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三口，心里都怀着无法说出口的遗憾与歉疚，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团聚和离散。在爱与伤害的天平上，我们失衡了，且纠缠不清。
1986年初春的内蒙古，一辆大巴车颠簸摇晃在回城的路上。一个名叫孙树青的少女怀里抱着个孩子，在人挨人的车子过道中间不停地打趔趄。
“你靠在这个座位边上，把孩子给我。”一个留着过耳长发、皮肤白皙的男孩走近孙树青，一把把小孩接过，然后腾出另一只手护着她，好让她靠在座位边上。
孙树青偷偷打量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男孩，他穿海军背心，喇叭裤，斜背着一个绿军挎，与自己四目相对时还会腼腆一笑。
两人年龄相仿，很快就攀谈了起来：
“你一个人抱着孩子要去哪啊？”。
“带着我侄子回城里，你呢？”
“我刚从发小家回来。我在一中36班，你在哪个学校？”
“我也在一中，40班。”
这是孙树青与胡小斌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少年人情窦初开直白而热烈，很快他们就偷偷谈起了恋爱。胡小斌经常躲在孙家巷口的拐角处等女友，而孙树青也会把父亲刚买的烟草偷一些出来给胡小斌。
热恋是时刻都装满彼此的当下，谁都没想过以后。只有一次，胡小斌说起了未来——那天他骑车带着孙树青，忽然在一片油菜花田边停下，指了指远处说：“你看，对面那一排房子就是我家，这里面有两间房归我，我爸说，这是留给我以后成家的。”
不久之后，树青怀孕了。还在上学的孩子竟然有了孩子，这对家长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孙父扬起腰上那根结实的牛皮皮带冲女儿抽过去，但最终还是在半空中停了手。他扯着嗓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你给老子滚，从此我跟你断绝关系，孙家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东西！”
在赌气和自尊的裹挟下，孙树青从家里跑了出来，可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去哪，她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她只能去找胡小斌，这个男孩叹了口气说：“要不你跟我回家去吧。”
比起孙树青父母的激动、暴怒，胡小斌父母的态度倒是不咸不淡。胡母带着几分不情愿说：“那你先住在小斌的那间房子里，改天我跟你叔叔去找你爸妈提亲。”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孙树青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但胡小斌的父母却丝毫没有要去提亲的意思。胡小斌也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孙树青一个人在他的那间房子里生活。每天一到饭点，胡母会做两种饭：一种有肉有蛋，给她的儿女们吃；另一种只有青菜汤和玉米面馒头，是给孙树青的，而且馒头只给一个。即便如此，怀孕的孙树青还是很皮实，除了左腿有些疼，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
每天早上，孙树青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大门口，站在那里望啊、等啊，她怎么也不相信胡小斌会逃避，甚至一跑了之。但直到她生产，胡小斌都没有出现。
1987年4月的一个深夜，孙树青在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婴，不同于别人家添丁进口的喜悦与隆重，第二天她就被胡小斌父母匆匆接回了家。胡母心疼住医院一天得花不少钱，说：“你这腿疼回家养着就行了。”
内蒙的初春风沙大，每天夜里，肆意狂卷的大风刮起来没完没了，风声就像鬼怪幽怨的哀嚎。胡小斌的那间小屋背后是一片荒地，呛人的土腥味儿从窗缝直往里钻。产后没几天，孙树青左腿的病情恶化了，大片的皮肤开始溃烂。她每天都被钻心的疼痛折磨，疼到都顾不上刚出生的儿子，别说站在大门口等胡小斌了，连下地走动都成了一种奢望。
一天，孙树青正靠在床头休息，忽然听到邻居们在窗外议论：“你们听说没，老胡家那口子把刚出生的亲孙子给卖了，这老太婆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啊……”她气得差点昏过去，可那时候她连翻身都困难，什么都做不了。
当孙树青的母亲偷跑出来看女儿的时候，发现那间小屋里充斥着屎尿味，干馒头就散落在地上。孙树青已经瘦成了皮包骨，蜷缩在褥子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看到母亲来了，孙树青大喊一声“妈”之后便失去了意识。等再次醒来，她周围围满了人，有医生，还有父母兄弟。医生说孙树青得的是骨结核，但送来的太晚了，把病情耽误了，“你们商量着给孩子准备后事吧”。
孙树青挣扎着伸出手，抓住了母亲的衣服：“妈，我想回家了。”
孙树青回家的第三天，胡小斌来了。他一进门，就直接从绿军挎里掏出了两沓子钱对孙父说：“叔，我把我那两间房卖了2500块钱。我要带树青去山西，听说那里有个大夫能看这个病。”
尽管孙父对胡小斌不满，但眼下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那时这个内蒙小县城的医疗条件还十分落后，外出求医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小县城大街上连汽车都见不着几辆，孙家大哥连夜借了辆马车，把两人送到县城边上的汽车站，胡小斌买了第二天一早去张家口的车票——到了那里，才有去山西的火车。
在火车上，孙树青来了例假，因为腿部溃烂，她根本没办法独自料理。但要强的她不肯让胡小斌帮忙，一路上不停地啃冰块儿来“止血”，剧烈的腹痛和腿疼，让她一度出现了濒死的幻觉。
三天两夜，他们终于辗转到了山西。医生说孙树青的病确实被耽误了，但也能治，随即开了2000块钱的药让她拿回去吃，说以后就算好了，也要终身忌吃韭菜和驴肉，“还有个问题，她的股骨头已经严重脱位，以后就算康复了，腿也会变成一长一短，如果现在做牵引的话，还能恢复正常”。
医生的话让胡小斌感到无力，付完药费之后，他兜里只剩下回去的路费了，根本没钱给孙树青做牵引。
孙树青知道他的难处，就问：“我的病要是真能好，但是腿瘸了，你嫌弃我不？”
“我不嫌弃。”
“那咱们带着药，回家！”
后来，树青在炕上整整躺了11个月，也吃了11个月的药。渐渐地，她可以坐起来了、可以站了、还能用父亲给她做的双拐练习走路了。街坊邻居都说老孙家的小女儿命可真大，但他们没有把话说完——孙树青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左腿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孙树青康复后不久，胡家就得到了迁回盟市的指标，可指标是按房分配的，卖了房的胡小斌失去了资格，只能继续留在这个小县城里。孙家大哥见他无处可去，就在县城边上给他租了一间便宜的小土房。
为了让女儿女婿有口饭吃，孙树青的父亲在酒厂给胡小斌找了一份挖酵子的工作。当时挖酵子每月能赚98块钱，有一个月发了工资之后，胡小斌径直跑向县里最大的百货大楼，把孙树青悄悄看过好多次的墨绿色皮夹克买了下来，付完钱，他兜里就只剩1块钱了。
1994年夏至，小城里下了一场淅沥沥的小雨，胡小斌的女儿在出租房里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其实得过骨结核的人是不宜生育的，因为生产的时候要冒一尸两命的风险。但我妈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她最终选择冒险留下我，后来频繁地搬家，也都是为了我。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妈就已经搬过7次家。他们像浮萍般在小县城里飘来荡去，似乎是从他们相遇那一刻起就注定的命运。为了能给我一个相对舒适的生长环境，我妈在她的能力范围内换遍了房子，我们一家三口住过常年见不着太阳，阴冷潮湿的背阴南房，也住过让我整夜啼哭、无法入睡的“凶宅”。
妈妈一生要强，不怕人也不惧事儿，但她最怵的就是和房东打交道。连年上涨的房租，扯不清的水电费，倒一盆水就能引发骂街和争吵……这些搅拌在日常里的琐碎，让她和我爸两人原本就困窘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
后来，妈妈总跟我说：“你别看这些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但到现在我都历历在目，想起来也还是心寒。无论到哪儿，都是人吃人。”
我从没过问她具体的细节，因为所有的委屈，都被她简化成了“欺负”二字。
2000年，妈妈去舅姥爷家送东西，碰巧遇到了来做客的周老师。谈话期间，周老师提了一嘴，说他父母不在了，自己要和老伴儿去海南定居，打算把一直没人打理的老房子卖出去。这房子离舅姥爷家不远，只隔了五六排平房，走个三五分钟就到了。
周老师走后，妈妈怯怯地跟舅姥爷说：“舅舅，你知道周老师家的房子卖多少钱不？我想去看看。”
得知我妈要看房，周老师一边费劲地捅着已经生锈的门锁，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姑娘啊，这房子你肯定看不上。”
大门好不容易打开了，只见两间砖土混合结构的小正房蹲在眼前。外墙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黄土印子，木门还能依稀看到一点蓝色，一打开就咯吱乱响，屋内年久失修，破败不已，空气中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儿。
我妈回忆说，当时她一点儿没觉得这房子破，满脑子就想着房子的价格以及怎么买下它。因为只要买下，她以后就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过日子了，但周老师开价6000块，着实让她吓了一跳——当时，我家所有的钱拿出来才刚够600块。
周老师人很好，看在我舅姥爷的面子上，答应让我妈先交2000块钱搬进去住，剩下的钱再一点点补齐。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高兴之余，我妈又转念一想：“这差下的1400块又从哪里来呢？”
那段时间，我妈每天都拿着笔算啊算，却怎么也凑不成那2000块的“首付”。我爸脸皮薄，亲戚又大都自私无情，所以筹钱这事儿他束手无策。看着我妈一筹莫展，他说：“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儿，老子就他妈是个没房的命。”说完，他把炕桌狠狠地摔在地上，试图用最无力的发泄方式让我妈放弃买房。
妈妈性子要强，又认死理儿，经人这么一闹，她终于狠下决心，想着，无论有多难，这房子是非买不可了。她从舅姥爷和两个舅舅那里凑出了1400元。为了借钱，她强忍着两个嫂子夹着冷嘲热讽的“哭穷”，最后怀捧着一堆5块、10块、20块的钞票，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样，从舅舅们的家里仓皇逃离。
长大后，我经常听人们把“贫穷”和“尊严”放在一起讲，这样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妈妈借钱买房的这段经历。我想，大概是因为心里有爱撑着吧，妈妈才会用尽一切办法借钱买房，哪怕在过程中卑微受辱，她也要给我一个家，免得我小小年纪就随他们四处奔波流离。
我6岁这年，爸妈第10次搬家，终于搬进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真正意义上的“家”，往后所有的悲欢离合，都盛在这个砖土混合结构的平房里。
第一次进家门，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由于周老师疏于打理，被雨水泡烂的大门，只要轻轻一碰就“咯吱”乱响，屋内多年未清的污渍随处可见，地上的红砖上长了霉斑，怎么看都不像新家。但爸妈却兴奋不已，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从早到晚擦玻璃、擦门窗，组装屋里留下来的一张破床和一些残损的桌椅板凳，最后还收拾了家里院外所有的垃圾。
当时爸爸在外做零工，一天不住气儿的体力活干下来，饶是个壮年男人也遭不住。为了让他晚上回来能好好休息，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拾掇房子，这样他晚上下班回来，“大活儿”基本都出了眉目。
几天后，房子变了模样，妈妈又开始规划如何“美化”新家。“债多不愁”，她拖着一条病腿，先去买了市面上最便宜的地板砖，又从五金店里拎回一大桶白油漆，还到工地上偷装了几袋人家筛剩下的沙土。
因为找人铺地砖需要花钱，爸爸干脆自己上，夜晚回家，他刨起那些发霉的红砖，在屋里的地面上铺一层新土，抹平，再把白底粉花的新地砖轻轻地放上去。每铺完一块儿，他就我喊过去：“闺女来，你站上来，用小脚先踩踩中间，再踩踩四个角。”我在上面蹦蹦跳跳踩半天，最后爸爸才拿出一个黑色的橡胶锤“砰砰”锤几下，一块儿砖就算是铺好了。
另一边，妈妈精神抖擞地爬高上梯，把门窗再擦扫一遍，认真地给每扇门窗框刷白漆。经过这般没日没夜的一通翻新，老房子焕然一新了，但屋里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能摆出来的家具。最大件的家具还是妈妈从奶奶那里抢来的一个黄色旧衣柜。一个绛紫色储物柜是周老师留下的，剩下的就是一张正方形的矮脚桌和几个高低不一的板凳了。它们规整而疏离地摆放着，显得这家很大很大。
转眼到了夏至，我要过生日了。可能是因为搬了新家的缘故，这一年我的生日蛋糕比往年的都大，妈妈还特意嘱咐糕点师傅在上面裱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家里没有饭桌，我们一家三口平时都是分开吃饭的——妈妈架着矮脚桌，一个人坐在板凳上吃，我和爸爸把那个绛紫色储物柜当桌子，围着它吃饭。储物柜的台面最多也就20公分宽，当那个“大蛋糕”放上去的时候，我得用手一直托着露出来的那一边。但这一点也没减少我的愉快心情，我那天唱了生日歌，许了愿、还吹了蜡烛。爸爸的胳膊倚在窄窄台面的拐角处，妈妈坐在一旁边的矮凳上，都不说话，只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就在我大口大口吃蛋糕的时候，爸爸突然严肃地说：“闺女，等明年你生日，我们一定能有一张放得下生日蛋糕的桌子。”
住进新家，意味着爸妈的“还债之路”才刚刚开始。一天，我从姥姥家回来，一进大门就看见两只粉白的猪崽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爸爸正在墙根儿卖力地和泥，妈妈把过去用来铺地的红砖一摞摞码好，再挑拣出能用的整砖放在他手边——他们在盖猪圈，还打算搭建鸡笼、兔笼。
往后的几天，我家的院子里又陆续迎来了三只兔子和十几只小鸡。为了养活它们，妈妈每天天不亮就去蔬菜批发市场里捡拾剩菜叶，去饲料厂排长队买限量低价的麸皮。爸妈合力把我家小院变成了一座“会生钱的动物园”，也是从这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喜欢上新家的一切——他们并不知道，大人无奈的谋生手段，竟让孩子收获了童年里为数不多的一段快乐时光。在那几年艰难还债的日子里，“家庭动物园”就是我心里的一处桃花源。
妈妈是个体面人，每天清早，她都会花大量时间来清理动物们的粪便，生怕这些家禽、家畜的味道会影响左右邻里。她跟我说：“抛开金钱和地位，邋遢也是低人一等的一种。更何况我们的邻居都是二中德高望重的老师，咱得给人家留下个好印象，以后你有问题去向人家请教，人家才不会反感你。”
这房子是妈妈误打误撞买的，我们住进来以后才发现这片区域曾是附近学校的家属房，我家周围住的基本都是老师。我家旁边紧邻着一所小学，和县城的重点中学也仅有一墙之隔。她忍不住跟我炫耀：“看我当时多有远见，一买就买了个‘双学区房’。”
靠山吃山，妈妈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比养牲畜更赚钱的路子——当时二中的宿舍不够用，很多外地学生需要在校外租房住，周围有闲置屋子的住户开始招揽学生在自家住宿，还衍生出两种付费模式：一是现金结算，包吃住；二是自带面粉、土豆等食物，只用交住宿费。
二中开学报到的当天，妈妈凭借着利牙快嘴，在一众房东中脱颖而出，顺利招揽到了8个学生来我家住宿——其实有住宿意向的学生不止这8个，但无奈我家空间有限，她只好忍痛放弃。
此后，我一直和爸妈住东边的屋子，那8个学生就被我妈安排在西屋住。床是爸爸用砖头和木板櫈起来的大通铺，床下可以放行李和洗漱用品，中间空地上摆着一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可折叠大方桌，三四条板凳供学生们读书、写字用。
妈妈每天早上都要给学生们做早餐，爸爸心疼她辛苦，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半小时，多削些土豆备出来，再给和面的大盆里舀满面粉，然后再去上班。他经常嘱咐我：“敏儿，你妈带着一条病腿每天忙里忙外的，太吃劲儿了。你以后写完作业别光顾着跑出去玩儿，多给你妈打打下手。”
妈妈管理学生极其负责，做饭又有滋味，学生们口口相传，有的考上了高中后还会推荐学弟学妹来我家住宿。凭借着好口碑，我妈再也不用去二中门口抢学生了。这个营生她一做就是多年，不仅满足了我家三口人的吃食开销，也让她和爸爸提早还完了房债。
手头富裕之后，爸妈请了专业木工把家里重新翻修了一遍，地砖换成了大理石的，木窗换成了钢窗，房间里打了隔断，还添置了几件九成新的二手家具。除了不能在屋里洗澡、如厕之外，这间重新翻修过的土平房基本和楼房没啥差别了。那时县城里的楼房还很少，我家的“豪华”平房已经算是很高级的了。
爸爸还在院子里用砖垒了一个小花坛，移栽了几株草莓秧。等到第二年，草莓秧的藤叶越攒越多，铺满了整个花坛，郁郁葱葱的，和窗明几净的屋子共同融为一景。
妈妈很骄傲地说：“刚搬来的时候，咱家的房子是这一片儿最破烂的。你再看看现在，谁不羡慕咱家？你记住，人呐，就算再难也得给自己争口气。”
在平房居住的10年里，我上完小学再念初中，家里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姥爷姥姥相继去世；爸爸因意外事故落下了不可逆的腰伤；学生们都在学校住宿了；爸妈在二中附近开起了小食堂……这个家在一点点完善起来的同时，也见证了许多时间带来的变故，甚至在我印象里一向恩爱的爸妈，最终也难逃疏离的命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总喜欢在晚上出去，有时半夜翻墙回来睡觉，有时彻夜不归。妈妈胆小，爸爸不在，就意味着她整夜整夜地担心、失眠。很多个凌晨，我和妈妈在街上找爸爸，怕他一个人在外头会出什么事情——其实他什么事也没有，就蹲在街边昏黄的路灯底下抽烟。每次他看见我，总是淡淡地说一句：“这么晚了，快跟你妈回去睡吧，爸一会儿回食堂睡。”
一次晚饭后，爸爸穿好外套又要出门，妈妈拉住他哀求道：“今儿就别走了行吗？孩子快中考了，别影响她。”
还没等她说完，爸爸用力一扬手，把她甩倒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说：“不走？不走老子压抑！”说完便摔门而去。
那时候我恨爸爸，不理解他口中的“压抑”究竟从何而来，后来我长大了，回想起以往的种种，似乎才明白了一些——妈妈受难半生，那些痛苦的经历把她本就要强的性格催化成一种近乎野蛮的霸道。她的行事逻辑逐渐变成——只要不受制于人，就要拼命控制人。大到家里房子翻修的风格，小到晚饭吃什么，她都要一手包揽，从不过问爸爸的意见。她觉得把我和爸爸护在身后那就是她掏心掏肺的爱，可她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言行打击了丈夫的自信，甚至伤到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一次，爸爸出去买黄豆芽，却错买成绿豆芽。回家后，妈妈就劈头盖脸地一顿骂：“没有我，你看看你能干成什么？”爸爸全程沉默，又折返回去换了一包黄豆芽。
这样的情景，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2010年8月底，我上了高中，爸爸的“半夜出走”终于演变成了“罢工”。
那天一大清早，妈妈从批发市场买完菜回来，发现爸爸还蜷在食堂的沙发上呼呼大睡——以往这个点儿，他已经准备好了中午的主食，就等妈妈回来备菜、炒菜了。
为了不耽误学生们中午用餐，妈妈只好一个人不住气儿地把活儿全干了。她先蒸馒头、焖米饭，又摘又洗，接着炒菜，最后还要洗锅、刷碗。
本以为爸爸“罢工”只是偶尔闹闹小情绪，没想到后来竟成了一种常态。有很多次，妈妈都哀求他：“咱们把摊子做起来不容易，你能不能坚持一下，等这届学生毕业（咱就不做了）。以后敏儿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咱们趁这会儿能攒就多攒点……”
“你就让我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跟你围着锅台转？我做不到！”
刚开始，妈妈还能独自坚持，但后来身体实在扛不住，请人也不划算，只好退掉学生们预付的饭钱，关掉了小食堂。眼看着已经小有起色的事业瞬间崩坏，丈夫又对自己使用冷暴力，妈妈觉得自己又一次被命运逼到了墙角。
除了多年前去过一次山西，妈妈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县城。这次她狠狠心，决定一个人离开。临走前她对我说：“你长这么大，我几乎一步都没离开过你，但现在看来只有妈走了，你爸才可能不往出跑，你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妈妈走后不久，我家的房子就接到了拆迁通知。巨大的挖土机轰鸣着开过来，我们经营了10年的家在瞬间就变成了一堆废墟。
重建和回迁需要很长时间，爸爸拿着租房补贴在我就读的高中附近租了间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俩一直在那里住到我高中毕业。期间，妈妈回来看过我几次，一般会留下来住几天，做几顿好吃的饭菜。一家三口在狭小的出租房里一言不发地吃饭，然后各自散去，就像搭伙的室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完整”、“团圆”这些词让我打心底里觉得它们奢侈而无意义。就像是回迁后属于我家的那套楼房，再没有人会像当年那样付出努力去经营，只会显得愈加冷清，最终变成一套没有人气的毛坯房。
每次离开前，妈妈都要送我去上学。路不远，一般都是我沉默地走在前头，她哭着跟在后头。我不敢回头看，只会加快脚步，在进校门的那一刻背对着她大喊一声“再见”，再偷偷抹去挂在脸上的鼻涕和眼泪。
高中3年里，这样的潦草告别一次次上演，只有一次，我回头看早就哭成泪人的她，问：“妈，回迁的楼房马上就要交付了，而且听说很快就能领到钥匙，我们有新楼房住了，你愿意回来吧？”
这个问题在我考上大学之后也没有得到答案，因为我阴差阳错地考到了妈妈所在城市。现在想来，命运似乎一直让我在父母之间选边站，而我就在中间来回摇摆。
2015年，妈妈在一次晕倒后被送进医院，查出了癌症。偌大的城市，只有我俩相依为命，我一边编着谎话安抚她，一边偷偷地给几千里之外的爸爸打电话：“妈妈的病理切片结果出来了，是癌。”
话音刚落，爸爸在电话那头像个孩子一样泣不成声，他带着哭腔说：“没事儿的闺女，你再坚持坚持，爸尽快带着钱赶过去。”
两天后，他带着同事的捐款和家里所有的积蓄，风尘仆仆地赶来医院。他身上的衣服早被汗湿透，洇出白色的纹路，眼睛里遍布红血丝，青黑色的胡茬爬满了下巴，整个人十分疲惫。
此时妈妈已经从一个个光头的病友身上猜到了自己的病情，她一言不发地盯着天花板流泪，看见爸爸也没有说一句话。爸爸匆匆看了眼她，直接去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等我打水回来，看见他正坐在凳子上拆筷子。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羊蝎骨，听闺女说，你最近都没咋吃东西。快趁热多吃点儿，一会儿凉了就不能吃了。我还记得那会儿家里没钱，过年买上一点儿你不舍得吃，都给了我跟闺女。一晃过了这么多年，你看闺女都长这么大了……”爸爸一边说，一边哧溜哧溜地往回吸鼻涕，憋眼泪。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的劝说起了作用，这一顿妈妈吃了不少，期间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你一会儿让闺女早点送你去车站，回去好好上班，我没事儿。”
当天晚上，爸爸要坐11点半的火车赶回去，他一边急匆匆地走路，一边嘱咐我：“闺女，你照顾你妈之余一定不要耽误了学习，也不要想着钱的事儿，爸都能解决。实在不行咱家还有回迁的楼房，没装修应该能卖得上价钱。”
我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就急急忙忙地跳上末班车往医院赶去。盛夏的夜晚，公交车玻璃倒映着城市的灯火通明，街边纳凉的人三五成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打着明快的口哨。我疲惫地靠在车窗玻璃上晃神，希望车子永远不要停，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没有归处。
按照医生给的治疗方案，妈妈需要做8期化疗，每期费用大概在6000到7000元左右。
一天，爸爸打来电话，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开心：“闺女，爸又找了一份工作。我算了一下，这样每个月赚的钱基本够你妈治疗一期的费用，钱的问题一解决，你就能安心陪着你妈治疗了。”
妈妈的化疗期大概持续了4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在这段日子里都承受着各自的疲惫和痛苦。当最后一次治疗做完，医生宣布化验指标达到正常值的时候，妈妈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搂住我，放声大哭。
那时她还戴着假发套，但头皮上已经冒出了一层薄薄的茸毛，我轻轻地摸着她的头顶说：“妈，这次你能放心地长头发了。”
妈妈出院后，爸爸仍然会按时把大部分工资打到我卡上，并在电话里一再嘱咐：“多给你妈买有营养的东西吃。”
在一次通话中，我听到那头有王叔的声音——他是我们以前的邻居，一家子正要出门去订装修材料。原来回迁房已经交付，大家都在忙着装修新房，我家的房子虽然保住了，却没有一点闲钱去装修它。
爸爸故作轻松地对我说：“闺女，反正你跟你妈现在也不回来，所以咱的房子，老爸就一个人慢慢装。你忘了，咱们当年不也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吗？爸先拿这个月的工资改水改电，用下个月的工资去买地板砖，慢慢的这房子不就有眉目了嘛。估计用不了两年，你们回来就能住上新房了……”
没错，当年我们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同的是，这次修房的主力由妈妈换成了爸爸。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我们拥有了一套新房子，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把它变成一个家。
在之后的两年里，爸爸一个人在老家洗衣做饭，上班攒钱，跑材料监工。为了省钱，一些没有太大难度的技工活都是他亲力亲为。在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新房终于装完了，我一回家，爸爸就兴奋地拉着我去看我的卧室：“你看，这个壁柜是爸攒了两个月的工资找木匠打的，卫生间的防水是我自己做的，跟专业的几乎没啥差别……”
他拉着我在房里四处走动，不断回忆细节，看着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絮絮叨叨，我觉得好笑又心酸。时隔8年，在被推倒的废墟之上，又一个房子被重新买回来，可是很多东西已经变成永远的缺憾了。
妈妈病愈后不再工作，我大学毕业就留在这个城市，一边工作一边陪她养病。每年她都要做两次检查，生怕哪一次指数异常，又会回到那个噩梦中去。
辛苦了20多年，最后发现，我们还是回到了原点——我们仍在异乡租住着一间很小的房子。很多个失眠的夜晚，我会悄悄爬到妈妈的床上跟她聊天。
我曾问她：“妈，你就没想过要回去吗？”
“没有。”回答干脆得让人猝不及防，她靠着床头，脸侧过窗边，月光把她的泪痕照得亮晶晶的，“如果没有你，我跟你爸应该早就散了。妈在这儿虽然举目无亲，但家是我永远的伤心地，走到现在这步，我做不到若无其事的回去和你爸再像以前那样继续生活，我们注定是回不去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玄妙，有些人可能注定要共苦，却不能同甘。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只晓得他在老家找了一份夜间保安的工作，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值夜班。他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多赚点钱，但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想在傍晚回家，不想独自面对那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夜晚。
我们心里都怀着无法说出口的遗憾与歉疚，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团聚和离散。在爱与伤害的天平上，我们失衡了，且纠缠不清。
我和妈妈还是会回家过年。一进腊月，爸妈互相通话的次数就变得多起来：“这个鱼咱家那边没有，你没吃过，我多买几条带回去给你尝尝。”“你现在还是穿二尺六的裤子吧？内衣今年买一套灰色怎么样？”
等我和妈妈拎着大皮箱小提包坐上回家的大巴，就意味着春节越来越近了。车从清早一直开到深夜，车窗玻璃也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进了县城，我伸手使劲儿抹了抹，窗外蜿蜒的路灯排成长而明亮的灯带，直指家的方向。
车还没停下，我老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冲车子挥手，动作很夸张。下了车，爸爸就赶紧走过来，一手拉大皮箱，一手扶着妈妈，给她的左腿借力。他的嘴巴不停地讲：“这天儿也太冷了，那边天气应该比咱这儿好多了吧，咱们赶快走，我锅里还炖着羊蝎骨呢。”“你妈每次一打电话就跟我说羊肉还是咱老家的香。对了，你安叔送了我一斤正宗的保定酱驴肉，一会儿回去你尝尝，真香呢，可惜你妈她不能吃……”
我跟在他俩身后，寒冷干燥的空气里，滚烫的热泪不合时宜的让眼镜上起了一层白雾。
终于到家了，宽敞亮堂的房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刮得平展的白墙上贴着显眼的红色大福字，冰箱也早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都是我和妈妈爱吃的东西。这时，妈妈会把大皮箱放倒，一件件地往外掏年货，还有给爸爸买的新衣裳、新剃须刀……
除夕一大早，我拿出精心挑选好的春联和花灯，亲手把它们贴挂在新家的大门上，然后把家里目所能及的地方都贴上装饰品。经过这一番装扮，家里马上就热闹喜庆起来，仿佛一下子就赶走了一年的清冷孤单。
晚上，我们三个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爸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我小时候的趣事，聊当年无米下锅的窘境，还会回忆他们的学生时代和共同的朋友。我时常听着听着就晃了神，眼前日渐疏离的三个人，明明曾共情痛苦，也分享甜蜜，既然有那么多共同的经历，却为何还要在新的一年各奔东西呢？
我想到自己特地挑选的那副对联，未见文采典故，也不讲究平仄对仗，只是最简单直白的祝福和希冀：“甘甜最是团圆日，幸福长存和睦家。”
新的一年，就让它提醒我们珍惜往后的每一次团圆吧。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