红色的芍药花，洁白色的马蹄莲，与内院的石榴、桔子、桃柳等花木，前后相映，互相争艳。每年夏天，院内万紫千红，香气袭人。花圃背后，西是石碾石磨，东是厕所粪坑。前院出来是场院，有坐南向北的五孔砖窑，是堆放庄稼、打谷晒粮之所用。牌坊大门，高大雄伟，大门的两根柱子上也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成难推开恒心不为难”；下联是“读书好耕田好要有毅力就能好”。大门两侧有二至三尺高的砖台，是供人坐街乘凉的地方。总之，这是一处设计考究、设备完善、居住舒适、封建社会农村的深宅大院。它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并为邻里所羡慕，至今仍流传称谓“褚宅”。
     院子是祖辈的艰苦创业，他们会感到自豪与欣慰，也是留给晚辈安居养生的遗产。父亲不能继承而全部易主，是他之过失。土改给我们分回四孔砖窑，是我们之荣誉。为了保护祖先遗产，我将砖窑无代价让给邻里高照树家使用，后转给李万荣，只达住房养房之目的。
     我的曾祖父名褚廷兰（胞兄廷芝少亡无后），曾祖父生有一男（祖父褚连祚）三女（大女嫁南马庄，二女嫁靳屯村，三女嫁南偏城村）。祖父褚连祚（胞弟荣祚早逝无后）娶二妻，均无嗣。父亲褚建伟（字星五，是二老姑母的四儿子，即祖父的外甥过继给祖父当儿子。母亲张其凤，祖居汾阳赵家堡，母亲年幼时迁往东赵村。父母生我们姐弟六人，姐姐巧云，十八岁出嫁，十九岁患肺病去世。我是长子；二弟国华（西安市总工会原副主席，已离休）；三弟国富，七岁患白喉症早亡，葬我家坟地下边的角地；四弟国瑞，六岁患肺炎病夭折，葬于我家马庄枕头形地内；五弟国锐，十一岁患伤寒病少亡，和父亲葬于孝义县城关，因战乱挖壕找不到尸体。我家来东石村繁衍四代，都是独门独户，直到我们这一代才成为两户。我们兄弟有六男二女，支分六户，下一代有孙男四、孙女二，他(她)们属于第七代，可谓儿孙满堂也。
     我家历代以经商为主，兼营土地为次。我刚有记忆时，家有五十亩地。先辈们都在外蒙古的大库伦（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和恰克图（现俄罗斯）经商。祖父的商店名“大泉玉”，主要经营大宗茶叶、丝绸、皮毛、瓷器，为转口性行业，即由我国南方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经蒙古运往俄国以及欧洲各地，然后将那里的工业品和蒙古的畜产品运往我国内地销售。听说我祖父进过茶山，可能类似现在的采购人员。我幼年时看到家中的用具有名贵的瓷器，有珠砂色和青瓷色、描兰花的掸瓶，红绿花的餐具、茶具；有精致的黄铜火锅、漆器；有绸缎、茶叶；有西洋的呢绒、钟表、纸张及玻璃制品；还有名人碑帖、字画、古书、古砚，如木匣装潢的《绣像聊斋志异》、《三国志》、《列国志》等。此外，还有防身健身的宝剑、西洋刀等；还有婚丧大事用的服装、靴帽、供器拜毡、宫扇彩扇、厨房炊具等。我六、七岁时，在我家正窑后室木柜内，寻找木桶的铁箍当滚铁环游戏，无意中找见一只骨雕元宝形酒杯，父亲认为是牛角制品，以五元钱卖给一个古董商，这个商人识货，知道是犀牛角杯，转手卖了一百元钱。因犀牛角是名贵药材，用它盛酒可补益身体，雕成工艺品更是价值连城。父亲无知，失价卖出，后悔莫及。但它说明，我家列祖不但善于经商，且善于收藏，可谓治家有方。父亲十五岁时，随祖父到外蒙经商，二年后，祖父在外病逝，父亲搬运祖父遗体绕西伯利亚铁路经海参崴，又乘轮船到天津返家安葬。接着祖母改嫁，父亲正年轻，家中珍贵的首饰、绸缎、器皿、古玩大都被祖母和两个老姑母席卷而走。
     父亲十七岁结婚后，二次又赴外蒙经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蒙古排汉，父亲返家。以后又到张家口、天津谋生，因无正当职业而卖掉行装，空手回家。母亲见此落魄状况，暗暗叹息。我五、六岁时，由二舅父出资，让父亲在离家五里的平陆村开一间小铺，经营中药和杂货，并以舅父的字“益寿”命名为“益寿堂”。不久，又赔钱倒闭。由于他几次经商失败，务农又吃不下苦，自感生不逢时，从此心境颓丧，意志消沉，终于吸染了鸦片，更成一蹶不振之人。同时，家庭人口增加，仅靠土地生活，可子女皆幼，耕无辅力，里里外外靠他一人，每年所产粮食，除支付雇工费和苛捐杂税外，所剩无几，入不敷出，家境愈发贫困，只好以当衣、借债敷衍度日。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当铺，借粮食。可当的又赎不回，借的也还不起，结果欠债累累，越陷越深。每年腊月，债主盈门，被迫无奈，只有将房地产抵押出去。到一九四三年，房产全部被抵押，土地仅留九亩坟地，家庭彻底破产。一九三八年春，父亲参加部队（工卫旅工作队），三九年夏因病请假回家，四零年曾先后两次来部队要求归队，但部队精简，未能如愿。四三年春，他带五弟在外谋生，不幸感染伤寒，父子二人先后病故他乡，父亲终年五十岁。
    父亲年轻时，精明能干，能写会算，能通蒙、俄两种语言。十七岁能从千里之外水陆兼程，搬尸回还。中年之后，求业不成，到处碰壁，务农无力，灰心丧志，就产生依赖祖业，坐吃山空的没落思想。所以，对他生平的评论，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怨其不振。从父亲一生教训中，我想到古人说过：“给子孙留德不留财”，“好儿不受祖上业”。孙中山也说过：“子孙不如我，要钱干什么；子孙胜过我，要钱干什么”。我尊崇这些名言，希望我的后辈亦能如此。
     母亲也是出身商人家庭。她十六岁嫁到褚家，当时，祖父已逝，祖母改嫁，父亲不久也外出远门，就由她一人主持家务。雇人耕种土地，她要烧茶做饭；收下粮食，她要碾米磨面；全家衣服鞋袜，要由她裁剪缝制；父亲失意不满，要对她发泄怨气，她忍辱负重；病魔从她身边夺去四个儿女的生命，她悲痛欲绝。她肩负着沉重的生活和精神重担，经常是半饥半饱地度日。我常见母亲独自哭泣，对天叹息。有时父亲与她争吵，我总是站在母亲一边，为母亲报不平。我想为她分忧解愁，她忍住内心的痛苦而强作笑脸，用“不受苦中苦，难得人上人”的话来勉励我。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了根。以后一遇挫折困难，就想起了母亲的教诲。参加革命后，把“人上人”的思想给革掉了，只要做一个“人中人”，即人民群众的一员。穷困潦倒的家境使母亲的身心遭受很大的折磨，加之抗战爆发，我与二弟参军，远走他乡，战斗频繁，村中谣言纷传，更加重她担忧害怕的心情。苦难的岁月，使她未老先衰，不到五十岁，行动已非常困难。尤其是父亲和五弟死后，她孤寡一个，寒窑断炊，奄奄一息。
     一九四四年春，我在晋绥第八军分区工作时，汾阳县六区游击队指导员孙德富写来的信中说，他们的部队在敌区活动时，抓到一个姓任（存信）的小贩，经审问，他是东石村人，由他打听到我家遭到不幸和我母亲的困境，要我想急救办法，他可以帮助。见信后我激动万分，我立即将信交给领导，并报告了我家的情况。领导很同情，指定由汾阳地方党委和汾阳地方武装帮助，将我母亲接来根据地，由部队抚养。我以急切心情持信到汾阳，经地方党组织通过地下关系，把母亲从日寇、阎匪统治区接出，安置在根据地边沿一汾阳边山上林舍村。村里按军属优待，米面柴水及时供给，邻居们也热心照顾，使母亲的生活有了保障，精神得到安慰，身体逐渐好转。一九五零年春，我又将母亲接来太原，和我们一起生活。谁料祸从天降，我的第一个儿子，因食物中毒不幸夭折。她老人家在子女身上受到的打击，已经流干了眼泪，受到这一刺激，突然双目失明，气喘的老病也加剧发作，她本来受尽摧残的身体更加衰弱，忧郁成疾，延缓到一九五六年春，离开人世，享年六十二岁。
     母亲是位勤劳俭朴的人。我六、七岁时，家庭还属小康，母亲也仅三十余岁，但我从未见她梳妆打扮。她为我们添置新衣，自己却改穿旧衣。饭也是让我们吃饱，她再剩什么吃什么，有时是半饥半饱。我们上集市买东西，她吩咐只买油盐、火柴等生活必须品，不让乱花掉一个铜元。我们练字用的纸，是用写过的仿纸和破烂东西换来的。以后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她又领我们到舅父家住，名为侍奉外祖母，实为投亲度荒。我们学徒在外，衣服都由母亲缝制，按季寄来，真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的家风，使我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母亲也是一位善处街坊关系的人。凡邻里办婚丧大事，向我家借披绸、红毡、孝服、靴帽、炊具的，村中闹秧歌借服装、宫扇的，她都有借必给。有户邻居分家后无锅做饭，母亲知道后，主动借给，几年不还也不去要。母亲常以“吃亏人常在”来教育我们。父亲开药房倒闭后，家中还剩有一些中成药，如红灵丹，七珍丹、万应锭等。邻居头疼脑热上门找药，她也无偿付给。有的邻居过意不去，送些蔬菜瓜果，母亲也要一谢再谢。母亲以德为邻，与人为善，在村中有很好的影响。母亲也虔诚信佛，她中年曾患伤寒，外祖母为她祈祷求神保佑，她病愈后都亲自去烧香还愿。二弟国华患小儿麻痹症，她为此到处求神拜佛。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轰炸太原，母亲惟恐我和二弟遭遇不幸，向观音菩萨许下了不吃荤不杀生的口愿，我们虽平安抵家，她也从此不再开斋。她的一片慈母心肠令人难忘。
     母亲逝世后，置棺入殓，葬于太原双塔公墓，后因建地迁坟，将母亲遗体化成骨灰，寄放乱石滩公墓。一九九五年，将骨灰盒送回原籍原院敬供。一九九八年，又将母亲骨灰盒和父亲的假棺（未找到父亲的尸体）合葬于本村金盆地内，并由我兄弟二人竖立石碑于墓前以作纪念。
     回忆我的童年，不能不叙述与我朝夕相处、患难相随的二弟国华。他一九二四年生，比我小四岁。他天资聪颖，体魄健壮，性格顽强，生性活泼。他从小不自私，能忍让，对我尊重，亲友送给他的稀罕食品或其他东西，他从不独占，一定要与我分享，从小到老，一如既往。他善交往，广结友，从小爱走亲串户，一人常年住在舅父家，有时串门就在邻居家吃住。他能把街坊的儿童组织起来，使我家收藏的刀、剑、矛、叉等器械，仿效当时农民武装“保卫团”进行操练，并由他指挥。他的模仿性强，看了国民军学校演出的话剧后，就在院子的走廊的两根柱子中间拴上绳子，搭上被子，当作幕布，自己演出话剧。因他顽皮，母亲难以管教，刚满六岁，还不到入学年龄，就把他送到学校。可是在夏季放假期间的一天，他利用中午歇晌时，悄悄跑到河里玩水，结果陷入淤泥中，他越挣扎，陷得越深。他在河中哭叫，幸遇家住岸边的农民路定国听到哭喊，才将他救起。可是衣服鞋袜都脱落在淤泥中，他裸身不敢回家，被救助者领回家，穿上他家孩子的衣服。晚上把他送到家中，他对此若无其事，满不在乎。次日路家来取衣服，家里人才知道他的危险经过。不久，他突然病倒，全身瘫痪，村人少见此病，闲言碎语颇多，有的说他耍了龙王爷的马（因学校设在龙天庙里），被地龙吸了骨头；有的说他玩水冲了水怪，被水怪抽了筋髓。本来患的是小儿麻痹症，经针灸逐渐痊愈，但这些无知的迷信说法也说明了他的顽皮在村中是出了名的。
我和二弟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但所处的家庭历史地位不同，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对接受事物也不同，就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家庭的变迁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过早地对家庭衰落感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