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业中国”系列｜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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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环保风暴，让我们透支的梦醒了丨寻业中国

原创： 刘明 人间theLivings 2019-07-30

遍地都是就业岗位，你不需要多高的学历或专精的技能，只要舍得一身力气，衣食用度就不愁没有保障。没有人去想，这样轻松的生活是以破坏环境、损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更没人想到，这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会在未来某个日子踩下急刹车，让自己措手不及。

配图 | GettyImages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1

我的家乡在鲁南地区一个三线城市的市辖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撤镇划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陶瓷、钢铁、水泥、焦化等高污染的重工业在这片土地上开始野蛮生长，成为了本地区的支柱产业。

工厂企业遍地开花，大量的用工缺口使得周边县城务工人员海量涌入，然后是一座座商品房拔地而起，房价开始起飞。这个原本土地贫瘠、改革开放以前被外县人嘲笑“亩产粮食两个裤兜就能装下”的地方，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成为了本市的“经济排头兵”。

从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生计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些产业相关。这些产业在本地深耕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上下游链条，或许你可以衣着光鲜地站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隔着落地窗俯视这座城市，但支撑你生活的，还是身后那些高耸的烟囱。我高中班主任曾说：如果某个本地大型实业集团的效益不好，“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工资可能都要延期”。地方税源对于重工业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环保”在我们这里曾只是政府下达给企业文件中的用词而已。即使在2008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备战奥运会的前夕，所谓的环保工作也不过是各单位派人参加一两场耳提面命的专题会议，几辆考斯特下来检查一番，一阵风就过去了。多年以来的工业发展让地方政府税收得以保障，人们收入得以提高，对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政府选择无视，老百姓选择忍受——重工业是税收大户，税收乃国之命脉，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环保”，怎能撼动得了重工业这棵大树呢？

可我们都错了。

2015年年初，全国各地刮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环保风暴”，晋冀鲁豫4个工业大省成为了“重灾区”。

2009年初，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的我，经陈维远介绍，进入本地一家煤炭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老板个人的发迹史，可以说就是本地经济发展史的缩影：上世纪八十年代，高中毕业没几年的老板开着拖拉机往返于本地煤矿和电厂之间，筚路蓝缕，成为村里第一辆“幸福250”的主人。后来跟着经济大势，老板一路顺风顺水，生意渐渐做大。2008年经济危机，他看准市场，成功抄底，将公司规模带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省内产量最大的民营洗选煤厂，厂内新增300多号员工，年利税区内排进前10。

公司效益好，工资、福利待遇也高，当时我为能进入这家公司而很感谢陈维远。

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家年营业额过10亿的公司外表看起来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其实腹中空空、根基不稳：

厂区占地400亩，可真正的生产厂房算下来连20亩都不到，大部分的厂区只作露天存放煤炭使用。厂长以前是搞基建的工头，跟老板是亲戚，厂区基建完成后就跟了老板，成了生产厂长，生产、销售、财务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老板本家的亲戚。厂房里只有一套2000万的洗煤设备，一间单独的密控室里，几个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经过培训后，根据生产需要对着电脑输入固定的数值，就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了。

老板曾说过，这个行业门槛太低，没有核心技术可言，比的就是资金而已。有很多煤炭贸易公司甚至连生产厂区都没有，左手买右手卖，赚个差价，说是皮包公司也不为过。

家族企业在人事上本就难于管理，那几年管理上的漏洞越来越多，只是都被公司的快速发展所掩盖了。大家都自命不凡地认为公司连年递增的效益归功于自己的才干，殊不知公司只是风口上的那只猪而已。

当然，这都是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的——刚进入公司那会儿，我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西服衬衫，一手公文包一手茶杯，开着公车进进出出，满脑子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腾不出空来想这些。

陈维远是我中学同学，坐前后桌，关系要好。他的舅舅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由于这层关系，实习期后我就进入到了公司核心部门销售部。煤炭销售不必坐班，完成每个月的既定销售额是公司对我们的唯一要求，每个销售员单独负责一块业务，根据销售额领取提成。

销售部有十几位同事，其中一位叫高邦彦。此人年龄比我和陈维远大六七岁，进入公司比陈维远还要早好几年，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关系背景，又不屑于钻营，所以跟我和陈维远一样都是销售部基层科员。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一头短发根根竖起，像他的性格一样耿直、不屈，平时少言寡语，与科室众人不远不近，倒是跟我和陈维远脾性相投，后来渐渐跟我俩成为好友。

下游用煤企业就那么多，其他人的业务都是做熟了的。我的业务在陈维远、高邦彦的帮扶下，半年以后渐渐稳定了下来。当时公司规模大、声誉好，销售的煤炭质量过关，下游焦化企业用煤缺口大，跟他们签下一份长期合同并没有我预想中那么难。

入职一年左右，我每月的固定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再加上每个月可以报销的业务费用，以当时我们这里房价每平3500元左右的物价水平，我很满意这份收入。

做业务的人总有一些多报费用的“歪招”，大家心知肚明，互不揭穿。曾经有一位出差回来的同事，贴的报销单中有一张高速费的定额发票还带着轮胎印（他在高速出口附近捡的），被我当笑话。陈维远就提醒我：报费用别太较真，以免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痛收之年，小麻雀能吃多少！”他如是说。

彼时高邦彦比我收入略高，陈维远由于他舅舅的关系，业务量比我们多些，收入也是我们仨当中最高的。他好热闹、爱玩，每月下旬我们完成既定工作后，他就拉着我和邦彦，假借办业务之名开着公车溜出去玩——或是去湿地公园钓上一整天的鱼，或者约上几个人打酒伙，往往中午的酒场还没散，下午的就又约好了，甚至还有时我们会开车200公里去海边吃一顿海鲜，下午下班打卡前再一脸认真地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

当然并不是只有我们仨这样偷奸耍滑——有一次去湿地钓鱼，就撞到了另外两位同事，大家都是翘班，为避免尴尬，我们调转车头另找地方玩去了。

总之，那时无忧无虑，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相处的日子久了，我对高邦彦有了更多了解。

邦彦的父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里“工业大发展”的时候，土地被征收，成了失地农民。只会种地的他们只能放下锄头，到工厂里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赚着最微薄的收入。

邦彦弟兄3个，他排老大。老二最早结婚，给他买房几乎就花光了他们父母的积蓄，可老二却不争气，好吃懒做，后来老婆忍无可忍，扔下3岁的儿子跑了，两位老人自此又担负起抚养孙子的任务。老三倒是本分，是个快递小哥，天下父母疼小儿，眼看老三马上而立，没房哪有资本谈媳妇？老两口便把养老的钱拿出来，给老三付了首付款，在一个偏僻的小区买了阁楼，算是尽了最后一份力。

对于这些，邦彦没有一句怨言。2007年，31岁的他结婚时没向父母要一分钱，自己积蓄不够买商品房，就在父母老房子附近买了3间平房，自己粉刷一遍做婚房。那时年轻人还在农村自建房结婚的实在不多见了，当时去参加他婚礼的同事看到那3间平房，都露出了讶异的表情。好在上天垂怜，邦彦找了一个愿意跟他同甘共苦的媳妇。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买3间平房的钱去付首付，按揭住商品房。邦彦说：“老二的孩子扔给我爸妈，幼儿园一个月最低也要六七百的学费，老两口连个退休金都没有，我总不能看着我这侄子不上学。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街道打扫卫生，非说不累，一个月挣七八百，我也还得接济着他们些。算来算去，还是怕自己承受不了每个月的按揭。” 

公司销售部十几个人，只有邦彦没买车，上班期间有公车，下了班就骑电动车回家。连我工作之后，家里都挤出钱交了买车的首付，说以后的分期自己还，免得工资乱花。我想，如果邦彦能像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帮他一把的家庭，他的生活要比现在轻松许多。

2010年五一“黄金周”之后，公司在市区五星级酒店召开了一场高规格会议，请来了山西一家大型国有煤企的领导，与这家煤企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我们拿下该煤企旗下一个优质煤矿的销售代理权——这意味着我们基本能把这一煤种垄断，把采购价格压低，从而获得更高、更稳定的利润。

地方电视台也来做了报道，会议最后，老板自信洋溢地在总结致辞中说：公司未来还要寻求上市，要组织高层领导每年一次欧洲游、中层领导港澳台游，要让所有员工以在此工作为荣……

在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牢牢握住货源，我们个人的业务量也随之增长。常常能见到银行的经理们找上门来，主动降低贷款门槛，以期能分得一杯羹。民间资本也望风而动、紧随而至，大量热钱涌入。

大河涨水小河满，公司员工的薪资待遇普遍有了明显提高。此前高邦彦外出办业务，开的是一辆1.6L的“捷达王”，用车时得去车队领钥匙，车还常被别人开走。如今高层领导陆续换了车，换下的车层层沉淀——副总的配给分公司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换下的再配给部门经理。我们销售天天在外面跑，对车的需求最高，之前缺车的时候只能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出门，现在基本解决了用车需求。虽然公司制度在原则上不给分公司总经理以下的职务人员配车，但老员工们都想“护”下一辆公车自己“专用”。

邦彦也一样，他把那辆捷达王来了个内饰大清洗，再换上一套新坐垫、脚垫，然后去车队告诉队长“最近业务有些忙，下班也不按点，钥匙就先自己带着了”。车队队长那时也刚“护”下了一辆上面换下的老君越，论职务，他也没资格配车，所以乐见大家都这样，好“罚不责众”——自然就做个顺水人情，一口答应了邦彦。

为了避嫌，陈维远的舅舅没让外甥配公车，我进入公司时间短，资历浅，自然也没轮到。巧在我们仨的家在同一方向，邦彦家最远，每天稍微绕点路就可以接送我和陈维远。那之后，那辆捷达王就成了我们的通勤班车，也成了我们日常翘班出去玩的专车。

而我们自己的车，在公司一停好几天都不动。

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巴，大家的生活似乎在一年一年变得轻松。好多以前抽10块一包“沂蒙山”的年轻人现在都换成了22块的“小苏”甚至28块的“金衩”。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没有积蓄，刷着信用卡，用着新款的iPhone，开着分期付款的小轿车，用父辈们难以理解的超前消费理念，享受着当下的生活。

遍地都是就业岗位，你不需要多高的学历或专精的技能，只要舍得一身力气，衣食用度就不愁没有保障。没有人去想，这样轻松的生活是以破坏环境、损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更没人想到，这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会在未来某个日子踩下急刹车，让自己措手不及。

有一次下班后，邦彦送我们回家的路上聊起孩子上学的事。他的女儿4岁了，再有一年就要考虑上小学的事情了。他不愿意女儿在他家的村小上学，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跨区域上好一点的学校。

“简单啊，买套学区房呗！”陈维远脱口道，“钱不够的话，我俩给你凑点。”

坐在后排的陈维远来了兴致，好像是他自己要买房，双手分别扳住主副驾驶的靠背，把脸凑过来，看向坐在副驾驶的我。

“没问题，高哥，（买房）没多少（钱），再说现在首套房首付比例很低，多背点房贷以后慢慢还呗。就当是投资也值的。”我说。

“走走走，去看房！”下班后只要不让陈维远回家，去哪都行，这会儿他兴奋得都要伸过手来拽方向盘了。

此前邦彦心中应该已经动了买房的念头，我俩的鼓励给他增加了勇气。半年以后，我和陈维远陪着他去售楼处交了首付——他没跟我和陈维远借钱，自己硬是把老房子卖了，搬到新家附近先租房住，再加上这几年的积蓄，交首付款足够了。

新房再有10个月就能交房，小区旁边就是配套的区直小学，按他的计划，到时领了钥匙就装修，再放半年的味，最多两年，他就能搬新家。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常去的小酒馆喝酒到很晚。邦彦少有的喝得有了醉意，话也多起来。他说自己不是不想跟大家打成一片，可是别人隔三差五的KTV、洗浴桑拿，他哪儿舍得？只好选择跟别人保持距离。好在有我跟陈维远，虽然也玩，可比起别人花销小了很多……

小酒馆打烊后，陈维远招呼我们换地方“继续”。邦彦摆摆手，举起牛皮纸袋晃一晃：“不去了不去了，你嫂子还等着看这个呢！”

那里面装着《商品房预售合同》以及首付款的收据。

那之后，邦彦每月不仅要还房贷，还要另外攒些钱准备装修。好在他平时就很节约，收入也不低，应付起来还不算吃力。闲下来，我和陈维远照旧拉着他溜出公司到处玩，钓鱼，看电影，逛科技城……

老板又收购了两家建材厂，公司一步步被他打造得像一艘巨型战舰，昂首行驶在经济市场的大潮中，无惧风浪。就像老板曾在会上说的，我们感到以在此工作为荣，感到踏实。没人相信会有风浪可以摧毁这艘巨舰。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低碳发展进入深刻变革新阶段”、“2013年以来，能耗增速开始大幅下滑”——类似的新闻在开始频现报端。

的确，从2013年开始，煤炭市场需求逐步放缓。我们公司由于有销售代理协议在身，有义务消化掉那家国有煤矿的巨大产能，不能单方面减少进货量。老板决定效仿2008年的操作——“在别人恐惧的时候疯狂”——开始大量囤煤，煤矿的产能照单全收。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煤炭经营玩的就是资本，打的就是时间差。”

由于业务萎缩，我们销售的收入小幅下降，但还在大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是邦彦有点坐不住了：他的房子已经装修完，再放半年味就打算入住了。交房之后的维修基金、装饰费用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他说那是他感觉自己最脆弱的时候，比以前住3间平房还要脆弱，因为毫无积蓄，感觉自己不堪一击，不要说生病住院，就是手机摔了，可能都会打破生活的平衡——因为他甚至无法马上拿出换一部手机的钱。

邦彦没有心情再跟我和陈维远抽空溜出去玩了，下班后就开着公车干黑出租，赚起外快。

我们科室里不乏煤炭行业的“老人”，见惯了行情的大起大落，面对低迷的市场，一个个稳坐钓鱼台。他们每天早上打完卡也不必像以前那样着急出门了，都端着茶杯聊闲天。他们都不走，我和陈维远也不好再提前开溜。

“不要慌。价格探得越低，反弹起来上升的空间越大。”有人说道。

“我们做的是煤炭贸易，又不是生产煤炭，销售价格降了，采购价格也会降，对公司利润影响不大。”另一个人说。

我听着不解，问：“可是都说买涨不买跌，这煤价一路下跌，老板还是一个劲地囤煤，中间的差价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科长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微笑着，以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说：“老板在这一行多少年了，他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囤煤是在帮助煤矿消化产能，将来等行情上涨、煤炭紧俏的时候，煤矿回报给我们的可就不止这点差价了！”

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行业内的共识。很多人钦佩于我们老板的魄力——几万吨十几万吨地囤煤，需要动用几亿元的资金，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公司库存煤超过35万吨，最大的一堆煤已经不能用“堆”来形容了，更像一座小山，一辆辆的装载机把煤盘了一层又一层，远远看去，本来庞大的装载机变得和玩具一样大小。

有一次在电脑上查地图，切换到卫星实景的时候，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中间，赫然矗立着这几座黑色的煤山，格外扎眼。卫星图片上，黑色像山水画一样，围着煤山往外洇了很大的一个圈，才渐渐淡下来，过渡出绿色。

2015年春节假期之后，公司工作会议的重点是“把握机遇、严阵以待”。老板判断，市场行情经过一年的下滑，已经触底，未来几周之内一定会迎来抬头的迹象。35万吨煤，吨价上涨几十块就是上千万的利润，而一波上涨的行情，往往上涨几百块都挡不住。那时很多同行业者恨自己过于保守，没能提前做部署，看来这波涨价的行情只能摸到尾巴了。

公司去年的库存成本接近4个亿，好在市场行情如老板预期的一样开始上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若是这波行情上涨能持续到我们消化完所有库存，公司不仅能化解背负了一年的成本压力，甚至成就一段逆转传奇。

可是，所有的好运在这一年的年初全部用完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市场因素的劫数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个“劫数”大到可以绊倒绝大多数不注重管理、过分依赖市场行情、赌运气的企业。

“环保风暴”。

对于我们这里，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

小的时候每次去我姥姥家，都会经过两家水泥厂，周围弥漫的灰白色粉尘使得行人掩鼻、车辆减速，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一年深秋，我和陈维远去山西出差，半夜途经晋冀交界的山区，他下车抽烟提神，我也伸伸腰醒醒盹。当我俩不经意地抬头仰望山区的夜空时，都被那浩瀚的银河震撼了——记忆里，这还是儿时的夜空景象，而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夜空中只有孤零零的一颗金星与月亮呼应的画面。

公司办公室主任接到通知去区里开会，回来后告诉大家说，“上面要进行环保检查，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提前做好准备，积极配合”。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一阵风”而已。几天后，中央台新闻滚动播出我们市领导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做出不带官腔、斩钉截铁的答复：“重疾需下猛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环保工作！”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哗然。我自己也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出门戴口罩，家里安上空气净化器，甚至窗户也用胶带封住。我期待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见惯了那些整日轰鸣、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它们就像是野蛮的猛兽，真的能被彻底驯服吗？

本地的工厂成立之初，几乎都是未批先建，先斩后奏，趁着行情好先赚一波，上面查下来再补办手续。各种占用耕地、不达国家标准的情况屡见不鲜，环评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我们公司做煤炭加工，不可避免地存在污染问题：煤炭露天存放造成的粉尘污染，生产过程中的污水排放致使周边农田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此前，架不住附近村里的村民抗议和举报，公司只能做出补偿，又出资帮村里建小学，逢年过节给村里老人发放慰问金，村里的“还建房”的冬季供暖费也由公司全部揽下，这样才暂时平息了下来。

2015年3月，中央环保部多个督导小组进驻各重污染区域，我们这里接受华东督察组督查。

从街头巷尾早餐摊上的谈资，到大小企业开会的指示精神，没有人敢再把环保检查当作儿戏。从这个春天开始，大中小型企业、建筑工地，史无前例地大面积、无限期停工停产。

我们公司以及公司所有的客户单位全都在停产整顿之列。公司所有业务几天之内全部停止，生产厂区机器的轰鸣戛然而止，往日川流不息的运煤车也全不见了踪影。厂区安静得出奇，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老板出面安慰大家，说这是国家政策调整，不属于市场因素，大家都一样，要调整心态，对于整改要求要做出积极响应。

全面停产，复工无期，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老板只能暂时给员工放假了，“各科室负责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放假及值班留守人员名单”。公司里除了销售部以外，所有科室只留了科室负责人。销售业务虽然也停了，但市场信息、各单位情况还需要掌握，放假名额最少，只有3个人——邦彦赫然在列。

以邦彦的资历，他不应该被“放假”，大家都知道这是科长故意为之。科长仗着跟老板的亲戚关系，平时官架十足，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常对我颐指气使。我好一番伏低做小，又有陈维远张罗着请了他几次客，给足他面子，才总算站住了脚。可是邦彦总说“我凭自己本事吃饭，用得着搭理你吗？”有一次俩人还差点在办公室动了手。

没有人撑腰，邦彦只能接受这个决定。科长用轻松的语气说：“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嘛！春暖花开，正好出去旅旅游，邦彦从进公司得有10年了吧，该歇歇了！”。

邦彦“放假”的第一天，我和陈维远多少有些担心他，便想找他一起吃个午饭。他在电话里说自己正在湿地公园钓鱼，让我们去那儿。

农历二月，草长莺飞。邦彦一个人坐在刚长出嫩芽的柳树下，戴着那顶旧渔夫帽和我送他的太阳镜。看到我们，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陈维远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问：“怎么办呀高哥？有什么打算吗？”

昨天才“被放假”，邦彦苦笑着摇了摇头：“还没想好呢。”

他身后停着那辆当年定亲时买给媳妇的爱玛电动车，上面堆着装渔具的几个包——昨天下午刚从捷达王后备箱拿出来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嫂子看见你这大包小包的，没问你什么吗？”

“天不亮我就从家里出门了，那娘俩还没起呢。我没跟她说放假的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接着说，“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他，陈维远也没有说话，我们仨都盯着不远处的浮漂，各自想着心事。

论资历、能力，我还不及邦彦，要不是他跟科长以往的过节，这次被放假的也有可能是我，这让我觉得有些亏欠他。正这样想着，邦彦缓缓地开口了：“你们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我和陈维远面面相觑，不知道邦彦是什么意思，他把目光转移到河对岸的远处，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就是觉得自己傻！以为跟着老板多干了几年有什么了不起，还他妈幻想干到自己退休刚好能还完20年的房贷！哪有什么退休啊！老板不过就是动静折腾得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都没给员工上社保，还他妈要做大做强、要上市呢！”

邦彦抱着胳膊，脸上带着强烈的鄙夷。我和陈维远都默然地点点头，没有接话。邦彦继续说：“轻松的日子过得时间长了，就自我麻痹了，都忘了我们是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的临时工而已。”

陈维远有些不甘心：“你再去找找老板呢？跟他这么长时间了，不能一点人情不讲吧。”

邦彦烦躁地摆摆手：“他是没看放假人员的名单啊，还是不认识我的名字啊？没意思，真的，没意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行我就跟我们家老三去送快递！” 

其实以他10多年煤炭行业销售的资历，去一家用煤企业——例如焦化厂、发电厂、地板砖厂——另找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问题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些企业因为“涉污”全部关停。

陈维远忍不住反驳他：“你干销售这么多年，自己的经验、人脉说扔就扔了？30大几的人了去送快递？隔行如隔山，哪儿那么容易啊！再说了，这次只是放假，环保检查总有结束的时候吧，到时候你还得再回来啊！”

陈维远说的不无道理，这次“放假”并不是“辞退”，邦彦有这么大的反应，无非是他现在每月要还房贷，工资万万不能停；另外就是感觉到了老板的冷漠和科长的羞辱。

邦彦提起鱼竿一边换饵一边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最不济我把新房卖了，重新回去住我那3间平房去，还独门独院，未必就不好！”

“到不了那一步，我的高哥！只是放几个月的假，几个月之后还得回来上班，存了那么多货，不都指着我们科室发出去嘛！攒了一年的劲，这次还不来个触底反弹，干一年顶两年！”陈维远边说边笑地撞了一下邦彦肩膀。“房子绝对不能动，你可以回去住平房，可你考虑过嫂子和你女儿的感受吗！实在不行，我和建文一人帮你还两个月房贷！行吗建文？”

我冲动地点点头，对着邦彦说：“放心吧高哥，没问题。” 

其实我和陈维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虽然没“放假”，可是连最基本的销售提成也拿不到了，每个月只有1500元固定工资。我之前赚一个花俩，买了辆车，3年的分期刚还完，本想着卖掉换一辆更好点的，现在只能死了这个念头。

邦彦听了我们的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来回转着头看我们俩。他一惯不喜欢煽情，只点点头说：“好！那我得请客。不是来找我吃午饭吗，今天我请，塌煎饼，一人俩。”

“放假”第二天，邦彦的事情就发生了转机。

鉴于本地市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生产，公司决定边整改边开拓周边省市新市场。未受环保风暴波及的徐州市由于工业相对较发达，成为首选地区——只是开拓新市场的人选成了问题，大家干惯了顺手的活，都知道开新市场的难度，没人愿意接这份苦差事。邦彦在钓了一天鱼之后再次回到公司，领了这份差，一个人一台车，开赴徐州。

到了6月份，只有少数不涉及污染的轻工业企业开始复产。我们公司由于不涉及气体排放，整改要求相对容易，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出资加盖钢结构大棚，保证做到密闭式生产；又新建污水沉淀池，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签过保证书之后，达到了复产要求。

本以为劫数将尽，可是下游客户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焦化、水泥、冶金等行业，存在的污染问题严重，整改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比如，一家焦化厂需要上烟尘脱硫设备、厂区密闭、道路硬化、厂区绿化等，加起来预算超过1个亿。这笔钱不投，就等着拆除设备，四五百号工人全部下岗，根本不可能再开工。

客户仍在停产整顿，我们公司的复产计划只能一拖再拖。

这时候银行又来了。国家政策转向，去产能，调结构，煤炭相关行业成了众矢之的，刮起一阵“妖煤化”之风。那个时候身边的亲戚朋友，凡是知道我在煤炭贸易公司上班的，见面一定问：“你们公司受环保影响挺严重吧？”跟煤相关的企业在银行系统立刻成为了劣质客户，贷款收紧，已经贷出来的钱还没逾期，银行就上门催还，甚至开始算计着我们公司哪块固定资产值得抵押——其中就包括那35万吨煤。

那段时间邦彦在徐州，陈维远在公司坐不住，总拉着我去老客户那儿转。大家都忙于环保整改，业务无从谈起，后来我就懒得去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待在办公室玩游戏，玩累了就去“煤山”转上一圈。这座小山矗立在这一年多，被雨水冲出了深深浅浅的沟槽，斜坡上还长出了不知名的野草。

没人知道这场环保风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也没人知道公司还能不能挺过这次风暴。此前在公司集资的民间资本开始慌了，到财务室要求撤集资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公司门口聚集起来，拉着白底黑字的横幅，要求撤款。老板是区人大代表，经过这一番折腾，社会影响恶劣至极。

有几次老板为了躲避追债人，不敢坐自己的车，让我给他当了几天的司机。

有一天中午，他让我带他去区政府，说去找相关领导，解释我们已经达到环保整改要求，阐述这些年他纳的税超过2个亿，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跟银行交涉，缓解一下贷款压力。

那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七个年头，十分清楚公司面子什么样、里子什么样。我当时就叹了气——公司的管理混乱，财务亏空巨大，现在被环保风暴扯掉了遮羞布，用我们当地的一句俗语说就是：杀倒蜀黍显出狼来了。即使真的能暂缓还贷半年或者一年，就能救得活公司了？老板只是病急乱投医，不愿意放弃任何希望罢了。

在那个盛夏的午后，我和老板等在区政府前人工湖边上，毒辣的太阳下，只有一小块柳荫可以乘凉。午休时间，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安稳地睡午觉，路上不见行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中，老板第一次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爸妈多大，身体如何，兄妹几人。得知我家境普通，还说了一句：“这就很好啊，很幸福……”

我仍清晰记得那天老板站在新一季度的纳税排行榜前、注视着那张大红色的榜单时落寞的身影。那张榜单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公司的名字，TOP50的企业中很多是新晋公司，这张一向稳定的榜单，已经重新洗了牌。

我们销售部，几个有门路的人已经另谋出路，干脆不来公司上班了。剩下的人跟我和陈维远一样，还留在公司。因为一是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二是心里还残存着一点公司可以遇到转机的幻想。

陈维远把工作精力转到环保达标、已经恢复生产的建材领域，只是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量太小，所以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收效甚微。

我之前自认工作体面，生活悠闲，现在抛开公司单看我自己，竟是无一技可以傍身。思来想去，偷偷报了会计班，想着再找工作，好歹有个证书什么的吧。

又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在老板想过各种方法之后，公司无可挽回地破产了。

此前放假的好多人原本还期待着公司复产，现在不得不认清现实，另做打算，想着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如何着落。能供他们就职的工厂多数都还在停产整顿，完成整改的工厂坑少萝卜多，根本没有多余岗位。我们就是那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上没系安全带的人，在这一场颠簸中撞得眼冒金星，六神无主。在学校、小区这样人员密集的区域，小商贩多了起来，有一些同事直接开着私家车，打开后备箱开始练地摊。

这个时候社会上各种谣言纷起，说铁腕治污的市领导根本不懂工业生产——“大型工厂限令24小时停产，做不到就拉闸限电根本就是儿戏”；“钢铁厂高炉来不及做保温处理，因拉闸限电，炉缸温度骤然降低，造成炉缸冻结特大事故”；“玻璃厂高温的石英玻璃也全部报废在生产线上”……更有传出本地多家企业老板联名到北京状告市领导，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一些受环保影响丢了工作的人甚至抱着看市领导笑话的态度，积极散播这类言论，为的只是宣泄不满的情绪。

邦彦在徐州的情况也比预想的还要困难。英雄所见略同，原本活跃在我们这里的经销商很多都选择转战徐州谋求生存，搞得徐州地区煤炭市场供求严重失衡。邦彦硬是挤出一条路，跟一家焦化厂签下供应合同，可当这一纸合同传回公司的时候，他等来的却是公司已经破产的消息。

那段时间没有人能见到老板，但好多人都有集资款没收回来，所以都密切关心着老板的个人动向。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电话通知，说老板要跟大家开个会。为了避开追债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8点以后，地点选在分厂的一间小会议室。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在晚上10点的时候，一脸疲态的老板现身了，脸上已经不复往日荣光。

这场会议没有多余的发言，只是老板一个人陈述他的想法以及以后的计划。他清晰地认识到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狭窄经营、管理松散、任人唯亲，依托行情盈利的时候贸然去陌生领域投资，没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说人话就是：这几年步子迈大了，扯着蛋了，即使没有这次环保政策的影响，公司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也只是时间问题。环保风暴是一根金箍棒，把所有妖魔鬼怪立时打出原形，也像是一次大浪，要淘汰掉那些疏于管理、野蛮发展的公司，而留下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企业……

老板不甘心就这样收场，决心重整旗鼓。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破产了，但购销体系还在。只要拉得到资金，他相信自己能渡过这一关。他说服了几个最大的债权人，借助我们公司原有的购销体系，以债权换股权，成立以某一位债权人为法人的新公司，还许诺大家所有债务他都认，恳请大家给他喘息时间。

“总之一句话，还是得坚持！环保整治已见成效，各单位相继达到整改要求，复产在望，就差最后一口气了，谁坚持到最后谁才有活下去的希望！”老板一改此前开会常用的蹩脚普通话，用我们本地方言如是说。

老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市场精准的洞察能力。他又一次预测准确——煤炭市场果然在长达一年多的“环保风暴”之后开始了强势反弹。

只是，这看似不长的一年时间，已经把本地企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牌，没有给老板那个换了法人的新公司活下来的机会。

我没有选择进入新公司，我意识到，我们这些曾经享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一代，也到了需要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阵痛的时候了。

经过好一番硬着头皮的求职经历之后，我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一份统计的岗位，跟以前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里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热火朝天。我不得不在即将30岁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从头做起。加班成了常态，工资待遇也比以前低了一大截。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

陈维远辞职在我之前。他自己在这个行业积攒了多年人脉，也是我们仨当中业务能力最强的，他说“不练一下不甘心”，尝试去给工厂企业操作些小宗物料，经过一年时间之后，还是赔了。他感叹自己“原来能力有限”，也就死了心，开了家饭店。以前爱玩爱热闹的他现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一点偷闲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他，可能是我们以前过得太舒服了，现在这种累和艰难，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高邦彦又在老板的新公司坚持了半年，被安排到更远的山西一个大山深处的煤矿去发货，条件相当恶劣。他当然知道不能继续在那里耗下去了，但是他一天也闲不起。

“一天挣一分，胜过蹲墙根。”他说。

再后来的事情，我都是从以前同事口中听说的了：老板欠下的债务，从几千万到上亿说法不一。但他没有跑路，没有放弃煤炭行业，仍然千方百计地在幕后做着工作，只是很少有人能找到他。

去年秋天，邦彦离开了山西，离开干了十多年的煤炭销售行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小的门面，卖起了水果。

他是还在大山深处的时候就开始盘算这件事的。邦彦说他想了很久，要转行的话，以自己这点实力最可行的是做个小商贩卖水果。他本家有个堂哥就开水果店，有很多进口高价水果，当年是从摆地摊开始，现在年收入轻松6位数了。

邦彦并不奢望自己一开始就能有他堂哥那样的收入，只要能够在还上房贷之余满足生活开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他媳妇当然是赞同的，这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希望自己老公能在身边。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比起老公有个看起来体面的工作，真不如自己做点稳妥的小本买卖、能够多攒点钱更让她觉得踏实，或者说，是日子更有“奔头”。

就这样，曾经那位朝九晚五、穿衬衫西服、开捷达王的业务经理，现在穿着夹克、牛仔裤，开着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去各大水果批发市场进货。

陈维远每天也是天不亮就去菜市场采买，晚上十一二点还要在柜台打着哈欠按着计算机对账；我则以老大哥的身份混在一群年轻人当中，事事还要向年轻人请教，总有一种当了留级生的感觉。

前不久收到邦彦的微信留言，约我去陈维远那儿吃饭。他告诉我，现在在微信上卖货渐渐多起来，白天老婆看着店，他接了微信上的单，骑着电动车到处送货。女儿放学以后先接到店里写作业，晚上关了门一起回家吃饭。

他的店取名“四季水果店”，说人生就像四季，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经历，也终究都会过去。我们仨现在的路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应该都是最好的安排。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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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明

沂蒙老区新青年

源济

快递员难当丨寻业中国

原创： 浮在空中 人间theLivings 2019-08-06

对快递公司来说，善待自己的员工，可以减少很多破损的赔付件；对客户来说，善待每一个快递员，其实就是善待自己的快件。

相互伤害的社会，总是让人沮丧的。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2

3年前，在这个远离南昌市的郊区小镇，我与妻子结束了一份小生意。为了生活，只能继续努力寻找新机会，但并不容易。

去年，妻子在一家本地快递点工作了半年，那段时间妻子时常感慨：原来任何一个行业的底层工作，都充满了艰辛与不易。

文章为妻子的自述。

“快递超市”的门面位于小镇西北方向，这里除了一家较大的鞋厂外，住户并不多。考虑到综合成本等因素，这家超市是由3家快递公司联合设立的一个网点。我的顶头上司是X通公司的本镇负责人，姓于，我们管他叫“于总”，人30来岁，老成稳重，待人和蔼。

在此之前，由于经常来这里取快递，我与当时那个守店的、叫王晓娟的女孩相熟。她20多岁，手脚麻利，性格外向。前年年底的时候，她对我说：“姐，到年底我就不做了，你如果想做，可以来接手。”

王晓娟说，这里薪水很低，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就算加上全勤奖与收单提成，最后到手也就两千五六。每月休2天，不包中餐，全店一人值班。但优点也是这个——一个人独自守店，相对自由，而且离家也近。

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先做做看——小镇百业凋零，我和丈夫已经失业很久了。至少，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行业，这对于我们未来的打算也是有益的。

就这样，过完年之后，我正式到快递超市接替了王晓娟。

这是一个自取件的快递点，自取客户的地址范围在1公里之内，超过1公里的快件会有快递员派送。我的工作就是在门店接收每天两趟货车送过来的快递包裹，再把每一件快递扫描入库——这时候取件短信就会自动发送到客户的手机上；接着，按照客户的手机4位尾号分类将快递包裹摆在货架上，以便客户到了后能快速查找取件；客户来取件时，撕下包裹上的底单，敦促客户签字签收；最后再扫描客户的签收底单，完成出库。

如此，所有流程就走完了。

这份工作并不复杂，唯一的要求就是细心细心再细心，这一点，在我工作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

那天下午5点多，尽管工作流程已全部熟悉，但我还是忐忑起来——鞋厂下班了，每到这个时候，门前的马路上就会出现一支浩浩荡荡的电动车车流，到了我这里，这条大河又分流出一支小河，流进快递点。

鞋厂的工人大部分是三四十岁的女工，她们匆匆忙忙、火急火燎，把车子往门口一搁，七嘴八舌的声音就一下子传了过来：

“5483。”

“7978，快点。”

“7278，7278，快点啰，我都等半天了。”

……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记住这个号码忘了那个号码，在一片催促声里，那些按序摆好的快递包裹似乎也找不到了，越急，越慢，女工们的怨声也越来越大：

“怎么又换了个人？难怪这么慢！”

“就是，三天两头换人！”

在一片抱怨声中，满头大汗的我总算把快递包裹找全、把人基本都打发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怒气冲冲、戴着摩托头盔的女人：“我来得最早，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拿来！”

我记起来了，是给她找过，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她的包裹，就先去找别人的了。

我忙说“不好意思”，又让她报了一遍手机尾号，再细细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我查询了一下入库系统，确实是到了我这里。没办法了，我只好请她说一下收件人姓名与货物名称，根据货物形状去查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我把手机尾号抄错了一个数字，难怪怎么也找不着——入库的时候，我会用红色记号笔在快递上标记好尾号，这样醒目，方便摆放、拿取，但一旦抄错一个数字，就会把人折磨死。

我再一次忙不迭地道歉，好在她取到快递后并没有计较什么，撕下底单丢给我就走了。她明显还是生气的——因为底单上并没有签字。

在我日后的工作中，客户报出手机尾号之后找不到包裹的事也经常发生，但因为我抄错号码引起的极少了，更多的原因来自客户：他们有自己报错手机号码的，也有应该去别的网点、别家快递公司拿包裹的人弄错了跑来我这里取的。还有一些更让人啼笑皆非的状况：有的客户在网上买东西，一看到卖家点了“已发货”，就马上到跑到我这里来问“我的快递到了吗”……当然，所有这些开始我都是不知道的，照例先帮他们寻找一番包裹，如果入库系统里也查不到，就再看他们的购买信息。

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几件，我心情就跟着不太爽，但如果客户最后能说一句“不好意思”，我也就不介意了。可有些人明明是自己的过错反而向我发一通牢骚，我还是忍不住会马上怼过去。

后来陆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才感觉，这些真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在我入职时，微信工作群里的主管就隔三差五地重申：客户签收快递的时候，无论是本人还是代领，都必须要签字。

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之前我去收取快递包裹，也都会老老实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领到东西，签字证明，天经地义，我是这样想的，但偏偏有的人就不。他们领了快递就走，签字则是完全不可能：

“签什么字啊，我的东西我带走了难道还会赖你吗？”

“不用不用，我都来过多少回了，以前也从不签的，你放心啦。”

……

这个小地方，大部分都是有些面熟的人，所以对此我也只好苦笑一下，说“这是公司规定”。而且事实上，真较真一定让他们签，我也完全顾不上。

于是忙中出错，还是出了岔子。

一天晚上，工作群里的客服小杨@我说，接到一个客户投诉，说她的快递包裹被我弄丢了。

我这才想起来，前几天是有一个鞋厂女工来我这里取快递没取着，系统里却显示已出库。

“我都还没来取，怎么就被人签收了呢？”女工问。

我赶紧去找底单，一看，懵了，底单有是有，却没有任何签字。只好说：“你的快递估计是被你同事或者家人取走了吧，反正别人又不知道你的名字和手机号，要不你先回去问下？”

鞋厂的女工们每天都是一窝蜂地来取件，很多帮别人代领的，一次取十来个包裹的都有。往往那个时候我忙得只剩下找包裹的时间，哪还有功夫去监督他们签字呢？只盼他们能给我留下底单就谢天谢地了。

那个女工走后，也没再来找过我，我还以为她的快件肯定是被同事或家人代领了，就差不多忘了这事。小杨这一提，我觉得很突然，就一下想了起来，忙问：“她那个快件还没找到？”

“肯定啦，找到了还会去投诉吗？”

“那我明天去调监控，找出帮她取快件的人来，看看她认识不认识。”我只能这样说了。调监控不仅累，还不太可靠。先不说能不能确切地查找到，就是查找到，人家来一句不认识，也是一切枉然。

但这是唯一的取证方式了，我只能试试看。

第二天我早早开门上班了，打开监控一点一点地回放，重点放在5点之后那段时间，有阵子取件桌旁黑压压地围满了人。我仔细地找寻着与女工所说快递形状相似的包裹，但大部分包裹，不是用方形纸箱装着就是拿黑色快递塑料袋裹着，查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个人取走的。

随着客户陆陆续续过来取件，我只能放弃了查找。

到了晚上，我把情况反馈给小杨，问她该怎么办。小杨说：“我跟老板说下吧。”

没多久，于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让我先跟那个客户联系一下，让她先在网上确认收货，再把确认的页面截个图过来，那个商品的钱由公司赔给她。

“你好好给她讲下，让她把投诉撤了。”于总最后说道。

事情最后虽然顺利解决了，公司也没扣我的钱，但我总感觉，这种事情早晚还会出现。

这种冒领别人快件的，有些可能是熟人之间的无心代领，但有些就是蓄谋而来的。在我上班没多久，就发生了一次。

那天下午，包裹入完库没多久，就来了两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们一进门就掏出手机，亮出取件短信，报了手机尾号说要取件。我麻利地按照尾号从货架取出快件，边往取件桌那边走边问：“收件人叫什么？”

这是一句我们惯常的问话——客户们取件只凭手机尾号的后4位，虽然方便，但不排除有手机尾号相同的包裹，所以加上收件人姓名确认一下，才是保险的。

两个年轻人正在说话，并不理会我。转身我已把快递拿到他们旁边，又问了一句收件人姓名，他们也只是不置可否地看了我一眼，没有接话。

此时，又有人进来取快递，我只得去招呼，等我再过来，一个小伙子说：“是我们的。”我也没多想，扯下底单，让他们签字。其中一人抓起笔，潦草地划了几笔，就把底单扔进了装底单的纸箱。

两人骑上门口的摩托车就离开了。隔了一天，又有一个报出这个手机尾号与收件人姓名的客户来取件，我才傻了眼——我找到那张底单，发现那上面只写了几个阿拉伯数字，也就是这个快递的4位手机尾号。

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这边是有责任的。我们的入库扫描系统有一个很大的隐患，那就是如果一位新客户的手机4位尾号与某个已经被记录过的老客户手机尾号相同时，系统会自动把取件信息发到老客户的手机上，这时如果那个老客户的人品不那么可靠，他就会凭着这条信息来取件了。

而我，稍一疏忽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我把这事推给客服小杨，小杨很快通过系统里的入库信息，找到了冒领快递的那个人的手机号码。电话打通，小杨直接说：某天某网点你领取的那个快递错了，不是你的，你还回来，或者我们上门去拿也行。

对方倒也爽快，承认是领错了，只是，“我现在不在家，已到外市出差了。另外，那东西也没法还给你们了，我已经扔了。”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

小杨气得大骂：“你他妈的骗谁啊，还不在本地？还把东西扔了？”

骂归骂，但找不到人，我们也没办法，最后公司又只好赔钱了事。

这些还只是个案，在那半年的工作生涯里，我见识了一个“神”一样的客户，她每次来，都能让我感慨：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客服小杨、于总，包括我这个网点的快递员小江，都跟我提到过一个人——段艳——叫我千万要当心她。我好奇地问为啥，他们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记住只要她来取件，你就要多加小心，盯紧点准没错。”

这么多同事同时让我提防段艳，倒让我对她产生了兴趣。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客户如此不受欢迎，无非就是喜欢作妖弄怪，贪小便宜。我在心里甚至勾勒出一个伶牙俐齿、颧骨高耸而又衣衫普通的女人的形象出来。

可等见到真人后，一下就推翻了我先前的全部猜测。

段艳来取件的时候，是自己开着车来的，一辆崭新的白色大众轿车。她看起来很年轻，不超过30岁，身材高大丰满，只是神色冷淡。

她给我报了4组手机尾号与不同的收件人名字，一共十来个包裹。我拿过来后，她扫了一眼，说：“都是我的。”

我有些好奇：“你有好几个手机号码吗？”

段艳并不回我话，只是随意地挑出几个快件：“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拒收。”

“你都不看一下就拒收？”

“不需要。”说完，她就带着余下几个快递包裹走了。

她一共拒收了5个包裹，刚好是我拿出来的包裹总数的一半，包装全部完好无损。客户有“无条件拒收”的权力，我也就不好再细问。只是这种一次性毫无缘由地拒收这么多包裹，我是第一次碰到。段艳的第一次出场，果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每隔几天，就会到一批段艳的快递包裹。

我发现，她远远不止这4组收件信息——其中很多手机号都是假的，根本打不通，比如13812345678这样的；收件人名字也是随意取了一推“枫叶”、“蓝天”之类。唯一不变的，是她每次都会莫名其妙地拒收一部分包裹——但好在除了拒收，她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我为难的事情。

我稍微对她放松了些警惕，偶尔也会跟她聊下天，她的脸也不再绷得那么紧，应该是觉得我是个新人，有时会回答我一二个问题。

段艳告诉我，她喜欢网络购物，没事就买一堆。问到拒收的原因，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就是买了之后突然不想要了呗。”

相安无事了一段日子，又到了一天傍晚5点多最忙的时候，段艳来了，我把她的包裹一一抱过来，并扯下底单让她签字。正准备扯其中一个绿皮纸箱包装的包裹时，段艳突然说：“这个不要扯底单，我不要，拒收。”我说好，“你不要我就放一边去”，正准备把包裹搬走，她突然又说“我再看一下”，伸手又把纸箱要了过去。

那时正是鞋厂下班、女工们取件的高峰期，我很快走开去给其他人拿件了。正忙的时候，段艳抱着她所有的包裹，对我大声说了一句“我都要了”，然后就离开了网点。

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结果过了两天，小杨在群里找我，说淘宝的一个卖家正在联系我们，说有单快递到了我们网点后，还没有显示派送签收，买家却已经申请退款了。小杨把那个快递单号发给我，我一查，正是段艳前天说要拒收、后来又拿走的那个包裹。

我这才发现，段艳连底单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拿着东西走了，所以这个快件一直显示没有出库，也就是说，在卖家发货物流信息里，一直没有签收信息。小杨说，如果我们提供不了客户的签收底单，卖家就要申请“丢件赔偿”。

傍晚下班后，我开始梳理这整件事情，细细想了几分钟，我就忍不住想要骂娘了——蓄谋，蓄谋，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啊！段艳故意选择在我最忙的时候过来，先说拒收，叫我不要撕底单，见我忙，又说要再看一下，之后趁我不注意，就把包裹与底单全部带走，一回到家，马上以“没收到货”为由申请退款。

我当即拿出电话拔了她号码，但连拔了两次都没人接，我只好请小杨帮忙联系联系她。

“我试试吧，但别抱太大希望。这种事情，她早不是第一次干了，要么不撕底单，要么底单不签字，然后转身就找卖家说没收到货申请退款。为这事，网点里几乎所有人都和她吵过架，我们已经吃过她好多亏了……这个女人！”在语音里，小杨恨恨地对我说。末了，她又补上一句：“所以当初我们都提醒过你，要当心她。”

“唉，这哪防得过来啊。”我叹了口气，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第二天，小杨告诉我，段艳依然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到了晚上，小杨联系我说，卖家的钱已经被淘宝退给段艳了，退款成功了，“这个快件的损失，我们要赔偿的”。

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联系段艳。我没有别的奢求，只希望她承认她签收了那个快递、再提供一张底单拍图给我就阿弥陀佛了。我尽量用客气地发信息给她：“你好，8号下午那天，你取走的几个快件，其中一个绿色包装盒的，你是不是忘了撕底单给我？麻烦你把那张底单明天给我送过来或者现在拍张照给我都可以，谢谢！”

没想她这次倒是很快回复了我：“是的，我忘撕了，现在就拍图给你。”

底单图片很快就发了过来，上面还大大地写了“签收”二字。

底单图片收到了，我马上保存好，跟她说了实话：“这个单子你申请退款了，卖家在找我们麻烦。”

“他想干嘛？”段艳突然有些激动，“卖家拖了一个月不给我发货，我当然要申请退款了……现在平台已经强制给我退款了。”过了会儿，段艳又加了句，“他现在还想干嘛？”

我一下子明白了，之所以她今天愿意回我的信息并爽快给我提供底单图片，无非是因为她已经收到了退款。而我，得到了这张签收的底单图片，只能算是撇清了我的责任，剩下的就不是我的事了。

这件事之后，我每次见到段艳心里都不痛快。不痛快的原因，是我们拿她毫无办法，哪怕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耍那种低劣的把戏，我们依然不得不给她提供服务，而且还不敢得罪她，怕她投诉。我问过公司好几个人：“现在高铁霸座都能拉入黑名单，难道快递行业对这种恶意诈骗性质的客户就不能建立一个黑名单系统？”所有人都摇摇头。

后来我想了一下，像段艳这种用十几个小号买东西的客户，还真拿她没办法。我们能做的，只有防，但防，终归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快递网点上班，饶是我每日如此细心、小心加谨慎，依然问题不断。好在于总是个开明的领导，几次快件的赔偿都没有让我掏钱。事实上，就我这点微薄的工资，如果一个月赔上几单货，再随便加上某个客户的一个投诉，估计就要给公司打倒贴了。

这种“由公司背锅”的待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在全镇9个快递网点中，除了我这个网点是雇工，其它的都是承包性质，自负盈亏，也就是说，无论是自取还是派送，都得自己去做，为了节约开支，这种承包点大多是夫妻档，妻子在门店负责自取，丈夫负责派送。他们的收益虽然比我高，但风险也要大得多。

一天晚上，我照例打开工作群，发现里面被一连串的语音刷屏了。发语音的是镇上一个快递网点的承包人，叫杨爱红。我点开一听，原来杨爱红正怨气冲天地讲着今天发生的事：

“公司这么做，合理不？不分青红皂白就扣我的钱？总也要听一下我的说法吧。

“那个人，我发了1次信息，又打了3次电话，都没来取，说忙，没空儿，只有晚上才有空儿。我说我们晚上要关门，他就说，那你帮我放到XX超市去吧，我认识那老板，晚上我就过去取。好，我按他说的到送去了超市，又跟老板讲，这是谁谁的快递，他让放你这儿。那老板瞄了一下单子，摆手说不让我放，说不认识。这不，我就又拿回来了。

“今天，那人突然打电话，说我没给他放在超市，害他白跑了一趟，骂骂咧咧的。我说超市老板说不认识你，不让放。你猜那人怎么说——他说，他去那里买过一包烟，老板怎么会不认识他？！我是没办法跟这人讲了，就把电话挂了，可没想到他转头就投诉上我了……

“于总，熊总，陈总，你们3位老板来评评理，有这样来投诉的吗？”

群里没人做声。过了很久，另一家快递公司的熊总才回了一句：“明天你跟那人约个时间地址，直接给他送过去吧，好好说一下，让他把投诉撤了。处理投诉是总部的事情，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每个月因为投诉被扣的钱，可比你多多了。”

“老杨，你这个事还叫事？洗洗早点睡吧。”另一个网点的承包人李丰说道。

后来我才知道，李丰这么说是有原因的，这事跟他早先亲身经历的一起被投诉事件比起来，确实不算什么。那次，李丰碰上了一个专业投诉户，被逼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束手就擒。

李丰的网点属于承包性质，由他和妻子一起负责打理。

那天，李丰的网点到了两个快递包裹，名字电话是同一个人，但收件人姓名很明显是个网名，地址也不明确，只写到了李丰店面所在地的那条街。李丰就把快递留在了店里，让客户来自取。

李丰妻子将快递包裹扫描入库后，迟迟没见对方来取，就开始打电话。电话倒是一打就通，对方说他人在外地出差，几天后回来再取。

几天后，对方还是没过来取快递，李丰又打电话过去，对方说：“算了，那两个快递我不要了，你给我退回去吧。”李丰就照办了。

就在快递包裹退回去的第二天，李丰接到了这个客户的电话，问包裹退了吗，“没退的话还是收吧”。李丰告诉他，包裹已退，现在都到公司本地分拣处了，但还在本地。客户马上说：“那给我转回来吧，我来取件。”

就这样，那两件快递又回来了，但客户并没有按约定过来，一打电话，就说人还在外地，没空儿。李丰就问他什么时候来取，对方只说“我尽快”就挂断了。

这一拖，又是五六天过去了。X通快递有个规定：快递到了之后第一天短信通知，第二天、第三天电话通知之后，5日内客户还不来取的，一律作退件处理。在这五六天里，李丰妻子前前后后又给这个客户打过好几次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李丰只好再一次给他做了退件处理。

第二次退件后的第三天，客户过来了，说来取件。李丰妻子如实相告：由于一直联系不到你，已退件。

客户大发雷霆：“我说不要了吗？你们就给我退了。我都告诉你们了，我一直在外地，外地！不就晚了几天吗？不行，你们赶紧给我转回来！”

此时快件已经发往卖家所在城市了，但即使这样，李丰也只好再次拦截。

两天后，两件包裹又一次被转回来了，但几经折腾，外包破损很严重。李丰又一次通知客户来取，客户却说，“我没空，你们给我送过来”。随后给了李丰一个较为偏远的地址。李丰一看，这个地址并不在他网点的派送区域内，就讲明，偏远与非派送区如果要派送，需另加派送费。

客户只威胁道：“你们是送还是不送？私自把快件退回的事，我还没算账呢！”

想到这个客户的难缠，李丰便不再说了，约了时间，开了车，特意给他送了过去。

花了将近1个小时，李丰才找到那个地址。见到客户，李丰赶紧把快递包裹取出来给他。那人斜着眼看了一下两个包裹，伸手抓住其中一件外包装破损比较严重的，抖了抖：“这东西我现在还敢要？都给我弄成这样了，里面也差不多吧？”

李丰说可以开箱验货。

“都破成这样，我还验个屁。不要！”说完，客户头一昂就要走。

李丰也急了，为了这个快递，他折腾了太多时间与精力，还搭上车子和油钱，感觉自己就像被耍了一样，压不住怒火同客户理论起来。争吵半天，在开箱验货完好的情况下，客户总算签收了。

李丰开着车，一肚子气地回了家。让他没想到的是，更气的还在后面。

到了下午，客服告知李丰收到了两条投诉，是一个人投诉的。投诉他的理由是：“不经客户允许擅自退货，快件损坏严重，不派送，且态度恶劣。派送还要收派送费……”并配上了破损的快件外包，以及李丰与他争论时的拍照。投诉人，正是今天的这个客户。

李丰傻了——公司规定，第一次投诉扣500元，两次投诉不管有理没理，直接扣2000元，这一下，半月收入就进去了。

李丰赶紧打电话问客户：“今天这么老远辛辛苦苦免费给你送过去为什么还要投诉我？再说，外包破损但里面东西是好的吧？”

对方理直气壮：“难道不应该投诉吗？”

李丰不想再同他争论，就问他怎么样才肯把投诉撤了。

“想解决问题啊？行啊，你明天晚上8点过来我这谈吧。”

第二天李丰如约过去，这人也没转弯抹角，直接提出“1000块，少一分免谈”，撂下这一句，对方便再不多说。

李丰只得答应了他。

回家后，李丰把这整件事从头到尾地想了一遍，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投诉讹诈的“老手”。从来回拒收，把快件外包装磨损掉，再把快递员脾气弄上来，借机争吵，拍照，投诉，一气呵成。从他开出的价码来看，也是很懂快递公司的投诉规则与处罚金额的。

李丰唯一后悔的，就是忘了把他们的谈话用手机录音下来。

李丰的事公司里人人都知道，但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互相提醒小心这种人之外，毫无办法。

后记

在快递点工作的那半年时间里，其实遇到的大多数客户还是比较配合的。

我甚至和一个专门从事网店刷单的女孩成了朋友。她每天平均能收到七八上十个的刷单快件，都是很小的包裹，有时是空包，有时会装些沙子、碎纸，但更多的时候会装上一袋盐或是一小袋洗衣粉。

熟了以后，女孩就跟我说，她家里的盐都够吃几年了，“以后这些东西，你需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顺便帮我签收了就行”。现在想起来，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奇怪小收获吧。

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我最终还是决定不做了。

当初之所以做，是因为于总告诉我们两口子，业务熟悉之后以后可以自己把网点承包下来做。但最后我们算了一下，5毛钱一票，承包点一天300票左右，加上揽件，一个月最多也就五六千收入，并不比打工强多少。而且还要自己承担店租电费、丢件赔偿以及投诉罚款，这样算下来，钱就更少了。如果是学校网点，就能赚钱，一天有上千票，但加盟费要20万，所以尽管我家附近就有个服装学院，但还是算了。

压力大，收入低，客户、公司两头都是祖宗，快递员被夹在中间，不敢得罪又无处说理。但任何一个人，只要胸中憋着口闷气，还是会找机发泄出来的，在快递公司的仓库里就能看出来。所有的快件，在那些分拣工和快递员的手上、脚下，基本都是以“飞行”的状态来分拣与装车的。对于这种行为之前我一直颇有微词，但做过这份工作后，我多少也理解了一些。

其实，对快递公司来说，善待自己的员工，可以减少很多破损的赔付件；对客户来说，善待每一个快递员，其实就是善待自己的快件。

相互伤害的社会，总是让人沮丧的。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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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在 空 中

一个懒散之人看世界

源济

我们做丧葬生意的，一样得靠抢丨寻业中国

原创： 如歌 人间theLivings 2019-08-13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干好遗体接运工这份工作，似乎只要有点力气和一点异于常人的胆量就足够了。但我干了这份工作之后才知道，压根没那么简单。

在这个小城里，尸源才是关键。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3

2016年，我从原来的公司离职之后，晃荡了半年，送快递、送外卖、卖房子，跳来跳去都赚不到什么钱。最后，我壮起胆子走进一家殡仪服务站，应聘上了遗体接运工。工资试用期2200，转正后3800，虽然不算高，但好在是国企，各种福利加起来也不错了。

早先，为了推进殡葬改革，市民政局在我们这里每个区都修建了一个殡仪服务站，由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化运营，只提供停灵治丧，不具备火化业务。我入职的这个服务站那时刚成立，正处于招人、培训的准备阶段，还没正式开业。入职前两个月，我们每天就是学习殡葬知识、训练殡葬技能、规范服务礼仪、熟悉特殊用语等等，把一本叫《遗体接运工》的书翻得稀里哗啦，十分枯燥。

两个月后，殡仪服务站终于开业了。我们接运组一共有6个人，两人一组开一辆车，和我一组的同事叫张浩。

开业当天中午，我们组就被通知出车接遗体，由于是第一次，馆长亲自上阵。

接运地点在医院的16楼。我们到达病房后，在家属的示意下，轻手轻脚地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装入卫生棺（专门装殓遗体的纸棺材），再把卫生棺放在担架上，两人一前一后抬着走到了电梯门口。

此时正是午餐时间，上下楼的人很多，电梯半天都没上来。我的手酸得不行了，豆大的汗珠啪啪往地上砸，抬头看看张浩，他也是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凸起，直喘粗气——培训的时候馆长就讲过，干这行最忌讳把遗体放到地上，我们只好一直抬着不敢放下。

又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央求一旁的馆长搭把手。馆长极不情愿——这活当然不是他干的，但这时候他也没办法了，只好伸出手抓着担架中间。

就这样，我们3个人又坚持了10来分钟，总算等来了电梯。可进了电梯，里面的人上上下下，电梯走走停停，老是到不了底。这简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煎熬，待最后电梯停稳、把遗体装上车，我累得快摊成一堆泥。

“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我给另一车组的同事小杨抱怨。小杨以前干过这工作，听我说清原委后，笑得直不起腰：“谁他妈说不能放地上？实在抬不动，放地上休息一下怎么啦？要实在抬不动，你不会让旁边的家属帮忙搭把手？你说你一大男人，还能让一泡尿憋死？”

我顿时豁然开朗。以后抬人，我没再听馆长培训时讲的那一套，果然轻松了不少。

开业一月下来，殡仪服务站没搞到几例业务，领导们个个焦头烂额：投资了好几千万啊，这钱何年何月才能挣回来？馆长想过在公交车上、住宅电梯口、医院电梯口的显示屏上投放广告，但都被别人拒绝了——这样的广告实在太过晦气。

不能大张旗鼓地做广告，在这个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谁会找我们这个刚开张的地方来治丧？

最后，领导决定联系卫计委，通过他们与医院协调，希望能让我们服务站进驻区管辖的3个医院。那之后，我们每天的工作就由在馆里守株待兔变成开车去医院蹲点。

馆长说，你们把车停好后，就去住院部各大科室转转，看见有情况就去发宣传资料，让人家选择我们服务站，不去其他殡仪馆——我嘞个去，这么说怕是要挨揍哦！但领导的吩咐还是要照办的。于是我们每天还是会去医院巡视一圈，拍几张图片发在微信工作群里，然后就回到车上呼呼大睡了。

一晃半月过去，我们组在医院里没有搞到一例业务。其实那段时间医院里有好几个病人去世了，但当时我们都没在场，遗体就被其他殡仪馆拉走了。

领导找到我们接运组谈话，说：“从这个月开始，你们每个车组必须完成10个业务。不管你是从医院还是小区还是什么，必须拉回馆10具遗体才能领到3800块的工资，没完成任务的，差一个扣100块钱，完成任务后超一个奖300。”

“什么？一个月10个业务，说得轻松！”

“这咋弄？领导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

大家纷纷叫嚷起来。

“你是抢也好、偷也好，反正必须想方设法把业务弄回来，不然服务站就只有关门，大家跟着失业。服务站才刚起步，大家辛苦一点，多在医院转转，多想办法，多接触家属，多和医生护士交朋友，多在重症监护室晃悠……等一两年后、我们的知名度打开了，业务就没那么困难了。”馆长苦口婆心说了很多。

每月有了指标，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糊弄了。

我静下心来思考起尸源。医院里最容易出现死亡的地方，无外乎120、急诊科、重症监护室，再比如心脑血管科、肿瘤科、老年病科等等，如此一来，目标一下缩小了。

我去印了几百张名片，上面说明我们是新开的殡仪馆，民政局直管、灵厅装修豪华、设备齐全、收费合理，最关键是接运免费。然后我把这些名片分发给这些科室的护士护工，需要时让他们帮忙把名片塞给家属。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人都没有。我们在医院里晃来晃去，也是一无所获。而其他车组已经拉了好几个人了，眼瞅着要完不成任务了，我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给我的业务带来了转机。

那天我刚到医院，有一个50来岁、长得颇有些仙风道骨的人上前和我打招乎。他很客气，不停地散烟，又递了张名片，说他姓黄，是一名道士（我们这里把给死人做法事、择期、选墓地、下葬的先生统称为“道士”）。只要我们接到遗体，家属需要请人给亡者开灵、指路、做法事、安葬的，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按收费的30%返利给我们。

我们互留了电话。当天晚上，黄道士就打电话过来说请我们俩吃晚饭。饭桌上，他讲了很多这个行业里的秘密，听得我们两眼放光。总之就是一句话，只要和他好好合作，按照他教的话术，一个月赚个三五千完全不是事儿。当然，我们也没忘记让他帮我们找找业务，好向领导交差。

没过两天，黄道士果然就打电话过来了，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拉遗体。

地点是一家养老院。我们到后，黄道士要求我们帮他一起给遗体穿上寿衣，整个过程大约有半小时。最后，寿衣费用、穿衣费用黄道士一共收了1500多块钱。回到车上，他悄悄塞了120块钱的给我，说这是刚才帮忙穿衣服的酬劳。

把遗体拉回服务站后，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之前的郁闷一扫而光。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我才算真正尝到了与道士合作的甜头。

那天，前台接到电话通知我们去接遗体。这是一个高端住宅，我们乘电梯到了28楼。我一边给去世的老人穿寿衣，一边问他的女儿：“你们需要请一位道士在家里做法事、贴个符什么的吗？”

见死者两个女儿一头雾水，我又解释道：“像这种在家里过世的老人，一般的都会请一位手艺好的先生在家里做场法事，超度一下。让老人的灵魂跟着遗体一起出门，这样屋里才会清静平安，孩子们也不会做噩梦。当然，如果老人是在医院里过世的，那就不用了。”

两个女儿齐声说不懂，也不认识这方面的先生，就问我有没有认识的，推荐一下。我当然说有，然后就给黄道士打了电话。

黄道士一会儿就来了。他先是捏着兰花指绕遗体一周，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纸钱点燃扔进半碗水里，将水吸进嘴里再喷雾似的喷在遗体周围，最后把碗倒扣在床头，并对主人交待：“这只碗可千万不能动，过了7天之后，我再来打开。”

死者的两个女儿连连点头。黄道士又从包里掏出一片瓦，在瓦里点燃几张纸钱，再一手持瓦，一手持斧头，念了几句咒语后，猛地把瓦片敲碎，说可以抬着遗体出门了。待我们出了门，黄道士又在屋门上贴了一道黄符。

就在我们抬着遗体走到电梯口时，被两个保安拦住了，说不准乘：“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你，这实在是业主们要求遗体一律走楼梯，女人孩子们胆小，害怕落下阴影。”

我自然不干，抬着一两百斤重的老人下28楼，这不得褪层皮？我苦苦哀求，可保安仍是无动于衷。这时，老人的两个女儿居然也过来劝，让我们走楼梯。我无语了，只得抬着遗体开始行动。这种高层住宅的楼梯又窄又陡，我们找了根绳子把卫生棺死死绑在担架上，以防滑落。我们两人抬，黄道士在一旁扶着，可即便如此，也是累得走两层就要歇一下。一旁的家属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

一回到站里，我就把消费清单上240元抬运费改成了480元。

黄道士在站里的停灵厅为老人做了两天的道场，收了5000多块钱，并给我们返了1500块的回扣。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于是，这份工作又多了个不忍丟弃的理由——介绍道士得回扣，这可比每月3800块钱的工资诱人多了。我们接运组个个都心照不宣，卯足了劲地开展业务。毕竟找上门来要我们介绍生意的道士太多了，而我们哪有那么多业务给他们弄，所以，只能努力了。

我一改之前的惰性，开始在医院的几个重点科室间来回巡视。只要一看见目标，就蹲守在那里，装作其他病人的亲属找机会与之搭讪。只等病人去世，家属兵慌马乱、乱成一遭之时，我们再及时出现——你们准备把遗体送往哪里？新开的殡仪服务站怎么样？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接运还免费……如果家属答应了，我们马上就把担架拿上来、把遗体弄上车后，就开始给家属做工作、推荐安排道士了。

当然，也不是每个业务我们都能安排上道士的。有些家属自己请熟人，有的家属直接拒绝用道士，一切还得看运气。

虽然我们这样做取得了些成果，但毕竟我们不是24小时都守在医院，还是有很多漏网之鱼。于是，我又开始给那些护工发名片了，希望他们能将病人去世的信息及时告诉我，并承诺，只要成了就给他200块钱信息费。可没想到，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烦恼。

有时候晚上睡得正香，突然电话响了：某楼某床正在抢救，快不行了，你快来看看；某楼某床刚走，你快来做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挂了电话，我们起床就开跑，简直是争分夺秒，毕竟这个时候每一刻都充满了变数——我们没有及时出现，生意可能就会被别人抢走。

可有时候，就算我们来了，也是白忙活一场。市殡仪馆以及邻区的两家私人殡仪馆，历史更久、知名度更高，有的家属铁了心选择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会苦口婆心地劝，直到家属不耐烦了、开口吼了，我们才灰溜溜地离开。

可这种拉业务的方法，使用起来稍一不小心就会过头，有次我还差点因此挨了揍。

那天，我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守一个业务。之前里面的医生已经和家属沟通过，病人已经不行了，估计也就再撑两小时，让他们尽快安排后事。那位中年妇女是病人的妻子，听到这里伤心得不行，就给儿子打电话，说他爸爸不行了，是送殡仪馆还是送老家，让他快来商量。

我在一旁一直想和她沟通一下，但一直找不到机会。等我上个厕所回来，她居然不见了。

这个业务可千万不能滑脱了，我就在原地寸步不移地守着。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电梯里走出来五六个人，为首的的那个男子20来岁，一边走一边抹眼泪——想必这人就是那病人的儿子了。

趁着他去阳台的空档，我也跟了过去，递上一支烟，他接过烟点上。想着时机差不多了，我小心翼翼地开口了：“准备送哪里？”

他一脸雾水地望着我：“什么意思？”

我又说：“你爸出院后，准备送哪里？”

他仍是一脸不解：“你什么意思？我爸出院？”

我掏出名片递给他：“兄弟，给你个电话吧。我们这边是新开的，民政局下面的正规单位。你爸走了后，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接送都是免费的……”

他接过名片一看到上面的“殡仪”字样，顿时脸色大变，将名片一下扔在我脸上，破口大骂：“你他妈有病？你爸才死呢！你全家都死！”

我也愣了：“我刚才听医生说的，你爸快不行了，最多还有两小时，让你准备后事……”

“你再乱说，信不信老子马上抽你！”男子说完立刻扬起了手。

见情况不对，吓得我转身就逃。这时，和男子一起来的那几个人也闻声围了过来。我来不及等电梯，匆匆跑向楼梯口，路上就听到那男子在说我是殡仪馆弄生意发死人财的，一群人边追边骂要教训我。那几人足足追了我3层楼，这架势让我从14楼跑到1楼都还惊魂未定。

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个男子根本就不是那个病人的儿子，而是一个刚出车祸送来重症监护抢救的人的儿子——原来是我心急，问错了对象。

这件事之后，我心有余悸，好久不敢再去联系业务。

这个事迹成了反面教材，在站里讲了又讲，同事们听完之后都沉默了。

我们本就因为接触遗体而受人歧视，现在去拉业务时，又要面对种种冷眼、厌恶，有时想想心里真不好受。但不去又不行，像我们这种服务站，上面是不拨款的，完全是自负盈亏。而领导层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开展业务。这期间，馆长虽然请过一些台湾专家来讲课，但落实到具体业务开展上，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每天医院住院的病人成百上千，一眼望去，谁知道哪些要死、哪些快死、哪些会回家等死？就算我们用心发现了目标客户，可真正面对那些悲痛欲绝的家属时，也很难开口，不忍开口。

大家聚在一起时，常常会讨论开展业务的新方法。有位同事甚至出一了个馊主意，说在工作服上大大地印上“殡仪服务站”字样，然后穿上这衣服大马金刀地往医院门口一坐，有需求的自然会上前咨询。可最终，他还是没敢这么干，只是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殡仪馆业务经理”，每天在朋友圈里发各种业务信息，最后还真让他弄到了两单。

他这种操作我学不来，也没这种勇气。那次碰壁之后，我开始思考、向同事取经：怎样在医院里识别出哪些病人快不行了，哪些已度过危险期？面对家属该采用什么样的话术，才不会让人家反感？如何才能把我们服务站的信息巧妙地、不着痕迹地传递给别人？

这成了我每天都在研究的问题。

半年过去，和我一同进来的人已被开除了两个，原因是勾结外面的花店来给在馆里停灵治丧的家属做围棺鲜花，私自收取丧葬用品费用。这对馆里来说是高压线，谁碰谁滚蛋。而我已从一张白纸，变成了一个样样门儿清的老油子。

有时候，看到疑似目标客户、又没机会和家属沟通时，我甚至会背开家属，冒充该病人的亲朋好友去问医生，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好转。当然，这个法子用过几次就不行了——医生护士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有时我们在病房晃久了，他们还会出面打发我们走。

最可气的是，不管我们怎么沟通打点，医生护士都不买我们的账。我不理解，就问我做医生的表哥，他说：“我们医生想到的都是如何把人救活，而你们却巴不得人家死，这哪能谈到一块？对于人去世后怎么处理，我们一概不管，所以你找了也没用。”

那之后，我便专心攻破护工了——他们属于医院的最底层，一两百块的信息费应该不会放过。

不仅是搞定信息来源，我和家属的沟通也变得得心应手了。

那天，我刚走到医院门口，就听见一位老太太打电话，说老伴不行了，叫准备衣服。我立刻尖起耳朵听，见她挂了电话开始往住院部走，我也忙随后跟上。

老太太走到一间病房，中间病床上的病人鼻孔插着管，嘴巴大大张着，床前有个男子脸色凝重。我坐在门口等待搭讪的时机。可这两人一直在给病人擦拭身体、整理衣物，一点出来的意思都没有。有了上次差点被打的经历，我也不敢贸然上前打探，可这样一直等也不是办法。

这时我看到病人床头有一支笔，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打电话叫来张浩，耳语一番后，掏出一张名片捏在手里和张浩一前一后地走进了病房。

我对那男子说：“大哥，你有笔吗？我想借下写一个电话。”

男子捡起桌上的笔递给我。我拿起笔故意趴在床头的柜子上，开始在名片上写下我的另一电话号码，站在身旁的男子顺眼看过来。在确定男子看到名片上方醒目的“殡仪服务站”字样后，把写好号码的名片递给张浩，说：“名片你一定留好，等你朋友去世后，及时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听护工的，他们的寿衣很贵，而且穿寿衣也不专业，千万不要被他们敲了棒棒（收了高价）。如果名片上的电话打不通，就打我刚才写在后面的这个。你放心，我们20分钟内必到。”张浩接过名片，连声应下。

我们这一出戏看起来效果不错，刚走出病房，那男的就从后面追上来，“你是殡仪馆的？”

我回头连声说是，又讲了些我们馆里的情况。那男子很是客气，问了很多关于停灵治丧火化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张浩站在一旁继续当托，不断帮腔。

当天晚上病人就过世了，家属果然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我又顺利地给他们介绍了道士。最后差不多赚了3000元的回扣。

随着同事们业务水平的提高，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出来，那就是竞争。像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尸源毕竟有限，因此我们不光是和其他殡仪馆竞争，有时候还会和其他接运组同事竞争。同事们为了完成任务，再顺便做点道士业务，可以说个个都绞尽脑汁，也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那是一个深夜，我接到一个家属的电话，说他母亲走了。我听后马上叫上张浩就往车库跑。

这个业务虽然是我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和家属沟通好的，但这个科室有个护工鬼得很，我们因为业务问题还曾吵过架。越是这种时候，我就越怕他从中作梗，在家属面前说我们服务站的坏话，让我之前的努力泡汤。

路上我开得很快，以至于在一个十字路口还差点和一辆车撞上了。到了医院，我们两人抬起卫生棺就往电梯跑。可从电梯出来，刚转过墙角，我们就傻眼了——我们站另一组的小张和于伟正站在监护室门口，他们面前赫然也摆着担架和卫生棺。

见我们过来，站在门口的几个家属睁大了眼睛：“你们这是？”

我掏出手机说：“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呀，干嘛又通知他们呢？”

一个家属转过身问小张：“谁叫你来的？”

小张陪着笑说：“是里面的护工通知我的，说你们要去我们服务站，我不知道你们联系了站里的其他人。没事，我们是一家单位的，谁拉都一样。”

那位家属很生气，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给我滚！我们家才死一个人，你们倒来了两拨，是希望我们家再死一个啊？！”小张狠狠瞪了我一眼，和于伟抬起担架地走了。

我和张浩呆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在我们这里，对于死了一个人却弄来两个卫生棺这种事很是忌讳。接下来给逝者穿上寿衣，再把他装入卫生棺，到抬上车，全程下来，我们都没敢说一句话。

我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回到站里后，小张两人却找上我们争吵起来，非说我们抢了他的生意。我也很是生气，明明是我和家属早就沟通好了的，而且也是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我们的，凭什么说我抢了你的业务？因为这事大家闹得不可开交，还告去了馆长那里，馆长听后也是哭笑不得。

实际上，近两个月来，这样的事没少发生。而最让人无奈的是，领导也不大爱管。是啊，不管我们怎样抢，反正都是馆里的业务，就要这样竞争，大家在医院里值班才不会松懈，尸源才不会流失，这也是我们没有定死由某个组固定值守一个医院的原因。不过这却苦了我们，每天自己去联系已经够困难了，可有时还得提防同事来抢。

这次闹大了，馆长再不能无视，于是召集大家开会，要求我们以后接到业务后，在拉之前先报备到服务总台。谁先报备，业务就算谁的。鉴于这个业务我提前沟通得很辛苦，就算我的。

在我们几个业务员的努力下，服务站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作量指标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一个组每月10具”，变成了“每个人每月6具”，而且服务总台接洽的业务也不再归入任务中了。我们的压力更大了。

这样规定的原因很明显，就是防止有人偷懒。肯定是因为有人去领导那里抱怨，说同一组里有人拉得多，有人不去联系业务却仍能坐享成果。当然，这样做从另一方面离间了我们组员之间的感情，也让组内产生了恶性竞争。

没过多久，服务站就因为抢生意发生了一件极其狗血的事。

那天晚上，我刚上床准备睡觉，黄道士就打电话过来，让我去拉人，我和张浩立马起床开上车就跑。这个月的任务还差1个，如果这次能拉成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120的救护车都还没走。而救护车旁边居然还停了一辆市殡仪馆的车，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我们来干什么，我就说是黄道士叫我来拉人的。他不怀好意地笑笑：“你们确是很牛X哦，都抢到我们头上来了。”

我只好干笑。我们接运组到处抢生意，他们肯定对此早有耳闻。不过我们并没有起冲突，只是安静地等待家属出来。毕竟家属要去哪里，还得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再怎么争也没意义。

可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儿，我们服务站的另一辆殡仪车也到了。3组人马面面相觑，别提有多搞笑了。

这时，120的担架工给遗体穿好了寿衣，家属出来叫我们把担架拿进去。可看到面前停的3辆殡仪车，顿时愣住了。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属就是在民政局上班的，他反应过来后，火冒三丈，连声质问我们是谁叫来的。

3组人马一对质，这才闹明白：市殡仪馆是家属自己打电话通知的；而我是家属的老母亲打电话通知黄道士、黄道士再通知的；而我同事他们，则是120的担架工通知来的——这些担架工非常乐意干这种事，反正只是打个电话，成了就有200块钱。

问清情况后，家属对我们倒没说什么，却把担架工和我同事那组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个业务我们自然没成，让市殡仪馆拉去了，他们可停灵治丧，又有火化业务，优势很明显。

这事到此并没完，后来那个家属打电话给医院投诉了120的担架工，又打电话直接找到我们馆长算账。馆长碍于他对我们规定的任务，不便指责我们，只好自己吞下了苦果。

除了跑业务，我作为遗体接运工，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去接运各种各样的遗体。

记得有一次，我得到消息去接一具腐烂遗体，隔了很远就闻到了刺鼻的尸臭。我们带上防护面罩、穿上防护衣，全副武装，虽说早有心理准备，可看到现场的情景，我还是呆住了：遗体已完全腐烂，尸水流了一地，这还不算，关键是尸体上爬满了蛆虫……

我感觉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我们把消毒水、酒精一瓶瓶地倒下去，把蛆虫全部杀灭后，才把遗体连拖带拽地弄到尸袋里，我们连装了5层尸袋，又装了一层卫生棺，可那气味仍是汹涌袭来，令人作呕。我们抬装上车，把车窗全部打开，飞快开往火葬场。

这一趟我们收了6000元。所幸家属对我们也不错，再三致意，表示感谢。

回到服务站，我们把钱全上交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馆长居然来兴师问罪，质问为何没把遗体拉回服务站来停灵治丧？否则是不能算完成任务的。我的心拔凉拔凉——拉了这样一具让我两天吃不下去饭的遗体，还不算是任务。这个职业我到底要不要长期干下去？

所幸一年半过去，随着服务站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以及邻区两家非法私人殡仪馆的关闭，我们的业务越来越好，馆里也不再要我们出去驻守医院。我感到一阵轻松，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做一个遗体接运工，偶尔给家属介绍一下道士、拉上一单业务，从中弄点小回扣、小奖励，日子也算过得去。

可没多久我的希望就落空了——馆里规定，不能给家属介绍道士，违者直接开除。不仅如此，馆里专门挑了3个人出来做业务经理，负责在外拉业务。

政策出来后，我们接运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企业只有渐渐走向规范才有出路，而一旦正规起来，我们这些捞偏门的手法就没有容身之所了。再三思考之后，我选择了辞职，买了辆二手车，在医院里干起了运送病人出院、转院的行当。

有了殡仪服务站跑业务的经历，现在干起这个来倒也不难。毕竟连死亡业务都敢去推销的人，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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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歌

记忆犹如梦境，电光石火间

记下这里的动物凶猛，

人潮汹涌，浮生如梦

源济

当销售的女孩，从不认命丨寻业中国

原创： May 人间theLivings 2019-08-20

“女孩子做销售吃的是青春饭，年纪一大不仅体力跟不上，连仅有的性别优势也不复存在。真正家里不缺钱的，才不舍得女孩做销售这一行。”

配图 |《我，到点下班》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4

2017年4月底，我入职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部做创意策划。我的日常工作是对接公司的销售部门，为客户做广告投放提案。这意味着我会经常和销售打交道，有时还要和他们一起外出去见客户。起初我是不太情愿的——在我的认知中，当销售的人一般学历不高，还满嘴跑火车。

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搬去的公司合租房里，3个室友中有2个都是公司销售。

搬去第一天，她俩半夜12点才回来，旁若无人地在客厅里打闹。我被吵醒后重重地推开卧室门，一脸阴沉地盯着她们。可她们不仅没有自知之明，反而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我凑近一些，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味，再细看她们，俩人脸上都有不自然的潮红，脸上的妆也花得乱七八糟。知道无法与醉酒的人讲道理，我气呼呼地返回卧室，暗自决定找新房子搬出去住。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觉睡到中午。昨晚醉酒的两个女孩也刚起床，两人见到我一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其中一个女孩抓着头发一脸懊恼地说：“我们昨晚10点下班，和同事去喝了点酒，吵到你睡觉了，真是不好意思。”

为了表达歉意以及对我的欢迎，她们硬拉着我去吃火锅。火锅的腾腾热气逐渐消解了我对她们的敌意。她俩一个叫丹丹，一个叫小皮，通过她们，我也大致了解了公司的业务框架。

我入职的这家互联网公司有技术、运营、市场、增值、销售等几大部门。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是售卖平台的广告资源。丹丹和小皮所在的销售部负责开发新客户，说服客户开通广告投放账户，并不断充值消耗。销售里又分“电销”和“面销”，简称IS和OS。IS主要负责“撒网式”地打电话，每天要打满100个才算完成KPI，并由此获得一批有意向合作的客户名单，称为“商机”。OS的职责就是根据IS给到的“商机”线索去约见客户，当面说服他们签下合同。小皮是IS，刚来公司实习3个月，6月份才大学毕业。丹丹是OS，来公司一年半了。

“他奶奶的，我现在一打电话就想吐。对方如果是个帅哥，我还能多聊一会儿，可如果是个油腻猥琐的大叔，真他妈想把电话线拔掉。”小皮从红油火锅中扒拉出煮好的猪脑，豪爽地送进口中。

“你这小丫头，光听声音就能分辨出帅哥和丑男？”丹丹调侃她。

“丹姐你别不信，我还真就能听出来。帅哥的声音要么冷要么酷，猥琐大叔全程就知道吹牛X，还非要你表现出崇拜他的样子。”小皮不屑地撇了撇嘴。

“那你是怎么表现崇拜的？”我好奇地追问。

“这还不简单，”小皮把手比成电话，靠在耳朵上，捏着嗓子学给我们看：“您真是太厉害了，一个人就把企业做到这么大。像您这样有想法的老板真心不多，您肯定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马云。马云都在我们平台投了广告，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

我和丹丹被她一本正经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

“丹丹，那你做OS是不是每天都要出门去见客户？”我转过头问丹丹。

“差不多吧，辛苦是辛苦些，不过提成要比做IS的时候高。”丹丹也健谈，但是和22岁的小皮一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沉稳和细腻。她比我小1岁，却说自己已经有7年的工作经验了。我掐指一算，那她岂不是19岁就开始工作了？

丹丹说她之前干过不少工作，在食品公司当区域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课程顾问，在房产公司当“售楼小姐”，还在医疗器械公司短暂地干过半年。

从丹丹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中，我察觉到了她经历不简单。

如果说我们公司也有鄙视链的话，那销售毫无疑问是在最底端。工作的第一天，市场部的同事就告诫我说，和销售对接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他们只认钱不认人。”

周五晚上，我就亲眼见识到了两个部门之间的“剑拔弩张”。

事情起源于销售部跟进的一个“商机”，那个客户要求当晚12点前看到一版新的广告投放提案。销售部发来这个需求文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离下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怎么办？”我指着邮件小心翼翼地问文姐。文姐来公司做策划已有一年，显然对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她一边对着小镜子涂睫毛膏，一边不甚在意地说：“你就当没看到。他们底薪才2000多，当然要拼命讨好客户拿提成。别说要提案了，就是客户让他们喊爸爸，他们也叫得出口。这种跪舔的事情，我可干不来。”

果然，6点半一到，文姐就挎起小包准备走人，市场部的其他同事也开始收拾东西。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杀气腾腾的姑娘突然从门口窜过来，拦住了文姐的去路。

“我5点58分发的提案需求，你们这边做好了吗？”她涨红着脸问。

“我这边没时间，你要不问问其他做策划的同事？再说你们是10点下班，但我们是6点半下班。你们是单休，我们可是双休。你凭什么要求我们陪你们加班？”说罢，文姐就走出了办公室，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跟了出去。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我和那个姑娘。

姑娘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我于心不忍，轻轻问了一句：“要不我试试看？”小姑娘听到这话，黯淡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在去楼下销售部的路上，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她叫张琪，是OS，24岁。

我到了销售部，准备查阅客户的产品资料。整层楼灯火通明，四面墙上贴满了“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这样的标语，再配合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几百人的讲话声、争吵声，甚至捶桌子、摔椅子的嘈杂声，让我感觉恍惚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前我对销售部的“狼性文化”也有所耳闻。他们在每月一次的激励大会上，甚至有“杀鸡滴血”的仪式，寓意“打鸡血”。每天早中晚各一次的“口号宣誓”更是响彻公司大楼。

就在此时，一阵锣鼓声突然响起，把我吓了一大跳。紧接着，一个声音高喊：“恭喜C3张兰兰首冲10万。”所有人立马拿起桌上的小手拍，一阵“劈里啪啦”的“鼓掌”加吆喝。

“这是我们的传统，有人成单就要全员庆祝，说是为了鼓舞士气，其实是怕大家打瞌睡。”张琪调皮地朝我吐了吐舌头。

我瞄了一眼四周，发现女孩子占了大多数，这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怎么都是女孩子，销售这行不是挺辛苦吗？女生能挺得住吗？”我问张琪。

张琪悄悄地说：“这是公司招人的潜规则，领导说女销售更能刺激客户的冲动消费。”

我的心咯噔一声——以前也听说过一些销售行业的潜规则，不过都是传统行业，难不成互联网公司也搞那一套？

张琪见我一脸凝重，咯咯笑了几声：“你想哪去了？公司可没要求我们牺牲色相。只是女孩子嘴甜心细，又能撒娇卖萌，而老板们大多是男的，很吃这一套。”顿了顿，张琪继续说道：“不过偶尔和客户吃个饭、喝个酒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大客户。毕竟做了销售这一行，应酬总归是少不了的。”

那天晚上，我把最终方案发给客户时已经是11点半。张琪硬要请我吃烧烤，感谢我“拔刀相助”。听闻丹丹和小皮是我的室友，她更兴奋了：“原来都是老熟人啊！”

张琪很快就把丹丹和小皮召集了过来，我们一行人打车去了5公里外的夜市摊。她们3人熟门熟路地领我到一个烧烤摊坐下，叫了一盆麻辣小龙虾和一大盘烤串，又要了4瓶啤酒。我摆手说喝不了酒，她们笑话了我几声“乖宝宝”，给我换成了雪碧。

4月的晚风从远处吹来，寒意穿透衣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凌晨1点坐在马路边喝啤酒吃烤串，还是和3个刚认识不久的姑娘一起。

刚嘬了几口小龙虾，我就辣得受不了，直灌饮料。她们3个却像没事人一样，一个比一个吃得欢。

“这么辣你们也吃得下？待会儿能睡得着觉吗？”我诧异地看着她们。

“等你干了销售，你也会无辣不欢的。”小皮往嘴里丢了块剥好的龙虾肉，“我原来也吃不了辣，自从干了销售，顿顿都是辣也就习惯了，现在每天不吃点就感觉活不到明天。”

虽然和她们只同住了一周，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她们的辛苦和压力。即使住处离公司不到5分钟，但她们没有一次在晚上11点前到过家，然后第二天早晨不到8点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睡眼惺忪地赶去公司参加早会。小皮还好，因为不用出去见客户，稍微收拾一下就能出门，丹丹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画全妆，是所有人中起得最早的一个。

我问小皮她们天天开早会都讲啥。小皮翻了个白眼，说：“就是点名表扬和批评呗，不停地给你洗脑，什么‘只有争到第一名才是英雄，否则只能当Loser’。”

“都是女孩子，当众被点名不难堪吗？”

“何止是点名？业绩完不成，领导啥话都能骂出来。刚来的女孩子一半都是被骂哭走的。”

“你和丹丹没哭过？”

“我刚来的时候哭过几次。丹姐应该没有吧，干了这么多年销售，啥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说到这里，我不免多看了丹丹几眼。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衫，右手拿着烤串，左手拿着啤酒瓶，一副东北大汉“吹瓶子”的轻松姿态。但在她转头望向远处的湖面时，我分明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丝别样的情绪。

尽管我们回家时刻意降低了声响，但洗漱的动静还是惊醒了室友嘉怡。

嘉怡是本地姑娘，在公司做前台，每天的工作是收发快递和登记访客。小皮私下和我吐槽过她的娇气：“这姑娘被爹妈从小宠到大，家里好几套房。来我们公司做前台纯粹是打发时间。天生的大小姐脾气，你可千万别招惹她。”

嘉怡几乎是尖叫着冲出房门，一边跺脚一边用手指着我们3人：“你们要不要脸？怪不得我爸妈说外地人素质差，不让我跟你们合租。好好的女孩子，用得着为了赚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穷得供不起你们吃饭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责骂，我懵着脑袋不知如何面对。没想到丹丹第一个站了出来，一巴掌拍下她伸出来的食指，面不改色地回应：“你还真说对了，我家就供不起我吃饭，所以我得拼命赚钱养活自己。怎么着，碍你眼了？碍眼就赶快回你妈怀里去！”

嘉怡气得浑身发抖，无奈人单势薄，最终只能重重地关上房门。第二天一早，她男朋友就过来帮她搬家了。嘉怡的男朋友不仅人长得帅，性格也很温和。临走时还特意跟我们道歉，说嘉怡脾气不太好，让我们多包涵。

我们3人一脸花痴地目送他下楼。小皮深深地叹了口气：“哎，你说这男的怎么就眼瞎看上了嘉怡呢？真是好好的一颗大白菜叫猪给拱了。”

“人家才不瞎。就冲着嘉怡的本地户口和家里的房子，她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丹丹不咸不淡地说。

因为早上嘉怡搬家的插曲，丹丹和小皮毫无意外地迟到了，被扣了全勤奖金。不过想到从此少了这个小公主在眼前晃悠，我们的心情都轻松了不少。

张琪得知我们的屋子空出一间房，嚷嚷着要搬来一起住。在她搬家那天，我们知晓了她的一个秘密：她和同组的一个男同事谈起了恋爱。丹丹一见他俩牵手出现，立马变了脸色，将张琪拉进房间。

“你不知道公司不准销售之间谈恋爱吗？一旦发现，同级的，男走女留；不同级的，高走低留。”丹丹厉声问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规定，好奇地问：“为啥这么规定？”

丹丹对于我在这个时候跑偏重点很无语，翻了个大白眼。还是小皮解答了我的疑惑：“因为同级的女销售对于公司的价值比男销售大，领导如果和下属谈恋爱，留下来也不能服众。”

张琪显然没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笑嘻嘻地摇着丹丹的胳膊：“丹丹组长，你不会打小报告的，对吧？”

丹丹许是被她晃得头晕，无奈应下来：“我不说。可如果被别人发现，保不齐就会把你捅出去。要知道，你这个月业绩拿了两次第一，很多人早就想把你干下去。再说，你不是不知道A部的周经理和我们B部的刘经理是死对头，要是被A部的人抓包，你就死定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明明只是一份工作，怎么还“暗藏杀机”？小皮说，销售部门的气氛就是如此，讲究“用人唯亲”和“江湖义气”，新人选择跟随一个领导就如同加入了一个帮派，帮派之内是兄弟，帮派之外皆敌人。

我这才终于明白丹丹、小皮和张琪身上的“江湖气”是怎么来的了。

入职一个月后，我被指派跟随销售回访客户，调研客户对于广告投放效果的满意度。令我欣喜的是，销售部派出的人居然是丹丹。后来我才知道这并非巧合——这次回访明眼人都知道是为了让我尽快熟悉业务，随行的销售不过是个“陪跑员”，对其自身的业绩并没有太大帮助，所以销售部的人对于这个任务如烫手山芋般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丹丹接了下来。

出差的日子临近端午假期，出差的城市中又恰好有我老家，我就和丹丹商量，能不能把我家定为最后一站。丹丹想也不想便答应了。我猛然想起，她端午节是不是也要回家过节？哪知丹丹摇了摇头，说：“我除了过年，其他时间都不回去。”

我们这次需要去4个城市拜访6家客户，行程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当当。我一直从事案头工作，除了开会很少出差。如果没有丹丹，我恐怕连客户公司的门都摸不到。

第一天还算顺利，拜访的两家客户对我们都挺客气。但是第二天下午拜访的客户却显然不是善茬。这个客户做微商起家，代理各种品牌的化妆品。《互联网广告法》对于微商广告的政策管控非常严格，但客户却完全没有相关的法律意识，直接将投放效果不佳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我们平台的投放策略。

和客户争辩了近1个小时后，我的耐心彻底被消磨殆尽，胸中的怒火瞬间点燃。当“傻X”这个词从我的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对方瞬间从沙发上起身，一步步向我走近，我闭上双眼，做好了挨打的准备。身旁的丹丹见此情形立马起身，挡在我们之间，双手拉住客户的胳膊，陪着笑脸说：“哎呀，哥哥你看你怎么还生气了？我这个同事平时讲话就这样，三句不离‘傻X’，她对公司领导都这么叫过，我们都习惯了。这就是她的一个口头禅，没有别的意思。要是您因为这事和她一个小姑娘置气，不显得您太不大气了吗？”

客户经她这么一说，脸色缓和了些，剜了我一眼，重新坐回沙发上。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我大气都不敢喘，完全由丹丹代替我的职责，顺利完成了和客户的沟通。

其实她说的话和我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是她换了一种更通俗的说法。比如，我三句不离“广告法”和“创意”，她却会说：“哥哥您看您生意做得这么大，广告费这点小钱您确实也不放在眼里。但咱也不能花冤枉钱啊。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投放，万一被查到了，别人该笑话您是外行了。咱们就保守点，最好出一分钱就看到一分钱的效果，您说是不是？”

客户显然很吃她这一套，一口一个“妹妹”叫得十分热络，还提出晚上做东请我们吃饭。我刚想拒绝，却被丹丹用眼色制止。

客户虽然嘴上说不和我计较，但在晚上的酒桌上却没有放过我，硬是要我和他对饮几杯，否则就是看不起他。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只好硬着头皮用嘴唇碰了下酒杯，却实在鼓不起勇气咽下那火辣辣的白酒。在我几乎要哭出声的时刻，丹丹又一次救了我。她替我喝了杯里的酒，笑着对客户说：“吴总您就别为难我这个小妹妹了，她一喝酒就浑身起疹子，还是我陪您喝吧。”

但其实按年龄来算，我才是姐姐啊。

那顿晚饭我记不清丹丹究竟喝了多少酒，平常一瓶啤酒下肚脸不红心不跳的她，出门的时候已经有点踉跄。我扶着她站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准备打车去火车站赶10点的车前往出差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我老家。

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一天从未有过的难堪，还是受到“近乡情更怯”的情感触动，抑或只是感觉愧对丹丹，我突然崩溃地大哭起来。“什么破工作，老娘不干了！我是做策划的，凭什么要陪傻X喝酒？我骂他怎么了，他不就是傻X吗？傻X，傻X，傻X！”

丹丹哭笑不得地看着我，像哄小孩一样安慰道：“好好好，他是傻X，那你哭啥？如果你再这样哭，别人该把你当傻X了。”

我被她逗得忍不住笑了一声，憋在胸口的那股闷气也随之消解了一些。

“其实我们本来没必要喝这顿酒的。只是你下午骂了客户，如果客户投诉到公司，公司完全可以开除你。况且这是个大客户，要是这个单子丢了，负责这个客户的销售恐怕也在公司待不下去了。”丹丹一脸凝重地告诉我。

我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自己的一时“口舌之快”，差点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别人。

因为临近端午假期，即使是夜晚班次的火车，依然坐得满满当当，过道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闷热的车厢让我的脑袋有点发胀，想要闭眼休息却毫无困意，反而又勾起了胸口意难平。我转头看看丹丹，她正把头靠在车窗上，双目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睡不着吧？出差都是这样的，很难休息好。等你明天回家就能好好休息了。”丹丹突然出声，吓了我一跳。

反正也睡不着觉，我便顺坡下驴地拉着她闲聊起来。“你为什么只在过年时回家？”话一出口，我便知道问得唐突了，惴惴不安地盯着她的脸色。

丹丹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过她家里的事情。不知道是旅途的夜晚太漫长，还是车厢里回家的人们勾起了她的回忆，她顿了顿，还是开口了。

丹丹初中毕业被家人送入中专院校学习护理，为的是能够早点工作养家。毕业后，丹丹成了乡镇医院的一名护士，负责给病人扎针换药，每月工资1000元。丹丹的父母重男轻女，指望丹丹能在镇上找个有钱人家，以供养弟弟上学乃至今后的结婚生子。丹丹不服气，直接辞掉工作跟着同村的小学同学去市区的一家食品厂当了销售。

那个小学同学告诉她，对于他们这种没背景、没学历却又不肯认命的小镇青年，干销售是唯一的出路。

丹丹在那家三线城市的食品公司干了3年，是公司里仅有的两名女销售之一。小地方的销售讲究人脉关系，而人脉又是在“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的酒桌上培养出来的。丹丹为了开拓客户，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泡在酒桌上。

“你以为客户灌你几杯酒就是羞辱了？我当时遇到的客户比今天的过分多了。喝醉酒的人，搂你一下、摸你一把，根本都不叫事。”丹丹觑了我一眼，幽幽地说道。

那3年丹丹不仅练出了酒量，还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一遍，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把弟弟送进了重点大学的校门。也是在那时候，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开始在村里散播，说她能赚这么多钱是因为在外面做了不光彩的事。丹丹的母亲气得差点晕过去，死活逼着丹丹辞了职。

23岁的丹丹不想被人指指点点，便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大都市。她也想过转行，但她只有中专学历，找来找去，也就只能继续干销售。

开始时，她选择在培训机构做课程顾问，因为这个行业和文化沾边，说出去好听一些。她每天的工作是在人流密集处发放宣传资料，以及拉人去实体店试听课程，每个月底薪加提成有上万的收入。

但很快丹丹就发现了这家培训机构的猫腻——他们打着“0元试听，分期缴费”的名号专门招揽在校大学生和刚出社会的年轻人，让他们签订贷款协议。这些年轻人不懂网贷的套路，一旦签了，每个月就要背好几千的贷款。当他们反应过来想要退款时，却发现当初把他们捧上天的人早已翻脸不认人。

丹丹就亲眼看到过一位农民打扮的父亲，为了替女儿讨回学费，当众给销售经理下跪。销售经理表面应承退款，转脸就躲了起来，只留下一老一少在大厅抱头痛哭。丹丹想起了老家的父母，这样的亏心钱她实在赚不下去，很快离职了。

关于房地产公司和医疗公司的销售经历，丹丹不愿多谈。但是因为道听途说过不少这两个行业的“灰色传闻”，我还是忍不住好奇，一直追问个不停。丹丹受不了我的纠缠，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你听过的事情我都亲眼见过，也被人暗示过。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我不愿意走那样的路。”

夜渐渐深了，丹丹闭上眼睛不再言语。我的内心却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平复。

我本以为自己从老家体制内辞职孤身闯荡大城市，在同龄的女孩中已属“英豪”，但是丹丹的经历却让我自叹不如。虽然她的讲述带着回顾往事的云淡风轻，但我能够想象得出一个年轻女孩子身处其中的挣扎与艰难。

出差的第三天，我们顺利拜访完最后一个客户。我邀请丹丹跟我回家一起过节。丹丹扬了扬手中不知何时买好的回程票，说：“你回去好好过节。我这几天落了不少单，得回公司加班补上。”

我这才意识到她因为陪我出差而耽误了正常工作，内心的愧疚更加无以言表。丹丹看出了我的心思，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反正放假我也没地去，去公司还能打电话找客户聊聊天。”

端午假期结束，我给丹丹、张琪和小皮带了3串母亲亲手包的大粽子，还有好几大袋家里腌制的特色小吃。当晚我们又去夜市摊撸了串，我破天荒地喝了半瓶啤酒，被她们嘲笑“乖宝宝学坏了”——自从和她们成了朋友，我的身上似乎也沾染了不少“江湖气”。

之后的半年里，市场部和销售部依旧势如水火，张琪三不五时地就上来和文姐“掐架”。小皮毕业后留在公司，成了一名正式的IS。丹丹顺利升职，从组长成了初级经理。

渐渐的，销售部的工作时长已经不止9106（早9晚10，一周6天）了，很多时候连周末也要通宵加班。

年纪最小的小皮最先扛不住了。反复的感冒发烧让她面色苍白，长期饮食作息的不规律让她的身体像个气球一样迅速膨胀，明明花一样的年纪却有了中年妇人般的沧桑。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因为业绩不佳，小皮每个月只能拿到不足3000块的基本工资，根本支撑不了她的基本生活开销。

当丹丹第二次掏钱帮她垫付房租时，我忍不住开口：“小皮钱不够用怎么不问她爸妈要？刚毕业的女孩子不都是爸妈给生活费吗？”

丹丹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我关于小皮的事。原来，小皮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小皮从小就寄居在大伯家，由奶奶抚养长大。小皮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养活自己、寄一部分给奶奶，还要还大学4年的助学贷款。

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些与那个总是嬉皮笑脸的小皮联系起来。我一直以为她是个从小泡在蜜罐中长大的没心没肺的小女孩。

“真正家里不缺钱的，才不舍得女孩做销售这一行。你看本地的女孩子，去不了国企、事业单位，就在私企做行政前台，每天只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行。上班对她们来说就是走个过场，赚的钱还不够买个包。”丹丹如此说道。

2018年，这座南方城市的第一场雪格外大，我们4个人坐了1个小时的地铁从市中心去郊野公园看雪。公园由农田改建而成，保留了大片的庄稼作物，绿油油的麦苗被大雪严严实实地护在怀中，像极了那些备受呵护的女孩。

我一直以为小皮会是我们宿舍里第一个从公司辞职的人，没想到第一个走的居然是张琪。

张琪和同组男同事违规谈恋爱的事情终究还是被A部的人发现了，并且上报给了周经理。周经理为了打压“死对头”刘经理，在公司月末的中层领导会议上当众揭发了这件事情。销售总监当场下了开除张琪男朋友的决定，即使刘经理有心求情也为时已晚。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公司开除张琪男朋友的同一天，张琪也提交了辞职申请。其实张琪的业绩一直很好，是B部的领头羊，深得领导喜爱，即使谈恋爱被发现，也完全阻碍不了她之后的升职加薪。但是她铁了心要走，无论人事经理和刘经理怎么挽留，都毫无作用。

张琪和她男朋友是在除夕前一个星期离开的，临行前，张琪对我们说：“女孩子做销售吃的是青春饭，年纪一大不仅体力跟不上，连仅有的性别优势也不复存在。与其等着被淘汰，不如趁着还不太老，做点能够长久的事情。”

我问她：“什么才算是长久的事情？”

她想了想，笑着说：“我这些年存了一些钱，打算回家开一个绘画培训班。哦，对了，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学画画吧？而且是国画哦。”

送走张琪，从火车站回去的路上，春运的人群熙熙攘攘，我、丹丹和小皮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我试图打破僵局，开着玩笑问：“张琪居然是学画画的？看她平时和文姐吵架那架势，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搞艺术的。”

丹丹说，张琪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就按照淑女的标准去培养她，本来想等张琪毕业后就回他们身边当个美术老师的，哪知道张琪大三时不知道犯了什么倔，没毕业就非要一个人出来工作，而且还选择了最累的销售工作。

小皮说：“张琪之前跟我说，她就想试一试，是不是不走她爸妈安排的路她也能活下去。”

张琪走了3个月后，小皮也辞职了。她决定去邻近的一座二线城市找工作，那个城市虽然不算繁华，但是生活节奏缓慢。“你说我这算不算当了逃兵？”

我使劲摇摇头。小皮的身体从小就不好，她能够坚持这么久，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换成我，大概早就熬不下去了。

“本来是想多赚点钱过好日子的，这一年钱没赚着，还把身体给摧残了。”小皮笑着说。

“你已经很努力了，找一份稍微轻松点的工作，把身体养一养。”丹丹摸了摸她的头。哪知这个举动仿佛一下点中了小皮的泪穴，她搂着丹丹大声哭了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小皮哭，之前即使高烧到40度都不见她吭一声。

小皮走的那一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烧烤摊。去年这个时候是4个人坐在这里，今年却只有3个人，之后这个城市就剩下我和丹丹两个了，大概我们也不会再来了。

那晚的离别酒和着人群的喧闹、炭火的烟味、远处的汽笛，还有小皮和丹丹的嬉闹，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后记

再后来，2018年9月，我也从公司离职，并且搬了家。

我和丹丹、小皮和张琪的联系不算多，但是会定期汇报各自的情况。张琪的国画培训班虽然还是入不敷出，但是报名的学生正渐渐增多。她男朋友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两人正商量着举办婚礼。小皮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整个人精气神好了很多，只是总嚷嚷着“要杀回来赚钱”。丹丹已经成了高级经理，下一步目标是“一统江湖”，当上销售大区总监。

我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跟着他们去西餐厅、去网红甜品屋、去街区酒吧，只是再没人约我去过烧烤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销售、尤其是女销售还是有偏见，说她们家庭条件不好、学历不高，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去当销售。

每当这时，我总会在心里默默说上一句：“起码她们拼过命啊！”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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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游走于乡村和城市的看客

源济

但凡能找到工作，谁会来干环卫丨寻业中国

原创： 芠月 人间theLivings 2019-08-27

创建卫生城市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除了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到马路上摸爬滚打，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他们依然困苦，依然贫穷。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5

2018年初，市里环卫行业大改革，全面市场化。当时正找工作的我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从事人事工作。

所谓隔行如隔山，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这里，大家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但凡能在别处混口饭吃的，谁来干环卫！或许也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在东北这样一个严冬酷暑的地界里，环卫行业能够招揽的，基本也就只有老弱病残。

面试时，带着南方口音的经理曾跟我说，想找个性格泼辣点的女孩子。当时我以为他是有意刁难，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也全然能够理解了。

一个午后，我和对面工位的女孩正在整理员工档案时，一个留着板寸、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大汉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办公室。他一进门，就挥着一张纸在我们面前比划，大声喊道：“你们给我交保险经过我同意了吗？谁让你们交了？”

我跟同事对视一眼——又一个不想交社保的工人找上门来了。

大汉名叫蒋乃夫，是市场化改革时从城管局接收的员工之一，不到50岁，算是本地环卫行业里的“年轻人”。

之前环卫工人归城管局管辖时，为了减少开销，局里对职工交社保的原则是“能不交社保就不交”。通常他们会以职工的工作年限设置门槛，工作一年或两年以上的符合条件人员（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险政策，男60岁以下、女50岁以下属适龄人员），再参考“个人意愿”决定是否缴纳。工人们的人事关系转到我们单位后，我们作为一家正规的私企，必须要为所有适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也会依照比例从工资中扣除个人应承担的部分。

蒋乃夫就是因为发现工资中扣除了保险钱才来闹的，手里挥舞的那张纸，是他刚刚去社保局打印出来的缴费单据。

尽管社会保险作为一项基本的福利，是退休后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对于像蒋乃夫这样的等米下锅的人来说，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才是关键，至于将来如何，根本无暇顾及。

近些年东北农村日渐衰颓，大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蒋乃夫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老家在200多公里外的偏僻农村，土地稀少又不依山傍水，家里两个孩子念书又要花不少钱，于是在5年前，他跟妻子商量后，俩口子一咬牙就出来了，家跟地都交给了70岁的老爹打理。

作为一个没上过什么学的农民，卖力气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可惜蒋乃夫看似年富力强，其实却是个空壳子，糖尿病、脑血栓、腰间病，一样不少，只能去做个还算轻松的环卫工人。看着村里的同龄人一年到头能拿回家四五万，他只有眼红的份儿。

归城管局管辖期间，环卫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790元，蒋乃夫每月都要将这点工资掰成好几半儿来花：300元用来支付跟人合租的房钱，200元用作他跟妻子一个月的伙食费，两口子的饭桌上基本都是馒头咸菜，偶尔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捡些不太新鲜、甚至临近变质的青菜改善一下。剩下的钱，给乡下的老爹寄回200，给上大学的女儿1000做生活费，余下的90元才是自己的零花钱，偶尔买包“红梅”过过烟瘾，5块钱，能抽两天。

“老爷们儿不抽烟不喝酒的，出去让人瞧不起。”蒋乃夫的身体不能喝酒，偶尔抽点烟，妻子也就不那么管了。

起初得知环卫市场化的消息，蒋乃夫特别开心，因为按照政府要求，他们的工资要从1790元涨到2200元。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两个人早早就规划好了这多出来的410元的用途——攒个半年，买头小母牛，以后他要是干不动了，就回家养牛——一头牛能卖1万多块呢，还不用吃苦遭罪，比干环卫强百倍。

“我规划好好的，结果你们给我上了个保险，到手的工资不还是跟原来没变化？你让我咋跟媳妇交待！反正你们得把保险钱给我退了，我没同意让你们交！”蒋乃夫一脸肉疼的表情，嗓音也高了好几个音阶。

我们跟他解释了几遍，给员工交社会保险是公司应尽的义务，也是给员工提供的退休保障，按比例扣除个人应缴部分，是合法合规的。可他依旧一副不拿到钱不罢休的架势，站在门口吵吵嚷嚷，埋怨我们这是“费力不讨好”，还要找总经理去“说道说道”。

幸好当时总经理不在，不然我们又要被扣个“办事不力”的帽子——自从从城管局手中正式接手这个区的环卫工作以来，办公室就没消停过，每天都有工人造访，告状的、撒泼骂人的、讨要工资的……他们从不听我们讲道理，也不忌惮领导，唯一能牵制他们的，只有他们的“班长”。

我偷偷出去拨了蒋乃夫他们的环卫班长的电话。大约20分钟后，主管他的艾素梅班长来了。她是个56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皮肤粗糙，一看就是经过了常年的风吹日晒，说话嘁哩喀喳大嗓门儿，是个典型的东北女人。

艾班长从年轻时就开始干环卫，已经干了27年，年年都能在市里的“金扫帚大赛”上拿到名次。她是有正儿八经有编制的职工，按年龄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只是在马路上挥扫把挥习惯了，退休后也没回家，就继续干着。她是个厉害角色，很多刺头工人在她手下都服服帖帖的，不仅如此，部门里好几个老班长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

她把蒋乃夫叫到走廊一角。蒋乃夫在我们面前飞扬跋扈的劲头，在她面前一点也没使出来，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出去了。

没多久，两个人一前一后回来了。蒋乃夫的气焰显然已经被浇灭，重新讲话时语气都平和了不少，追问了几句如果将来不干了保险能不能退的事，就跟着艾班长回去了。

我私底下问艾班长，她是怎么降服蒋乃夫的。她告诉我，对付工人，就像班主任对学生，要恩威并施，让他们又怕又敬。“这些工人，看起来不起眼，却难斗得很，看穿心思很重要，他只是想多赚点钱，并不想丢掉饭碗。”

艾班长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常介绍人来应聘工作，一来二去，我跟她也熟络了。她知道我平时喜欢写点东西，答应有时间给我讲讲环卫工人的故事，可我却再也没等到。

2018年5月初，“三城联创”的呼声传遍大街小巷，环卫行业作为主力军，自然得响应号召，整个单位上上下下都进入了高强度的作业模式。

（编者注：三城联创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简称创城）

增加晨扫、延时保洁、取消休假，工作时间由原来的早6点提前到早4点，晚延时到10点。由于上一年“创城”失败，市里对这次评选特别重视，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更是放出狠话：“创城”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哪家市场化的环卫企业影响了工作，将直接踢出局。

面对政府的施压，最遭殃的就是奋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了。城市本身地处劣势，风沙大、气候干燥，加上市民素质不高，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谈何容易。公司为了保证质量，每逢政府检查和演练，都要求工人必须坚守到晚上12点。起初工人还能早晚两班排班作业，后来随着检查力度加大，所有工人就只能从早上4点一直坚守到晚上12点，中间只留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在这座东北城市，晚上10点以后路上几乎就没有行人了，有些背街小巷甚至连机动车都见不着，那段时间，就只有环卫工人推着人力三轮车在街边巡视。车的扶手处绑着一根竹竿或细长的木棍，用来支起不停闪烁的夜间警示灯。有些工人还会在旁边系个方便袋，放置从家里带的馒头或大饼，饿了就咬两口。他们穿着夜光马甲，肩上别着爆闪灯，来来回回，像是城市夜晚孤独的守护者。

偶尔去路面排扫时，我经常会听见工人们大吐苦水：

“今天检查、明天检查，天天拿检查吓唬我们。”

“创不创城跟我们有啥关系？天天起早贪黑，真是熬不住了。”

……

工作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导致很多工人精神恍惚、行动迟缓，有时候对面的电动摩托车要按好几下喇叭他们才能反应过来，安全事故频有发生。

偏偏那年夏天气候又异常，持续出现罕见的高温，即便单位每天发放解暑药品和饮品，仍不时有工人中暑，与我们邻近的环卫作业区域还在同一天发生了两起因热射病死亡的事故（热射病就是重度中暑，由高温高湿导致体温调节功能失调，损坏了神经和器官致死）。之后的几天，也连续有环卫工人因热射病死亡。

由于事故群体特殊，消息并没有大面积传开，只在市环卫处和下属环卫企业内部引起了高度重视。因此，在保证作业质量、合理躲避高温外，我们又多了一项“抓安全”的任务，即每天召开安全会议，强调作业安全。

艾班长就是在去开安全会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7月初，我在广州出差，核算工资时发现艾班长的考勤有点问题，就拨了她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接电话的也不是艾班长本人，而是她的女儿。

“我妈出事住院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人还在手术室躺着呢。昨天你们单位领导都来了，人都出这么大事了，还找什么找！”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一头雾水。后来咨询片区主管才得知，那天中午开完安全会下班后，艾班长过马路时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倒，头部着地，当时就昏迷不醒了。当天晚上她做了两次开颅手术，至今仍没有脱离危险。

环卫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辛苦，班长就更辛苦了：每天要比工人早到晚走，安抚好每个工人的情绪，记录点位出现的问题，做临时突击，巡视作业安全，还要顶着上面领导施加的压力。出事时，艾班长手里还拿着开会的笔记，盘算着下午上班时要跟工人们强调的问题。身体本就疲劳，再加上精神不集中，过马路时并没有注意到对面亮起的红灯。

从广州回来后，我去医院探望过艾班长一次。她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纱布，嘴上扣着氧气罩，身上插着管子。我无法想象之前那个雷厉风行的艾班长就是眼前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

虽然艾班长是被汽车撞倒，但当时是她闯了红灯，官司打起来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出事时是在下班期间，她作为事故主责方，单位这边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也不大。撞人的司机只在她入院当天留了5千块钱，之后就再也没出过钱，尽管单位垫付了5万块应急，但也是杯水车薪。

3个月后，艾班长的家人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他们家实在负担不起高额的住院费了。

艾班长命是保住了，只是右边半个身子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短短3个月，艾班长的老伴头发全白了，眼神游离，说两句话就要深深叹一口气。

“她现在活着，我也只是有她这么个人，其他的……”他扭过头，摆摆手，不再说下去。

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很大，在单位院内除雪的时候，一位70多岁、穿着枣红色棉袄的老太太带着一位40多岁的女人踉踉跄跄走过来，说是街道主任推荐来这里，应聘小区的保洁。

老太太虽然年纪大，但口齿伶俐，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边询问工资待遇边举荐站在自己旁边一直一言不发的女儿。之前我也遇到过四五十岁还要父母带着应聘工作的人，通常是在身体和智力上有些缺陷的。我扫了一眼旁边被她唤作“老丫头”的女儿——尽管她的脑袋被头巾包裹住，但脸依然能看见白癜风的痕迹，表情也与常人有异。

为了避免用工风险，通常我们是不会招录这类人的。我刚想委婉地以“暂时没有招工需求”为由打发他们走，领导的电话就进来了。

领导说，这位带着女儿找工作的老太太姓孙，是单位管辖的“非物业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这类小区统一按区域划分给环卫企业，由各环卫企业负责小区的保洁工作）”里有名的困难户，一家七口全挤在60多平米的房子里。

孙大娘的老伴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地就需要住院，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正是这个老丫头，智力有点问题。30多岁的时候家里托人在农村给她找了个婆家，虽然穷，但好歹能有口饭吃，将来也是个依靠。可结婚没几年，男人突发脑淤血，一头扎在地上再也没起来。男人去了，婆家容不下这个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又连个孩子都没生的儿媳妇，就把她送回了娘家。

孙大娘的儿子一家四口，两个孙子是双胞胎，刚从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关于儿子和媳妇，孙大娘虽然没有多讲，但话里话外，似乎也不是十分健全。

为了维持生活，孙大娘一直领着女儿在小区门口摆地摊卖菜，早晚出摊两次。老丫头脑子不好，不会称斤算钱，就负责来回上下楼搬运青菜、蹬三轮带母亲去菜市场进货这些活，收钱、找钱、称斤两则由孙大娘来。小区里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看这一家人可怜，也都尽量照顾着娘俩的生意。

一家七口人，主要还是靠孙大娘老伴的退休金过活，要是哪天病病歪歪的老爷子要是一头倒下了，怕是连西北风都喝不上。

自打“创城”开始，城管严抓沿街的小商小贩，只要看见有人出摊就没收并罚款。孙大娘母女的小本买卖，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孙大娘只好领着老丫头到街道办事处去哭闹，要街道主任给她们娘俩个活路，不然就买几瓶耗子药，当场喝下去。

闹了几次之后，街道主任招架不住了，就想到了我们单位。领导见过她们母女后也觉得可怜，就跟负责非物业小区的主管打了声招呼，说把老丫头安置在就近小区。

临走前，孙大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我们鞠躬道谢，老丫头见母亲流眼泪了，慌慌张张地用棉袄的袖口给母亲擦拭，似乎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

孙大娘要赶着回家做饭，然后去看望住院的老伴。这是老伴第四次病危住院了，她得把老爷子伺候好，只要他活着，退休金就会按月发放，那可是一家人的活命钱。

在员工的入职体检报告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合格的。秉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即便不符合入职条件，我们也会提醒应聘人员某项检查异常，建议他们再去医院做下系统检查，以免耽误病情。

只是通常他们不但不会领情，还会表现出极大不满。

有人坚称自己不可能有病，能吃能睡体力充沛，一定是医院弄错了；也有人会立马撕了体检报告，丢下一句“不用拉倒，有没有病不用你们操心”后扬长而去。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认真接纳自己身体的异常，这种逃避的态度，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而如果是老环卫工人，情况则恰恰相反。

他们不管是什么原因生病或受伤，都会来单位哭天抢地折腾一翻，如果讨不到好处，还会往仲裁和法院告上一告，以期望能占点企业的便宜。我们作为人事，被搞得不厌其烦，直到遇到老邹，我才慢慢理解了，并非他们天生不爱体面，而是在生存和体面之间，他们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老邹是垃圾清运部的司机，是在环卫体系里工作了20来年的老人了。

今年3月，老邹说腿疼，跟班长请了3天假，假期过后却仍不来上班。班长打电话询问，也一直没人接听。直到几天后，老邹突然拄着拐杖来到单位，称自己受了工伤，需要手术，家里拿不出钱，要求单位垫付。

领导们对他的情况不明所以——按照流程，凡是工作中受伤的情况，都应该会第一时间上报保险专员，以便及时向商业险和工伤科报备——而老邹的情况并没有人上报过。

经过调查，老邹前几天在工作中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状况。但既然老邹说自己是工伤，并且要单位垫付手术费，自然是有证据的。

老邹拿出医院的病例，上面写的是“下肢静脉血栓”。我们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种病不可能是工伤造成的，也并不属于职业病的范畴。老邹的情况，按劳动法的规定可以开3个月病假工资，出于人情，领导可以以个人名义拿点钱来探望，但是垫付手术费用的要求，单位不可能满足。

三番五次纠缠无果后，老邹的妻子闹到了法院。法院了解情况后拒绝受理，老邹妻子听到消息，直接倒在地上大声哭号起来。

对于老邹的病情，一家人心知肚明——这病老邹七八年前就得了，之前不严重，也没太在意，只是偶尔吃点药。今年年初起，老邹开始觉得大腿肿胀，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已经发展成了溃疡，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前期要8万的手术费，后续治疗还要好几万，听到这些，老邹彻底懵了。他是个勤奋肯干的人，手脚麻利也不挑活，加班没人比得过他。跟妻子省吃俭用这么多年，也攒下过不少钱，可前几年女儿透支信用卡还不上，本金带利息滚到了13万多，一下就把老两口的积蓄给掏空了，来单位闹，也是走投无路了。

“别说10多万，就算是1万，我们也拿不出来呀！”老邹妻子声泪俱下。

等再次来到单位，老邹妻子也不提工伤和垫付的事了，而是哭着恳求，老邹8月份就到退休年龄了，希望单位不要断了老邹的保险，这样既能保证正常退休，医保正常缴费期间也可以报销大部分医药费，如果没有医保，家里就彻底治不起了。

张哥作为老邹的领导去他家探望时，老邹已经不能下床了，撅着屁股跪坐在床上，面目扭曲，眼窝深陷。整个人瘦成皮包骨，疼痛让他整夜难眠。床边放着一辆轮椅，桌子上铺满了瓶瓶罐罐。

老邹妻子想过把房子卖掉给丈夫治病。只是他们住的房子是十几年前的动迁家属楼，质量不好，“五证”也不齐全，根本卖不出去。“有人买也不能卖，卖了房子将来住哪？我宁可死也不能这么拖累你。”老邹边说边用手捶打床板，一旁的妻子偷偷扭过头抹眼泪。

张哥回来跟我们讲述时，带着长长的叹息：“老邹是个本分人，单位要是能帮就帮一把，要是不能帮，我个人掏钱出他这几个月的保险。”

在张哥的协调下，单位同意继续为老邹缴纳保险直到退休，同时支付退休前这段期间的病假工资。

可过了没几天，张哥却带来了老邹签字的离职单：“病情发展太快，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只能截肢。”

“这回我真帮不了了。”张哥把离职单放到我桌上，长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朝门口走去。上一分钟还有说有笑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

每个行业里都有灰色地带，环卫也不例外。老邹穷到没钱看病，可跟他每天打交道的垃圾压缩站的管理员老徐，却凭借这份工作给两个儿子在市区买了房。

在整个环卫体系里，垃圾压缩站是最有油水的地方。

这座城市有一南一北两处垃圾填埋厂，尽管当初是把两个村子全部迁移腾出的空地，也依然满足不了这座城市每天的垃圾排放量。但垃圾总要处理的，于是就有很多餐饮商贩和加工厂把目标锁定在了垃圾压缩站。

按道理，压缩站只压缩生活垃圾，其它拒不入内，管理员需要严格把关。但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那些餐饮和加工厂的老板会私下跟管理员打通关系，商量好价格，一般是按车收费，晚上人少的时候将他们的有害垃圾送进站，掺在生活垃圾里一起压缩，也没人发现。

老徐每个月的工资才1600多元，他就是靠着这一车一车的“黑垃圾”发家致富了。

除此之外，他还能在每天运送垃圾的司机身上刮点油水——哪辆车能进哪辆车不能，全凭管理员的一句话，运送的垃圾里偶尔掺杂点不合规的类别在所难免，要是管理员较起真儿来，也是按规矩办事，司机也没办法。司机们为了减少麻烦，隔三差五给老徐打点些烟酒就再正常不过了。

去一线走访的时候，我见过一次老徐，他正提着一个紫砂壶，坐在压缩站门口、翘着二郎腿，一面喝茶水一面对排着长队的司机们指手画脚。

很多人看不惯老徐嚣张跋扈的行径，却又拿他没办法。老徐的外甥在市环卫处身居高位，别说普通员工不敢得罪，单位也都得好好供着。

老徐这样的并不是个例，身后有背景的人，在环卫体系里比比皆是。

一个姓鹿的环卫班长经常擅自脱岗，因为知道他有背景，大家平时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是查出他在作业片区附近另有一份工作时，部门领导也只是约谈了他几次，示意他收敛一下，并没有撕破脸。

只是他非但不领情，还被区里的督察人员拍到工作期间在路边打牌。当时正值“创城”关键期，单位因此被通报批评，企业形象严重受损。领导一气之下，按照严重违规违纪将其开除了。

开除通知发出去的第二天，劳动局的周科长就给领导打来电话，说鹿班长是他的一个亲戚，让我们尽量照顾照顾，别砸了他的饭碗，以后单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等了两天，开除鹿班长的通知仍未撤销，周科长又打电话过来，态度180转变：“既然是开除员工，那就该赔偿赔偿，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按正规流程走！”临了还提了句，劳动监察大队要下企业抽查，“你们单位应该也在名单里”。

再正规的企业也不可能无可挑剔，更何况是人家主动要查，这道理谁都懂。最后，单位按照N+1的赔偿跟鹿班长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为其办理了12个月的失业金，这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

这要是换成普通工人，不要说赔偿，连失业金也是不可能拿到的。

尾声

今年6月，单位跟保险公司的合同到期，所有未结案件需要跟进处理，我联系了艾班长的爱人。他在电话里情绪激动，说艾班长现在的状况并不好，衍生了很多并发症，他一个人24小时看护，还要忙着联系律师打官司。他们唯一的女儿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基本帮不上什么忙。不到1年的时间，治疗费用已经花了30多万，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要怎么熬。

老爷子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讲了很多，最后他告诉我，3天后法院就要开庭了，有结果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然而，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不久前，蒋乃夫交了离职单，他还惦记着之前扣的社保钱，让我们帮忙想想办法尽早取出来，一个月300多块——够他们两口子的房租了。

生活的窘迫，足以磨光一个大汉身上的全部棱角。

“创城”终于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对于环卫工人来说，除了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到马路上摸爬滚打，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他们依然困苦，依然贫穷。

这些环卫工人的悲欢不断在上演，有人趾高气昂背靠大树，有人卑躬屈膝艰难前行。生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们，却不一定活在同样的人间。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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芠 月

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

源济

小城里的杂技女孩，能走到哪里去丨寻业中国

原创： 草莽冬晴 人间theLivings 2019-09-03

那时“出走”的演员们，大都像倪虹一样，从事过多份职业，又因文化程度低而频繁跳槽。有人四处托关系，才得以回到单位，勉强从事一份后勤工作。更多人则因团里的后勤岗位饱和，只能继续四处漂泊。

配图 | 作者供图

前    言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因自己是一名杂技演员而感到自卑。在我看来，随便哪个门类的舞台艺术都比杂技要更有内涵，而且，我更羡慕那些可以在学校读书的同龄人。

1988年2月的一个傍晚，我在父母的陪同下进了艺校，那年我10岁。同年，我们市里缘起于民国时期的“万民提灯会”走出了国门，市杂技团也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土地。当时，整个城市里的大剧场不下10座，各式小剧场更是数不胜数，人民的文化生活很丰富。

转眼30年过去了，我依旧想说说那些杂技团的往事。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6

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艺校不大，只有一栋综合楼，一楼是练功场、二楼是寝室、三楼有两个天台，常有舞蹈班的男生在天台上弹吉他唱歌；楼对面是文化局的职工住宅，旁边是食堂、锅炉房和厕所；楼背面是一条小巷，连接着通往东安井的一大片居民区。

站在天台上，能清晰地望见久安寨水墨般的群山和东安井耸立千年的井架，再往远，两口巨大的锅炉夜以继日地冒着滚滚白烟，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听见从东安井方向的工厂隐隐传来的机器运转的声音，很细，却不间断。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的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8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室友们都是从各个学校选出来、通过入校前一个月的集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而我能进学校，是父亲的朋友介绍的，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教练——我一直为自己走了后门而自惭形秽，好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和大家搭话。

艺校舞蹈班学生平均年龄在十七八岁，杂技班的年龄小些，也就十二三岁，其中最小的就是我。

平日里，白天都要练功，只有晚上才偶尔上一节文化课，45分钟。文化课统一上的是小学5年级的课程，第一节语文课我就懵了，课本上好多字都不认识；数学就更难了，那些定义、术语从老师嘴里蹦出来，我一个也接不住，笔记都没法记，越学越觉得自己愚笨。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上文化课，毕竟只要不练功，就都是好的。况且每周只有一节语文一节数学，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

学校食堂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红砖房，厨房和餐厅之间的两扇木窗只在打饭的时候才敞开，食堂里三位炊事员每天都恶狠狠地在小窗里大声骂那些吃了一碗再要一碗的男生，再发着火把菜勺扣在菜盆里梆梆作响。我从来没去添过第二碗。

饭常吃不饱，零食就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可零食一多，老鼠就来了，它们在我们寝室的夹壁里做窝，常常在一间寝室被盗的瓜子花生，隔天会在另一间寝室的鼠洞中露出踪迹，整个寝室都弥漫着老鼠的味道。

起初，我天天盼着父母来艺校看我，为我梳头、冲牛奶、铺床，可父母一走，我就又无依无靠起来，也只能尽量让自己能干起来，和同学们一起提水洗涮。

学校的厕所同时也是浴室，建在校园最里面靠岩壁的地方，也是红砖房，浴室与岩壁间有一个1尺多宽的巷道，常有冷风从破碎的玻璃窗灌进来。那时候，我们从没人敢独自去上厕所或者去洗澡，因为曾有女生看见那扇窗户里似乎出现过一双眼睛，也曾有落单的女生在洗澡时听见有人在门缝里问：“还有没有人洗澡哦？”

那时我和同寝室的倪虹晚上都用便罐，早晨再一起提着罐子穿过站满刷牙洗脸的人的走廊，去厕所刷洗。两人结伴不会显得那么难为情，我们也就此结下了更为亲密的情谊。

类似这般光怪陆离的生活，大多数已经模糊了，唯独关于练功场的记忆，我仍旧记忆犹新。

1988年底，综合楼3楼的两个天台也被改建成了练功场，杂技班和舞蹈班各占一边，早功都在三楼练功场，从早晨6点练到8点，中间不休息。

我年龄小，身材苗条，倪虹和我一样。从进杂技班的那天起，我就时常听见教练们议论，说我和倪虹最适合练“尖子”，我后来才知道，“尖子”就是表演高空节目的演员。

尖子需有很好的“顶功”——也就是俗称的倒立。倒立的最初感觉，是单纯的“重”——身体的力量全部压在手掌、手腕和手臂上，全身的血液都迅速往头部奔流——那种难以承受的重，让人只觉得头要爆。

教练要求我和倪虹每次必须在大镜子面前倒立10分钟，大镜子很滑，完全借不上力，不比练习形体的扶把——如果是在扶把跟前，把裤子卷起来，大腿后侧皮肤会接触到扶把，等出点汗，皮肤就和扶把粘在一起，可以省很多力。

刚开始，每到半分钟左右，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大脑发涨，从手掌到整条手臂的酸软疼痛逐渐升级，再到不受控制的发抖。有时手肘突然打闪，肘关节往外拐，人会一下就摔下来。可不管我和倪虹怎样求情，教练却一点不怜惜，只会说：中途掉下来，就加倍惩罚。

那时候，练功场里经常充斥着我和倪虹的嚎哭声，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俩，有时也会趁教练不注意时偷偷来按住我俩的脚，我俩可以趁机放松一下手，哪怕缓解两三秒都是极大的帮助。

终于在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先坚持了下来，达到了10分钟，我以为自己从今往后就可以出头了，教练会安排练点别的什么，就算同样艰难，但至少是新的东西。可等待我的却是一句：

“下次要达到15分钟！”

那一瞬间，我对自己之前的努力感到无比后悔。再往后，就连1分钟都熬不过了，我大声嚎哭、以各种姿势摔下来，完全放弃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一整节晨练课两个小时，全部用来罚倒立了，罚到我感觉不到手的存在，轻轻动一下头就想吐，看到教练那一圈一圈的眼镜片，直叫人恶心。

事实上，倒立的练习除了时间的要求之外，还需要练习适应性——要练到随便指个地方就可以打倒立的程度——除了需要过人的臂力，还必须练就良好的腹肌和背肌。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撑在一根条凳上，双腿弯曲往地上用力一蹬，同时收腹、弓背，向着天花板猛踹腿，一次做几十个，重复无数次，一天一天练下来，直到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当然，只需要一个周末不练习，就会让已经变轻的身体回到起初的沉重，只有通过力度更大的练习才能再一次轻盈起来。

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

我们还会一起翻跟斗，这一项对女生的要求不高，每次上跟斗课，都像是玩耍。男女生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往毯子上跑，两位教练面对面站在毯子边，等我们跑到毯子跟前发力的同时，教练也会一起出力，护住我们的腰，往上一拨，一个跟斗就翻成了，各种姿势的跟斗都是用这个方式“保”出来的。

直到有一天，教练说：“刚才那个是你自己翻的。”毯子那头的会一下跳着欢呼起来，仿佛自己已无限接近传说中的武林轻功。

女生一般不练空翻，最多就在地面翻“侧手翻”和“前后软翻”——起势是一个站立的姿势，弓腰的同时双手一起往地上按，同时甩出一条腿，翻过头顶，落在地上，另一条腿紧随其后，再双手往地上一推，站起身子，一个前软翻就成了。

而我最盼望的，是形体课上的扶把练习，手扶把杆，练习芭蕾里的几个基本站姿，每一个站姿都要站到腿部僵硬、直至逐渐失去知觉，但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与倒立和前软翻比起来，简直就是在休假。选一个窗口的位置，在伴奏老师的手风琴声里，望着几公里外的东安井盐场不断升腾的白烟，我时常会想，是不是那里也有一个艺校，更大、人更多，每天都有烧不完的开水，白烟才如此绵延不绝。

1989年底，每个学员都分到了节目，我被分到了嘉佑教练指导的“转毯”：几个女生把“毯子”放在指尖和脚尖上转起来，毯子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手帕，但是要更重更大一些。间或再做一些类似倒立、翻跟斗的动作，几个人配合摆造型等。

毯子都需要自己做，用一根指头粗的麻绳挽一个斗碗大的圈，一针一针固定在毡毛毯中间，再用棉布包起来。转毯的时候，脚尖就始终固定在那个圈圈里，才不会飞出去，这样的圈就叫“门子”——当然，每个道具都有各自不同的门子。

又过了几个月，杂技班举行了一次汇报排练，我们完成了好几个造型漂亮的动作，我可以用肩膀倒立在另一个女生的脚底板上，双脚还转着毯子。如果辅以舞蹈编排，每个动作的难度再适当提升，就可以上台演出了。

| 女子“转毯”节目，我是中间倒立的那个（作者供图）

可是汇报排练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嘉佑教练却决定解散这个节目。

那天，我练完倒立，提着体操鞋、顶着晕沉沉的脑袋跑到一楼，看见嘉佑教练在不远处，便拖了一张海绵垫子放在练功场门口，一个人努力转着。当时，嘉佑教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不管这个节目了，也不再教我们新动作，可我没有别的节目，只能怀着一线希望，想教练看我这么勤奋，会不会重新把这个节目再管起来。

我躺在墨绿色的海绵垫子上认真地把毯子转得溜溜圆，直到一个女生从嘉佑教练身边走过来说：“嘉佑老师喊你不要转了，他不教这个节目了。”我才缓缓停下来。

一时间，那种被遗弃的悲哀使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我把毯子放在海绵垫上，穿好鞋，把海绵垫从练功场门口拖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往嘉佑教练身边去过，他也似乎像是从来不曾教过我这个学生似的，很快就疏远了。

没有节目练就没有依托，就上不了台，就会被人瞧不起，等毕业汇演的时候，家长们都会坐在台下仰着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如果台上没有我，我怎么与父母交代。

我心急如焚，觉得自己之前那些功夫都白练了。那段时间，每次看到跟着教练练习的同学，我都会无比羡慕，仿佛自己这就低人一等了，连说话做事都处处显示出卑微的姿态。

没多久，教练武金老师组建了一个4人节目“高空车技”：是由1名男生当“底座”，用一根7至8公分粗的金属杆把一台特制的自行车扛起来，车上还有3名女生，各自在高空上起倒立、摆造型。

我和倪虹当即作为“顶尖子”被选入节目，突然就有人管了，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一下敞亮了。

| 最初练习的“高空车技”节目，背影是武金老师（作者供图）

女生杨晓担任“尖子底座”，我需要站在杨晓的肩上，在她头上起倒立，倪虹则是在特制的自行车坐凳上起倒立。杨晓脾气很坏，稍不高兴就会把我从她肩上甩下来，棕麻绳做的保险绳勒在我腰上，有时疙瘩没挽好，棕麻绳会越勒越紧，当我从空中降落在地上的时候，已经难受得眼泪直流了，又痛又无法呼吸。

当时，“高空车技”算是当时杂技班里最精彩、也是最复杂的一个节目，武金老师曾私下告诉我们四个人说：“你们几个要团结，争取早点把这个节目练出来，如果有外商来选节目，第一个被选中的百分之百就是这个节目。”

我暗下决心，为了能出国看一眼，也一定要加倍练习。

可是这一年，杂技班从体校新招了两个比我和倪虹的个子更小的学员，杨晓和底座的男生就常常窃窃私语。

后来练习时，杨晓把我甩下来的次数就更多了，有时是底座男生突然把他正扛着的杆丢了，还一边龇牙咧嘴叫到：“哎哟，哎呀！实在扛不起啊，太重咯！”杨晓也在一边附和：“是哦！太重了，咋个举都举不起！”

武金老师就叫上我和倪虹，还有从体校来的两个学员说：“干脆你们4个一起练，哪个好就哪个上。”

起初我和倪虹还以为可以一搏，后来才意识到，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不论我和倪虹多认真多小心翼翼，杨晓和底座男生都会把我们甩下来，而另外两个学员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四平八稳的。

没等武金老师发话，我和倪虹就识趣地解下保险绳，脱下体操鞋，自己“卷铺盖走人”了。

那天，我和倪虹一起去广播电视大学的山上哭了一场，发誓要练一个比“高空车技”更好的节目。

又过了一阵丧家犬似的日子后，倪虹被选去练习“钻桶”节目，在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铁桶里折叠着身体钻进钻出；我则被团长选去当了“蹬技造型”的“尖子”。节目内容是：一名“底座”躺在一个约45度的坡度的特殊道具上，脚上蹬着梯子或板凳，我在上面做倒立、下腰、含花等各种造型。我又再次穿上保险绳，无数次被吊在空中。

1991年底，正值这个南方小城最潮湿阴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单薄的秋衣练功，手指上的冻疮磨破了，黄水涌出来，又痒又痛。这时，从上海传来一个令所有人振奋的消息——次年开春，日本长崎“豪斯登堡”（编者注：一个仿欧洲各地景色的主题公园）要来中国选节目，希望我们团的这波小孩儿能担起这次演出任务。

那时我们大多数节目还未练成，尤其是大型的高空节目等。可团长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最终决定租个专门的场地让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搏一搏。

那时，城里的盐厂、阀门厂、焊条厂、锅炉厂、钻井大队都有自己的剧场，我们的排练场就在东安井的铸钢厂，那里的舞台虽然老旧，但设备还算齐全，还有钢质的横梁，可以安装保险绳。

我们就像正式演出那样，每天都会合着音乐和灯光，一遍接一遍地排练。我和“底座”冬湄的“蹬技造型”经历了蹬板凳、蹬楠竹梯子，最终才确定下来是蹬铁圈。每换一样道具，都要重头开始。眼看别人一点点跑到前面，我和冬湄都着急。

铁圈是用钢管弯成的，直径从0.8米到1.5米不等，5个铁圈总重200多斤。除了我，还要再上两个人，分别支撑在铁圈的两边做造型，冬湄双腿实际承受的重量在400斤以上。

| 我在“蹬技造型”的顶端（作者供图）

由于节目时长近5分钟，冬湄实在无法坚持到最后，每次她蹬不住了，双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打闪，像一波细浪从她的脚掌涌起，涌过铁圈传到我的脚下，眼看将要掀起“巨浪”，我就要赶紧弓下身子把铁圈抓住。因为冬湄的双腿很快就要软下去，抓住铁圈是害怕它完全失控砸下去。

当然，冬湄是不能松脚的——即便腿软了蜷在胸前，铁圈也总还在脚板上，否则两百多斤重的铁圈如果悬了空，不仅我抓不住，站在耳幕里拉保险绳的人也拉不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铁圈几乎每天都会倒，我每天都会拉着铁圈吊在空中。

到了次年春天，长崎豪斯登堡的藤森社长在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陪同下如期来到小城。那天晚上，藤森社长坐上了铸钢厂旧剧场的嘉宾席，我们所有学员的父母也都应邀来到了观众席。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服装很不合身，有几处是用别针勉强固定住。尽管我一再小心，冬湄也咬紧牙关拼命支撑，当在我站上了圈顶准备起倒立的时候，源自她脚下的“波浪”又一次传给了我，我一下就慌了，赶紧弯腰把铁圈抓紧，观众席上也传来惊呼声。

好在团长在耳幕中聚精会神拉住了我的保险绳，保险绳不能过于松，松了就等于没保险绳；也不能过紧，紧了会使整个五连环铁圈失重而倒塌。我就在保险绳的庇护下，完成了倒立、含花等一系列动作。那5分钟在我看来，像几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我和冬湄牵手谢幕的时候，我在观众席上看见了我的父母，他们站起来向我招手，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演出结束后，爸妈还不停地问我：“上那么高你怕不怕哦。我担心惨了，害怕冬湄蹬不起，掉下来咋子办咯……”

几天后，团长找到我说，“蹬技造型”被选中了，但由于要压缩出国人员，“蹬技造型”和“高空车技”两个节目的“尖子”只能选一人，团里决定由“高空车技”的“尖子”兼任。

——这意味着我不仅又会失去自己的节目，也出不了国。我忍住泪水，回家告诉了父母，这个是瞒不住的。父亲沉思一会儿，让母亲翻出家里珍藏的老酒，又出去买了一条好烟一盒好茶，带着我敲开了团长家位于步云山顶的门。

1992年初夏，我作为“四川省X城少男少女杂技团”的一员，踏上了出发的列车，先到成都、再到上海、再飞日本。

在火车站送别的人群里，我看见了倪虹，她哭红了双眼。她的节目也是被选中了的，可导演却把“钻桶”重新编排了一遍，本是3人的节目现在由2名男演员表演。我们本是一样的情况，不同的是，我父亲不答应，而她的家长选择了接受。

在日本长崎那座充满浓郁的欧洲风情的休闲度假主题公园里留下的记忆，值得我珍藏一生。

豪斯登堡里的演出形式大体分为广场演出、花车游行演出和大小剧场演出，我们杂技有高空项目，对剧场要求高，被安排在一座最大的标准剧场内。

在剧场里，道具都由小工帮我们打理，我们只消对翻译提出要求，翻译再转达给舞台监督即可。化妆间很宽大，男女各一间，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的化妆台。化妆间外的大休息室有免费的咖啡和点心供应，整个后台一直弥散着很好闻的咖啡味道。

晚会上，围着洁白围裙的荷兰姑娘跳着欢快的舞蹈；泼辣奔放的西班牙女郎，流淌着弗拉明戈的血液；自美国的大胡子爵士鼓手，在蓝紫色的灯光下用生涩的中文一字一句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爵士乐队！”还有金发高个儿王子装扮的人在我手掌上划出几个字母，又点着自己的胸口说：“Italy。”

我在观众的惊呼中，攀上冬湄用腿撑起的高高的铁圈，越过人群，透过剧场后面的落地玻璃，望见了海面的大型激光音乐会。

| 长崎豪斯登堡的演出经历，值得我一生纪念（作者供图）

从驻地到超市要路过一段很长的海岸线，我只有机会出去过一次。在前往超市的那段路上，我贪婪地看着海，呼吸着潮湿的海风，看海边充满生活气息的房屋和蜿蜒的小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超市，我看花了眼，什么都想买。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薯片，好吃到难以形容。当天我就把那一周的零花钱用光了。

不可否认，在日本演出的那段时光，算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那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一片光明，而这就是苦尽甘来的证明。天总是蓝的，食物总是可口的，丰厚的演出费可以让我为父母买很贵的手表，而在台上，我也总能博得热情的掌声。

我想起自己刚进艺校时，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要我们说出各自的志向，不知怎么我就说了一句，“我要刻苦练功，争取出国演出，为国争光。”

我不知在豪斯登堡的演出算不算为国争光，但回国后，从父母骄傲的表情和亲戚羡慕的语气中，我觉得自己至少为父母争了光。

1995年，我从艺校毕业后留在了杂技团上班，父亲建议我自考大专。父亲已经规划好了，让我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我小学都没念完，在艺校所学的五六年级的课程基本也是混过来的，数学不好补，汉语学起来相对轻松，且没有入学考试。

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我一边练功参加演出，一边读书学习参加考试，断断续续直到2000年才拿到毕业证。

在这几年间，倪虹加入了一个跑歌厅串场演出的队伍，一天晚上最多可以跑4个场，有时会跨区县，深夜才能回家。

尽管倪虹她们小心保守秘密，我们还是从零星的对话中得知，她们在夜总会挣了不少钱，除开正常的串场工资，还有客人给的花环、或者小费，一晚上可能就超过我们一个月的工资。

倪虹成了我们中间的有钱人，穿衣打扮、吃喝消费统统升了级。

1999年10月，杂技团与临市艺术学校联合参加50周年国庆演出，我在蔡国庆唱歌的方阵里表演集体车技和舞蹈。秋天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我和倪虹藏在花车里候场，紧紧挨着取暖。演出结束后在北京逗留的两天里，我俩不顾领导反对，偷跑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留下了很多照片。倪虹还兴奋地对我说，我照相的技术真好，把她拍得很美，让她想起了自己原来一直怀揣着一个明星梦。

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回团不久，我们又去了湖南长沙市中区的一座公园演出，那也是我与倪虹最后一次同台。12月的长沙温度已接近零度，演出场地是露天的，广场上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出音乐循环播放着，我们两个裹着大衣，躲在一间小小的音乐调控室里取暖，心里祈祷着，一个观众都不要来。

就这样混迹了将近1个月，我们赶在春运的时候乘火车回家。我们把行李移到车厢连接处，各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从长沙一路回到成都。也许，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景色，愈发容易引发思考。就在那段旅程中，大家第一次聊到了转行，聊到了这样的人生是否是我们想要的。

次年春天，倪虹去了西藏演出，我则分到川内巡回演出队，跟随马戏棚演出。

站在货车上去满街游行，一边播放着土气的音乐和蹩脚的广告，一边穿上上一个节目的女演员刚换下来的脏演出服，我难过极了。在“豪斯登堡”，我们像是人人尊敬的艺术家，可回到这辆马戏车上，我们不过是跑江湖的卖艺人。我甚至不敢正眼看街上的行人。

那一年，我22岁了。夏天回家休假，我认识了父亲好友的女儿小梦，当时，她已是一所著名医科大学本硕连读的学生，杂技团团长的儿子也考上了政法大学，我们也因此时常相聚。我这才忽然意识到，但凡是认识的同龄人，几乎是大学生了，即便没考上大学，总也是上过中学的。

尽管长辈们都夸我，小小年纪就去日本演出，而我却再也找不到那时的自信了。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他们听英文歌、用英语对话，而我顶多能说几句简单的日语。我害怕和同龄人交朋友，怕他们问起我读的哪所学校，怕他们喊我当场耍个杂技来看看。没上过中学的自卑，让我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

就在我下定决心、宁愿去打工也要离开舞台的时候，杂技团的会计岗位空缺了。团领导同意试用一个月，但要求我必须拿到会计证。

最终，我拼尽全力拿到了会计证，加上大专文凭，勉强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出纳员。

后记

在我告别了演员岗位之后，倪虹先后到过越南、缅甸等地演出，回来小城的时候，就继续参与夜总会跑场。即使依旧在同一个单位，我与她也鲜少见面。

直到有一次我拿到工资表，赫然看见倪虹被列入了“停薪留职人员”的名单，才知道倪虹“出去闯”了。那一年，团里停薪留职的人员陆续有近40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加入了卖保险的行列，有的甚至被骗入传销窝点。

等到了2019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团在改制后破茧重生，有的团在改制后走向了解散。而我们的杂技团，此时能上台担负节目的编制内演员已不足10人。

小梦在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省防疫站工作，既是业务骨干又是负责人；团长的儿子毕业后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而那时“出走”的演员们，大都像倪虹一样，从事过多份职业，又因文化程度低而频繁跳槽。有人四处托关系，才得以回到单位，勉强从事一份后勤工作。更多人则因团里的后勤岗位饱和，只能继续四处漂泊。

我常常会想，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们在练杂技，可杂技也不能演一辈子。当舞台寿命终结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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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莽 冬 晴

想要一架时光机，

去给童年的父亲送一块榴莲千层

源济

铁了心要漂在北京的俄罗斯小伙丨寻业中国

原创： 张猛 人间theLivings 2019-09-10

以前他连直播睡觉都有人赠送礼物，但现在他在平台上绞尽脑汁讲段子，很多观众都无动于衷。网友的热情像是被彻底透支了，他作为外国人具有的优势地位，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7

和李恪见面之前，我只听说了他的俄文名字是“瓦夏”，这是个俄国人的常用名，叫这个名字的人，在任何一家俄罗斯餐厅都能碰到一两个。介绍人向我透露，“这个俄罗斯小伙子中文讲得非常流利”，我的脑海中便闪现出几年前在网络视频上模仿各地方言的Mike隋。

见面安排在学校体育馆一侧的“当绿”咖啡馆，我握住了瓦夏伸过来的右手，听到几句过于地道、以至于有点夸张的北京话，意识上突然有些错乱。他刻意的“显摆”有些过头，使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快。

我喊他“瓦夏”，但他纠正了我：“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恪。”

“李恪”这两个字听起来方方正正，很难和面前这个棕色头发、褐色眼睛的俄罗斯人发生关联。

喝了会儿咖啡，他问我知不知道“李恪”是个历史人物。我心虚地摇头，他突然有些得意，说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本来能做个好皇帝，却被长孙无忌陷害，惨遭杀害。

没想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竟然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惭愧，更觉得不自在，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解，目光却落在了别处——我有些懊恼，真不该请求同学帮忙找“语伴”，他的中文已经这样好了，哪还需要和我互助学习语言？

然而没过几天，李恪主动联系了我，约我去三里屯的一个酒吧。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和其他外国年轻人一样，喜欢过夜生活。

之前我曾陪几个同校的留学生去过三里屯的酒吧，外国人对中国的“酒吧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少酒吧只对中国人收费，而对外国人完全是免费的。结账时，身边的留学生朋友直接走到店门口抽烟，只有我一个人在收银台等着扫码付账。这条行业默认的“规矩”，让我有些不爽。

于是我找了个理由拒绝了李恪。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再次向我发出邀请。我碍于面子，只好坐车去了工体附近的一条酒吧街。李恪从里面出来时，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红色领结。我这才弄明白，敢情除了在理工大学读硕士，李恪课余时间还在这家酒吧打工，他邀请我来，是要请我喝一杯。

窗外的暮色还没有完全爬过工人体育场翻越到马路的这一边。李恪端着托盘，把一杯“蓝色玛格丽特”放到了我面前，提高嗓门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先喝这第一杯。”

我已经渐渐适应了他这种花式秀中文的做派，笑着接过了酒。

没和我聊几句，李恪就跑去招呼新入座的客人了，弯腰笑的时候，他的眉毛变得又弯又长。再回来时他告诉我，三里屯这里的酒吧不少于200家，而他先后在其中的4家做过服务生。

来中国之前，李恪很少离开他的家乡伊尔库茨克市。这座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的城市，仅有62万人口，每年的夏天和冬天，李恪都会和弟弟坐在爸爸从朋友那里买的二手“拉达”里，去几十公里外的贝加尔湖附近游玩、打猎。那里的空气弥漫着草叶的新鲜气味儿，湖水比酒吧里的“蓝色玛格丽特”要清澈得多。

去贝加尔湖几乎是李恪青少年时代唯一的消遣，直到大三申请来到中国交换，他都没有去过家乡的酒吧。并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像李恪那样，晚饭之后不去酒吧和迪厅找乐子，而是选择在图书馆过上几个小时。他只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物质消费上必须要比别人小心翼翼很多。

李恪的母亲在生弟弟时去世，而父亲又是一个过于“典型”的传统俄罗斯男人，喜欢喝酒和女人远胜过在木材厂做搬运工。李恪有一个姑姑在下诺夫哥罗德开超市，他和弟弟的学费大半来自姑姑的资助。

高中暑假时，李恪去姑姑的超市打过两次工。超市规模很大，一共有18个收银台，24小时营业。李恪给我看过一张他的工作照，他穿着蓝黄色拼接的工装，坐在电动叉车上，叉车举起了几个装着大宗商品的货箱。李恪曾经想，以后大学毕业了也要在伊尔库茨克开一家同样规模的超市——那是他当时最大的梦想。

不过，开超市的想法在他考上大学后逐渐变淡了。李恪大学读的国际关系专业，大三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在重庆一所大学交换了一年，接着又申请到政府全额资助的留学项目，来北京读硕士。

在中国的这几年，李恪除了越来越能吃辣，对于留在中国发展这件事也越发坚定了信心——他曾经在重庆的肯德基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生，时薪18元，而他弟弟在伊尔库茨克的一家肯德基做小时工，时薪是90卢布（约合人民币10元左右）。

俄罗斯的经济让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李恪父亲所在的木材厂被卖给了德国的企业，周围好几个邻居也都移民到了北欧的芬兰、丹麦，而他姑妈家更是早早规划，两个孩子中学时就被送到了美国。就像中国小城里留下了很多“空巢老人”，如今伊尔库茨克留下来的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都去了大城市或者国外，寻找更多挣钱的机会。

我询问过李恪来中国后做的第一个兼职，他诡异地对我笑着说：“你肯定猜不到。你们中国人太狡猾了。”

他告诉我，当时他刚到重庆不久，连解放碑都还没有去过，脑子里对中国人民的印象还停留在教科书里“勤劳”、“智慧”这些字眼上。一天，负责他们交流项目的中国老师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周末做两天兼职，有车来接送，住宿五星级酒店，给1000块钱，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全程不用说话，保持微笑就好。

李恪从没听过有这样好的兼职机会，当时他已经学过两年中文，但听完介绍，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老师的话。

他换上正装，坐上校门口来接他的轿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县城。车子开到一家工厂的门口，厂长和几个随从在那里迎接了李恪。李恪握着这个干瘦的男人钳子一般的手，忍不住用中文和他套近乎：“您好，先生！麻烦您等我，我真不好意思。”

厂长听了他的话，有些意外。随后笑着说：“你的中文讲得很棒！不过，明天可千万不要再讲了。”

在厂长的办公室入座后，李恪才明白，他此行的工作是给这家生产密闭材料的工厂当“托儿”。这家工厂之前与俄罗斯方面有合作，但近两年已经没有了往来。现在有国内的两家合作公司过来谈合作，为了显示工厂的“国际化定位”，老总特意派人找到了李恪来冒充“俄方代表”，见证签约仪式。

这是一次李恪从没有过的兼职体验。签约那天，他面对满脸堆笑的中国人，只需要点着头致意，还要装作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实在是难受。饭店吃饭时，厂长站起来举起杯子，提议“要为俄罗斯客人干杯”时，李恪差点没有脱口而出：“祝我们合作愉快！”幸亏他反应快，用一句俄语脏话掩饰了尴尬。周围一张张脸都对着他笑，他觉得哭笑不得。

这次兼职之后，李恪还被介绍干过两次类似的活儿：

一次是给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当临时的“外教”，假冒来自英语国家的老师，和一个加拿大女孩一起见学生家长。他的英语带着些俄语颤音的影响，所幸家长中间并没有人听出来；相反，李恪介绍完自己后，收获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一家重庆当地的服装厂要拍摄内衣广告，通过中间人介绍找到了他，让他意外地当了一把平面模特。李恪从小就喜欢表现，在摄影师的指导下，他非常自然地摆出各种动作，他说，摄影师一直夸他“非常有台风”。他对这次兼职十分满意，后来把成品照片洗了一套，让回国的同胞带给了姑姑。                         

他曾问过一个给他介绍工作的朋友：“这个活儿中国人不也可以干吗？”对方告诉他，找他，主要是看中他这张欧美人的脸，中国人对国外的品牌很迷信，对外国人也一向保持仰望的姿态。

这样的回答让李恪有些意外。不过他也隐约明白了，靠着这张脸，他在中国总能得到一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

其实，李恪的长相如果放在俄罗斯本国，并不算特别出众。他的下巴因为营养过剩已经叠了起来，仔细看脸上毛孔粗大，也有不少麻点。可我把自己和李恪的合影发到微信朋友圈后，很多女生都在下面赞叹李恪是帅哥，“看着都下饭”。国人普遍认为“俄罗斯男生都帅气，女孩都漂亮”，深眼窝、高鼻梁、皮肤白皙，这些大部分中国人渴望拥有的特征，在俄罗斯其实是最普通的“配置”。

李恪无法忽略周围人的赞美，也更加在意穿衣打扮。他在保持身材方面也特别自律，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学校的健身房锻炼。我和他约见面，一般会在理工大学健身房门口等他。健身房人不多，他常穿一条咖啡色短袖T恤，健硕的胸肌、紧致的腰部轮廓都十分明显。

这几年，不少外国留学生频频在综艺节目上亮相。有一次我俩在食堂吃饭，电视上正好播放着一个叫《非正式会谈》的谈话节目，不同国家的帅哥围成圆桌，在中国主持人的带领下谈笑风生。

李恪用筷子指着一个出现在屏幕上的男生，说那是他同学的同学。后来他又略有些不屑地补充说，自己也并不比他差。

有段时间，他特别迷恋各种直播APP，我们一起上自习，他不再只是抱着书看，时不时对着手机里的小视频傻笑。我劝他学业上专心一点，他嘴上答应，却还是几次问我：“猛，如果我开直播，能赚钱吗？”

他在一个比较火的直播APP上注册了账号，还请求我帮他绑定了他的银行卡、上传了护照的扫描件。他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散步时一直向我讲述着他要直播的内容，其间好几次强调“我中文说得好”，仿佛这是他进入直播界的利器。

我私下里认为，做直播难以长期维持，况且现在直播行业也趋于饱和。但我并不想打击李恪，只得顺着他的思路，说他没准儿很快就能打造出个人的品牌，粉丝们会竞相给他送鲜花、豪车、火箭，而他可以用这些礼品提现，收入翻倍。李恪听得心花怒放，眼睛里流露出天真和得意，当即就表示要请我喝一杯，给自己打气。

我本以为，像他这么浮躁，应该会对直播的效果失望。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李恪在直播完的当晚就兴奋地给我发信息，说有100多个人围观他的直播，1个小时下来，他收到了将近300元的礼物。

我那天因为有事，没有观看他的直播（事实上，即便是有时间，我也未必会去看）。我带着几分敷衍地问他是怎么直播的。他哈哈大笑：“没做什么，我就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就低头写作业了。中间回答了几个问题，就有人给我送花。”

网红经济的大浪拍得我晕头转向，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回应，说不清是大众娱乐太凶猛，还是我观念太旧，不能与时俱进。

李恪对直播的热情大涨。

他人很聪明，会在直播时别出心裁地吸引大家的注意。譬如他曾经直播教网友做俄罗斯的“罗宋汤”，开播没有多大会儿，就有几百个人过来围观。有人问他的鼻子是不是隆的，他开心地哈哈大笑。等到一群人看着他把自己做的汤喝完，平台上显示他收到的礼物可以兑换1400多元。

隔一天，他又直播玩扑克牌，让网友猜他手里的两张牌哪个大哪个小，如果网友输了，他就怂恿别人“送豪华游轮”给他，如果他输了，他就给大家表演俄罗斯的rap。这次反响比上次更热烈，由于他足够热情，汉语也说得好，直播下来，收到了将近3000元的礼物。有一个女生从头到尾都在上面和他互动，接连送了好几波礼物，甚至毫不掩饰地在评论区喊他“老公”。

李恪对网友的这种热情有些无法接受——他还从没见过这样疯狂的一群人。

直播没有为李恪进军娱乐圈带来机会，平台上活跃的粉丝有时候可以上百，有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并且大多都不说话。李恪觉得自己像在对着空气微笑，自说自话。对直播的热情劲儿持续了将近1个月，他开始觉得疲惫了，逐渐改成了偶尔登陆。依然有粉丝给他送花，还有人打听他的地址，说想请他吃饭。他还真的去线下见了两次女网友，回来后跟我说，全程像是在接受别人的采访，一问一答，“超级没意思”。

我问他，有没有对小姑娘动心？他哈哈大笑，并没有正面回答我。

过了一两个月，李恪又联系身边的朋友，接起了“同传”的活儿。他在国际关系专业，偶尔导师也会作为嘉宾出席一些国际论坛，李恪因此得到过几次做同传的机会。

学习外语的人都清楚，同传是个看似风光、实则辛苦的工作，和观众在电视剧《翻译官》里看到的有很大出入。开始翻译之前，译员需要根据对方发言主题，准备特别多的前期资料。翻译工作一般是两个译员交替进行，因为一个人的脑子实在没办法做到全程高度集中，工作20分钟左右就需要休息下。

每个处于工作状态的译员，就会自动忽略周围的环境，听记发言者的讲话内容，然后几乎同时把相应的外语句子说出来。现场带耳麦的人如果仔细听，甚至可以听到话筒那头的压迫感。直到工作结束，译员紧张的情绪才会缓慢松弛下来。

在“小黑屋”里做同声传译更能激发李恪的好胜心，他很少和搭档沟通。他包里有一个便签本，前几页潦草地涂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字母，都是他在做同传时的“速记”。

遇到大型国际会议，李恪干同传每小时可以挣3000元左右。除了报酬，李恪也很享受在“小黑屋”里坐着的感觉，一是因为同传本身的挑战性，二来是在领导人面前的优越感——在场的人无论官职多高，都要依靠翻译们的工作。

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者很少会迁就“小黑屋”里的译员。碰到一些讲话语速很快、不留任何时间给译者的发言者，李恪就会在工作间隙给我发微信，骂他们是“猪部长”，而那些满口说着方言的领导则更是连“猪”都不如。

骂归骂，一进入到工作状态，他就什么情绪都顾不上了——大脑飞速地组织中俄文句子的结构，刚刚反应一下，半句话已经脱口而出。当然，也不能太赶，一旦乱了节奏，很可能丢失掉发言的部分信息。李恪的心理素质极好，那么多场同传“坐”下来，还从没有出现过现场出错的状况，他曾得意地向我炫耀，说这都是平时在健身房的运动带来的好处。

不过，李恪并没有想过要把“小黑屋”坐穿。他像同龄人一样，渴望从工作中寻求新鲜感，同时又由于四处奔波感到心累。

去年春天，我在俄罗斯查询博士论文的资料，他在北京半工半读。为了给弟弟攒够去德国留学的钱，他加快了做兼职的步伐，接连给几个翻译公司做兼职译员，白天领着旅行团去南锣鼓巷看北京胡同，晚上还要回到家里翻译医疗器械的技术文本。

一次，他从海淀区去通州的一家出版社给一本书录制俄语音频。地铁上他找我聊天，给我发来了一句很陈旧的表达：“我快累得嗝屁了”。我看了，却笑不出来——他用了1个多月挣够了弟弟留学需要的1万多欧元，钱汇过去之后，他几乎大病了一场。

那时的李恪说，他想赶紧毕业，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这样每月都有工资领，就安心了。

硕士即将毕业的时候，李恪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做外贸。我从俄罗斯回来，带了他们的鱼子酱和蜂蜜去找他，他正在宿舍里收拾衣物，准备月底搬到租住的房子里。

整理完东西，李恪说要给我看样东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俄汉双解词典》，翻到某页，取出一张银行卡，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里面有17万存款，是他这些年自己攒下的。

我不由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在我的印象里，大部分俄罗斯人并没有储蓄的观念。李恪听了我的夸奖显得很激动，说自己要做一个够资格的“北漂”，接着又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银行卡。

读书期间，我曾经将网上的俄罗斯人短视频合集给李恪看。就像普通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那样，这些视频里的俄罗斯男人孔武有力，举止异常彪悍：骑狗熊、捅马蜂窝、悬在高架桥的内墙上搞涂鸦、大冬天凿开冰窟窿洗澡等等，场面搞笑且壮丽，在网站上获得了超高的点击量，飞过无数“战斗民族”的弹幕。

一开始李恪盯着视频，几乎笑到岔气，看着看着，脸上又显出被侮辱的神色。他怏怏不乐，说：“妈的，这是丑化我们俄罗斯人！我们不是这样的。”

他对于“贴标签”的行为充满了厌恶，认为所谓的“民族性”，很多时候都是偏见，是“污名化”。

然而，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刚开始不久，就被领导“贴标签”了。

李恪上班后，是负责海外战略部对俄贸易方向的跟单员，顶头上司尹经理40岁左右，不苟言笑，整个办公室也在他的影响下气氛沉闷。

李恪生性活泼，在中国人面前也喜欢讲段子，因此办公室氛围随着他的到来热闹许多。尹经理每次走进办公室，都会朝李恪的工位投来复杂的目光，李恪并不像中国同事一样懂得“收敛”，反而傻笑着面对领导的质疑，内心里一片窗明几净。

没过多久，李恪就发现尹经理给他分配的任务突然增加了很多，不仅俄方项目需要他来负责，他还要和国内的工厂对接。有一天他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俄方的催款单，尹经理把一叠资料拍到他桌子上：“韩国那边要订两张机票，他们人手不够，你英语好，搞定它。”

李恪气不打一处来。尹经理走后，有个文文静静的女同事悄悄对他说，尹经理私下表达过对他的不满，说他“典型的俄罗斯人做派，工作态度涣散”，“一定要找机会治治他”。

这句话让李恪觉得委屈——毕竟，该做的工作他一样也没少做。他想都没想，拔腿就去了尹经理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尹经理黑着脸把那个女同事叫了过去。又过去了十几分钟，李恪还在电脑前头发呆，那个女同事回来了，上来就拍了李恪的桌子，大骂他：“你是白痴吗？你知不知道好歹？”

李恪下班后给我打电话抱怨，由于在气头上，中文和俄语夹杂在了一起。我没等他讲完，直接打断他：“你为什么要出卖那个女同事？”

他听我这样说，反倒很诧异：“她的话是重要证据，不可以说吗？”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听他继续絮絮叨叨地抱怨，内心却不由自主站在了他的女同事一边。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我猜想，他接下来在公司的处境恐怕要艰难了。

果然，没过1个月，李恪辞职了。俄罗斯那边的客户急需一批配件，而中国并没有相应的生产厂家，需要从日本进口。公司让他拖住俄方，而他这时候又“犯二”，认为应当向客户讲清楚。最终，经过几次争吵，李恪背着“俄罗斯内奸”的骂名从这家公司辞职。

此前因为“出卖同事”，李恪早已在办公室被大家孤立，走的时候孤零零的。对门办公室一个50岁左右的阿姨之前很关照他，总是见到他就热情似火地围上来，问他怎么用俄语讲“我爱你”。而这一次，阿姨看见李恪抱着一堆自己的东西离开办公室，也慌忙低下头去，看也不看他一眼。

离职之后的李恪有些消沉，我决定放下手头的论文，去他的出租屋坐一坐。

他租的房子在西二旗的一栋老居民楼里，门打开时，我先闻到了咖啡和烟的混合气味。房间里摆设非常整洁。这个9平米左右的房子没有窗户，台灯的光将他半个身子罩住。他开了两罐啤酒，递了一罐递给我，是超市里最便宜的“燕京”。

我坐在他对面，听他吐槽在公司里遭遇的不开心。在他背后的墙上，以一种很艺术的方式贴了一些他和家人、朋友的照片，旁边是一张做旧的世界地图，不少地方都用红色马克笔做了记号，应该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地图下面是一个飞盘，飞镖下面扎了厚厚的一沓纸。

“那些……是发票？”我问。

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带着无奈说：“嗯。以后也没地方报销了。”

李恪很有紧迫感，他不能容许自己待在房间里只花钱没有进账。等待新工作面试期间，他又去之前的酒吧做了一段时间服务生，直到最终在一家中等层次的国际旅游公司找到新工作。

新公司离西二旗“不算远”，地铁加公交，通勤时间大概1个小时。对于自己的新岗位，李恪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旅游公司不同于之前的国企，办公室都是年轻人，工作节奏紧张也活泼。他负责俄罗斯旅游线路的运转，对于他来说，工作内容既熟悉，也充满了挑战。他有一次给我发语音信息，说他在贝加尔湖的旅游线路上取得了大突破，承包了一个大公司的团建活动，这样他也可以跟着免费回家探亲了。

可就在李恪自认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盆冷水猝不及防泼向了他：一次莫斯科旅游的项目刚结束，几个用户不满在俄罗斯期间遭遇的乱收费，举报了旅游公司。老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带团的李恪吃了“回扣”，将他从公司开除了。

直到我再次见到李恪，他也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投递了新闻传媒、教育培训、投资理财好多个方向的企业，对方一见他是外国人，多半不会通知他面试，终于有两家公司决定要他，在谈薪资时又出现了分歧。

姑妈提议过让他回去帮忙打理超市，被他果断拒绝了——他暂时还不想回俄罗斯，那样时间长了中文也忘了，到时再想来中国找工作就缺少优势了。

失业没多久，李恪便从二手交易网站上购买了一套专业的播音设备，又搞起了“直播”。

不过，直播行业早已经迭代，以前连直播睡觉都有人赠送礼物，但现在他在平台上绞尽脑汁讲段子，很多观众都无动于衷。网友的热情像是被彻底透支了，他作为外国人具有的优势地位，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我翻看过李恪在“抖音”上的一些视频，他的表情很有张力，懂得怎样用15秒的时间找准重点，吸引人注意。有一个点击量1.1万的视频，直播内容很简单：李恪点燃一支烟，开始仰起头全程吐烟圈，每个烟圈都是完整的，停留在空中一段时间才消失——似乎通过这些烟圈，李恪和网友们同时体会到了无聊。

我自己没办法理解那些朋友圈里分享的表演吃一桌子螃蟹的视频到底有什么意义，李恪大概也知道我的好恶，很少分享自己的直播给我。一次他发给我直播链接，我点开，看到他正在给人讲一篇俄罗斯学者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很喜欢那个作者的说理方式，曾专门给我分享过。可观看直播的观众不到100人，没人说话，李恪读到关于中国留守儿童的介绍，试图用夸张的语气表达作者的愤怒，他不时地去瞥右上角关于听众人数的提示，看到人越来越少，他的语气也跟着低沉起来。

其实他自己也明白“直播”这种在他们俄罗斯并不时兴的产业是怎样运行的——这种靠注意力带来的经济，并不能持久，一阵风过去，先前的关注点就像沙子上留下的脚印，被抹得干干净净。因此他有时候会很焦虑，想着怎么趁着风没过去，攒一批忠实粉丝。

在李恪的直播间里，有几个人会经常在上面打招呼：“来了。”另一个人回答：“你也在啊？”好像办公室走廊里互相打招呼的同事。但大家并没有更多交流，一般也不送礼物，有的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只有那个当初和他一起吃饭的女生还经常在线。有时候她会上来发一句“老公我来了”，有时候全程不说话，应该是在忙工作，但仍旧隔三差五送礼物。李恪有时也在直播时特意和那个女生互动，内心里有些怕她不再上来，那样的话，送礼物的人就更少了。可每次收到礼物，李恪又觉得过意不去，如果是在现实生活里，他想那女生应该早就不和他联系了。

我最近一次和李恪见面，是在他从一个电视剧的片场回家的“路上”。电视剧拍摄地点在顺义，他几经周转，考虑到夜里坐地铁回不到住处，打一次出租车又几乎要把挣的钱花光了，于是他径直来到了我们学校，在操场上睡了一晚上。

我从没见过身边哪个同龄人为了省钱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大早我跑去见他，远远看见大太阳底下，他双手撑着身子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疲惫的眼神，落在几个练太极拳的老年人身上。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问他：“当电视演员好玩吗？”

他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不过就是在镜头前晃了几下，大部分时间是等，连一句台词也没有。”

群众演员这个兼职是直播平台上一个粉丝介绍的。影视公司要拍摄一个商战题材的电视剧，李恪去饰演某个外国老板的助理，负责递文件、开车门，将近一天的时间，挣了两顿盒饭、400块钱的报酬。

我请他在学校食堂吃早餐，感觉他先前的锐气被挫伤了不少，变得沉默而迟钝，几乎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我想找点什么话题，让他开心一点，便问他，直播的粉丝积攒多了，以后是不是有可能转到影视娱乐圈？他放下手里的筷子一脸淡然地笑了，仿佛我是个幼稚的小孩子：“想什么呢？北京是个大城市。”

不过，去地铁站的路上，李恪又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他告诉我，大不了就回老家干超市。魏公村的三环路上，车子又堵起了长龙，一个骑着单车的大姐夹在了车流中间，大概是无聊，她一条腿跨过来支在地上，带着点儿好奇朝我们看过来。

李恪还像任何一个新来的外国人一样，脸上露出了笑容，跟她打招呼：“你好！”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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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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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历史系读出来，干啥才能养家丨寻业中国

原创： 齐楚秦 人间theLivings 2019-09-24

如果不求发展、对薪资的要求也不高，我作为一名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去当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学了7年的专业，已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

配图 |《我在未来等你》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8

2017年3月，我接到了R校的实习电话。在找工作路上苦苦挣扎了这么久的我，终于绝处逢生。

在此之前，我侥幸进入过一家公司当管培生。从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起，就没什么人和我说话，也没什么事交待我去做。说什么呢？公司内的事务？“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懂。”做什么呢？“你一个学历史的，你不会。”这是与领导刚开始接触的第一天就决定了的。

“小齐，学什么专业的？”

“学历史的。”

“哦。”领导先是疑惑，继而恍然中又带着点同情。

我懂他的意思，可又能怎么办呢？自己已读到研三了，吃了26年闲饭，哪还有脸接受家里的接济。而投出去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即便少数进入面试，也总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学以致用”，可当面临毕业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历史”该怎么用。

1

读大学时，见上一届师兄的工作迟迟没个着落，出于恐惧和逃避，我选择了考研。当然，同学中也有不想逃和没逃掉的。

师妹林蓉就不想逃。那年月，教师资格证还不需要自己考，正常毕业就能拿到。对女孩子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不低，工作环境也较安稳，我本以为她毕业后会进学校当个老师。可林蓉却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当老师。”

——就是因为薪资太低。林蓉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父母平时务农，闲时外出打工，供3个孩子读书实在不易，她亟需养活自己。

而当初林蓉之所以会进入历史专业，是服从专业调剂的结果——这已是大学中的常态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为了保证录取批次，历史永远是填报志愿时的“保留项目”。

大学毕业后，林蓉直接去省会H市做起了房地产中介。当时正值房价一路走高，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而房地产中介门槛低、易上手，薪资全凭业绩说话。林蓉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这几年，什么样的奇葩顾客我都见过。咱们学历史的，不说有多聪明，但是人心里面那些个小九九，玩的那些个花样，一清二楚。只是不说罢了。”这可能是历史专业带给林蓉的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

如今，林蓉已经在这个行业干了4年。我问她：“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想着换个职业，干中介太忙了。”经老家人撮合，林蓉与老乡兼校友张聪蛮准备今年结婚，“实在不行，就当老师去。”她开玩笑说。

我没有林蓉那么大气，她也比我们这些学长更能放得下看得开。毕竟，林蓉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待在“历史”的坑里不出来。

而我和阿伟，则是典型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下”的人。大三时，我们都决定通过考研来逃避就业，只是阿伟没能逃掉。

考研失败后，他回家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在阿伟眼里，公务员还是要比当历史老师来得好一些。“你不知道，原来觉得和我们差不多的文学专业，能考的岗位比我们多不少呢！”阿伟边和我吐槽，边开启他的第3次公考之旅。

阿伟告诉我，公检法、税务、财务都不招历史专业，连档案馆、博物馆也开始招聘专业更加对口的大学生。只有在一些小城市，暂时还未对这些岗位做具体设限，历史专业尚能报考。千军万马走钢丝，对学历史的人来说，可能更准确一点。

直到2014年9月我研究生入学后，阿伟来H市开会培训时，才告诉我他已经考入S市下的区文化局，用阿伟的话说，“S市啊，晚上7点，街上的店铺就差不多全关门了。”但这却是他8次考试中，难得考中的一个岗位了。

虽然被赶鸭子上架，阿伟终究也算站稳了阵脚。我呢，考上研究生不过也只是逃得了一时。

如果我能像林蓉那样不在乎，加上薪资不低，公司不错，或许我会对自己难得应聘上的那份管培生工作甘之如饴；如果我像阿伟那样认定公务员岗位，加上“211”硕士学位的那么一点优势，或许我也会提前准备公务员考试。但7年的历史专业，已经让我拿不起又放不下了。

最终在3个月后，我接到了那个电话，立刻提了辞职。

“由于你的笔试成绩和一轮面试成绩都很好，经校长室研究决定，让你来校实习一段时间，再进行教师试讲。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那天，手举着电话，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说错一个字，“愿意，愿意。”

R校是省会H市公立中学里的佼佼者，去年中考还拿了第一。实习第一天，学校什么样、教室什么样，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却清楚地记得程校助对我说的：“小齐，我们对你的简历比较满意，A大的历史高材生，专业素养也非常优秀……”我虽然知道他说的是场面话，但我没有从他那里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轻视、不屑和同情。

“决定了，当老师吧。”

2

我开始跟着盛峰老师实习。头一次见到盛老师，他正背对着我，在电脑里做下一节课的PPT，办公桌上堆着课后作业、听写本，倒也不凌乱。

“盛老师，这是我们学校新招来的老师，上岗之前还麻烦您多带带他。”

听到招呼，盛老师忙转过身站起来。他中等个头，身形消瘦，穿着一件老式衬衫，搭配洗得有点发白的牛仔裤。“好的，好的。”他边说边给我搬来一把凳子，让我坐下，“别拘谨。”

5分钟后，盛老师拿起书本，戴着耳麦，在裤腰上挂上扩音器，招呼我一起去教室。

听盛老师上课，确实是一种享受。教材里什么地方该重点讲，什么地方该略讲，什么地方该整合起来讲，用什么形式去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盛老师总能挠着“痒处”，众口难调却能使宾客尽欢，可是天大的本事。

跟着听了3天课，我开始理解盛老师为什么要戴“小蜜蜂（扩音器）”了。这个年级只有他一个历史老师，一个班一个星期两节课，一个年级7个班，14节课，每天平均下来快3节，比主科语、数、英老师的课时还多。

不仅如此，盛老师还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一个社团的指导老师。要长时间保持每天2个小时、且声音清楚、洪亮的稳定输出，实在不容易。

每次历史组聚餐，从没见盛老师喝过酒。问别的老师才知道，他因为说话太多，嗓子出了问题，还做过手术，想好好养着、留着嗓子给学生们上课。

盛老师每天早上7点左右到校，陪学生早读，之后回办公室备课、查资料、写教案、批改听写本，中间去班里转上两三趟，遇着学习不认真的请来办公室谈话，一上午的时间都未必够用。中午陪着学生在班级吃饭，下午上完3节课，开始批改7个班的课后作业。一个班平均50个孩子，就是350份作业。

身为指导教师，他从没让我帮他改作业，端茶递水跑跑腿什么的也都不让我干。他茶杯里的茶叶越放越多，提神效果却越来越弱。偶尔，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的时候，只剩下我敲击键盘写毕业论文的声音，走近盛老师的办公桌一看，他正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打着鼾。

5点半下班，7点半盛老师才带着儿子走出校园。他年近40，孩子刚上五年级。听说此前，盛老师本是临近市县的高中老师、县教研员，还拿过省“说课大赛”一等奖。来这里就是为了儿子的教育（教师子女可在自己上班的学校读书）。

历史组在一起聊天时，才知道类似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有的在原来学校已经预备提下一届副校长了，来到这里也不过是普通老师一个；有的在教育机构工作，进学校前年收入20万，来了R校等于重头再来；而盛老师也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好不容易在这里凑了一个首付——如果买的地段较好，就得搭上自己的老底。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唯一聊以安慰的，大概就是能省下来一笔优质学区房的钱了。

“当老师，撑不死，饿不着。”

3

在学校时间久了，我才知道老师之间也是有贫富差距的。比我早一年进来的小郑就是个例子。学校里的很多“门道”和“弯弯绕”，他都清楚。

小郑在小学部教数学，还当着班主任，和我一样大。在我刚进学校时，他已经自己买了车，还有一笔不小的积蓄。

后来经常一起打球，小郑才慢慢跟我透露了他的“秘诀”：“像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每个月工资才2000多块，加上绩效，一年下来也不过八九万。当个班主任，每个月也就多发几百块钱。不赚点外快哪行？”

“现在教育局管得很严啊！”

小郑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扭头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说：“今年我带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有的家长给我送来一箱剑南春，有的不光送了酒还送了盒白茶，还有5张购物卡，每张卡里都有1000块钱……”

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部并不少见。孩子还小，家长都希望老师能多照顾一些。于是，像借着送书，在里面夹些钱或卡；明明家就在学校边上，还寄快递到学校让老师收；放学约老师出来喝茶、吃饭，再送个教学用得上的“小玩具”；又或者，老师家里要装修，相关行业的家长就帮忙按成本价拿材料……这样的“门道”很是常见。

家长有所表示了，小郑也自然对他们的孩子比以往更用心关注一点。没有表示的家长，他也没有听之任之。在小郑当班主任期间，每次考试，他所在的班级无论是优秀率、平均分，还是及格率，都是年级第一。另外，对于“有偿家教”这种教育局明令禁止的“红线”，他也不会违反——部分家长强烈要求小郑给孩子暑假补课，小郑推脱不过，最终答应下来，但全部都免费。

“我怎么感觉，我们中学部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太富裕？”

“也收，只是没那么多吧。我侄女在你们郭老师的班上，之前我送她2000块钱的购物卡，不也拿了嘛？反正如果按照干多少事拿多少钱的标准，我天天累死累活，从早干到晚，学校就发那几个钱，根本不够啊！”小郑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在学校里，精神奖励、颁发奖状，对学生仍有绝对的吸引力，但对老师来说，在这样一个二三线城市，一年只有七八万的工资，想要留住一个尽心尽力的好老师，实在太难——毕竟老师得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

中考刚刚结束，家长们就早早通过关系，聘请市里知名高中的数理化生老师，在酒店里为自己的孩子补课。8万块，4个老师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在今天适用依然。

“怎么就没人补习历史呢？”我小声念叨。

“早上没吃药就来上班啦？在那做白日梦。”老魏开玩笑地说。

2017年7月，在和学校正式签完合同后，我被安排和老魏一起搭班教学（在同一个年级，教不同班级）。如果说盛老师上课是春风化雨，老魏上课就和她这个人一样，直来直去，逻辑清晰、没有废话。

10年前，老魏从临县的私立中学考进学校当老师，今年5月刚刚过完35岁生日。老魏长得小巧耐看，却一直没有成家。早些年，她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带完两届学生毕业，自己就给耽误了，学校里适龄的男教师早已成家，“没办法，我眼光高，单着也好，正好把小魏成绩抓起来。”

小魏是老魏的侄女，靠着老魏的关系，在本校读小学二年级。小魏活泼开朗，玩心重，成绩自然好不到哪去。每次在家长群里公布成绩，老魏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为此姑侄间没少拌嘴，小魏经常被老魏搞得眼泪汪汪。虽说如此，老魏对小魏其实好得没得说。小魏父母在她5岁时离婚，父亲在老家，母亲自己单过，老魏就带着小魏过。

“周末带小魏逛商场，给她买件裙子，花了我800大洋。”老魏给小魏花钱一直很舍得。我教的班里有位家长教古筝，老魏便托我打听学费。一个学期2000多块，还不包括买古筝的钱。老魏说：“好是好，就是太远了，周末接送不太方便。”5年前老魏就有驾照，只是现在也没买上车。没辙，最后给小魏就近报了个学费3000块的古筝班。

老魏的钱包也一直没鼓起来过。“怎么还不发工资？”“今年绩效会不会多发点？”这是老魏日常挂在嘴边的问题。

老魏也想过出去接点私活。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每个学期都会去教育机构兼职，再加上给一两个学生补习历史，虽说所得不多，也就2000多块，但算得上是一个月的工资了。但后来随着教育局下文，大力整治“有偿补课”，不少老师都被抓了包，老魏的心想不收都不行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3年10月底，省里印发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开始实施比照公务员待遇给予老师绩效补贴的政策，老魏的日子才没那么捉襟见肘。

4

和老魏比起来，我的日子原要宽裕一点。不过，随着工作第二年、与走过4载的女友修成正果，买房、办酒宴、陪嫁妆、装修，不仅两家的底子都所剩无几，我们小两口的积蓄也被彻底掏空。今年年初，老婆怀了孕，家里就又要再添一口人。

“医院体检、营养品、生产住院、月嫂，孩子的奶粉、尿不湿、衣服，长大后给他报兴趣班……”老婆一项项说给我听。

从哪变出这额外的几万块钱？我甚至想过出去发传单。毕竟，能让历史老师挣钱的路子真不多，我很快就成了“第二个老魏”。

“咱们干这行的，就别想着挣大钱。要不走行政路线，要不走教学路线，只是哪一项都需要时间去熬。”老魏告诉我。

“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偏偏是你最没钱的时候。”盛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我明白盛老师的意思。刚当老师不久，没有什么经验，短时间内很难教得好，也就没能力出去比赛获奖。更何况，虽然教师的薪资会随着职级的提高而慢慢提升，但是，每提升一级，不仅需要各级别的比赛成绩，更需要硬性的时间限制。

盛老师教学15年才升为高级教师，这样的升职速度，和公务员比起来实在太慢。

相比起在S市文化局的阿伟，作为为数不多的年轻男生，阿伟颇受领导重视。工作第2年，就被安排参与负责辖区内古村落维护和开发工作，从材料审批到施工进度再到现场把控，阿伟经手负责的越来越多，局长也开始带着他参与大大小小的私人饭局。工作的第3年，阿伟就凑够了5成首付，还被提拔成为科长。

只是每次来省会H市，阿伟还是会感叹，“还是大城市好啊。”

“阿伟，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同在饭桌上的李超说。

李超是搞学术的“天才”，大学本科是名不见经传的二本，研究生进入一本重点学校，博士考入老牌“985”，从大学就开始发表省级学术刊物，硕士时期发表国家级刊物，博士期间，甚至在《近代史研究》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文章。

博士毕业后，32岁的李超回到念硕士的一本学校教学，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每个月基本工资3000多，”但据李超说，其实平均下来，大学老师每月七八千总是有的。以后如果成为副教授，申请项目基金，一个项目的补贴少则几十万，多则一百多万——只是要想往上走，论文还是关键。

那所大学看中的正是李超发表论文的能力。从讲师到教授，每人每年需要发表一篇核心期刊，外加一篇“211”学校的学报即可。但到李超签订合同时，就已被要求一年需要发4篇核心期刊。

自从了解到李超每年的论文任务量后，我才突然对自己读研究生时看到的一个“怪现象”豁然开朗：那时候，我常常看到导师在聚餐喝完酒之后，留在办公室写论文。原来，那句“导师哪有时间指导你”并不是推辞。

相较之下，成为中学里的一名历史老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5

“小齐，等你带完一届，可以申请个班主任，我再帮你问问，看看教导处缺不缺干事。”周芸在得知我的困境后，对我这么说。

作为学校元老，周芸比大多数普通老师都更了解学校的各项事务。刚建校时，连教学楼的电路都没铺好，部分建筑仍然在建设中，周芸就开始着手学校的招生和教学工作。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生总共10个班，两个年级的历史课，全是周芸一个人在教。

“好多次加班太晚，学校上了锁，我都是从学校没封好的墙洞那儿钻出去回的家。”

周芸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个师傅。我递简历的时候，就是她负责接收的；进学校后，又正好在同一个办公室；她还是我同校的研究生，算是师姐，自然更亲近些。

周师姐在教历史的同时，还兼着教务处的干事。招生、组织考试、印刷试卷、学籍管理、学生档案、教师绩效考核等涉及到教学的事，都要经她的手。周师姐也善于与人打交道，学校里任何风吹草动，基本都瞒不过她。因此我私下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灵通”。

教务处的日常工作琐碎繁杂，加上自己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尤其难带，渐渐的，周师姐在教学上也不免相对“放松”了些。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两头兼顾。

“谁和老杨搭班，都得被他给累死。”一天，周师姐冲我抱怨道。老杨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有为，做事事无巨细，去年他们班成绩最好，在平均分上整整比周师姐教的班级高了两分。“你是不知道，他一个历史老师，居然还要辅导他们班的各科内容。这就算了，毕竟班主任要操心多些。可他没事就搞听写、布置作业，一个学生都不放过，也太‘负责’了吧！”

这样的老杨，家长喜欢，学校喜欢，但和他搭班教学的老师肯定不喜欢——为了跟上老杨的步子，所有人都不得不和他一样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周师姐没法做到的。

去年，周师姐本应跟着年级组一起升上毕业班，却在暑假前听说，她被留在了八年级。消息是由新毕业班的老师悄悄告诉她的，校领导甚至一直没有正式通知过她。

我忽然想起老魏跟我说过的，“学校就是这样，某些方面没法说。老杨刚进学校的时候，成绩一直赶不上老周（周师姐）。后来有一次考试考得比老周好，你猜怎么着？校长居然亲自跑到办公室祝贺他，说他终于超过了老周。”老魏愤愤不平。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老杨考得好，更因为老杨不用休大半年的产假，也不用花心思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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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杨之前并不是这样。他刚进校的时候，对教学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

“我一开始以为，初中历史不需要讲得那么清楚。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老师们都着重给学生们讲故事，一节课轻轻松松就结束了。”回忆起自己刚来R校时的情景，老杨苦笑着，“直到后面考试成绩出来，我就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那时，老杨班的分数和周师姐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次考试有差距可以理解，后面反而扩大了，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不仅如此，更令老杨觉得难堪的事发生了：在第一学期期末的总结大会上，校长将各年级各学科各位老师所带班级的分数，排出了先后，明晃晃地放在大屏幕上。这让老杨更难受了。

经此一役，老杨得出一个道理——成绩就是学校的命根，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唯分数论”才是正途。从那以后，老杨开始逐渐放弃有趣教学，大纲上不考的东西，一律不讲。用20分钟迅速结束课程，再用剩下的20分钟给学生练习习题。不仅如此，针对后进生，老杨还采取“盯人战术”，“点对点”突破。

至此，老杨才变成了今天的老杨。

然而，让老杨没想到的是，成绩固然是老师的尊严所在，可历史成绩却并不一定——新学期的毕业班期中考试后，R校的成绩虽然依然领跑全市，但与第二名的学校差距极小。年级组将成绩系统分析后一看，语数英三门主科全面落后，要不是政史学科领先较多，R校这个第一名恐怕难保。

成绩分析会上，跟商量好似的，从校长到教务处领导，都在有意无意地批评政、史学科占用学生过多时间。年级组长更是直言不讳：“政治、历史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山头，而不顾学校大局。”

那次会议上，老杨第一次拍着桌子和年级组长吵了起来。但会后，校方依旧宣布：政治历史，非周末时间，一律不允许布置作业。

后记

今年年初，周师姐推荐我做了教导处干事。活不多，但每个月额外有350块的补贴，而且教务处很安静，中午也能有个休息的地方。老婆对此十分满意，因为在同期进校的同龄人当中，已有不少人被学校“赋予重任”，而我还在原地踏步，捞到个教导处干事，也算是一种“进步”。

老婆和我同是历史系学生，读研究生时相识，对此她常说：“老公你得感谢我，感谢我当年把你从单身狗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我当然死不认账，但心里还是认同的。这些年，从我对同学同事的观察中，还发现了一个不算规律的规律——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夫妻俩都是历史专业的，总共有7对。而这7对中，100%会有一个人从事教育行业。

而在大学里，我们班上除了有5位仁兄在班级内部解决了个人问题外，其他直到毕业都一直是单身。

是的，我得感谢老婆的“救命”之恩。

（文章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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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楚 秦

误入历史但愿在历史的

行当里终老的老师一枚。

源济

我们跑半挂的，就像公路上的吉普赛人丨寻业中国

原创： 蔡木木 人间theLivings 2019-10-08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29

2012年，距离春节仅有一周的时间，我、母亲还有司机吴师傅一起坐在我家的半挂车里。车辆一路向北，我心里想着，等这趟跑完，就能回黄湖老家过年了。

凌晨3点多，半挂车从广东驶入江西省内，过省界收费站后，吴师傅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检查轮胎和捆绑货物的绳子。

母亲在车里休息，忽然听到身后一阵窸窣声，便问：“吴师傅，你在找什么呢？找驾证吗？”声音继续作响，却没人回答。母亲起了身，猛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子正在驾驶室后排乱翻，母亲吓了一大跳，大喊“吴师傅，吴师傅！”并条件反射般地迅速拽住车座中央的一个包的背带。

陌生男子许是急了，见母亲拽着包不放，便使劲从母亲的手里夺过包，跳下车翻过高速护栏，迅速消失在如墨的黑夜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尾随我们车后的另一辆半挂车也遭此一劫。车主护钱时还被歹徒捅了一刀，抢走了1万多元的现金。我家则损失了3000多元。报警后，收费站的交警虽然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此事却只能不了了之。

母亲吓坏了，在随后抵达的第一个加油站，就把自己枕头下藏的2万元现金全部充进了油卡里。

——而这只是我家跑半挂车10余年中，一次不起眼的经历。

1

2006年春节，我到无锡投奔父母。

在此之前，我家汽配店所在的停车场内半挂车极少，但市面上的行情很不错。全家人商量后，决定买一辆双驱动的重汽斯太尔王半挂车，配备的是专门拉大件的高低板，随后又请了两个司机。很快，业务就不断，单趟利润低于1万元的都不接。

就在那年春节前，我家跑了一趟货运，从佳木斯到上海，运送变压器。半挂车赶到佳木斯后，境外的变压器尚未入境，等待期间，厂家每天给1000元的补偿。大约十几天后，变压器顺利过境。进山海关前，花费2000多元办了“三超”证（特指超宽、超长、超高的车辆，2013年前，“三超”证往往跨省作废或只能在某些高速路段使用）。出山海关收费站后，遇到路政人员要求罚款2万，母亲恳求了2个多小时，最终以“6000元不开票”的方式得以放行。

最终，那趟货刨去所有成本，依然结余6万余元——总费用17万，中介给我们的运输价格是11.7万——也正是这趟货，让我家在车场内名声大振。

但很快，运输市场就趋于理性，“三超”的利润大不如以前，为了维持生活，我家把高低板换成17.5米的普通板，又辞退了一个司机。即便如此，到了后来，甚至遇到过连续3个月亏本的日子。

| 我家的车是2003年出厂的重汽斯太尔王，挂板长度17.5米。图/Christian Petersen-Clausen

起初，运输市场还很混乱——天价运输费、货物出事车主逃跑等事常有发生，经过几年的摸索，半挂运输行业也自然变得规范起来，像我家这种以家族运营模式的小团体，就极少能直接接触到厂家的运输资源了，厂家会优先选择运输公司和有信誉资质的中介，而我们则只能接触到这两者一时消化不掉的资源。

等运输公司和中介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后，留给车主的利润就微乎其微了。

那时，运输费用的浮动，往往都是根据各省路政罚款的力度（例如河南、江西罚款较高，广东相对较低）、整体市场是否低迷（秋冬季和淡季）、物流中介与驾驶员的沟通谈判能力而决定（驾驶员必须对道路相当熟悉，了解该路段是否能遇到路政等因素，依次讨价还价，至于厂家给的最终价格很少有人了解）。至于油价和过路费，则是硬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构成关键因素。因此，跑一趟车，稳稳获利的其实也只有物流中介——至于半挂车主，相当于就是在“赌”。

等到2009年，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仅凭一张身份证、一个担保人，就可无抵押贷款购买一辆半挂车——此举一度导致整个市场车辆数目骤然增多，运输价格随即大幅度下降，随之而来的贷款、高油价、过路费等等，都成为半挂车主们的噩梦，过去那样轻松挣钱的日子一去不返。

尽管就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当时，在这个行业里，努力一把一年十几万的利润总还是有的，可问题又在于，一辆半挂车并不是只凭借一个司机就可以运行的，它往往需要两三人为一个小团体（多为家庭）一同配合。

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在15万以下，算上车辆折损，的确会让人觉得得不偿失。毕竟常年在外四处奔波，那种受尽委屈的感觉，也只有身处其中，才能体会得到。

2

2010年，吴师傅来到我家的车上，我负责跟车，也帮吴师傅打个下手。

第一任司机走之后，母亲曾换过几位司机，都没做长久。有的是嫌母亲唠叨，有的是个人原因，而吴师傅则在我家车上待了7年之久。

吴师傅是90年代就摸上方向盘的老司机（141型以及弹簧牵引的卡车），到我们家的时候大概40岁出头，皮肤黝黑、中等个，话不多，虽然挺着点肚子，但爬4米多高的车顶撒网、拉雨布、捆绳子都相当利索。吴师傅少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像孩童般可爱，爱喝酒并且只喝白酒——那时候，我俩常常在抵达广州后，在大排档一起喝到烂醉。

那时，吴师傅的儿子也已20出头，在工厂做短期工（半月结），钱一旦够花了就结束工作，如此反反复复，经常需要吴师傅贴补，小女儿还在老家读小学，妻子也在工厂里做工，爱打麻将，手里也剩不下钱，全家收入主要都靠吴师傅。

起初，按照半挂车司机行情，我们给吴师傅的工资大约是6000元，后来渐渐涨到9500元。半挂车必须包司机的吃住烟酒，吴师傅租房子的费用也是从半挂车上支出，房子位于无锡钱桥北一个偏僻的村子里，750一个月。而吴师傅的工资则大多用于为儿子在老家盖房子。

有段时间，母亲偶有抱怨，说一年到头没剩多少钱，倒是养活了司机一大家子。不过，这只是母亲由于阶段性收入不佳产生的偶发情绪，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全家人都是非常感激尽职尽责的吴师傅。

那时，我家门口的凉棚下就像一个沙龙聚集点，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不出车的车主们在那里聊天。叹气的总是大多数，有抱怨一年到头风风雨雨，盈利稀薄的；有羡慕谁卖掉车、找到更好的营生的；还有人羡慕别人家底厚、儿女争气，不用自己帮衬，卖车回老家养老的。可抱怨归抱怨，他们也都没有放弃——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选择，不仅是这个行当，甚至包括运送的货物。

在所有的货物中，“百货”是最次的选择：不用等，随装随有，但几乎不挣钱。

首先，装车需要1天，卸车需要1天，路上跑最少2到3天，到达目的地之后，返程货源待定的话，则需要在停车场旅馆内等候，如此满打满算，一个月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跑4、5趟左右。更何况，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次发达的地区发货价格普遍偏高，而返程不仅货源难找、价格也偏低，例如：我家曾经从北京拉二锅头去海南，费用大约是2万多，而归来的时候，费用打了半折，扣掉成本，最终亏损4000多元才接到从海口清风原纸厂到天津金红叶纸厂的货——如果只运百货，那么肯定是月月亏本的。

相比之下，“三超”还是会好一些。

通常来说，“三超”货品基本都是不可分割的机械大件，例如风力发电机的铁翅膀。能分割的货物厂家肯定不会以此方式发货，因为同样的行程，“三超”的成本至少比不“三超”的高3至4倍。且超出得越多，价格就越高——虽然“三超”大件非常容易被路政扣留罚款，且对驾驶员的经验也有更高的要求。但只要有能力的车主，都在努力寻找拉“三超”的机会。

可机会不常有，车却不能闲着。“行情不行就随便拉个百货先跑着吧。”吴师傅总这么说。

即便如此，精明的物流中介们早把利润掐算得非常准确——市场不行，利润就低，有时候连百货都拉不到。更何况，即使价格再低，也有大量的背着贷款的半挂车在排队等着，哪怕能剩那么一点，他们都会出发。

在这样的环境下，跑半挂的生活几乎没有黑夜白天。

如果是两个司机（车主和司机），他们基本22个小时都会在高速上行驶，余下的2小时用来在沿途的服务区吃饭、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刻也不停息。

至于只有1个司机的我们，也不轻松。吴师傅寻常都会在清晨开到凌晨，有时候时间充足，会在深夜10点多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半挂车内有上下铺）。服务区的饭很贵，有时候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在高速上吃点自带的泡面火腿肠，等抵达目的地卸下货来，再找个餐馆喝两杯。

如果赶时间，吴师傅能从早上7点多一直开到次日清晨6点多，中间除去吃饭、上厕所，只有1个小时用来午休。等到了深夜，吴师傅也会犯困，起初他会不断地抽烟，后来他自己抽烟抽得受不了了，就不停地喝咖啡吃花生。等天亮了，花生壳和瓜子皮能在脚下铺绵绵厚厚的一层。

吴师傅屡屡咬牙开到天亮，把车停在服务区，有气无力地说自己快要不行了，但随后告诉我2个小时后一定要叫醒他，直到把车开到卸货地后，他才会安下心来休息。 

其实后来，吴师傅也有能力自己贷款买车了，儿子又拿到了A2驾照，可他依旧在我家车上工作，一直到我家卖了车，吴师傅才召回儿子，贷款买了新车与儿子一起继续跑。

3

如果说2010年前半挂车的收入是靠“挣”，那么2010年之后就基本得靠“省”了。

我家所在的停车场内，有很大一批半挂车司机或车主平时吃住都在车上，洗漱就用公用洗手间门口的水池。停车场内很空旷，每当微风吹过，碾实的黄土地上就刮起阵阵黄沙。若下了雨，四处就是泥泞一片，这样简陋的停车场停车也便宜，一天40元，等后来又涨了20元，就有一大批车主走了，他们为了节约就停在附近的高架桥下，不得不时时躲着交警和夜里偷轮胎的人。

回家后，我也认识了一群年轻人。虽都住在一个院子，但我们却很少相聚——大家跑车的地方以及时间都不同，如果凑巧回来遇到，就一起喝酒上网，这也是停车场的年轻人仅有的娱乐。

每逢出车归来，吴师傅的儿子翔翔就会来找我。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去停车场附近的商店“娃娃机”里夹香烟，香烟被夹起来的时候，猛地晃一下机器，晃进缺口里，附近的商店会折价收。后来，香烟机被铁链子锁上不能晃动了，香烟就很少被夹出来了，他只能天天去上网。

佳佳与我年龄相仿，他与父亲俩人共同经营一辆半挂，也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半挂车运输行情极为复杂，往往两三天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大件运输价格更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行情最不好的时候，很多半挂车都放弃拉货，选择在停车场里等待。可佳佳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每月贷款1万多的情况下，他只能注重趟次而不是利润。

那段时间，佳佳父子二人专跑无锡到广州从化的物流百货——只是因为百货不用等——两人轮流开车、睡觉休息，在服务区换人，24小时除去在服务区吃饭上厕所，一刻也不停。回到无锡后，也只是到租住的房子内洗澡吃饭，随后就即刻出发。如此下来，每月可以比一般车多跑1到2趟。尽管那时候，从无锡到广州，一趟百货来回的利润总和甚至不到4000元， 

老杨儿子20多岁，一直吊儿郎当的。50多岁的老杨经常在我家店里唠叨跑车太累了，再干几年给儿子攒点，就回老家不干了。老杨本是黄湖化肥厂的下岗工人，也有退休工资，若不是为了儿子，恐怕也不至于吃这个苦。

跑车人的生活并不比寻常人丰富，我时常感觉，在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中，很难安静下来，可生存的压力又不允许你停下来，那种嵌入心底的孤寂是非常痛苦的。比如我和吴师傅在一起常会喝酒，不过是一种压力的宣泄罢了。

停车场里的毛孩比我小一些，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约只有17岁，黑瘦、个子也不高，有个定了亲的媳妇在老家，停车场里的青年老乡们普遍都是初中没毕业，毛孩也不例外，只是毛孩比大家都要有钱。

毛孩的父亲在无锡经营半挂多年，后来发展成专门发货的中介，手中有许多的大件资源，名下也有多台半挂车，挂的板全是拉机械大件专用的高低板与重型低平板，这样的车往往都是不屑于去拉百货的。

毛孩父亲曾给过我家一单活，从苏州工业区去河北正定某方便面厂，宽4米、高5米的一个机械，毛孩跟着他哥哥也开一辆半挂车走在前面，他们车上装的是42米长、3米多宽的一个机械，如此大的庞然大物在苏州上不去高速，我们就白天休息、夜间在国道行驶，从镇江附近的某个路口上了高速。

临行前，毛孩父亲告诉我们，如果发货厂家问这趟货多少钱，一定要说这趟货4.8万，吴师傅与母亲对这种事见得多了，难免有些抱怨，但毛孩父亲只给我们3.6万——仅仅靠着资源中介，他就能获得1万多的利润——至于是否在私底下给了厂方回扣，就不清楚了。

看似准备得如此充分，在下高速时还是出了问题。

毛孩下的高速收费站前那段匝道是S型的，车辆在拐弯的同时，42米的机械大件太长，尾巴甩不过来，我们知道这样势必会引来路政，感慨还好没有跟太紧，赶忙换了收费站口。果然，毛孩的车卡在了匝道上，随后，路政人员叫来工人，用氧焊切掉了2个拦住机械大件尾侧的护栏（1个收费2000元），才得以通过；处理完毕后，路政还试图把车赶去路政部门专用的停车场，但无奈停车场空间也不够，为此只得暂时收了车上的行驶证和毛孩的驾驶证，让他们自行找地方停好后前去处理。

毛孩他们意识到再去路政必定会迎来一大笔罚款，卸完货后，直接舍弃证件回了无锡。回程的时候，我们的车还从石家庄拉了几块钢板（大约30吨），亏本几千元回到无锡——那趟行程总共用时8天，盈利大概在1.6万左右。而按照吴师傅的说法，40多米的大件不剩个5、6万，“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险？”

毛孩的哥哥当时20岁出头，手里钱多了，就在外面与社会人鬼混，还养了个情人，很少回家。毛孩的嫂子就和尚未学会走路的孩子一起，在停车场内租住的房子里陪着公公婆婆生活。

看哥哥四处厮混，毛孩也不甘示弱。大约2010年，他在停车场与其它司机赌博，把车上的几万元货款全部输光了。而此前，他已陆续输了十几万，几番戒赌，都没有成功。

那一次，毛孩痛下决心，挥刀剁掉了自己的左手小拇指。

4

在路上跑，常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怪事。

比如，高速服务区加油站经常会出现“断油”，并不是真没油了，而是每个“国营加油站”都要限量，只给每辆货车配给300至400元的油量——不过是一辆A7半挂车1/10的油量。

每逢限油，加油站就是百米的货车长龙，而加不到油，往往会延长半挂车一至两天的运程。为此，半挂车主都会请人安装备用油箱在车头后面，两个油箱足足能加8000元。不过，此举很快就被禁止了，因为非常不安全。

我们在加油站，加油员说只能给加400元。吴师傅就站在那里，看着加满油的小轿车羡慕地说，“为啥每次缺油都不缺汽油呢？”加油站员工戏谑道：“领导不开货车，有钱人也不开货车啊。”大家就都笑了。

2011年，我们的车从广东到唐山。清晨8点进入河南境内，过省界收费站后100米是服务区加油站。加了400元的油后，我们离开了服务区，沿途就看到对面的高速公路上，几个施工人员正在封闭的高速路段上看手里的图纸，他们左侧100多米的地方，几个矮小的老头鬼鬼祟祟的，很快，就两两协助、迅速抱着一根长条钢筋往高速护栏外送……

我正和吴师傅打趣着讲，就又行到一个服务区，一位男加油员说，最近缺油，只给加600元。随后，就把加油枪塞进油箱内，电子屏幕开始走数，我扫了一眼，速度还蛮快。

我还在车旁发呆，男加油员就说了声“好了，可以走了”。起初，我还惊讶于这个加油站效率真高，正准备锁油箱时，母亲走来与一位女加油员套近乎，问能不能再加600元。

在母亲的讨好下，女加油员又让自己的同事又给我们加了600元。

一切妥当后，吴师傅上车打火，满脸兴奋地说，“这下好了，不用再排队了，原本剩一点，上个服务区加了400元，这里加1200元，现在油箱基本就是满的了，出了河南到河北再加次就行了。”（我们是老式斯太尔王，加满油箱大约需要2000元以内即可）我与母亲也很高兴。随后，母亲一直在自夸，说自己刚才和女加油员拉关系是多么明智。

然而，车行了大约10分钟。吴师傅低头自问道：“不对啊！这油表怎么不动呢，难道坏了么？”坐在一旁的母亲也凑上前看，两人都不明所以。

又过了一会，吴师傅才恍然大悟：“油表没有问题，肯定刚才没加进去，叫人骗了！”然后，他不停地叹气沮丧，指责母亲自作聪明，多送给人600元。母亲这才一言不发了。

我们只能继续找加油站。

下个排队的服务区是个私人加油站，油不限量，但1升大约贵1元。吴师傅在车头前向我抱怨道，“贵也得加啊，物流部一会儿一个电话，催死人了。”

加油员开始加油后，我们例行去后面检查半挂平板上的捆绑设施有没有松动。待返回加油机附近，电子荧屏上显示加油金额已有1400余元。吴师傅惊呼道：“还没加满么？！”又低头地趴在油箱外，依稀看到油箱里只有绿油油的半箱油，果断叫停了。站在油箱旁，吴师傅的脸都气成了暗红色，愤怒地说，“我原本还剩几百元，油箱总共还装不了2000元，这1400元加完才到了半箱，你们这不是坑人么！”

加油站的年轻女员工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把加油枪放回了原位。

我们交完钱，把车停在加油站外的空地，继续检查设施。前方也有个40多岁的司机在紧绳索，吴师傅上前与他攀谈，把这两起加油的遭遇告诉对方，司机一口河北口音，笑着问我们：“第一次跑这里吧？”

“我们以前跑广东多一点，这面来得少。”

“幸好啊，你们没报警，真要是报警喽，没等警察到，就有人过来把你们打一顿。你说你加油被人坑了，还被人打一顿，可冤？再说了，即使警察来了向着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油箱里原先有多少油呢……若是警察说把车拖到停车场，都去派出所去处理，人家拖得起，你能受得了，记住教训啊！”

吴师傅尴尬地笑了：“这不一路上都在限油么，没办法啊！”

随后，我们再次启程，进入河北境内，在第一个加油站从下午等到第二天的早上，才加上了油。

5

除了加油站以外，让半挂车主最头疼的，就是路政了。因为各省市、甚至各路段对于“三超”证的办理要求、时间等因素各有不同，一般半挂车主是很难全程都遵守的严格的路政规章制度。

在停车场内，总能听人唠叨，交警不过也就罚200元，一见到路政的车，腿都要打颤。路政的罚款没有封顶，而面对罚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可怜，或者尝试进行“不开票的交易”。

在货运部内，车主们与物流的中介因价格争论不休。一趟货，公里、高速费用、油钱，大家都能计算清楚，唯独难以估量的是路政的高额罚款——而遇到路政后的关键，就在于司机们各自的本领和运气。

我们遇到路政最狼狈的一次，是从广东去贵阳，随后从贵阳回苏州。

上午9点多，我们已走到东部某市，天空晴好，我与吴师傅停车去服务区内的水池洗漱。等洗漱完我俩拎着洗漱篮往回走，眼见还有20多米就到了车前，高速公路下的涵洞里忽然开出一辆印有“中国公路”的车辆，吓了我和吴师傅一大跳。我们都很紧张，因为这次拉的是25米长的机械设备，远超车身的17.5米。为躲避路政的车辆，吴师傅和我只能拎着洗漱篮，返回服务区的超市里闲逛。

超市外骄阳似火，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吴师傅念叨着，“路政也耐不住热，该走了吧。”就出去看了一圈，果然，炙热的停车场不见路政车的影子。吴师傅异常兴奋，赶忙回头喊我，“快，快，快！”说着自己先向半挂车跑去。我一路跟随吴师傅狂奔到车里，大口喘着粗气爬上车。

吴师傅匆忙启动，我在一旁焦急地祈祷，“赶快，赶快，走不掉就要掏钱了。”没想到转眼间，涵洞里路政车再次冲了出来。车辆似乎早已有所准备，径直向我们扑来，一个急刹停在我们的车前，车后窗摇开后，缓缓伸出了一只手。吴师傅只能从驾驶位上爬下去，乖乖地把证件交了出去，那只手攥住证件缩回车内。随后，车玻璃缓缓升起，车辆一溜烟又通过涵洞，回到了高速对面的服务区——车里的人应该很生气，气我们故意躲他——放在平时，路政在收走证件后就会立即与司机谈判具体该罚多少钱。

气温上升，阳光毒辣，服务区内闷热得没有一丝微风，坐在车里的我们不舍得开空调，又不能离开车去阴凉的超市，只能敞开驾驶和副驾驶的门各自坐在两边等路政的车再次回来。

大约1个多小时后，路政的车才开回来，停在距离我们10米的地方，那只拿走证件的手再次从后车窗内伸出来，挥了挥手，示意吴师傅下车。

吴师傅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娘的，总算来了。”随后赶忙下车，堆满笑容迎了上去。路政人员在空调车里坐着，吴师傅则在毒辣的太阳下撅着屁股，把头趴在后车窗与他们商量罚款的事。大约过了10分钟，吴师傅向坐在副驾驶的我挥挥手，示意我也过去——吴师傅没有谈拢，对方要2000元。

坐在后排的路政人员是位退伍军人，他听说我也是退伍军人后，让我下车去见见他。我下车走到后窗户，与他说了会儿无关紧要的话，很快就开始恳求他少罚点：“还有两个省，一路上罚款的人多着呢，帮帮忙吧……”

最终，他们“放过了我们”，草草罚了600元了事。吴师傅很高兴，赶忙从屁股兜里掏出钱包，数好钱递进车窗。捏住钞票后，那只手才又把证件从窗口里递出来，随后路政车辆缓缓启动，车窗再次合上。

6

在路上，我们偶尔还得和一类人打交道——“黄牛”。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从陕西神木拉一趟煤回苏州。晚上11点多，我们在苏州某大桥收费站排队。天气凉爽，坐在副驾驶的我摇开了窗户。

这时候，有个瘦瘦的人站在副驾驶的高速护栏外，一边挥手一边问：“包过桥！要过桥么？”

吴师傅未理睬他，瘦子又重复了一遍。

吴师傅见我询问的眼神一直盯着他，答了我一句：“我们不超，不用他们。”前面的车辆在缓缓前进，我们也继续向前行驶。走了十几米，又来了一个高大的胖子，眉头紧蹙，昂头急切地询问我：“要过桥么，包过桥？”我们依旧没有理他。 

等轮到我们驶上收费站的地磅，半挂车刚停稳，电子屏幕就显示“56吨”，而核载是55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走路桥，只能走轮渡——吴师傅顿时着急了，他慌张地把身边的小篮子里沿途江苏、河南、陕西、安徽的省界收费票全翻了出来，跳下车，跑到收费站的小窗口解释：“一路上过来，在以上几个省过磅重量从未超过55吨！”

吴师傅对能否过苏州大桥很慎重，此前，一过山区，他就把半挂板下多余的“滴水刹车”里的水全部放掉了，连油都没多加，如此精密计算，就是为了防止过桥超重。

面对省界收费站的票据，收费站内的员工却置之不理，她摇了摇头，坐在那明亮的窗口内，只是重复一句：“我们以我们的地磅为准。”

眼见沟通无果，吴师傅有些气馁，返回车内，我指挥着后面的货车退让，我们离开了大桥收费站，在收费站前的护栏空档处掉了头，驶向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收费站。

到达下一个收费站时，收费站的超宽车道已经关闭了，我下车恳求戴眼镜的男员工，他同意可以帮我们打开超宽通道前的护栏。随后，就站在一旁看着我和吴师傅挪开护栏。吴师傅装作不经意、其实是搭讪讨好地对他说：“哎？我这一路上都是53吨、54吨，结果到了大桥的地磅却是56吨呢？”

男员工笑道：“那你肯定是走最边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

男员工依旧笑了笑，双手插着裤兜：“快走吧，都这么晚了。”

在昏暗中，借着远处的灯光，我指挥吴师傅从超宽车道通过，电子屏幕上显示：54吨。

大约行了不足200米，我们走到一处需要左转的丁字路口。黑夜中，一道车光从路口左面倏地出现，迅速刹在我们的车头前面大约20米的距离，挡住我们拐弯的去路。在半挂微弱的车灯中，我看到两个年轻人下了车，其中一人还带下来一根钢管。

两人在微弱的车光中叫喊，手指着我们，示意让我们下车。吴师傅下了车，我也跟着下来，原来那俩人就是在收费站外喊“包过桥”的胖子与瘦子。

胖子边走边挥舞着手里的钢管示意要砸向吴师傅，吴师傅显然被吓住了，一言不发，也不躲避。胖子边走上前嘴里叫嚷着：“你知道我们打下这条关系花了多少钱么？”瘦子则紧随在他身后，虽不说话，却也是一脸的狰狞。

身后慢了一步下车的母亲，这时候立刻跑到我们跟前，挡在吴师傅与胖子之间，按住胖子握钢管的手，哆嗦着身体，嘴里说着“我们不知道啊！”“小伙子有话好好说”之类的话。接着，又说，我们也什么也没钱了，一路上钱都加油了，然后立马掏出50元塞给对方。怒气冲冲的胖子没有收。

不过，胖子的钢管也没有砸下来，瘦子则在一旁抱着胳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随后，胖子又叫嚷了几句，唠叨完，两人才上车走了。

吴师傅似乎被吓怔了，回到车里依旧没说话，也不抽烟，大约过了几个小时，在苏州工厂里卸完煤后，吴师傅的脸上才恢复了血色。

7

当然，在各种坎坷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温暖。

2008年的雪灾，我家的车也被困在高速某路段，在解放军尚未前来破冰之前的两天，1个煮鸡蛋被炒到10块钱，方便面20元一桶，还买不到。更别提最难解决的热水了。

那一次，碰巧我们的车停的高速路段附近铁丝网不结实，可以走出去，母亲走了一段，碰到一个人家，年迈的老奶奶把厨房借给母亲，极大地解决了不便。

两天后，朴实的士兵们赶了过来，挨个敲车门，给每辆滞留在高速上的货车送来了热水。

这件事情让母亲十分感动，反反复复说了很多年。

而让尚且年轻的我最开心的是，只要上路跑车就意味着可以下馆子了。

我们经常跑的广州到无锡这条线，每次来回就停在江西泰和县，那里盛产乌鸡，下了收费站向东走大约1公里就有家饭店，给司机提供的住宿是免费的。每次我们都会去炖一只乌鸡，偶尔还会喝点乌鸡酒。

那几年，除了西藏、青海、新疆、甘肃、云南、内蒙以外，所有的省份我都去过，可惜的是，我们的车到了任何地方都只能在城市的外环行驶。后来母亲也去了内蒙，在那里买过烤全羊，牧民现杀并烤好，大约1300多元；翔翔去兰州拉新鲜蔬菜，给我带来了好几个1毛钱1斤的瓜州蜜瓜，小西瓜般大小，味道非常好；我在延安买过兵马俑的纪念品，也在榆林领略过大漠风光，从榆林到神木县的高速上还有很多观光点；还有湖南呛鼻子辣的蒸菜，我也得以在行车途中品尝过。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南方。那是2013年的8月，车行过广州，阳江雷州一带的风景就明显与内地不同，成片青色的甘蔗田，还有仿佛如众星捧月一般的菠萝在田里。

我们曾在夜晚的海港旁等待上船。听到远处大海浪潮的声音的那一刻，我的眼泪都快涌出来，车在海口一下船就到了海口大道（如果从秀英港下，会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海口的空气质量真好，水果也很便宜——香蕉1毛1斤，木瓜8毛，青色的大菠萝1.2元1斤，大青芒果2.5元1斤。从海南回天津的时候，吴师傅用15元买了一大枝干香蕉，上面大约有七八盘青香蕉，商店老板还送了我们香蕉催熟药。

后来，我直到离开了半挂车、去外地开叉车，也时常和人谈起那段经常去海南的日子。

| 2013年，我们的半挂车在前往海口的轮渡上 （作者供图）

直到2017年，我家的半挂车才终于被卖掉。那时，母亲还略带庆幸地对我说，“车卖掉好，钱少挣点就少花点，干那么多年，可算是干够了，走到哪里都担惊受怕的。”

回头想想，每个跑车的都像吉普赛人，去哪里是货源决定，在哪里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想从半挂车微薄的利润中获取一点，也从不会有人想与下一秒就离开的半挂车们去建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无数人，一直奔波在路上。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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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木 木

一个胖子。

源济

互联网寒冬，连猎头都在为工作发愁丨寻业中国

原创： May 人间theLivings 2019-11-05

在每个猎头的通讯录中，都有一栏标签为“候选人”的好友。在那些被需要的日子里，他们曾像好友一样聊天、互道晚安。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0

1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现在这家招聘公司的。离开上一家互联网公司后，我陷入了长达3个月的“职场空窗期”——来上海3年，换了两份工作，我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疲倦与厌恶。所有的工作好似都一样，重复、琐碎，充斥着让人窒息的压抑，我完全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与动力。

我硬生生在出租房里躺了3个月，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没日没夜地玩手机。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废掉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猎头的电话。

在此之前，每次接到猎头的电话，往往在他们还没说完“您最近看新的工作机会吗”，我便毫不留情地挂掉。那个下午可能实在无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对方闲扯起来。

对方介绍自己叫Ada，在网上看到我最近有更新简历，想问我是否要看新的工作机会。我说虽然自己已失业3个月，但还没想好要不要找工作。

她愣了一下：“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因为不知道想做什么工作，所以才没想好要不要找工作。”

“那你对工作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她显然还没死心。

“让我知道为什么要工作。”

虽然最后我们互加了微信，但我觉得她八成不会再理我——事后回想起我俩的那段对话，我都觉得自己欠揍。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周后，Ada给我发来消息：“我们公司有一个新媒体的工作，专门负责采写候选人的求职故事，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为什么会想到我？”

“我看了你在朋友圈分享的那些你写的文章，觉得你文笔不错，应该挺适合做新媒体。”

“即使是做新媒体，我也没必要去你们公司呀。”

“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工作吗？也许写写别人的故事，你就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她的这一句话，让我决定去她公司面试。

2

面试过程异常顺利，因为这个职位要求“立刻上岗”，所以我的“待业”劣势反而成了优势。

这家公司早期做招聘网站起家，在2017年设立了猎头事业部，专注于互联网领域的中高端人才招聘。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与猎头和候选人沟通，了解求职市场的最新状态，分享候选人的职场经历，总结求职经验。

鉴于我对于招聘领域完全没有经验，领导决定让我先去猎头事业部轮岗两个月，从最基本的RC（Researcher）做起。RC又称寻访员，主要负责根据企业需求岗位在网上寻找合适的候选人简历，然后打电话沟通。负责带我的RC猎头，恰好是Ada。

我开玩笑地问她：“当时我那样怼你，你有没有想掐死我的冲动？”

“切，等你干一段时间，就知道自己当初对我有多客气了。”Ada满不在乎地说。

因为没有人脉资源，我只能去一些招聘网站上付费下载简历。几个网站的会员充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Ada说，如果业绩完不成，这些钱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的。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下——如果完不成绩效没有提成，再扣除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个刚入行猎头RC的收入，连付房租都够呛。

公司对RC的要求是每天必须打满30个“有效电话”（电话接通，并且候选人愿意沟通），不然不能下班。我连续一周，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却仍然完不成指标。好多候选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一听我是猎头就立马挂了，Ada教给我的技巧和话术完全没派上用场。

果然，周一的例会结束后，猎头事业部的经理人康姐把我单独留了下来。

康姐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也是公司的传奇人物，号称“猎头铁娘子”。她年纪不过34岁，之前在一家顶尖猎头公司做SC（Senior，高级猎头），年初才被我们公司重金挖了过来，年薪据称超百万。

“这周电话完成率这么低，你自己有总结过原因吗？是不是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愿意打了？”康姐仿佛一下看穿我的心思。

“有些人态度太差了，甚至还会说些难听的话。”我极力为自己辩解。

康姐叹了口气，说：“虽然你现在只是轮岗，以后并不会干猎头。但是我觉得写文章的人，如果连第一线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恐怕也只是闭门造车。”

回到座位上，我有点沮丧，Ada跑来安慰我：“想开点，脸皮放厚点，就不怕别人挂你电话了。我何止被挂电话，再奇葩的人我都遇上过。”

说着，Ada打开她的微信，向我展示了她和候选人的聊天记录：有的人上来就问她有没有男朋友，说自己不找工作，就是想钓个猎头女朋友；有的人半夜发信息要和她视频聊天；还有人每天发一堆莫名其妙的佛学视频；最过分的，曾经还有一个候选人给她发过自己的裸照，虽然这个人已经被她拉黑了，但这件事却让她恶心了很久。

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说当初我对她很客气了。

3

在猎头事业部的职位层级里，RC的上面是AC（Assistance Consultant，助理猎头）和C（Consultant，猎头顾问），都要负责跟进候选人的面试和入职谈判。从RC升到AC再到C，有明确的业绩考核，3个职位除了底薪不同，提成的比例也存在差异。所以，对一个猎头来说，业绩不仅意味着生存，更决定了未来的晋升空间。

当月的晋升考核到来前，我明显感觉有一股硝烟弥漫在RC们之间。Ada偷偷请求我把手上有意向的候选人推荐给她。“当一天和尚，就敲好一天钟”，我虽然也想在康姐面前表现一下，可一想到Ada平时对我的关心，我还是瞒着其他人，把联系上的几个优质候选人转给了她。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圈简直成了公司RC们的“传销会场”。每人每天平均5条以上的“找工作的小伙伴看过来，最新互联网岗位，待遇好环境佳，赶快私信我”，再配上各种表情包，成了刷屏的架势。不仅如此，RC姑娘们发自拍的频率也突然高了起来，或清纯或妩媚，一看就是精心打扮后的摆拍。

Ada一边刷朋友圈，一边发出“切”的声音：“这还真是个看脸的世界，连找工作都要先看猎头够不够漂亮。”

“啊？她们发自拍是为了吸引候选人呀。”我很是惊讶。

“你以为呢？不然谁会大晚上穿个吊带裙去跑步？不是有病嘛！”她朝我翻了个白眼。

“候选人找工作选猎头不应该看是否专业吗？和漂不漂亮有什么关系？”

“你这是女人的思维，男人可不这么想。你看，从前皇宫里选丫鬟是要她们去干活的，按理说应该考察她们干活是不是勤快，但最后还不是尽拣些漂亮的？皇帝就算不纳她们为妃，放在眼前赏心悦目也挺好。”

我觉得她这套歪理纯属是宫廷剧看多了的后遗症，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之前和候选人沟通的过程——确实有好几个人，原本在电话里还相谈甚欢，但加了微信之后就杳无音讯，甚至还有把我拉黑的。

晚上，Ada更新了一条朋友圈，是一张她穿着露肩小礼裙站在试衣镜前嘟嘴卖萌的照片，滤镜调得很大，显得肤白貌美大长腿。并配了一句：“单身狗女孩表示也想要甜甜的恋爱。”

这张照片是之前我和她一起逛街时在一家网红大牌时装店里拍的，当时她顶着店员的白眼，小心翼翼地把这条玫红色的礼服套在身上，摆了好几个姿势让我给她拍照，这张就是其中之一。拍完照后，她当然不会买那件礼服，因为衣服的价格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看着Ada的朋友圈，我点开自己的微信主页，把封面的自拍照换成了风景照，又将朋友圈里所有的自拍都设成了“私密”状态。做完一切之后，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这下子自己真是“丑得不敢见人”了。

4

两周后的晋升考核，Ada顺利晋升为AC，摆脱了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的状态。而我为期1个月的RC轮岗也宣告结束，和她一起接受AC岗位的培训。

我们的直属领导是全部门业绩最好的良辰，他也是公司仅有的两个男猎头之一。据说他非常善于做候选人的思想工作，曾经成功游说一名高级别的程序员放弃了微软的工作，选择去国内一家初创型小公司，一下就为公司赚了30多万的服务费。

培训时，他说跟候选人聊天就像是在谈判，玩的是心理战，得了解他的工作经历、性格甚至家庭环境，懂得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一举击溃候选人的心理防线，接受你给他的安排。

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是一位35岁的女程序员。在互联网领域，程序员是需求最大的岗位，也是很多猎头的“心头好”。我们公司80%的成交量都来自程序员。但是程序员有两个分水岭：30岁后的女程序员和35岁后的男程序员。一旦到了这个岁数，他们就由香馍馍一下变成隔夜的剩饭。

因为公司对这单并不抱希望，所以就给了我全当“练手”。不同于以前那些候选人的冷漠，这个女程序员对我非常热情，甚至有一些“巴结”：不仅三不五时地嘘寒问暖，甚至还给我寄过一袋红枣，说是老家的特产。

我能感受到她的焦灼。被辞退的中年人、3岁孩子的妈妈、背负房贷的北漂，这些身份像3座大山一样压得她透过不气。她经常深更半夜在朋友圈转发些有关“中年危机”的文章，还晒过自己脱发的照片。我同情她的遭遇，多次通过BD（Business Development，负责对接企业职业需求和款项结算的岗位）的同事向客户企业推荐过她的简历，但是无一例外在HR那一关就被拒绝。

我开始躲避她的询问，害怕她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在我多次没有回复她的消息后，她在一天凌晨2点时给我发了语音聊天。我被吵醒后，憋着一肚子的火，劈头盖脸地吼道：“你什么情况自己没点数吗？不是名校、不是名企，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5年，技术毫无进步，高龄又带娃，哪家互联网公司会放着一大批年轻技术好的男程序员不要，转过头要你？”

那头沉默好一会儿，传来一阵抽泣声：“我真的太害怕了，一想到万一找不到工作我就睡不着觉。光靠我老公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够付下个月的房贷和生活费。孩子9月读幼儿园刚交了一大笔学费，每个月还要交营养费、课外活动费、兴趣班辅导费……我已经失业半年了，真的不能再在家待下去了。”

我为自己的口不择言感到懊恼，放缓语气安慰她：“对不起，我刚刚被吵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其实你的条件虽然不算好，但也不差。只是你也知道，程序员这一行吃青春饭。你要不试试其他行业，没必要非去互联网公司。”

她叹了口气：“如果可以，谁愿意去互联网干996的活？但像我们这样什么都得靠自己的人，如果不在互联网干，在北京根本没办法安家，更别提养孩子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她给我讲了这些年她和老公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如何辞去国企月薪4000块钱的行政工作，去培训班学了3个月的编程；第一次拿到1万块的工资后，和老公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她说自己之所以5年没跳槽，是因为自己意外怀孕，孩子出生后又要花精力培养，这才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

说完这些，她深吸一口气：“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也不敢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跟你说完，我舒服多了，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一直失眠到天亮，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回放她的话，心里像塞了一块海绵，又闷又潮。当第一束光亮透过窗户射进屋子，那些积压在内心里的、对于工作的不满与倦怠突然一点点消失殆尽——也许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工作只是生活的代价。

5

2018年末，互联网行业步入“低谷期”。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削减招聘费用，收缩岗位。公司的好几家大客户都不再续约，中小客户的招聘要求也水涨船高。

公司给猎头事业部制定了新的绩效：一个猎头如果当月没有成单，就要自动离职。一时间，整个事业部人人自危，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

对于这个规定，康姐是极力反对的。猎头做单本来就受太多非主观因素影响——如淡旺季、企业职位调整、候选人意向改变等，况且当下互联网行情如此低迷，即使是老猎头也很难保证每个月都能成单，更别说新人了。但是她终究没能以一人之力改变公司的决定，于是只能用类似“越努力越幸运”、“逆流而进，方为勇士”的鸡汤口号来激励大家。

但是谁都明白，不管怎么努力，终究会有人被迫离开。

Ada当月有3个候选人需要跟进。其中，吴江和林奇在面试环节，唐轩已进入最后的入职谈判。她把希望寄托在唐轩和进入“终面”的林奇身上，至于还在“初面”的吴江，她希望我能帮忙接手。

因为怕我占用其他猎头的成单机会，康姐和良辰让我接触的大都是不好“出手”的候选人，主要以采访聊天为主，为之后的工作积累素材。所以作为AC的那一个月，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没多想，我就爽快地答应了Ada。

当看到吴江的简历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Ada放弃：尽管他的学历背景特别好——邮电大学的计算机硕士，第一份工作还是一家互联网“大厂”——但他的跳槽频率太高了。3年换了4份工作，每段跳槽间还有2到3个月的“空窗期”，也就是说，他平均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到半年。这样的跳槽经历，无论在哪家公司眼中，都是无法抹去的职业污点。

和吴江的沟通并不顺利，他话不多，每次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嗯”、“对的”和“可以”。他要去面试的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半年前经历了一轮“暴雷”，很少有候选人愿意接受这家公司的面试邀请，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另一边，唐轩的入职谈判也出了问题——他一直纠结于2000元的薪资落差，迟迟不接offer，Ada一时心急，直接通过BD的同事向客户公司为候选人争取到了2000元的涨薪，并承诺候选人一定会按时入职。但让Ada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唐轩非但没有入职，反而还从此杳无音信。

在周会上，康姐批评了Ada，并把这件事列为部门的反面教材——Ada这种向客户公司要求涨薪并擅自承诺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信誉。

虽然最终Ada并没有受到处罚，但她的情绪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段时间，她发给我的消息除了抱怨就是吐槽：

“做猎头千万别和候选人交心，人家把你当备胎，你却傻乎乎以为是真爱。”

“我一个拿几千块钱的人，帮人家找几万块钱的工作，想想都可笑。”

“我们赚的是企业的钱，又没拿候选人一毛钱，也不知道他装什么大爷？”

好在林奇顺利通过终面的消息让她重获了一些信心，但他最后是否会选择接受offer，Ada也没多少信心——因为林奇无论从学历背景还是工作经历，都属于“优质选手”，有好几家猎头公司在竞争。

6

那段时间，公司里所有的AC和C的同事们似乎都出师不利。受到网上铺天盖地“经济寒潮”言论的影响，很多候选人临时变卦或摇摆不定，让猎头们伤透了脑筋。为了给员工打气，部门晨会上，良辰给我们分享了他之前说服候选人放弃微软、选择创业公司的案例。

当时候选人A在国内顶尖互联网公司做技术经理，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受到冷落，从而萌发了跳槽的心思。良辰说，一开始他就感觉A跳槽的想法并不坚定，更像是一时的意气用事。

在他们接触的第一个星期，良辰每天要花4、5个小时听A吐槽。“那段时间他特别闲，我特别忙。为了应付他，我每天要多加好几个小时的班。”良辰苦笑道。

通过倾听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后，良辰劝A别着急辞职，可以先在职面试几家公司、了解一下市场情况。等A参加完两个公司的面试后，良辰发现他辞职的意愿明显强烈了很多——那两家公司许诺的薪酬，是A当前的两倍。

“A是一个戒备心很重的人，虽然他跟我聊了一周，但很多重要的个人信息并没有透露。如果一开始我就劝他辞职，他反而会觉得我别有居心。只有让他自己去亲身体验跳槽的好处，他才会真正下定决心。”

历经了两个月的周折，A终于决定选择良辰推荐的一家创业公司。通过良辰的协调，那家创业公司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CEO特地从美国飞回来亲自面试，而且给出了公司每年1%的分红。

A很快办完了离职手续，体检和背景调查也顺利通过，就等着一周后正式入职。良辰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落下，请了年假去重庆旅游。然而，良辰刚在重庆放松了3天，A就发来消息，说微软给他发了offer，他恐怕不能如期去创业公司入职了。

看到消息时，良辰正在重庆的一处小巷，绕了一圈又一圈，也没有找到出路，最终他崩溃地蹲在路边半天没起身。良辰订了当晚的航班，凌晨6点到达的上海机场，估摸着A还没起床，他在机场坐了2个小时，才发消息约A见一面。

A选择微软的原因合乎常理：外企巨头，待遇好，环境佳，加班少，稳定性高。创业公司虽然薪资高，但是压力大，他害怕自己不能胜任。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良辰最终在A的孩子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A已经36岁了，有两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妻子全职在家，房贷还没有还清，经济压力不小。他很爱孩子，什么都想给他们最好的。良辰给A算了一笔账：从孩子的择校到课外兴趣辅导，再到五花八门的出国交流，这些费用只会越来越昂贵，微软的薪资虽然不低，但也负担不起，创业公司不一样，薪资提升空间大，1%的分红更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你现在搏一下，搏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孩子们的将来。”良辰最后对A这样说。

两天后，A如期去创业公司报到。

7

受到良辰这段经历的启发，我决定约吴江见面聊一聊。

因为吴江已经离职，我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挺闲，见面不成问题。没想到吴江说自己最近几天都没时间，如果非要见面，只能约在周日晚上7点，而且只能聊一个半小时。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吴江约我见面的地点不是咖啡厅、茶馆，而是市儿童医院对面的一个小花园里。

7点一到，吴江准时出现。他高高瘦瘦，如想象中一般沉默寡言。我想尽量表现出猎头的专业，从互联网形势谈到程序员的职业发展，并不时抛出一些专业名词，但吴江对我的话似乎不置可否，眼睛一直盯着远处，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

我有点尴尬，试图找话题引起他的回应。我问面试难不难，他说“还行”。我又问他对那家金融公司的印象，他又说“还行”。

“那如果面试通过，你会考虑入职吗？”

“看吧。”

我本来还想详细问一下他的过往经历，但看他的样子，觉得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活动了一下冻僵的手脚，决定不再和他干耗下去。我随口问他：“你家住在附近吗？”

我本意是想等他回答“是”之后，再聊几句家常就道再见——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住在附近，否则怎么会约在这里见面。

没想到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弟弟在这里住院，我不能走太远，所以只能约在这里。”

我猝不及防地吸了口凉气，呛得连咳了好几声：“怎么会……”

“尿毒症，病情一重就得住院。这个月我得照顾他，下个月才能上班。”他依然面无表情。

“那你之前几次辞职都是因为他？”

“算是也不算是，主要还是为了多赚钱。”

之后，他拒绝了我去探病的要求，说病房9点就要熄灯，他要赶回去帮弟弟洗漱。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没能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之前一直很羡慕那些裸辞的上班族，抛开一切说走就走，直到现在我现在才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有些人不管是工作还是辞职，都身不由己。

月底结束的前一天，林奇入职客户公司，Ada不仅脱离了失业危机，还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提成。我对于林奇能在短短一周内完成离职、然后又立即入职新的公司感到惊讶，因为正常来说，这个过程一般要1个月以上。

两个月的轮岗结束，我返回总部上班，和猎头们的联系比之前少了很多。

有一次和之前同组的RC聊天，她神神秘秘地问我知不知道Ada男朋友的事——就是前不久刚成单的候选人林奇。

“看人家Ada多聪明，工作爱情两不误，一般人还真学不来。”我能听出她语气中的讽刺。之前我还奇怪林奇怎么那么容易被说服，原来如此。

晚上我约Ada出来，本想着旁敲侧击地询问下，没想到她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听说了她和林奇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并不否认林奇选择客户公司是为了帮我成单，但那的确是一家不错的公司，不管是薪水还是职位都符合他的预期。况且我也并没要求他那么做，是他自己为了追我而做的选择。”Ada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

“所以你就答应了做他女朋友？”想起圈子里有些猎头为了成单，答应做候选人的女朋友之后又翻脸，我不敢相信Ada也会做出这样的事。

“你说得像是我在诈骗一样。他追我，我觉得他不错，两个人就相处试试喽。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心里就是怪怪的。

“哦，对了，吴江入职那家金融公司了，工资给的还挺高。”Ada告诉我。

那次和吴江见完面，我出于同情，私下和他说了那家公司的真实情况：组织架构混乱，业务风险高，不定期裁员。我以为话说到那个份上，他肯定不会再往火坑里跳。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还是了解之后仍然飞蛾扑火。但无论哪一种，我都没资格干涉他的选择。

8

2019年的“金三银四”，公司的成单量与往年相比减少了1/3。每个月都有人被辞退，也有人主动离职，从前60人的猎头事业部，到4月底只剩下了不到一半的人。

雪上加霜的是，康姐也在这个节骨眼提出离职。我以为康姐是因为不满公司制度才要离开，后来才听说她是为了家庭，迫不得已才放弃事业——康姐因为工作迟迟没要小孩，和老公的关系岌岌可危，为了维系婚姻，她只能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备孕。

良辰也离开了公司，成为了一名自由猎头。他说自己不擅长管理工作，也不喜欢被公司制度束缚，之后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选择职位和候选人。离职那天，良辰发了一条朋友圈：帮一个好看的茶杯找到相配的茶盖，本来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如果明明不相配，却硬要凑合，不仅招人烦，自己看着也难受。

Ada说，良辰之前因为公司客户质量的问题和BD们吵过好多次，“能不能别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订单都接，再这么下去哪个候选人还愿意相信我们猎头？”但BD的同事也很无奈——公司效益不好，能接到单已经感恩戴德，谁还有工夫去管职位的好坏？

“良辰是真心把候选人当朋友处，现在还有几个这样的猎头？”Ada感慨。

我却觉得良辰才是那个真正懂得如何做“猎头”的人。都说干猎头这一行，最终拼的是人脉，而人脉，不过是以心换心。

8月，公司有意裁撤上海的猎头事业部，转而在苏州建立分部，以此减少成本。猎头事业部的员工可以去苏州，也可以拿着赔偿离职。

除了几个刚入职的应届生，大多数老员工都选择了离职。吃散伙饭那天，Ada把我也叫了过去。

Ada找了一家小公司做HR，朝九晚五，体面清闲。我问她怎么不继续当猎头，她说，林奇不让。“说到底还是不信任吧，毕竟我们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走到一起的。”Ada的神情有点黯淡。

我没想到会在饭桌上见到康姐。几个月不见，她瘦了不少，但是整个人开朗了许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感觉。这几个月，我断断续续听到不少她的消息：备孕失败，和老公的矛盾也激化到了顶点，最后以离婚收场。她知乎账号的主页动态中，关注了不少关于“冻卵”和“不婚”的话题，我想，她大概对婚姻彻底失望了。

康姐说她准备去另一家猎头公司做SC，还打算出一本关于职场的书。康姐指着在场的女孩子说：“你们记住啊，任何时候，女人都得有自己的事业。别说工作苦，没有工作才是真的苦。”

饭吃到一半，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第一个被抽中的是猎头事业部最老的员工慧芳。她原本在总公司做行政，猎头事业部刚成立时自愿调岗做了RC。她选择了“真心话”。

“有没有后悔转行做猎头？”

她先是不假思索地点头，后来又摇摇头：“有时候挺后悔，但想想也没什么后悔的。如果不做猎头，我大概一辈子也体会不到月入两万的快乐。”顿了一下，她又补充道：“其实赚钱只是一方面。猎头这个职业让我接触了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我原来做行政每天混混日子觉得也挺美，但做了猎头看到太多为工作拼命的人，觉得自己也该活得更努力一点。”

第二个被抽中的是Ada，她选择了“大冒险”。她被要求给10个候选人群发消息：“我们是朋友吗？”

结果10个人中，6个人已经把她删除好友，2个人回：“你谁啊？”1个人回：“有病吧？”只有1个人回：“算是吧。”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但笑容背后又有点心酸。毕竟在每个猎头的微信通讯录中，都保留着一栏标签为“候选人”的好友。在那些被需要的日子里，他们曾像好友一样聊天、互道晚安。

今年的“金九银十”，招聘市场仍然不景气。离职的猎头们不得不四处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有人像Ada一样去了甲方公司做HR，有人去了别的招聘公司继续做猎头，有人做了市场或运营，还有人转行做了程序员——这个猎头因为长期接触技术候选人，为了和他们有共同话题而自学了编程，一年下来，竟也无师自通。

我想起Ada当初和我说，从别人的经历中可以找到自己工作的答案。这群曾经以操心别人工作为职业的猎头们，想必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了吧。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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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游走于乡村和城市的看客

源济

站在中国人体器官无偿捐赠的第一线丨寻业中国

原创： 良民 人间theLivings 2019-11-12

每年全国待移植病人大概30万人，而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

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器官捐献，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可谓功莫大焉。

配图 | VCG

前    言

为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事业的健康发展，按照2007年开始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卫生部于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随后，各家经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也都专门成立了“器官获取办公室”，简称OPO，由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人体器官捐献专业协调员和器官获取医师、数据采集录入员、财务管理人员等组成。

我是医院OPO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当医院任一科室的医生得到捐献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到我这里，再由我根据情况调动资源——安排评估员、协调员、车辆等，同时对接移植团队，以保障器官的捐献和移植的成功。

捐献成功后的喜悦，被误解时的苦恼，工作不顺心的低落……种种酸甜苦辣，都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而下文的这个案例，则是我多年工作中较为曲折和典型的一例。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1

1

2016年6月14日下班后，我接到文鼎县（化名）人民医院的电话，说他们医院有一例潜在的器官捐献病人，问我们要不要过去了解一下。

对我们来说，这种信息太重要了。每年全国待移植病人大概30万人，而器官捐献数量只有1万例左右，严重短缺。通常来说，只要有一例病人愿意捐献，且包括眼角膜、心脏、肺、肝脏、肾脏在内的脏器都可以利用的话，至少能挽救7个生命。所以，每一个潜在捐献的信息，对我们而言都异常重要。

挂了电话，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决定马上奔赴文鼎县。晚上7点多，我已和协调员、评估员一起，带上仪器，在前往县城的高速路上了。

“主任，这个病人什么情况？”协调员小张问我。

“是个43岁的男性病人，因车祸脑外伤住在县人民医院ICU。据他们医生说病人已经脑死亡，家属也有捐献意向。”

“年龄不大，器官质量说不定还可以。”评估员赵主任接话道。

“当地医院也这样认为，当然具体还需你来评估。”

器官捐献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心死亡标准，一个是脑死亡标准。除了心脏捐献需要脑死亡标准外，其他脏器捐献都可以在心死亡后再进行。但，心死亡后脏器容易缺血，影响捐献器官的质量，相对而言，脑死亡捐献的质量更高，也是国际通行的捐献标准。

而评估员的职责则有两个，其一，是评估潜在捐献者的器官能不能用；其二就是看捐献者有没有达到死亡标准。通常每个医院OPO的评估员，都由医院ICU或者神经内外科等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运用专业知识对捐献者进行评估。

我们一切后续工作，都要等赵主任出具了评估结果后再进行。

杭州距离文鼎约200公里，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直到进入上三高速，车才少了。行过连绵的山区，又过了新昌，我们堵了半个多小时，到达文鼎县人民医院时，已是晚上11点半。

午夜时分，整个县城都静悄悄的，只有医院依旧灯火通明。

“这么迟了，我们先休息还是先去看病人？”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现在和家属碰面是不可能的了，但先看一下病人、评估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万一病人符合捐献条件，必须晚上就进行捐献，这种时候一刻都耽搁不得。

“先去看病人吧。”我说。

大家把仪器从车上搬下，便往ICU跑。ICU门口空荡荡的，家属都已回去休息了，只有“重症监护室”几个字发出绿色的光芒。值班医护人员给我们讲述了病人的情况——

该病人是昨天傍晚骑电瓶车被一辆摩托撞倒后，造成了严重的脑外伤，当时就昏迷了，送到医院后紧急做了颅脑手术，接着出现脑疝，就再也没有醒来。

所谓脑疝是由于急剧的颅内压增高，使得脑组织从原本所在的区域跑到了不该去的另一个区域，是最严重的颅脑外伤，接近濒死状态。但这类病人的心肺功能一般不受影响，其他可捐器官也不会缺血。经赵主任评估，病人包括肝脏、肾脏在内的可移植器官均功能完好。

为进一步评估，赵主任又给病人做了脑电图。趁这个间隙，我们和值班的医护人员聊了起来。根据此前医院的反馈，对于器官捐献，病人女儿的态度坚决，家里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无所谓，妻子的态度还不明确。

我们随即明白了，接下去的主要工作就是征得病人妻子的同意。

脑电图结果很快出来了，还有脑电活动，但非常微弱，也就是说，尚未达到脑死亡标准——这与我们此前的无数临床案例经验，确实有出入。但经验毕竟是经验，最后到底是不是脑死亡，还是要靠仪器来确定——这就是严格评估的必要性。

对于我们来说，心情更为复杂了。

如果病人已达到捐献标准，当晚就一刻都不能耽搁。那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要马上征得家属的同意，要请红十会人员过来见证，要医生赶来取器官等等；如果达不到捐献要求，我们就需要在这里继续等待，有时甚至得待上一个星期，过程也十分煎熬。

但是，医护人员有医护人员的职业要求。所有人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治病救人，哪怕有一线希望，如果家属不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就这个病人来说，就算脑电活动微弱，随时有可能死亡，但在此之前，我们照样不能放弃。

“你们辛苦了，有一线希望，有需要我们医院医务人员协助的，义不容辞。”

2

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酒店和医院只隔了一条马路，透过窗户，整个院区尽收眼底。虽然时间尚早，医院里却已熙熙攘攘了。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通过窗户传进室内，那是我所熟悉的声音。

我决定早点去ICU一趟，看看能不能碰到病人家属，和他们聊聊。刚要离开酒店，协调员小张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早就去医院了，家属已经在ICU门口了，让我过去一趟。

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高兴的是，这么顺利就能和家属碰面；忐忑的是，如果时机选择的不对，家属拒绝了，后续再沟通就十分困难了。

在OPO办公室中，协调员的工作就是向家属介绍器官捐献方方面面的知识，想方设法协调各部门资源、满足家属的意愿，促成家属在捐献志愿书上签字。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惯性，病人逝世后，同意捐献器官的家属微乎其微，捐献器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种思维的颠覆——协调员的任务就是帮助家属完成这种颠覆。

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10个潜在捐献者，最后能成功的只有一二例，大多数都是无用功。有的是家属同意了，最后病情未达到死亡标准，不能捐；有的是病情达到要求了，家属死活不同意，捐不成。

不但如此，我们还经常受到家属的辱骂——人都快死了，家属本就痛不欲生，作为医生，不想办法救，还想让他早点死，获取他的器官，谁能接受？记得有一次，一位协调员在和家属沟通过程中，差点还挨了打，还好身手敏捷，才得以成功逃脱——对于协调员这份工作而言，成功是运气，失败是常态。

可是一旦劝捐成功，看着那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在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移植了那些原本要被一把火烧掉的器官，后又重获新生。那种巨大的成就感和喜悦，大概也是其他职业所不能体会的。

几分钟后，我到了医院ICU。

和昨天相比，病人呼吸更微弱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条件也更高了，维持心跳的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需求更大了。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进度。

协调员告诉我，她刚刚和家属聊过，但未涉及到器官捐献问题，只是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全家人包括妻子、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里还有3个孩子：两个女儿在上学，一个初中，一个小学，儿子最小，暂时由亲戚照顾。

我推门出去，在协调员的指引下见到了家属。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村家庭，衣着朴素，表情淳朴，每个人都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眼里满是无助和痛苦。病人妻子的老家在安徽，两人是打工时认识的人，之后又一起辗转全国各地，两个女儿出生在新疆，儿子出生在宁波。随着逐渐长大，他们回到文鼎山区老家，以务农和做木匠活为生。一场车祸，让一家人的生活顿时跌入深渊。

我向病人的妻子走去。“你好，我们是杭州医院过来的。”

“你们找我有事？”她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她还不到40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显老。穿一件碎花衬衣，不算旧，但皱巴巴的。身材中等，圆脸，脸上满是长期在日光照射下劳动留下的照射斑。

“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我依旧没有直说。

“又没有请你们，你们过来干嘛？”再次开口，她的言语中就全是抵触情绪了。我想，也许是她女儿已经给她说了器官捐献的事情。看样子，现在不是提及捐献的好时机。

“是这里的医生让我们过来的，毕竟大医院的水平要好得多……”

没等我把话说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你们就是过来让我捐献的，你们给我走！给我走！我不会同意的！”

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终止这个话题。我们安慰了家属几句，很快离开了。

3

在和协调员商量后，我们决定和病人的主管医生共同商讨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ICU的李主任很快就把主管医生和主管护士都请来了会议室。

很快，大家就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暂时不要和病人妻子接触，而是从病人的父亲和哥哥着手，侧面了解清楚病人妻子拒绝捐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做到有的放矢；第二，维护好待捐器官的功能，不放弃捐献的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虽然病人目前只能靠仪器维持，但在家属未明确表示放弃之前，我们作为医务人员，还是先尽力救治。

中午时分，ICU的工人通知我们，病人妻子离开了。我们决定趁此机会和其他家属先聊一下。

我们以沟通病情为由，把家属请进了ICU会议室，先介绍了病情：“……由于脑部外伤造成的，病人虽然经过手术，但脑功能很难恢复。现在出现了脑疝，这是最严重的，会影响呼吸中枢，也就是说，呼吸的指挥部受损，恢复的可能性极小，我们现在正在尽力抢救。”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我握住病人父亲的手继续说，“话虽这么说，但的确非常不乐观。并且，医疗费用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想问一下，如果最终救不回来，你们看看能不能同意器官捐献。与其火化掉，还不如捐出来，造福他人。行吗？”

听了我的话，病人父亲轻声抽泣了起来。随即，其他人也轻声哭了。

“唉，你们要抢救我们也没钱啊。”过了良久，病人父亲用当地方言说。

此话一出，家属们都议论开了，说到目前为止，医药费还欠着医院，肇事者也找不到。

“车祸地点在偏僻山区，来往车辆很少，等别人好不容易发现人了报了警，都不知道事情过去多久了……”

“目前也只知道是摩托车，但那么多摩托车，又没人看到，又没有监控，破不了案啊……”

一听到大家的担心，我立刻说：“医药费你们放心，如果你们同意捐献，我们会出这个钱的。”根据省卫生主管部门和省红十字会的联合发文，移植医院或救治医院是可以对经济有困难的待捐者进行医药费补助、减免的。但不能以现金形式给家属，只能由医院之间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进行结账。

几个家属的眼睛都亮了一下。我抓住机会，进一步说：“对于捐献这件事，还是想听听大家是什么态度。另外，如果有什么想法，尽管和我们说，我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的。毕竟，你们这是在做好事。”

他们开始讨论了起来，而大家的头也都偏向了病人的父亲和哥哥，看着他们。

最后，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总结为4点：

第一，经济上的问题，这个家经济上实在是太困难了，想得到我们的帮助；

第二，后续几个小孩上学的问题；

第三，交通事故处理问题；

第四，如果他们捐献器官了，村里人会认为他们在卖器官，会看不起他们，这也是个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们同不同意捐献？特别是他的妻子？”我再一次向家属们确认。

病人的父亲和哥哥说，他们可以代表家族里所有的人来劝她。她的大女儿赞成捐献，也可以一起帮忙劝她妈妈。最终应该会同意。

会后，我立刻给省红十字会相关人员打了电话，汇报当前工作的进展情况，也说这两天我们可能会征得家属的同意，到时候请他们过来见证。同时，也请他们告知文鼎县当地的红十字会，看看能不能给捐献者家庭提供适当的帮助。

省红十字会是我们省级单位器官捐献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我们所有的捐献工作都要在省红十字会的见证下才能进行。而对于捐献者家庭的一系列补助资金，也都是来源于红十字会的相关基金，医院是不允许出这个钱的，否则容易失控，也会给别人留下口舌。

之后，我给本院的医生打了电话，让他们做好准备，根据血型、体重等情况选择好待移植的病人。

完成了这些事，我忽然感到十分疲劳，晚饭都没吃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4

来到县城的第3天，我依旧是天蒙蒙亮就醒了。今天我的工作，就是针对病人家属提出的需求，挨个逐一解决。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医院只能对捐献者补助丧葬费、医药费等，严禁额外给家属其他任何费用——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会把无偿捐献引向器官买卖，谁出的钱多，器官就归谁，这是严格禁止的。

在本世纪初之前，我国器官捐献事业也曾走过弯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现今才只剩下“无偿捐献”一条路径。如果允许额外给钱，无疑会对好不容易走上轨道的捐献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将这一刚刚起步的事业毁于一旦。

可是，既然不能额外给钱，那怎样满足家属的要求呢？我仔细推演了一下，决定从政策层面着手。

来到医院后，我先查到病人目前为止共欠费5万余元，包括后续费用，估计会在10万元左右，我们医院有这笔专项资金，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是经过医院领导班子讨论通过的。一旦需要，我无需请示就可以直接拍板。于是，我立刻和文鼎县人民医院的领导说，请他们尽量治疗，后续所有的费用我们医院会过来结账。

而丧葬费这笔钱，需要走红十字会这条路。包括关于病人的3个子女后续教育补助的问题，红十字会都说没问题，可以批出专项款项，提供给3个子女大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为止。

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我辗转通过县政府的朋友联系到了病人所在县的交警队，情况的确和家属所说的一致，事故地点位于深山，是一条小路，沿线有很多村庄，他们正在排查。不要说目前尚不能确定肇事车是不是附近村庄的，即使是附近村庄的，排查量也很大。另外，现在农村里大功率电瓶车也很多，痕迹和摩托车类似，如果加上这些电瓶车，难度会更大，估计最终很可能结不了案。退一万步讲，山区的摩托车很少上保险，即使找到肇事者，有没有赔偿能力也是个问题。

“那有没有办法帮帮他们？”我问。

“最多只能启动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助资金支付医疗费，其他帮不上忙。”

无论谁出医药费，也都是我们两家单位之间的事，对伤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对解决家属的诉求帮助十分有限。

我沉思了一下，只好说：“那好吧。还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忙，这个病人估计会进行器官捐献。如果成功的话，是你们县里本地人捐献第一例，非常有意义。到时候需要麻烦你们出具一些证明文件，非常感谢。”

交警队的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

最后一点，对于如何处理村民对他们一家有可能出现的负面看法问题，我联系了县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当地红十字会由副会长带队，一行好几个人很快就赶到了医院。大家一致认为对于器官捐献，普通民众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了“买卖行为”上。特别这一家的妻子是外地人，村民很容易抱着恶意，认为老公走了，家属就卖了器官拿钱走人。这一点是妻子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视台和当地报纸等媒体，大力宣传这种高尚的行为，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认识到器官捐献是无偿的、崇高的，那负面看法自然而然就会消除。

“那就请你们辛苦一下，到时候请一定联系一下当地媒体。”

“义不容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方说。

这些事情解决之后，我决定再次和家属接触一次。

5

当我和协调员来到ICU门口，所有的家属都在。

经过上次接触，家属已经认识我们，加上我对他们的承诺，大家都已不再有抵触情绪了。所有人都自动让开了路，让我们走到病人妻子身边，她朝我们点点头。

我客气了几句，马上切入正题。

我首先明确表示器官捐献是无偿的、不能额外给钱，如果给钱了，那就变成了器官买卖，这是国家政策所不允许的。但是，我们可以力能所及地为他们做点事。接下来，我把4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全部向家属做了说明。最后，我看到她眼里闪了一下。我想，她内心的某处应该是被击中了。至少，这些肯定是她在丈夫车祸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眼看都可以解决，她看起来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可过了良久，她还是摇摇头，“别人会说我是为了钱在卖器官的。”

“这个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我又把第4个方案详细解释了一遍。

她说还是不想接受电视台采访，“弄得大家都知道”。我便说，可以不拍她的人，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她们是无偿在做好事，是很光荣的事。

她这才点点头。

“那如果你的丈夫救不回来，你愿不愿意做好事呢？”最终，我问出了这一句。

她立刻就哭了，转过身靠在墙上，哭得越发厉害了，不停地摇头，嘴里念叨着，“不要，不要……”

家属都过围上来安慰她，病人父亲也劝她：“还是捐了吧。不捐，孩子上学怎么办？”

她不停地哭，不停地摇着头。一时间，我们又都愣在了那里。

这天下午，我们临时决定，去她女儿的学校一趟。

很多问题一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找不到答案——为何解决了那么多实际的困难，病人妻子还是不同意呢？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被我们忽视了？为了解她真实的想法，小组成员都认为，和她的女儿聊聊最合适。

尽管大女儿还不满18周岁，但也满16周岁了，劝劝母亲还是合规的——当然，也只是请她劝劝，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她母亲那里。

再退一步，如果女儿的态度坚决，我们可以请她帮忙；但如果态度模棱两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这个口。毕竟，给一个未成年人这种压力是不人道的，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一路上我都在琢磨这些问题，可最后到底会怎样，还是只能等见到大女儿再说。

傍晚时分，协调员回来了，详细和我说了见面情况。

她说，病人女儿的学习成绩很好，也非常有主见，她在ICU外面看到器官捐献宣传栏，得知自己父亲已经无可挽救后，就和母亲提，要不要捐献器官、造福他人，她母亲也没有说不同意，只是说要考虑一下。

协调员问病人女儿，母亲提出几点要求，我们都满足了，但还是不同意，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病人女儿想了一下，说：“也许妈妈是舍不得爸爸，他们都在一起打工，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捐献，应该就是舍不得。”她也知道爸爸救不回来了，晚上会给妈妈打电话，再劝劝妈妈。

霎时，我明白了，原来病人妻子真正不舍的是对丈夫的爱，一直不同意捐献，也是想让我们尽力抢救——她无法接受丈夫已经不可救治的事实，怎么也舍不得丈夫就这样离去。

我突然热泪盈眶。

6

6月17日上午9点，赵主任再一次做了评估，病人脑电活动已经消失了，脑血流停止，也就是说，已经脑死亡。

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到了，同时来的还有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向病人妻子以及其他家属告知了病情，说明病人已经脑死亡，再无抢救意义，大家都尽力了。

我再一次劝病人妻子：“经过我们多天的抢救，病人确定已经回不来了，有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现实……其实，你丈夫虽然去世了，但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活着。如果你同意捐献，他的肾脏、肝脏将在他人的身体里继续活着，眼角膜也相当于由他人代替你丈夫继续看这个世界。让你的丈夫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家属也说：“捐了吧，就捐了吧，烧掉可惜了。”

病人妻子没有说话，也没有哭。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好，我捐，我签字。不过你们不要骗我，我要看着他心跳停掉你们才可以拿，否则，谁也不准拿。”

可以看到心脏停止是要进医院手术室的，这是规定不允许的。

“不让我看那我就不捐。”病人的妻子非常坚持。

我最终答应了她，并再一次表示了感谢。

下午，签字仪式在医院办公室里举行。

这是文鼎县本地人器官捐献第一例，意义重大，办公室周围聚了很多人。有省红十字会人员、当地红十字会人员、十几个病人家属，还有电视台、报社记者，也有该医院过来参观学习的医护人员等等。

签字仪式是在省红十字会人员见证下进行的，全程录像录音，病人妻子、父母亲、兄弟都在器官捐献登记单上郑重地签了字。病人妻子和父母亲都不会写字，由病人女儿、病人哥哥代签，所有人都按了手印。

我随即通知了取器官的专家。同时，也把病人信息录入了国家器官捐献分配系统，按照要求统一进行分配。

晚上8点，县医院的手术室静悄悄的。

病人静静地躺在手术床上，只有机器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他的呼吸和心跳都由药物和机器维持着，一旦撤销，心跳呼吸将很快停止。

我们将病人妻子安排在手术间外，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机器上的心电图，现在心电图显示正常。

麻醉师、医生、护士各个人员都已到位。麻醉师等在手术床旁边，医生和护士洗手消毒、铺手术单。协调员小张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起整理表单，调试摄像机。连遗体整理人员我们都带来了，手术结束后会直接帮其整理遗体。

一切准备就绪。

病人妻子无力地靠在手术间门上，但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轻轻地问她：“现在一切准备就绪，药物一停，过一会儿，那个机器上波浪形绿色的线变成一条直线，就表明你丈夫心跳停止，人没了。然后我们再取器官。我们现在可以停药了吗？”

我看到她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点了点头。

我朝麻醉师点点头。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开始录音录像。麻醉师脱掉呼吸机，撤掉了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一开始，心电图没什么变化，几分钟后，心跳就从每分钟120次慢慢往下掉，直到变成“0”，心电图也变成了直线。时间是晚上8:20分。

病人的妻子突然瘫在手术间门口。我请工作人员扶着她离开手术室，让她在门口椅子上坐着休息。同时，请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照顾好她。

麻醉师宣布获取器官手术现在开始。

这次，病人捐献出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两个眼角膜，将全部移植到已等候多时的受体身上。

9:30分，整个手术结束，所有的器官将立即送往杭州。

尾声

当遗体整理员整理好遗体，外面包着洁白的单子。我们所有人都绕着遗体站成一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宣布：“现在开始默哀。”大家深深地朝遗体三鞠躬。

我们陪着家属，直到殡仪馆的车辆来到。望着殡仪馆离去的车辆，我终于长长叹一口气。这么多天的辛苦终于结束了。

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也没有悲伤，这就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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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民

一位医生，

一位医疗质量管理者，

一位文学爱好者。

源济

只有在海上漂着，我才能稳住陆地上的家丨寻业中国

原创： 无事忙 人间theLivings 2019-11-19

“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要在外面抽一支烟。对那个房子来说，有妻子、孩子、狗子，刚刚好。而我就像是提款机，负责把钱带回家就可以了，家里没有容纳我的地方，在门外刚刚好。”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2

去医院看孟哥的时候，孟哥并不虚弱，但脸色却不太好，哭丧着跟我说：“做个肠镜，花了1万6。”

我笑了：“谁让你来莆田系医院做肠镜来着？快40的人了，一点社会基本常识没有？”

孟哥苦笑一下，耄耋老人一样的脸上泛起层层皱纹。

孟哥是我们班26个人中唯一一个在船上坚持下来并混到船长的人。他从2006年毕业至今，在海员这个行业中一路摸爬滚打，年收入税后也有40万了，算上公积金，在大连这样一座城市，绝对是中等偏上收入。可是他没房，没车，也没存款。

“现在感觉家里的狗子、孩子、妻子，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似的。”躺在病床上的孟哥说起自己的人生，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1

孟哥常常觉得，自己能够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来到城市读大学，就跟偷来的人生似的。当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报考了海事大学的航海学院，主要是相中了这里一年1500元的低廉学费——即便如此，他那时也拿不出来。

报道那天，孟哥和一众交不起学费的新生们围在辅导员身边，辅导员一手摸着后脑勺，皱眉沉默，良久憋出一句话：“X！咱们学院的都这么穷吗？”

自然，贷款利息低的国家助学贷款成为了这帮穷学生们的首选。只是狼多肉少，大家为抢占名额，纷纷开始准备材料。办理助学贷款的程序、具体需要的资料，都是辅导员根据校方要求传达给各班班长，再由班长通知需要办理的同学。于是，若是班长这个上传下达的角色有了“私心”，事情就微妙了。

跟其他几位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比起来，班长跟孟哥的材料最为接近——换句话说，班长和孟哥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拿到贷款。所以，当孟哥以为材料都交齐时，班长就突然告知他：“老孟，学校还需要一个村委会盖了公章的、能够证明你们家里穷得拿不起学费的公函，2小时后就截止提交了，你能拿到吗？”

孟哥回老家，需要先乘坐4个小时的火车，再辗转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往返的路途加起来至少要一整天。这情况，收发大家资料的班长自然清楚。

孟哥闷声闷气地问班长：“辅导员什么时候通知的这事？我家里那么远，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拿到公函。”

班长却撇开话题：“老孟，时间紧，你想想办法……”

大家都知道班长这是故意使绊子，可孟哥并没跟班长起任何争执，只是自认倒霉。助学贷款顺理成章地被班长拿走了，孟哥只得在老家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大学期间只能拼命打工赚钱生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事都看得明白透彻，却从不想改变什么。好的事情享受着，不好的就自己忍着。

身上背着债的人，自然不可能有太多选择，2006年本科毕业，为了尽早工作还钱，孟哥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一门心思往船务公司钻。

“双（向）选（择）会”上，当其他学院的毕业生低三下四、看着HR的眼色为现实谋杀理想时，船务公司的职员们却都轻轻敲着航海学院寝室的门，赔着笑脸说：“同学，还有想签我们公司的没有？”

航海专业苦，从入校时大家心中就有数。当孟哥和我聊起毕业去向，我直言自己不想跑船，“太辛苦了。听说我们的专业报考海事局的竞争小，我想试试。”没有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的孟哥，对自己在公务员系统中的升职空间和收入水平并没有信心，而是当即决定：“我要上船，而且要干到船长。”

很快，他就签了一家国际知名、主营危险品运输的大公司，一签就是终身协议。他的想法很简单：危险品船员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一般船舶船员，刚毕业的水手，一个月到手工资也有800到900美金。如此，可以多赚点钱好还债。

当时班里也有同学跟航海公司签“双选协议”，签5年的居多。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跑几年船，攒点钱后，到陆地上做点小买卖、考个公务员。很少有人像孟哥这样，一毕业就希望坚持跑船到船长的。

彼时，中国航运市场的行情跟当时的GDP一样节节攀高，为了加强国际航运竞争力，对高级船员需求量巨大。尽管如此，对船员的选拔制度依旧极其严格，即便是我们这样全国一流的航海学府，能够取得高级船员证书的学生也并非百分之百。

大家都觉得孟哥傻：“有高级海员证书，哪个世界一流船务公司不能进？马士基不好去达飞，达飞不好去中远，反正都是跨国航运集团，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编者注：A.P.穆勒-马士基集团，常简称为“马士基”，是一个总部设于丹麦哥本哈根、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其以集装箱运输、离岸石油开采和运输作为主要的业务核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运经营者及集装箱船供应商；达飞海运集团是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运输公司，总部位于法国马赛；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简称“中远”或COSCO，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航运企业，53家由中央直管的特大型国企之一，全球大型海洋运输公司之一，2016年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组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孟哥却一本正经地说：“用终生协议表个态，希望公司快点让我升职，赶紧赚钱还债是正经。”

那时，孟哥已与人文学院小青谈了两年恋爱，这着实让我们一众单身4年的和尚百般羡慕。毕业没多久，两人就领了证。

人文学院毕业后就业形势不好，小青找工作屡屡受挫。仗着孟哥工资还不错，小青便先在家待岗。孟哥对此也不甚在意，说只要小青开心就好：“我这辈子没什么大理想，就想着有一个房子，养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个狗子。”

2

船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晋升体系，像孟哥这样，从大学毕业进入船务公司后，还是要先从水手做起，然后一步步晋升到三副、二副、大副，直到船长。晋升时间的长短因公司和航运市场而异，有的十一二年能干到船长，有的就得熬到十五六年甚至更长——但只要不怕苦，坚持干下去，还是有盼头的。

而且，“官升一级”工资基本都会翻倍，若是30来岁当上了船长，一年工作六七个月，年薪几十万，日子必然会过得不错。

所以，孟哥一上船便干劲十足。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比别人干得多，孟哥一心想早日晋升到三副——只有晋升到这个级别，才算得上是甲板部的管理级船员。

孟哥是有“高级船员证书”的，在正常市场行情下，两年后就会自动从水手升任三副。然而天不遂人愿，2008年，一场经济危机打乱了行情，很多小船务公司纷纷倒闭，孟哥所在的大公司业务量也急剧减少，大批船员无船可上——那时，在陆地休假，就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

这一年初始，公司没有委派给孟哥任何任务，一直让他“等通知”。不但不发工资，反倒要向公司缴纳一笔五险一金的费用。因为需要随时等待公司召唤，也不能随意从事兼职赚钱，孟哥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僵局。

可他还是闷着不管，既不主动联系公司要求上船，也不旁敲侧击地打听市场行情寻找跳槽机会。好多同公司的同事都在提醒他：船员管理公司的船员调配部门，是决定船员能不能上船工作的咽喉部门，要想上船，这些部门的人是需要“打点”的。孟哥也不傻，但是要他去给人请客送礼，就好像大姑娘怀娃——实在见不得人。

小青一直没出去工作，孟哥没了收入后，两人便坐吃山空了小半年。小青觉得把孟哥送上船赚钱比自己出外养家靠谱，便开始积极请客送礼，“那不是送礼，那叫做‘沟通’。礼是沟通的桥梁，它连着你和船员调配的人呢。”小青买了两瓶五粮液、两条中华烟，让孟哥去管调配的家里。

收礼、办事，没出一个月，孟哥终于以三副的身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三副是船员收入“上行”的开始，孟哥这一次上船，每个月工资从6千涨到1万多。但工资的上涨也不代表业务能力突出——毕竟，海员这种工作，尤其是管理级船员，经验积累最重要。

按照分工，大副负责甲板部的日常工作，是甲板部的“老大”，除船长以外的甲板部兄弟们都归大副统一管理；二副负责航线设计；三副负责救生设备的保养维护。管理级船员在不同时间段都要驾驶船舶航行，所以船长、大副其实对孟哥这个新晋三副的工作是不放心的——茫茫大海，一个年轻三副第一次驾驶船舶，一旦发生事故，所有人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船长、大副对孟哥的“不放心”，直接演变成了水手们对孟哥的“不上心”。对于保养甲板、敲锈这种甲板部的日常工作，孟哥在布置完后，水手们执行起来总是大打折扣——尤其是那些年长的、迟迟考不下“高级海员证”、却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长们，对新晋三副命令更是应付了事。而所有的后果，都需要孟哥负责。

人在船上常年处于同一个封闭环境中，往往会变得敏感，爱钻牛角尖。

在好莱坞大片《怒海争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年轻三副，因为总被水手不断鄙视，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最后忍受不了压力跳海自杀。有人认为是这个三副自己太脆弱、不够坚强，可只有真正常年待在船上的人才明白，海上工作中的压抑、自我怀疑与否定，若是无处发泄，时间长了人就会“变态”。

孟哥的第一次人身事故，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当时船靠泊在澳大利亚港口，由于码头设计缺陷，船舶待在码头时上下起伏特别严重。系泊缆绳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反反复复，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一旦缆绳崩断，船舶就会不受控制地撞击码头，酿成重大事故。

船长坐镇驾驶室，要求孟哥带着3个水手去船尾“加固缆绳”——也就是在船尾现有6根缆绳的基础上，再增加1根缆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那6根缆绳若是有崩断的，但凡绳头有一点点扫到在作业人员身上，重大伤亡事故就不可避免——形象点说，打到头上，头打烂；打到腰上，高位截瘫。

孟哥作为三副，本应该站在船尾指挥水手们系泊新缆，但是水手们并不完全遵照孟哥的指令行事，导致新的缆绳迟迟不能系泊在大船的系缆桩上。船长在驾驶室里怒不可遏，水手不停埋怨孟哥指挥不当，看着大船上下剧烈起伏的危险状态，孟哥终于被逼急了，大骂水手，水手上手就将孟哥推到缆绳近前。

也就在这一刻，有根尾缆正好被崩断了，断缆绳处的一个细丝若有若无地扫向孟哥的口腔，两颗门牙瞬间粉碎，“甚至感觉不到疼痛，就觉得嘴里凉了一下，牙就没有了。”孟哥事后说。

因为感觉不到疼痛，孟哥还是坚持把备用缆绳系妥后，才想起牙需要处理一下。读书时，他总是说“男子汉打落牙齿和血吞”，没想到此刻竟一语成谶。

3

为了钱，那一次，孟哥在海上坚持漂了整整11个月。

下船那天，从香港回家的路上，他给小青买了最新款iPhone。他知道小青喜欢金货，又买了金耳环、金项链，还给在农村的父母带了“人头马”。可他自己却舍不得给买哪怕一件T恤——这也是大部分船员的状态，用血汗换回来的钱，对自己能省则省，对于亲人却毫不吝啬。

看着满满一行李箱的礼物，孟哥跟同行的船员说，要悄悄回去，给老婆一个惊喜。对方则回了他一句海员常说的笑话：“还是提前通知一下媳妇自己回家的时间，最好不要给媳妇一个惊喜；否则，媳妇多半会给你一个惊喜。”

孟哥那时刚毕业3年，把这话真当了笑话听。

生活就像演电影一样滑稽，小青真给了孟哥一个惊喜。

当孟哥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打开房门，打眼就看到小青跟一个陌生男人坐在沙发上，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什么。在平息了看到丈夫的意外情绪后，小青大大方方地向孟哥介绍：“这是小马，我的同事。”

原来，孟哥在海上时，小青认识了卖保险的小马。卖保险就是拉人头的行业，小青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小马的下线：一个保险业务员，美其名曰“干上了金融行业”。

那时候孟哥还年轻，并没有怀疑小青对自己的感情，觉得妻子找个工作也好，就当打发时间了。

孟哥带回来15万现金，没多想，便把钱全部转给了小青，自己一分都没留。在家休了一个半月假后，孟哥跟小青说，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怕是还要涨，“我们拿这15万付个首付买房子吧”。

小青轻轻松松地说：“没那多钱了。”

孟哥问还剩多少就交多少做首付，“剩下的我再上船赚”。

小青就说，还剩3万。孟哥不敢置信。

原来小青入职保险公司后，业绩并不理想。同学们都是刚刚工作没有积蓄，亲戚们见到卖保险的好像见到福寿膏（鸦片）一样躲得远远的。为了冲业绩，小青用孟哥的钱给自己和孟哥买了好多“人生保障”。

“我死了，就发财了。”孟哥是这样评价这些保障的。

孟哥说他当时就感觉脑门子疼，却并没有苛责小青。毕竟她也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着想。再者，孟哥总觉得亏欠小青，自己常年在海上工作，家里家外的都是小青一个人张罗，“（有时）半夜门板响了，她一夜都不敢合眼，她愿意怎样，就由着她吧”。

没有钱就没有生活，休假不到2个月，孟哥又上船赚钱去了。

4

孟哥荣升二副时，时间已是2012年，此时他和小青的孩子还不到1岁。

在船上，三副负责的航行时间段是“8到12”，也就是每天上午8点到中午12点、晚上8点到半夜0点，需要在驾驶室负责船舶驾驶。而二副的工作时间是“0到4”，也就是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4点、中午12点到下午4点。

显然，二副的工作时间是反人类的。一般人做到二副的时候，要么忍受不了辛苦，下船另谋出路，要么寄希望于迅速升职到大副，这样不仅工作时间可以正常化，还可以升职加薪成为甲板部一把手。有终身协议在身的孟哥，当然是选择后者，身为新晋奶爸，他工作又有了干劲——直到他们的船上换了一名船长。

船长分为普通船长和高级船长。考上海事局颁发的船长证，是普通船长；3年后可以参评交通部的高级船长评审，过了才是高级船长——这在国内是副高级职称，也是中国航海界能够拿到的最高职称了。

新任船长便是位高级船长，因为接下来要跑美国航线，船长要应付各项港口国和码头货方检查，对英语水平和业务要求都很高。

起初，孟哥及全船兄弟对新船长期待很高，可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往往和技术能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大家很快发现，新船长最大的问题是“不管下属死活”。

几百年前，船长之所以被船员称作“上帝”，且在船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通信设备不发达，船只能否顺利航行，完全依靠船长的个人航海技术水平。但随着通信技术不断发展，如今的船长可以随时跟陆地调度进行电话、邮件通讯，船长对自己的判断有怀疑时，可以随时跟陆地联系获取帮助，尤其是遇到恶劣气象时，可以有岸基的气象导航帮助船长选择合适的航线。

但技术带来的“安全保障”，也让船长的权力不断被资本的力量削减。很多时候，为了完成货主、船东的要求，船长不得不牺牲船员利益甚至是安全。比如某年在日本沉没的一条散货船，表面上看是船受到台风的影响，可是如果让船长撇开经济利益关系，相信他一定会选择远离台风区域的避风港抛锚避风，而不是前往位于台风区域的日本锚地抛锚“抗台”——这大概率是货主船东为了追求更快的船期，让船只去冒险。

这种情况下，如果船长为了个人利益向领导示好而不顾整船兄弟死活，那么船员的日子就会暗无天日。

不幸的是，孟哥这次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船长。

孟哥同新船长的第一次冲突，是在新加坡向美国航行过程中遇到的。

8月份的新加坡炎热异常。甲板上扔一个鸡蛋，放点油，十几秒就能变成煎蛋。对于工作了一天的海员来说，能够洗澡是一件大事。偏偏这时，船上的海水淡化设备发生故障，机舱在检查后得出结论，必须“上配件”才能修好海水淡化设备。

通常情况下，这只需要船长向公司提出申请，公司海务委派当地代理购买配件送上船进行修缮即可。可是在新加坡上配件，要比国内购买配件价格略高，新任船长为了向公司证明自己管理船舶后船上“节流”明显，竟然没有向公司申请配件，反倒让“大家忍忍就过去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新加坡上配件尚且嫌贵，去了美国岂不是更贵？船员们怨气冲天：“船长为了自己在公司方面有好的表现，至少两个月内都不打算让我们洗澡了？”

大家私下里都把船长叫“黄世仁”，孟哥虽然也有怨气，但是想着自己是高级船员的身份，说话还是得克制，而且，他想要升大副，还需要船长的推荐信。一般来说，只要二副工作期间没有大的问题，船长都乐意做个顺水人情，给公司写个推荐信。孟哥此前也曾向船长提过，希望能够获得推荐信，船长当时答应得很痛快。

然而有一天，孟哥上驾驶室的时候，偷听到大副跟船长的一段对话：

“船长，老二（船长把三副叫做老三，二副叫老二）上次说的推荐信的事情，要不要跟我今天的邮件一起发给公司？”

“我管他这个XX事！”

大副没敢多说什么，倒是躲在一旁的孟哥听了个全乎，气不打一处来：即便不愿意劳心费神地给我推荐信，说话也未免太不客气了。

等行到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前，船长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船上不允许私分伙食费。

私分伙食费一直是国内海员收入的灰色地带——通常，船员每天的伙食费用是8美金，1个月就有240美金左右——有的航运公司每个月给一个船员只花100美金的伙食费，剩下的140美金会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到船员手里。这就相当于每个船员每个月多赚了1000多元人民币。

船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意见，只是敢怒不敢言。特别是一心想着赚钱买房的孟哥，1个月1000元钱，对他并不是小数目。

没过太久，大台（船上服务员）给船长打扫房间时发现了一个秘密：船长有一个账本，里面记录了船上进伙食的费用和供应商给船长的返点——换句话说，船长是用大家的伙食费肥了自己腰包。

大台把这事跟孟哥说了，孟哥愤怒异常，拉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同事一说，大家纷纷表示“这活不能干了”。几个人要求孟哥带头罢工，孟哥脑子一热，真就带着大家研究起来。

彼时的孟哥跟刚毕业时已不一样了，他有人缘、有技术，在水手们心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当天，船就停在了印度洋上，不下锚固定船位，也不继续前进。船长发现问题不对，却找不到人干活，手下只有一个大副没有罢工，可是大副也左右摇摆，不能成事。孟哥作为代表向船长逼宫，向公司发邮件：“要么换全船船员，要么换船长。”

公司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船上这边却热闹起来。船长指责孟哥带头罢工损害了公司利益，孟哥一边据理力争，一边阻止低级船员武力伤害船长。

大洋里发生武斗，是一件异常可怕的事情。茫茫大海，武斗的两人如果打红了眼，随时都可能把对方扔下海，上哪儿救？2008年，我们一个同届的同学外派中跟菲律宾船员吵架，当晚就消失不见了，是生是死，至今未知。

孟哥怕事情闹大，跟大厨商量，把厨房里的刀叉统统扔进了大海，又让水手长把干活用的板子斧子锁进库房，苦苦等着公司的回音。

公司很快就妥协了——毕竟换一个船长的代价远远小于换一船船员。

5

这是孟哥航海生涯中的一场硬仗，再次下船休假的时候，孟哥一到家就付了首付，贷款买了一套35平的小公寓。

这是孟哥人生的巅峰——房子，妻子，他已经实现了两样；但这也是孟哥人生的低谷——因为小青有点“看不起他”了。

小青对孟哥的归家并未表现得怎么热情，反而张口闭口都是小马：小马爸爸是村长，你知道村长都是有钱人，不像你，爹妈穷得连一年1500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小马认识的客户有一次买了10万元的保险，那一单他光提成就有2万多，不像你，活多钱少不着家；小马虽然学历不高，却是“社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不像你，闷葫芦一个……

为此两个人开始频繁吵架，待孟哥再次出海回家时，小青抱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向孟哥提出了离婚，离婚的理由之一让孟哥痛苦万分：“你抱抱孩子，看她认不认你这个爸爸？”

孩子在孟哥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并不知道抱她的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爹，也不知道自己吃的喝的都是爸爸在海上一滴汗一滴血换回来的。对于孩子而言，这就是一个陌生人。

眼见这段少有的校园恋情典范就要破灭，我们一帮同学都觉得可惜。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还找到小青，看她是否能回心转意。小青并不想多聊，只在我们问她，怎么舍得放弃那么多年的感情时说：“有多少爱情能够经得住长年累月的分离呢？”

离婚的程序异常简单。孟哥净身出户，房子、孩子、款子都留给小青，每个月的房贷也是孟哥还，另外还有孩子的抚养费——妻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了，孩子是有血缘在的。

离婚不到半年，还在船上的孟哥接到讯息，小青跟小马结婚了。小马嫌住在孟哥买的房子里“闹心”，小青就希望孟哥把房子买走，以便他们付新房子的首付。孟哥休假后第一时间把房款打到了小青账户里。

小青收到房款后说，她不打算让孟哥跟孩子再有什么接触了，“孩子已经把小马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希望你再介入我们的生活。另外，孩子要改姓，姓马，不是孟。”孟哥一时间目瞪口呆。

这种要求当然不能同意，改姓需要孟哥到派出所协助小青办理，没有孟哥的签字不能成行。小青却早有办法：“你不帮我改姓，我就不帮你过户房子。”就这样僵持了两三年，孟哥始终没有看到过孩子，小青始终没有把房子过户给孟哥。

没有了家庭牵挂的孟哥，上船工作的时间越发久了。到了2015年，他终于拿到了大副证书，成为了甲板部的老大。

能够熬到大副的人本来就少，尤其是像孟哥这样从事危险品运输船舶的大副，从业人数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因此他倍受公司重视，收入也相当可观了。

跟孟哥比，进了海事系统的公务员同学们多少就都有些惨淡了。30多岁的年龄，大多还是科员，仕途升迁已然无望了，借用一个海事局同学的话说，“我这辈子能够赚到的钱，今天就能算出来了”。一起聚会时，大家纷纷羡慕起孟哥来，说“还是老孟当初的选择对啊”。孟哥这时就不说话，只喝酒，抢着付账。

也就是在2015年，孟哥在海员之家网站的论坛上认识了小菊。在一个大部分女性都是已婚“海嫂”的网站上，单身又对海员有着强烈好感的小菊很快就引起了孟哥的注意。两人从论坛交流发展到线下见面，从约饭局到一起外出旅游，终于在一个夜晚睡在了同一张床上。这个夜晚之后，过了两个月，孟哥跟我们这些兄弟们宣布：他又要结婚了，因为小菊怀孕了。

住在小青房子里的小菊，对这个产权问题不清楚的房子并不满意，可是卖又不能卖，租又不能租。孩子出生后，孟哥又开始了不断上船赚奶粉钱的生活，两人总是聚少离多。小菊一个人在家做全职太太，照看宝宝，按部就班地生活。

小菊说家里有狗子的宝宝不容易得咽炎，于是孟哥理想的生活——房子、妻子、孩子、狗子，总算是齐了。

有爱情的生活到孩子上幼儿园后戛然而止。白天不需要照看宝宝的小菊，没事的时候喜欢到美容院“做脸”。好在孟哥收入也逐年攀升，2018年年初，他初任船长，三四十万的年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小菊日常的生活。

只是美容院里的女人，大多有钱有闲。有钱，意味着攀比；有闲，就要碎嘴。渐渐地，小菊开始感慨有钱人的生活真好。而她的心病，仍旧在于已经高攀不起的房价和自己住的这处狭窄灰暗、产权不明的公寓。

小菊常常对孟哥说：“你前妻跟你离婚，总算有一套房子；咱俩要是离了，我只有一个孩子。”

孟哥知道，这套房子的产权证还在小青手里，没有小青配合过户，孟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拥有房子产权的。而他最闹心的，还是自己和小菊的孩子。

常年在海上赚钱养家，孟哥错过了孩子的几乎所有成长期，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跑着扑向爸爸的时候，孟哥就总是感慨孩子对自己的“客气”。约我喝酒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调侃自己：“我感觉我姑娘就差叫我孟叔叔了。”

我只能安慰他：“至少你实现了你的人生理想：房子、妻子、孩子、狗子。”

“每次回到家，我都要在外面抽一支烟。对那个房子来说，有妻子、孩子、狗子，刚刚好；而我就像是提款机，负责把钱带回家就可以了，家里没有容纳我的地方，在门外刚刚好。”

6

2019年初，孟哥准备再次出海。临行前，我们俩喝酒为他送行，一盘花生米，从中午喝到半夜。

酒后接连几天，孟哥都觉得肚子疼。终于有一天他疼得受不了，觉得应该在出海前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免得在茫茫大海上干忍着。去医院，医生给他预约了肠镜检查，临走时，大夫特别关照了一下：“需要家属陪同。”

做肠镜的那天早上，孟哥叫醒了小菊说：“今天检查肠镜，大夫说需要家属陪同。”

“不就是一个检查吗？要什么家属？我今天约好了去美容院做脸，你还是自己去吧。放心吧，你这个年纪，不会有事情的。”小菊这么回他。

孟哥本来约的是去公立医院做肠镜，可是患者太多，考虑到下午4点半还要接孩子放学，他转念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常年在海上漂泊，孟哥对社会上很多事都不甚了解。他去的那家私立医院，看起来高端，其实并不正规——公立医院一次肠镜检查需要2000多元而且需要预约，而这家医院表示当场就能安排肠镜检查，费用600元。

孟哥吃了泻药，自己走进检查室。护士问家属在哪。孟哥就说自己一个人没关系，下午还要接孩子，就不打麻药了。

检查期间，大夫说：“你这个有息肉啊，要不要切掉？切除的话需要加价，1万6。另外，你的家属在哪里？切除息肉属于手术范畴，需要家属签字确认。”孟哥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宰了，可是他是一个人孤单单地来医院，不认栽又能怎么样呢？孟哥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感觉自己那么无助。

躺在手术台上，他感觉自己特别需要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站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他，能够在同意切除息肉的知情书上签字，或者愤怒地告诉私立医院的大夫：“我们不切了回家……”

“希望能有个人，能在我推出手术室时嘘寒问暖一把。”

可是手术室的外面，只有空荡荡的寂静。

等我接到他的信息，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休息了好一会儿了，正等着下午4点半去接孩子。

看见我进门，他苦笑了：“长这么大，第一次给自己花这么大一笔钱。”

继而，他痛哭流涕，嘴里念叨着，“这钱花得真他妈冤。”

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这哭声，怕不是心疼花了冤枉钱吧。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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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事 忙

志大才疏的一个人

源济

前李佳琦时代，电视购物也曾辉煌过丨寻业中国

原创： 忘刻舟 人间theLivings 2019-12-10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回首这6年，我见证了电视购物的光彩和辉煌，也看到它一蹶不振的衰败态势，在这背后，一群媒体人想尽了法子，各种折腾，收获到的却是各奔前程的无奈。

配图 | VCG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3

曾几何时，广电人是社会的骄子，是父母长辈眼中的精英，是各大名校毕业生的热门选择，在网络电商还未奔跑发力之前，有广电背景的电视购物占据了零售市场的半壁江山。

眼下，这一切却被历史车轮无情碾压，出逃的媒体人更是比比皆是。

1

2012年秋，我26岁，刚从广告公司离职。因缘巧合，找到了一家电视购物的企划岗工作。

面试定在下午3点，我如约到达电视台。整个会客厅闹哄哄的，每个洽谈间都挤满了人，三五一桌，各自大声交流着，场面好不热闹。有些人和我一样，身上挂着临时通行证，身旁摆着服装、食品、小电器等物件，还有一些身材高挑、打扮靓丽的美女。

看到我疑惑的样子，HR傅哥笑着告诉我，这是每周固定的制播会，商品部人员会组织导演、购物专家、供应商、厂家代表一起过来开会，商量节目形式及前期准备等事宜。而那些打扮靓丽的美女，便是购物专家，也就是电视屏幕上的节目主持人。

傅哥看过我的作品后，说这个岗位需要一个文案功底比较强的人，觉得我比较适合，就又带我去见主管部门负责人。领导和我交流了不多一会儿，便让我回去等通知。第二天，我收到offer，正式入职这家电视购物频道。

说起电视购物，很多人都很排斥，因为脑袋里总会闪现出电视屏幕上一些卖酒、卖药的节目。其实，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电视购物，不过是商家买了电视台的广告时段，电视台只负责播放广告。

正规的电视购物，是广电机构自己组建的全资子公司，有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运营牌照，拥有自己频道信号的电视台。原则上来说，每个省只能有一家电视购物频道。迄今为止，全国也只颁发了34块电视购物运营牌照，我们频道就是其中之一。

电视购物频道有独立的一套运营流程，从商品的开发到采购，从节目的制作到服务配送，所有流程都是自己完成，全过程都在公司监管之下，所以，产品的质量可以保证。

我所在的行销企划部，工作主要涉及两块。第一块，负责整个频道的宣传，比如频道宣传片制作，我们不仅需要提供主题和文案，还需协助部门拍摄、制作，最后再由我们安排时间播出；第二块，策划相应的活动，譬如每逢节假日，为了配合销售部门提升业绩，我们就需要出一些大型策划的点子。

第一天上班，傅哥带我来到一个大办公室，“你们企划部要的人终于来了，贺经理，人就交给你啦。”

办公室十来号人，我所在的部门只占了一小块。贺经理将部门两个姑娘——慧姐和小雨子——介绍给我认识，并让小雨子带我熟悉下公司情况。

小雨子和我同龄，但我却像个小老弟一样跟在她后面，她带我到公司走了一圈，最后去了节目部的演播厅——这直接刷新了我对电视购物的固有认识。

我原以为，电视购物就是主持人以亢奋的精神状态对着镜头大声叫卖，没什么技术含量。

进入现场后，灯光照得舞台明晃晃的。一名男模正穿着一双男鞋站在一块布满尖钉的木板上，来回弯曲用力，轻微踩踏。镜头随后给到鞋底特写，竟然看不出一点被破坏的痕迹。旁边购物专家一套销售话术下来，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层层递进唤起受众的购买欲。

接下来是卖羽绒被，为了体现羽绒被的松软和弹力，工作人员将被子铺在一个鸡蛋上面。购物专家则轻轻站在被子上，最后将被子拉开，下面的鸡蛋完好无损。

我在一旁都看得入神，不禁叹道：“我都好想买啊。”

小雨子嘻笑：“那当然，他们每天和商品打交道，都有熟悉的商品品类，自然也有一套烂熟于心的话术，这可是他们混饭吃的家伙嘛。”

这时也是电视购物的黄金时期，电视购物商品根本不愁卖。电视台本身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还能在节目里进行现场试验来展现商品特性，配合购物专家的话术引导，再利用一些优惠活动等，隔空打开观众的腰包不是难事。此外，当时智能手机还未完全普及，网购也仅仅是部分年轻人的活动，每天还是有大量的家庭主妇盯着电视机，她们喜欢这种直观简单的购物方式。

回来的路上，小雨子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岗位，招了几个月，一直没合适的人选，这下好了，我们部门的人终于齐了。”

“这个岗位一直没招到人嘛？”我好奇问道。

小雨子摇了摇头，“人倒是有，只是领导都不满意，这个岗位就一直空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暗暗觉得有些压力。

2

我们部门严格来说有6个人，抛开部门负责人贺经理，真正日常做事的也就是我、小雨子和慧姐3人。另外两人一个是网络小编，坐在网络运营那边，和我们部门的日常事务基本不搭边，另一个则是大领导的儿子，占个位置，偶尔才来一趟。

小雨子为人很机灵，频道开台起就在公司，熟悉多个业务部门的工作，和公司里面很多领导同事关系都很好。

慧姐略长我们几岁，性格老实，但脑子转得慢，写一个文案经常要憋很久。因为效率不高，经常加班到最后一个走。

而贺经理，据说我来之前，所有案子的稿子都是她亲自写。我来了之后，便是给我写的稿子提意见，不过都能提到点子上，我很佩服。不过，她也是当年就加入的，却是一副提不起干劲的样子。上班时间，贺经理几乎都在划水，不是追剧就是网购。下班就约人打麻将，拍一些开会的照片证明自己在加班。在这一点上，小雨子经常配合得很好，顺利帮她圆谎。

贺经理倒从来没找过我干这些事，好在我业务能力比小雨子和慧姐突出一点，稿子写得又好又快，用在销售宣传上效果很好。因此，她对我也算满意，对接部门也很满意。

我们频道体量较小，仅仅覆盖一个省。但一档节目40分钟，单价299-399的商品，我们可以卖个100多组。若逢各类节假日，销量会更好。

我入职不久，便碰上淘宝的双十一活动，虽然体量比不了近几年，但在当时同样开启了全民的消费热情。我们也适时设计了很多力度非常大的活动，好的商品闭着眼睛就可以卖出去，直播时，总会看到总导演在工作群说库存没了，直接转下一档商品。

因为销量有保证，商品部门成为公司最强势的部门，基本每一个品类，都会有几家不错的供应商竞标。每周一次的商品审议会，可以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50多款商品，一个一个讨论定下来哪些能上、哪些不能上。紧接着第二天便是编排会议，确定下周具体上档的商品和时间。有些黄金档位，供应商想要拿到手，需要靠抢。

2013年频道周年庆的时候，我正在做一款不粘锅的预告，已经确定放在吃完饭的黄金时间。毕竟，一大家子吃饭，看到屏幕里色泽鲜艳的烹饪场景，再对比自己的餐桌，自然会对锅具产生兴趣。而正当我兴冲冲把这一系列宣传企划提交给贺经理，她却告诉我要换商品。

“这不是已经确定好的吗？”我有些郁闷。

“乐扣乐扣保鲜盒，他们出了包档费，就要这个时间段。”贺经理无可奈何。

当时，以乐扣乐扣为代表的韩国流保鲜盒火遍电视购物圈，其以极佳的封闭性俘获了主妇们的心——不仅能存放一般食品，而且用来打包饭菜也不会有汤汁溢出。虽说一套十几个，价位在六七百元（比商场便宜一点），妈妈们仍然趋之如鹜。

因此，像保鲜盒这类预估一档节目就能卖出两三百组左右的产品供应商，便不会像其他供应商谈好销量提成后就等我们安排档位时间，而是额外花上几万元买下我们更多的档位，以求更多曝光量。毕竟他们知道自家产品销量好，算上这点档位费，他们也基本能稳赚不赔。

那时工作很累，也人很充实。我因为做事认真，慢慢地也受到了朱总的青睐。

3

朱总，是电视本部的负责人。

我所在的办公室，统称为电视本部，里面又分了3个小部门，一个是我所在的行销企划部，负责公司活动和宣传，一个叫编排统筹部，负责节目的编排和上档，最后一个名叫视觉包装部，负责电视宣传片的拍摄与制作。这三个部门都归朱总管理。

2013年底，我们要提前策划春节前后的相关活动，项目进行得有序而紧张，而这时贺经理的父亲去世了，她得请一段长假。朱总平时看过我写的东西，也和我聊过一些工作上的想法，他决定把春节这两个月的工作内容，交由我来负责。

这意味着，企划部接下来的工作将由我主导，压力不小。好在我有之前广告公司的经验，在朱总的帮助下，经过几轮修改碰撞，成功将这两个月的策划给定了下来，然后开始按部就班地执行。

那段时间，我累得喘不过气来，文案一个接一个地写。电视节目里找不到人暖场，我便和导演商量自己穿着奇装异服上台炒气氛。节目部做不出的道具，我边托关系找外面的公司做……各种事情交织在一起，也让我频繁出入节目部和商品部，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老会员，大多是一些家庭主妇或中老年人，有的会每天盯着电视，将各种生活所需都买回家里。有的下单则全凭“感觉”，比如购物专家是不是讨喜，客服人员语气是否亲切等等“人为因素”直接影响他们下单的决心。

我也感觉出这是我工作的另一层意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我们更像是一扇明亮的窗。或许在某个冷清的客厅里，购物专家热情洋溢的声音可以为某个独居老人带去一丝暖意，电话里客服人员的亲切询问，可以让子女不在身边的他们，寻求到一丝慰藉。

那时，手机购物刚刚兴起，微信支付还未上线。我们频道风头正盛，2013年年度销量，取得了开台以来最好的业绩，全体员工的年终奖也是盆满钵满，而我也评选上了年度优秀员工，一时间风光无限，准备接下来大展拳脚好好干一番。

现在看来，这只是黄昏前的最后一抹光彩，之后，一切都变了。

4

2014年中旬，我渐渐感觉公司的气氛不如以前轻松愉快了，最明显的便是总经理开始频繁干预我们的企划工作。

我们的企划案，都是提前一个月确定好，然后以星期为单位执行。正常情况下是本周做下周的工作，就算临时有一些变化调整，也会给我们两三天时间做准备，现在却开始临时变更。

那天我正要下班离开，贺经理一脸严肃地从会议室出来：“你们三个，先别走，明天的东西要改。”

“明天的？”我忍不住道，“这个时间点了，还怎么改啊，再说，节目部那边都安排好了啊。”

贺经理摇了摇头：“必须改，节目部那边你们不用管，自会有领导出面，老板有新的点子，立马就要执行，你们赶紧改，我陪着你们，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下班。”

贺经理这么说了，我们也只好把确定好的东西推翻，全部重新撰写，到了晚上10点，发现一个我们改不了的地方，我小声对贺经理说：“这里，要视觉部门的同事才能改，怎么办？”

贺经理瞟了一眼，直接说：“我打电话给他们经理，让他叫人过来。”

我心知今天不做完肯定是回不了家的，只得不吭声加油干，过了半小时，看到视觉部门的同事一副臭脸进来，简单问了两句，再没说一句话，最后我们都是凌晨才回家。

随后，我便从贺经理口中得知，公司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了。难怪，总经理着急，每个月完不成任务，不能向集团交差。

那时，整个电视行业都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电视开机率越来越少——这直接影响我们的销售。我们办公区域挂了几台电视，播放我们自己频道和竞争频道的内容，除此之外，大家回家几乎没人开过电视，年轻人的生活都被电脑和手机占据着。剩下看电视的，都是一些中老年群体，而这时，我们妈妈辈的也都开始刷智能手机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直播，也从全天满档直播，调整成了上午偶尔有直播，固定直播只留了晚上的时段。以前一档节目随随便便就卖一两百组，现在能卖50组就不错了，从成本考虑，这种销量也支撑不起这么多的直播。

很多老同事也开始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了呢？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虽然也有自己的网购平台，但人才和精力有限，只能作为电视渠道以外的辅助渠道使用，无法起到太多的作用。

偶尔有卖得好的商品，又经常拿不到货——供应商早已把货源分给那些卖得好的频道了。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是卖不出去，越是找不到好的供应商。我们只好用低价商品吸引消费者，目标用户也从中端群体彻底变成了低消费群体。

终于，2014年下半年，公司第一次出现亏损。

我还记得，那时公司还特意开了批评会，把每个部门都狠狠批了一顿。然而亏损的势头一出现，就再也难以抑制，连续几个月都是如此，公司领导层变得焦虑起来。最让大家人心惶惶的，便是商品运营部的掌舵人唐总离职了。

商品部是公司核心的部门，负责运营整个商品的开发及采购，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唐总开台即在这边，为公司积累了诸多的供应商资源。他这一走，对公司士气打击也极大。

我有些不安，忍不住问道：“那我们这边呢？”

“他的位置，朱总来代替。朱总往后两边都管。”小雨子如是说道。

我心中有些不安，不清楚商品部失去唐总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困境。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部门率先发生变化了。

我们是个花钱的部门，公司效益不好，要求我们节省开支，活动自然开展不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部门存在感降低，中层领导们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平时收入高，现在业绩难看，他们的收入自然被砍了一大截。

有次开完会，贺经理气鼓鼓地和我们说：“你们再也不要加班了啊，现在公司不给报销加班路费了。”

我们平时加班很多，贺经理也为我们争取了一些加班补贴。这次补贴取消了，甚至连她自己的汽车油费补贴也被砍了，难怪她心里不是滋味。

随着网购的普及，我们的日子越发难过，不管我们用尽什么方法，都止不住下降的颓势，公司离职员工越来越多，商品越来越单一，节目越来越没意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不妙。

终于，我也产生了离职的念头。我找到贺经理，委婉地提了准备离职的事，她没多挽留，流程很快批了。待流程转到朱总那里，却被卡住。朱总找到我，叹了一口气，忍不住说道：“现在公司情况不好，这段时间，我也确实没怎么管你们这边，我有责任。”

自从公司业绩开始下滑后，朱总管的盘子更大，从他疲惫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无能为力。朱总询问我离职的原因，我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对方，“我看不到前途”。

朱总寻思后问我：“你找到新工作了？”

我如实告诉他，还没找到。朱总点了点头，皱起眉毛告诉我不能离职，随后他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不同意你离职，我觉得你在这里做得很好，你说自己做得很痛苦，那是因为你为了一些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而苦恼，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都不是你能左右的。另外，你在这边待的时间也不长，贸然离职你又要从零开始，缺少积累，没有成长，关键你现在又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还不如调整好心态，勇于面对，暂时留在这里。”

诚然，我之前也是跳槽比较多，每到一处，遇到不顺心就很容易产生离职的想法。我的心思被朱总说透了，我答应朱总，先不离职。

就这样，又撑了一年多。2015年公司业绩持续低迷，期间，公司花重金从韩国请来一位电视购物行业的培训师，为公司节目呈现进行专业指导。奈何此时的电视购物，已经不是在屏幕上花心思就可以制胜的年代了，最终也无太大作用，培训师只能黯然离去。

就在频道全体员工一片茫然的时候，集团高层做出了对应举措——2016年，换帅了。

5

我们单位隶属于某广电集团旗下，公司业绩连续下滑，集团领导看不下去了，便换了个新领导过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止亏为盈，新领导第一个动作便是进行企业内部人员调整，直白点就是裁员。

能力较差的，安排转岗；少数老员工，直接给予补偿辞退；有些部门干脆取消。而我们这个花钱办事的部门，便是被取消的命运。

这时，慧姐已经离职走了，小许早就不来公司了，负责新媒体的小编也顺势到了网络运营那边，我们部门剩下的几个人都处于工作量不饱和的状态了。

公司首先将我们部门和编排统筹部、数据经营部合并到了一起，叫做“研发中心”。负责管理是新领导带过来的小仇姐，年纪比我略大一点，擅长数据分析工作。这样一来，情况就很尴尬了，大家都在一个部门里，贺经理怎么办？

起初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情，每次需要汇报的工作，我也很自觉地在贺经理这汇报一次，然后又去小仇姐那重复汇报一次。但毕竟一个部门不能有两个当家的，等熟悉了情况之后，小仇姐开始整顿了。

我们部门里，贺经理和小雨子被移出去，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部门，不到一个月，新业务完全无法开展，贺经理离职走了，所在的部门也不复存在。而小雨子，又回到了她最开始的地方，订购部当接线员。

后来，小仇姐和我谈起，说她观察了很久，不喜欢贺经理和小雨子的行为，尤其是贺经理，“完全不像个部门负责人”。不管怎样，我的工作算是保住了，从这天开始，我也成为了公司唯一坚守在行销企划职能的人员。

随着公司的结构调整，其他部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总抽身出来专心管理商品部，其余的中层管理人员也转岗的转岗，离职的离职，一大批导演和购物专家开始寻觅新的工作机会。这其中，有的转投供应商那边，成为了在各频道节目中串场的厂家代表；有的寻找新的财富机会，做起了微商生意；有的则积累了一批粘性极强的粉丝，准备以一种新的姿态与观众见面。

不过，我这边倒是格外的轻松，虽然我的工作，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负责。

因为此时，我们已拿不出合适的商品，很多商品上档即死，只能用节目播带反复播出，一次直播录的商品可以用好几个月，而行销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时效性，加上公司费用紧张，导致行销企划大幅度缩水。

另外，新领导研究对策，希望加大本地化渗透进程，锁定的首个目标便是家装行业，也进一步减少了行销企划的工作内容。新领导反复和我们说：“我们卖传统商品不管怎么卖，都卖不过天猫、京东，我们要卖的是本地化、非标准化的商品。”

我不理解电视购物要怎么卖家装产品，领导已经算过一笔账，给出了营销策略。“家装公司每年要投上千万广告费，投了也未必可以收到回报，如果投在我们这里，我们将时段卖给他们，还可以直接将我们的会员引流到门店，比他们平时投广告更值。”

是的，我们从一家电视购物的频道，慢慢回归成了卖广告的传统电视台，而我们也在消费着跟随我们多年的老会员们最后一点点信任，我们的商品也变成了某某家装公司的某某套餐，我们的营业目标也从单纯的销售额，转变成了引导上门成交的人数。

而这次转型，也为公司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2017年，整个行业无比萧条，真正进入了寒冬，今年预计亏损多少、如何减少下滑是成了领导们最关心的内容。不仅我们单位难过，一些兄弟频道也是苦不堪言，还有同行哭诉发不出工资。

而我们创新转型卖起了家装，经过一年多时间，略微稳住销售业绩，只不过，不知不觉中却得罪了两批人。

第一，便是我们的供应商，每天黄金档位都给了家装公司，传统商品能上档播出的时间愈发少了。本来就卖不动，现在档位还少，更加赚不到钱。和供应商打交道的运营们叫苦不迭。

第二，则是我们的会员。以前，很多家庭主妇就算不买，也会把电视开着，看一些有意思的商品演示和介绍。而现在，没有装修需求的会员，压根是不会看我们的节目。一些老会员多次向我抱怨，“不知道你们现在卖些什么”、“感觉你们台没东西可卖了”、“想在你们这买东西，但确实没有自己想要的”之类。

不同于各大网络购物平台，电视购物更趋向于一种遭遇式购物，你卖什么，消费者便买什么，所以，节目效果是否吸引人尤为重要。而家装广告占据大量播出时间，相应的最能体现我们优势的部分没了，吸引新会员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外界，购物江湖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抖音等直播软件的火爆带红了一大批带货主播。小仇姐看着一段视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个美妆博主李佳琦，一档节目卖2万多支口红，到底是真是假啊？”

“应该是真的吧。”我苦笑，我们的美妆，一档节目只能卖个30组。

智能终端时代的来临，让电视购物仅有的那一点点公信力，也在一群无节操广告商的肆虐之下变得荡然无存——一些电视台因为没有广告收入，就让一些卖药和医疗器械的广告主入驻，往往这类广告夸大宣传，导致说起电视购物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则是“骗人的”，留给电视购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6

电视购物圈的一些眼光能力出众者，也顺应时代潮流，找到了一些新的路子，正在疯狂的吸纳着新粉丝。

有次我在节目部，看到工作人员都围在一起，一群人盯着一台手机屏幕，我好奇地凑过去：“你们看什么呢？”

“你看，你看，是肖美女。”摄影师兴奋地指着屏幕。

“肖美女？”我一时疑惑，想不起这个人，顺着屏幕看去，发现有些眼熟，乍然想起，这不是我们的购物专家嘛！

肖美女以前在我们这里负责厨房品类，后来离职了，现在居然搞起了直播。

“她现在蛮火的，有几十万粉丝。”有人指着旁边的数字。

看着屏幕里熟悉的购物专家，切菜、炒菜，介绍着刀具，和粉丝互动着。虽没有宽敞明亮的演播厅，不过节奏更快，目的性更强，也更有亲近感，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同样的配方，不同的体验，观众随手打开便能观看，还能和主持人互动。反观我们，一档节目40分钟，现在很少有人能坚持看完，与观众的互动性几乎为零，还始终受限于覆盖范围（电视台要覆盖到别的省市，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覆盖费给当地广电系统）。

眼看着危机越来越大，公司又走了一大批精英骨干，再次元气大伤。这时，集团高层再次对公司进行了调整，公司总经理又一次换人。

奈何此时大势已失，供应商和老会员大量流失，我们始终缺乏强有力的好商品，直播也缩减成了一周3次，播出录播商品为主，反复的重播，让消费者缺少新奇感，还夹杂着一大批合同期内的家装广告，让我们台沦为一个四不像的频道。

或许，我也要再次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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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旬，频道找到新的路子，与其他兄弟频道共同经营。大部分时间，我们只需转播对方的商品即可，这意味我们只需要一小部分自己的节目了，大部分的导演、购物专家、商品企划、宣传推广都将无事可做，大家开始各谋后路。

小仇姐告诉我，她要离开这边了，我也一样。

春去秋来，回首这6年，我见证了电视购物的光彩和辉煌，也看到它一蹶不振的衰败态势。在这背后，一群媒体人想尽了法子，各种折腾，收获到的却是各奔前程的无奈。

写完离职申请，我再次找到朱总，那时朱总已经被调到了一个闲职部门。

“朱总，我要走了。”我开门见山。

朱总叹了一口气，“新东家还是在电视购物这个圈子吗？”

我摇了摇头：“不想做电视购物了。”

朱总点点头，“挺好，当初我留过你，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理由再留你了。”

临走前，我经过会客厅，冷冷清清的，三两个员工在里面闲聊，再没有了来时的热闹。

几个月后，小仇姐也离职了，跟着前领导去了一家做贸易的新公司；卸下销售重担的朱总，在频道挂着闲职，等待退休的到来；小雨子依旧留在了频道里，只不过开始做起了代购生意；而我，去了一家国企，重新折腾一番。

我想，不管是继续坚守在电视购物行业，还是去了其他行业的人，这些年的经历，总是难以忘怀的吧。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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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 刻 舟

寻梦路上，毕业了的媒体人

源济

辛苦种大棚，是父母这群农民的最好出路丨寻业中国

原创 前海 人间theLivings 2020-01-14

种大棚的菜农们最美的梦，就是希望在市价最高的时候，自己手里正好有几万斤菜，干上一票狠的，就知足了。

配图 | Sipa图片社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4

1

我们村在山东东阿，距“中国菜都”寿光仅两百多公里。大树底下不长草，我们这些周围地方的人，以前都不太种植大棚蔬菜，毕竟小打小闹，怎么也比不上寿光。

2010年初，有小道消息说，一条正在规划的高速公路要穿过我们村子，会占用不少耕地。贵叔不知从哪儿得知了这条路会经过他家的田，便在那3亩地上都盖上了大棚，以求届时多要些国家补偿。

大棚盖好后，贵叔便撒手不管，继续去外地跑车。在家的贵婶觉着大棚这么荒着浪费，就随便种了些菜。没想到，仅仅8个月，她家大棚种出的菜就卖了14万，净利润超过10万，成了我们村当年口口相传的财富奇迹。

有了贵婶的示范效应，第二年，我们村在外打工的男人，都陆续回来给自家地里盖了大棚，其中就有我爸。我爸也是货车司机，之前常年在外奔波，眼看种大棚蔬菜收益高，他直接卖了货车，决定在自家4亩多地上盖3个大棚。

我爸盖大棚的计划，需要4万多元。我妈一开始是不赞成的，因为我爸虽然顶着一个“农民”的名号，实际上他自年轻时便很少下地，而且我们家从来也没有种大棚蔬菜的经验。我妈的意思是，先盖1个大棚试试效果，这样既能规避风险，也能在闲余时间打点零工。

可我爸已然破釜沉舟，将种大棚当作他的全职事业，“要么不盖，盖就盖3个”。我妈拗不过他，于是在2011年4月，不到 10天时间，我家的3个大棚便拔地而起。

爸妈新手入行，随大流种起了芹菜。芹菜种植周期短且产量大，仅用70到90天便能下产，1亩地最多可达1万多公斤，理想状态下，1年可以种3茬。

我们家的第一茬芹菜获得了大丰收，但碰上芹菜价格最低的时期，每斤仅能卖到1毛5，3个大棚的芹菜加起来，才卖了1万多。除去种子、肥料、农药、剔苗及拔菜时雇人工钱等成本，净落到爸妈手里的，大概1千多。

两人没日没夜忙活了3个月，乍看赚的真不算多。但从庄稼收成的角度来看，却也不算少——有人算过，如果1亩地仅种植玉米、小麦等常规农作物，全年收成净利润还不到600元。爸妈这一次虽没赚到很多钱，但却看到了种植大棚的巨大的潜力，把地梳整好以后，马上就撒下了第二茬种子。

夏日炎炎，这茬芹菜的产量比起第一茬稍逊一筹，好在下产时价格有所回暖，每斤在1元到2元之间徘徊，这次算下来，我家净赚了2万多。

入秋时节，只少数的人会选择继续种芹菜——因为冬芹周期长、产量低，还得花钱给大棚加两三层膜防止芹菜被冻坏。这么一算，村里大多数人都种上产量高、抗冻的菠菜，我家也一样。

| 家里的菠菜地（作者供图）

这年冬天，我家的菠菜卖了1万6，除去成本，净落到手里的也有1万2以上。第二年春天，我家又紧随潮流，种起了茄子、豆角，可惜不仅因种得晚错过了高价期，还因管理不当拉低了产量，这一季下来，赚的钱还没人家一半多。

不过，2012年6月，我爸算了一笔账：种大棚这1年多的时间，赚了近5万块，略高于他在外面开货车赚的钱。种大棚虽辛苦，但收益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一年，我们村大棚数量猛增，近两千亩的地里，有七八百亩是大棚地。

2

种大棚是件实实在在、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儿。

自从种上了大棚，爸妈几乎全身心扑在了上面。最忙的时候，家里的锅碗瓢盆都不是饭后即时刷洗，而是改成了每次饭前临时刷几个用。连向来舍不得花钱的妈妈，因没时间洗衣服，还斥资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我放假在家早上睡到七八点钟起床时，爸妈早就进棚里了。若到了有些蔬菜的“关键时期”，比如茄子的授粉时节，他们会早上5点左右起床，去给茄子花挨个儿授粉，还得折去多余的枝杈，有时一干就到了下午两三点钟。

种植时不易，采摘时也不轻松。为了赶上早晨的收菜车，他俩往往得凌晨两三点起床。如果采摘的是豆角，那就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豆角细长、量小，不易摘取，爸妈吃过晚饭就要戴着头灯去棚里，一直摘到次日清晨。在豆角成熟的季节，我们村里的大棚聚集地，就跟灯火摇曳的夜市一般。夏天成熟期的蔬菜，采摘时耽搁两三天，便有可能把一季的收成都荒废掉，所以即使午间气温40度，菜农们也得坚守一线。

炎炎夏日，晚上落不到觉睡是辛苦，可这也比白天在大棚里“蒸桑拿”好多了。我切身体会过大棚的热，不是生楞楞的灼热，开始是暖洋洋的，慢慢就晒得身子发虚。有一次，我妈看见我在棚里走路打晃，便说什么也不让我在棚里干活了。

我妈在棚里干活时有个专门喝水的杯子，容量是2.5升，在最热的时候，她一天要喝两三杯水。实在酷热难耐时，人们会拿块大布盖在棚上面，或者往上面撒泥水以遮些阴凉，但这通常治标不治本。有一年，我们村有个60岁的老头在大棚里热到了休克，送到医院里，没有抢救过来。

到了天冷的季节，则又是另一个极端。每逢刮风下雪，别人都往家里跑，种棚的菜农却要往地里跑。即使小心翼翼，每年仍有很多大棚被大风扯坏或被大雪压坏。菜农们也都给大棚上了保险，但赔付程序繁琐，最后能落实下来的、拿到赔付的不是很多，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由菜农自己承担天灾带来的损失。

| 绑菠菜的模具（作者供图）

现在的菠菜、油菜都不会散装卖，必须装袋或者打捆，一颗一颗摘净枯叶、剪掉烂根——这种活当然都是人工做的。冬天菠菜从地里打包，凉得几乎都要结冰，即使戴着手套，手也会被冻得生疼。这个过程极其煎熬，300斤左右的菜，我爸妈得持续干上6小时以上，如果菜的质量较差，时间便会延长许多。我妈天生怕冷，她就在脚边放个炉子，捆一把菜就烤一下手。即便这样，到最后手还是被冻得不听使唤。还有一次，他俩把门关得太紧，结果差点煤气中毒。

我们姐弟仨最怕的就是冬天回家摘菠菜。我们当然想帮父母的忙，但每次干这种活都跟上刑一样。有时，我甚至祈祷自己赶紧生病，那就能在床上打吊瓶，不用再靠近菠菜一步。

3

回来种大棚的，大多是像我爸一样的中年人，年轻人很少。

2013年，26岁的堂哥在外打工10多年后，辞去城里的工作，携妻带女回到农村，找乡亲租地，一下子盖了6个大棚，占地达10亩。

比起我爸那一辈顺其自然的菜农，堂哥立志要做一个“农民企业家”。他买了很多教学光盘，天天上学似的在手机上电脑上研究，还去县里请过专家，给农药公司客服打过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和嫂子怀着无比的热情，除了睡觉，时间都投入到了大棚里。

听我爸妈说，堂哥基本上把北方大棚种的蔬菜种了一个遍，但是没到两年，堂哥又去了城里打工，他的6个大棚除了几个地段好的租给了别人，其余都荒废了，任其长草。堂哥没给我说过他彻底放弃种大棚的原因，但无须多问——种上了大棚，菜在地里时，人得劳筋骨、饿体肤，求个好收成；菜成熟了，那又得费心掏力，指望幸运之神站在自己这一边。

相比于寿光规模宏大的市场和健全的交易平台，我们这里种大棚的菜农，基本属于“散养”，即便天公作美，菜农辛苦把蔬菜伺候成熟了，也不见得会有预期的收益。我们这里没有寿光那样的“市场价格预警”，菜价对菜农来说总是瞬息万变，不用说今天和昨天比，就是一天之内，上午和下午的收购价格也不尽相同。股票还有个涨停、跌停，菜价的涨跌却是天上地下的落差，用我爸的话说，“自从种了大棚，天天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没有正规的交易平台，通常都吸引不来跑长途的大货车，二道贩子们便化整为零，用一些平板车和小货车到下面来收菜，他们找个地方装个地磅，就是一个“菜点”。他们收菜时大都不是现场结算，而是要等大车上的人给他们说好了价格，他们再依据此给菜农们定价，层层盘剥，中间便又多了灰色操作空间。2014年我大四在杭州实习时，见杭州超市里的菠菜零售价是每斤7块，打电话问家里，爸妈说我家大棚里的菠菜收购价只能卖到每斤3毛。

不仅如此，菜贩子们还往往坐地压价，商量好的价格随时会变，有时看到菜捆里面有片黄叶，也会把价格砍上一刀，菜农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即便如此，大家仍然上赶着往“菜点”上送菜，生怕二道贩子们不收。我叔叔有一次去卖菠菜，跑了好几个菜点，都说已经“收满”，只听说还有一家收菜给猪吃的，价格极低，一车菠菜将近200斤，只给10块钱。叔叔觉得反正菜倒了也是浪费，便拉着车送去了，没想到到了地方，收菜的贩子又把价格降了一半。叔叔一气之下把菠菜全倒进了沟里，发誓再也不往那个菜点去送菜。

我妈最害怕就是去卖菜，我们家种了这么多年的菜，她一次也没去卖过。她说：“我看见收菜的就不自在，总感觉一个个的都跟骗子似的。”有次遇到小白菜销路太差，菜贩子一点都不收，我爸只好去镇子上摆摊卖，从4点的早市卖到中午，200多斤的菜才卖了35块钱，气得我爸说“干什么也不能种大棚”，又“勒令”我们姐弟仨绝不能待在家里，一定要学成出门，找份旱涝保收的工作。

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有时菜的产量紧俏，菜的收购价也会飙升，收菜的贩子们就会放下身段，争相加价，求着菜农去自己的菜点来卖菜。“萝卜快了不洗泥”，菜农把菜运到菜点，菜贩子们也不敢挑捡了。有时实在着急，菜贩子们还会亲自开车到菜农的大棚里去拉菜，更甚者，直接卷起袖子去棚里帮忙干活。

有一年我家拔芹菜，一开始市价每斤1块5，爸妈雇人干了2天，拔了1万多斤，一个棚的芹菜总共卖了不到2000块。拔到最后，我妈发现在地头上有一片面积大概只相当于1/4个篮球场的芹菜还没长成，觉得铲了可惜，就留了下来。没想到，一星期后，芹菜的市价猛涨到了4块5，几个菜贩子争相来抢购，最后这片巴掌大地方的芹菜，竟然也卖了将近2000块。我妈坐在地头上不知该喜该悲，一直念叨：“哎呀，要是当初多留点就好了。”

其实不光我妈这样想，种大棚的菜农们最美的梦，就是希望在市价最高的时候，自己手里正好有几万斤菜，干上一票狠的，就知足了。

事实上，这种情况太少了。菜价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低价格区徘徊，高价的时候极少，碰上的几率，跟中彩票差不多。引领我们村种大棚风潮的贵婶，当年也就是运气爆棚了几次，每次卖菜都赶上短暂的高价，自那年后，她家的财富神话就没再持续下去。

菜农也都知道菜价的波动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因此，大家伙儿普遍都有一个说出来让人感到惭愧的想法——希望全国各地蔬菜都受灾，唯独自家的蔬菜获得大丰收。2018年寿光水灾时，我们村的菜农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喜形于色，恨不得奔走相告：“菜价要涨了！菜价要涨了！”

只是，这些年下来，没见几个种菜的暴富了，收菜的倒是几乎都成了大款。

4

以前常听长辈教诲说：“这世上只有土地不会骗人。”但这句话放在种大棚上，似乎并不完全准确。除了不可预知的天气和菜价，土地似乎也不听菜农的话，今年遇上好收成，并不代表明年还能“长出金子”。

我们家的大棚第一年种芹菜时，亩产最高能达到1万7千斤；到了第二年，亩产便降到了1万斤；等到第三年，菜苗经常长不起来就会死掉；最惨的是2016年，整个上半年，棚里种了3茬芹菜，全都没长活——前两茬是在出苗之后染病死的，最后一茬几乎已经长成，就在收获前的一个星期，突然大面积红根烂心，爸妈强行拔了1千多斤，可各个菜点都不收，只得倒进了沟里。

村里很多人家的大棚都跟我家的大棚类似——当同一种蔬菜长时间重复种植，就会大幅减产甚至死亡。每逢此时，菜农只能频繁更换农作物种类，或者把地闲置一段时间，闷上棚布让其“自行疗伤”。将大棚闲置的做法很浪费成本，但相比于菜种下去长不出来，却是更划算的选择——因为一旦把种子撒进地里，就意味着要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里投钱了。

| 爸爸卖菜的账本（作者供图）

蔬菜种子的价格非常昂贵，几十克的种子，动辄几十上百；一些育苗类的蔬菜按株收钱，一亩地仅苗钱就要上千。种子出芽后，就要开始不间断地施化肥、浇水、打药，就像养殖场饲养必须一个月出栏的家禽一般，催生催熟。芹菜之所以能在70天内长成，就是因为菜农在这个周期里频繁地浇水、施肥，还得打七八次农药。我家大棚里一茬芹菜长到成熟，化肥、农药的花费就在两三千元。

城里人都关心蔬菜的农药残留问题，总幻想能吃到纯绿色无农药的水果蔬菜。可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种蔬菜，我家院子里种的白菜和韭菜，同样也要施化肥、打农药，不然等不到人吃，就被虫子先吃完了。我小姑家里种了一株葡萄，打农药的时候能结30多斤葡萄，今年姑夫心血来潮，决定吃点“纯天然无农药”的，结果只结了满藤的叶子，一颗葡萄也没落下。

我妈说：“现在土地都被肥料惯出病来了，一顿不吃药都不行。凡是地里的作物，无论是小麦玉米，还是黄瓜茄子，不上肥料是长不出来的，不打农药是活不到结果的。”

| 给蔬菜喷洒农药的喷药器（作者供图）

最终，即便前期的工作都做好了，遇到像我们家芹菜棚那种一茬不如一茬的情况，也只能自认倒霉，任上百个日夜的辛苦和前期资金的投入付诸东流。我家第一年种芹菜和菠菜收入的5万块，后来竟然一直是我家种大棚年收入的巅峰。等到了2018年，我爸妈种了3茬上海青、1茬小白菜、1茬菠菜，全年收益才1万多块钱。

我亲眼见过有不堪承受的菜农，一边用耙子往外面清理烂菜，一边红着眼睛抹眼泪。我想，这也正是堂兄离开的真正原因吧——他打工的收入比我爸妈更高，比起种大棚也更为稳定。在家乡的大棚种植没建立起健全良好的市场机制之前，或许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愿意再回来冒险了。

2016年种芹菜，伤了我爸妈的心，他们一度决定撤了棚布，在地里改种玉米。后来有人提出要用1万5的价格收购我们家的3个大棚，本来已经谈妥，但临了，那人突然变卦，最后不了了之。

我爸妈也无心再折腾，在秋天到来之前，索性什么也不种了，我爸出门找了份临时工作，我妈也去了人家的大棚里打零工。到了年底，两人才在大棚里种上了一点菠菜。

没想到，这一年年底，幸运之神竟然垂青了我家阴霾了快一年的大棚。菠菜获得了不错的收成，而且收购价格相当高。从腊月初爸妈第一次去菜点卖菜，市价就一直保持在3块钱以上没下来过，他们每天割大约两百斤菜，能卖六七百块钱。我妈只恨腊月的菠菜太小，不出产量，总是感慨说：“要是这种情况能持续两个月，其他时候把地全荒着也行！”我爸跟别人聊天时说：“我这一季，5个棚钱都收回来了，当初幸好没卖。”

过年的时候，高兴的爸爸一下子买了半扇猪。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问爸妈：“过了年还种大棚吗？”

“再碰一年运气吧。”他们说。

5

2019年4月，运气走了。

我妈在棚里割着上海青，棚外狂风大作，天气预报说阵风达到9级，我爸在棚外赶紧用土掩埋加固塑料布。忽然“咔吧”一声大响，本就破旧的大棚顶不住大风的撕扯，3个大棚你拉我拽，几百根玻璃纤维石膏柱子在一瞬间应声折断。我爸当时就吓傻了，因为我妈还在大棚里面。所幸柱子没有砸到我妈，她正巧处在了两根柱子中间，只是被塑料布闷倒了，幸运地逃过一劫。

我们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无不吓得一身冷汗，那柱子被带倒以后，插进土里几十公分，一旦碰到妈妈，后果真是不敢设想。

那天中午，爸妈空着车回了家。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肯定难过得不得了，但两人跟没事人似的，当天下午就赶集玩去了。他们后来说，或许就是老天爷觉得他们太辛苦了，一下子便给了个干净利索，正好趁机放松下。

那之后，没有了大棚的羁绊，我爸去工地上打零工，走得不远，因为奶奶已经快90岁，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我们家也变回了以前的样子，院子永远被我妈扫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也回到了它们原本该待着的地方，一日三餐不再错点，我妈还成了村里舞蹈队的一员，偶尔也去别人家的棚里打工。

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也工作两三年了。我们见识过前几年爸妈种大棚的辛苦，也都希望他们能够闲下来，享受享受生活。

只是，才刚休息小半年，到了国庆节，爸妈又聊起再盖大棚的事情来，我们姐弟仨都不大支持——毕竟他们也都年过半百的人了，种大棚着实辛苦，说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姐说：“你俩忘记以前天天念叨的时候了，这才刚放下半年，怎么又想种大棚了？”

我妈说：“种的时候嫌它，没有了又有点空落落的。”

我爸也附和道：“你看我们这把年龄，干一年也不过一两万，种菜的话，碰上一季可能就抵打一年工。”

他说的也是实情，他打工这小半年，算起来也就才挣了几千元。理性来看，种植大棚蔬菜，虽是劳心劳力，但的确为留守农村的人提供了一种收入可能。尤其是对于我父母这样的打工者，他们不像堂哥那样年轻，没有多少知识，外出务工也只能干些边缘的力气活，挣不到钱不说，还得背井离乡、受人委屈。等“冷静”下来，他自然又念起种大棚的好处。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村的大棚数量还在持续稳定增加的原因吧。村里兴起大棚种植已经9年，期间虽有人放弃，但如今全村近一半地都盖上了大棚，而且还有继续扩张的趋势。大舅家的表哥开了个盖大棚的作坊，从最初一家人干，到现在已经招了30多个工人，去他家预定盖大棚、翻新大棚，常常都需要排队。像表哥这样的作坊，方圆几十里地还有好几家，规模甚至超过一些盖房子的建筑队，这也是村里大棚种植兴起后，带动的新兴产业。

| 一眼望不到头的棚区 （作者供图）

大棚种植还给农村里“闲着”的中老年妇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在我们当地，老一辈，大多是男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除了种点地，几乎没有固定的收入。大棚兴起后，很多工作需要密集的人工来完成——诸如前期的剔苗和后期的收菜，工作量大且又需在短期内完成，所以菜农不得不雇人来做，根据工作量的大小和季节的闲忙，工资从每天四五十到七八十不等。这份低薪工作吸引不了年轻人和男性劳动力，于是中老年妇女便成了这一行业的主力军。

我爸常年有记账的习惯，在他的本子上我看到一些数据：1亩地出1茬芹菜，要用到1000元左右的人工费。我们村子总共有两千多亩地，目前将近一半为大棚地，假设这些地每年至少种1茬芹菜，那么所产出的人工费最多可以达到80多万。这些钱，可以给大量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拿我大姨来说，她已经年近70，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过着在家相夫教子的生活，一年到头，唯一忙活的日子就是春秋两收。她不会看书打牌，也没其他的兴趣爱好，每天闲暇时间都用来看电视，或者出门跟其他妇女站大街聊天。几年前，她开始去大棚里打工，从最开始零散随性地干几天，到后来几乎不休息。前不久去她家串门，她告诉我们，去年她在大棚里干了七八个月，就赚了1万多块钱。

我知道，每天早上凌晨太阳还没升起来，便会在村子的各条路上看到一拨接一拨中老年妇女，她们成群结队地骑着电动车飞快驶过，赶往自己打工的大棚。也会有很多妇女聚集在桥上或者路边，等待寻找工作，如果哪家需要工人，就能在第一时间去找她们。

我妈也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一员，当我们家的大棚闲置时，她就出去打几天零工。她说她喜欢那种干活的氛围，一大群年纪差不多的妇女有说有笑，互相八卦十里八乡的新鲜事，而且给人家干活不像给自家干活，没那么多焦虑，到点收钱走人就行。

后记

2019年11月底，妈妈给我打电话，又说起大棚的事情，似乎已经从之前的商量改为提上日程了。

“就盖一个。”妈妈说，“趁着还能干得动。”

我看了看日历，不由地想到，看来今年过年回家，八成又要去摘那恐怖的菠菜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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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海

明月与刀，伴我西风策马

源济

基层社区调查员，每天都在做什么丨寻业中国

原创 红袖添乱 人间theLivings 2020-02-18

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

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配图 | 作者供图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5

大年初一，我下楼扔垃圾，看到高中同学丽丽臂弯里挂着浆糊桶、腋下夹着纸卷，正在单元门上贴“市民周知”。

丽丽是一位单亲妈妈，在这座北方小城的社区里，工作快10年了。平日我工作忙，和她联系也不多，本以为她们工作会很轻松，就是茶余饭后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就行。这个春节一直待在家，才看到她成天忙上忙下，和她在微信上断断续续聊了好几天，才知道她的工作比我想象中要繁杂得多。 

平日里，老旧小区改造时，她要协调建设局、社会事业局、规划房产局，参加拆除违章建筑；做信访工作时，要逐项排查、集体联动、责任到人；三城联创时，要加强宣传，落实责任，做好禁种、禁吸、禁毒；再就业扶持中要做好不漏一员，提供关心、爱心、真心援助等。另外，像配合民警调查嫌疑人行踪，为特殊人群服务、打理他们基本的生活，甚至还要上门去帮居民清理下水道……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来。

赶上眼下的特殊情况，工作内容又新添了几项：不仅要负责流动人口入户调查相关事宜，还得随时接听居民打来的咨询电话。

文章是丽丽的口述。

1

大年三十中午，坐了3个多小时大巴，我总算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准备跟父母过个团圆年。没成想，喷香的饭菜刚上桌，手机屏幕上就弹出领导在工作群里的通知：“全体职工请于1月25日返岗，无特殊理由不准请假。”

我瞬间像霜打的茄子，7岁的儿子看到，怯怯地问我：“妈妈，又要回去加班吗？”儿子从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从小到大，我的工作常有突发事件，无数次突然转身让他变得极为敏感。

就在去年10月，市里开始三城联创活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利用双休日参与拆除违章建筑。恰好赶上儿子的生日，本答应先带他去吃西餐，然后去儿童乐园，最后再买一个跳舞机器人作为生日礼物的。可到了那天，我只能将儿子送到托管班。

晚上8点多下班后，我赶到蛋糕店买下了最后一个拳头大小的蛋糕，再去托管班时，教室里只剩下儿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悄悄从后门进去，站在他身后，儿子正在画画，画的是我和他一起过生日。正中间是个巨型蛋糕，我和儿子还有一个机器人围坐在蛋糕旁边，一起许愿。我心里好难过，轻轻将他抱在怀里，又从包里拿出刚买的蛋糕，儿子这才破涕为笑：“妈妈，我还以为你忘记接我了呢！”那个寒夜，我满心都是愧疚，觉得自己总在他的成长里缺席。

这一次也是如此，我依旧只能将他揽在怀里，又跟父母说明了情况，父母让我放心，儿子他们先帮忙照顾。下午5点，天已经快黑了，我坐上返程的大巴，车上人不多，戴口罩的只有三五个。途中，我收到领导布置的工作任务——社区开始进行流动人口入户调查，严防疫情扩散，并且“不提供防护用品”。晚上8点多一回到市里，我就赶紧跑去药房一条街，想着自己买点口罩酒精备着。

往年除夕，药房这时早就闭店了，今晚却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药房门口都贴上了“口罩已售完”的告示，但凡走进药店询问口罩情况，店员便会卖力地兜售库存的板蓝根和洗手液。

本来计划回老家过年，家里基本没有储备食物。我赶到最近的一个超市，临近闭店，里面买东西的人比售货员还少，鸡蛋、蔬菜都卖空了。我只好拎了两包方便面，加了点火腿肠榨菜，就是我的年夜饭。

回到家，煮好面，咽了几口，心里堵得厉害。

2

自从“三城联创”以来，我们社区就做了“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入户调查工作。

包括社区的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家庭、失业人员，都要做好帮扶工作。发放宣传材料、对帮扶项目进行讲解，还要听取他们的反馈，尽可能地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有次我们在为一位失独家庭的老人办理补助时，听说老人的儿子因公殉职。他自己本身还是残疾人，带着孙子一起生活十分艰苦。老人告诉我，生活上的困难勉强还能克服，就是孩子的户口不在本地，不能入学，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由社区出面和学区校方进行了沟通，学校无偿接收了孩子。

而这次针对疫情的调查，又与以往更不同，这是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大年初一，带着自己准备好的酒精、手套和口罩，我6点半就到岗开始“模拟培训”，以便能在8点半正式入户。

这次入户调查要求异常严格，需要详细了解调查对象的身体情况，做到“往返路线清（晰），回地、来源地清，交通工具方式清，身体状态清，防治措施清，接触人员清”。此外，这次户询时，“需要保持安全距离，还需要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为了工作顺利开展，主任要求我们在入户前做好准备工作，制定细致的工作方案和调查计划，整理入户表格，估算好每天访问的住户数量和访问路线，合理分配调查时间，“时间太短弄不清情况，太长又会带来反感”；同时，又提前和相关协助部门沟通工作，先给片警小王打了电话，还得给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组长、物业管理联系好，“了解基本情况，争取配合，减少入户阻力，每天调查不少于150户”。

我们的调查时间也以方便住户为原则，设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如果调查期间住户家没人，需要在晚上7点到8点半再走访一次。因为人员紧张，只能“单人作战”。临出发前，办事处再次提醒我们：“住户开门前要站得远一些。”

然而，工作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

相比起一些老住户大爷大妈的积极配合，也有些居民因为恐慌，明明听到家里有人走动，却怎么敲门也无人应答，我只能等晚上再来。

早晨，物业人员告诉我，3天前一直空置的5楼有住户回来，开1辆白色马自达，武汉车牌，“一开始车停在小区停车场，昨晚挪到比较隐蔽的小花园南面去了，并且车牌还用光碟遮住了。”

我听后，心里一惊，马上打电话和领导反映，又联系了片警小王。我们按物业提供的信息到了住户门口，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可敲了几次门，始终没人理会。

领导培训时一再强调，就算是非常时期也要彬彬有礼，有耐心、态度好，一定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便在门外先开了口，“您好住户，我是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占用您一点时间进行流动人员登记，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请您配合！”

仍然无人应答。

小王上前敲门，拿出警官证对准门镜：“我是民警，请开门，请您配合！”

大约过了10分钟，门终于拉开条小缝儿，一位60多岁的大爷露出半张脸，满脸都是警惕和防备，操着南方口音问：“你们什么事儿？”

“大爷，有居民反映您家是从武汉回来的，现在病毒扩散严重，需要了解您的具体行程。”

大爷一听这话，突然就发火了：“关你什么事？这属于个人隐私，你管不着！”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保密……”

“你们怎么保密？老子前脚刚进家门，后面就有人报警抓我，老子犯了什么法？”

“非常时期，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对您本人负责。”民警小王立刻说道。

“你怎么对我负责？把我抓起来隔离？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没人生病！你们要是再不走，老子告你们扰民，滚！”

大爷刚想关门，小王赶忙用一只脚别住门缝儿：“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大爷见无法关门，便掏出手机，开始对着我们录像：“想吓唬我？我要在网络上爆料，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网络报料也需要内容真实，您这种报料属于传播谣言，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要依法惩处的！”小王正色道。

僵持了一会儿，大爷先缓和下来，说：“你想问什么吧，老子没病。”

我赶紧打开登记表：“您家里有人发烧吗？”

“没有，家里就我一个人，健康得很。”

那道门缝儿正对着他家餐厅，我和小王都能看到餐桌上至少摆着4副碗筷还没收拾，而且还听到小孩子说话的声音好像突然被大人用手捂住了。

“大爷，您不能谎报的。”我耐心地劝他。

“我没说谎！”

这时，左侧那户居民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位戴口罩的阿姨探出头来，指着他家说：“他家一共回来五口，老两口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昨天晚上10点多他儿子发烧去社区医院打针了，我听见他们还说今天晚上要开车去沈阳，如果真染上瘟疫了，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右侧的邻居也打开门上的小通风口说：“晚上还听到有人咳嗽，小孩子闹了半夜，好像也生病了。”

我赶紧对大爷说：“生病就要去医院，更何况家里还有孩子。您不为大人考虑也要为孩子考虑呀。钟南山都说了，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劝说之下，大爷一家终于愿意去医院接受检查。所幸，当天下午临床检查结果就出来了，虽然家里有人发烧，孩子也在咳嗽，但都是普通感冒。另外，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家的车虽然挂的是武汉车牌，但其实平日都在沈阳做熟食生意的，已经有五六年没回过武汉了。

这次到小城来，本是打算和亲家一起过年，没想到一路上就因着一个车牌，受到了不少阻碍，才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发泄到了我们身上。

3

社区的每位职工都关注了政府公众号，为的是看疫情实时播报，第一时间掌握准确情况。小城连着3天“零确诊”，我的心渐渐安稳下来，继续给自己壮胆——城市小，流动人口相对比较少，也许会平安渡过这次难关。

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被打破了。1月28日，关于“我市4例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者被确诊”的新闻在我的朋友圈刷了屏。其中有1名就隶属于我们社区。

当天上午，我们接到举报说，社区有从武汉回来的人员疑似被感染。一看详细的地址，正是我所负责的片区，只能“认命”去做排查。物业领着我到了住户的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又把口罩捂严实了些，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回应，我赶紧自报家门，又说，“不用开门，我问你答就行。”

我隔着门问了他一些问题，这位年轻人也非常配合，说自己在武汉务工，1月22日到了黄冈，1月23日晚乘坐D740次列车进京，1月24日早到达北京西站，随后乘地铁到了北京南，当天乘高铁回到本市，当时身体并无任何不适，便打车回了家。昨天才感觉有些不舒服，便自行去了医院检查。

我将他的情况立即上报，很快，年轻人便被带走隔离，随后被确诊。我本以为自己也算作密切接触者之一，也应被隔离，但因为我们连面都没见，我便被排除了。

然而糟糕的是，当晚我就开始有点发烧，第二天，嗓子已经肿得说不出话来，咳嗽、胃也疼。我强忍着给父母和儿子打了个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可瞬间眼泪就夺眶而出，总感觉自己就是像在托孤。电话那边传来儿子稚嫩的声音：“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我又感冒了，还想你！”

孩子开始在电话那边哭，我也在这边哭。再用温度计一测，体温38度5，赶忙给领导打了电话请假。主任以为我是因为接触到确诊者，想要在家隔离，立马说：“你可以排除，人都没见，没事儿。”

待我给她说了身体状况，她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真病假病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是挡在老百姓前面的第一道防线，你要是贪生怕死，欺骗隐瞒上级，可要知道后果——自己先在家做隔离吧，有什么问题直接给小王打电话！”

我还没来得及给小王打电话，没多久，小王的微信倒是先来了：“姐，听说你生病了？姐，我们可是战友。工作中虽然存在不可预知的危险，但我们这么努力，好运一定会眷顾咱们的。”

我和小王认识3年多了。一开始见他，还像个孩子，脸上一对酒窝，一说话还会脸红。不过，工作起来却毫不含糊，我们一直配合默契，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转头想想，他这么说也是在安慰自己。一个28岁的小伙子，出任务时还要带着妈妈绣的护身符， 运送发烧病人本应该是救护车的活，可医院忙不过来，再加上很多发烧病人不配合，不肯去医院。小王作为片警，已经用警车接送6个发烧病人去医院了，每次回来都要用酒精给车里全面消毒，再给自己消毒。

这个春节，他从农历二十八就没敢回家了，一直住在所里。

“姐，我觉得你肯定没事，你千万别着急，吃两天药。家里没有药，我就给你送过去。反正咱俩是一根绳上两只蚂蚱，你要是真染上了，我也跑不了。”小王还在给我打气。

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烧得晕乎乎，连递杯开水的人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身体找水喝，然后把年前给儿子开的感冒药吃了点。

晚上8点，平日只会用手机接电话的老爸忽然用微信给我发信息：“拍张照片给我发过来。”

这个节点，咋可能给他拍照？我只好在手机里找了以前的旧照片发给他。过了1个多小时，老爸的信息又来了：“我就是想你了！”

老爸是个非常保守严肃的人，如果不是真惦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想来这么多年，我也太让他们操心了。

有一年下大雪，我非要赶回社区做失业人员登记。我妈只得给我带了一袋子家里做的食物，让老爸骑电动送我去车站，结果到了半路因为雪太大，电动车开不动了。老爸不让我下车走路，硬是推着电动车把我送到车站，那一路大部分是上坡，看着老爸的背影，才觉得只有在父母心中，我才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可现在，我不仅没能尽孝，还有儿子要抚养，我不能倒下——想到这里，我的心理防线一下就决堤了。

记得刚开始调查那几天，每天回家都会把自己穿的衣服和鞋脱到门外，家里用酒精擦地消毒，认真洗手数次，再仔细洗个澡。后来一想，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人，累得不行的时候，这一套程序就省了，回到家洗洗手，倒头就睡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懈怠了？

哭了一会儿，我又想，自己和感染者并没有实质接触，不能自己吓自己。加上这个季节本来就是流感多发，工作强度又大，早出晚归，容易着凉，免疫力低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算得了肺炎也不代表是病毒性肺炎，普通细菌性感染的肺炎也会发烧；就算是病毒性肺炎也不代表是新冠，还有可能是甲流乙流……

在这一系列的自我说服中，我慢慢睡着了。在家里休息了两天，烧也退了。谢天谢地，真的只是普通感冒，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

4

大年初九，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负责的片区有近2000的居民，前期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成。但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疫情，工作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工作量随之迅速增长。

领导的要求是，每天早晚2次巡查小区环境，进行清扫消毒，重点场所每日消毒不能少于2次。小区里的垃圾箱和废弃防护物品收集点是重中之重，每天市垃圾处理中心都会派专人定时定点回收、销毁，但仍然会有拾荒老人来翻，我们都需要监督管理。

此外，还要给社区出租屋人员登记，如果发生疫情未及时报告，要追究房东责任；有人家办“红事”、“白事”，也要备案管理，社区要负责引导居民“红事”停办、“白事”简办。

除了这些“规定动作”，我的手机、微信上还不断接着“急单”：生病期间，外卖小哥都不停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些小区过于恐慌，私自封了小区大门，他们进不去小区，顾客收不到食物，不停地投诉他们，我得赶到小区去协调；

还有前期入户调查时，我加了不少从湖北回城或途经湖北人员的微信，他们得按要求在家隔离14天，他们所在的老旧小区多半都没有物业，只能在微信上找到我，说家里没有吃的了，或是发来长长的日用品单子，催我赶紧买了送过去，否则“我就自己出去买”——当然，即便没有这份“威胁”，职责所在，我们也都会帮忙处理；

另外，还得关心大家的心理问题——人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太久，总是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经常有自行隔离的外来人员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排解心理焦虑。

有一个从河南到本地来看闺女的大爷，本来计划帮闺女照看半年孙子，闺女也给他租好了房子。没想到他乘坐的火车车厢有武汉旅客，也算“密切接触人群”，只能先行在出租屋隔离。大爷几乎每天都用微信和我说话，一次至少要聊20分钟，语速快、口音重，我唯一能完全听懂的，就是每次聊天结束之前，他都会用“河普”对我说：“小丫儿，每天和你说说话，感觉心里亮堂多了。”

工作得到认可，我既开心又难过。往年这个时候，我都正带着儿子出去走亲戚串门、放鞭炮、打牌，一家人热热闹闹。而现在，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养病，我们都成了孤独中人。

重新开工的第一天，我就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痛，倒头就睡。没想到，凌晨3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迷糊着接起电话，那边一口哭腔：“姐，你快来救我吧，我肠子掉出来了……”是正在独自隔离的二胎孕妇小玲，离预产期还有1个多月。我一边安抚她，一边穿上衣服就往她家跑。

小玲的家人1月22日从外省旅游回来，前期排查时，得知除了她，家里其他人都有发烧症状。这种情况，需要通过隔离才能排除在旅途中遇到新冠病毒携带者的可能。社区只能紧急处理，让他们一家人分开，发烧的人在新房隔离观察、小玲留在老房子里隔离。她家的老房子刚好和我家是前后楼，小玲的丈夫便托我这几天多照顾她。

外面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度，我一边跑一边给小王打电话求助，说话的声音都是颤的——非常时期，医院的救护车在24小时不停接送发热病人，肯定来不及，我让小王开着警车来，又给小玲的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那边也急得不行，可还在隔离期又出不来门，只能一切拜托我。

一口气冲上5楼，进门一看，小玲正趴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惨白，紧咬嘴唇，指甲把沙发抠得“吱吱作响”。我一个人根本抬不动她，幸好，小王5分钟之后就赶到了。

我俩给小玲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戴好口罩，小王抱着她，我提着预产箱冲下楼。小王直接把警车开到市妇婴医院——只有这家医院没设发热门诊。他负责把小玲送急救室，我跑去挂急诊，并告知医院：孕妇正在自行隔离期。

医生检查完，发现是脐带脱垂，胎膜早破，对产妇威胁不大，但是孩子会非常危险——这会导致婴儿血流受阻，造成急性缺氧。医生说，阴道检查、B超检查肯定来不及做了，需要马上手术，脐带血循环阻断超过7分钟，孩子肯定就保不住了。

我和小王吓坏了，小玲一听就哭了。好在医生用听诊器又听了听，说还有微弱的胎心音。随后，医生护士们马上戴起防护设备，通知手术室开通绿色通道，小王就跑前跑后办各种手续。可是当需要家属签字时，我和小王都不是直系亲属。赶紧再给小玲的老公打电话说明情况，他在电话那头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要是有问题一定要保大人呀！”

等挂了电话我才知道，我在外面打电话核实登记时，主刀大夫已嘱咐护士让孕妇按手印、开始手术了——“救人要紧”。6分钟之后，孩子平安降生。虽然一开始有些轻度窒息，但经过新生儿科医生的抢救，很快就好转了。

等小家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时，医生护士包括我和小王一片欢呼，好像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一样——这个可爱的小生命真是来之不易，让我更想儿子了。

小王瘫在椅子上说：“姐，这是给我提前‘上岗培训’的呢吗？我都要吓死了。”

我俩这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防护也没做，连口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

医院特意给小铃安排了隔离病房，主治医生告诉我，其实医护人员也害怕，如果真的给感染冠状病毒的孕妇接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们当时只戴了防护面罩，但穿的就是普通手术服，“我们没有防护服，所有耗材都支援一线了。”

让我们庆幸的是，小玲随后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所有人都安全了。小玲的家人还没过隔离期，好在他们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让她先照顾到小玲母子的起居。

5

经过送小玲去医院的事，我心里的弦儿绷得更紧了，担心自己哪一步做得稍有差池，便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非常时期，得要协调好自己所在区域商家、医疗服务站的正常运转，尤其是老人、孕妇以及特殊人群的生活，这样才能做到平稳过渡。

我们和社区的医疗服务站已经做好沟通，他们可以保证每天有1个留守人员，方便附近居民就近打针、拿药，还可以避免去医院的过程中交叉感染。当然，遇到孤寡老人要去医院做透析或者像小玲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只能见招拆招了。

另外，社区里有一些“自愿支援”的商家，也有一些失落情绪了。一家小饭店的老板本已停止对外营业，可是附近有些孤寡老人还照常打电话订餐——有2名90多岁的孤寡老人，连楼都下不了，如果他的小饭馆不开火做饭，着实非常麻烦。

房租水电要付，蔬菜粮油价格上涨，老板的饭菜价格却没有变化。大过年的，又赶上疫情，服务员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老板只能一个人住在店里，每天从采买到烹饪再到给老人送三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周围邻居都知道我这儿坚持着呢，大家都不敢出门，最近打订饭电话的人越来越多，可我只能先可着孤寡老人先来，每天累得要命，收入却比平常要少得多，只能麻烦你们街道，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哪怕帮我招个临时工也行，现在这种情况，给出3倍工资人家也不来上工……”

老板这么说，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那天，正好河南大爷又发微信要和我聊天——他已经自行隔离16天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我赶忙问大爷愿不愿意来小饭馆帮忙，大爷立刻就同意了，直接扛着被子搬到了店里，和老板一聊，俩人还颇为投缘。也算是成就了一番好事。

而我工作的重心，也更多地转移到社区里的孤寡老人身上。

由于是在老城区，社区住户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80-90岁的老人有186人，90-99有7人。

其中有一位94岁的陈奶奶，生活能半自理，为了提高她的生活质量，我和她结了对子。每周去看望她一次，每个月的补贴金都按时给她送过来，定时定期带她去洗澡，每逢年节把街道发的月饼也送她一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长期和老人相处之后，我发现对待老年人就要像孩子一样，你怎样对待他就会将心比心地回报你。回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就把对父母的关心都转移到社区的大爷大妈身上。

这些天，年轻人手机里的信息铺天盖地，但有的老人不看新闻，也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碰上通情达理的，多解释几遍也就理解了，可有的老人却很固执。一位大妈坚持要买某个品牌的保健品，不给买，就不停地打电话哭闹。最后，我跑了6家药店才买到她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除了定期给缺菜少粮的隔离人员“补货”，还得每天打电话叮嘱他们：“一旦有发烧情况一定要及时报告隔离，除了对你自己，还是对所有人负责。”每天早出晚归，看手机上的疫情通报，就会想，这到底何时是个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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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偶尔的沮丧也会被更多的感动冲散。

有天，我去楼下小超市买方便面。开超市的大爷说：“姑娘，晚上就吃这个哪有营养？要增加免疫力，就不怕病了。”说着，他硬是给我切了一块自己家做的酱牛肉，用塑料袋包好塞给我。

也有社区朋友发微信说，年前5元一包的一次性口罩已经卖到15元一个了，她托人买了2包，还有2只N95，都给我留着，说不能让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进入第一线。

我想或许也是这10年的努力，我的努力被社区居民看到，被他们见证，也被他们认可。单就去年，我就将近走访了近2000户居民，为居民开具各类证明超过300份，建档登记500份，为失业人员再就业走访企业36次。我知道，只要踏踏实实为大家服务，大家能看到，我也能无愧于心。

| 丽丽在做车辆登记检查（作者供图）

眼下，我的工作也慢慢捋顺了，那些非疫情期间该做的事儿，一件不落，比如我们每周都会去劳动局上报各种报表，包括困难家庭补助、再就业申请表、失独家庭补助；同时，对于抗疫的关键时期，也做好了各种出入登记、车辆检查等。

这些工作细碎，也让人倍觉疲累。但我想，这也算是任其职尽其责吧。

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橙色工作服守在大街上的环卫工人，穿着绿马甲巡街的交警，一闪而过的黄色骑手小哥，24小时在药店守店的店员，我就觉得很安心。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就像停滞生活中的血液，尽微薄之力汇聚成城市运转的动力。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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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袖 添 乱

业余媒体人，专业生活家

源济

裁员的时候，没有谁是特殊的丨寻业中国

原创 齐雨 人间theLivings 2020-02-25

人力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代表了公司，我们稍有差池，就会引起剧烈冲突，给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裁员这种事办不好，往小了说会得罪员工个人，往大了说就可能会给公司引来一场风波。

配图 |《黑狗》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6

在我进入社会的第10个年头，公司总经理决定把人力部门交给我负责。

我所在的这家软件公司成立于2012年，前几年发展还算顺利，但由于近年没有新产品推出，原有的产品市场又趋于饱和，公司收入便一直没有太大增长。

前两年，公司还为业务扩张做准备，增编了近30%。等到今年，大多数外企都纷纷“瘦身过冬”，公司随即决定趁机优化内部人员，淘汰长期拖后腿的员工，裁员比例也要达到30%。

这着实令我倍感压力。

1

第一个被裁的员工是张柏强，研发部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来公司已经3年了。

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两年，不少北上广的大公司都把研发中心搬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导致本地软件开发人力市场的需求急剧增加，单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就流失了十几名软件开发人员——眼下，竟然要裁掉高级工程师。

研发部的领导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们觉得张柏强做事拖沓、无心工作，“刚好他合同到期，就不跟他续约了。”

我又侧面打听了一下，研发部的同事普遍认可张柏强的技术，但对他的工作态度也都有些意见，有人说他上班看小说、打游戏；有人投诉他老迟到，拖慢了项目进度。张柏强爱迟到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不过从考勤记录看，他迟到虽不少，但加班的次数也多。

得知公司不再跟他续签合同后，张柏强起初并没有什么过激反应。但3天后，他说想和我当面沟通一下，我想很大可能是为了经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不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公司需要给员工支付经济补偿。我很快便准备好了资料，为接下来的谈判做准备。

为了建立一个比较平和的沟通氛围，我提前来到会议室，选了靠门的一角，这样张柏强可以坐在桌角的另一边，我们既相邻、又不用直视对方，压力也会小一些。

门开了，人力部负责员工入离转调和薪酬模块的同事小玲带着张柏强走了进来。32岁的他看上去精神状态非常差，脑袋一直耷拉着，浮肿的脸上两个眼圈发黑，看我的眼神也是飘忽不定。

“柏强，有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不要有什么负担。”我微笑着说。

“我查了一下，如果公司不续约，就要赔我N+1倍工资。我来公司3年，公司应该赔我4个月工资。”张柏强直起了身子，声音洪亮地说。

 “你的想法我了解了。那公司不再与你续约的原因，你清楚吗？”

“可能是我比较拖沓吧。”对于自己的问题，张柏强也清楚，却不愿意多说。从考勤记录来看，每个月公司上班平均21.75天，张柏强基本上有10-15天迟到，其中至少一半都是迟到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以上。我把近1年来的考勤记录表递给他。

“我也挺烦自己这个状态的……我常常失眠，最近这两天压力特别大，总睡不好。”张柏强解释说，自己经常晚上睡不着，白天集中不了精神。我问他睡不着都做些什么，“打游戏，”张柏强说完低下了头，“主要是我压力太大了。上次我跟你说了我妹妹的事，其实我爸也……”张柏强的头更低了，眼眶也红了。

此前的沟通中，张柏强曾告诉我，自己家庭条件并不好，妹妹患有精神分裂症，吃药也没有什么效果。父亲常年瘫痪在床，全靠母亲一个人照料。眼下，全家的顶梁柱也即将失去工作，张柏强的脸上一直挂着苦笑。

其实，以张柏强的经验和技术能力，是完全不愁找工作的。根据此前的了解，今年从公司离职的研发人员，都在后续的求职中找到了工资更高的工作。我也鼓励他，只要肯干，绝对不止现在这个工资水平。

可张柏强还是唉声叹气，“做开发很辛苦，我现在年龄大了，经常加班熬夜的公司不能去了。而且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我连忙问他怎么了，之前也没听他说过自己的身体状况。

“鼻炎。”

看着眼前这个1米8的大个儿，我一时语塞。忽然想起前两天自己跟总经理汇报，觉得应该给张柏强一个机会，比如再给1个月的观察期等等，总经理却说：“你给他机会估计他能坚持几天，几天以后，肯定还是跟以前一样。”

眼下，我没再说话，张柏强也没再多解释什么，考虑到他的个人情况和前期在公司的贡献，我提出了2倍月薪的补偿金，他答应了。

如果说张柏强算是部分过失性辞退的，那么接下来展开的，就是一场实打实的“腥风血雨”了。

2

1个月后，董事会把会议通过的裁员名单交到了我手上。

我仔细看了眼名单，按先易后难排了顺序，排在最后的非财务部莫属——上一任财务总监就是前车之鉴——这位总监离职前，利用财务机密要挟公司多给赔偿金，当时公司遂了她的愿，而这一切都被财务部的其他同事看在眼里。

那时候我还没有负责人力部门，这一次，我暗自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并不是在乎公司的钱，而是担心后人效仿，带来更多的麻烦。

人力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代表了公司，稍有差池，就会引起剧烈冲突，给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裁员这种事办不好，往小了说会得罪员工个人，往大了说很有可能给公司引来一场风波。

2008年，我毕业不久，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人力专员。当时总公司嫌子公司经营不好，便派外省的管理团队进驻子公司，淘汰了一些不作为的员工。

那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发现，公司的大门挤满了人，根本进不去。后来才知道，是裁员闹出的事——因为空降的人力经理讲话不注意，对一个老员工说：“公司要辞退你，你也不要感觉到不公平。你们子公司所有的人都是要辞退的，只不过是时间有先后而已。你就把协议给签了吧。”

此话一出，所有老员工都联合起来把公司大门反锁了，一定要公司“给个说法”。最后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大家提出的要求，而那位经理也不再敢踏入公司半步，后续的交接工作只能在酒店进行。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才知道裁员这种事情一定要愈加谨慎。

“小玲，你把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准备好。一会儿我谈完一个，你就现场签一个。” 这一次，我手上的裁员名单是要绝对保密的，不能让被裁的员工抱团，得逐个击破。

先是整个质控部门都被裁掉了。质控部的经理得知消息后很吃惊，但由于公司给出的条件还不错，同事们也算配合。

接下来，我又依次约谈了研发部、销售部的十几个人，过程都很顺利。最后，裁员名单上就剩下了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人力部的。

“帮我把小童叫进来吧。”我对小玲说。

“咱们部门之前不是已经裁掉一个前台了吗？”小玲吓了一跳。为避免名单外泄，我对小玲也保密了。但人力部门还有1个裁员指标，我也很无奈。

事实上，过去的一年，部门的工作一直颇为饱和。虽然公司项目没有往年多，但本市IT行业的人力行情疯涨，公司好些员工都跳槽了，招聘工作一直都没停过。等到了今年，受到整体市场行情的影响，招聘工作少了，部门里的小玲、雯雯和小童3个人的工作就都不饱和了。

“可为什么会是童姐呢？”小玲一脸疑惑。

一直以来，小童的专业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当然也知道，比起进公司才几个月的雯雯，小童无论是经验还是专业实力，都更为优秀，可非常不巧的是，雯雯怀孕了。

“‘三期’女员工，你懂的……”按照劳动法规定，孕期女员工在没有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公司主动辞退的。

“哎，童姐真是命不好。”小玲叹着气出去了。

3

趁会议室没人，我先深呼吸了几次，又喝了好几口水。

在人力部，小童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员工，我也曾在小童和小玲之间做过取舍。小玲资历浅，但工作态度十分积极，无论布置什么任务，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也很珍惜每一次锻炼机会；小童虽经验丰富、专业过硬，但似乎并不想跳出舒适区，只想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展，对于工作中不感兴趣的事，从内到外都是拒绝的。

这本也无大碍，可无奈我们公司还只是一家小公司，有时候，一个人得当几个人用，我自己也是身兼数职，负责着行政、人力、发展三个部门的工作。小童选择在一个领域里深耕并没有错，这也有利于她专业提升，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在本公司的发展。

小童进来了，我一边招呼她坐下，一边说：“这次找你来呢，要跟你说一件不那么好的事情……”小童的脸上马上闪过了一丝尴尬和担忧。

“之前，我跟你们说过公司很有可能要裁员。按第一次的裁员计划，我们部门只裁1个，但前两天董事会有了新的指示，还要再裁一个。”

“那为什么是我啊？！”小童有些着急了，语气里压抑着愤怒。

“当然，如果单看能力和绩效，万万不可能是你的。我知道你一直很专业，责任感也很强，只要是交给你的事情，我都是一万个放心的。”

听我这么说，小童的面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只是，你也知道，目前，专职人力三个人里面，雯雯怀着宝宝，而小玲的工作基本都是跟数据打交道，之前你说过最不愿意跟数据打交道，如果辞掉小玲，她的工作只能由你来接。所以，我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做这个选择。”

 “可我现在这个年龄真的很尴尬。如果我到其他公司，他们一定不会要我的。”我没想到，小童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此前我一直认为，以小童的专业能力，她完全可以在新公司里得到更好的职位和薪水。

“我自己也是做招聘的，如果女员工准备怀孕，是没有公司会要她的。”小童说，自己已经30多了，正在备孕，她担心这个阶段找工作其他的公司会有所顾忌。而面对这种关于女员工的老问题，一直负责招聘的小童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

“其实，这也不一定。首先，以你的个人能力，我一直觉得，因为公司规模在这里，不可能在人力方面做那么多的投入，管理得那么精细，这本身就限制了你的发展。之前我也跟你聊过，你是希望能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如果到一个更大的公司，对你个人来讲，也是更适合的。”

小童埋着头不出声，我完全能理解她的焦虑。她接到被裁的消息过于突然，难免会有些消极，但并不是如她所说的，所有的公司都会这样对待女员工，哪怕是在我们这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公司，在这一点上也十分包容。当时，已婚未育的雯雯也是小童招进来的。

“我知道，你猛然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也很难接受。过两天再回过头来看，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判断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面对优秀的人才，大多数公司都还是会任人唯贤的。

“我觉得我过两天还是会这样想……”小童来回搓着自己的手。

裁员就是这样残酷，眼看再讲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只好拿出《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让小童先了解公司的补偿条件，或许她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缓冲一下，应该会好接受一些。

送小童出去，小玲又折回来感叹：“哎，真难……”

“别叹气了。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目标要谈呢。说不定这个才是最难的。”

4

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罗小琴，是财务部的成本会计，在公司很“有名”。平常话不多，但只要一说话就很容易让人上火——要么说话只说半句，要么一句话噎得人说不出话来。

“小琴，这边坐。”我摆出职业化的微笑，“很抱歉，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要跟你分享。你在本次的裁员名单当中，这个消息可能对你来说有点意外。”

“不意外啊，早就有风声了。”罗小琴的嘴角始终挂着笑。

既然她有心理准备，我就直接讲起了本次裁员的政策。这次公司是因为业绩原因进行人员调整，按劳动合同法，将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N（工作年限）倍月薪，“你来公司工作3年5个月，月薪5000元，就按3.5倍核算，补偿金总共是17500元。”

“可我不认为应该是这个金额。”罗小琴直言道，“我要我前2年的年终奖。”

我开始解释，年终奖是奖金，并不在法定的工资范畴内，公司的年终奖要按公司每年不同的方案进行考核，这一点大家也都是认可的。

“我不管，我就是要我前2年的年终奖。”她说。

“我知道，今天跟你谈这个事情很突然。你一时接受不了我也可以理解。只是这个年终奖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

见我一直不松口，罗小琴突然说：“公司的社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工资基数进行缴纳吧？”

这个我没什么好隐瞒的，确实没有。但按照本地规定，只要企业从员工在试用期开始就按时缴纳社保，即便没有按基数足额缴纳，在人事纠纷仲裁和诉讼中，也不能成为员工索要经济赔偿金的理由。

（编者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严格意义上来说，“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包括未缴社保、未足额缴社保、未按期缴社保、未按缴费基数缴社保等情形。但很多地区基于一些社会因素，对“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进行了限缩解释，北京高院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中第31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或欠缴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对于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的情形下，劳动者以此为由要求离职补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那我这边有一些公司的数据，相信税务局的人很乐意知道。” 罗小琴脸上的表情愈发兴奋了。

“税务局？你自己做财务的应该知道，公司从来都是依法纳税的。你要去告，我不拦着。”

“你就这么自信？”她反问。

“不是我自信，是对你们有信心，你们领导可是把‘合法合规’看得很重。当然，如果某人故意违规操作致使公司不合规，那违规者被公司辞退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还要被追究相关责任。”

“我倒不是那个意思。”罗小琴似笑非笑，表情也变得很不自然，“我做财务我知道，公司还是有钱的，不至于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我只能说，这次解除合同大家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如果开了这个特例，我没法跟其他的员工交代，希望她能理解。

“我不管其他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罗小琴继续说。

在很多时候，公司里的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样——研发人员觉得自己很重要，没有他们就没有公司的产品；销售人员认为自己很不一样，掌握了公司非常重要的客户资源；运维人员也认为自己不一样，没有他们，公司的系统就会随时陷入瘫痪，“的确，所有人都对公司很重要。只是，我们公司现在经营困难，大家如果继续这样耗下去，不想办法开源节流，那公司只有耗到破产的地步。到时候，连工资都发不起，更别说赔偿了。”

“没那么夸张啦，我知道公司还是有钱的，要不你再给点时间让我想一下嘛，我到现在都是懵的。”虽然我知道这是罗小琴的托辞，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临走之前，我提醒罗小琴回去好好想想，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找亲戚朋友聊一聊。人生当中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如果为了占一些小便宜而放弃职业准则，那整个职业生涯也许就毁了。

“这你不用担心，我对我的职业生涯很有信心。”她说。

5

等到第二天，新一轮的谈判又开始了。

小童回去和老公商量过，决定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在家安心备孕。不过她也担心，生育会导致自己跟社会脱节，又觉得靠老公一个人养家经济压力大。所以，希望公司能多考虑考虑。

小童来公司4年4个月了，我能为她争取到的，就是让公司按4年半来给她算经济补偿金。另外，再配合小童报个失业保险，1个月能领到1400多元，可以领24个月。

“可是我觉得公司对于我这样的员工，公司应该给一个更好的条件。我觉得公司在现在这个阶段跟我谈解约，就是不顾我的情况，真的让我太伤心了。”对于我开出的条件，小童依旧不满意，她希望多要2-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可以“保密”。

我有些吃惊，小童自己也是做人力的，不会不知道在批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公司给了一个员工不一样的条件意味着什么。可就算她真的能“保密”，我也没办法逃过财务部的审核，更无法突破自己办事的原则。

“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呀！”没想到和罗小琴一样，小童也这么说，“毕竟我这个年龄是很尴尬的。我都30多岁了，出去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公司会像我们公司这样宽容的。”

“怎么不一样了呢？”我也有些激动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客观情况。就像上个月刚解约的张柏强一样，他妹妹生病，父亲瘫痪在床，他也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本次裁员名单里面的，有的部门一个部门都被裁掉了，部门经理还觉得自己作为经理，跟普通员工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公司看来，除了‘三期’女员工、贫困家庭唯一的劳动力，没有谁是特别不一样的。”

“反正我不能接受。”

双方都这样僵持也不是办法。我只能调整一下呼吸，决定先行结束这次谈话，考虑再三，还是向领导汇报了小童的请求，结果自然是被驳回了。

挂了领导的电话，我不得不再次跟小童面谈。

“既然公司这么不讲情面，那我对公司最后一点感激之情也没有了。我要去告公司！”小童也抓住了公司没有按照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社保这个“把柄”。

“你也是做人力的，仲裁、法院我相信你都能自己去核实。我也没有必要骗你。”我回答。

“那我投的公司的股份呢？”小童见此路不通，又换了方向。

一听她开始关心股份，我便舒了一口气。这次解约员工的股份，公司规定都可以按去年年底的财报价格赎回，这样他们都还有盈利。

“好吧，那我签。”小童终于答应了。

6

小童的事圆满解决了，但罗小琴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麻烦。

上午，财务部的刘经理已经从侧面做过她的思想工作了，还特别强调了威胁公司的行为将会给一个员工的职业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下午谈判之前，为了缓和气氛，我们先闲聊了一会儿。罗小琴说自己有个表嫂，40多岁了，半路出家做财务，在老家工资都有8千多了。但这次被裁员，罗小琴没有告诉家人，“我要是跟我妈说，你知道我妈会怎么说我吗？她肯定会说，就给你这点钱就把你打发了？就这点钱你就乖乖走了?”我和小玲忍不住对视了一下，原本还指望她家有个明事理的人能帮忙劝一劝，现在不敢想了。

罗小琴开口就要求公司赔偿她6个月的补偿金，我告诉她全公司都是统一标准，她就觉得我们在骗她——其他员工虽然已经签了，但是赔偿标准后期也可以私下再改。

“我不签，我还没考虑好。我不管别人，我只管我自己。”没办法，我们的谈判时间只能再次延到了下周一。

可是等到了周一早上，罗小琴却请假了，打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等周二一大早，罗小琴终于出现了，跟平常不大一样，穿了一条黑色蕾丝裙，涂了大红唇，气势强了不少。

等到谈判时，罗小琴依旧表示没有考虑好，具体要考虑多长时间，她也不知道——看来，拖延成了她的新策略。

眼下，如果迟迟不能协商达成一致，我们就要直接给罗小琴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了。对此公司领导也表示支持。

---

午休刚过，我就请来了财务部的刘经理，让他安排人准备和罗小琴交接。我提醒他，“因为没有协商一致，估计她会有一些情绪。交接的时候就请你多费点心，多留意一下。”

罗小琴进来，我问她考虑得如何，她依旧是那副老样子，张口就是——“我不大会说话”、“我说不出来”、“我表达不了”。

最后刘经理也忍不住插话了，“你是有什么顾虑呢？还是听别人说了什么吗？”

罗小琴表示，自己知道公司销售部有人拿到之前的年终奖了。但这根本不可能，公司所有人拿奖金都要从人力过，我没有签过字，“你们财务部给他们发钱了？”我转头问刘经理。

“没有啊。”刘经理一脸无辜。

“反正我听说了。”罗小琴坚持着。可问起这话是谁说的，她又支支吾吾说要给人家保密。绕来绕去，又开始说接下来自己要跑几个政府部门。

“什么意思呢？”我问。

“没什么意思。”

“如果公司违法了，你要去举报随时可以去。如果你自己主动违法了，公司会追究你的责任，当然离职补偿金也不会有。”

“所以我说我不会说话嘛！”罗小琴开始给自己打圆场。

实在不能继续耗下去了，我拿出了“协议书”和“通知书”——无论是协议书还是通知书，公司该赔给她的，一分也不会少，区别就在于——协议书是我们双方共同协商达成的协议；通知书就是公司主张对她进行解约。两份文件，她想签哪一份都可以。

罗小琴拿着两份文件看了又看，反复拿起来又放下去。刘经理便在一旁解释说：“其实补偿都是一样的，能跟公司签友好协商的协议，也便于你以后找工作。”

罗小琴抬起头，飞快地白了刘经理一眼，“如果我不签协议，那《离职证明》会怎么开呢？”

听到《离职证明》会据实开，罗小琴又开始找别的理由来拖延。一说公司还没有在协议书上盖章，又说盖章要经过总经理审批。我答说，总经理在外出差，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我负责，她就要求看审批文件和总经理给我的授权文件。最后，她又说裁员这事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你需要董事会的文件可以找董秘，而且，公司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没规定一定要董事会来批准。该通知工会的，我们已经通知了，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工作也做好了。”

“那我要看批文。”说话间，罗小琴开始在手机上打字，好像是在跟什么人联系。

“我们是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而不是得到审批。”我回答。

罗小琴又继续问，如果自己离开公司了，是不是就可以对工作内容不必保密了。

这当然不行，只要公司没有公开的商业秘密，都是要负保密义务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里面都有规定。

“保密协议里面规定，有保密津贴的吧？”一提到钱，罗小琴的眼睛都亮了。

这个确实有，但保密津贴已经包含在岗位工资里了，每个月都发。罗小琴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她还是既不签协议，也不签通知。

“通知不签也没有关系。我们会以邮件的形式、或者快递的形式发送给你。”我说。

“随你们便。”罗小琴转身就走，临走前还狠狠地剜了刘经理一眼。

“看这样子，说不定要去仲裁。”等人走远了，刘经理还是有些担忧，我倒觉得还好。之前公司的确有过不好的先例，但还是得把风气正过来，公司法务也已做好了准备。

至此，公司的这一次裁员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了。

后记

后来我听说，罗小琴想联合一些老员工一起告公司，但却没什么人响应。我们公司虽然小，但一直都在按规范做事。

行业经济不景气，裁员浪潮来临，虽然无奈，但大多数老员工也能理解公司的选择。或许，离开也未必不是一个好选择。我也只能这样安慰他们，安慰自己。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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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雨

一个用文字记录生活的HR

源济

海外置业的捞金时代，回不去了丨寻业中国

原创 雷霆 人间theLivings 2020-03-10

整个展厅就像个菜市场。第一个人开始下订了，其他人就蜂拥而上，一顿哄抢，好像房子不要钱似的。

配图 | vaun0815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8

1

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所在的这家公司还是像一潭死水。

公司在海外开发房地产，除了卖海外的房产之外，还兼做一些移民项目。公司成立快2年了，销售换了一批又一批，还是没有任何盈利的迹象。老板嫌我们这些顾问办事不利，总是抱怨：“广州这么大，我就不信掏不出点‘金子’，找不到一个称职的销售！”

有几天，老板陷入了一种反常的安静，进了公司也不再黑着脸对我们唠叨，像是在“密谋”什么大事。果然，不久后的一次晨会上，他欣喜地宣布，下午会有两个销售同事入职。

“她们可是来自某公司，资历老道，大家要多向她们学习，争取早日为公司开单。”当老板说出这家公司的名字时，大家都沸腾了——这家公司可以说是行业传奇，是业内鼎鼎有名的“澳洲楼花大鳄”。

下午，大家压不住好奇心，都在默默地打量那两位新来的同事。

“大家好，我叫Emily，很高兴认识大家，在这儿开始新的起点，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望大家多多赐教。”眼前这个叫“Emily”的女人是个湖南妹子，看起来精明干练，虽然身材干瘦，但气场十足。在当晚的欢迎宴上，我们又一次见证了Emily优秀的口才和强大自信。“不愧是当过销售组长的人，底子就是不一样。”我暗想。

和Emily一同入职的，还有她的老搭档Kim。Kim长得并不抢眼，身材圆润，脸蛋肉肉的，说话的语气也很柔和，和Emily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Kim的身上似乎有种特别的亲和力，她很快就在公司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每天中午，大家都喜欢和Kim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听她分享过去的事情。毕竟，她在海外投资行业已经工作10年了。后来，Emily在工作之余，也会给我们讲起一些以前的工作经历。

10年前，如果跟别人说自己是卖海外房产的，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疯了吧？国内的房子都买不起还去买国外的？”10年后，再说起海外置业，大家都会问：“听说国外的房子比国内还便宜，是不是真的？”那一脸迫切的样子，仿佛随时会掏出一笔钱，说买就买。

Kim和Emily就经历了这个行业的“黄金时代”，但她们经历的那些事，也超乎我的想象。

2

Kim入这行纯属误打误撞。

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Kim听从父母的意见进入一家小公司做秘书，每天对着电脑，朝九晚六。她喜欢和人聊天，这份枯燥的工作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一天，公司里来了一个叫“Harry”的男人，Kim在茶水间里偶然听到，Harry有一家澳洲置业公司，老板通过他在澳洲购买了房产。

Kim说，当时她对“海外投资”和“海外置业”毫无概念，只是感性地觉得听上去好像很不错。于是怀着一丝希望，她向Harry的公司投了简历。可简历投了好几次，都没有回音，Kim坐不住了，大胆地给对方公司打电话，问人事为什么不给她面试的机会。对方回答说，公司在国内招聘海外置业顾问的门槛比较高，一般都要求要有海外留学、工作的背景，或者有相关的从业经验。

“有时候，厚脸皮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Kim对我们说。虽然人事的人再三婉拒，但耐不住Kim软磨硬泡，外加Harry的广州分公司成立不久，销售顾问人手紧缺，最后就勉强给了她一次机会。面试过后，总经理答应让Kim试试，但前提条件是——试用期的3个月内必须开单，否则就走人。

这个岗位底薪微薄，在试用期里开单也没有佣金，Kim的家人埋怨她放弃之前那么稳当的工作，她的父亲觉得她刚毕业没多久，连省都没踏出过，就要去卖澳洲的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外表看起来温柔可人的Kim骨子里却十分强硬。越是遭人反对，她就越要证明给别人看。

但没想到，她进入广州分公司还没多久，最初的那份锐气就被挫得一干二净。试用期的那3个月，她每天都有放弃这份工作的念头。

新人没有单独接触客户的机会，进公司头一个月，深圳总部派了一名讲师过来给4个新人进行系统培训。

讲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去过澳洲吗？”

另外3个新人都回答去过，Kim却直接被问哑了——“我可是真‘土鳖’。”她自嘲说。

那时做“海外置业顾问”，若没有海外留学、工作的经历，就像鸟儿少了一只翅膀。从客户的角度去想，买房子不是买土特产，那么大一笔钱，一个“海外置业顾问”连澳大利亚都没去过，怎么能值得相信？

说实话，Kim讲到这里时真是吓到我了。在我以往的认知里，但凡做这一行的人，基本都喝过洋墨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没去过海外、就把海外房产卖得风生水起的置业顾问。

“是啊，所以我靠‘编’啊！”Kim接下来的话让大家更惊呆了，全都盯着她。“当然不可能瞎编啦，客户又不傻。有技巧的！”Kim赶紧打圆场。

Kim喜欢聊天，试用期期间，她经常找另外3个新人聊天，让他们讲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把一些真实细节全记在心里。之后，她又上网搜集了一些留学故事和海外生活的分享帖，东拼西凑，不久就糅合成了“自己的故事”。

“做销售，想要糊弄得住别人，首先得糊弄得住自己。”Kim直白地说。

3

3个月的试用期，Kim几乎没睡过一天好觉。想增强客户的信任感，除了要有海外经历，更重要的是专业知识，这里头死记硬背的工夫太多了。

培训从头到尾，另外3个新人都没怎么动过手，因为讲师讲的很多东西，就是他们过去生活的一部分。Kim则猛抄笔记，抄不赢就录音，“讲师说什么我都当成真理”。 

每天晚上下了班还要学习，Kim感到压力很大。有一天她实在是太累了，早上没来得及化妆就去了公司，结果被人事总监一顿骂。

“万一客户这时上门了，是想要让客户瞧见你这副模样吗？”Kim拿腔拿调地模仿那个总监，把我们都给逗乐了。

不过当年还是新人的她，却找了个地方偷偷地哭了好久。后来宁愿迟到，她也不敢素颜走进公司了。

很多人都觉得，海外置业顾问的工作不过就是把国外的房子卖出去。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拿澳洲来说，大到澳洲的法律法规、交易流程、税务计算，小到房产项目的周边概况、未来规划和国内外的时政新闻，顾问都得门儿清。

第一个月的培训结束，Kim顺利通过了知识测试，紧接着，她又迎来了更难的考验——打电话“捞客”。

在Kim的想象中，以自己的知识储备，大可以跟客户谈天说地。可大多数时候，她的开场白还没讲完，对方就已经粗暴地挂断电话了。

每天要打上百个电话，打不完就得加班，一整天下来，耳朵都发烫。试用期快结束了，第一单还不知道在哪里，Kim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做这一行，光靠努力是不够的，有时候还需要一点运气。”Kim回忆说，那时她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把电话名单翻出来，给还能“聊上天”的客户再打一次电话。没想到，一个女客户居然主动约她去吃下午茶——但不是为了买房，而是哭诉“女儿出国留学一年多没回家”，从下午哭着讲到晚上。Kim一直安慰她，时间越来越晚，后来就干脆放弃了推销楼盘的想法，只是听她讲。好人做到底，最后她还请女客户吃了晚饭。

结果第二天，这个女客户直接去公司找Kim，订了一套房。

“她就是觉得我人挺好，加上年龄与她女儿相仿，让她想到女儿。”Kim说，“就这么简单。”

看到我一脸的不相信，Kim又说起了她的另一个客户，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

每次，Kim请这位阿姨去喝早茶，阿姨都马上应约，但就是对“买房”避而不谈。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突然有一天，阿姨就在Kim这里订了一套房，理由是Kim总请她喝茶，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我也渐渐发现，在销售行业，对老年人打“感情牌”是有效的策略。其实老人家并不傻，很多时候他们也清楚，自己并不需要这笔海外投资。只是他们的子女要么在异地，要么工作非常忙，当有年轻人对他们嘘寒问暖，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的时候，他们就容易做出投资行为。

试用期结束了，4个新人只留下了2个，Kim就是其中之一。之后，她被安排进了一个销售小组，组长就是Emily。

Emily也是“土鳖”出身，她俩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工作上也配合默契。有时候，Emily会揶揄Kim，说她看上去呆头呆脑，一副被客户“吃定了”的样子，但她知道Kim也有自己的小聪明，比如那些中年夫妇齐上阵的单，Emily就经常丢给Kim去跟。

“因为我的长相比较容易消除女性的戒心。”Kim笑着对我们说。

4

Kim常说自己很幸运，虽然不是公司元老，但她入行没几年，就碰上了整个行业的“捞金年代”。 

2010年前后，正是国内“出国热”、“留学热”、“移民热”最狂热的时期。那时候，大额资金出境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再加上澳洲的房产投资政策宽松，外国人购房印花税税率不高、房子有永久产权，对中国客户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些客户又不得不借助中介的力量，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找上门。在最“疯狂”的时期，Kim感觉北京、上海的客户在买澳洲的房子时，就像是在菜市场买大白菜。

Kim告诉我们，她的前老板Harry，对此还有一个“蘑菇圈”的说法，不知道是自创的，还是他学来的——他把客户资源比作森林里的一个“蘑菇圈”，有经验的人找到第一朵“蘑菇”时，就知道周围还有一片。所以，只要服务好一个客户，对方就会自然把其他跟自己资产情况类似的人送上门。

风口之下，当时整个行业的中介无论大小，几乎都赚得盆满钵满。Kim所在的公司更是抢占先机，一举成为澳洲房地产市场的龙头老大。

这份成功的业绩和Harry密不可分，Emily也说，在她接触过的那么多老板中，Harry算是为数不多的让她敬佩的。

这个男人长得有点普通，中等身高，有些肥胖，扎在人堆里并不起眼，靠戴一副金丝圆框眼镜才多了点文人气。但作为老板，Harry有野心，同时还有实现野心的远见和魄力。

这家公司最初只是澳大利亚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有两个老板，洋人Joseph和澳籍华人Harry。

Harry曾在国内生活过几十年，看到中国经济腾飞，他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和合伙人商议后，他决定开发中国市场。从此，澳洲公司交由Joseph管理，负责供应澳洲的待售房源；Harry回到中国开设代理公司，主要负责销售澳洲的房产。

从2010年到2015年，Harry的代理公司在全国加速扩张，哪怕是在北上广深这些租金高昂的大城市，Harry给公司租的都是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段的高档写字楼，而且还要豪华精装修，这便让很多客户有了“尊贵感”。

当同行还在靠“口碑转介绍”，或者依赖价格不菲的电视广告做“海底捞客”的时候，Harry又率先注意到了互联网。在和客户的接触中，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在咨询中介公司之前会上网查资料、做比对。虽然他对互联网广告一窍不通，但却迅速在深圳总部打造了一支专业的IT队伍。

后来，只要有人在网上搜索“澳洲房产”、“海外房产”这类关键词，就会先看到Harry公司的广告。Emily当时曾听一个IT部门的同事说，“整个行业的‘流量’都是我们的”。

——打造一支专门的IT队伍负责“引流”？我心想：别说那时候了，就算是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也没几家公司有这样的魄力。一般的公司，通常就是招一个IT员工身兼数职，既要修公司的电脑和设备，又要维护官网，剩下的时间再在网上给公司刷点“存在感”，小打小闹。到了真需要打广告的时候，老板们一听到巨额的广告费用，大多数就被吓退了，剩下的老板，钱还没掏出来就担心收不回来，再听到一句“打广告这种事，要长期投入才有效”，就直接放弃了。

事实证明，作为老板的Harry的目光超前且长远。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他打响了公司品牌，成功让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那段时期，只要一提到“澳洲房产”，很多人就会自动联想到他的公司。

那几年，Harry的公司算是整个行业里当之无愧的“澳洲楼花大鳄”。从2012年开始，Harry的公司每年都能卖出三四千套海外房产，这个数字让很多国内同行望尘莫及。不少同行纷纷效仿，去租豪华写字楼、做互联网广告……但此时的租金、广告价格早已水涨船高，收效也差远了。

在我们这个行业，广告开销就是个“无底洞”。Emily说，公司也因此削减他们顾问的佣金，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由于公司名气大，获得客户相对容易，他们的佣金在业内并不高。不过好在单子多，普通的顾问每月收入都有1万多元，年薪百万的也大有人在。

就在竞争对手们都在广告上比赛烧钱的时候，Harry又想到了一个大招——包销。

由于客户体量大，Harry的公司有实力和澳洲的开发商合作，直接包下整个楼盘来中国卖。而这种“独家代理”的楼盘，就算人在澳洲都买不到，因此，客户或者其他中介感兴趣的话，只能找他们一家。

更绝的是，Harry从来不推行单一的销售模式，而是放手让各个城市的销售去找出当地人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心态，因地制宜。比如，北京的客户通常喜欢家族聚居，那就让他们把七大姑八大姨凑起来搞个“团购”；上海的客户喜欢攀比，那就把几个客户聚在一起谈，他们会争着买有排面的房子；广东的客户低调，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买了房，那就私底下“一对一”……

当时，Harry的公司里，所有人都沉浸在空前的繁荣中。顾问们甚至觉得，公司上市指日可待。

5

但海外置地行业是一个靠政策吃饭的行业，远远要比想象中的脆弱得多。

起初，澳洲政府欢迎外国人带着热钱涌进他们的市场，但随着房价一路高涨，当地买不起房的居民和媒体的斥责声就愈演愈烈。

从2016年起，澳洲政府相继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几乎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命运：先是加高海外人士购房的印花税，尤其在热门地区，印花税节节升高，客户买房的成本增加了；没过多久，澳洲各大银行又陆续停止对海外购房人士发放贷款，这几乎葬送了许多人的房子——没有贷款，客户要么筹足全款交割，要么就只能舍弃自己10%的首付。

而且随着国内外汇政策收得更紧。即使客户筹到了全款，如何把钱弄出去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难题。

于是，很多人的澳洲房产梦破碎了，许多中介的资金流也被掐断了。作为业内出单量最大的中介，Harry的公司首当其冲。因为贷款出了问题，前来骂街的客户不在少数。

Kim说，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太把政策变化放在心上，觉得澳洲政府不可能轻易放弃海外房客这棵巨大的摇钱树。“政策迟早会变宽松的，收紧只是暂时的”。Harry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一直在找银行协商，希望能为客户解决贷款的问题。为了避免客户大量流失，他甚至还想过由公司来给客户提供贷款，帮他们顺利交割房子。

谁也没想到，这个计划竟然会遭到他的合伙人——澳洲老板Joseph的极力反对。

政策一紧，资金流变得紧张，两个老板在钱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很快，Joseph就掐断了中国代理公司的运营开支。

Kim说，在这家公司，客户的购房款一般都是直接打到开发商律师的信托账户里。开发商收到钱后，会把相应的佣金支付给澳洲公司，之后中国公司才能拿到运营开支。出了麻烦，洋老板Joseph想自保，他用这笔开支要挟Harry放弃他的计划。

一堆烂摊子再加上资金流的困境，让整个公司都笼罩在悲观的氛围之中，没人知道公司还能撑多久，有些顾问都开始准备“后路”，还有一些顾问为了赚更多的佣金，竟然对客户动起了歪脑筋，铤而走险“飞单”——把客户谈成，跳过公司，直接交给开发商。

那段时间，在公司的处分名单上，不乏一些往日的销售精英的名字。这些人虽然被炒了，但也带走了一部分客户。还有同行 “趁火打劫”，向在职的置业顾问抛出橄榄枝，欢迎他们带着客户资源跳槽。

虽然很迷茫，但Emily和Kim还是选择留了下来。过去的经验让她们相信，只要熬过这段艰难时期，公司很快就会恢复以往的兴盛。

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Harry先后关闭了几家效益不好的分公司，又给骨干销售们大幅加薪，暂时稳住了这批人才。最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转型，卖英美等其他国家的房产。

我想：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跟其他更早进入英美房地产市场的同行竞争吗？但要活下去，公司就得先盈利。

尽管2016年流年不利，但Harry的公司还是卖出了1000多套澳洲房产，继续捍卫着业内“澳洲销冠”的名号。

年会上，Harry骄傲地跟员工们宣布这个好消息，大家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不久之后，公司正式启动了上市计划，从内部募集资金，“100万起，最高不超过300万”，成立“上市基金”。高管们热情踊跃，最终募集了4000多万人民币。一时间，大家又沉浸在公司上市的美梦里。

Kim觉得，100万的起步门槛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当时，她还想跟Emily竞赛，看谁能先赚到100万。Emily跟她开玩笑说，“想凑齐100万还不容易？‘飞’几单大客户就可以了。”

可她们都只是嘴上说说，谁都没有真的这样做，是不想做。

“飞单”的事发生后，公司警惕了起来，据说Harry砸了上千万，把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一再升级。Emily曾向我展示过这套信息系统，它的设计非常严密，每个顾问只能看到自己客户的信息，只有最高层级的Harry才能看到全部。我们明白，他在尽可能地减少客户的流失。

6

从2017年开始，资金出境越来越难，想办理正儿八经的换汇手续，得签一份《个人购汇申请书》，承诺自己的外汇不是用于境外买房。

客户们都怕自己被银行盯上，于是一些跟Harry私交甚好的客户，就直接把钱打入他的私人账户里。Harry是澳籍华人，他的海外账户可以把购房款打入澳洲的信托银行，免去客户的换汇担忧。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客户群体里散开了，越来越多的客户找Harry。一说起这件事，Kim就免不了叹气：“我一再跟自己的客户强调，这种行为不符合正常的购房流程，风险很大。但客户冲着公司的牌子响，图方便，还是把钱打给了Harry。”

她还记得刚入行接受培训的时候，讲师就一再跟新人们强调：“我们公司不负责客户的外汇事宜，这些得由客户自己解决，否则公司很容易踩到红线。”

“没想到，最先做这件事的人竟然是老板。”Kim感慨地说。

政策宽松的时候，钱好挣，是中介挑客户，坚守原则比较容易；眼下钱难挣，是客户挑中介，你不愿意干，大把的中介抢着干。到底原则重要还是客户重要？通常两难全。况且，Harry的代理公司底下有那么多分公司，雇了近千号员工，还有高昂的办公室租金、广告开销……样样都要钱。

Kim只能再三提醒自己的客户要谨慎，谁知客户还反过来还安慰她：“没事的，Harry这个人我信得过。”

“都这样了，那我还能怎么说？”Kim说。

政策变了，客户也变了，公司接待的客户越来越年轻，说起海外的那些楼盘，他们可能知道的信息比顾问还多，挑户型、挑地段，一个比一个精。公司的获客成本也越变越高，钱不好挣了，一些老销售就带着自己的客户资源自立门户去了。他们一年只要开一两单，所得的佣金基本就能活下去；要是能多开几单，日子就能美滋滋，还不用背负巨大的业绩压力。过去被大中介垄断的市场，开始逐渐被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小工作室蚕食、瓦解。

老销售的相继出走，让公司面临着严重的“青黄不接”，只好放低招聘门槛，不再那么看重应聘者的海外经历了。Kim也摇身一变成了讲师，把她当年走过的路再告诉新人。

2017年都要结束了，澳洲银行也丝毫没有放松贷款的迹象。澳洲房地产行业已经步入寒冬，Harry带领公司转型，再次被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Harry不知是有远见还是在豪赌，在大多数中介公司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他决定砸钱将公司总部搬迁到当时深圳最新最贵的写字楼之一——平安金融中心，豪气地租下了整整一层。

2017年12月底乔迁典礼那天，公司全体员工把自己能邀请到的客户，全都送到深圳总部去参观。Emily说，当时她带客户去总部的时候，自己都惊呆了——大厅和会议室铺满了奢华的大理石，富丽堂皇的装修几乎震住了所有人。她的客户也是商人，看完之后说：“即使是我，也没有能力租下这里的办公室，真的太贵了。”说完，客户还竖起了大拇指。

那天，顾问们还带领客户们参观了展厅里陈列的巨型沙盘。跟我说起这段过往时，Emily显得很激动，她打开手机向我展示那个巨型沙盘的照片，“不用飞纽约，就能看到整个曼哈顿的全景”。

这样精致的沙盘，让现场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说真的，那天我头一次明白什么叫‘羊群效应’。” Kim在一旁补充道，“整个展厅像个菜市场，第一个人开始下订了，其他人就蜂拥而上，一顿哄抢，好像纽约的房子不要钱似的。”

“是啊，我有个上海客户当天定了一套一居室，78万美金，说这是他专门买来和朋友们一起开party用的——办party而已！”Emily越说越激动。

用办乔迁典礼来“促单”，Harry这招真是处心积虑，简直把客户的消费心理吃透了。据说，那一天，公司的成单量就上了百。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已然是公司最后的高光时刻了。

7

2018年6月，平日和Emily关系不错的人事主管突然找到她，问她和Kim剩下的“尾佣”是想要一次性发，还是分月发。

“那个时候我真是太傻了。”Emily告诉我们，当时她已经察觉到了公司的一些异常，比如：公司有好几个客户的房子已经到了交割的时候，却迟迟没有交接。她以为只是某些环节出了小纰漏，很快就会解决。

人事隐晦地提醒Emily，说公司的现金流有些紧张，可她当时没听明白，光想着省点税，最后选择了分月发，“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死我了”。

“大家都一样啦，就当花钱消灾好了。”Kim连忙安慰她。

我预感到，接下来她们可能要讲那件轰动业内的大事了，便试探着问：“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发现问题的？”

2018年8月初的一天，Emily的客户突然找到她，说：“你们公司出大事了，你知道吧？”

Emily一头雾水，再三追问，客户也不回她。Emily慌了——这个客户不久前才在她这里买了价值上千万的房子，她还以为是房子出问题，连忙找到Kim，一起去见广州分公司的副总。

她俩问了半天，副总才肯说出实情。

早在几个月前，北京和上海分公司的销售团队就发现了多起因公司未结算尾款而导致客户违约、海外房产直接被当地开发商没收的情况。8月6号，北京和上海的3位副总去总部询问财务，这才知道公司的账面上只剩下1万元人民币。

“昨晚Harry私信我们几个说，公司表面上看起来一直在扩张，实际上连年亏损，尤其是那些二三线城市，几乎一直在赔钱。”副总说。

过去，中国公司的运营费用一直由澳洲总公司支出。自从两个老板有了分歧，澳洲公司不仅掐断了中国公司的运营费用，后来连销售顾问的佣金也不再按时支付了。为了维持公司的运作，Harry情急之下挪用了公司内部筹募的上市基金，又挪用了客户打进他私人账户里的钱。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Emily说，她当时都要哭了，脚都站不直，幸好Kim在她旁边，两人相互搀扶着。

副总说，消息走漏得很快，前几天就有客户组团去找Harry追债了，“可是如今账面上就这么多钱，能顶个卵用？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副总嘱咐她俩，要是客户问起来，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别夸大，别隐瞒，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Emily至今回忆起来，好像还是心有余悸，“我见过客户直接冲上来，揪着顾问的头发打，真是太可怕了”。

当时，Emily有个客户成单没多久，已经付了全款，很着急地要房子。她不知道要怎么跟客户解释，只能不停地道歉。最后，倒是客户反过来安慰她，让她看开点。这个客户明白，钱一旦出去了，就拿不回来。他也理解Emily只是打工的，为难她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相比之下，Kim就非常幸运，她的客户没有遭遇这样的问题。

2018年8月14号，Kim和Emily才收到一份姗姗来迟的通知：“因公司经营面临资金严重困难，各位同事的7月工资需延迟发放，社保暂时也无资金缴纳，公司正极力解决资金问题，望大家谅解！”

第二天，总部又发了一封邮件：“因公司资金链断裂，已无法发工资。”

事情完全败露了，全体员工都炸开了锅。消息传得满天飞，马上整个行业都知道了，一切都朝着不可挽回的境地，直奔而去。

我也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我的老板得知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出了这样的丑闻，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体员工。当时老板脚步轻快，神情喜悦，仿佛是他打败了这个曾经的行业巨头。他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疯狂发布最新消息，有这家公司的深圳总部被人泼漆的照片，还有写着“黑中介”大标语的小视频。

然而，在客户座谈会上，老板又假装悲情地说：“我和Harry认识很久了，我很早意识到他们公司的资金状况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当时他要搬到平安大厦，我就一直劝他不要这样做。”

8

工资没了，尾佣也泡汤了，Emily和Kim却不得不回公司继续上班，给受了损失的客户善后。

8月16号晚上，副总通知大家第二天不用去公司了，“总部停止运作了”。第二天，澳洲公司发表了声明，立即与这家中国代理公司划清界限，终止合作关系。此外，还禁止中国公司使用过去的商标。

“这篇东西现在还挂在官网上呢。”Emily打开手机让我看，那份声明还贴心地使用了中文。

Harry确实犯了大错，但Kim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澳洲的公司一直躲在背后坐享其成，即使在澳洲房地产行业最不景气的时候，中国代理公司仍在坚持输送客户，可到了紧急关头，他们却急着过河拆桥。

“如果不是一开始被掐断了运营资金，Harry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一向温和的Kim说到这里都有些气愤了。

事发后，大家听到传闻说，客户怕Harry跑回澳洲，把他的护照没收了。整个8月，Harry都被客户押着全国各地跑，除了赔礼道歉之外，更多的是在跟这些投资者争取时间。他一再表示，自己会尽一切努力把欠的钱还给他们。

信用是商业社会最珍贵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失去的便是全部。就算客户还愿意相信，可这个行业里谁会再给Harry一个机会呢？

Emily说到这里，还特意把8月底出现在她朋友圈的一条小视频翻出来给我看。视频里，Harry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目无光。他说自己已经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但警方把这件事暂定为民事经济纠纷，没有“收”他。

不久之后，Emily又听说，Harry被客户关在他深圳的房子里了，限制了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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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公司之前，Emily和Kim特地去了一趟深圳，看望自己的前老板。

“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差点认不出来是他了。”Emily说，41岁的Harry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十岁。

凭借着Emily的描述，我努力地想象着这个长相普通的中年男人如今的样子，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Emily拉住我的手：“我当时真的超怕他会自杀，感觉是那种随时都会走的样子，真是太可怕了！”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Harry最后就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一个缩影。

那天，她俩一直安慰Harry，说他还很年轻，跟那些P2P暴雷的相比，公司的欠款真的不多，才3个多亿……

可Harry意志消沉，整个人好像已经心如死灰了，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任何反应。过了好久，他才说了3个字——

“我累了。”

2019年初，我在手机上偶然看到了一条新闻，说Harry已经不知所踪。

澳洲房地产一代枭雄的故事也许就此落下了帷幕，和他一起离去的，大概还有澳洲房地产行业的那段“黄金时代”。

后记

2018年年底，Emily和Kim接受了我老板的邀请，顺利入职。

老板看中她们的销售能力，更看中她们在上家公司获得的客户资源。虽然那家公司已经倒了，但过去多年积累的客户名单还在，如果能拿到客户名单，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老板没料到，那套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的最高权限在Harry那里，挖一两个顾问过来，并不能窥得客户名单的全貌。

计划落空后，老板就没那么客气了，他经常找Emily和Kim进办公室长谈，催促她们去翻炒之前的老客户，而他之前允诺会给她俩的客户名单，也迟迟没有落实。

我的预感有些不妙，不过好在这家公司可以接触到各个项目的开发商，Emily和Kim完全可以挑选到自己满意的下家。

果然，在2019年还没开始的时候，她俩就先后离开了。她们就像是我生命里的匆匆过客，只在我一潭死水的工作中掀起一点波澜，给我留下了这个难忘的故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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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霆

大浪潮下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源济

我的5年警犬训导员生涯丨寻业中国

原创 兰舟容与 人间theLivings 2020-04-08

大部分的训导员和警犬都默默无闻，可能一生也抓不住一个罪犯，但作为警察的一分子，面对凶狠的罪犯，我们都做好了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的准备。

配图 |《狗与警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9

7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推理小说爱好者的QQ群，里面有位爱书如命的退伍军人小徐，他最爱看阿加莎和毛姆的书，梦想是成为一名特警。他谈起书和梦想时无比热忱，那种热血精神劲，让当时浑浑噩噩的我颇为羞赧。我开始关注他，希望他的梦想成真，还跟他成了好朋友。

多年后，像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实中一样，他的特警梦并没有实现，而是成了一名脚踏实地的警犬训导员。

以下是小徐的自述。

1

小时候看香港警匪片，特警“飞虎队”一出场，总让我热血沸腾。我暗自在心中立下做特警的志愿，高中之后去了武警部队服役两年，退伍后，我决定考特警。但我没想到，特警不光对身体素质和体能有严格的要求，还有学历限制和其他附加条件。我的条件远远达不到，半辈子的梦想突然变得遥不可及。

2015年，正在我沮丧迷茫时，市里传来消息，要招收警犬训导员——这也是一个特殊的警种，属于特警。我决定试试——我小时候很喜欢狗，说不定警犬训导员就是我命定的职业。于是，经过几轮考试和选拔，我成功考入巡特警大队的警犬中队，成为一名准警犬训导员。

早几年，整个巡特警大队只有两条警犬，都是德国牧羊犬，也就是平常说的“大狼狗”。我们市的治安一直很好，监控覆盖率高，警犬很少用到，偶尔出一次任务，也是针对精神病人犯法。不过，近几年因为警犬参与工作效果良好，警方对警犬的需求量增大，全国各地都在扩招训导员，这一次新成立的警犬中队，人员总数达到了14人。我一入队，就有幸成为了最后一批前往东北参加防暴犬服从科目培训的学员，为期3个月。 

警犬会根据其工作用途来进行分类。像我要训练的防暴犬，特点是身体强壮，动作迅猛，气势强悍，与暴徒搏斗起来异常凶猛，能够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搜毒犬、追踪犬、血迹犬甚至还有搜尸犬等等。它们的职责从名字上就很清晰——比如，搜毒犬就是经过专门训练、能够发现隐藏毒品的专用犬；而追踪犬的特长是通过训导员付与它的嗅源气味，找到与嗅源气味相同的物品和人。

警犬需要具有很好的服从性和耐力，这都是警犬训导员对警犬进行无数次辛苦训练的结果。训导员的工作内容，就是通过训练，把具有“警用素质”的普通犬变成警用犬。警犬训练有一套科学、完备的程序，每只犬每天需训练4到6小时，一只合格的警犬，必须完成游泳、障碍等20多个课目训练。除此之外，训导员还要打扫卫生，清洁犬舍，值班，执勤出任务，个人的体能也要锻炼，堪称“全能”。

没到训练基地之前，我一直以为单位派我们去的是沈阳那个全国知名的警犬训练基地，到了才知道，我们来的只是一个地方上比较出名的警犬训练基地。想到上一批同事去的是著名的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我不免有点小沮丧——看来我还是不够优秀。

但沮丧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这里培训的教官也相当出色，尤其是基地负责人，是海内外知名的明星教官。

我在基地里负责训练的第一条狗，是一条名叫“大灰”的成年德国牧羊犬。刚领到大灰的时候，它的右眼有点红肿，眼角有很多眼屎。兽医给我的意见是先上眼药水、观察一段时间。可大灰的情况并没好转，右眼睛肿得越来越厉害，连带着左眼睛也出现了很多眼屎。眼睛不舒服，狗的状态很差，我每次给大灰上眼药水，它都非常抗拒，跟打仗一样。我不愿意放弃，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奏效。最后，兽医给出的诊断结果是“倒睫”，建议我换犬——“倒睫”就是狗的睫毛向后方生长、以致触及眼球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想根治的话，需要做手术，而且还要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的第一条犬，还没开始训练就失败了。

基地另换了一条名叫“菠萝”的犬给我。初见菠萝时，它才5个月大，外型帅气、性格活泼亲人。它的品种是比利时马里努阿犬，简称“马犬”，不仅服从性好，警觉性高，而且嗅觉灵敏，胆大凶猛，攻击力和适应性都很强，具有突出的警用素质，是现在世界各国警犬犬种的主力。

我非常喜欢菠萝，5个月大的马犬正是受训的“黄金时间”，我盼望着经过我的训练，它能够顺利通过各级考核、成为一条真正的警犬。

但似乎事与愿违，菠萝才刚跟我结缘，就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一直咳嗽。为了能让菠萝早日康复，我每天给它喂药，陪它输液。北方天冷，犬舍暖气管道有些故障，不太暖和，晚上我去犬舍看菠萝，见它蜷缩着身体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很担心它会再次着凉导致感冒加重，便特地买了一床被子给它垫上。

尽管我着急上火，菠萝的病情依然不容乐观。我很内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大灾星，大灰长了倒睫，菠萝感冒严重，似乎狗狗一遇上我就生病。

一直到培训结束，菠萝的病也没有好转，以至于带它上飞机回单位的时候，我都担心它能不能捱到飞机落地。下飞机后，我在机场眼巴巴地等了快4个小时，才终于等到菠萝。它一见到我就在笼子里拼命地对我摇尾巴，精神还不错的样子。看到它的生命力还很顽强，我的眼睛发酸，差点控制不住情绪：臭小子，还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我赶紧打开笼子，给它端上准备多时的水，它真的是渴坏了。

| 小菠萝在输液（作者供图）

2

也许是因为南方的温暖，没过多久，菠萝的咳嗽居然好了，身体也逐渐康复，我可以继续开展后续训练了。我暗下决心：要把菠萝训练成最棒的警犬。

虽然有人说“一条警犬顶得上八个警察”，但警犬的日常训练特别艰苦，淘汰率也很高，一只什么也不会的幼犬，到最后成为合格的警犬，需要经过层层考核，这个过程中，约有35%的狗狗会被淘汰。

考察和训练会严苛到什么程度？——幼犬2个月大的时候，就要对它的血统资料、发育状况、健康状况、行为表现进行考查验收；此后每个月都会有相应的考核项目，如3月龄的幼犬考核标准是能听懂“来”这样的口令，能追逐训导员抛出去的玩具，能按照要求进出犬笼等；而4月龄的幼犬的考核项目则又进阶一步，包括听命令衔取物品，主动寻找藏匿的训导员，适应陌生人抚拍等等……6个月后，幼犬训练阶段结束，训导员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巩固、延伸训练，最后要通过警犬等级考核，一只狗才能成为合格的警犬。

而警犬资格又分为3个等级，考核内容相同，得90分以上为第一级，80到90分为第二等级，60到80分为第三等级。即使通过考核，警犬训练也不能停止，每年还有“复训”。一条警犬在8岁（平均数据）退役之前，一直都要考核和复训。

训练进行了一个月，菠萝受伤了，伤口在右后腿膝盖后部，非常严重。我发现后，第一时间把它送到了医院去缝针。兽医先给它打了一针麻醉剂，我看着菠萝腿上那道横着割开的伤口，出血量极大，心痛得不行，担心它的腿就此残废了。好在兽医说没伤到经脉，只嘱咐我尽量让它少运动，每天给它喂消炎药和补血剂，在它的伤口涂抹消炎药膏。

兽医说这样的受伤位置不常见，回单位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菠萝好端端地在笼子里，腿是怎么伤的？安置好菠萝后，我里里外外仔细地查了一遍犬舍，发现笼门的一块铁片上有血迹，上面还粘着菠萝的毛——菠萝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应该是往墙壁上蹦跳的时候后腿刮到了这里。

训练又得停两三个月，眼见着别人的犬成绩越来越好，我既担心菠萝的伤，又为它训练被落下而忧心如焚。

两个月后，菠萝的腿基本痊愈，我便加班加点训练。菠萝每次完成规定动作，我都会奖励它——在鼓励中成长的警犬会进步得更快，并且具有更高的忠诚度。如我期盼的那样，菠萝的进步越来越大，扑咬能力尤其突出，渐渐显露出防暴犬的品质。可就在我信心满满地认为菠萝已经把各项基本技能都学得差不多、完全能够通过“幼训考核”的时候，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

单位的训犬基地刚刚修建好，很多设施还没有完善。雨季来临，下雨时只能在犬舍边的小场地考核。

有一项考核时室外正在下着暴雨，原本活泼的菠萝被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躲在内间的墙角瑟瑟发抖，根本不敢走出笼子。我轻轻地抱着它，用手温柔地抚摸着它，用舒缓的语气在它耳边说话，一段时间后，它的情绪慢慢稳定了，全身绷紧的肌肉也逐步放松下来。

但我心里却紧张了，开始担心起它的前途——“胆小”对于防暴犬来说，是很大的缺点，虽然能够改善，但是效果并不好。

接着，我又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在防暴犬的训练项目中，最常规的一项是“扑咬”。训练时，助训员要在胳膊上戴着特制的“护袖”，也就是警犬的“靶”，站在离警犬一定距离的地方，训导员一声令下，警犬就要猛冲上来，一口咬住助训员的护袖，即便是被助训员甩得四脚离地转圈圈，也不能松口，直到听到训导员的结束口令，才能停止。

| 红圈中为靶，其他三个部件为靶展开状态（作者供图）

扑咬训练中，助训员的角色是由其他警犬的训导员来“扮演”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菠萝在练过扑咬后，面对陌生人甚至是别的训导员和警犬，它都表现出非常强的攻击性，幸亏我每次都发现得早，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大祸。

咬是狗的天性，有的幼犬会不时地咬主人的裤脚或鞋，也有幼犬见到啥都咬，通常这种行为被看作是“淘气”。从狗的生理上讲，幼犬此时处于换乳牙期，牙痒，需要用咬东西的方式来缓解；从狗的行为习惯上讲，扑咬是幼犬玩耍的方式，特别是4、5月龄的年轻犬。但警犬在接受训练时必须要进行正确的引导，避免养成乱咬的不良习惯。

菠萝的这种“被动攻击性”，对于训导员来说是潜在的风险。我们在平常训练和助训中，经常会被警犬咬伤或被犬牙无意中刮伤，咬合能力强大的警犬甚至会咬穿护袖。每年接种狂犬疫苗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即使打了疫苗，对某些病菌还是防不胜防。

我的同事小钟和他训练的“大帅”十分亲密，大帅特别喜欢舔小钟的脸。有次大帅舔到了小钟的嘴，小钟没几天就生病了，去了医院检查，严重的病毒性肺炎，直接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推测病毒很可能是狗传染给他的，并建议他转院去更好的医院。幸而小钟身体挺棒，转院之后，总算是转危为安。

因为这个原因，我妻子在备孕时期，特别担心我会把狗身上的病菌带回家。我每天进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浴室洗澡换衣服——实际上我下班前已经在单位里洗过一遍，但是为了让妻子安心，我还是会再洗一遍。

警犬训导员工资低，平时训犬必须穿着训练服，衣服每天都要湿透多次，泛着一层层白色汗渍印记，散发着浓郁的汗臭味。训犬时顾不上讲卫生，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再加上经常要出警巡逻加夜班，工作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更不要说嫁给我们了。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妻子，她善解人意，从没有要求我辞职。

3

对于菠萝攻击人的这些反常行为，我请教了行业里的翘楚张老师。

张老师说，这可能是因为幼犬在6个月之内因生病、受伤或者受到虐待、打击等等，让它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以至于有了很多毛病，很难改变。“所以在狗狗小的时候一定要多关爱它，照顾它，长大以后它才能勇敢胆大”。

我这才意识到，其实菠萝的问题，都是我造成的。

菠萝小时候很亲人，胆子也大。它在东北基地生病输液时，因为好动，很少能安静地躺着，听到一点声音就马上站起来。这么乱动的结果，就是总会让输液的针头深深扎进肌肉里。我一开始没注意到，等它的肌肉肿起来了，才急忙把针头拔掉让兽医看。兽医说没多大问题，让我给它揉揉，自然会消肿。

但我没有经验，不知道这种疼痛会让菠萝变得十分胆小，尤其害怕医院。

| 小时候的菠萝因为输液左腿肿了（作者供图）

我又仔细回想，菠萝的后腿被铁门割伤后，就很抗拒出门，见到陌生人就夹尾巴。菠萝的被动防御性强正是因为小时候因伤病无法训练、缺乏环境锻炼，才会如此。

我心里非常自责——作为菠萝的训导员，我极为不合格。菠萝还是一条幼犬，我应该按部就班，按照对应的训练方法和步骤去训练它。可看到单位里别的同事负责训练的犬都已经从幼犬训练到成年犬了，而且各个项目又都训练得比较好，我就特别着急，总想着能一下子就把菠萝训到和人家一样的程度，每个动作都要求它做得很标准，尽善尽美。即便领导考核的时候会给我另一套降低难度的标准，但我却不想让菠萝接受这样的“特殊照顾”，便总把它当成年犬来训。

菠萝调皮好动，属于那种特别兴奋、灵活的犬。可我当时学艺不精，总是用诱导的方法训练它，每次都把它调引得特别兴奋，以至于不听我的命令，养成很多坏习惯。这些习惯养成后，我又没有及时用“非”口令制止，终于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未成年时期是警犬的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警犬成年后能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教育的好坏。而菠萝的童年充满了伤害和痛苦，还有我错误的指令。自从我开始训练菠萝以来，它每次的考核成绩都垫底，我为了在训练进度能够赶上其他人，大部分和它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在训练，玩的时间很少。我的领导滨哥曾多次建议我说，狗和人不一样，尤其是小狗，你应该多陪它玩，做游戏，多适应适应陌生的环境，增强体能。但我就是置若罔闻，每次训练都把自己和菠萝搞得筋疲力尽。

有次滨哥实在看不下去，批评我说：“你每次都把狗训得呼呼喘气，自己也累得够呛，出效果了吗？菠萝每次开心地出来，半死不活地回去，它下次还有什么心情跟你出来？每次训练时间不要太长，见好就收，宁可多训几次，也不要一次训太久，你看菠萝状态这么差，还不如先不要训练！”

领导的话在我眼前不断闪过，我心里内疚万分，却不知道怎么去弥补这些错误。我甚至想，也许我考入警犬中队就是个错误，自己想要成为特警又没有这个本事，才退而求其次去考警犬训导员，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我真的对不起菠萝，当时就不应该带它回来，作为新手，我根本没有能力训练它，也没能照顾好它，它成了我错误的试验品。

我又开始迷茫，每天都在“是否应该辞职”和“要不再努力一下”的矛盾心情中度过。

4

2016年10月，又到了警犬月中考核时间。考场在单位门前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每只警犬都将要在这里完成“基本服从”（包括：随行坐卧立，远距离指挥，送物衔取，吠叫，拒食，前进，障碍等）及扑咬技能考核，以考察这一个月的训练成果。

我很紧张，因为菠萝这次考核再不通过的话，它成为真正的警犬恐怕就难了。

“靠！”

一声口令后，菠萝立马紧紧贴着我的左腿随我前行，全程抬头，注意力很好，两只眼睛一直望着我胸口部位——看来，今天的随行科目动作非常完美。随行科目，是指幼犬根据训导员的指挥，紧靠训导员左侧，与其并排前行，并且在前行过程中不超前、不落后。随行中抬头，一直是菠萝的弱项，近一个月来，我一直用球强化纠正它的训练，看起来效果很好。

接下来是远距离指挥。我将菠萝带到单位大门附近指挥它坐下，再走到15米外站定，菠萝需要在原地坐15秒左右，我才可以下达“卧下”的口令。

我在心里默数着时间，才了10秒钟，菠萝突然扭头不看我了，老是回头往大门方向望。我有点急了，提前发出指令：“卧下！”

菠萝应声卧下，但姿态却不正常，半个身子往大门歪了过去。

什么情况？我心里又慌张又疑惑——1岁多的菠萝只能勉强算是成年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很感兴趣，注意力很容易跑偏。

“立！菠萝！菠萝！”

我刚喊了口令，菠萝站起来就往大门旁的门洞里钻，我连连发出命令，但它理也不理，一转眼就消失在门洞里。我赶紧跑过去，“呜～呜～”门洞里发出低微的哀鸣。

糟了！我心里一惊，难道门洞里有什么活的小动物？

“非！菠萝！来！菠萝！”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往黑暗的门洞里照，只能看到菠萝兴奋得尾巴在甩来甩去。我侧着身子，半弓着腰进了门洞，把菠萝给硬拉了出来——它嘴里叼着一条脏兮兮的小白狗，看样子是流浪狗。

“放！”我用力提起菠萝的牵引绳，把它提到了空中，它却仍死死咬着小白狗不肯松口，站在考场边等待考试的大黑也“汪！汪！”乱叫起来，要不是它的训导员紧紧拉着牵引绳，估计已经冲过来了。

主持考核的领导大声喊着让训导员把各自的狗牵牢拉好，场面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我头上开始冒汗，又僵持了三四秒，菠萝嘴边都开始往外冒白沫了，它才终于松口。流浪狗掉在地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一溜烟地跑得没了影子——但考试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主持考核的领导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你对菠萝的口令和亲和建立得太差了，对它缺乏掌控力，不会处理突发情况！”

虽然经常被领导批评，但这次我还是脸红到了脖子根，觉得面皮热辣辣的，好像被人掴了几耳光。

领导让我赶紧把菠萝关进隔离犬舍观察，再带菠萝去医院检查一下，他担心万一流浪狗身上有什么病菌传染给菠萝，再传染给基地其它的警犬就麻烦了。

这一次考核又失败了，菠萝已经没有了成为警犬的资格，不能继续在警犬基地接受训练，只能由训导员领养，或者找人送养。妻子在备孕，我无法领养菠萝，可找人领养，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马犬是大型犬，城市里不能养，只能送到偏僻的郊区或者农村里养，那样的话，它的未来可想而知。

菠萝好像知道了什么，蜷缩在笼子里，垂着头，尾巴夹在两腿之间——那是狗狗沮丧绝望的表现。

我想起初次看到菠萝的时候它健康活泼的样子；想起在飞机场接它的时候，身体孱弱的它还在努力对我摇着尾巴；想起一次一次刻苦的训练，它是那么地努力；想起我每次被领导狠批之后，它安静地坐在我身旁默默陪伴……犬的生命就短短的十几年甚至几年，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却是它们生命的全部。

菠萝那么聪明英俊，又那么信任我，它本该取得优异成绩，成长为优秀的警犬，甚至有可能在工作中获得功勋，青史留名。全怪我这个新手，训犬技术不过关，没有训好它才会让它变成今天的样子。

我想再为它争取一次机会。

我一向害怕领导，见了滨哥连说话都结巴，但这次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直接冲进了他的办公室。我说，菠萝没过考核都是我的责任，因为在菠萝小的时候我没把它照顾好，它才会在受伤后留下后遗症，它的底子是很棒的，本来可以成为一条优秀的警犬。我请求滨哥留下菠萝，再给它一次机会。

我性格内向，不善沟通，在这次谈话以前，我和滨哥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我挨批的时候。他静静地听我说了40分钟，沉默了一会儿，说：“菠萝的品相是挺好的，好吧，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我忐忑不安地等了几天，没想到领导开会研究之后，还真听取了我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菠萝的品种优良，胆小和攻击人可能是后天造成的，单位决定把菠萝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再请警犬训导专家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经过评估，菠萝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转做种犬，每天好吃好喝，偶尔造个后代，走上狗生巅峰。

| 成年后的菠萝（作者供图）

5

2017年初，滨哥又分配给我一条3个多月的昆明犬，叮嘱我：“菠萝的训练失败了，这条狗你可要加油。”

我给这条母犬取名叫“青萝”，下定决心一定要训好它，不让它步菠萝的后尘，也不让滨哥失望。

总结了带菠萝失败的原因后，我展开了对青萝的训练，但训练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问题。

青萝天生等级地位低，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有的人天生自卑感强烈。犬是等级意识非常强的动物，在群体里，母犬等级地位本来就低，青萝就更加严重，经常会做出一些讨好等级较高公犬的行为。

青萝喜欢舔单位里的公犬，口水糊得人家身上到处都是，训练的时候，我把球扔给它，它就把球叼给公犬，然后接着舔。为了纠正它这个不良习惯，我伤透了脑筋，花了很长时间来强化它的“延缓”和“前来”科目。但青萝胆儿小，我又失败了。

连续的失败对我的打击真的很大，但滨哥似乎觉得我态度好、肯下功夫学习，训犬的时候不怕辛苦，这年5月，又分配给我另一条3个多月的昆明犬母犬。

说句心里话，我已经没脸再带新犬，但看着滨哥殷切的眼睛，我说不出拒绝。无奈之下，我又接手了这条幼犬，给它取名“莎莎”。

当时，菠萝也还是由我继续训练，我一个人训练3条警犬，压力非常之大，一度感觉快要崩溃了。我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害怕青萝和莎莎也像菠萝一样，最后过不了考核。

幸运的是，2018年6月，我带着菠萝去市里的警犬基地参加复训的时候，再次遇到市警犬大队的老楼。

| 小徐同事训练好的警犬（受访者提供）

老楼跟我差不多时间入行，2015年我在东北参加集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培训结束时，评出的5位“优秀学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几年，在老楼的带领下，他们分局警犬中队10位警犬训导员，已经每人都有了一只获得等级评定的警犬，其中一级警犬3只，二级警犬5只，三级警犬2只。

老楼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警犬训导员，行内专家，我却还在为如何让自己的警犬通过等级考试而发愁，这让我更加没有信心。我们这行有句俗话叫“没有不行的狗，只有不行的人”，我越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一名训导员。

老楼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沮丧，特地找我聊天：“狗狗有灵性，它感觉到你是真心地爱它时，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指挥，服从你的命令。它对你的信任，会表现在工作中。说到底，还是看咱们训导员有没有全心全意对待工作。”

我俩坐在绿油油的草皮上，看着其他队员训练，老楼指着其中一位训导员对我说：“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训得很开心？你看他的表情，他的笑容，你再看看他的狗，多么兴奋。你人一兴奋，狗也兴奋，狗一兴奋，你让它做什么它都愿意。你缺乏的不是专业技能，你缺乏的是自信心。狗很聪明，你没自信，它就会受你的影响，变得不自信、不快乐，所以才没法进步。”

老楼的话让我猝然一震——的确，不自信是我最大的问题，我训练的狗狗成绩都不好，滨哥也说这跟我本人的自信心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对自己的训犬技术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我带出来的警犬就没啥自信。

看着训导员们在训练场上飞奔的身影，看着老楼热情关心的双眼，一股力量好像涌进了我的身体之中。今后，一定要加油了！

老楼还大方地把他的训犬秘籍传授给了我：

“循序渐进 有降有升

难易结合 求变创新

人犬结合 精神兴奋

多玩少训 见好就收

少时多次 保障成功”

我把这个口诀默默念了很多遍，直到牢牢地铭刻在我脑中之后，老楼却又笑着说：“其实哪有‘秘籍’，只要你全心全意地努力了，啥事都能干成。”

6

2019年6月，我受命训练第四条警犬，它的名字叫“小六”，和菠萝一样，也是马犬。小六是上级部门赠送给我们单位的。滨哥对我的厚爱令我汗颜，我明白，他还是希望我能带出一只真正优秀的警犬，我决心不让他失望。

我和滨哥一起去接小六。第一次见面，小六见有人来，异常兴奋，亲热地往我们身上扑，差点快要挣脱拴它的绳子。它的身形特别壮硕，比普通的马犬要大上两圈，不过四条腿有点细，大概是缺乏运动所致，而且身上的毛很久没有打理了，乱蓬蓬的，一点没有光泽。

但滨哥和我看了，都觉得捡到宝了：这条狗体型大，兴奋，又很亲人，而且对球的欲望特别好，从训练角度来说非常适合（对于幼犬，训导员会用食物来吸引它听指令，但成年犬对食物的欲望降低，而是喜欢玩，训练时就一般用球来引诱狗，有的狗不喜欢球，训练起来就困难）。 

| 警犬小六（作者供图）

上级部门的同事告诉我们，小六快两岁了，它以前的训导员年纪较大，在训练它的时候扭伤了腰，只能在家养病。警犬不宜频繁更换“主人”，他们想要给小六找一个能长期训练它的新训导员，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小六已经一年多无人管理。

我接手训练小六后发现，因为一直被关笼子里，缺少环境锻炼，它的胆子也很小，对声音特别敏感，表现得不够勇敢。而且，它只学会了最简单的坐、卧，别的技能都不会。现在，我已经错过了它的最佳训练时间，训练它要比训练别的犬困难得多——它曾有过训导员，接受新的训导员，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与小六形影不离，每天给它喂食、训练、洗澡、铲屎，有意识地用手去喂它食物，培养亲和性，让它对我的气息味道渐渐熟悉，明白我是它的“新主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每当我走到犬舍附近，它就扒到门上，摇着尾巴在那里等着我。

我心里说：和小六既然遇见了，就是缘分；我能成为它心目中可以信赖的那个人，就是荣幸；这次一定要把小六训练成一只合格的防暴犬。

训练是加强警犬与训导员之间关系的良好纽带。为了培养跟小六的感情，尽快提高它的技能，我每天坚持给小六进行各项警犬科目训练，提高作战技能和考核水平。带着4只狗，小六没基础，莎莎要幼训，我平时只能早点起来，晚上再加班，避开别人找安静的环境训练。此外，还经常要带小六和莎莎进行体能拉练，游泳，登山，每次出去一走就三四公里。

但小六的考核成绩仍旧不理想，让我很是发愁。正好同事阿永也为他的“闪电”发愁——小六扑咬的能力很差，闪电在随行上不稳定。我们两个便经常互相帮忙，分析对方的狗狗存在哪些问题。

阿永仔细观察了我在训练小六时的过程，发现每次我在小六身边喊口令的时候，小六都会被吓到身体轻微抖动。阿永推断，小六胆小，我的口令太大声、很严肃，无形中给小六增加了压力，他建议我口令声音小一点、语气缓和一点，达到让小六听清楚的程度即可。我按他的建议改进训练，果然效果很好。

阿永来给我当扑咬训练的助训员，非常细心，特意设置一些简单的障碍物，让小六学会适应复杂环境，还尽量挑选柔软易“上口”的“小靶”，让小六先是不反感、然后慢慢喜欢上“咬靶”，一步步循序渐进。为了帮助小六提高扑咬，阿永还假扮自己是个小偷，动作故意显得鬼祟猥琐，然后用小麻片挑逗小六的攻击欲望，小六果然上当，扑咬一次比一次凶狠。

阿永的“闪电”也存在不少服从方面的问题。闪电性子急，随行时经常超前半个头，屁股经常歪出去，看起来就跟横着走似的——随行中指挥“坐”、“卧下”、“立”口令时狗的姿势若不对，在考核中会扣掉相应的分数。我用牵引绳围在闪电的腰上，简单打了个结系牢，然后把绳轻轻带着，跟在阿永后面一起训练闪电，一旦它有点超前，我就会拉一下绳子让它意识到不能往前，如果它屁股有点歪出去，我就轻轻地把它拉到正确的位置。就通过这样的强化，闪电的坏毛病也慢慢纠正了，还增加了抗干扰能力与注意力。

后来，同事小陈也成了我的互助对象。

我总是心急，训练时，“亲和”方面跟不上，有的时候小六放出去就喊不回来。每次训练完，小陈都会先帮我牵住小六，我则拼命往前跑或者躲起来呼唤小六的名字，让它来找我，等它找到我后，再奖励它食物或者它最喜欢的球，增加我和它之前的感情。

小陈带的是一条叫“多多”的史宾格搜爆犬，这家伙比较粗心，搜索的时候是靠记忆搜索而不是鼻子——比如我在车的某个位置放上“爆炸物”，然后被它搜到一次，下次我将“爆炸物”换了个地方，结果它上来就往第一次的地方去。我和小陈商量，试着每次将“爆炸物”放到不同的车上，位置多变，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一旦多多有了搜索到的迹象就马上给予奖励，一段时间之后，多多也有了明显改进。

原来，训犬也需要团队合作，单打独斗，无法训练出优秀警犬，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训导员就像一家人，互相监督，互相帮助。

7

《湄公河行动》我看了很多遍，每每看到剧中的警犬哮天为张涵予跑过布满炸弹的田地，在爆炸声中穿梭飞奔，保护张涵予安全度过雷区，自己却横尸荒野，我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心痛如刀绞——幸好是一个人在家里看，否则一个大男人看个电影哭成这个怂包样，一定会被人笑话。

我知道在警犬的世界里，服从命令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自己的生死，能够成为这些勇敢忠诚的警犬的训导员，我感到无比自豪。

2019年底，我市发生了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杀人后逃跑。这人性格冲动暴躁，攻击性很强，如果不能尽快逮捕，很有可能再次作案，伤害无辜百姓。警方接到线报，说他躲进了近郊的大山里，警方立刻组织警力开展了搜捕行动，出动了数十只追踪犬和防暴犬，我和小六也受命参加。

那座大山广袤得像个原始森林，山坡陡峭，不易行走。警务人员和警犬分为5个搜索小组，每组配备一只追踪犬和一只防暴犬，分头搜寻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司机和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几条状态不好的警犬则原地待命。

我们这一组除我之外，还有训导员老罗和他的一级追踪犬“洛基”，一条瘦瘦的德牧。小六是防暴犬，并没有接受过追踪训练，但它似乎对追踪很感兴趣，我觉得它有这方面的潜力——对警犬而言，在保证具备一项过硬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地兼备另一项能力，小六也许就兼有防暴犬和追踪犬的能力。

山里植株繁茂，路很陡，小六的长牵引绳总是缠绕在树木上，要花很多时间解开，缠绕了几次之后，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只好放开小六，让它自由行动。

| 小六在没有路的山坡上寻找嫌疑人的踪迹（作者供图）

我们在那条路上发现了疑似脚印的痕迹，虽然只有半个，也很高兴。沿着脚印的方向搜索，小六很兴奋地冲在搜索队伍的最前面，到处嗅，极其认真地探索，一点没有害怕退缩的表现，很让我欣慰。

路很快就断了，越往上走越艰难。搜了2个多小时之后，洛基开始转圈圈，显然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我们只好原路返回，换个方向继续搜索。

因为泥土太松，山坡陡峭，搜索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我一边搜索，一边想着犯罪嫌疑人究竟会逃向何方，突然脚下一滑，人就控制不住滑下山坡。

我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冲在前面的小六听到我的叫声，飞快地跑了回来，挡在我身后，努力拦住不让我往下滑。但山坡太陡，小六也只是延缓了我的下滑速度，自己还被我拖着向下滑行，一直滑到山崖边，差点就要掉下山。幸好山崖边上有树，我一把扯住了树枝，才停了下来。

我倒没有受什么伤，但小六的一只后腿被野藤绊住，受了伤，疼得不敢落地。我爬起来，急忙去查看它的伤势，皮毛表面并没有破损，可能伤到了筋骨，抬起它的后腿轻轻捏了几下，还好，不算严重。

我带着小六爬上来后，搜索队决定找地方休息一下，顺便观察一下小六的伤势。小六瘸着腿活动了一会儿，慢慢恢复正常。我再次仔细观察，应该只是轻伤，犬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不需要额外治疗，我总算放下心来。

搜索继续，小六很坚强，尽管后腿还有些跛，仍然冲在前面。它的表现让我又心疼又欣慰，它的勇敢聪明，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我第一次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

我们继续往大山深处搜索，这回有了收获，在山路边的石头上发现一个八宝粥的罐子和一个牛奶盒子。罐子里还留着些许残渣，剩余水分较多，应该是刚被扔在这里没多久。队员们非常高兴——这极有可能是嫌疑人丢弃的，这样就很容易追踪到嫌疑人。但没多久，用对讲机跟指挥部联系之后却得知，嫌疑人躲进山里之前买的不是八宝粥和牛奶，而是矿泉水和饼干。

再往前搜，又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橘子皮，我们又开始激动，继续往前，突然听到有人在说话——那人只讲了两句话就没有再出声，全组人立刻停了下来，屏住呼吸，寻找说话人的方向。我们向着说话人的方向前进搜索，走着走着，竟走出了森林，来到了外面的公路上，并没有发现说话人的影踪。

这时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一大早进山到现在，大家已经饿坏了。那4个队员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干粮。老罗却不吃不喝，也不给洛基吃喝——警犬在工作时是不能给它吃喝的，否则它就会以为是任务完成，主人在给它奖励。我有些惭愧，但小六受了伤，我担心它体力透支，便拿出自己带的矿泉水喂它喝水，早上带的一块发糕，也全给了小六。

我们在深山里一直搜索到夜晚，由于视野不好，一个队员掉下山崖，摔断了腿，需要及时送医院治疗，搜索工作只能暂时停止。

几队人马都一无所获，我和小六累瘫在地上，一动不想动。但第二天一早还要继续搜索，当天晚上，几十名训导员和警犬，就在运犬车上凑合着睡了一夜。

| 训导员们执行任务时睡的运犬车（作者供图）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起来匆忙吃了点干粮，继续搜捕，又一直忙到深夜。

大搜捕持续了好几天，就在大家以为嫌疑人已经逃到其他城市，准备报告上级重新确定搜索方向时，捷报传来：犯罪嫌疑人被嗅觉灵敏的警犬逼得逃出了大山，被一直在外围布控的警察抓获。

此时，从通缉令发出算起，只用了5天时间。

任务结束，回到单位，我拉着小六往犬舍走的路上，刚巧碰上一位领导，他对我竖起大拇指：“你和小六都辛苦了。”

我的脸红了：“我和小六啥功劳都没有，惭愧得很。”

领导说：“怎么没功劳，几天几夜的大搜捕，没有你们参与其中，罪犯不可能这么快落网，你们都是无名英雄。”

到了犬舍，我安顿好小六，摸着它的大脑袋说：“听到了吗？你是无名英雄犬。”

小六端正地坐着，用黑亮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在说：“警犬出击，使命必达！”

---

那以后，我和小六又参加过很多次类似的搜捕行动，虽然大多数的行动都有多名训导员和警犬参与，但能有机会立功的警犬很少。大部分的训导员和警犬都默默无闻，可能一生也抓不住一个罪犯，但作为警察的一分子，面对凶狠的罪犯，我们都做好了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的准备。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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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1年半鉴黄师，我扛不住了丨寻业中国

原创 颜辞镜 人间theLivings 2020-03-03

是老板的初心变了，还是一开始打造“网络净土”就只是个托词，是个幻梦？就像她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画了一个大饼，让我们以为自己是公司最重要的人……

配图 |《网络审查员》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37

1

2011年，我高考发挥失常，分数只够得上一所上海的二本院校，还被从软件工程调剂到商务英语专业。当我用自带东北口音的英语做完自我介绍后，那些上海本地同学笑得前俯后仰，老师也无奈地低下了头。我知道自己与这个专业的缘分，算是尽了。

因为这种心态，加上高中基本被“断网”，在充裕的大学时间里，我开始“报复性”地沉迷于网络。与男生们沉溺于游戏不同，我是能在微博、知乎上瞎遛一整天。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我从旁观者逐渐成为参与者。

大三上学期，凭借“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我开始发一些长篇大论，驳斥一些网友的观点。

这些文章大多逻辑不通，也没有多少文字美感，但阅读量却出乎意料地高，月过百万。我很快收到微博的官方私信，问我愿不愿意认证为他们的作者。我当然愿意，二话没说便拿出身份证开始操作。

自从有了这个“小v”的身份，我仿佛第一次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心里满是借此改变世界的劲头。同学们背单词的时候，我就刷微博，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和5000多粉丝。等开始找工作时，同学们大多进了教育机构，我则毫不犹豫地投向了互联网。

当然，现实很骨感。我从2014年秋招开始就往各大互联网公司投递简历，多是新媒体运营岗位。有的我连一面都没进，有的进到二面，没几个回合也以失败告终。临近毕业，得到了几个offer，其中一家是近乎人尽皆知的大公司，工资6000多元。

但我最终选择了一家月薪只有3000元的创业公司。原因无他，在我屡战屡败的面试经历中，只有这家公司的面试体验最好，让我觉得能通过在这里工作“改变这个世界”。

公司的老板是个30多岁、很温柔的女人，谈吐让人如沐春风，介绍说公司正在主推的一款产品App，类似于微博、知乎、微信的结合体，“你看现在社交媒体乌烟瘴气，我想要打造一款产品，成为互联网的净土”。

这句话击中了我——就像有些人想做警察抓坏人一样，做小v时我有一种“责任心”，常常为了“互联网的净土”仗义执言，冲锋陷阵。现在有一份工作，能够通过一个团队的努力，还网友一片净土，我当然乐意为之。

不过，当老板给我说出试用期半年、月薪3000元时，我们双方都有一点尴尬。这工资在上海实在是有点低。但老板很快打破了这个僵局，“我们是创业公司，现在发展势头很好，未来你们就是元老，待遇肯定不会差的”。

在面试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说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老板面带微笑地倾听，还时不时地表扬我——这也是在此前的面试中前所未有的。我心窝子一暖，油然生出一定能在公司一展拳脚的信心。

见我的求职方向是“新媒体运营”，老板又说：“我们是新公司，现在刚刚起步，要不你先从零开始，先做内容审核专员吧。以后人多了，你就可以去做想做的领域，实现理想，公司都会支持的。”

“内容审核专员”，那不就是能直接看到用户们发出的帖子？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接触用户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

对于我的选择，父母没多加干涉，说“只要你开心就好”。入职以后，我爸每个月接济我的钱比我工资还多一倍。

2

和我同期入职的十几个人，也都是应届毕业生，大家青涩得像准备去菜市场上售卖的新鲜西红柿。入职当天，相关资料办妥后，一位22岁的张姓女孩带着我们参观公司。她戴着一顶渔夫帽，身着白T、牛仔裤，清清爽爽。因为比我们早来公司几个月，她让大家叫她“老张”，“早晚有会被叫老张的那一天，我想提前适应下”。

公司不大，一处是技术人员工作的地方，十几个程序员们与我们面无表情地对视了几秒后，就安静地敲代码了。另一处便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了，也有十来个人，桌子上有很多零食，还能听见有人在唱歌。

算上我们这批新入职的，公司员工接近50人了。在公司的露天阳台上，老张说：“公司计划在半年内扩招到100人，前期的工作会很累。不过，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大家可就是公司元老了！”说着，她打开手机上的外卖软件，让我们自行传阅，点自己喜欢的菜。

我点了份“爆炸辣”的毛血旺，寓意是希望初入职场可以红红火火，结果却得到大家的吐槽，说我点的菜辣到无法下咽。老张一边看手机，一边很职业地笑了笑说：“点了的菜还是要吃完的，我们一人吃一点，不然太浪费了。”

趁点餐间隙，我加了老张的微信。通过后，我扫了一眼她的微信签名——“活在梦里”。

当天下午，公司称要对我们进行职业培训。并没想象中的高歌猛奏，只有老张上台。在会议室的投影仪上，她直接给我们看了3组聊天记录。

第一组记录，是一位男性用户对另一位女性用户私聊，问了句非常露骨的性暗示。

老张似笑非笑地问：“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觉得要怎么处理？”

一起培训的同学面面相觑，明白这句话的人，低头偷笑；不明白的，面带疑惑地看着老张。

老张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记住这句话，要禁骚扰者私聊两周，同时要把这句话收集到文档里。我们汇总这样的话术给技术部门，让他们好好研究，找出骚扰话术的共同点，后期可以靠技术去审核，免去我们人工看。”

第二组记录要比第一组更直接，一个男性直接给女性发“你好性感，我可以咬你嘛？”

老张把脸上的职业微笑都隐了，目光中充斥着“杀气”，直接说了句：“如果你们看到类似这样的话，也懂得对方的聊天意图了。直接给他封号，如果来申诉，永不解封。”

第三组记录比较隐晦些，是一个男性对女性说了句“约嘛”。

老张的情绪变得舒缓了些：“这样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你们要先看看说这话的人平时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干了些什么，例如他发了什么贴，如果只是些游戏内容，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约一起打游戏，这个你们就不用管。如果他的贴子里有半裸的照片，尤其还是在半夜私聊女性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禁止私聊一周了。这就一定是骚扰。”

老张讲完处理私聊的大致流程后，准备继续讲如何处理图片内容，这时她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其实也有女性骚扰男性的聊天内容，处理上要一视同仁。”

处理违规图片的标准要比处理私聊记录简单很多，毕竟对于“漏点”，大家都懂，“唯一的重点是，看到生殖器，直接封号处理就行”。

最后一部分审核工作是关于给用户发帖，老张终于松了口气：“这里最轻松了，几乎没有什么要处理的内容，甚至还有很多优质内容，大家看到好的内容多多推荐就行。”

说完，老张拿起水杯喝了口水，让我们先休息下，稍后继续“分享”。听到这里，我突然才反应过来——原来，所谓的“内容审核专员”不仅仅只是看用户发帖，还有处理私聊、图片，“看来果然是新公司，这才是了解用户啊！”

休息了十几分钟，老张又在投影仪上换了新的文档，里面的内容换汤不换药，还是关于骚扰的一些话术。

就这样，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我们十几个年轻人就看着五花八门的聊骚话术、形态各异的色情图片互相开着玩笑，其中最认真的一位黄同学，还记起了笔记。我们一问才知道，她竟然是985毕业的高材生，拒绝了腾讯的offer来这里的。聊开之后，我发现像黄同学这样的好学生并不在少数，与我投缘的林琳，也是拿到了国企的offer直接放弃了。

大家来公司的目标不尽相同，做运营、做视频、写段子，这些职业计划几乎是在最初和老板谈好的——等到公司规模大了，我们都会在这个创业公司找到与自己理想最契合的位置。

“看来，大家都是有理想的人啊！”我心想着，大概我们审核这些敏感内容，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3

入职的第二天，上班的人好像比昨天培训的时候少了几位。不过我也没多留意，抓紧时间再温习一下昨天的培训文档。

我的工作时间是8点到10点处理私聊，10点到12点处理用户发帖。我7点30分就打开了工作后台，一边看同事的处理方式，一边紧盯时间准备接上一个同事的班。7点59分的闹钟一响，我马上打开自己的工作后台。

我以为培训过后工作起来会得心应手，然而，我很快就懵了。1分钟时间里，大概会进十几条违规私聊，我要逐一点开查看，思考着处理的规则，手忙脚乱地处理了到10点，才只处理了一半——而这时，我又该去处理用户发帖了。

眼看来不及，我只好在工作群里说明情况。一个哆啦A梦头像的人回复了我，说让我继续下一个流程，她帮我处理之前剩下的私聊。后来，我知道她叫妙妙，那天本来是她的休息日，看到我的求助信息，刚好有空便来帮我了。

处理用户发帖相对轻松些，跟刷微博差不多。我还和同事分享了几个搞笑的段子。

临近中午，我正和林琳商量午饭怎么解决，手机震了一下。微信上先是收到一条性暗示的信息，然后后面又接了一句，“这句话是违规的，8点15分被投诉了的，不过你没处理”。

我看了下备注，是老张发给我的。没等我回复，她又发了句：“你处理帖子也太慢了，2个小时才1000个。”

这下，我不知道回复什么好了。

我午饭没来得及吃，微信群里通知我们这批新人马上开紧急会议——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上午的班时上出现了问题。

和我们的战战兢兢比起来，老张倒是自然很多，她在黑板上只写了简短的两行字：“第一处理帖子每小时4000条，第二处理私聊不可以堆积。”

她一边看电脑处理她的工作，一边和我们说：“昨天培训没和你们谈‘时间’问题，是怕你们只顾时间，不管规则。今天看了下，你们的速度太慢了。我忘了是谁了，1小时才审核500条帖子，要是继续这个速度，一周后考核结束，你们可以去其他公司看看了。”

老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我暗自庆幸她还没认全人，又害怕起一周后的考核。

紧急会议结束后，我下午上班时间也马上要到了。飞奔至前台，点的麻辣烫外卖已经凉了。

下午是处理图片和私聊。昨天培训时，我已经在PPT上看到了许多难以启齿的图片了，可和后台的图片比起来，不过是冰山一角。当第一次看到人体某个部位的放大特写出现在我电脑屏幕上时，我感觉桌子上的麻辣烫味道都变了。

我想合上电脑，“干脆辞职算了”，旋即又想，“这刚找的工作就辞职了？这点小困难都不能克服么？”

剩下的菜完全没胃口吃了。有了上午的教训，我加快了手速，下班时，私聊记录只堆积了5分钟。处理完后，我又花1个小时把此前的私聊再筛了一遍，有几处遗漏的，我都偷偷处理了。

待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一位老员工让大家去前台吃水果，看着一堆人围过去，狼多肉少，我便没凑过去。这时老张走了过来，拽着我说：“呀，你还没走啊，来，我们一起吃水果。”她递给我水果，随口问：“你是刚毕业吧？你学什么专业的啊？”

我答商务英语专业。她抚掌大笑：“那很好啊，如果有外国的用户，你还看得懂。不像我，学外贸的，大学的知识点可就完全用不到了。”

我咬了一口水果，她又问：“你有男朋友嘛？”

我摇摇头。她意味深长地一笑：“没有男朋友这个工作可就不好做了，很多内容可都看不懂。你可要加油呀。”

我腼腆地点了点头。

4

本来，我们合同里写的是“做六休一”，每天工作8小时。我第三天到公司看到排班表时，却发现“后台班”时间变成了10小时。

早会时，老张解释道：“最近因为公司发展过快，用户增多。公司招人速度太慢了，我们需要加把劲儿。”

大家点点头，一边听着老张讲，一边刷电脑后台的私聊和帖子。

老张又从我们这批新人里挑了几个人，建了一个讨论组，组名叫做“每日收集500张”。她让我们将用户发出的色情违规图片在这个群里集中起来，发给技术部门“优化算法”，往后好能减轻我们的工作量。

收集这些图片前，我们得先把图片“审阅”一遍，以一张图片上“马赛克数目”来判定级别——成年人全裸的照片在我们这里只能够算得上是“三级”，在这之上，还有尺度更大的。每打开一张图片，我心里都微微发颤。

每天与这些内容纠缠10多小时，还没到一周的考核期，与我同期的新人便走了一大半——包括那位黄同学。她做事认真，是我们中数据最好的，我一直以为她会在我们这个新公司有所成就，本来老张和公司的“老人”们都特别看好她。

她的离开出乎大家意料，也悄无声息。我是在工作的间隙在群里没看见的她的头像才知道的。很快我便习惯这种告别方式了，此前帮我的妙妙也不知何时消失了——大家都太忙了，道别是需要时间和情感的。

我也有些动摇，工作内容和当初预期的差距着实太大了。可又想着，那些辞职的同学大多是本身实力不凡的，出去择业优势很大。自己既没学历优势又没专业特长，留下来的同事聊天时都会打鸡血一样说：“公司早晚都会上市的，我们一起见证公司的成长，这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

打了这针安慰剂，我决定老老实实留下来，“在哪儿都能学着东西、实现梦想”。随着后台操作的熟练，我慢慢适应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了，甚至有时，我还觉得那些离开的同学太娇生惯养，吃不了苦。

看到我们的产品在同行业的App中有了一点成绩，下载量稳步飙升，我心中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即便拿着与自己工作量完全不相称的工资，我还是每天都在给自己打气。

我入职3个月的时候，我们的App被有关部门勒令整改一周，期间用户不可以发帖，不可以私聊。被处罚的原因是：一张用户发出的违规图片没有经过人工审核，直接流出到我们的App界面里。被用户举报后，我们也没有第一时间处理这个违规的图片。

树大招风，即使我们再努力、再加班加点的审核，也总有漏网之鱼。

整改的一周里，我们也都没闲着。老张每天早上给我们开大会，晚上下班开小会。我们一边开会一边刷后台。鉴于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公司制定了更严苛的审核标准，处理举报的时间KPI定得更短了。

好在，开会的氛围并不紧张。一位老同事在会上扯着上火过后的沙哑嗓子说：“没想到我们竟然被一个‘16cm’给禁了7天！7天啊！大姨妈都结束了！”

老张笑了笑，然后接了句：“大家的大姨妈都来了么？没来的赶紧来吧，下周可有得我们忙了。”

下周还没有到，我的大姨妈也没有来，但工资从之前的3000涨到了4500。

我并没有从涨工资这件事上得到任何快乐，倒是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一天，有同事开玩笑说：“什么内容审核专员？我们这个职业不就是‘鉴黄师’嘛！”

我恍然大悟，随即就在网上查了下，原来是真的有这个行业——不过，我们和那些真正的意义上的“鉴黄师”还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不仅要看视频版、图片里的黄色内容，我们还要看文字版的肮脏内容——这简直就是鉴黄师的Plus（加强）版啊。

我看到有报道说，Facebook的“鉴黄师”平均6个月便精神崩溃，他们的女员工哭诉，“老板们怎么这么残忍，让我们看这么恶心的内容”——原来，长期间面对各种可怕的、极端扭曲的变态内容而没有心理疏导，很多“鉴黄师”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微软在10多年前，就曾宣布每月会对公司里从事这类岗位的员工“提供适当的心理支持”。而且在国外，鉴黄师“工资比一般工作要高一些”。

我看看自己的工资卡，心中蔫了大半——还想要公司给派心理咨询师？简直太痴心妄想了。

这天下午，许久不见的老板现身了，给我们开了一个会。她身着黑色运动装，花了几分钟将公司近期的情况说明了一下，说，整顿不是坏事，反而说明我们在高速发展。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她用极富亲和力的语言，对我们在座的“元老们”表示了感谢，极为动情地告诉我们，“你们每个人对公司都不可或缺，你们的工作都极为重要”。之后许诺：等公司拿到融资、人员配齐，“你们这些元老，都去做回自己想做的领域，做运营、拍视频、写段子等都可以。你们也将成为公司这个领域的带头人”。

这一番话，又如春风化雨般渗入我的心头，让我差点热泪盈眶，上午的阴霾一扫而空。

“鉴黄师就鉴黄师吧，谁让我们是开拓者呢！往后好日子多着呢！”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重要，既然如此，我更不能辜负老板这份厚待。

林琳也被老板感动了，在会议结束后跟我说：“我觉得辞掉国企的工作特别值，还是在这里工作有干劲！”

5

有了老板的激励，我鼓足干劲，继续在这份工作中耕耘。

如老张所言，整改后，我们迎来了疯狂的加班。以往我们夜班从晚上12点到次日10点，但中途可以睡觉，白天再补上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行；整改后，上夜班的人第二天可以不补3小时的白班，但是期间不可以睡觉。白班、夜班一周一换，且没有额外补贴。

之前作为新人，我一直没上过夜班。现在算有经验的员工了，自然也要加入其中。那小半个月的时间，我几乎都是看着清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累了一宿、伴着晨光入睡的我，身体不止疲惫，更多的是麻木。脑海里完全没有入睡前的舒适惬意，反而是形态各异的男女下半身在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渐渐地，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中，只要看到“硬”、“湿”、“炮”等字眼，我都会条件反射地多看几眼，因为这些很有可能都是需要禁言的敏感用户。

紧张到过度敏感，使我的身体常常处在半抑郁的状态，我不愿意和别人讲这些情绪波动，只能自我消化。每次一想退缩，我就想起老板那番话，不断给自己打气，想着，再坚持一下，往后一定会更好的，既然是元老，就不要怕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就这样，半年后，我迎来了转正。

我在淘宝上买了精良的述职报告PPT，认真准备了一周左右。当初和我一起入职的，除了林琳，还剩一个。转正述职会上，我们仨慷慨陈词，把半年来工作的酸甜苦辣全一股脑地吐了出来，得到了同事们的掌声和笑声。

在正式合同上，我的工资变成了5000元，我赶紧给家里去了电话。我爸很开心，又往我卡里打了1万块，说让我别太累。

转正后的日子跟以前并无二致，唯一的休息日仍然“群消息”不停。虽然我不停给自己鼓劲，但我的“职业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不断被骚扰、被欺凌。我尝试和同事们分享这样梦境，同时也想和他们谈谈这份工作的隐性压力，但不知为何，大家都不愿意聊这个话题。

面对这些不堪入目的工作内容，看起来大多数同事的解压方式是大骂几句脏话。久而久之，黄段子成了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说脏话似乎成了一种“正确”的行为，不这样的话，反倒像个异类。

可对于我来说，这个舒压方式不太适合，我始终说不出口。

老张也是异类，她知道公司的氛围如此，却从未制止过，只是在群里说：“你们说脏话吧，反正我是不会说的。以后你们听到我说，我就在群里给大家发红包。”

我不知老张如何来的这份坚持，毕竟官高一级，我也没敢把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她讲。偶尔在深夜和林琳去公司附近的小店吃饭时，我会跟她聊起对这份职业的厌恶：“你知道吗？我吃着饭，我只能看到满桌的生殖器。我真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

林琳劝解我说：“哪有没有压力的工作啊，你要多想想以后公司的发展，而且你看现在我们的工作量不是已经减少了吗？现在你就是闲下来了，才有时间想别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自己又矫情了。往后，我就再没向她提起过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上面，我的确很怯懦。那时，我总想着老板的话，希望自己再坚强一点，哪有革命不需要“牺牲”的？我不就是看看黄色图片，至于么？

6

一年后，我们疲惫的身体终于换来了公司顺风顺水的发展，老板拿到B轮融资，在行业内也小有名气了。

又迎来了新一年的毕业季，公司也又扩招了很多新员工。我不知道这些新同学来工作的目标和对这个新公司的期许是什么，但他们最后的工作内容，都是和我一样的。

他们的到来，让我们的工作时间变回了正常的“做五休二”8小时工作制。公司的福利待遇也变好了很多，加班还有额外的补贴了。公司规模在变大，知名度也渐渐提高，虽然离职的人很多，但“公司群”的总人数是在200上下动态平衡。

我因为“资历老”而被升职为小组长，手底下有6个新成员。林琳也成为了另一个组的组长，加上补贴，我们的工资也近万了。老张顺理成章地成了组长们的组长——当然，她与我们工作内容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要承担的责任比我们更大一些。

比起物质生活的提高，我更期待老板能兑现她的承诺——让我们能够“物尽其用”，做回自己的起初向往的方向。

随着工作的熟练，我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作为单身狗加话痨，我也想在我们App这片网络净土里找到自己内心的纯净。可我才发现，这可能是个幻梦——即使后台的工作人员如此努力，即使技术人员一直在更新功能，但作为用户，受到的骚扰仍然从未停止。

一天吃午饭时，同事讲她之前在我们App上遇到一个男生，聊得特别投缘，在马上就准备见面的前一晚，她在后台看了对方的账号信息，发现这个男生满屏的都是骚扰女性的恶臭言论，被禁言解封后，知错不改，仍然继续骚扰。

同事把这个故事当成段子讲出来，“还好看了一下，当场把他封死，不然真不知道见面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却笑不出来了——我确实也在这片“净土”上遇到几个不错的网友，但真是“极个别”，绝大多数都是明目张胆的骚扰。我也曾借着自己的职业之便，遇到骚扰，就直接把对方的账号处理掉。

我开始反思，老板所谓的“净土”真的存在吗？直到在一次晨会上，老板和我们重新讲述她的未来期许和规划，不仅回答了我这个困惑，同时也将我对她、对公司的期望直接打破。

老板依然先说好消息——公司得到了融资，在很多平台上投入广告，公司的用户量也在急剧增长。听她这话，我满心以为她此前许诺给我们“实现理想”的时机已经成熟，没想到，她似乎全然不记得了，直接一刀切地说：“因此，需要加大对审核人员的要求，你们要做好内容审核的事，对处理私聊上点心！”

老板开完会就马上走了。我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老板，更别提和她讲话、谈理想了，她也不复曾经那样温柔和亲和。

老张马上又和我们几个小组长开会，解释了老板说的“上心”的意思。她继续重申：现在公司用户多了，我们不能对用户太“狠”了。毕竟公司也是要赚钱的，如果有人发了句“约吗”这样的话，直接跳过就行，“把时间合理分配，侧重处罚其他用户”。

我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发凉：这还是起初给我讲要做“网络净土”的地方吗？是老板的初心变了，还是一开始打造“网络净土”就只是个托词？就像她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画了一个大饼，让我们以为自己是公司最重要的人、将会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能在此实现自己理想——到最后，我们只不过是鉴黄流水线上熟练的螺丝钉，还是一颗拿着低廉工资、得不到心理疏导、备受精神摧残的螺丝钉。

老张在后面催我，我来不及多想，按新的规章制度，给新人进行培训。培训流程近乎重复着一年前老张给我们培训的样子，连新同学的笑点都几乎和当初的我们都一样。

可我却笑不出来了，我很想说：你们不要再抱有以后做运营、做视频、写段子的梦想了。现在你们觉得搞笑的这些后台内容，都是以后你们每天要看的，早晚会腻、会吐、会想离职，甚至一周不到，你们就会有人离职！

7

我一边重复着以往的工作，一边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2016年11月，我失眠、做噩梦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联系了一个学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在咖啡馆里，我和她讲我总做噩梦，梦见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内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她说：“既然这样，你辞职不就完了？”

“公司创业的时候，一穷二白。工资刚刚够我房租，如今看着公司一点点变好，我舍不得啊。”

她倒是很平静，说我现在的状况还不是抑郁症，“至少，现在还不是”。

“那我要怎么办？”

她对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辞职就好了。”

我愣了几秒，然后点点头：“好的。”

我们又去商场逛了逛，有的店里摆着的那些衣衫不整、裸露的塑料模特，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避开，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继续和她聊些轻松的话题。

回到工作岗位时，我给林琳发了微信，说我想要辞职了。

她立即回复我：“你疯了嘛？我们也算‘领导层’了，如果辞职了，再去新公司是还要从新人做起的，而且工资也一定不如现在。”

她的回复让我更加崩溃了，我说：“我想做运营，学做视频，我也想写段子。我之前可是网络小v啊！我的梦想可从来都不是培训别人当鉴黄师。”

后面更深层的话，我并没说出口。

林琳没再说什么了，问了我以后打算做什么。我说没想好，先辞职了再说。

我找到老张，和她说了我要辞职的想法。老张对我说：“你刚一来公司时，我就觉得你会辞职，没想到你坚持了这么久。现在，我以为你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但是你却想辞职了。”

我对老张说：“本来我是想做新媒体运营。我想要了解用户，可是我没想到现在是这样的。”

老张没说话，沉默了很久，一直看向我们第一次入职吃饭时的阳台。我接着问她：“你又是为什么坚持下来了呢？”

“工作当然是为了生活啦，我们这样的工作‘见不得人’，同时又却能让其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是嘛？”

“那我们的生活，谁来管呢？”

“可是，这份工作总还是要有人做啊，现在再培养一个新人很难的。”

老张最后和我说的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回荡。我和她做了一年多的同事，但并不算熟络。我不知她进公司来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或许，她一开始就没被那些美梦所蛊惑，心性坚不可摧；又或许，她才真正算是老板的心腹、公司的“元老”吧，所以才能在这里坚持下来。

当然，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真心佩服。

其实这一年多她也变了，她也开始说脏话了——有次在群里飙了句脏话，发了1000元的大红包后，她就骂骂咧咧地说：“大家就把我的那个flag（保证）注销吧。”

自打不用再因为说脏话在群里发红包以后，我每天都能够从她的嘴里听到各种各样的黄段子，约同事在工作之余去楼下吸烟时，也会变着花样和手下们调侃用户的size。办公室里唯一的谜，就是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有过多少个前男友，而这样的复杂男女关系，在整个办公区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她的装扮早已经从渔夫帽、牛仔裤变成了一袭长裙，每当她一身靓丽、提前下班，我们就知道今晚的夜色一定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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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已至，上海更冷了。辞职后，我一直没想好以后能做什么。

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公司的新人们发他们在公司拍的日出，还配上一段特文艺的话，下面收获了无数的“赞”和鼓励。

他们拍摄照片的角度我都历历在目，我知道他们刚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身体一定都很疲惫。比起那些鼓励，我更想评论，“你们真的辛苦了”。可最后，我像工作时刷过无数的黄图一样，刷过他们的朋友圈信息，面无表情，一句话也没有说。

准备回家前，我一个人来到南京西路买了杯巧克力麦片暴风雪，那寒气从口，到胃，至全身。

后记

再后来，我几乎断了和前同事们的联系。这3年多来，那个App已经“出圈”了，公司的规模应该更大了。

我一直没有和爸妈讲过真正的辞职原因，只说公司压力太大了。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就去我爸的公司上班了，我爸倒是挺开心。

2017年下半年，林琳联系过我一次，说她也辞职了——公司制定的“鉴黄”KPI太难达到了，上个月公司扣了她1000元，她当场就交了辞呈，“欺负人”。

我又问了下：“那老张现在怎么样了？”

林琳回答我，她真的很优秀，“做事情还是那么一丝不苟，感觉像是为这个职业而生的一样”。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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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辞 镜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源济

离开了国有银行的金字招牌，38岁的我还剩什么 | 寻业中国

原创 北落师门 人间theLivings 2020-05-12

现在看来，当初苏行长说得是有道理的，我与客户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国有银行的牌子和员工的傲慢上的——客户不得不来银行办业务，而我又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大客户重视我只不过是想来办业务时方便一些。

一旦我离开了国有银行的金字招牌，就会立刻变得毫无利用价值。

配图 | 《螺旋：町工场的奇迹》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40

伍强第一次向苏行长提出辞职时，行长脸上惊讶的表情一闪而过，“你也算是X行的老员工了，应该清楚，这些年来，你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客户冲着国有银行这块金字招牌，别忘了你都38岁了，一旦离了职可就啥也不是了……”

其实伍强听苏行长这样说心里也发虚。

尽管一个月前，本市一家名为明银财富的理财公司一把手王总刚亲自面试了他，许下高级理财师的职位、并开出每月9000元底薪的“高价”。但于此同时，王总也坦诚说明了，只能给他最长6个月的无业绩保障期，业绩不达标就有可能会被公司劝退。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1

2019年春的一天，午睡正酣的我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电话另一头里，伍强的语气很不寻常：“你在家吧？我一会儿就到你家楼下。”

“我辞职了。”一见面伍强就对我说。

我大吃一惊。虽然近年来银行风光不再，基层员工待遇持续走下坡路，年轻人跳槽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对于工作了十几年、接近不惑之年的伍强来说，辞职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也曾和他讨论过关于跳槽的话题，得出结论就是——要在银行混到退休。怎么就“画风突变”了呢？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算是主要原因吧。咱们基层支行一般员工每月加上‘预发’拿到手就2500元，你又不是不知道。新单位给我9000元的工资超出这里几倍，在东北城市的工薪阶层里算是高档的了。”

我不禁笑了。我所在的支行比伍强的金达支行每月还要少发200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作为大学同寝、毕业同行的兄弟，我对伍强再了解不过了。

他是81年生人，2006年进入金达支行工作，领过一年多的“大锅饭”工资——普通员工发到手800元左右。好在当年银行里机构臃肿、管理粗放，一个岗位由两三个人负责，工作很是清闲。大多数老员工又是在90年代分过住房的，加上科长甚至行长工资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大家对收入问题都不甚敏感。

2007年底，银行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上级行按照基层行经营业绩配备工资，行长有权利支配绩效工资。在此激励下，银行很快迎来一轮业绩攀升热潮，普通员工每月到手的工资高达七八千，“营销能手”月入过万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自2008年担任理财经理起，伍强年年都是“营销能手”，最高时一年的绩效工资就有十七八万。

好景不长，2013年银行再度改革，施行岗位薪酬制度，员工收入结构变为三栏：档案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一下拉开好几倍，正副行长至少能拿到二三十万的年薪。与此同时，计价工资（员工销售产品给的提成）随之弱化，除了一些重点业务外，其它上百项任务指标的计价都少得可怜。

等到2016年，银行利润空间进一步收窄，每季度的绩效工资直落到高峰时期的1/10。这样对一般员工来讲，基本又回到了10年前吃“大锅饭”的状态。每月只发到手2500元左右的保底工资，加上省行“赏赐”的人均5000元的年终奖，一年拿到手不到4万元。

收入持续下滑，高学历年轻人纷纷离职，但对于伍强和我这样，在国有银行蹲久了、练就了一身无用本领的人，出去是没什么其他的谋生技能的。更何况，别说其他金融类单位，就算是本单位省市行内部招聘，都死死地卡在35岁大关上。

“我姑娘现在在私立小学上三年级，我月薪2500元刚好抵消她学费和补课费，就这样一直挺着，等她几年后上初中，入不敷出几乎是一定的。今年春节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

与王总交流后，伍强心里多少有了点底。可稍微流露出跳槽的打算，立即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伍强也没辩解，暗自经过了一周的激烈思想斗争，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将辞职信正式交到苏行长面前。

相比起第一次提离职，苏行长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小伍啊，咱国有银行工作多稳定啊！你这么年轻，要懂得赚钱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还是未来的发展。你是211大学毕业，又是咱行的业务骨干，早晚都会被提拔的。再说社会上那些所谓的理财公司都是骗子，怎么能靠得住呢？”

伍强讲到这里，我俩一起笑了出来——醇厚的鸡汤对于接近不惑之年的老员工而言，是没什么作用的。

金达支行是直辖行下属的小型支行，行长、副行长是正、副科级，其他均为一般员工（科员）。科员往上一步就是副科级干部，其提职的权限并不在基层行，而是上级直辖行说了算——所以，实际情况与苏行长说得正好相反——为了避免上级行从基层行抽血，在基层干得出色的员工，行领导反而会藏着掖着，生怕被上面的领导相中调了去，扔下一大摊工作不好解决。

就在去年冬天，伍强好不容易打通关系，让直辖行个金（个人金融）部经理以缺人手的名义借调自己，就被苏行长百般阻拦，理由是金达支行只有伍强一人兼有AFP（Associate Financial Planner，金融理财师）和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上调不利于金达支行开展营销工作。

这一次，伍强去意坚决。

“说实话，我理解你的想法，但却并不赞成你从X行辞职。”我坦率地对他说，“咱这个岁数在外面世界看来没啥竞争力，国有银行只招应届生，一旦迈出了大门，就不可能再回得来了。”

“我也明白其中风险，”伍强自信满满地笑着说，“我猜你也不会赞成，所以之前也没问过你的意见……”

虽然省行的正式批复还没有下来，但伍强已经在新单位开展工作了。我目送他驾车离开，心里替他捏了一把汗。

2

和伍强聊完，我也在网上查了查明银财富的相关资料。它是隶属于一家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管理机构，成立已有近10年时间，在本省做得相当不错，也拥有“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公募基金代销登记”，这证明它并非是苏行长形容的骗子公司，我方才稍替伍强松了一口气。

然而不到一周，伍强又来找我，“一切都完了！这回我可能是真废了。”伍强接过我递给他的一瓶饮料，愁容满面。

“这才一个星期啊？不是说好了有半年的无业绩保障期吗？”

“都怨我自己不争气啊！”伍强眉毛拧成一个大疙瘩，“咱这个岁数的人在国有银行算是业务精英，出来才知道，在体制外公司完全跟不上节奏。”

原来，伍强去的第一分部40多号人，绝大多数都是85后，同一批入职的几人除伍强外都是90后的小年轻。培训专员把公司简介、产品介绍、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的话术拿来让新入职的员工记，一个叫张洋的93年姑娘不到20分钟就背得差不多了，还现场给长长的产品说明书画了个演示图。

伍强这边才看了个浮光掠影，就轮到他上讲台情景演示，众目睽睽之下说得结结巴巴。

“王总和团队长原本认为以我在国有银行的资历肯定手到擒来，没想到……我这老脸臊得都没处搁啊！”

我不禁哑然失笑：“国有银行员工赚不到计价后，客户咨询理财产品时，大堂经理都是打出一张纸递过去，或者干脆让客户自己看掌银，一副爱买不买的态度，更别提研究产品细则了。”

人比人，气死人，伍强过不了关，就被培训专员追着问，一天找他好几遍：“伍经理学习得怎么样啦？咱们情景演示一次呗？”伍强心里堵得慌，国企出来稍有资历的中年人多少还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傲，被一群90后小年轻考来考去，真是一种明知自己不对却还是难以释然的复杂心情。

“我倒认为产品知识虽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你掌握的客户资源，所以也不必如此上火。”我劝他说。

“这道理我何尝不懂，”伍强仍旧眉头紧锁，“其实彻底打垮我自信的还是两名大客户。决定跳槽之前，我联系了几名关系最好的客户，其中两位存款数千万的大姐都表示愿意跟着我走，承诺我去哪她们的钱就去哪。与银行相比，在第三方理财公司赚钱的方式简单明了，拉客户购买一年期理财产品提成能达到1%左右，到期续约也算业绩。当时我算，两个存款大户各买1千万理财，我一年的提成收入就有近20万。没想到的是，上周我就被啪啪打脸，给她们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后来竟被拉黑了。”

“现在看当初苏行长说得是有道理的，我与客户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国有银行的牌子和员工的傲慢上的。客户不得不来银行办业务，而我又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大客户重视我只不过是想来办业务时方便一些。一旦我离开了国有银行的金字招牌就变得毫无利用价值。没有客户意味着什么我再清楚不过了，当初我顶着所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被辞退了怎么和家里交代？”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试着岔开话题，看他重重的黑眼圈，问了句：“你现在是不是睡不好？”

“岂止睡不着觉啊，我20年的吸烟习惯都愁没了。这不，烟一停人立马胖起来了。从前在银行上班时离家近，一个月开车油钱才几百块，现在上班单程就10多公里，中午吃饭还得自费。要是真的失业，自己交养老保险，每年最少也得1万多，家里还背着几十万的房贷。爹妈借不上力，丈人丈母娘的退休金也就2000多……”伍强无不悲凉地说。

我见伍强似乎流露出悔意，赶紧顺水推舟：“你上报辞职申请才两周多时间，省行的工作效率不会这么高。只要没过行长办公会议，还有机会撤下来。银行这几年人才流失严重，对第一学历本科的员工还是倾向于挽留。我在省行有个熟人，咱俩现在就去人事处。”

我站起身来，伍强却坐着不动，他思考了足有1分钟的时间，才像是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似的说：“我既然决定告别过去，选择新的开始，就不准备回头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如果‘零出单’被开除了，我就去开网约车。”

过了几周，伍强又约我一起吃饭。一进饭店门，他就掏出3张红色大钞拍在收银台上，以示请客的决心——“哥们，我出单啦！”

他放松地把胳膊向后搭在椅子的靠背上，竹筒倒豆子一般径自白呼起来，“前几天张姐电话咨询我银行业务的事情，她是我原来在金达支行维护的客户，存款只有几十万元。因为明银财富的理财产品都是100万元起步的，所以我一直也没把她当成目标客户。但既然问到了我还是耐着性子给她解释半天业务，在结束通话前顺便说了一嘴我跳槽的事。”

“你猜怎么着？”伍强神采飞扬地说，“张姐说自己在其他公司买过理财，我一琢磨，有过在第三方理财公司做过产品的经历，说明她是信任理财公司的，于是我说请张姐吃顿饭，看看有无营销的可能。”

没想到见面一唠起来，张姐对产品的了解十分专业，伍强灵光一闪，“张姐你要是有闲钱的话，在我这儿做100万的理财，我可以把1万元的提成全返给你。”张姐似乎早料到伍强会这么说，干脆地回答：“行啊，我刚好有100万的产品到期，就先做半年期的吧。”

伍强办事干净利落，开车载着张姐去银行转了账，签完合同后，马上自掏腰包取出5000元现金塞给张姐（半年期提成减半）。张姐拿到现金返点非常高兴，连连说再有理财产品到期，都会陆续转到这边来。虽然伍强给出的“返点”没有丝毫水分，算上扣税可能还要赔100多元，但出了第一单，大大地缓解了他心中的重压，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本来我是打算不赚钱买个舒心的。零出单的帽子太重，每天晨会、夕会被王总点名批评受不了啊！”

我还没来得及插嘴，伍强就继续说，“没想到才隔了一周，张姐就主动给我打电话称又有200万的理财到期，我都按照老规矩办了。连出2单共计300万，领导对我的态度马上转变了，几次在会上点名表扬了我。后来我才知道，张姐是代她做生意的弟弟管钱，我全额给她的返点……你懂的。真是当初的英明决定让我牢牢抓住了这个客户。”

看伍强这么开心，我也算替他松了口气。

3

过了两个月便是端午节了。伍强问我要不要陪他去给客户送点礼。

再见面时，伍强之前的颓态已经一扫而空，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不用我张口问，他就像是汇报工作一般自顾自讲了起来：“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态度是端着的，维护大客户都是行里出费用，我还嫌烦。现在是给自己赚钱，观念一下就变了。我掌握的客户有200多人，潜在的出单客户也就30多人，于是我自掏腰包，按每人200的标准买了鸡蛋和粽子去拜访。”

“这6000块的花费不少啊，效果如何呢？”我问。

“不太好，打电话不少客户都称自己很忙，我就逐个给送上门去，只有少数客户见到了本尊，多数礼品都扔在小区门卫那了。没办法啊，没了银行大厅这块阵地，要不借着这个由头，连个和客户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伍强的车缓缓停在本市最豪华的别墅区里，指着前面一栋法式风格的3层别墅说道：“这是我新拓展的一位客户家，你等我一会儿，我把东西给她就回来。”伍强双手各提着一盒礼物进了院门。我也下了车，踱步看风景。小区绿植茂密、整洁静谧，好似世外桃源。我用手机上网搜索了一下，不禁咋舌，这里精装别墅售价超2500万。

七八分钟后，伍强脸上挂着笑容回到车里：“我这阵子运气确实不错，这大姐能成为我的客户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前几天我们单位举行财富讲堂，领导让我们邀约客户参加。要说国有银行的人像狗……”伍强瞥了我一眼笑道，“我可不是说你啊，想生存干得好赖不重要，关键是得把行长舔舒服了——财富公司的人就像狼，掏着肉才能活下去。看你领来的客户很有钱的样子，一不留神没看住，其他分部的理财经理就偷偷递纸条抢客户，但总部又规定经理们必须带一名客户去，不然就会扣工资。我就翻通讯录，好不容易找到朱姐，她之前在金达支行只买过国债，前后一共买了6000万，我就断定她是一个稳健保守型客户，不怕抢。”

“一句话，就是认为她不会买你们的理财产品，你才领她去的吧？”我笑道。

“对啊，”伍强一拍大腿，“没想到听完讲座之后她似乎很感兴趣，我感到这事有门儿，就尝试发了一个产品给她。才过了两周，她说要买100万。我连夜死记硬背产品细则，第二天带着合同登门拜访，这大姐根本不听我的碎碎念，只问了两句存期和收益，就大笔一挥签了名字转了款。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人家钱厚得很，在好几家银行都有几千万不等的存款。我委婉地提了一嘴给返点的事，人家根本不稀罕要……”

我坐在伍强的车上，车子七拐八拐又回到了金达支行。

伍强把车停在离支行200米左右的路边：“林啊，你帮我个忙，把东西放在后面小区保安亭里，我打电话让客户有空去取。”

“咋了？是不是回到奋斗了十几年的故地情怯？”我想调侃他两句，伍强却深深叹了口气，似要把郁结心里的怨气倾吐干净。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决定跳槽不只是收入低的缘故，还另有难言之隐。

近几年来省行下达的任务翻番增长，对于基层支行来说，120余项指标根本不可能全部完成，行长就只抓上级领导催得紧出政绩的、行长班子能得奖金的项目。而这里的一个“高招”，就是挪用其它指标的绩效工资大幅提高专项计价力度。比如营销一个ETC（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上面匹配的绩效工资只有20元，下面支行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愣是加到200元。“乾坤大挪移”的结果自然是有人多赚就有人少赚。

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失灵了。上级行用“前途”压基层行长，基层行长却指使不动员工。一些有背景的、岁数大的员工开始躲活，最初只是来回“踢皮球”，到后来有的人干脆连本职工作也带干不干，隔三差五请假。发到手2500元的工资是文件规定的红线不能扣，奖惩失据最终导致扔下的工作就按照“谁能干谁干，谁老实谁干”的“法则”落到两三个脸皮薄的人身上，伍强就是其中之一。

那之后的2年，伍强工作忙得脚打后脑勺，节假日也得加班走街串巷营销，吃了不少憋。苏行长承诺营销一个“贴码”计价50元，但“隔日到账”的功能对比微信和支付宝着实“先天不足”。他只好自掏“好处费”求商户办理，一天下来只能办10来个。中午随便吸溜一碗面条，来回的油钱都是自己的钱。

这还不算啥，有员工请假苏行长也让他顶，伍强作为理财经理，替大堂经理站岗还算靠谱，夸张的是苏行长还让他替会计综合员报表，替内控部出庭去打信用卡官司……

等2018年年终发绩效工资，苏行长没按照规定公示，却挡不住员工私下里探查。伍强一对比，自己一年跑下来，只比上午来刷一下脸、然后就玩消失的同事多了600块。

更气人的是，业务这东西是“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转过年来，上级行自律监管检查，发现两份营销资料填写不全，给了伍强落了底稿，随后跟了个警告处分，扣了1000多块的工资。

伍强“多劳少得”，实在按捺不住怒火，求找苏行长掰扯计价。苏行长反倒说他办的贴码客户都不用，算不动户不给计价，另外一些指标“支行下降数和增长数两抵，所以也没钱”。伍强鼻子都被气歪了，他要求把本不属于自己的活交接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活儿这东西就像是牛皮糖，一旦接了就粘在手上抖不掉的。

没过几天，发生一件事又狠狠地刺激了伍强一次。

2018年年初，苏行长让行里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营销国际业务。小伙子靠自己家里关系，拉来一笔大单，按照上级行的文件，能得10万元奖励。项目落地后，后台人员反而埋怨说“新业务不会干”，小伙子没辙只得自己做表、写报告、跑上级行一条龙。没想到业务办完后，苏行长只给小伙子发了1000块绩效，剩余的“大头”全用来填其它政绩指标的窟窿了。

加班半年只换来1000元钱和微信群里领导一个大拇指表情，小伙子一气之下裸辞去了南方，临走给伍强丢下一句话：“给苏行长卖力，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眼见“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在单位占了主流，伍强坚定了跳槽的决心。

“也就是说，走出国有银行大门迎战风雨一半是经过几番权衡的选择，还有一半是被逼的。”我忽然理解了伍强之前拒不回头的举动。

“一点没错。”伍强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了，那个叫张洋的小姑娘现在干得怎么样了？”我又想起伍强刚进新公司的窘态。

“别提了，小姑娘工作的年头太短，手里只有二三十个客户，3个月没出单，被老总在大小会议上痛批。在岗说你不出去跑客户，呆着混饭吃，不在岗说你脱岗偷懒。总之一句话——不出单的话，你是站也不对，坐也不对……”

听了这话我好像想通了一些事情。

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客户们起初冲着金字招牌去的不假，但“日久生情”，总有信任工作人员个人的。于是对第三方理财公司来说，从银行挖人就是抢客户最高效的办法。而国有银行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成立自己的理财公司。

在混业经营的大势所趋下，撬得动大客户的经理就是你争我夺的“宝贝疙瘩”，带不来客户的则会被弃如敝履。

4

入职不到半年，伍强已经累计出单1100万，其中“吃返点”的张姐一人就贡献了800万。这使得伍强成为明银财富第一分部2019年入职新人中营销成绩最好的，顺利升任高级理财师。但我也观察到，他的情绪也随着业绩不断地大幅波动。

7月末，伍强说要带我一起拜访个客户，一上车，就给我看了一份复印材料。

“这不是离职材料吗？拿这个干啥？”

“我前一阵子好不容易谈了份1000万的大单，被苏行长给搅黄了。”伍强火冒三丈地说，“客户就差在合同上签字了，有些不太放心，给苏行长发微信问我的情况。行长竟然跟人家说我是因为工作干不好，在支行混不下去被开除的！还说我去的新单位也是骗子公司！”

“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啊，阻拦客户去你那买理财也不能瞪眼撒谎，泼人污水啊！”我听了，心里也一阵阵泛恶心。

伍强和苏行长在客户维护工作上的分歧早已有之——苏行长为了完成储蓄存款计划，每逢季末就特别授意客户经理们，千万不要通知理财到期的大客户，存款时点余额（某一个具体时间点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能占多少就占多少。

伍强总对她的这个指示阳奉阴违。尤其是他维护的一家做貂养殖的老两口，他们有3个貂场，资产上亿，在金达支行有5000万的理财资金。伍强总觉得到期不续接，眼看着人家每天损失5000多元良心不忍。

时间久了，苏行长的打法难免被客户察觉，因此得罪了不少客户。而伍强负责维护的大客户理财到期续接却都非常及时。即便如此，伍强也仍然坚持自己的打法。他认为一届行长干个两三年就轮走了，往往为了升官冲业绩不择手段。大客户可是自己作为一个员工，能掌握的唯一资源。于是，伍强拼命维护客户的利益，结交下了不少优质客户，也得罪了正副两位行长。

伍强跳槽前，就和养貂的老两口提了一嘴，当时两人就说伍强一旦跳槽，自己立即就把钱转走。伍强当时没太当回事，一来对方资金太大了，二来老夫妻又都过了70，办事从稳健出发，私交就算再好，也不太可能买第三方理财公司的产品。

可等伍强刚交离职申请书没几天，苏行长突然打电话，斥责伍强说那5000万资金被他挖走了。伍强几经打听才知，老夫妇已将5000万资金转到辽宁一家商业银行去了。苏行长当然不信他的解释，咬定了是伍强挖走了大客户。

从此二人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这1千万的大单没出来，得少挣10万吧？”我俗气地插话道。

“没10万也有7、8万，关键是我还差150万元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单不成有降一档工资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我问。

“继续跑客户呗，凭从前打下的人脉基础，求人家帮我冲一下月底数。经过这次也好。原来我从支行挖客户心里还是有点压力的，老苏她既然这么埋汰我，反倒让我感觉释然了。”伍强说，“这不？我特意把我的离职材料复印了备用，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是：因个人原因辞职。”

“你们行长可能不止对一个客户这么说，之前客户拉黑你恐怕就是这个缘故。我觉得你还得再发一个朋友圈向更多的人自证清白。”我建议道。

说话间，地方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伍强带着我拜访的客户竟然是金达支行的信贷员王哥。

“唉，我也和老苏翻脸喽！”见了面，王哥边给我们倒茶边说。

原来伍强离开支行后，扔下的活全落到“二号老好人”王哥身上，身为信贷员的他还得卖溢价百分之五六百的金钞，推销已经市场饱和的ETC等，“说是叫什么捆绑营销，完不成的话放出去房贷就不给计价。”

王哥一看，任务难度也太高了，索性连房贷也不放了。不管老苏交给他啥工作都先点头应下，实际上看都不看，每天混到吃完午饭就跑出来喝茶泡脚。东西报不上去，上级训的也是行长，苏行长实在没法子，不得不突破了人事制度，聘了两个劳务派遣工担任大堂引导员帮着干活。

“我那3处房子收租是工资的好几倍，也不差那点计价钱。不过就是看在六险二金的面子上，混到退休。”王哥是老员工，曾经分过银行福利房。

伍强听了，脸上并未浮现幸灾乐祸的表情，只是平淡地附和了两句，然后直奔主题：“大哥我这边还差100多万的任务，不然就会扣工资。你这要是有闲钱帮老弟的话，我把提成和应扣的工资都给你。”

王哥端起茶盏一饮而尽，十分敞亮，“我要你个屁钱！我手里倒是有200万左右的活期理财，但过一阵要用，长期的肯定不行，有短期的马上就能办。”

就这一会儿功夫，王哥就在伍强这里做了一份7天的纯债券型基金。伍强总算凑足了任务，方才露出笑容，死活晚上又拉着我请了一顿胜利感满满的大餐。

5

伍强渐渐适应了天差地别的工作方式，但他对待客户的方法还是那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住豪华别墅的朱姐进了理财公司“高净值”目标客户名单，老总每天都让伍强给她发新产品，伍强表面答应，实际上总是隔很久才发一个。“朱姐青睐我，就是因为我骚扰她的频率很低。”伍强说，“按领导说的办，早就被拉黑喽！”

老总连番催促伍强给朱姐做资产配置，他也自有主张：“没有亮眼的过往收益，人家凭啥把几千万资金交给咱打理？等她第一单到期，我向她推荐私募股权母基金，公司赚钱不多，但客户潜在收益很高，这才能赢得客户对公司品牌的信心！”

对于未来发展伍强也未雨绸缪一番，国有银行保底工资靠文件，在理财公司就只能靠自己了。张姐和伍强交底说她还有700万的理财，一到期就会搬家过来，还殷勤地张罗着动员亲戚朋友去他那买理财。

虽然伍强一分钱提成不赚，但能维持2000多万资产余额，保住高级理财师的工资段位足够了。开貂厂的那对老夫妇没事常和伍强发微信聊天，他们打算近期回本市考察貂场，顺便让他领着去迁股票账户，如果能小小地营销一下，就凭这三位大客户，伍强就能在公司问鼎底薪15000元的特级理财师了。

以前伍强约我是感到自己前途迷茫想找个倾诉对象，慢慢也确实因为“寂寞”。自从超额完成了3个月1250万的折效业绩，老总私下和他说：“知道你跑客户辛苦，每天就不必特意回单位签退了，发个微信请假就行，太忙的话就算了。”

从前在银行里忙得团团转，现在突然清闲下来反倒有点无所适从。

“哪有那么多客户给我跑啊。200个陌生拜访电话才能成功与一位目标客户建立联系，我每周拿出两三天时间跑客户绰绰有余，若不是前两年p2p连续爆雷，我能做得更好。我手里还有两位大客户都踩过雷。当年敢于尝试如此高风险产品的人，我让他们做信托岂不是易如反掌？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待这两位大姐我是如履薄冰啊，不发产品信息就不可能出单，发得频繁了又会惹得人家不高兴，手指一动就把你删除了。”伍强潇洒地转动方向盘又说，“咱俩去茶城逛逛，看有没有上好的龙井下来。”

我扫视了一下车里没有挂件的后视镜，光秃秃的操纵台，对向来不拘小节、不讲究情调的伍强说：“这话听起来不像你风格啊。”

“逼出来的嘛！在我们单位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都没什么用处，老总除了业绩啥也不看。”伍强笑道。

我不禁感慨，制度果真能够改变一个人。伍强在银行工作时虽然服务态度不错，但骨子里仍是“客户爱存不存”的心态，到了理财公司，客户摇身变成了衣食父母，就不得不像追姑娘一般，琢磨出各种花样博人欢心。

几个月来，我听伍强讲述了理财公司里千奇百怪的故事：既有只有一个客户的高级理财师，3000万资金做短期理财循环，稳拿9000元的底薪；也有从来不营销，一到考核期就喊老妈来买理财，只为了有个营生干的富二代。

当然，听得最多还是伍强的思想渐变，收入节节攀升固然可喜，但担忧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刚进公司担心被辞退，眼下站稳脚跟又担心行业风险。还有一个困扰是，他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下降了，一说跑到理财公司了，不但很多以前关系不错的客户拉黑了他，就连亲朋好友也连连摇头认为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不该丢了铁饭碗。

我特意把拳头假做话筒凑到他嘴边问道：“那你觉得以前在国有银行好呢？还是现在的样子更好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伍强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国有银行玩的是关系，网点撤了也不必担心失业，理财公司只看业绩，半点情面不讲随时被赶出门去。在国有银行干活气得心塞，在理财公司任务压得头疼，都谈不上舒服。好在老天赏给我几位大客户，要不是快40岁的人了，我还真感觉自己是块金子，闪闪发光，前途无量了呢！”

后记

伍强到新公司履职不到半年，就获得了“新人王”称号，被派到北京总公司学习，回来后再对分部经理们转培训。他在国有银行12年都没学会的PPT，也逐渐摆弄得熟练起来。上台讲课，也能做到侃侃而谈了。由于他业绩优异且年龄偏大，同事们都称他为“老伍头”。

2019年11月初，伍强又营销了一位煤矿老板，近几年煤炭生意不停亏损，老板索性退出经营变现了资产，一次就做了900万元的信托产品。

自此，伍强成了王总眼中的大红人。而和伍强同期入职的女孩张洋则上交了辞职申请，书面上写着“个人原因”，实际是连续8个月“零出单”被老总劝退了。

2020年初疫情爆发，国有银行员工除了多了许多假期外，完全看不到什么影响。而同为金融行业的理财公司，一个季度过去，任务只完成了1/6，原因是很多老板抽回资金维持运转。公司虽然调低了考核标准，但还是为节省开支一口气解聘了10位业绩排名靠后的经理。

虽然与业绩优良的伍强无关，却让我感到一股春日的凛冽。

至于我，在机关蹲得年头太久，从前掌握的大客户流失得七七八八，眼下也实在没有伍强跳出体制的勇气。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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