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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人世间] 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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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2:1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两段不同的“形婚”,两个不同的重生 | 破茧021 

2016-01-05 Oscar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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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一篇发表文章,作者是学员Oscar,他写了两对同性恋者的形婚。



文 | Oscar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这是需要自我认同的年代。

1


男同性恋者潘喜几乎不抽烟。当他想起自己形式婚姻(下称形婚)的经历时,烟不离手。


潘喜的第一次相亲是在2010年的仲夏夜里。那时,他和父母还住在一起。下班回家,潘父没有任何铺垫地说起了结婚这件事,说已经托了隔壁的邻居,给潘喜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潘父用的是“女朋友”,这让潘喜感觉终生大事都已经尘埃落定。


此时距离潘喜把父母从农村接到A城还不到一个月。潘喜从小到大把父母摆在内心的神坛上。父母的意志,是不能改变,更不能忤逆的。事后潘喜才知道,做媒的邻居是一位以捡破烂为生的孤寡老人。


对经历了下乡却无法返城、后半辈子都留在农村、也没有读上大学的“老三届”父母来说,似乎想从潘喜身上找回更多的幸福感。


那天晚上,潘喜看到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长发女孩,画着浓妆,穿着精心挑选过的白色连衣裙。潘喜坐在床沿上,女孩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隔得远远的,不看彼此也不说话。潘喜清楚地闻到女孩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道。


父母让潘喜带着女孩出门走走。


女孩问,“听说你买了房子,工作很稳定,收入也不错,是不是?”


潘喜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几十年来,父母的日常三餐多半见不到肉星,可一到A城,就给潘喜买了一套120平的新房。这对潘喜来说,是恩赐,也是债务。


潘喜不敢让父母看出他的苦恼。晚上睡觉时,他躺在客厅的床上,父母躺在卧室。卧室的门开着,他担心父母会从呼吸声中判断出自己整夜的睡不好。


这个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女孩,是潘喜创下三个月相亲四十六人纪录的开端。潘喜曾在商业街人来人往的街头相亲。对方面色苍白,神情恍惚。潘喜的心揪了起来。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濒临死掉。显然,陪同女孩的父母对潘喜很满意,“和我闺女结婚,婚房婚车,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挑日子就行。”


年末,潘喜父母看电视时,得知在A城的某个广场,有父母们自发组成的相亲大会,两位老人有样学样地带着印有潘喜照片、学历、工作简介的海报,每天出门,比上班还积极。


“我非结婚不可。”潘喜说,“心里一点都没挣扎,不觉得是为了父母牺牲。我就觉得这样下去,父母一定会得精神病。”


实际上,潘喜把父母想的太过脆弱了。


究竟是作为同性恋者更加脆弱,还是他们的父母更加脆弱?如果让王琳来回答,也许是不一样的答案。


2012年,生活在W城的女同性恋者王琳和女友,以及其他朋友,合租了一套房子。


两个人的衣物虽然只能堆放,房间里却充满让人放松的味道。遭遇数次逢年过节的催婚后,不忍让父母担心、渴望过上平静生活的王琳在和女友决定形婚。


2


潘喜最初考虑的形婚对象,是女同性恋者中女性的一方,他在潜意识中认为这样的女孩更容易合作,更听话。想象和实际的差距很大。


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季,一个打扮得如同小伙子的女孩在一栋居民楼下站了两个小时。她在等的是自己的女友。她的女友正在潘喜家中见家长。形婚本来是为了更舒服的生活,逢年过节的演戏已经很辛苦,如果外面还有一个“保镖”……潘喜选择进一步接触的第二位女同性恋者,亲戚多得离谱,每到假期就要陪对方走亲戚。一次在亲戚家吃饭时,女孩被鱼刺卡到了嗓子,女孩的母亲很自然地说,“小潘,你去帮她弄一下。”潘喜想,是要把手伸到她的嗓子眼里,把鱼刺拿出来吗?


潘喜决定与外形上不那么“爷们”的女同性恋者中的男方试着接触。他在互联网某知名论坛认识了现在的形婚合作伙伴田玉。“与一味地被动相亲,或隐瞒身份‘正常’结婚害人害己相比,形婚是主动出击,是有良心地‘不祸害’别人。”田玉说。田玉外形普通,用她自己的话是不难看。她很了解自己的外形没有竞争力,让潘喜先考虑她的女朋友。田玉的女朋友高挑,长发,看起来更适合潘喜。正是田玉这句落落大方的话打动了潘喜。


要不要生孩子?这是形婚中最难调和的问题。


虽然都是喜欢同性,但男女同性恋者是很难调和的。女同性恋者在某种程度上比男同性恋者有着更强也更彻底的革命性


王琳非常坚持不要孩子。这一点几乎排除了打算形婚的、近四分之三的男同性恋者。身为男性的他们,依旧带着中国传统婚姻理念——不希望“绝后”。因此,同意不要孩子、外貌和工作与王琳很般配的大奇的出现,让王琳觉得难能可贵——她的思维如同她的样子,简单干净,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干脆利落。


田玉说,女同性恋者正是因为母性的特点,才把生养孩子看得更重!现在家庭中父亲多数不怎么管孩子,当甩手掌柜的当然不介意要孩子。把孩子随便生了,随便扔给女方或家长,只享用“香火”,却不负责任,是无耻的想法。可母亲是没法想象不管孩子的,从怀孕的万众瞩目到坐月子的痛苦调养,再到抚养教育,要一把屎一把尿,要亲力亲为。而且现在多数会有双方母亲住家帮忙带孩子,形婚不住在一起的情况下根本没可能做到。正是因为出于责任感,对孩子的爱,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不是排斥,女同性恋者才不要孩子的。



“形婚对象很难挑选。其实我很喜欢孩子,常常会想怎么照顾孩子、和孩子一起玩的时光。但是很多拉拉都不想要。我也没太在乎这件事,总是想着先结婚,把父母安抚了,再计划今后的生活。”潘喜曾排斥自己的天真爱幻想,也许正是这样的孩子气,让“今后的生活”在他的头脑中充斥着男友、美食、旅行。


婚后,关于孩子,潘喜反而考虑了更多。“有人把异性恋称为生殖恋,我的确认识很多为了结婚而结婚、婚后‘自然而然’生了个孩子的男女。”形式婚姻选择不生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是为了特定的繁衍目的而出生的,与生殖恋并无区别。也许,说背负着延续家族血脉的使命的孩子得不到提供生殖细胞的父母的爱,有一些绝对。但为了生孩子而不是为了感情而结婚,在这一点上,生殖恋与形婚,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吗?


3


结婚后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无论王琳还是潘喜,这是他们曾经对形婚的唯一要求。


第二次见面时,大奇便向王琳提出了结婚的要求。王琳和女友原本计划慢慢深入了解再决定是否结婚的节奏被打断了。女友虽然反对,但尊重王琳的选择。


紧接着,大奇提出了领结婚证的要求。相同的是,潘喜也拒绝做假证。理由同出一辙:担心被人发现。王琳的女友虽然身材娇小,但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铿锵有力。她认为,还没有充分地了解彼此,以后难免缺乏默契,加上王琳刚贷款买的房子,引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得不偿失。“本来就是合作关系,能帮点忙也无所谓。”王琳再次做出了让步。


“婚礼生产线”启动了。双方父母见面、彩礼聘礼改口钱、订酒席、婚礼仪式,一道接着一道的程序,把几位年轻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去买红包、喜字、糖包时,店家高兴地道喜,让他们的表情尴尬而无奈。走出店门,他们把红包分开,各有安排。


王琳和田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事先签好父母完全不知情的协议。协议中重点约定了在经济上分得很清楚:包括喜宴的饭菜钱各算各的,收到的贺礼各算各的,哪怕没用上的十几个红包也按照各自出钱的比例退回了。

“是谁陪你找酒店?谁陪你选衣服?谁陪你做头发?谁帮你安排这安排那?你顾及了那么多人的感受,什么时候想想我的感受?”王琳的女友认为王琳太重视婚礼,仿佛真的嫁给了大奇。为此两个人吵了很多次。

潘喜在准备结婚的前几天,父子俩骑自行车去泡澡。路过一片空地、四周无人时,骑在前面的潘父忽然扭头说,“这个婚,你要是不想结,我们做家长的,不逼你。”那一瞬间,潘喜差一点就出柜了。在此之前,他总认为是父母逼着他结婚。此刻呢?他的心里还是怕。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得知儿子性取向之后的父母,他不知道伪装了这么多年的异性恋形象垮塌后该如何生活!他咬牙说,“我想结。”


婚礼之后,潘喜和田玉回到新房。田玉和女友略坐了坐,就告辞了。形婚协议上约定了,婚后潘喜和田玉不住在一起。这也是田玉唯一一次来到这间新房。


潘喜很喜欢这间房子。这是父母用一生的积蓄给他买的一个家,这是他可以脱光衣服发呆的家,这是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的家。潘喜精心地收拾这间房子,书房里是巨大的书架,卧室里是一张双人床,客厅里有两排CD。潘喜的父母说这间房子怎么看都不像两个人居住的地方。


那是潘喜人生中唯一的新婚之夜,红包很快就做完了登记,潘喜早早地冲了澡,关了灯,躺在床上。他不觉得委屈,也不觉得伤心。仿佛放下一副重担。轻松吗?也没有。睡不着,爬起来,在博客上写了一句话,“生活已经尘埃落定。”铿锵有力。其实,生活中的风,有大有小,尘埃是无法落定的。


婚礼的第二天早上,潘喜的母亲急切地打来电话,要和田玉通话。就像某个电视小品里表演的那样,潘喜急忙说,田玉上厕所了。然后联系田玉,让田玉给自己的母亲回电话。田玉说,其实也没问什么。就问“好不好”。潘喜知道,“好不好”这三个字,隐含着性生活是否和谐的意思。


潘喜心情低落,不知道如何面对同事。索性请了一周假,躲在家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烦躁地跑出去,把所有的礼金都花了,买了一支单反。


形婚开启了潘喜更为难熬的欺骗。他每次想起形婚,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孝顺”这个词语。如今,“孝顺”两个字也让他觉得不舒服。


4


婚后,生活中挤进来的对方的家人,倾斜了原本生活的重心。生活被人用鞭子抽着,变成一个陀螺,转得飞快,又生怕停止后跌倒。

王琳是从农村考大学走出来的孩子,她认为这是和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奇可以产生共鸣之处。当大奇家的长辈去世,王琳看到大奇父母请人吹拉弹唱,热热闹闹地办着白喜事,并没有感到意外。不久之后,王琳家中也有长辈过世。大奇陪王琳折腾到很晚。终于可以休息时,两个人只能躺在一张床上。王琳听着耳畔这位只在法律上和自己有关的男人的呼吸声,不知道他是否像自己一样,觉得对不起两个家庭中过世的长辈。


潘喜需要面对长达九个月的举债度日。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的潘喜从没想过攒钱这件事。按照A城习俗,新房里的家用电器由女方家购买。潘喜只好借了钱,代替田玉,买了所有的电器,再一点一点地还钱。“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潘喜的语气有些敷衍。


金钱上的债务是容易熬过去的。熬不过去的是父母一遍一遍地关心。潘喜每天都会回家看看父母。而田玉住在城市的另一端,除了节日之外,是不会来的。一开始,潘喜的父母还关心地问,谁做饭?晚上都吃什么?后来,父母懒得问、潘喜也懒得编造答案了。

关于孩子,催逼从未停止。无论王琳还是潘喜只能选择沉默。


5


尽管双方很少见面,但在形婚中,单身的一方烦恼更多。遇到生活中的大小麻烦和情绪上的压抑,单身的一方只能独自面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王琳的女友讨厌大奇经常在晚上打电话来倾述各种烦恼:男友劈腿、工作压力大……潘喜很烦躁的时候,无人诉说,也喜欢给田玉打打电话。田玉的女友同样非常反感。

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常常会做出违反常态的举动。因为疾病而陷入恐惧和绝望中的大奇忽然鼓足了勇气,向自己的母亲坦白了:他是一名同性恋者。极其宠爱大奇的母亲,又愤怒、又心痛,却束手无策。大奇没有告诉母亲王琳的情况。因此,大奇的母亲伤心到打电话向王琳哭诉。王琳在震惊中,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算有再掏心掏肺的话语,在老人的悲伤面前都是无比的苍白。


性取向对同性恋人群来说,是上天赐予的一个狭暗柜子。平时躲在柜中,装的如同异性恋,避免被攻击。直到有一天,忍受不了躲起来的不快、压抑,主动或者被动地便推开柜门,走出柜子。男女同性恋的行话中,叫做出柜。


大奇出柜后,王琳的母亲忽然“杀”到W城,预示着属于王琳的柜子将碎成粉末。


王母在来的前一天,忽然打电话给王琳,反复提及王琳和大奇的种种异常,并一再追问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王琳像以前一样含糊应答。王母连续问了几次。王琳头脑一热,顾不上和女友商量,直接对王母出柜了。


王母赶到W城,让大奇和王琳当面交代清楚形婚的经过。听王琳讲完一切,王母当即要带她回家。王琳拒绝了,这里有她的爱人、工作和朋友。与此同时,闻讯赶来的大奇的母亲暂时缓解了剑拔弩张的紧张。


王琳借着向单位请假,急冲冲地赶回自己的小窝。王琳安慰女友一切还好。在女友给王琳准备换洗衣服的时候,她偷偷写下了遗书。这份遗书在王琳走后才被女友看到。这个日子,让王琳和女友刻骨铭心。


王父被王母叫到W城。王琳是极其敬重父亲的。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的脸色如此苍白,浑身气得发抖。王父站起来,冲着王琳的脸挥出手,却停在了半空中,又收了回去。女儿大了,他打不动了,只能伤心地说,“权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也不再管你的死活,你以后不要回家了!”


王母嚷起来,“我怎么养了你这样一个女儿,我还不如死了!我现在就去外面撞车!”听王母这么说,王琳也站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这最后一程,我肯定要陪着你。”说完,就拉着王母的手,向门外走去。大奇和他的母亲死命拽着王琳母女。


王母哭闹了一会儿,对王琳说,“你把那个骚货叫来!我看看她到底怎么就勾住你了!”


女友的到来,并没有让王琳觉得一切有了希望。王父见到女儿的女友,气得只能说,“你们家真是养出了一个好女儿!”王母一开始还劝说,到了最后,直接指着王琳的女友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王琳用全力保护着女友,“我们过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见王琳父母如此激动,女友只好离开了大奇家。深夜十一点的回家路上,空无一人,她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给母亲打了电话。王琳和女友都不知道的是,当时王琳女友的母亲正准备接受手术。


那一夜,很多人彻夜无眠。王琳的父母彻夜无眠,又恨又气。王琳彻夜无眠,一直跪着诵读地藏经,希望通过这件她唯一能做的事情,让信佛的父母别那么痛苦。王琳的女友彻夜无眠,哭到天亮。王琳女友的母亲顾不上手术,连夜找了亲戚接王琳的女友回家。


6


王琳意识到自己被“绑架”的时候,还剩五分钟左右的车程就离开W城了。而在此前,王琳的父母决定回家。所有人都挤上了大奇的车。紧挨着王琳、坐在车后排的王母,是“绑架”王琳的人之一。坐在王琳另一边的是大奇的母亲。


王琳看了看正在开车的大奇,以及坐在副驾驶上的父亲,打破了沉默,“我要上厕所。”大奇把车停在服务区。


王琳本以为母亲会让自己这个做女儿的,在心理上舒服一点。让王琳心里一沉的是,王母和婆婆也跟自己下了车,并一左一右夹持着她,走向厕所。


进了厕所,王母要求王琳不能关上蹲位的门。王琳轻声地坚持着必须关门。声音里透出她拼命守护的、在至亲的人面前的、仅存的一点尊严。


门终于可以关上了。


王琳挽起衬衫袖子,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这把刀是王琳出发前下意识地从大奇家里偷出来的。她咬紧嘴唇,用力地往手腕上划去——刀实在太钝了,偷拿的时候太着急,怕被别人看到,也没有仔细挑挑。


王琳划了好多下,动脉仍未划破,只有细细的几道血迹慢慢地淌下来。


门外的两位母亲不耐烦起来,用力敲着门。王琳无奈地重新放下衬衫袖子,遮住手腕。


“本以为坐在车上,血可以悄悄流尽。当他们发现时,我已经死了。”至今,王琳也不曾告诉父母自己自杀了几次。她现在则认为死亡只能逃避问题。


临近中午。王母提议,不如现在就把午饭解决了。在饭店中,菜很快上齐了。除了王琳以外的四个人沉默而快速地吃着。王琳只是坐着。


饭后,大奇对父母们说,他单独和王琳聊聊。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暂时服从父母意愿,先答应离开女友,将来获得自由可以再恢复联系。他说,愿意和王琳一起生活,他和父母都愿意接受她。


王琳愤怒地拒绝了,她无法接受再一次地欺骗父母。


更让王琳生气的是,大奇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王琳被软禁在家。父母轮流看管她,王琳可以看电视、看书、打电脑游戏,就是不能用电话,也不能出门,连和单位请假都被禁止。王琳最喜欢吃水果,王母就买来各种各样的水果。可王琳什么都不吃,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她开始绝食。


当父母愿意聊一聊的时候,王琳就心平气和地和他们聊。父母说她胡说八道,王琳就看电视、看书,继续着平静的抗议。


王琳的女友无法联系上她,决定联系四五个朋友到王琳家里去抢人。王琳趁着父母不注意,小心翼翼地通过QQ留言给女友,告诉她一切都很好,不要担心,才制止了女友。


被软禁的第四天下午,父母终于同意王琳回W城。


7


有人说,语言可以像一把匕首。其实,打量与揣摩的眼光,同样是锋利的刀,一刀刀划在属于潘喜的那个柜子上,柜子慢慢破损。


潘喜一直没有男友。中国式邻居早就对他结婚后却独居生活感到了好奇。


潘喜曾出差半年。父母对潘喜的态度,在那一次出差之后就变了。以前父母总是催生孩子,经常问田玉的情况,现在却问也不问。潘喜试探着。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母亲则很不高兴地说,“管好自己就行!”然后调大了电视机的声音。潘喜觉得不安,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天,潘喜打扫房间,虚掩着房门。听到隔壁邻居和楼上的住户聊起了自己,“这家姓潘的,怎么结婚之后,就没看到新娘子啊!”


“你还没听说吗?他是个同性恋!”

“真的假的?”

“前一阵子他父母过来,好几个人都好奇地问新娘子的事,他的父母都不知道呢!”


潘喜推开门,那一对长舌妇居然笑着和他打招呼。


潘喜终于明白为什么父母不再问孩子的事情,不再问田玉。


潘喜反而觉得轻松。“形婚的最好结果就是出柜。父母怎么可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能接受,就会挑明,那就出柜。如果父母接受不了,也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潘喜说,他就是后一种。他称之为“软出柜”。他从未想过,形婚有一天是这样的结果——那又为何要形婚?


8


如今,王琳和潘喜似乎都过上了在形婚前就渴望的“平静”生活。


潘喜决定继续他和田玉的已经五年的形婚。


田玉至今仍未出柜,和女友有了小家。

王琳和大奇后来好好谈了一次。虽然大奇还想继续和王琳的婚姻,但是王琳坚决拒绝了,结束了形婚。


王琳的父母仍未接受她。只有王琳女友的母亲常说让王琳掏钱再买一套房子给女友,免得王琳变心。王琳说,女友做的饭菜很好吃。王琳的女友坚持她们已认定了彼此。

潘喜常常想,如果结婚前真就反悔了、不结婚,时至今日,到底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后来了解到,很多同性恋者形婚,也有很多同性恋者不婚。无论是性少数群体,还是性多数群体,似乎都排斥形婚,将之视为不勇敢做自己的标志。“做自己,就要让父母替自己背上十字架吗?”潘喜激动起来,“我不想强迫年过半百的父母接受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的确,不婚的同性恋者中只有极少数告诉家人自己的性取向。不想伤害父母家人,无论形婚与否,无论性取向如何,这是人性中的共性。

王琳无法忘记父亲说的话,“早知如此,我宁可你没有和别人合起伙来骗我,骗所有人。”王琳能理解父亲的意思,一个本分生活一辈子的男人,从来没有撒过谎,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女儿考上了大学,进了国企。可如今,父母不仅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孩子,更不知如何面对那已经习惯了的社会圈子。

潘喜和王琳如此普通,和擦肩而过的路人没有任何区别。潘喜和王琳都不知道,他们渴望的、如同大多数人一样的、坦然的生活,何时到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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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2:1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非洲女佣莫尼卡 | 破茧022 

2016-01-07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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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二篇发表文章,作者是在世界人均GDP最低的国家马拉维卖手机的刘文,莫妮卡是他在非洲的女佣,这个普通的非洲女佣有什么故事呢?



文 | 刘文


“不要再跟我老婆乱搞,不然我杀了你。”


一早,我打开Facebook,就收到这条信息。


这次来赞比亚前两天,我才知道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中资企业的员工住处晚上强盗闯入,当地人持刀抢劫,三个中国人当场死亡,还重伤两人。今年的赞比亚大旱导致的经济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治安。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马拉维坐了十二个小时的跨国长途大巴,来到了赞比亚。


刚来赞比亚第二天,就收到这样一的信息。难道我被盯上了?


我打开发信人的Facebook主页,他的头像是一个小男孩在裂着嘴笑,我认出了这个小男孩,他是奥利佛。我知道了,发恐吓消息的一定又是他。


他是我们的女佣莫尼卡的前男友,奥利佛的爸爸。


我翻看他Facebook中的照片,大部分是奥利佛,也有他跟莫尼卡的合影。看来他很爱奥利佛,也许他不肯放弃莫尼卡,可是,他却威胁要杀我。


这个阴魂不散的蠢猪,我心里骂着,一年之前他就恐吓过我,不仅仅是我,安竹同样也收到过他的信息,他把一切跟莫尼卡接触的男人都看作情敌。


我问安竹怎么办,安竹说,那先去报警吧。


我们去了警局,是一个路边的小铁皮房子。警局里面只有一张破旧掉漆的桌子,一个瘦瘦的警察斜坐在椅子上。我们说明来意,给警察看了这条信息。


警察懒懒地说:“哦,他又来骚扰了是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这种信息了,为什么这次我刚刚到赞比亚,他就知道我来了?”我很愤怒,这对我人身造成威胁了。


警察说,那也没有办法,只有等莫尼卡回来,然后跟她商量一下,给他前男友打个电话。


我只好出了警局。


晚上下班后,我和安竹在讨论白天的事,我讲干脆搬离这里,安竹说没有必要。他分析道,这个男人伤害我们的可能性很小,他说:”莫尼卡现在有一个公开的男朋友,你想,如果他想那样做,那么,他为什么不去找她的公开的男朋友呢?”


“再说,要找一个能给我们把房间打扫的那么干净,还做早餐,洗衣服,还洗所有内衣内裤的女佣,太难了。”安竹讲。


在赞比亚,警察不一定能够保护我,我决定自己来,我给这个男人回了条信息。


“我从来没有跟莫尼卡搞过,以后也不会。你怎么会这样想?”


“莫尼卡告诉我的。她是个妓女。”这个男人回复我。


他既然这样讲,我就放心了,我明白,他只是想骚扰我发发恨,他不会真来杀我。


后来,我又收到他发的一堆淫言秽语,就不再理会了。


(一)


莫尼卡是我们的女佣,第一次见她是在赞比亚租房子,我们来看这套房子,她从厨房钻出来,下身一件长裙,上身一件无袖背心,露出健硕宽阔的肩膀,蓬着爆炸头,我们在跟房东谈价钱,她说,如果你们租这个房子,我会给你们打扫房间,还洗衣服,还可以做饭。


“是所有的都可以吗?早饭晚饭都做?”


“都可以,你们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莫尼卡拼命点着头。


那太好了,卢萨卡的物价很高,每天去外面馆子吃饭很贵,这样能省不少钱。


“衣服也洗了?”


“是的是的。”


“太好了,你还有什么服务?”我们戏谑说道。


“你要什么服务我都可以做。”莫尼卡说。


于是,这个房子我们就定了。


莫尼卡是房东的一个亲戚,具体是什么亲戚就很难讲。这是非洲常有的情况,一个富人,一定会带一帮穷亲戚。越富,穷亲戚就越多。去年马拉维的新总统上任请吃饭,他出生的村庄及周围村庄,共请了5000多人。


房东凯文的妈妈,在联合国的医院工作,去过南非,也来过中国,是她买了这个院子,以前自己住,现在出租。院子非常大,几十米高的大树就有十多棵,院子后面还有三户人家,就是房东的穷亲戚。莫尼卡打扫卫生,另外一户是园丁,还有一户是保安。


我们也了解到,莫尼卡是一个未婚妈妈,年龄二十五岁,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七岁了,小儿子两岁。莫尼卡说孩子的父亲成天不工作,不务正业,人也不好,所以,莫尼卡把他赶出去了。


莫尼卡早上七点钟来做早餐,背上睡着小儿子奥利佛。她先煮咖啡,再把面包抹上黄油放在烤箱里面烤,有时候煎几个鸡蛋,有时候清水煮。做好后她把食物摆到桌子上,再摆好刀叉餐具,然后用碗倒扣把食物盖好,等我们起床后吃。我们一起床就能够吃到还是热乎的食物,喝上温热的咖啡。我们只管吃完后上班,莫尼卡也会收拾洗碗。


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奥利佛就睡醒了,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始时莫尼卡把他抱到屋外,怕打扰我们,我们就让他留在屋子里。奥利佛看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会Daddy,Daddy的叫着,我的儿子比奥利佛大一岁,奥利佛的叫唤唤醒了我的父爱,后来,只要听到奥利佛叫Daddy,我就回答 Yes。


有时,我会抱起奥利佛,他非常轻,四肢非常细,两岁的孩子,也就十斤左右。


每天下午,莫尼卡都会把我们的衣服洗好放到我跟安竹的床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还带着阳光的味道。




晚餐,莫尼卡会煮牛肉,或者是鸡肉。把肉切好,放上洋葱,土豆,再放一些辣椒,这些原料放在锅里一直煮,就煮成一个菜,非常下饭。


后来,晚上基本上都是一直一个菜,感觉有些单调,我就买些蔬菜给莫尼卡做,想教她中国菜,我比划着,炒一炒,不要煮。


莫尼卡用力点点头,她说她会做。


但是做完后端上来,还是一锅煮。非洲的本地饮食比较简单,其实莫尼卡并没有做过中国菜。


我们相处很融洽。


一天,安竹出去会朋友,我想早早冲个澡就泡在浴缸里,莫尼卡进来了,她叫着我,文,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洗澡。


她说,那我进来帮你按摩吧?


不用不用。


没事的,我这就过来。


我赶快爬出浴缸关上浴室的门。说你千万别。


莫尼卡在外面敲门,我不敢应,我说,你不能进来。


过一会,外面没有声息,我洗完穿上短裤到了卧室。


卧室灯关着,床上有个人,莫尼卡就直挺挺的躺在那里。


我穿上外套,坐在餐桌旁,开始吃晚饭。


莫尼卡走过来,她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她。她说她很喜欢我。


我说不是。


她问那为什么?


我说我有妻子和孩子,他们在上海。


她说那个没有问题,在赞比亚,她可以是我的女朋友,我要回上海,就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做不到。


莫尼卡不甘心,她一再要求:你如果不愿意,那吻一下也可以。


莫尼卡的不甘心,反而让我坚定了态度,我拒绝了她,虽然心潮澎湃。


第二天,我收到一个电话,他自称是莫尼卡的男朋友,他跟我讲,不要跟莫尼卡搞在一起,他才是莫尼卡的男朋友。


我很窝火,我什么时候跟莫尼卡搞在一起了?我怀疑他们俩串通好了陷害我。幸亏我没有上当!


晚上回家,我跟莫尼卡发火,我质问她,她的男朋友是怎么一回事。莫尼卡告诉我事情的原委,今天她去问她前男朋友要奥利佛的抚养费,他不仅没有给钱,还把她的手机抢过去,翻看了所有跟她的通话记录,因为我经常打电话给她,他就以为我是她的新男友。


我将信将疑,对莫尼卡说:“以后不要给我带来麻烦,你在这里就是要做好这份工作,如果你不想,你就离开。”


莫尼卡有些害怕,她眼睛有些红的走开了。


第二天,我看到饭桌上多了一幅筷子。她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就放一双筷子来讨好我。


事情这样过去了,之后,莫尼卡的前男友又发信息骚扰安竹,安竹报了警,警察警告了这个男人,他就停止了发信息。我跟莫尼卡的误会消除了。


(二)


一次,我们办Party,买来很多啤酒,莫尼卡看到啤酒也很兴奋,安竹说,你也可以喝。后来安竹发现少了很多瓶啤酒,他认为是莫尼卡偷走了。




对一个佣人来讲,偷是很忌讳的。


安竹趁着酒劲,打电话给莫尼卡,开始质问她为什么拿走冰箱的啤酒。


莫尼卡说,她以为安竹让她可以随便拿,所以她拿了几瓶回去给自己的姐妹邻居喝。


莫尼卡有她自己的圈子,她也想让她的亲戚开心。


安竹很生气,莫尼卡被说哭了,后来,莫尼卡去买了啤酒,把所有她喝掉的酒还了回来。


这次事件之后,莫尼卡对所有的东西都很注意,冰箱里的食物存放到腐败了,她也不会拿走,确认我可以给她的东西,她才会拿回去。


莫尼卡也爱喝酒,平时是成天笑着,喝酒之后就兴奋,一次,她来做晚饭的时候,也带了半杯酒,一边做菜一边喝酒。


我拿了一瓶喜力,边喝边跟莫尼卡聊天。


莫尼卡很高兴,她一直劝我尝尝她的酒。当地的啤酒比较贵,一瓶要三块多,莫尼卡喝的是当地的一种酒,两块钱一瓶。


我端起杯子,这是一种乳白色的液体,我尝了一小口,很香的味道,不过有点像香精。


“你看Zulu,他也喜欢喝酒。”莫尼卡边说边比划。Zulu是我们的园丁。


“Zulu有钱的时候,或者他的朋友有钱的时候,就去买一瓶更烈的白酒,大家轮流一人喝一口。”莫尼卡说,“喝到醉的时候,Zulu就睡在马路边的草丛中。Zulu的老婆早上醒来看到Zulu不在,沿马路去找,就能找到Zulu。”


“然后呢?”


“先是踢两脚,然后,啪啪打两下。”莫尼卡边讲边做打耳光的手势,把我逗得大笑。


“Zulu up, Zulu up。”莫尼卡像是在演话剧。然后她做着牵着走的手势,意思是Zulu的老婆牵Zulu回家。


这里尽管物质上很差,可大家都是乐天派。


那天晚上,我一边吃饭一边跟莫尼卡聊天。后来,我随莫尼卡去看她的家。




莫尼卡的家有两个房间,空间逼仄,外面的房间,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披了一条毯子,坐在一个有大洞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中的MTV节目。走进里面的一间卧室,地上睡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一张大床上上面睡了两个孩子,奥利佛和另外一个男孩。莫尼卡说她也睡在这张床上。两个房间满满当当,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原来,莫尼卡除了她自己的两个孩子,还照顾她姐姐的两个孩子,这么小的空间,足足挤了五个人。


家俱就是一张床和一个沙发,一个电视柜。


电视柜上,是一包劣质香烟。


看到她的家这么乱,我难以相像她怎么把我们的住处整理的那么好,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还有,她一个单亲妈妈,一个月那么少的钱,是怎么养活这个家?


(三)


在非洲卖手机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发现当地虽然开始普及智能机,但是实在上不起网,网费太贵了。于是,我们就在卢萨卡布设Wi-Fi,让当地人可以非常便宜的上得起网。


我们在住处放置了一个Wi-Fi做测试,莫尼卡后来成了网虫,开始她让我教他上网,后来,莫尼卡的大儿子也来了,他的儿子又带来了一些男孩,莫尼卡就教他们,这些孩子每天来蹭网。


后来,人就越来越多,莫尼卡俨然一个老师。


我跟莫尼卡说:“莫尼卡,你越来越摩登了。”


莫尼卡说:是呀,有安竹和你,我当然要摩登了。”


这些人都成了我们的“小白鼠”。


“莫尼卡,来给我看看你的手机,里面是什么类型的歌?”


“这个是津巴的歌手,这个是赞比亚的,不过他们男孩喜欢听牙买加的。”


“牙买加的雷鬼乐。”


非洲人太爱好音乐了,很多人手机里面存了几百首歌。


非洲人这么爱好音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把音乐带过来呢?


于是,我们就在每个Wi-Fi后面放置了一台主机,主机上存储了海量的音乐,这样,Wi-Fi下载音乐变成了本地下载,速度快多了。


“莫尼卡,网速这么慢,一定是你们都在下载歌。”我问。


“没有啊,我们一直是只下载一次,然后用蓝牙相互传。”


哦,原来他们用蓝牙传歌。


后来,我们又开发了一个音乐播放器。这个音乐播放器带了蓝牙传歌的功能。播放器上线后,这个播放器就在当地流行起来。带蓝牙传歌的音乐播放器并不多见,当然,可能只在非洲才会有用。


莫尼卡跟我讲她的弟弟要考赞比亚大学,但是数学很差,主要是他的高中数学老师教的不太好。赞比亚人非常重视教育,但是他们很难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于是,我们又在我们的Wi-Fi放置了大量的教学资源,包括全部的可汗课程(那个拒绝上亿美金投资,把他的网络课程免费提供的牛人)和一些著名大学的MOOC课程。


我们的Wi-Fi不仅仅是提供上网,也提供资源下载。我们开发了一个App,叫iBar,它整合了上网,本地下载音乐,视频,APP和教育资源等功能,iBar开始充当了本地的互联网入口,我们开始卖广告。


有一段时间,莫尼卡每天晚上都会下载视频,我问莫尼卡到底看什么,她给我看,原来是中国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这个伤感的爱情剧吸引了她。一天晚上,莫尼卡看完了这部电视剧,她问我:冰到底醒来没有?


她问的是电视剧的剧情,一个人成了植物人。


我摇摇头,我没有看过。


莫尼卡说,你们中国人真奇怪,感情总是看不懂。


我们是不一样的,她们快乐是最主要的,我们有着责任。


早上,我们坐上车,准备去上班。莫尼卡放下手机,她斜倚在车门上,胳膊支起腮部,看着我说:“文,我想去你们公司。”


我心想,又来这一招。


“你去做什么呢?”


“我去帮你们卖手机,我给顾客介绍iBar和Wi-Fi。”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下次吧。


“你总是说下次。”莫尼卡有点不高兴,她低垂着脑袋,无奈地说,“好吧,下次。”


我想,也许我真可以带她去看看,也许,莫尼卡真能胜任我们的一份工作,可是,如果她去上班,谁来照顾她的孩子呢,谁又给我们收拾卫生做饭呢?




(四)


一天晚上,我在客厅工作的时候,莫尼卡敲门,她手里拿了半瓶啤酒,还拿着两块棒棒糖,看得出她今天很高兴。我看到她戴了一个新的假发,非常中国式的,不是以前的爆炸头。


我说,你的头发很漂亮。


莫尼卡更高兴了,她跟我介绍说这是中国进口的,花了她400多块。我心想,是她半个月的薪水。


莫尼卡说,非洲人特别喜欢头发,大多数女人戴的都是假发,她问我能否从中国进口假发,跟她一起做头发的生意,这个生意在赞比亚一定好。


我摇摇头,我只懂手机和互联网,我不懂头发。


说到后面,莫尼卡说她钱不够花的,孩子的爸爸又不给她生活费。我说,你可以想想怎么做点小生意。


就这样,莫尼卡开始了她的创业。

一次,我看到我们的冰箱里多了几条鱼。不是我买的。


第二天我正好出门,又碰到莫尼卡,她手里拎着鱼,原来,她开始试着卖鱼。她举起左手的袋子,你看这袋大的,200元。她又举起了右手的袋子,这袋小的,150元。


我离开赞比亚后,安竹告诉我,莫尼卡的鱼越来越多,把整个冰箱都充满了,因为今年经常停电,所以鱼会坏掉,散发着臭气。


她真的开始卖鱼了,我说。


是的,你看到的那次就是她的试验。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安竹很生气,他告诉莫尼卡,这冰箱是他的,莫尼卡不能用,如果她想做生意,他可以帮她买一个冰柜,然后,赚到钱后再把钱还给他。


后来安竹真的帮莫尼卡买了一个冰柜,莫尼卡也真的把钱还给了安竹。


我又回到赞比亚的时候,带了一个野营的帐篷,莫尼卡跟我讲,她也想让我帮她买一个。至于为什么要帐篷,是因为莫尼卡需要坐六个小时的汽车,去赞比亚与坦桑尼亚边境的赞比亚河买非洲鲫鱼和老虎鱼,再带到卢萨卡,去了边境后,因为没有钱住不起旅馆,一般都是睡在长途汽车站,所以她想买个帐篷睡,这样雨季的时候也不用怕。

我忽然心生怜悯,我想象着夜里,黑黢黢的车站中,莫尼卡孤零零睡在空旷的广场上,会不会有人欺负她?她需要一顶帐篷,这也许是她最后的庇护。


也许,是另一番景象:车站广场上,挤满了睡着的旅客,大多数人并没有帐篷,如果莫尼卡有一顶帐篷,那将是很舒适的奢侈品。


我答应我把帐篷卖给莫尼卡。离开的那一天,我教莫尼卡怎么用,如何折叠,如何扎起,如何用外面的一层布来防止雨水灌进去。后来,莫尼卡收好帐篷要走了,她问我,帐篷多少钱?


我说:如果在中国买,这个价钱是400块人民币,折成你们的赞比亚克瓦查,那就是800块。


莫尼卡惊诧地张大嘴巴。


我说,不过,这是二手的,可以便宜一些,就是400块。


莫尼卡点点头。


因为是卖给你,所以,还可以再便宜一些,200块好了。你赚钱后,请把帐篷的钱给我。


莫尼卡又点点头。


莫尼卡,上帝会保佑你的。我在心里说。


(完)



刘文

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 曾在总参谋部军队高校任教;曾经自办GRE英语培训班;在阿里巴巴1号店等电商的职场打拼过;现在创立Big Five,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成为一个创业者。喜欢科幻,加入破茧计划从非虚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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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0 02:1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救赎 | 破茧023 

 2016-01-14 倪玮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三篇发表文章,作者电视记者倪玮,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人车祸去世,肇事司机逃之夭夭,老人的孩子通过现场遗留的一本画册找到肇事凶手。



文 | 倪玮


手下是一桩新木,一会儿先用刨子把那些不规整的边角去掉,然后再慢慢打磨。做完这桩活儿得到月底。那么再接两三个活,就要到春节了。


春节。去年春节的时候,许留桥75岁的老娘破天荒跟他开口,“儿啊,你今年就不要出去打工了,在家里吧,家里也有活儿干啊”。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总无非是,在家里干活哪里有外面来钱多?一说到钱,他娘也乖乖闭嘴了。这是事实。家里不富,其实原来该算作穷,但好在一家人都勤俭节约,日子也正慢慢好起来。


可不是吗?许留桥在大连做木匠二十几年,跟着不同的老板,有活干的时候每天从早七点到晚六点,没得闲。一开始工资也低,几年前涨了,现在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七八千,他把花销降到最低,基本不动,存着。他的妻子在老家的一个服装厂打工,按小时算钱,一个小时10块钱。厂里管中饭,其实中饭后能回家午休,但妻子都是匆匆忙忙吃完饭继续干,干得多挣得多。当然,他娘也没闲着。之前家里有田,娘在种;去年自家的田被收走了,娘就出去捡垃圾,或者帮其他人干农活。



老人养的鸡


一想到75岁的老人还在做事,他心里不是滋味儿。烦躁,点了根烟。家里没穷到那份上。去年过年回家他冲娘发了脾气,“不要出去捡垃圾了,不嫌丢人?也别帮别人干活,蹲在那里除草多费腰。别干了,在家里!”看着他真生气了,娘也讪讪地,不敢回话。他在家十几天,娘哪里也不去。娘身体底子不错,就是年轻时干活太拼了,背驼,很驼,至少得有45度吧,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娘的背。后来许留桥听妻子说,娘出去给人种田一天能挣70元,没活儿干的时候卖废品也多少挣点,娘从早上一睁开眼就想着干活儿,闲不住。


他自己这隐忍好强的个性,多少也受娘的影响。他爹死得早,死的时候他24岁,妹妹20岁。还好他从十六七开始学木匠,也能慢慢承担起男性家长的角色。但在老家泰兴的一个镇子上,没那么多给木匠的活。爹死那时候他刚结婚,也有些倦怠,在家待了几个月,没怎么出活儿,结果娘骂他,“你不出去想着法子多挣点钱,你还指着我养你呢?”



许留桥


一句话把他骂去了大连,听说那里活多。


刚来的时候是穷啊,真穷。全身上下几十块钱,天天吃拉面,白面,没菜没肉。所以他的体型就一直那么清瘦着,胖不起来。不过的确挣得多多了。那一年他20岁的妹妹也出嫁了。爹走了,妹妹又嫁了,其实他本不打算离开家乡,也是想多陪着娘。但既然娘嫌自己挣钱少,得,听娘的。


老人真矛盾。许留桥掐灭了大清早的第一根烟,准备开始上工。以前是你让我出去打工、现在又想让我回来,真是!许留桥有些不满,现在自己的负担也不轻,女儿在扬州大学上大三,准备考研。想到女儿,他高兴了,女儿聪慧,自己从不怎么管,但一路成绩都很好,又长得伶俐。现在是九月份,过不了多久,就能回家看女儿咯。


想这些的时候,47岁的许留桥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就能见到女儿了,但却再也不能和娘说上话了。

1


那一天的活儿一切如常,下午五点半收工,许留桥随便吃了点,打算早点休息。走回租住的房子,擦把脸,一天的疲惫散去了七七八八。他睡得早,干体力活都这样。睡前九点半,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娘出车祸了,被送到医院去了。”电话那头妻子的声音有些“浮”。严重吗?许留桥的第一反应是,应该没事吧,娘身体那么好。当时妻子说,还好,说他妹妹也去医院了,让他还是抽空回去一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家里没个男人不行。他一听这话,知道坏事了,娘的车祸肯定不小,要不然按娘的个性,最害怕麻烦子女的,没事从不主动麻烦他这个在外的儿子。“真没事?”“没事”,那头妻子说,“就是肇事的车子跑了,找不到,你还是回来一趟比较好。”


匆匆忙忙跟工头打了个招呼,许留桥打算第二天从大连赶回泰兴。一个晚上几乎辗转难眠,早上自己还想了那么多家里的事,当时觉得好笑,他从不是多愁善感的人,现在看来,是预兆了。第二天一大早许留桥就打电话,机票贵,高铁慢,权衡了一下,他定了高铁的票。等他辗转从大连来到泰兴市人民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七点多了。


见到娘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娘已经不能说话,躺在重症监护的病房,他妹妹的眼红红的,看着格外憔悴。他一激动,眼泪也没忍住。原来大家在瞒着他,娘的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医生把他娘的两只眼扒拉开,瞳孔已经不能聚光。好像感知到他来了,娘的鼻子和耳朵突然往外渗血。许留桥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只知道他来晚了。


怎么回事?大家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就昨天,娘去了我家,给我送青豆。”他妹妹许留兰说。许留兰一个人住,刚起了大房子,留娘在那里住一晚,娘说家里还晒着青豆,赶着回家收,晚饭也没吃,匆匆忙忙要走。两家离得远,她妹妹就骑着电瓶车送娘,过半距离的时候,电瓶车快没电了,娘就要下车,坚持自己走回家。



许留兰


许留兰到家没多久,村里一个干部找上门来,火烧火燎地。“你妈妈是不是在那个路口?我刚经过,真是巧,一个老人靠在栏杆上,110也在那里,好像是出车祸了。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她说了句,我女儿叫许留兰,她家在南面西元,我儿子叫许留桥。我一听不是你吗?你赶快去医院看看,你妈好像去市医院了。”


“哥,是我的错吧?我应该把娘送回家的,那路那么黑,又那么多车。”看着六神无主哭成个泪人的妹妹,他一开始心里有点责备的心情,全没了。“肇事者呢?”“肇事者跑了。”“被个什么车撞的?”“警察好像说是一个电瓶车。”听到这里,许留桥的心急速往下坠。电瓶车,没牌没证的,上哪里找去?出事的那个路段他也知道,没有路灯,平日里黑灯瞎火。看着躺在床上的娘,许留桥第一次觉得,无依无靠。

2


晚上,许留桥偷偷问医生情况,医生告诉他,准备后事吧,多则能撑几天,少就是几个小时了。


娘做了开颅手术。他只知道,那是把头脑壳打开,又缝上。可是没用,娘的脑子里面出了太多血,所以要往一切有孔的地方渗,比如眼睛,比如鼻子,比如耳朵。他看过病死的,比如他爹,安安静静。可是现在他娘是这样子。许留桥觉得,每一滴血都像是控诉


警察来了,他得知了更多细节。出事的那天晚上是七点来钟,当时有个路人看到,第一时间打了110和120。路人说,撞倒他娘的是一个骑着个电动车的小伙子,小伙子也跌倒在地,随后把他娘扶起来。那时候他娘还能走路,也能说话,没看出什么外伤。


120是十分钟之后到的现场。后来120告诉许留桥,那时候现场就只有他娘一个人了,靠着路边的栏杆,不肯上车。医务人员问,为什么不上?他娘说,“撞我的小伙子说他回家拿钱了,然后带我去医院,我不跟你们走。”看到他娘能说话,能走动,看着无大碍,120又接到另一个求助电话,就赶着了离开了。许留桥后来看到了一张出诊表格,救治情况一栏只有两个字,空车;时间,19:04。


十几分钟之后110来了。许留桥后来看了交警的执法记录仪,当时他娘靠着栏杆,还是说,不走,警察问她话,她能答,含含糊糊,还说了一句,“不要让我儿子许留桥知道,他知道肯定要骂我”。但随后娘就抱着头,喊疼,说了句“哎哟妈妈咧”。110又打电话给120,让他们派车,当时120还纳闷——“是那个老太太吗?刚才我们去了,人家不上车啊!”120第二次过来,娘还是含含糊糊不愿意上医院。娘的劲大,警察说,后来是娘身子软了,他们才硬把人搀上了车。那时候是19:50。



交警出警时 执法记录仪模糊地记录下了老人生命中最后尚清醒的时刻


娘为什么不上120?许留桥心里清楚,是相信别人,也是心疼钱。但撞人者说回家拿钱这种话,只有娘那种老实巴交的人才会信吧。人都走了,哪里还会回来呢?更何况也没问对方的姓名电话住址啊!娘,你真傻!


娘被送去医院已经是20:05了,那时距离第一次120去现场过了整整一个小时。许留桥不敢想象那一个小时里,他的娘是怎样一个人靠在路边的栏杆上,等着一个不会再出现的人;晚上的风那么大,而那时候娘脑子的血又是怎样从一滴一滴地渗,到疯狂地涌出来啊。


“我到医院的时候大概8点半”,妹妹许留兰告诉他,“当时医院的医生也没在,娘就躺在那个担架上,不能说话,我看着好难过。我好像等了好久好久好久才看到有人来啊。我哭着说快去找医生来啊快去找人来,救救娘啊!”他抱住妹妹,他也难过,他心里更窝了一肚子火。


那火是气娘,但那气软绵绵的。他娘一开始拒绝上车,肯定是没想到会那么严重,以为就是跌一跤,年轻干活的时候受的伤还少吗?火只能全部转向那个消失的肇事者,撞了人,为什么要拿谎言去骗一个老人?

3


第三天早上10:25,娘走了。


张雪芳老人 遗照


重症监护室里的医生脸上满是痛惜,告诉许留桥,你娘本不该死。是,是不该死,可是去怪谁?娘缩成一团,本来就小小的个子看着更是袖珍,本来就驼着的背看着更佝偻,他才发现娘都已经这么老了。死也是解脱,要不然看着娘浑身插满管子,连呼吸都困难,对他来说更残忍。


给娘穿上红灿灿的唱戏一般的衣服,拉回家,那尸一停就是十几天。许留桥不是故意要放那么久,而是事发突然,一切都没有准备。后来公安局的法医到了他家,尸检,把娘缝合好的颅骨又打开。他不忍看,只敢哆哆嗦嗦地看一份给他的文件,检验意见上写,“张雪芳符合交通事故所致颅脑损伤死亡”。


既然是交通事故,肇事者呢?娘死后,许留桥失了魂儿一般,天天就去那条路上来回走。明知道走也走不出什么名堂,还是走。十几天之后,他把娘葬在了村头的一条小河旁,没有立碑,光秃秃的坟。要怎么立碑?没办法立。他不敢老去看妹妹,对着妹妹更难过。想不通的时候,许留桥就去靠着坟,一靠就是一下午。


4


“娘是9月14号出的车祸,我是9月15号回来的,娘是9月16号走的,9月29下的葬。”许留桥脑子里记着这些时间,精细到分钟。他睡不着,每天能躺在床上五个小时都算多的。脑子里始终是这件事,乱的很。


他不止一次找过交警,交警的态度很好,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交警告诉他现场的全部物证是——一摊油污、一本广告画册、一个摩托车脚垫、还有栏杆上的一些擦痕。

交警也跟许留桥解释过这些信息是什么意思。油污代表什么?可能是车祸发生时留下来的,那车是烧油的;广告画册可能是摩托车上用来垫脚的;脚垫也许是从车上掉下来的,那是一种全市不知道几千几万台车都使用的再寻常不过的脚垫;栏杆上的擦痕是当时事故留下的,颜色是蓝黑的。


最后的结论是——肇事车辆是一辆有蓝黑颜色的、烧油的助力车,车上有一个脚垫。“上哪去找这样的车?大海捞针!”许留桥知道这话不假。警方告诉他,已经排查了市里大大小小的摩托车店,没什么线索。警方又在事故周围的路段贴了好些协查通报,鼓励群众举报,许留桥也看见过电线杆上贴着有,但也都没用。


他难受,娘的死不明不白。他问警方,肇事人还能找到吗?有一次一个民警跟他说,能,除非肇事人自己来投案,或者几年以后他又犯事儿了,主动交代起这个案件。

5


时间很快到了10月,许留桥每天魂不守舍。


往年这时候是他打工最忙的时候。他们干活也有旺季和淡季。从暑假一直到十月就是干活的旺季。干起活来,人就有了寄托,有种踏实的感觉。出外打工这些年,每年都是正月里出去、腊月才回来,他怎么可能不想家、不想妻子孩子?可是想到家里的经济,他就又把所有的苦咽回肚子里。


他妹妹也不容易。妹妹许留兰20岁结婚,孩子没几岁,她丈夫就死了。那件事对妹妹的打击巨大,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娘开始格外关心妹妹,没事就去帮衬她,帮她干农活、帮她带孩子。后来妹妹再婚了,仍不顺利,几年之后又离婚。


妹妹家生活一直苦,这几年刚转圜一些。妹妹的儿子大了,去年去了新加坡做电工,开始挣钱。妹妹自己在当地的一个药厂打工,按件算,每个月也能挣个几千。前年妹妹家老房子拆迁,拿到了一笔拆迁款,他娘又给了妹妹好几万,帮妹妹盖了个新房子。新房子他也出了不少力,给做了不少木匠的活儿。新房子刚盖好,全家其实很高兴,总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那段时间妹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苦尽甘来”


出事之后妹妹总哭,他没见过妹妹那么伤心过。“我就是应该把娘送回家啊!”谁来看妹妹,她都要说这一句。还有一句是——“如果不是我,娘哪里会过的那么辛苦!”妹妹的心情他懂。处理娘后事的时候,他才发现娘去年额外存了一笔8500元的养老保险。他特别难受。那些保险文件什么的,他都犯怵,大字不识的娘是怎么默默做好这些的?是怎么一元一元地攒下这些钱的?他气自己,真不孝。


他的妹妹许留兰也看了那一段记载下娘影像的执法记录仪。在那段听不太清楚的视频里,娘说,我女儿把我送到这里,然后一个车子把我撞了。出警的交警当时嘟囔了一句,“那你女儿很不负责啊,把你送到这里,也不把你送回家”。当时娘听了这话,也小声说了一些什么,但听不清。不知道那句话是为女儿辩解,还是也附和着指责女儿。不管怎样,妹妹告诉他,这辈子她再也无法心安,也无法偿还。

6


许留桥没有回大连打工。肇事人没抓到,他觉得不能撒手离开。是欠娘一个解释。许留桥总想到娘过年时说过的那句话,那句夹杂着隐忍和无奈的挽留,他的心很疼。


许留桥做了一个梦。梦里是那本广告画册。他已经前前后后跑了交警大队不知道多少次,他有点不敢再去麻烦交警。分管那片区的交警中队总共只有五个人,每天处理十多起交通事故,落脚的时间连口水都喝不上。但许留桥忍不住,他又去了交警大队,要求看那本画册。物证在侦查阶段其实不应该给办案人员之外的其他人看,但拗不住他“就看一看”的请求,交警给他看了。那是一本再简单不过的画册,不厚,十几页彩印,介绍的是一个晾衣架牌子。交警告诉他,这本画册当时散落在事发地的护栏外,“连是否和这案子有关都不知道,更何况这只是一本画册。”


趁交警不注意,许留桥用手机把画册的正反两面拍了下来。画册的背面是晾衣架所属的家居品牌,有一个400开头的全国服务号码,他打过去问了,对方是一家上海的企业,压根不知道广告画册具体是怎么发放的。“我们也问过”,交警告诉他,他们研判后觉得画册不是一条有用的线索。“你可别乱打电话啊”,交警有些警惕地警告许留桥,“侦查应该是我们来做,你不要做什么违规的事情。”


许留桥不甘心,他不懂法那些,他觉得于情理来说,他这个儿子是最应该弄清楚事实的人,任谁也不能阻拦。他继续研究画册。10月13日,许留桥注意到画册后页的最上方有很小的一行字,那是画册承印的公司,是泰州的一个广告公司!他莫名地觉得心跳地很快,马上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交警。


交警倒是从没注意到这个信息。10月14日,办案的警察先是佯装要刊登广告,拨通那个电话,确认了画册就是那家广告公司印刷的,下午又去了广告公司,得知那本画册并不是随意发放的,只有经销商才可能有。“可是在那块,没有什么经销商。”广告公司的老板说。“等等”,老板想了想,“有一个。上个月底,有一个经销商突然辞职了。”


10月14日下午四点,许留桥接到了当地民警的一个电话。“你娘那案子,可能有眉目了”,他听了这话,还不敢释然,有种战战兢兢悬在半空的感觉。后来他知道,那时候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家里找到了一辆脚垫消失的蓝黑色肇事车辆。晚上六点,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犯罪嫌疑人投案了,一个27岁的小伙子,对撞倒他娘并逃逸的全部事实供认不讳。



肇事车辆


那一天距离事发已经一个月。许留桥那一天不知道感谢了民警多少句,但他心里想,如果不是他坚持,这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

7


之后这件事成了地方公安的一个政绩工程,成了新闻媒体“一本画册找到肇事凶手”的头条。这中间也出现了不少别的声音,比如网友对老人两拒120的嘲讽是——“要钱不要命”。许留桥没有再关注。他觉得能给娘一个交代,够了。10月14日之后,他终于能慢慢睡个安稳觉了。他的妹妹许留兰也坦然。“我娘或许是为了钱不去120吧,但在我的心里,没有比她更伟大的人。”


(完)


(欢迎收看配套节目,《今日说法》2016年1月6日播出的《最后一次等待》

http://tv.cntv.cn/video/C10328/fad8a5802f574a42a3bf677bc5e815af?bl=jp_video




倪玮

学习新闻六年,2014年毕业后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开玩笑说自己的栏目是点滴记录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态,但一直认真思考怎样把他们的故事用影像之外的东西更自由地表达。莫名地感觉到,这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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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2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哥哥冲我眨了眨眼睛,就像七岁时那样 

 2016-01-18 周珊珊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四篇发表文章,作者是刺猬公社执行主编周珊珊,她写了大他三岁的哥哥。



文 | 周珊珊




哥哥比我大三岁,整整三岁。所以在他去上大学之前,每年的生日我们都一起过,后来想起来觉得我妈和姑妈真是偷着乐。

因为这个,我失去了成为星座迷妹的机会。我觉得哥哥跟我性格差异太大,星座几个词句概括的内容不可能同时符合我俩。

小时候我对他其实又崇拜又讨厌。奶奶重男轻女,总把零食比较多的一份分给哥哥,他故意在我面前趾高气昂。有一回哥哥和我一人得了一个大号的火腿肠,哥哥三下五除二吃掉了,我舍不得吃,藏在枕头下。晚上吃完晚饭离开爷爷奶奶家,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大杠上,一摸口袋,惊叫到火腿肠忘记带了。于是又回去寻,奶奶冷漠地说,给你哥哥带走了,你一个丫头片子,给你吃有什么用。那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恨奶奶,也有点恨哥哥。

但小孩子的感情嘛,总是健忘的。我还是愿意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哥哥的后面,我觉得他不爱带我玩,但又甩不开我——姑妈和姑父总会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额外的零花钱,要他好好照顾我。

还记得大概在我上一年级时的一个暑假,爸妈带我去姑妈家玩儿,大人们依旧打发哥哥跟我去楼下玩。走到楼下的小卖部时,哥哥先给我买了个戒指糖,那种大而浮夸的,颜色花里胡哨的钻石型糖果。看到他只买了一个的糖递给了我,于是我非常满意地把戒指糖套在食指上开始啃起来。

跟着他走到另一个小区的院子里我才发现,哥哥没给自己买戒指糖的原因是,他把所有钱都拿去买了一辆那时候非常时兴的四驱车,准备和他的同学在约定的地方比赛。我的戒指糖快嘬完了,可是他把零花钱都花光了,于是我撇撇嘴,准备开始大开哭戒。

正当哥哥不知道怎么哄我的时候,他的那个倒霉蛋同学来了。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个胖男孩手上拿着的破四驱车,我的目光被他兜里揣着的一把小剪刀吸引了。那是一把西瓜太郎的卡通外壳剪刀,刀尖的部分还有个圆圆的套子保护起来。哥哥见状,凑到我跟前,悄悄在我耳边问道:“你是不是想要那把剪刀?”我用力点点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嗫嚅道:“可是妈妈说别人的东西不能要。”

哥哥从我身边一下弹到那个胖男孩边上,大声跟他说:“这样,我们比赛爬树,看谁先爬到这棵树的顶端。要是我赢了你必须把剪刀送给我,你要赢了我把新买的四驱车送给你!”我清楚地看见男孩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四驱车,又看了看哥哥红艳艳的四驱车,吞了吞口水,答应了。

哥哥把四驱车、一把皱巴巴的五毛纸币和一毛硬币丢给我,让我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看着。他挽起袖子就开始往上爬,手攀着树叉,脚盘在树干上,我眼看着哥哥瘦瘦长长的身体蹭了几下就蹿上去了。有点胖的男孩子刚往上爬的时候,爬了几次没能成功,那棵树的主人家听到动静出来骂骂咧咧。

胖男孩赶紧溜到一边,我着急忙慌地冲着树上大叫一声“哥哥!”他一边攀着一边回头冲我喊,“回家叫我爸我妈来!”

我从地上捡起四驱车和零钱,转身就开始跑,不知怎么,再也不记恨哥哥把给我买零食的钱买了四驱车。我紧紧抓住四驱车的尾翼,心里坚定地想着要找到姑妈姑父回去“救”哥哥。我一路气喘吁吁地跑上五楼,敲开了姑妈家的门,他们听了我惊慌失措断断续续的表述,就也急忙抱起我跑下楼。

慌乱中跑出来,大人们站在岔路口问我时,我发现我根本记不得回去的路。有一棵大树,院子里有草坪,平房是红色的……我努力回忆现场,却怎么也分不清哪条路是通到哥哥那里的。害怕、委屈、担心、累,情绪一股脑儿涌了上来,我鼻子一酸开始大哭起来,汗湿的四驱车和零钱掉在地上。

后来,大人们开始分头找哥哥,我则被妈妈抱着在原地等着。后来天都黑了,后来哥哥被找回来了,撇着嘴,脏兮兮的,裤子上还有破洞。我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从树上下来的,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挨姑父的打。他看见我,追上来,把一个硬硬的东西塞进我口袋——我掏出来一看,是那把西瓜太郎的剪刀!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解释,大人们不知道是不是累了,也没有讲话。恍惚间,我好像看到哥哥冲我眨了眨眼睛。

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作为初中生的哥哥,是我心中最厉害的人,他无所不知。小学生里“小浣熊”非常流行,因为面里有水浒英雄卡,集齐108张或者抽中神秘人物就会有个大奖。

我们总是很热衷,零花钱都留着买“小浣熊”,买来面都可以不吃,先要拆卡。如果是新鲜的就欢呼、大笑,如果是已有的,就垂头丧气。哥哥总是把他不要的废卡“施舍”给我,我就把面都给他。

我数着手里的卡,离108张还遥遥无期。我问哥哥,广告纸上写的,陷害水浒英雄的那个神秘人物是谁?哥哥正往嘴里塞方便面,乌鲁乌鲁地告诉我是“高qiu”。以至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为那个人的名字是足球的球。但这更加突显了哥哥的厉害之处。

当然,哥哥才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榜样”。他为了跟我玩儿,不惜提出帮我做作业的要求,然后我跟他一起玩嗨了,结果第二天得了一整面的叉,被老师点名批评。

他也时常拿带我出去玩儿做幌子,周末翻墙到学校里打球。有一次我连拖带拽地被他拉上矮墙,却怎么也不敢跳下来,他却一溜烟儿地跑得没影,直到我哭干了眼泪被路过的卖废品的老大爷伸手抱下来。

他也偷溜着带我这个“好学生”去网吧和游戏厅,不过他负责玩,我负责围观和不停地问他问题。他“战绩”好的时候,还会给我买一种叫做“三个和尚”的冰棍,三个不同颜色的小冰棍,他吃一个我吃俩。有一会在买冰棍站在网吧门口大快朵颐的时候还撞到了我们班的“二道杠”,吓得我直哆嗦——要是被她撞见我从网吧出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她再回去跟班主任告上一状,我的三道杠可就是她的了。

哥哥跟姑父的关系不好,从小就这样。听爸妈说,姑父爱抽烟喝酒,花钱什么的也比较自私,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偶有对姑妈和哥哥的打骂。我也很怕我姑父,我们这辈儿的孩子,都暗地里叫他“大老虎”。

其实,“大老虎”对我还是不错的,他总说我成绩好、人又乖,每每说到这就又要捎带上对哥哥的冷嘲热讽。哥哥不高兴这个,而且他会把不高兴写在脸上。

初中的时候到哥哥家去玩儿的次数没那么多了,各自也有了各自的心事。唯一记得的是那次过年,姑妈给哥哥和我从超市买了一大袋零食。哥哥翻开袋子,发现我的比他的那份多一罐薯片,他气得把整袋零食摔到地上。喝了酒的姑父,摇摇晃晃地过去房间冲哥哥大发雷霆,说他作为大孩子一点也不懂事,而且斤斤计较不像个男人。哥哥嘶哑着带着哭腔冲着姑父吼回去,说你就知道喝酒抽烟你就是男人么?!姑父冲上去给了哥哥一个大耳光,我吓坏了,把薯片和其他零食往哥哥的袋子里塞,我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没过几年,哥哥去上大学了。姑父虽然总是抱怨哥哥不用功学习,但还是出了不少钱供他上了一所3+1的三本学校,似乎是听说从国外回来之后文凭总是管用些。哥哥也不领情,能不在家待着就绝不待着。

我高考那年,哥哥正在忙着考出国要用的雅思,突然接到姑父病危的消息,哥哥从学校赶回来。哥哥很快做出了一个让家人都惊讶半天,但又叹着气理解的决定——他不出国了,把钱留下给姑父看病,自己也要在家主事儿。

姑父得的是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弥留之际是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都不在。傍晚时我们还去看了姑父,被医生下了一道病危通知书的姑父,躺在病床上,羸弱的身材撑不起宽大的病号条纹衫,整个眼窝都凹下去,巨大的袋子倒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那是他生命最后的支撑,他连一句话都已经没办法完整地说出了。

半夜,爸爸接到一个电话,急忙把妈妈和我叫醒,电话那头好像是哥哥的声音,但嘶哑得我已经听不清楚,姑妈在旁边呼天抢地。

再见到哥哥,他已经披麻戴孝跪在客厅中央了,脸上全是哭痕,眼睛肿得像个桃子。面前的桌上摆着祭奠用的瓜果,顶上头是一张姑父的遗像,那时候他还没带病态,有点微笑着看着哥哥。

时值正午,人越来越多起来,我爸作为“大舅”,代姑妈主持着亲友的祭拜,稍稍得闲哥哥则躲到一边抽起烟来。姑父在世的时候是不许他抽烟的,我想到姑父神神秘秘地向我调查过哥哥是否抽烟,那时我知道哥哥偷偷抽烟,但又怕哥哥因此挨骂,就总是含混地说我不知道。

晚上回家的车上,我问我爸,为什么哥哥以前那么不喜欢姑父,甚至很多次说他恨他爸,但还是哭得这么伤心,完全没有一丝掺假。我爸想了一下,张了张嘴,我以为他要跟我说父子之间总有嫌隙和互相厌恶,可我爸只是说了一句:“你试想一下,不管有多恨,你哥他以后人生中所有的节点——谈对象、娶妻、成家、生子……再也不会有“父亲”这样的角色参与了。”我想了想那情形,哭了出来。

自那以后,哥哥说担就担起了家里的责任。他在学校办理了肄业手续,闭口不提上学或出国的事情,还凭着亲戚介绍进了当地的国企,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门卫做起,倒其他人最不愿意上的大三班。

上大学以来,我见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也变得越来越寡言。

去年,他跟一个农村出生的女孩认识,很快结了婚。起先,家里的长辈觉得女方家庭条件太差,父母离异各自重组,家庭环境也有点复杂,都有些不乐意,我哥沉默半晌,只说他想早点成家,也让我姑妈早点省心。

婚宴设在离女方家不远的一个饭店,乌泱泱地来了好多人。我顶不喜欢这种场合,烟酒味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太过刻意,让我有点无所适从。

哥哥带着新娘子敬酒到了我们这桌,已经喝得微醺的哥哥,端起酒杯先要给我们一家敬酒。他对我爸说了一长串敬辞,又转过头冲着我。他的脸因为酒精的作用变得红红的,身材也像中年人一样发福走样,头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总是打理得时髦,那一刻我觉得他有点陌生。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着,大意是有了男朋友之后,可以先不跟我爸妈报备,但要带去先给他把关。

嫂子看着怔在那的我们兄妹俩,充满歉意地笑笑,说我哥喝多了;她也推推哥哥,小声嘟囔着要他别这么啰嗦。哥哥嘴里继续絮叨着:“我这个妹妹啊,我是最了解……”没说完,他仰起头把酒杯里的酒一口闷掉,在嫂子的嗔怪声中转头再去别桌。

他红着眼,恍惚间,我好像看到哥哥冲我眨了眨眼睛。就像七岁时那样。


(完)



小排

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泛传媒观察原创微信公号“刺猬公社”执行主编。最爱的是吃、读书和与人交流,期待在“破茧”计划能收获写作以及写作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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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3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扑火者:我妈妈去做直销了 | 破茧025 

2016-01-25 胡不归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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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五篇发表文章,胡不归写的是她做直销的妈妈,她说她没有办法坦然地讲出这个故事,因此用了第三人称,把自己隐藏在故事背后。



文 | 胡不归


很多人不明白我对直销的态度——我抗拒所有直销,是完完全全的抗拒,抗拒使用,抗拒谈论,甚至当某个品牌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魔性的形容词,我仍然拒绝用它,拒绝到不想看见那两个字。


或者用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可以解释,我的抗拒,其实是源自于不怎么愉快的经历,也就是我妈妈,她曾经因为直销消磨了七年多时光。


我妈妈柔韧而强大,简单而善感,她富有亲和力和勇气,这些特质又恰恰让她成为直传销最易吸引的对象之一,“那种帮助她们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的无畏精神恰恰可能会变成她们跌倒的原因”(张彤禾《打工女孩》),在她“误入”直销的那些年里,她迅速花光了家里本就微薄的积蓄,还欠下了数额不明的外债,这个数目我至今也没有办法去向她质询。


钱的问题重要也不重要,我更加无法释怀的是,做了直销的她,变成了我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之间再也无法有那怕一次的有效沟通,而我们又都处在最需要支持的巨大煎熬中,打破的信任与亲密难以重建,这之后的许多年,我们再也没有毫无芥蒂地坐在一起聊过天,她回避重点地说,我一脸讥诮地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直销就是有这种魔力,让讷言的人变得雄辩滔滔,让正直的人变得毫无原则,让稳重的人变得虚妄狂热,但还有一个我没有办法坦然承认的事实是,她实在太需要认可和关注,我给不了,我爸给不了,她的社交关系给不了,她不能不去饮鸠止渴。


我们激烈地吵过,冷漠地对峙过,互相有太多说不出的话,一边猜疑一边躲避,一边质问一边拒绝倾听对方的真实想法,我像她对青春期的我一样对任何一个她的朋友都充满警惕,怀疑她接到的每一个电话。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跟她聊起任何一个“走心”的话题,我们的交流,要有我年幼的儿子在场,围绕着这个快乐的小生命,才能显得像一对正常的母女。


我甚至没有办法坦然地讲出这个故事,因此我用了第三人称,把自己隐藏在故事背后。我试着从她的角度去还原这七年多,无孔不入的直传销网络,心里有太多不甘和焦虑的她,怎能不一拍即合,成为注定要折堕的一段时光?

 

黄姐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好好地看着同伴出国旅游的照片,女儿又脸色一沉走了。在女儿变脸之前,她不过是随口说了句:我女儿也想要一台笔记本。


女儿是生气了,为没有得到的笔记本电脑,最近她变得越来越容易生气。

 


这是一年一度品牌组织的出国游,黄姐的“上家”,47岁的周姐终于一跃拿到了旅游名额,这其中也有黄姐贡献的一份——下家达到一定销售总量,上家即可荣誉出游。她身上背负着整个团队的一年的付出,不能不意气风发。拍下来的照片多达上千张,从机场传送带到酒店房间,再到吃的饭,喝的饮料,细节清晰又丰富,大家围在一起看着,赞叹着:xx(品牌名)太牛了!




黄姐好不容易叫了女儿来,只说是晚上可以一起吃对街新开的那家牛肉面。内里存的心思是,让女儿看一眼她上家做到的成绩,对她的“事业”再多几分支持。结果女儿冷眼看了一会儿,还是被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刺痛了。


女儿不是第一次拂袖而去了,最开始,黄姐叫女儿听课,热情的伙伴,精英范儿的“老师”,“完美”的分配制度,黄姐深信这环境可以打动任何一个正常人,当初她就是被这些东西织就的大网兜头网住的,她百分百相信同学周姐向她介绍这一事业时做出的承诺:“你做xx五年,xx保你五代。”


她甚至后悔没有早一点进入这充满希望的事业,早年她也碰到有人向她推销该品牌的产品,听说了价格,她心里很快算出一本帐:同样的价格,买自己常常用的那个牌子可以买十支呢,对比之下,她完全没理由用这么贵的产品。不过现在就不一样,天天介绍产品的优越性,自己不体验怎么行?


后来听人说做这个是传销,但关于传销——黄姐相信自己是有发言权的,女儿还小的时候,熟人介绍她一种新型营销方式,3800买一件西装算加入,拉到更多人买,会有更多提成,她高兴地把这种听起来毫无破绽的致富方法介绍给亲朋好友,有一些就在她的力推下买了3800的毛料西装。结果后来,钱没收到,反是落了亲戚怪罪,那件昂贵的西装,给老公穿了几次也皱了。


这次怎么能是传销呢?产品上明明白白地印着“奥运会合作伙伴”,那个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家运动员也确实做了品牌的代言人,是传销的话,国家能允许它存在吗?


可是女儿总归是不领情,大四了,该是实习找工作但时候,黄姐一度发愁自己没有人脉,不能给女儿安排一个好的出路,现在金光闪闪的前途就在眼前,不明白她为什么百般抵触。


回到家,看到一脸冷漠的女儿,她终于忍不住:“今天你怎么回事?“


“你说怎么回事?“女儿反问她,”你做这个还想要我也做啊?“

“我做什么了?我正正经经做生意,哪点对不起你了?“

“生意,也没见哪门子生意要自己倒贴钱的!“

“你没看懂就不要乱说,我今天投入还不是为了你?“


“我不稀罕,你自己留着吧!“才回来的女儿又背起包出门,留下满腹愤懑的黄姐。

女儿多半在网吧,上网到半夜再回来,有时候干脆是通宵,早上进家门换衣服洗漱打工去,摆明不给黄姐留下半点交流时间。大四以来,女儿回老家实习、打工,这样的小型争吵隔两天也要来个一次,从前还算温馨的母女关系似乎是在一夕之间不见了。

 


周姐的女儿就对妈妈的事业十分支持,是落到实处的支持,从大三起就在同学中间推销产品,实习也放弃了,跟妈妈一起打电话,开会,走街串巷拜访客户。虽然没有社保也没有福利,一切场所及活动支出都要自费,但她们充满荣誉感地把这个品牌叫做“我的公司”,真诚地把自己视为公司的股东之一,每天一早“上班”,兴兴头头忙到下半夜。


周姐是黄姐的中学同学,劳碌十几年,同学之间联络稀少,只听说周姐“做xx做发了”。终于有一天周姐来找她,邀她去听课,说某某老师要来,课非常精彩,她踌躇了一下,跟着去了,正是女儿离家去上大学的这一年,黄姐的人生仿佛被抽走了一部分意义,每天晚上闲下来的时光就有点难以打发。周姐穿着入时,画着浓妆,浑身散发着“有钱”二字,这一切落在黄姐眼里,也暗暗带来些迈向成功的念想。


课的内容是关于分配制度的讲解,据说要听课费的,周姐代她出了。然后就是顺理成章地办卡,花钱打货,第一年放寒假回家,女儿对她的变化感到新奇不已,黄姐知道,自己常年衣着朴素,不施脂粉,40岁上,反而变得洋气起来,买了新包,新衣服,还染了头发,化了淡妆,女儿跟她出去也能有些面子了。一向勤俭节约的她现在也不再计较柴米油盐,每天跟一帮“伙伴”在外面吃,那些伙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见到黄姐女儿,直夸“优秀”。


结果第二年暑假回家,女儿的态度就有一些变化,跟同学在街上被黄姐碰到,邀她们去工作室玩,女儿嘴上答应,人却拉着同学走远了。有天女儿回家跟她说:“你们工作室的人也太不专业了吧,推销粉底居然说这粉底很细腻,会堵塞住你的毛孔?”黄姐一听,那天她也在场,这样的错误人人都犯,反正客户也不专业,大家并未觉出有什么不妥。不过听女儿提出抗议,她马上解释:“这都是极个别的,我们一直在学习。”


她确实天天都在学习,工作室的各种学习班热火朝天,计酬制度,美容手艺,分享会,常讲常新。如果黄姐不在送货的路上,不在为客户服务,就一定在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有的因地制宜,在工作室租的课堂里就能开起来,有的还要坐车到别的城市,跟别的分支团队大会师。


她跟女儿讲学习班“亲如一家”的氛围和“充满爱心”的伙伴,脸上神采焕发,对女儿的称谓也变了,在短信里“宝贝”长“宝贝短”,告诉她“妈妈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幸福。”


女儿的抗议却越来越多,她抗议黄姐的肉麻称呼和浮夸语言,也抗议黄姐在学习班上不无煽情的“分享”,在这样的分享里,他们大多是经历了家人的不理解,朋友的嘲笑而坚持理想的人,“等自己赚钱了,当年质疑我们的人一定会站在后悔的祭坛上”。




“妈妈这是好的变化呀,你现在不适应,等你适应了,一定会喜欢的。”黄姐仍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在这个团队里学会了表达爱,如今她要把欠女儿的亲热都补回来。


除了语言体系,更显著的变化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黄姐早已把自己里里外外全部向品牌靠拢,厨房用品,洗护用品,每天还带着一个药盒,吃完饭吞一把五颜六色的小药片。最近的目标是把品牌出的7000多的一套锅具搬回家。


女儿自然是不能理解,任黄姐如何向她解释这锅的优越性也不管用,她震惊是有理由的,当时她的生活费一个月才400块,妈妈却要花7000多买锅。


“要向人推广一种好的生活方式,首先自己要体验和认可。再说你见过哪个品牌你用了产品还给你发工资的?”黄姐这样跟女儿说。


早已用上了这套锅的周姐,过的那才叫精致的生活,连小年轻们玩的微博也用上了,天天发在家里用这套锅烤蛋糕、做菜的照片,适才又发了一条段子:社会上n多人说品牌这不好那不好,于是他们选择了便宜的地沟油、镉大米、纸包子、铝馒头,结果要花几十、几百万来看病,他们才是真奢侈。


黄姐觉得很有道理,立刻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加上了几个鼓掌的表情。

 

女儿彻底变成一个反对者是大三时候的事,直接导火索是黄姐拿不出学费了。


黄姐家本来经营着小生意,做上“事业”之后,小生意几乎全面荒废,老公是指望不上的,做不成生意就做不成,正好乐得清闲。没人做饭就没人做饭,身上装一点零钱一个人怎么都好解决,时间一长,夫妻俩架也懒得吵,各管各,互不相问。

本来家里有多少余粮老公和女儿都不知道,不过以店面流水估计,怎么也不至于连几千块的学费都交不上。结果还真就发生了,用着总价数千的护理用品的黄姐,女儿却要被迫去申请贫困生。


女儿的学费最后还是通过亲戚凑齐了,换来的是女儿偷偷登陆她的QQ号,转载了好几篇关于品牌的“负面消息”,她打电话质问女儿,然而女儿一句解释没有,直接挂断。


大三疏远,大四吵架,毕业证一拿到,女儿就搬离了家,后来只身去了广州,上火车的时候给黄姐发来一条短信,寥寥数字,只说走了,让她保重。正在外地参加分享会的黄姐又惊又怒,她不过是想追求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已,为什么竟至于此?

 


老杨是一个反直销群的管理员,这个群有三年多历史,自开群起,人就源源不断地进来,根本不需要任何宣传手段。500人迅速达到上限,后来有了2群,3群,目前的数目是11群。


每个群的生态各有不同,有的聚集着曾经的直销员,他们在“事业”上豪掷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然而并未取得想象中的回报,被统称为“失败者”。更多的是直销员家属,老杨和几个在反直销中颇有名望的人物分别担任各群管理员,向群友们分享斗争经验。老杨正职不详,通晓经济学,是少有的学者型反直销斗士,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够用作反直销的重量级理论依据。然而多年反直销下来,老杨总结:不要试着跟直销员讲任何道理。


正在做直销的人也经常混进群中,操起国骂,大战几个回合之后离开,青年小东是个例外,他常年呆在一个反直销群中,群里的老面孔们都知道他的情况,他在东莞和女友开着一个修理电脑的街边小铺,顺带做直销。




每天早上,群里的发言经常伴随着小东“朋友们,早上好”的QQ表情而开启,有心情好的群友调侃:“哟,小东今天又卖出去一管牙膏。”小东谦卑地“呵呵”,甩出一堆成功语录,也有令他振奋不已的新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xx是唯一不被污染,保护地球,不破坏生态的产品之一!


群里于是热闹起来:“什么时候说的?拿证据,自己P的不算!”


小东气愤反驳:“xx是造福人类的事业,能带给我时间自由和财务自由,你们给人打工的就一辈子当穷人吧!”


“真羡慕你财务自由,说说这个月又赚了几十块啊?“


小东发一张图片,图片里是一叠钱,群友们又发上去更多的图片,一桌钱,一床钱,惹得小东也飙出国骂。


老杨出现,警告要把小东踢出群,小东于是消停一会,过半天一天,又热情洋溢地出现,发语录,丢表情,分享心得。


黄姐的女儿也在群中,身份是直销员家属,群里的家属们个个都有着为家人做直销而反目的心酸故事,有女孩的父亲做直销,她试图自杀数次都未能挽回。还有一个女孩,母亲是连续直销者,连女儿初潮都没关心过,却在女儿上大二的时候拿给她一整箱“高科技”卫生巾。


她们的父母,去掉所销售的品牌名,连发出来的微博都几乎一模一样,30%养生,40%励志,30%为自己打气和伙伴间的互相吹捧,盛世升平,唯我独尊。


小东于是就成了愤怒家属们的靶子,可实在说不上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接受再猛烈的围攻也不退群,久了,连骂的人也兴趣索然。


除了在群里逗小东,有时候群里的人也主动出击,到微博寻人开刀,对象总是很好认的,顺着一个已知的直销人,能牵出一大群,像一支浩大的蚁群四处蔓延。到每年集体出游的月份,微博上更是一场狂欢,去了的人兴奋刷屏,没去的人也兴奋刷屏,在一则某直销团队领导的微博里,一个黑眼圈浓重,有着混沌暧昧气质的男人展示着他住的“30000块一晚上”的别墅式酒店,反直销群的做法则是,把酒店的预订链接复制到他的微博下面,上面清楚标示着该酒店别墅的价格:¥2956 。这样的挑衅行为效果明显,参与者的微博下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该品牌直销员,对博主的“穷人思维”展开谩骂。


小东也有微博,这天他在微博里发的是一个喜讯:女朋友答应嫁给我了,我尚处于事业初期,没有宽大的房子,没有漂亮的车子,没有名贵的钻戒,但我送了她一份最有价值的大礼,送她一个地球仪,承诺她,地球仪上能找到的地方今生只要她想去我都可以带她去。我是她都会觉得很幸福,世界上有多少女人有这等虚荣!




用词语法一如既往的混乱,字里行间闪烁着底层青年肥皂泡一样的暴富梦想。老杨最善于戳破肥皂泡,然而他也没有立等见效的好武器,他给出的秘诀是:只能等到他们借无可借,弹尽粮绝。

 


自女儿走后,黄姐与她的唯一联系就只剩下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女儿的应答从来都很简短。“还好吗?”“好。”“什么时候回来啊?”“在忙,挂了。“


她不知道丈夫也在同时给女儿打电话,内容都跟她有关:某天要债的人又上门来了,她又借了某亲戚的钱,她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去了,几天脚不落屋……有天黄姐的“工资单”无意中被丈夫看见,上面的数字明白写着“当月工资160.00”,这个细节立刻通过电话传到了女儿耳中。不像黄姐打电话还要寒暄几句,丈夫的电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往,一开口即控诉,控诉完立刻收线,一句多余话没有。


他们都在意这个唯一的女儿的态度,又都不在意她的感受,把她当做最主要的争夺对象,只是他们不知道,女儿在接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电话之后都会躲起来哭一场。除了自己哭,她确实找不到任何办法改变目前的现状。黄姐开口找女儿借过两次钱,一次借到一次没借到,想想女儿当年只带几百块钱出门,也不知怎样活了下来。


出门三年以后,女儿终于回家了,带着要结婚的对象。当天晚上,黄姐跟女儿睡,久不见面的母女结果又争吵到半夜。女儿拿出老杨文章里的论据质疑她,她立刻打断:“不要听网上的人瞎说!那些都是编的。“


果然还是老杨说得没错,他想打开直销员们的眼和耳,可是他们的眼耳鼻喉统统只向同类开放


“可是你为什么要借钱呢?”

“做生意有赔有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还是女儿偃旗息鼓,装作睡着了,不再言语。第二天起来两个人的眼睛肿起一大圈。


女儿很快“裸嫁“,黄姐在家里收拾女儿的旧物,看到她从前的作文本,写妈妈如何辛苦支撑这个家,不由抹了一把眼泪。


总算也了却一桩心事,婚礼后,黄姐去到女儿安家的城市,第一次看到大海,黄姐忍不住心潮澎湃,让女儿给她拍照,女儿却转身走了。还是女婿拉不下面子,帮她拍了一些,她立刻要来照片发微博,这是要给“伙伴“们看的,虽说如今欠下巨额债务,家人的关系僵至如此,但唯有在伙伴们眼里,她还是个前辈”老师“,用自己看起来潇洒快乐的生活激励新人加入,她不能不全力以赴去把这一场戏演得更加真切




亲朋们确实大部分都存在债务关系,因为黄姐多年来为人热情,总还积累了一些信用,如今算是透无可透,离自己当一具“尸体“也不远了。


女儿虽然不与她正面交锋,却加紧了步伐对她制造内忧外患,跟主要的亲戚都透露她因做直销欠下大量外债,让他们不要借钱给她。她给女儿发信息,大骂她是个“白眼狼“,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女儿也回她,”断绝就断绝“。两人的关系多年来一路恶化,如今这样互撂狠话也是未曾想象过的。


终于连下月打货的钱都拿不出了,黄姐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出门打工,她对女儿说:“你不要管我,我不会去你那里。”


最后她还是去了女儿那里。

 

黄姐也并不怪拉她进入的周姐,想来,那让她错以为伸手即可以够到的梦想,至少让她的黯淡无光的中年状态有了一丝幻想中的起色,说来说去,不还是自己没有擦亮眼睛吗。


就当是生了一场大病吧,如今身体算是捡回来了。黄姐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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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3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他和他的爱情,从伦敦到上海 | 破茧026 

 2016-01-29 童言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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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六篇发表文章,童言在上海时认识了两个有趣的英国同志男士,并记录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文 | 童言


Patric


9岁那年, 独自在家的Patric在父母床底下翻出一本黄色杂志。 里面的赤裸肉体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印象,但心底里闪过一种冲动, 一种和眼前女人无关的冲动。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股幽幽的力量。 他悄悄地把杂志放回原位, 任由那个念头像火花一样在心里燃尽。 


也是9岁那一年, Patric第一次踏入属于男人的服装店。 是父亲带他去的。 L 号的毛衣软绵绵地挂在他身上, 有点不知所措的小拳头藏在长出一截的袖子里。 他记得自己仰着头, 似懂非懂地听父亲说:从今天起, 你每天都要像绅士一样好好打扮自己。 




Patric的母亲是英国白人, 父亲是古巴和牙买加混血。他既继承了英式风度,也融和了加勒比热情,他有牛奶巧克力般的皮肤, 也有会迎着鼓点跳桑巴舞的高大身材。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调配得恰到好处。 在Patric成长的过程, 父亲几乎是缺席的, 他有精神分裂症 。 Patric对父亲的印象除了他经常和母亲吵很凶的架, 剩下的便是父亲爱德华式的复古派头:礼帽,丝质围巾, 呢绒大衣, 高统靴, 从头到脚, 一丝不苟。 心底里, Patric不喜欢父亲, 但他的品位已经刻在Patric的基因里。  


从小,Patric最喜欢把妈妈的床单披在自己身上, 捆上皮带, 再穿起妈妈的高跟鞋, 对着电视快乐地边唱边跳。 他朦胧地意识到, 其他男孩子只喜欢玩汽车, 所以他没敢去邀请他们来家里玩。


青春期的Patric也去泡吧。 他和朋友嘴里讨论着女生, 眼睛却是悄悄盯着来往的男生, 面孔, 身体, 衣服, 怎么看也看不够。  Patric知道,9岁那年的小火花已经变成了一团火, 他不想扑灭, 也不想蔓延。荷尔蒙和面具, 他愿意继续带着面具。

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Homosexual”(同性恋), 那是一个多么生僻和罪恶的词汇啊。 


24岁那年, Patric和一个他以为爱的女人结了婚。 第二年, 儿子出生。 妻子生产的时候, Patric一直站在旁边。 他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父亲, 却无法成为一个好丈夫。 婚后,他除了工作就去泡夜店, 浓烈的酒精和狂躁的音乐可以暂时让自己在柜子里面透透气。儿子每天长大,妻子一天天疏离, Patric心里的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2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三, Patric坐在晚餐桌前面,平静地告诉坐在桌子那头的妻子:“我一直生活在谎言里面。我们分手吧” 妻子没说什么便同意了。 星期五一早, Patric把钥匙交给妻子,亲吻了儿子的额头。 走出大门的时候, 他狠狠地把心里的面具撕得粉碎。 那一刻,“如释重负”,Patric说。 




“我是同性恋。 我喜欢的是男人。 ”在一个GBLT互助小组讨论会上,Patric终于可以直视9岁那年的自己。 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柜里迈出来了。外面的阳光有点刺眼, 他很快便习惯了。 像一头饥饿了很久的野兽,他疯狂地去泡同志吧, 和陌生人发生一夜情, 和男人约会。他忘情地撒着野, 全然不知道一个叫“艾滋病”的魔鬼在无声地靠近。


1980年代初, 男同性恋者接连因不知名病因死去, 恐慌从美国蔓延至英国的同性恋圈子。 专家们还弄不清病从何而来, 如何传播。只要感染了这个可怕的病, 只能束手投降, 等待死神的来临。 那时候 Patric正和一个牧师交往。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去医院检查身体, 化验结果出来, 牧师呈阳性, Patric呈阴性。半年后, 牧师去世。 

“一定要安全性交!” 时至今日, Patric依然说到做到。


Patric曾经和一个男老师交往了8年,某天早上, 他撞见了男友在卧室里的欲盖弥彰。喜欢穿Vivienne Westwood 西服的Patric,保持一惯的绅士风度。 他道了别, 关上门, 转身离开。 心底里的伤口, 他会留到酒吧里, 在人群和音乐的掩饰下, 慢慢舔舐。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4年后的某天, 上天会安排他走进一家叫Royal Vauxhall Tavern的同志吧, 一个叫James的男人会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James


James是一个生长在曼城的英国白人。 他小时候长着一头红色的长头发, 同学整天会笑话他像女生。 除此之外,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男孩, 玩着汽车,看着足球,吃着炸鱼薯条。 没有人知道, 好看的男孩经过时,他会莫名悸动。 




还没出柜前,James的生活就像英式伯爵茶, 平淡却是必需品。 和中学同学恋爱, 结婚, 在英国百货商店工作, 一直没有孩子。James宠着妻子,除了性, 他几乎满足她所有的物质要求。 妻子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他们的父母也觉得他们是幸福的—— 这些都是透支信用卡买来的。James心里爱着妻子, 脑袋想的是男人, 身体想碰的还是男人。  有时候,捧起妻子满足的面孔时, 心底里的James会问自己:“我就要这样和这个人过一辈子吗?” 他站在远处,看着妻子生活在他建起来的美丽水晶球里, 他不忍心去打碎那个童话世界。 


偶尔, 他会背着她和网上认识的男人偷偷地约会。一切相安无事。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14年。直到一次出差。


他开车去外地开会。 开完会, 一个已经出柜的同事和他一起吃工作晚餐。席间,同事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认真地对他说: James,我知道你是同性恋, 你为什么要骗自己?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样十分无礼!”James 下意识地反驳道, 唐顿庄园式的标准英音掩饰了心底里的慌张。


James不记得晚餐如何结束。他只记得,回家的几百公里, 第一次, 脚底下的油门踩得异常坚决 。 


家里,妻子一如往常地做了一大桌好吃的饭菜, 烛光配着精致的陶瓷餐具, 一切都像宜家广告上面那样美好。 


“我决定离开你了, 亲爱的”James回家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妻子充满阳光的脸突然疑云密布。

“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

“什么?!”


说到这里, James哽咽了。 泪水刷刷地从这个快50岁的男人眼里流出来。 他亲手打碎了妻子坚信的幸福, 碎片扎在他心头, 15年后, 伤口依然隐隐作痛。


几个月后, James搬出了妻子的家。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明智的选择。 


正式出柜后的的James形容自己像一个掉进糖果店里的小孩一样开心。他忘记了以前那个循规蹈矩的James,张开双手拥抱他的新生活。  刚出柜的时候, 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泡同志酒吧, 直到凌晨4,5点。 周一早上, 带着宿醉和半睁开的眼睛, 9点准时上班。 就算一个人在喧闹的同志酒吧里喝酒, 他依然享受。做自己, 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吗?

 

1999年的某个晚上, James走进Royal Vauxhall Tavern同志酒吧  。 他一回头,看见一个高大性感的男人, 穿着他最喜欢的Vivienne Westwood衬衫走过来。 James朝他笑了笑。他听到自己藏在左胸腔里的心脏扑腾扑腾地在加速。紧张, 兴奋, 快乐, 全部混合起来像一剂毒品注入James的神经里。 他知道这个男人就是他想要的。   


Patric和James一起聊到酒吧关门。 深夜, 他们俩一起坐上汽车,往James的公寓开去。 路上,醉醺醺的他们撞倒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两个人在车上,像小孩子做了恶作剧一样笑得东歪西倒。 那天晚上, Patric留在James的公寓。


“然后他就赖着不走了!”两人相视而笑。 

  

A Letter to Mama


James 喜欢 Patric的肤色, 觉得他特别性感迷人。 Patric则喜欢James的精灵古怪。 他说“ James喜欢我做的菜, 那挺好的。” Patric热衷艺术, 广交朋友,他总会慢条斯理地浏览古董店里的每一件物品。 James则负责家里的财务支出, 他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 每次去超市都像完成任务一样无趣。 两个男人,正极和负极, 却相处得像阴阳八卦那样和谐。 


平时, 他们喜欢在两人的小窝一起喝红酒, 看看书。 周末, 除了邀请朋友来做客, 他们也会到市中心泡吧, 吃饭。  他们和所有情侣一样彼此相爱着。 唯一不一样的是, 走在大街的时候, 他们尽量不牵手。因为,就算在开放的伦敦, 同性恋依然不为所有人接受。  




随意谩骂同性恋者, 伦敦街头已经见怪不怪。 有些人甚至因为出柜, 受到家庭排斥,而沦为流浪汉。 他们是幸运的, Patric的家人欣然接受了他的出柜。 而James, 他走出来了, 他和父亲的关系也走出来了。  


“咚咚咚”

 门开了。

“这是Patric。 Patric, 这是我爸妈。 ”

“你好!”

“ 欢迎!”


Patric 把紧张得出汗了的手递过去, James妈妈却把脸靠过来行贴面礼。 几双手在空中短暂地忙乎一会儿。踏进房子前, James的妈妈在Patric的脸上吻了一下, 就像吻自己的儿子一样。


屋内的暖气融化了不少初次见面的尴尬。 4个人, 围着桌子, 一起喝下午茶。

 

“您这件衣服很适合您呢!”首先说话的是Patric。


“哦, 谢谢, 我还怕颜色会太亮呢。”James妈妈笑着,带点英国人的拘束。


“哪里会! 你看起来那么年轻, 衬着这个红色刚好!”


“谢谢! 听James说你是一个发型师。”


“是的。 他还和您说过我什么啊?肯定没有在我背后说好话。”说着, Patric向James俏皮地挤了挤眼。


 James妈妈不自觉地就滑进了Patric迷人的酒窝里。  


James爸爸慢慢泯着茶, 微笑地看着Patric眉飞色舞。 他还没试过那么近距离地面对一个同性恋者, 而且他不是白人。他努力搜刮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记忆, 好像只有街角杂货店的人是有颜色的, 他们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反正长得都一样。 James父亲心底里嘲笑了自己一下。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Patric。但他真切地感觉到儿子溢出来的幸福。 


他想起一年多前的那天, 儿子坐在他和妻子面前, 一字一句地说“I am gay”。那个只有3个单词的句子狠狠地击中他,30多年堆砌起来的“严父”盔甲顿时分崩瓦解。他像孩子一样在儿子和妻子面前抽泣起来。自己拒人千里的形象, 让儿子一直不敢靠近。他竟然没有觉察到,儿子在他眼底下伪装了那么多年。那天, 儿子是那么勇敢。 是不是同性恋不重要。 他只想看到儿子快乐。


James爸爸突然觉得眼角凉丝丝的。  他抬头和James笑了笑。他看到了父亲笑纹里的泪珠。 他第一次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  


2005年, 英国正式合法同性恋婚姻。 


2006年, Patric和James决定登记结婚。 婚礼是在一个可以眺望泰晤士河的小酒店举行。 现场满眼是粉红色。两个人穿了一样的粉色竖条衬衫, Patric为了纪念他的苏格兰外公, 还特意穿上了苏格兰传统格子裙。


在24位来宾的见证下, 户籍管理员 (同性恋结婚只能由地区户籍管理员主持)宣布Patric 和James正式成为civil partner。拥抱,接吻,那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第7个年头。  欢呼过后, Patric的伴郎, 一个演员, 念起他的嘉宾致辞:


A letter to mama, by Armistead Maupin (一个美国同性恋作家)


Dear Mama,

I’m sorry it’s taken me so long to write. Every time I try to write to you and Papa I realize I’m not sayi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my heart. That would be O.K., if I loved you any less than I do, but you are still my parents and I am still your child.

...

Being gay has taught me tolerance, compassion and humility. It has shown me the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of living. It has given me people whose passion and kindness and sensitivity have provided a constant source of strength. It has brought me into the family of man, Mama, and I like it here. I like it.

...

There’s not much else I can say, except that I’m the same Michael you’ve always known. You just know me better now. I have never consciously done anything to hurt you. I never will.


Your loving son,

Michael

   

念毕, James落泪了。 James爸爸也落泪了。 


上海


知道James要被调去上海工作的消息时, Patric的第一个反应是 Oh my god!


厌倦了伦敦的迷乱, 渴望新鲜环境。 这正是他们需要的。  


5盒paracetamol(止痛药的一种), 6盒ibuprofen(止痛药的一种), 十几盒英国红茶, 5罐家庭装marmite(马麦酱, 英国产的涂面包酱),3张古董桌子, 20瓶香水,几十双鞋子, 无数衣服,家具, 厨具。 大大小小打包成一个大集装箱。 目的地上海!


华山路上的法国餐厅, James和Patric坐在我面前。 这是他们是在上海生活的第3年。他们描述的上海, 有点像街头涂鸦艺术,非主流,却又有格调。 


James说, 上海是一个充满对立的城市, 贫与富, 新与旧, 开放与保守。 对立冲突, 让这个城市变得那么有张力, 他很喜欢。 中国人有很积极的精神, 他说, 几乎每个人都坚信, 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 而在欧洲, 停滞的社会已经造成了一大批只会吃社会福利的懒惰阶层。他们俩喜欢逛静安寺和豫园。 摩天大楼越起越多, 只有越来越少的老建筑才凝聚了上海的历史。 他和Patric还去了北京和成都。 连绵不断的长城, 异常壮观。  James淘出手机, 给我看他在成都拍的熊猫宝宝照片,“实在太可爱了!”


“微信你们喜欢吗?”

“爱死微信了!”Patric赞叹道。“它的翻译功能太棒了!”


两个英国人, 远离自己的祖国, 自己的家人朋友, 他们只有依靠彼此,才有勇气面对这个陌生国度。 手还是不能牵的, 但他们的心站得很近很近。以前在伦敦, 他们整天吵架, 现在, 他们一起去探险——上海的同志酒吧。


 A酒吧位于上海图书馆旁边。白天, 很多人出入那幢宏伟的建筑物, 却没有人留意到,那个小小的酒吧, 是上海历史最长的同志酒吧。James和Patric是在网上找到这家酒吧的。 他们找了好久才找到那扇小小的门。 进去, 里面很黑。 等眼睛适应了黑暗, 他们看到, 里面只有两种客人: 年轻的亚洲男子, 和头发花白的欧洲男子。


他们再也没去那里了。 


B酒吧是上海颇出名的同志酒吧。每个周五晚上,那里都会上演有所保留的脱衣舞秀。酒吧主人故意把地点隐藏在地下一层。过道设计得像迷宫般缠绕, 让人有点晕眩。 迷宫的出口, 是一片会扭动的音海,汗水, 香水,酒精, 在封闭的小空间里蒸发。


台上, 聚光灯打在一个金发男人身上,他穿着薄薄的皮衣皮裤, 随时要崩开的样子。他扭动的身体,处处散发着力量, 和女性阴柔的美截然不同。他每撕下一件衣服, 台下便尖叫一次。很快, 充满结实肌肉的身体暴露在一片饥渴的眼光中。台下的欢呼和强劲的音乐让人充满幻觉。他用力扯下了身上最后一块布—— 下体顿时暴露无遗。


“把音乐停了!”台下不知道谁呵斥了一声。


 突然,一片漆黑。尖叫声四起。 


B酒吧停业整顿3天。


“这个老板的另外一家酒吧也被迫停业3天了。”Patric有点惋惜,摇了摇手中快空的酒杯。


“ hi, Andy, 可以帮我再满上一杯红酒吗?谢谢!你最好了!”James像老朋友一样和一个个子不高的服务员说话。服务员害羞地笑了笑,酝酿了一会才吐出一个Ok, 边说还边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呀, 只要我不回来做饭, 就肯定会来这里吃晚饭!”Patric的语气像小朋友向老师告状。 


“两位绅士, 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life mean to you?”  

“Life has been fun, isn’t it? ” 

“Oh yeah!”


两个人一起笑了, 他们的手一直握着。 


 

(完)




童言

过了30岁之后我不再过生日, 因为我数学不好。

2006年之前, 我只在两个城市生活过, 其中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城市。 2006年到2015年, 我搬离过6个不同国家:瑞典,埃及,拉托维亚,英国,日本和中国。游历了很多个城市, 和一个蓝眼睛男人结了婚, 生了两个谁也不像的娃。

写作是我擅长并热爱的几件事情之一。

2015年夏末, 我参加了破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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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3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生第一次刷牙在那栋楼里”,但现在找不到了| 破茧027 

2016-02-01 王新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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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七篇发表文章,来自重庆的王新写的是他从小到大住的“家”,“家”的变化也是时代的缩影。




文 | 王新


小时候读的科幻作文,很多把201X年作为描述对象。比如,2015年,汽车可上天,记忆可移植,等等。然而,那些都没有实现。但是,当86岁的外公问我,“地铁里的人都在弄手机,手机好学吗”,我在记忆的河里逆流而上,发现生活早已不同。

 

儿时经常玩耍而今却面目全非的街区,让人怅然若失,就如同面对刚整完容的朋友。外公的家是还建房,地还是那块地,但房子以及周遭都变了。虽然我8岁以前都生活在那里,但现实和记忆却无法耦合,我不能像外公那样,说出这里曾经是粮店,那条路本没有。

 

童年时的重庆,布满了石梯。对于一个背着新华字典和各种教科书的小学一年级学生,那些石梯是漫长的,陡峭的,新奇的。石梯两侧错落着平房,小的独门独户,大的分住几家,房子入口往往是一条一人宽的狭长巷道,顶上悬着灯泡,昏黄的光经得灯泡表面的煤烟和死飞蛾一番调戏,失魂落魄地漏洒在巷道里。许多人家是没有厨房的,土灶就造在房门前的方寸平地或者石梯上。那时候的人们,整天都在做饭,要么从灶下面掏出灰,盖在鸡屎上方便清扫,要么夹起一块新的蜂窝煤放进灶眼,拿火钳往下压一压,然后用破蒲扇猛扇两下。

 

我家住在一栋三层的木楼里。我家不是地主,楼里还住了四五家人。一楼是各家的厨房,透过通往二楼的木楼梯的缝隙,能看见大人们炒菜的背影。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各有一间房,都在二楼。外公外婆的房间紧贴着老张家,有一次失火,烧穿了两家间的木板,两家的床直接连成了通铺。爸妈的房间里有一张茶几,爸爸复习高考那阵,每天在那里看了很多书,然而并无后文。楼里没有厕所,各家都用痰盂,铁做的,冬天屁股贴上去那一刹那,冷得都不想加入光荣的少先队了

 

我喜欢上三楼陈家,因为他家有一台红白机。那时候,一台红白机对于孩子而言,不亚于雅典娜对于星矢的意义。附近的小孩们总排队在他家玩游戏,坦克大战、魂斗罗、超级马里奥……有一次,好不容易轮到我了,但我却不争气的想大便,生死抉择呀。后来妈妈给我洗裤子的时候大骂了我一顿。

 

。是我自己提出要刷牙,因为大人刷出的满嘴白沫让我觉得很酷炫。那天早上,我刷了很久,但始终比不上爸妈那么酷炫,我对自己很失望。我吞下牙膏泡泡前犹豫过,但我觉得费力刷这么久,不吃掉,那刷牙有什么用,凡事都应该有意义。妈妈回答我说牙膏不能吃的时候,我都快哭了,我一个人闷了很久,思考自己会不会死。我想,肯定还有许多小朋友跟我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应该还活着,我也应该可以活下去。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拆迁,我们家搬到爸爸的职工宿舍借住。一个二十来平米的长方形房间,一个隔断,两扇窗户,三张床和一张桌子。已然进步了,这是一栋砖楼。楼有四层,每层的十几个房间并排在公共走廊的一侧,从另一侧望出去是爸爸的工厂。楼梯和公用水池在走廊中段,公用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很不幸,我家在厕所旁边,而且还是女厕所,这成了我被同学嘲笑的原因。

 

我转了学。新学校原本不接纳,后来爸爸找人疏通关系,还缴了两千块赞助费。不过,当四年后我转走,据说校长把班主任骂了一通,说以后这种尖子生不许放,转学必须他签字。我挺喜欢那个班主任,她叫陈红,脸颊上有紫色的斑块。她很大气,作文课上,她教我们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比如写陈老师,就可以写我脸上有紫色的斑。”

 

那时候最恐怖的事情是晚上刷牙。因为晚上走廊空无一人,必须独自走到走廊中间的水池那儿,刷牙的时候正好背对楼梯,妖魔鬼怪可以轻易地从背后偷袭。刷完跑向家的时候,也会抬头看一眼夜空,偶尔能看见北斗七星,很美。

 

在我家那层的另一端,是王鑫的家。他名字和我(王新)发音相同,我俩还是同班。同学们管他叫“大王xin”,我是“小王xin”。他有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可以梳当时最流行的分头。而我的头发又黄又硬,等不到留分头的长度便被妈拖去剪了。我俩很要好,每次分拨打乒乓球,如果我俩对战,他总对我手下留情,故意和我打平。

 

他家的地板刷了一层涂料,进门换拖鞋,可以坐在地上玩耍。比起我家灰蒙蒙的水泥地,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家居理念,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进门是否换鞋是我衡量房子好坏的第一标准。

 

小学六年级,我终于搬进了需要换鞋的家。第一次进家门,我没有坐沙发,而是坐到了地上,因为终于可以坐地上了。这个家算比较现代了,客厅和卧室分开,还有了厨房、厕所和阳台。电视机下是一排长长的转角电视机柜,客厅上方吊着非常浮夸的亚克力水晶灯。核桃大小的水晶球,在之后的数年里,悉数掉入我们的菜和汤里,就像歌里唱的:“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

 

装修的时候,爸忘了让工人在阳台外墙上凿空调管洞。妈数落爸做事从来没规划,爸抡起榔头自己凿起来。三两下之后,爸觉得不对劲,手里只剩榔头的柄,铁家伙不见了,阳台上也没有。我家住八楼。当时爸就吓傻了,赶紧跑下楼,没发现榔头,也没发现尸体。如果是另一种结果,估计我爸现在还没放出来,而我也不会这么愉快地分享童年往事。

 

后来,我又经历了两个家,但没有“划时代”的变化,无非是更大了,功能分区更多了。变化本身开始变慢了。

 

我要讲正经事儿了,家居是社会的缩影。

 

我曾在日本南方的一个小镇生活,那里的人经常指着某处告诉我,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商场,后来倒闭了,那里曾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后来店铺陆续歇业了。看来日子并不能一直日新月异,就像中国的人口,会有拐点,甚至是转折点。问题是,我们能否适应。就如同我们一出生就参加马拉松赛,跑到半路比赛被宣布取消,何去何从?

 

外公不理解的有很多,除了智能手机,还有年轻人的衣着,上万元的名牌包。他就像是站在岸上,你回头望见他时,才发现自己被时代冲离了很远。但我们之间应该有共通的东西,跟时代无关。


(完)




王新

重庆市政府外事侨务办日语翻译。曾作为国际交流员在日本介绍中国文化;曾在日本三菱商事做过人力资源管理。喜欢写有趣的故事,扯有趣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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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3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跨性别者妖儿:让我来纠正上帝的一个错 | 破茧028 

 2016-02-02 吴楠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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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八篇发表文章,参与、关注与记录LGBT群体的吴楠这次写的是跨性别人馨妍的生活,由“他”变成“她”的历程。



文 | 吴楠

 

农历正月初一的清晨,中国东北大地在严寒空气的笼罩中沉默着。小县城的路边还留着一个多月前的残雪。那雪已经脏了,黑一块、灰一块、白一块。没有人在乎这雪,就如同人们还自顾自地沉迷在除夕守夜后的酣睡中。


“砰!”一扇门被猛地推开,身材苗条、长发及腰的馨妍拎着行李箱,逃了出来。她头也不回,房门在身后缓缓地关合着。就好像电影中的某个慢动作。来自同母异父的妹妹的尖锐嗓音,仙人球一样,从门缝中挤了出来,“快点走,这个家才安静。妈,你看看她,我是叫她哥,还是叫她姐?她就是个变态!”


馨妍没有回头,她以为母亲会追出来挽留自己,至少会站在门口叮嘱一句。那可是自己的母亲啊!馨妍一面走,一面竖起耳朵,留心听着。踏出十几步,她明白了,自己这个小小的愿望落空了。


农历俗谚说,“五九六九,河边看柳。”这灰蒙蒙的世界,哪里有一丁点的生机?馨妍被凌冽的空气紧紧裹住,瞬间被浸透了,从里到外,她冷得像一块铁,硬得像一块铁。

 

1


两年前,馨妍十七岁。


那个时候馨妍并不叫馨妍,也不是一个女孩的打扮。他是一个模样清秀、性格腼腆的小伙子。虽然父母离异,但他和自己的母亲特别亲。一有机会,母子两个人就会聊上很久。馨妍和母亲无话不谈,除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喜欢的是男人。


馨妍每次想起这个秘密,都是又惊又怕。“我是不是有病?”“我怎么能去喜欢男人呢!”“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我自己是这样的。”天生的直觉在馨妍的脑子里不断地敲响警钟,让他在母亲面前也闭紧了嘴巴。

 

按照县城里的习俗,十七八岁的男男女女正是谈恋爱的好时光,早点结婚也能早点生娃,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馨妍看身边的男同学、男邻居都有了女朋友,他也开始和一个女孩交往。直到一天,馨妍顺其自然地和女孩做爱了。他好像完成了一次探险,也像完成了一项任务。至少他知道自己是可以的。馨妍把这件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欣慰地笑了。

 

有的时候,馨妍想到母亲的笑容,也会有所怀疑,母亲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他喜欢的是男人呢?


馨妍的个子不到一百七十厘米,身材瘦弱,说话声音温柔。他不喜欢很阳刚很男人的服装款式,总是穿着中性的衣服。


所以,当馨妍离开家乡小县城,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寻觅工作时,馨妍的同事总是认为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当馨妍工作时,几名同事偷偷翻看了馨妍的手机,发现手机里既没有同性恋交友软件,也没有登录同性恋网站的信息。通话记录里除了亲戚,就是同学。微信里也都是熟识的朋友。馨妍仿佛白开水一样平淡寡味的生活显然让同事们了无兴趣


几位始作俑者把手机扔还给馨妍。内向到了极点的馨妍连不高兴都不知道如何表达,只是默默拿起手机,继续工作。关于馨妍是男同性恋的传言在同事之间也悄悄地死掉。

 

周末,同事们约好了去KTV放松。KTV的包房里,有人唱歌、有人喝酒,闹到了深夜。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一直坐在角落的馨妍也被同事们抓了过来。轮到馨妍时,他不敢选大冒险,他不知道古灵精怪的同事们会提出怎样让他尴尬又为难的要求。馨妍选择了真心话。大家沉默片刻,终于有人开口,“你是不是喜欢男生?”馨妍老老实实地回答,“是。”


随着简短的回答,诧异的目光扫射过来。馨妍明白过来,自己无法继续做这份工作了,毕竟每个人都知道了他是一个男同性恋。


也是随着这个回答,那天一起去KTV的一对女同性恋者悄悄地分享给馨妍男同性恋交友微信群。当馨妍加入到男同性恋交友群时,他心里那个沉甸甸的如同石头一样的秘密,终于落了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身为男人却喜欢男人的人,原来这并不是病。

 

然而,馨妍依旧没有鱼如得水的感觉。似乎一直遮掩着自己的乌云只是裂开了一道缝隙,只允许一丝阳光洒下来。这光还不够明亮,这温度还不够暖和。


一个月后,馨妍在“渔场”转悠。他看到了一个穿着女装、留着长发、化着浓妆的男人,不敢与人主动说话的馨妍破天荒地走了上去。“原来男的也可以穿女的的衣服啊!”馨妍羡慕地说。“你也想穿吗?”对方很大方地说,“走,去我家,我给你打扮打扮。”


那一天,是馨妍的重生,虽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跨性别”,但当从里到外的一整套女装放到馨妍面前时,他手忙脚乱地拔下身上的男装,紧张兴奋地把文胸、内裤、连衣裙、高跟鞋一样接一样地往身上武装起来。

 

馨妍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对方穿旧的,甚至还带着对方的一点体味。但馨妍完全顾及不上这些。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里那个苗条的身影,用手指轻轻捋了捋假发,又嘟嘟了涂了口红的嘴唇。


馨妍忽然能够畅快地呼吸了,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在房间里大声地笑着。馨妍终于找到了自己——一个被装在男性身体里的女性。

 

他成为了她。

 

2


仲夏夜,这个城市的人们酷爱的消暑方式是在路边摊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鼎沸喧哗的人声里,活出了生活的新鲜热辣。馨妍这个初到世上还不到一个小时的女人,顾不上假发的闷热、文胸的束缚、高跟鞋的逼仄,她急吼吼地挽着那位教她穿女装、刚认识的朋友,走在绿化带树木的阴影里。馨妍有些怕,怕被人认出自己并不是一个女人,怕被人笑话辱骂。她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四处张望,嘴角却藏不住笑容。


馨妍在路上走啊走,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当她回到宿舍,顾不上酸疼的双脚,连夜扔掉了所有的男装。


“我再也不要穿男的的衣服!我是一个女人!”每扔一件衣服,馨妍就在心里高喊一次。

 

馨妍变了,她爱说爱笑,和谁都能聊天。她给自己了一个新的名字,馨妍。她说,“这才是我。”

 

雀跃的馨妍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变化。她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无话不说的母亲。当听到这一切时,电话那端却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母亲轻轻地挂断了电话。“我错了吗?”馨妍快乐的心揪了起来。她不敢告诉亲戚,她不知道亲戚会怎么议论她。她也不敢告诉朋友和同学。


此刻,馨妍才明白,当她找到了自己,却要和从前的一切告别

 

学做女孩。这是馨妍接下来日子里的生活重心。


馨妍手里的钱不多,只能捡朋友不喜欢的旧衣服穿,只能戴朋友的假发,只能用朋友的化妆品练习化妆。


馨妍很快发现,要克服的困难,不仅仅是缺钱这件事。


馨妍不敢独自出门。她曾看过一个个子很高的同类被人指指点点。“如果那是我,我真的受不了。”馨妍老老实实地说。在公共场合上厕所,对馨妍来说也让她惧怕。穿女装的馨妍不能去男厕所,但去女厕所又担心被人发现,会被无故打骂。


每次出门,馨妍都要约着朋友,两个人彼此有个照应。

 

没有新衣服,旧衣服也让馨妍满足。约不到朋友,大不了少逛街。但馨妍不能不洗澡。


随着穿女装的日子越来越长,馨妍开始留起长发。馨妍可以告诉浴池的服务员,她是男人,但浴池的客人又如何能够接受她。


实际上,去浴池洗澡,对跨性别人群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没有跨性别人群专用的浴池,很多跨性别人士,主要是男跨女,即身为男性、平时穿女装的人,是没有办法到公共浴池去洗澡的。一进门,就会觉得很为难——应该进男浴还是进女浴?进女浴,生理结构还是男性。去男浴,却穿着女装、留着长发,更有一部分人已经做了隆胸手术。“去浴池洗澡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吗?”馨妍柔弱地说。所以,跨性别人士只好努力寻找能接受她们的浴池,顶着男浴客好奇、窥探的目光,拼命让自己习惯这很难习惯的事情。虽然馨妍已经习惯,但她还是很期待,“要是有专门给跨性别人群使用的厕所、浴池就好了。”

 

馨妍认识了越来越多和自己同样的人,她才知道这叫做跨性别,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从心里就希望做一个女人,可生来却是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馨妍很快明白了这个世界中人与人的不同。平时穿着男装、偶尔穿女装、从未服用雌性激素的人,被称为CD。始终穿女装,做了隆胸手术,但还没有做变性手术的人,被称为TS。完成了变性手术的人,被称为变性人。


在中国东北,跨性别人士,特别是男跨女的群体,被冠以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妖儿。

 

3


有人改变生活,有人被生活改变。馨妍需要面对的,是重新生活。这个城市中的人们依旧忙碌,商业街上依旧繁华,而当用男性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十九年,忽然发现其实自己是一个女性时,这绝不像某一部搞笑电影所诠释的那样轻松。

 

穿女装半个月后,“坐吃山空”这件事挤进馨妍粉红色的梦中。馨妍需要重新开始工作。她寻找工作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全天二十四小时都穿着女装。馨妍已经无法接受穿着男装的自己,在她眼中那不是自己。


穿女装、戴假发去工作,就意味着和身份证是不符合的。身份证上的馨妍是一个男人。她不知道该怎么向别人解释这一切,她不知道解释了这一切又该承受什么样的目光。

 

馨妍只剩下唯一一个可以从事的工作:在夜场做反串表演。


“妈,我穿女装是为了表演、为了赚钱。”馨妍这样告诉母亲。母亲似乎接受了。

 

馨妍跟着其他的跨性别姐妹来到北京。期待在这里能让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和一个全新的生活。

 

馨妍不知道北京有多大,但她知道北京非常大。馨妍每天要跟着已经可以独立表演的反串演员们奔波于近十个夜场。光是开车走遍这些夜场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在地图上看,这只是属于北京城的一个角落。


馨妍和其他的演员十几个人挤在一辆面包车上,还是学员、不能表演的馨妍要帮别人拿着各种演出的服装、道具。这些服装美轮美奂,馨妍盯着这些衣服,试图忘记身处在封闭、颠簸的面包车中。到了表演的夜场,保安会像赶着某种小动物一样,催促她们快点进场,表演之后再迅速离开,赶赴下一个夜场。


馨妍住在集体宿舍里。当结束了表演,回到宿舍已经是下半夜。馨妍只能缩在小小的单人床上,疲惫地睡去。如此辛苦,每一个演员最多一天赚二百元,刚开始表演的时候只有几十元。而馨妍不能表演,就没有收入。但是想住在拥挤的宿舍,每个月都需要交五百元的管理费。

 

馨妍每天都在模仿、揣摩那些在舞台上夺目璀璨的反串演员是如何穿很高的高跟鞋走路,如何化妆,如何在舞台上唱歌、说话。反串演员在夜场表演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调动现场的气氛,让一切变得热闹快乐。



 

然而,不到一个月,馨妍就陷入了囊中羞涩的境地。她必须节省每一笔开销。比如每天只吃一顿饭。馨妍会在上班前,自己走路去附近的一家馅饼店。然后花三元钱买一张馅饼,打包带走。在路上,边走边吃。


很多时候,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饿得睡不着觉。馨妍就睁着眼睛,看着外面微微发光的天色,一边猜想还要多久天亮,一边想今后该怎样。馨妍不允许自己回家。母亲会接受她从儿子变成女儿吗?北京的机会这么多,她如果都赚不到钱,回到家里又怎么能赚钱?


馨妍在心里默默地叹气,自己没有退路了。

 

终于,馨妍感觉自己可以表演了,也再也撑不下去了。馨妍对团长说,“能让我试试演出吗?”团长给馨妍安排了一家夜场。原本计划表演十五天,馨妍整整表演了二十天。“坐住场子”的馨妍活了过来。

 

4


馨妍很妩媚。穿上演出服,更加光彩照人。


她在舞台上唱着歌,一个男人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馨妍仿佛一个漩涡,把这个男人的心深深地吸了进去。演出一结束,这位叫做虎子的男人就给她送花、打小费。馨妍站在舞台上,努力地从刺目的舞台灯光中望向虎子。灯光实在太亮了,馨妍只看清了虎子的剪影。

 

虎子不好看,但很体贴。他下班后,正好是馨妍上班。虎子会开自己的车去送馨妍。等到馨妍下班,再把她送回宿舍。馨妍清晰地感觉到虎子滚烫的感情。她故意逗他,“干嘛非要开车接送我啊!”虎子老实地说,“演员挤在一起,面包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坐的车至少能让你舒服一些。”


从馨妍知道自己是跨性别人士之后,就无法接受男同性恋者了。她要的是来自异性恋男生的爱情。在爱情中,她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女人,而不是一个穿着女装的男人。


“我喜欢你,咱俩在一起吧!”虎子表白了。馨妍几乎融化在这个男人的怀抱中。

 

和馨妍一起表演的跨性别姐妹们羡慕她、嫉妒她,“也许他就是图个新鲜”“这样的感情不能长久的”。人人渴望爱情,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


馨妍不管这些蜚短流长,她只想和虎子好好地在一起。

 

四个月后,虎子对馨妍说,“你去做变性手术吧,然后我们结婚。”馨妍愣了。她的确想做变形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馨妍是一定要和生育了自己的母亲商量的。


思来想去,馨妍决定从另一个角度试探母亲的态度。馨妍在电话里对母亲说,“妈,我想做隆胸手术可以吗?”


母亲在电话那端哭了起来,“儿子,对身体不好。咱别做了。”


馨妍在电话这端也哭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去做变性手术,不能成为虎子的新娘。


馨妍再贪恋这份爱情,她也不能狠下心来浪费虎子的时间。虎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家里一直在催着他结婚。


馨妍对虎子说,“我们分手吧!”

 

虎子不肯分手。他认定了馨妍。虎子下了班就到馨妍宿舍楼下等她。


馨妍不肯见他,也不敢见他,只能躲在宿舍里哭。其他的反串演员纷纷劝馨妍,“人家对你是真心的啊!”“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了!”


馨妍难过得说不出话。她又何尝不想和虎子在一起呢!馨妍怕极了。她怕错过了他,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生。

 

但这就是生活,其中充斥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为了让虎子彻底死心,馨妍放弃了自己在北京的表演工作,回到中国东北。

 

5


跨性别群体是一个金字塔。位于最顶端的,只有少数的一两个人。更多的跨性别人士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


并不是每个跨性别人士都像馨妍这样,有着不错的外在条件。很多人因为外形过于男性化,而挣扎在生存线上。

 

梦露是馨妍的一位跨性别姐妹。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又患上疥疮,被房东赶了出来。露宿街头的梦露没有钱治病。馨妍见她实在可怜,便把她接到自己和另一位跨性别姐妹合租的房子里。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梦露的身体不是一天两天能恢复的。馨妍让梦露住在自己的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馨妍知道疥疮是传染的,但如果不伸手拉梦露一把,真不知道她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馨妍和室友挤了两天。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馨妍便花钱出去住,好让梦露安心养病。馨妍不能花钱让梦露出去住,不然敏感的梦露会感觉这是馨妍借给她的钱,她必须要还钱。

 

很快,馨妍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男人和馨妍并不在同一个城市。每个周末,男人会特意赶过来,和馨妍在一起。直到男人拿着戒指对馨妍说,“我们在一起。”这仿佛求婚的一幕,让馨妍沦陷了进去。


但馨妍很快发现男人是有家庭有孩子的。“我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馨妍对男人说。


男人舍不得馨妍,他在馨妍家里跪了一个多小时。期间,一直流着泪的馨妍一边无数次心软一边又无数次地说服自己咬牙挺住。

 

回到单身的馨妍不敢向往爱情。馨妍的母亲不同意她变性,而她不做变性手术就没办法和异性恋男人结婚。性格刚烈的馨妍又不肯做小三破坏别人的家庭,伤害无辜的女人和孩子。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6


时间飞快,馨妍与母亲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和其他的亲戚也没有太多的联系。馨妍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亲朋好友。直到接到表姐的电话。

 

“弟弟,我要结婚了。”馨妍听到表姐的喜讯时,非常开心。她一直都没有告诉亲戚,自己已经穿了女装、留了长发。然而,当表姐提出让馨妍以小舅子的身份,按照中国东北的新婚礼仪去给新房挂钟时,馨妍不知所措。

 

馨妍认为自己不能穿女装回家。挂钟在婚礼习俗中是很重要的,要拍摄视频,并在婚礼现场播放。挂钟只能由女方的弟弟来完成。而此刻的馨妍完全是女性外形,她又如何能让姐姐看到这一切,又如何能让婚礼现场的人们看到女方的弟弟居然是一个“变态”。


馨妍更担心的是,如果姐夫一家看到了这怪异的一幕,就算嘴上不说什么,心里肯定也是瞧不起她的,再牵连到姐姐,让姐姐在婚后被姐夫一家欺负。


馨妍不想让表姐失望,只能让自己为难。但为了家庭,馨妍愿意做任何牺牲。

 

馨妍借来一套男装,然后去了理发店。她闭着眼睛推开门,一口气地坐在理发椅上,对理发师说,“剪短。”


当理发师举起剪刀的瞬间,馨妍的眼泪止不住地滚落。她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直,这似乎是馨妍身为女性的最重要的证明。


馨妍哭到理发师都不忍心了,劝她说,“舍不得的话就别剪了。”馨妍倔强地摇着头,咬着牙、抽泣着,让理发师把头发剃得短短的。

 

婚礼很顺利,似乎没有人感觉馨妍做了多少牺牲。馨妍很开心,她希望表姐能一直幸福下去。而母亲呢?


馨妍不知道母亲过得好不好。她只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再婚了,还生养了一个妹妹。


两年多来,自从母亲知道她穿了女装、留了长发,就再也没有给馨妍打过电话。


馨妍每次打电话给母亲,两个人也没有了太多的话可以讲,干瘪的空气让两个人的喉咙长出了荒草。


馨妍和母亲之间通电话的次数,从一周两三次退减到三个月一次。而每次也不过一分钟的客气问候。

 

看看日子,就要农历春节了。馨妍试探着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妈,今年过年我回家看看你?”


这仿佛是一个宣判,馨妍屏住呼吸,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去年她也给母亲打电话,表示想回家过年。可是母亲却沉默着不肯同意。


而这一次,母亲终于吐出了“好”字。

 

馨妍鼓起勇气,穿着女装、留着长发,敲响了母亲的家门。


开门的正是母亲。馨妍和母亲对视了一眼,馨妍正挤满了笑容,母亲却扭开了目光,然后不自在地说,“进来吧。”


同母异父的妹妹正在客厅看着电视,看到馨妍,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摔,转身回了卧室。


晚上的团圆饭,菜肴丰盛。电视里的主持人也打了鸡血一般,声音高亢。可是房间里只有沉默和压抑。


终于,妹妹忍不住了,“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变态一起过年!”馨妍气急了,真想冲过去掐死她。她第一次感觉到这并不是她的家,这是别人的家,自己只是一个客人,只能坐在椅子上,默默忍受。


就算这样,馨妍还是将最后一丝生机寄托在母亲的身上,她多么希望此时母亲能为她说上几句话啊!或者制止妹妹的辱骂。可是母亲只是沉默着,远远地站在妹妹身后,看着馨妍。母亲的目光那么冷,馨妍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还是我的母亲吗?这还是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留给我的母亲吗?这还是可以和我聊第一次性经历的母亲吗?”馨妍拼命地低着头,她不想让这个房子里的人看到她哭得如此伤心、如此绝望,


正月初一的清晨,她落魄地逃了出来。

 

7


有家不能回。过年不能回家、几年都不能见父母一面。


怕父母伤心,怕家人不能接受,怕父母承受来自别人的耻笑。


馨妍知道自己绝不是个案,这是所有跨性别人士都要面对的世态炎凉。

 

然而,跨性别人士又有什么错呢?她们不过是希望做自己。或者说,她们只是希望纠正上帝犯的一个错误,做真实的自己。


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选择,冥冥中已经做好,那就是成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的,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从诞生开始就能按照天生的性别自由自在地生活。


跨性别人士却要因为做内心中认可的性别,承受太多的歧视、痛苦,甚至面对生死。

 

生活严峻。


馨妍却更爱笑,更爱和人打招呼、聊天。她成为一个更加勇敢的人。


当馨妍和另一位跨性别姐妹走在公园中,被一对情侣发现自己的身份,而遭到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时,她神态自若地拉着姐妹走到情侣的面前,模仿着情侣的模样,对情侣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笑着。那对情侣吓得脸色大变、落荒而逃。


“可是人家也没有什么错。毕竟我们穿着裙子,留着长头发,太吓人了。”馨妍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可我也知道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

 

据说有一位跨性别人士变性后和外国人结了婚,并在外企从事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也很想过这样的生活,”馨妍说,“可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个。”


馨妍努力工作之余,成立了一个跨性别人士互助小组,希望自己能为跨性别姐妹们做些事情。


馨妍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得到母亲的认可,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不是人们口中的妖儿。


只是馨妍不清楚,她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纠正上帝犯的这个错误。

 

※ 本文人物为化名。





吴楠

36岁。本职从事航空动力研发,沈阳某NGO成员。参与、关注与记录LGBT群体。期待剥出更擅于表达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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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3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鼓浪屿困境:岛塌的十年 | 破茧029 

 2016-03-03 栗子酱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二十九篇发表文章,栗子酱写的是她家乡厦门鼓浪屿的故事,拆迁、商业化等等令鼓浪屿失去了原本的颜色,鼓浪屿很火,她的原住民,有怎样的心火?



鼓浪屿建筑 from Liz

文 | 栗子酱

 

1.

 

十年前,鼓浪屿的一个雨夜。

 

我独自坐在阳台上看书,已经是晚上 11点了,潮湿的植物气味让人平静。 初夏的台风季,透雨已经连下一个月了。

 

突然,有沉闷的声响传来。好像几千个装着水泥的布袋砸在地上,轰一声之后还陆续有尾音。我探头看到街边有黄色尘雾,自左而右迅速弥漫。天还下着雨,竟然能漫起尘雾。

 

立刻,一声凄厉的尖叫传来。

 

女孩的尖叫像一把细刀划开岛屿上空,我的心一下惊到。在此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叫声,在这安静的鼓浪屿,或许几十年也不曾有人在深夜发出如此凄惨的声音。

 

爸爸妈妈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厝边邻居也都探出了头,整片街区的灯都亮了,所有人离开自家房子,往声音和烟雾的源头奔跑。

 

转过街,才看到街坊白猴家的三层楼已经碎得像压成渣的威化饼一样, 只剩下不到一层楼高了。

 

街道处叫来了岛上唯一的驻军八连挖房子救人。前面的人侧过脸来,告诉我们: “白猴的房子塌了,他在里面。”

 

原来刚才那女孩在叫 “阿爸” 。

 

房子塌之前,街道办的人早已经进来拉人了。本来一家三口都已经被劝下了楼,可是白猴临时想到有东西没拿,又跑进楼里去。就在那一刻,房子塌了。

 

“白猴本来命大,说不定可以救出来。”旁边的街坊议论着。白猴在文革的时候也是造反派,在岛上武斗被子弹打中过都没死。

 

“干,他家要修理厝(房子)都申请十年了!十年都不批,你看现在整座房子塌塌去死了!” 他家一个熟识的朋友在那里大声地骂。雨声很大,但他的声音还很清晰。

 

我依稀记得,当时岛上没有挖掘机,轮渡停船了,要从厦门运大型机械恐怕要到第二天了。当时大家是用铁锹挖的,挖了好几个小时没有进展。暴雨还在一直下,我心里忐忑得很,只想在那里站着,可站在那里也帮不上忙,最后还是随爸妈回了家。

 

听说后来在早上八点的时候挖到了白猴。

 

他在楼塌的那个时候,已经被折成了两截。

 

“可惜了,白猴这个人总是笑笑的,看到我都叫我阿英。”妈妈多年后想起来,叹了口气。

 

那一年春末夏初的台风:珍珠,碧利斯和格美。每一场都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我以为白猴的房子倒塌是一个悲伤故事的结束,却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另一个悲伤时代的开始。

 

2.


“你知道 2006那年夏天下大雨,附近的老房子塌了死了一个人吗?” 利达问我。他三十几岁,前些年留着长发,最近却剪短了,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是个犀利敏锐的商人,说话喜欢用“你”字,显得气势十足。

 

利达家临街,我从幼儿园上学开始,天天经过他们家。他家的红砖园子里有很大颗的浆果树,总会掉落下来气味酸甜的黑紫色浆果,一脚踩上去香气就裂开来。这倒是片安静的乐土,各色猫咪经常造访,随手扔下西番莲也可以窜高了结出果子,院子里的花种类多,开得热闹繁重得站不住脚,倚靠在石栏杆细砖路上。

 

白猴死后,冷冻法令暂时解除,利达家的房子是第一批被准予重修的。 2006年修整后,当时许多商户看中利达家空间大,纷纷要租来卖干果。利达坚决不肯,且不说这幽静的红砖楼房深深庭院被用来摆上咸鱼龙眼干有多不搭,单是每个月微薄的房租也抵不过商户乱改乱建带来的损失。

 

利达决定自己开咖啡馆。

 

一开始,一切还是美好的。 2006年刚起步的时候, 利达在鼓浪屿的褚家园咖啡馆吸引了刚刚兴起的”文青”群体。当时的文青,还不是个贬义词。 利达说:“不过是一些奇怪的人在那里做看不懂的事情而已。对当时鼓浪屿居民,虽然觉得怪怪的,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没影响。”当时的这批人,属于较早开始旅游的一批人,消费能力高,也愿意欣赏本地的生活和文化。



 from 利达

 

“然而从 2011年开始,世界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之前生意好做,利达没有太注意外面在变化,可是从 2011年开始,他注意到岛上几乎是爆发式的开店,井喷式出现的,是“摊贩式”的商业形态:烧烤,小吃,水果摊。

 

利达认为,这种摊贩式小生意对于岛上较为高端的商业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你说烧烤,十块钱一串,一天可以卖多串,一次摆一排十几分钟可以烤一百串。那是多少营业额?占地才 3平方。你说怎么竞争?”

 

可这类形态的兴旺,却也说明他们很好地迎合了上岛人群的口味。上岛人群在这十年逐渐发生了改变,“文青”变成了一个供调笑戏谑的贬义词:长裙,草帽,头顶带花,对着镜头噘嘴眯眼拍照。

 

“35块钱一杯咖啡,你觉得算贵吗?” 利达问我。

 

利达对咖啡颇有研究,原材料和机器都是不计成本地买,还经常赢得咖啡制作的冠军奖杯。 利达家的别墅一共1000平方米只有 90个座位,平均每个人有10平方,他说,“这个就是环境的附加值,但很多人没办法体会这个概念和价值在哪里啊”。

 


褚家园 from 利达


在鼓浪屿,一杯咖啡卖 35元,大家都嫌贵。现在来咖啡馆里的客人,大多是大家庭式的,点两杯咖啡,围坐一桌,睡觉,充电,拍照,就这样过了一下午,流转率和营业额都很低。看起来像个冷面老大的利达语气里有一点无奈:“你又不能很拽不接,因为根本就没客人啊。”

 

2014年鼓浪屿区开始限流后,他们的生意营业额就跌落至原来的四成,“连腰斩还不止”。加上旅游码头调整到内厝沃一带,游客们一路从码头逛至岛中心,沿街都是拉客的小吃店,走到利达的店早已吃饱喝足。

 

“政府想限流也不是就是坏事,在某些程度上,我也是支持的,至少目前对一般老百姓会清净点。我总不能光从生意人角度说话吧,我也是居民啊”。利达突然停顿下来,想了想,说道。

 

“但是岛上的商业形态比例没变啊。厦门算是很开明的,但是一但越开明,有时候越难管。”利达明白,政府也想增加入岛门槛,但是限流,只是人少了,业态比例没有变,岛上低端化的状态并不会因为限流改变。

 

“鼓浪屿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低端化,你低端了还谈什么文化?文化不就是高端商业背后的附加值吗?现在高端产业在鼓浪屿没人做的原因是,你根本就卖不上价钱嘛。成本高,人工贵,谁做谁死啊!还没有卖烧烤的赚得多。”利达的言语好像龙眼核一样一颗颗吐出来掷地有声。

 

总结这十年,利达最大的感受是鼓浪屿标签的变化。在最早的时候,鼓浪屿的标签还是“海上花园”和“万国博览会”。 利达觉得当时很多人过来就是羡慕鼓浪屿人的生活,来感受那种悠闲的海岛节奏。再后来,鼓浪屿的标签是文艺,文青。再后面呢,这两年鼓浪屿上面的标签是美食和小吃。



from 利达

 

“一个岛的标签从万国博览海上花园,变成文艺之岛,再变成吃货的岛。这就是一个什么?”  利达问道。

 

“越来越 Low啊。”他自问自答。

 

但是,喜欢烘焙和煮咖啡的利达,虽然有诸多不顺心,还是决定要继续把咖啡馆开下去。 “讲得土一点,这里是我家啊,不然我要去哪?”利达反问道。

 

3.

 

距离白猴的房子 100米左右,是美莲姨她家。

 

今年春假我和妈妈上美莲姨家。她家是一栋层高很高的双层洋楼,躲在巷子尾。屋里面充满水仙花的香味,桌上摆着先祖相片,相片里的老人头上戴着瓜皮帽,读书人的样子。

 

我们一进门,美莲姨就开声洪亮地嚷着:”我现在退休了,全身而退,退得一干二净,从品牌到工厂全部卖掉。”

 

美莲姨虽然六十岁了,一双美目依然透亮有神。她穿着一件灰色条纹毛衣,窄牛仔裤和纽百伦运动鞋,总是一副坐不住的样子,起来关门,过来劝着你吃糖果后又劝着吃沙其马。等到坐下来了,美莲姨就一轮轮地泡茶,速度快极了,你来不及喝的茶水她就倒掉,再重新换上热茶。

 

“本来我在家里就常做馅饼,大家都来家里拿,都免钱的啦!” 美莲姨说起话来,透着对自己的信心,常常迅速地将话题接过,说到俏皮话时,总兴奋地拍手大笑。”然后人家给咱们表扬一下,欢喜的要死的,我就一直做。十几年前儿子要开咖啡店,大家对我家馅饼评价好,我就提议在咖啡厅里面卖。”

 

当时街上的商品都没有”设计感”,馅饼也都是用花红柳绿的塑料袋装着。店家大多敞着门,雇几个小妹站在门口拉客人。而美莲姨家的馅饼,用儿子设计的新式纸盒包装搭配纸袋,在当时看起来挺有个性。他们的店,没有人站在外头招呼,门面看起来静悄悄。别人的咖啡店都是暗摸摸,美莲姨她儿子设计的咖啡店,却用很大的落地窗,亮堂得很。咖啡搭馅饼,这也是个独创。

 

美莲姨听到街上有人在议论这店:”是个大学生开的,估计很快就倒了,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古古怪怪。” 美莲姨暗笑着走开了,这店就这样开着,红了,成为岛上第一家走红的咖啡店,从十年前一直开到了现在。在鼓浪屿原有的吃食上创新,把钱给赚到,美莲姨他们家的咖啡馆是第一家。鼓浪屿上的馅饼,也因着他们这家店,被全国更多人知道。

 

可在去年,美莲姨他们家把手中连锁的所有咖啡店,馅饼厂,以及多年经营打造出来的品牌给卖掉了。

 

“有名气也不做了!我是觉得很累。 “美莲姨跟机关枪一样停不住嘴:”鼓浪屿就是这样不好,有人卖什么别人也跟着卖,有人卖珍珠,整条街都跟着卖珍珠, 100块钱的珍珠可以叫到2万,到现在 10块三条也有。什么好赚,所有人冲进去做。之前国庆节那个大芒果出来了,很多人买。哇,开始全鼓浪屿,大芒人,小芒人,芒国,什么流芒世家还是流芒什么玩意儿的,全岛都是芒果。然后,就做不下去了,很多店就倒了。”

 

“馅饼也是这样,一旦有人开店,就算他自己没有工厂,他也去贴牌,拿出来都是三无产品。这种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我老公,两年前癌症快死的时候,还跟我交代说你要照规矩做。”

 

美莲姨接着说:”很多人问我,你家的芋头饼怎么有时候香有时候不香?买到好的芋头就香,买到不好的就不香呗。芋头松松,芋尾破一孔,不同时候采购,味道就会变。哪像别人家,一斤粉兑多少香精和色素,标准化的,什么时候吃,味道都一样,成本还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很多东西明明不好,连卫生证都没有,靠炒作,炒起来就行,游客也不懂,还嫌我们贵。”

 

“咱们本地的那个卖鱼丸的老人家,整天拿个八角碗,用汤匙吭吭吭地敲的那个,真正岛上最早做的。那才是正宗的。现在人来开店,注册个相似的名字,都去买做好的鲨鱼粉做汤,丸子就去八市随便买点掺硼砂的,比较脆。人家请得起团队炒作,店面还做得更漂亮,本地鱼丸怎么拼得过?”

 


鱼丸店 from liz


“新来的这一批商户都是低成本,有团队会炒作的,背后还有钱,人家才能做起来。短短时间,开了好多分店,其他的本地店都要谢谢收看了”。美莲姨觉得市场上,他们家曾经的独创现在已经满街都是了,现在再精美的包装设计你在鼓浪屿上都可以看得到。而网络炒作这一块,也是她和家人无心去做的,但这偏偏在这几年的网络热潮里成了并不可少的一步。

 

“还有房租,我第八年租房合同到时间后,房租一下涨价几十倍。人家说也是行情价,现在鼓浪屿房价暴涨。”美莲姨两手一摊,”可我怎么做得下去?去抢钱?嘛是不能做!”

 

“我是真的觉得很累。”美莲姨又重复了一遍。她的丈夫前几年得了癌症,美莲姨伺候了他三年,同时还要顾店,经营工厂,还要照顾自己九十几岁得了白内障的妈妈。

 

“幸好现在收手了。要是继续做,我也吃喝不下,每天担心那些房租就压力够大的。”美莲姨喝下杯子里的茶,最后说道。

 

4.

 

“现在人都待不下去,鼓浪屿没人住那就是去死了啦!”老狗有很深的双眼皮,神态调皮,说话手舞足蹈的样子,“一个房子不可能百年拉,就可以百年,也不可能千年!如果没人住,没人修,最后就是没掉嘛,是不是?”

 

老狗从 2011年开始开了家庭旅馆,为了这事,跟他爸结结实实地吵了一架。他家在岛上也拥有独栋的一座房子。当时他爸爸心疼老狗辛苦,觉得没必要做什么生意,租给安徽商人,每个月拿租金就是了。

 

可老狗就想要好好倒腾一把,定准了主意就不打算改,还一咬牙把自己工作多年买的另一套房子给卖了,用来装修鼓浪屿上面那栋房子。在鼓浪屿上面搞装修,成本不小,麻烦也不少。岛上没有机动车,一切材料都要雇人力拉板车,一车一车地运。

 

因为原住民逐年减少,岛上配套的一些商店也逐渐消失,就连买玻璃,老狗也没省心。本来岛上有家玻璃店的,可以割出你需要的各式大小,然而老狗跑去的时候却发现店早就关门不干了。他只好到厦门对岸买了大大小小一车玻璃,用板车运过来,让装修师傅一块一块装上去。

 

结果到了最后一块,师傅举着跟窗框一比对,才发现:“干,大小不对。”于是老狗只能走回码头,坐船,开车,去买一块尺寸对的玻璃,然后在开车,坐船,走路回来。

 

“当时我一路心脏扑扑跳,心想,千万这块玻璃别给我碎了,不然夭寿的还得回去一趟。”老狗一边说,一边翻了个大白眼。

 

老狗的第一单生意就在 5年前的除夕。那个除夕夜,他们连家都没回。旅馆开起来后,一家人都全情投入进去做,第一个客人来了,他们才想起来除夕夜客人在岛上什么也吃不着,因为店家全都关门了。于是老狗的妈妈茹姨就连忙从家里准备了火锅料,卤料,各样闽南菜,带到旅馆里给客人围炉。

 

 “真实是围炉,还真的有个炉给他们,汤头在那里强强滚。我们反而自己没有围炉。”说到那个晚上,老狗的妈妈茹阿姨忍不住在旁边插嘴道,“人家来是欢喜心,怎么能可怜没东西吃,就是要给人家吃热热的。”

 

老狗拍了拍沙发,不紧不慢地说:“对,你要家庭旅馆就是要有这种!才有家庭的气息。”

 

在鼓浪屿开旅馆,老狗也知道是有好有坏。有些房子随便涂红抹绿就开张了,对原来的建筑破坏不小。还有些商户,把房子租到手后,就硬是隔出很多的小隔间,用低廉的价格吸引游客。

 

老狗头一次听人说要这样赚钱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有一套小房子,是古早的厝破得要死,还有人硬要租。我都听得憨憨的,这种房子你也要租去做旅馆?我们鼓浪屿人觉得条件这么差怎么可以租给人家,但是现在的人想的不一样, 钻钱眼,价格还开得很高。”

 

但总体说来,老狗觉得那么多房子政府顾不过来,倒了一大批,有人拿来做旅馆,就意味着有人会去修缮,只要规定得当,对岛上的房子保护是件好事。

 

他有很多设计师朋友在岛上开了店,不仅保留了原来建筑的古旧感觉,还在内部装潢融入了新的设计感。他们这批开家庭旅馆的人一开始还是不愁生意的, 可是直到近几年,情况发些了变化。

 

早在2008年,厦门政府提出了《厦门市鼓浪屿家庭旅馆管理办法(试行)》,里面规定了申请家庭旅馆的资质条件。而在当时,鼓浪屿上也是鼓励投资者开办家庭旅馆的。老狗的不少朋友也在那个时期,投资上千万重新修缮鼓浪屿上面的老别墅,一边修一边申请执照。

 

但是到了 2011年,突然之间,这些投资者却变成了整治的对象。老狗要开旅馆之初就去申请执照,他们家的资质也完全符合规定,可是申请到一半遇到 2011年停发营业证,一停就停到了 2016年都不发。

 

于是,很多已经开放的家庭旅馆,其实处在无证经营的尴尬境地当中,而已经投入的高额投资又让他们无路可退。老狗说:“我是比较幸运没被抓去关,但是我的很多朋友都被抓进去过,有的,还被连关了两次。”

 

15天的拘留,老狗的朋友们跟站街女,吸毒者关在一起。他说:“我这些朋友,都是世家子,给人家抓去关,心里肯定会惊到。一间房里面有三四个是旅馆的,一两个吸毒的,三个站街的。站街吸毒的都比较无所谓,反正抓几天再去做生意,但是做旅馆的,心里面就很郁闷。这个很夸张嘛。”

 

从有牢狱之灾的风险开始,老狗就觉得不要再开了,因为他预感早晚要被抓。他和他其他开旅馆的朋友都达成了共识,有重大的投资,不要放在鼓浪屿,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可能会被大洗牌。

 

“我知道的鼓浪屿人自己在岛上开旅店的,也就十几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逃离,都跑到沙坡尾和曾厝垵。” 老狗的脸色突然黯淡下来,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无所畏惧的少年人了, 他说:“毕竟,也是会怕。”

 

然而只是一瞬,他又转过头对着白嫩嫩的二儿子调笑:“哎哟,怎么哭哭啼啼,现在的男生都很娘,对不对?”

 

5.

 

原来住我家楼上的阿德伯,是申遗办的。今年春假期间遇到他的时候,他穿着灰色毛线衣,里面白色的衬衫领子翻出来,眉目清秀,年轻的时候定是个美男子。我们聊了许久,鼓浪屿的马路陈灰从朱红窗户里渗进来,零星地落进那天的咖啡里。

 

阿德伯告诉我,鼓浪屿准备申遗,到现在已经八九年了。期间诸多波折反复,但到今年,总算是到了临门一脚的冲刺阶段了。申遗的文本是委托清华大学编写的,他们花了好多年撰写和修编,有许多的厦门地方史专家参与审核校订。

 

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GDP突破20万亿元,国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也呈现狂飙突进的势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2011年尤为明显,当年国内游人数上升比率竟然高达26%,国内旅游收入上涨53%,完全是井喷一般的速度。于是这几年来鼓浪屿这座小岛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旅游高峰。这样的浪潮带来了经济实利,但是对于岛屿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申遗,似乎成了一个解决方案。

 


2015年粉碎的红墙from Pan


谈到申遗究竟鼓浪屿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他说道:“我们强调的还是那个年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历史奇迹”。阿德伯说,鼓浪屿是一个典型。鸦片战争以后,厦门开放口岸,外国人一下子涌进来,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带动了鼓浪屿的教育,医疗,法律,市政建设。全部都在那50年的时间里,鼓浪屿就一下子跨进了世界的走进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

 

申遗办会对于认定为文化遗产的老建筑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和及时的修缮。但是,阿德伯不否认申遗对建筑内外部的极度保护也造成了与居民商户的一些矛盾。

 

第一个矛盾来自于家庭旅馆。阿德伯说道:“家庭旅馆对房子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也有破坏”。他举了个例子,熟悉鼓浪屿老房子的人都知道,原来的那种房子破落落的,人在走动的时候能感觉到整座楼都在震动。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房子使用的是木楼板,时至今日已经逐渐朽坏。这样的建筑难以永久,宾客入住也很难满意。因此,很多商家会吧木楼板,木楼梯拆掉,换成钢筋水泥的。但是从保护建筑的角度来说,此举已经彻底破坏了当年的内部结构。

 

“我们有句话叫做修一栋破坏一栋,就这个样子。”他补充道。但是公安把商家抓去关,却不是申遗办的主意,和申遗毫无关系,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他也不清楚。

 

另外一个矛盾来自于有些房子没有作为商用,而有许多住户挤在里面。很多老房子,他说,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怕死人,但是历史上很有名。比如木棉树底下的老祠堂,第一个来鼓浪屿的传教士当时就住在那里行医,传道。鼓浪屿想把部分重点房屋保护起来,采用的方法就是给里面的住户安排房子,再给一大笔安置费。补贴到位了,大部分人都很乐意搬走。

 

说起房屋的修缮,阿德伯说道:“白猴的事情,是一个血的教训。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如果是整体危房,可以按程序整体拆除重建。部分危房就部分修缮。但是必须修旧如旧。两层就两层,坡屋顶就坡屋顶,不能改成平屋顶。”

 

有个来访问的美国人曾经告诉阿德伯,他一直很关注鼓浪屿。但是每次三年五年来鼓浪屿,他就发现有些老房子又破了倒了,他感到很伤心。如果任由老房子一直倒,鼓浪屿就会回复到它的原始状态,就是个荒岛。现在那美国人看到很多房子已经修缮起来了,由衷地觉得很高兴。阿伯补充道:“当然那个人不是专家,他不知道很多房子在修缮的时候已经破坏了”。

 

申遗,似乎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标杆。阿德伯说他最近很难,因为冲刺阶段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做完这半年,他就要正式退休歇息了。

 

6.

 

或许这个岛屿,并不是鼓浪屿原住民眼中,那个远离尘世的桃花源,它也不曾真正抵挡过时代的洪流。鼓浪屿的变化,并非只发生在这十年。

 

厦门图书馆退休的老鼓浪屿人阿展伯告诉我,鼓浪屿近百年来,一直被时代的大浪潮拍打着。

 

原先在明清时期,鼓浪屿确实只是一个寂静的小岛,只有为数不多的渔民居住在岛上,居民寥落,条件艰苦。

 

鸦片战争后,鼓浪屿成为了公共地界,开始迎来了外国移民,在岛上修建道路和洋房,成立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此时的鼓浪屿涌现了大量西洋建筑,西方音乐,现代教育,医疗也随之在岛上兴盛。

 


from 利达


十九世纪末,当时民兵土匪战乱纷飞,华侨不敢回老家,都往平静的鼓浪屿上跑。很多海外华侨的回归,给鼓浪屿带来了很多穿西装戴斗笠的中西合璧建筑。

 

抗战时期,厦门岛沦陷,鼓浪屿出现难民潮。当时居民将近两万人的岛屿,打开门容纳了十万难民在岛上。当地士绅和洋人组织难民救助会,许多商户加班做食物给难民吃。一直到后来形势缓和,难民才逐渐退去。

 

五十年代大跃进,鼓浪屿上也跟着开始修建工厂,玻璃厂灯泡厂等,后来还有高频厂,无线电厂,引入了许多外地劳力安家鼓浪屿。文革时期,许多知识青年离开鼓浪屿,投身到更远的地方去。

 

这个岛屿,其实一直与时代紧密相连。

 

2000年后,居民区,工厂,学校,医院逐渐外迁,游客大量涌入,岛屿生活水平下降,此时出现了大量岛民的主动外迁。而与此同时,是外地人的迁入,大多为安徽和龙海人士,现在已经成为鼓浪屿的主要居民。

 

安徽人一开头从抬轿子,拉板车起步,摆摊,而后逐渐租店面,搞经营,越做越大。而龙海跟鼓浪屿靠得近,原本就供应了鼓浪屿的蔬菜粮食,因此龙海人来鼓浪屿做生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时间久了,生意做大了,新来的人也就在岛上安了家。现在的他们成了“新鼓浪屿人”。

 

阿展伯说,这就像当年闽南人到南洋发展的过程。

 

“如同钓带鱼一般,一个牵着一个。”阿展伯说道。钓带鱼是这样的,如果钓起来一只,另一只就会咬着前一只的尾巴,一拉一大串。

 

闽南人一开头也很打拼,做苦力,而后做小本生意,再后来就是买房子,把家乡人就像钓白鱼一样一个一个带过去,把生意越做越大。

 

鼓浪屿第一别墅的拥有者,黄奕住,曾经也只是个到南洋打拼的剃头匠。后来,他瞅准了咖啡兴盛的机会,挑着一边是咖啡,一边是糕饼的担子在南洋当“走鬼”,积攒了一笔财富。随后他做起了制糖生意,成为了印尼糖王,当时的首富。后来他到了鼓浪屿定居,成了鼓浪屿人。

 



第一别墅  from liz


不知道当年住在鼓浪屿上面的黄奕住,林尔嘉,黄仲训他们,如果活到现在,看着涌入的人潮,是会感叹,还是会跟来客做生意?

 

7.


每一天,这座曾经寂静的南方小岛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这迎面而来的经济浪潮扑湿了我们的脸颊,也打散了岛上的人们。一波波巨浪过后,也不知该不该捡起遗贝镶嵌那塌了大半的沙堡。

 

从2006到 2016这十年,是很多鼓浪屿人不敢正视的十年。这十年里有许多悲欢, 一开始,年幼的我并没有察觉,这座岛屿上的建筑其实逐渐在海风中融化。我以为他们会长长久久地一直都在,就沉浸于陈年的房屋和木头百叶窗发出的那种久远的气息,感觉无比安心,觉得这样就很好,不要改变就很好。但是后来,一栋栋房子塌掉,我们却没能做些什么。

 

随后,岛上迎进了越来越多的商户,越来越多的厝边邻居都离开了。近年来,旅游的人潮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摧枯拉朽地把这个一直浮在水面上的岛屿几乎扑沉了。

 

再后来,我家族的亲人,绝大部分都搬走了。

 

我想看个明白,不想因为痛苦而闭上眼睛。


(完)


栗子酱

生于鼓浪屿,英国曼大商学院研究生,供职于知名欧洲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后外派至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工作之余也与欧洲当地团队共同创作微电影。现已回国于原公司做品牌经理,同时在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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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04:4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个日子,来谈谈妈妈爸爸和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次相遇 | 破茧 030 

 2016-03-08 童言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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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篇发表文章,童言整理了7位父亲或母亲的口述, 意图还原“呱呱坠地”前的情景,由他们来讲述与生命最初握手时的喜悦, 希望, 痛苦, 挣扎。



文 | 童言


2011年春天, 伦敦某妇产科B超室。 医生像挤番茄酱一样挤出透明液体, 涂抹在一个亚洲女孩还没撑起来的肚皮上。如果不是病历上说明怀孕12周, 她在女孩微笑的脸上, 找不到丝毫期待与激动, 甚至, 看到一点不屑。


探头柔柔地滑过。不大的B超室里响起奇怪的回声,像一头猛兽在远方呼吸。 “你看, 这就是你的宝宝!”


我什么也没看到, 除了一个跳跃的点。 黑白单调的显示屏上, 只有那个点活的,就像某股神秘力量在悄悄地给我传递特别信号。 那个小点拼了命地有规律地扑腾,那么有力, 那么坚决,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


这个点叫心脏,它直勾勾地盯着我。 突然, 毫无预兆地, 一颗眼泪往下冲。那个还没成形状的物体, 仅仅用心跳, 就把我拉到生命面前。那颗心脏会让花生米长成香蕉, 再长成一个小ET。 从此, 那颗心脏会让我快乐, 让我心疼, 让我成为一个叫“妈妈”的女人。    


我们每天都用行动,撰写各自的故事,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际遇。但自传, 是我们留给下一代。从上一代传承的, 除了相像的眼睛鼻子嘴巴头发, 还有跃进人世间前了断的前世因缘——关于我们的前传。你和我都曾是那一颗跳跃的心脏, 藏在十月怀胎里, 让一个女人五脏六腑翻山倒海, 让一个家族姓氏燃点希望,还让一个叫“父亲”的男人感同身受却爱莫能助。远至灵长类动物, 低至原生动物,可以把生命像珠子一样串起来的, 应该就是这短暂的心脏贴着心脏的温存。你和我还曾是那个没有灵魂的胚胎,瓜熟之时, 喝一碗孟婆汤, 抽掉往生的孽缘情仇, 奋力游出黑暗尽头, 看到刺眼的光芒里,还有两张欣慰流泪的面孔。 蒂落于世界, 新生命降临, 希望随之而生。


下面的口述, 意图还原“呱呱坠地”前的情景,由他们来讲述与生命最初握手时的喜悦, 希望, 痛苦, 挣扎。这些孕与育的故事, 应该像一门工艺,一首歌谣, 一个童话,在每代生命中传递下去。 因为,没有前传的缘由, 就没有今天正传的精彩。


生命, 是一个美丽的漩涡。 我们一直置身其中, 不断轮回。  


Michelle  (29岁,墨西哥人,育有二女)




25岁怀孕, 计划之外。 墨西哥女孩一般都很早就结婚生孩子, 19岁结婚, 24岁生孩子的女孩很多。


从小,我就梦想有小孩, 虽然是意外怀孕, 但心里知道, 自己一直准备好。妈妈总说, 生育是女人做了多少年的事情, 你也会没事的。 这句话一直鼓励我。


预产期过了两天, 医生决定用催产。  我本来不打算用任何麻药。但到中午12点, 我就痛的要求医生上麻药了。 上了药之后, 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还舒舒服服地睡了4个小时。先生一直在旁支持我。他内心可能还是慌的, 但表面很沉着镇定。疼的时候会埋怨他, 说都是他的错。但我心底里是喜欢他这样在我旁边, 给我支持。


生的时候, 因为上了麻药, 我没有感觉到疼。 女儿很快出生。抱着她的时候,感觉有种说不出的不可思议。她还那么小, 不能想象就是从我的肚子里面出来的。  


我给她取名字叫Zara,在阿拉伯语是“公主”的意思。 我们想给她起一个叫起来顺口又很酷的名字。


我一点也不后悔那么早生孩子。 或许少了去泡吧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要玩的东西玩完,这个和年纪是没有关系的。 孩子给了我生命的意义



俊佳 (34岁, 中国人, 育有一子)




知道妻子怀孕,既惊喜又担心,因为确切地说这孩子是第二胎了,第一个因为五个月的时候先天有缺陷所以医院诊断不能要了,因此第二次得知有此消息时是喜忧参半!


因为以上缘由,所以我太太第二次怀孕时选择了休业在家养胎,因为这样少了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影响,加上家里自由快乐。整个二孕过程并没有太大的妊娠反应,顶多就是偶尔有腿抽筋而已,连呕吐感和脚水肿都甚少。


我太太原本打算顺产,但因为过了预产期10天依然没有作动,于是打算入院催产,在手术前一晚终于开始宫缩了,经历了大概14小时后,因为羊水浑浊怕婴儿缺氧所以要临时签字做刨宫产。最后顺利生产,由于是临时剖宫产,之前又有进食,麻醉药导致了肠梗阻,儿子出生后三天,肚子依然没有完全消,吐三天三夜,连喝水都会吐,最后用物理治疗加药疗,我有十天陪产假,八天都要医院过的,我儿子三天后就出院了。


我生理上无法体会我太太生产时的疼痛,但心里上却承受一样的痛苦,尤其是第一胎引产的时候,别人老公是紧张地等待幸福的来临,而我们是要紧张地等待已经提前知道的不幸


那段时间真是刻骨铭心,深知太太为怀孕和生产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两次我都有全陪在医院过夜的,一直照顾和陪伴,更重要是调节自己,然后去安慰她。


我儿子取名叫奕康,就是想他精神奕奕,健健康康地成长。


看到儿子的感觉是,原来这就是我的后代,我突然很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传承给他。这并不是简单的想复制自己,而是希望下一代有自己style之余又能体现自己好的特质,我想父母最想看的也应该是这样吧。

 

Jean(34岁, 中国人,育有一子)




我和先生都对生孩子这件事顺其自然, 唯一纠结的是孩子的星座,希望ta是天秤宝宝, 因为我们两个的工作都和艺术设计有关。结果, 我在三月份计划怀上宝宝, 那就快乐地憧憬射手或者摩羯宝宝的到来好了。


怀孕的时候, 我正常上班,生活, 因为怀孕不是生病,不应该影响我们的日常。唯一的改变是, 我的生活变得规律了, 健康了, 这应该是宝宝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吧


怀孕过程没有出现太大的妊娠反应, 但却有一个小插曲。 怀孕18周, 本来计划和先生自驾旅行。 临出发前, 我去产检, 结果医生说宝宝心跳只有70(正常120-170),心跳不上来, 宝宝可能会缺氧。 我们马上转战到一家更大更权威的医院检查。 护士听完心跳, 马上就在病历上写上宝宝缺氧,可能会死胎的病危记录, 还要求我签名。 我一把抢过病历, 夺门而出, 在先生肩膀上哭得说不出话来。 幸运的是, 那天之后, 宝宝心跳又恢复正常。 我们最终取消了旅行,感觉这可能是宝宝传递给我们的一种信息吧。


我的预产期是12月27日, 15日我便见红了, 但没什么异样。 我是室内设计师, 刚在佛山买了房子,所以整个孕期, 我在广州佛山两座城市来回跑, 监督新家装修进程。 18日, 我们带上待产包, 到佛山新家, 等待装修师傅。下午4点, 我开始感觉明显宫缩, 到晚上9点完工时, 我们赶紧开车回广州的家,洗好澡,继续等待。 宫缩时强时弱, 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 我们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9点,我打了无痛之后稍微喘了口气, 11点多, 疼痛再次来袭, 我一直和家人说话, 以分散注意力, 到下午一点多, 清场,就绪, 先生陪我等待宝宝的来临。   


终于, 手大脚大的西北汉子伴着灿烂的阳光平安健康出生了!


我抱着他, 觉得很神奇, 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竟然从我肚子里跑出来了!


宝宝名字叫心又, 是从“慢”这个字里抽出来, 我们希望他不着急, 随心而行。 之前,我们一直幻想是个女孩, 但从第一次抱着心又那天起, 我们便爱上了他。他是那么美好。我们只有期望,没有失望。



梓新 (37岁, 中国人, 育有一子一女)




因为是时隔十年之后的第二个宝宝,有点奇妙。知道自己的生活会被很大改变,但乐于接受这样的改变。而且对十年之后的育儿新变化有点新鲜。


太太的妊娠反应还好,过程不算太长。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辛苦的,要承受身体的各种变化。这种过程作为男性是无法完全感受的。而孩子出生之后,回头来看,怀孕过程好像又很快。


这一次我是自己进了产房。事实上,宝宝即将出生的发动过程,太太还是忍受了不少痛苦的,和第一个宝宝出生时候也不尽相同。所以带着对未知的些许担心。整个过程太太要坚持8-10个小时。后来医生通知已经可以进产房准备,我也穿上消毒防护服,在十几平方米见方的产房里面准备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生产比想象的快。助产士是个富有经验,微胖的女医生,30多岁,她的准备工作在我看来就像在构筑工事一样。这样的工作她每天进行,作为常人是难以想象的,我觉得妇产医生特别伟大,每天都在做着造福各个家庭的事。她大声呼喊着让太太按节奏呼气、吸气、用力,鼓励她。


在产房的感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重要时刻。有条件的话,每一个丈夫都应该陪太太进产房,一起经历这个时刻。事实上医生不会让你直视那些带血腥的工作,她只让我站在太太头部的侧边,提供一些帮助和鼓励。太太的皮肤因为每一次用力而收紧。如果人生有什么Moment值得回忆,这个肯定要算一个。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帮助创造历史,以前做的事相比都很渺小。这是一个过程略有些惊险但又令人激动的事件——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新的人!它像早该揭晓的谜底,但你又害怕有什么意外。在汗水和呼喊之余,你想到在胜利时应该会热泪盈眶。


很快,我望到了孩子的头,她是侧着头出来的,然后是整个身子,显得略有些发白,脐带是淡青色的,很长。助产士对脐带下刀的那时我没有正视。孩子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哭,只在脐带被剪断的时候,她哭了。


然后我们要继续呆在产房两个小时观察孩子,她的脚趾和手指都非常修长,眼睛一直紧闭着,到后来第三天才睁开。


给孩子起的名字叫果然,随太太姓徐。这样我们家两个男生姓李,两个女生姓徐,也算一种男女平等。大孩子很欣然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也很喜欢妹妹。“果然”有一种意趣,有果实刚刚成熟的那种欣喜。本来我们十年前想用在大孩子做名字,后来觉得这个名字更适合女孩,现在终于用上了。


对宝宝没有太多期望,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悦纳自己,清楚把握自己人生方向的独立女生。


 Tamara(56岁,俄罗斯裔拉脱维亚人, 育有一子一女)




我怀孕的时候23岁。整个孕期,除了刚开始的妊娠反应,其都比较顺利。 怀孕后期, 新换的医生才告诉我, 宝宝长得太小。 她建议用“氧气疗法”, 除了每天吃好睡好, 还要多走路, 吸收氧气。 所以, 我每天都到附近的海滩散步。


我的生产经历,从羊水破到宝宝出生, 整个过程只经历了3.5小时。 虽然短, 却充满戏剧性。


首先,值班的是一个又困有凶又冷漠的女医生。我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是凌晨4点。 这个女医生对我非常不耐烦, 扔了一双45码的拖鞋叫我穿上 (我穿35码),然后抱怨我发出太多声音, 说我的宫缩一小时前才开始, 根本不可能那么疼。 然后她让我自己走楼梯去产房, 完全忽略我当时已经疼得走不动。我还需要自己填表格, 换衣服, 一步一步地扶着扶手上楼梯。


到达妇产科, 心想终于可以找到一张床躺下来了。 这时, 医生领着一位护士过来给我检查。头一分钟, 她们还带着居高临下的口气, 下一分钟, 个个突然惊慌失措, 喊着:“快!快!你要生了, 赶紧躺到那边去!”


宝宝很快便出来了。 我一直记得抱着她时候的感觉, 很快乐,很满足, 到现在,我还会回忆起那天。  只是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好像在说:为什么把我的小手小脚都捆起来了?快让我出来!


我们为她起的名字叫Jevgenija,俄语是“高贵”的意思。  


布先生51岁,瑞典人,育有一子一女)




知道太太怀孕,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太好了, 我的小蝌蚪没问题!然后是一种“团队精神”。 我需要担当一个支撑的角色, 和太太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她妊娠反应时,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她在床上休息, 我来做饭, 打扫。 


从羊水破到孩子出生, 太太经历了挺长时间。 这漫长的等待,是生产时最让人折磨的时刻。我们曾一起讨论过怎么运用呼吸技巧来减轻痛苦。 她坚持没有用任何麻醉干预, 所以宫缩时疼得不能说话。 我完全放弃要让她好好呼吸的念头。作为一个男人,看着她痛苦而束手无策, 感觉自己很没有用。


“ We did thistogether!”这是我看到孩子后第一个感觉。然后我对太太说:“亲爱的,千万不要把我丢下! ”好像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


因为我们是东西合璧家庭, 所以孩子有中文名字“一觅”, 也有瑞典名字“Emile”。而他和他以后的妹妹都姓“童布” ,是我和太太姓氏叠加在一起。 我们希望他以后会是一个世界公民,  出去探险, 出去体验。


玲姐 (62岁, 中国人, 育有一女)




我一直知道是个女孩。


怀孕时, 我28岁。之前人流过一次, 因为没有钱, 那时我和丈夫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68块钱。 等怀上这个孩子时,我明显感觉和第一次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我决定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人人都说我怀的是男孩, 因为我的肚子很尖,上班走路很稳健。 “酸男辣女”,其实我那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辣炒鸡胗。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 丈夫需要经常出差, 我的娘家在潮州,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家, 守着自己慢慢大起来的肚子。


我的最高学历是中专毕业, 我丈夫是初中毕业。 因为工作需要与外国人接触,没有一点英语底子的丈夫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自学英语。  所以孩子受最好的教育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就算我们借钱, 也要让她读好书 。


准备生的那天, 是傍晚, 我正在生炉子, 煲排骨萝卜汤。突然感觉肚子很疼。 我的邻居说, 你可能快要生了。 然后我马上洗头洗澡。 等丈夫下班回来, 我们一直走了很远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去妇幼医院。


到了医院, 丈夫只能回家等候, 那时候男人不能进产房, 也没有地方让他睡觉。


我一直觉得生产过程没有太漫长, 孩子没多久就出来了, 就像上洗手间一样。  孩子是凌晨出生的, 是个女孩。 助产士把她抱给我的时候,我记得她的手指很修长很修长, 心想以后一定要让她学钢琴。 我还记得她的样子, 总觉得她以后肯定是要欺负妈妈的。 还没抱暖, 助产士就把孩子放到新生儿集中的房间了。


丈夫第二天一早便来看我和孩子。他特别特别开心。 和很多其他男人不一样,他特别想要一个女孩。   


我给孩子起的名字叫童妍, 又美丽又不俗气, 和“童颜鹤发”同音。




童言

过了30岁之后我不再过生日, 因为我数学不好。

2006年之前, 我只在两个城市生活过, 其中一个是我出生长大的城市。 2006年到2015年, 我搬离过6个不同国家:瑞典,埃及,拉托维亚,英国,日本和中国。游历了很多个城市, 和一个蓝眼睛男人结了婚, 生了两个谁也不像的娃。

写作是我擅长并热爱的几件事情之一。

2015年夏末, 我参加了破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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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12:5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妇女节过了,这些女生的命运依旧无法泅渡 | 破茧031 

2016-03-09 胡不归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一篇发表文章。作者是胡不归


“这是我湖北老家4个女人的故事,却又不仅仅是4个女人,她们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地往沉重、粘滞的现实里滑去,梦想对她们来说是很奢侈的东西,连遥望都不太可能。


虽然时代在变化,老家也通了高速,她们可以艰难地迈出小城,到外面生活、打工,但囿于教育、传统和现实困境,她们中的很多还是无奈地重复着上一辈、上上一辈的宿命,就像面对一条永远无法泅渡的河,身在河中,并不知道河水会流向何方。目睹这一切,我只能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老家的河,河这边是湖北,河那边是湖南

文/ 胡不归


上坟

 

年二十九,天气依旧阴沉,前一天一大早,坐高铁,倒动车,再倒汽车,回到老家时已经接近十点。匆忙吃饭,睡下,婆婆说,第二天要去给故人“送亮”。


“送亮”意为上坟,人要过年,地下长眠的亲人们也要过年,老家流传下来的风俗是春节前一天去给故人烧纸,给他们送些钱好添置年货。


今年特别冷,湖北这些日子也烟尘样地落了一些薄雪,走过一段长长的田坎,再穿进一条几乎已经被荒草淹没的小路,公公在前面挥动镰刀,费力地砍掉缠住人腿脚的树枝和藤蔓,我和老公深一脚浅一脚跟在他身后,提着送给故人的香纸蜡烛,残雪混着苍苔沾湿了我们的鞋,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就快要与地面齐平的小土包。


土包前几颗被熏黑的石头说明,这是一座坟,不过死去的人并没有资格获得一座墓碑,老公说,坟里躺着的,是他的小六姑姑,在18岁的时候就自杀死了,那时候正在为出嫁做准备。


为什么?小六姑姑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催着他多讲一点。18岁的女孩,在出嫁前夕自杀,到底发生了什么?


早已离开故乡千里之外,借着这点未被简化掉的仪式与长眠在地下的亲人们沟通,是每年回乡必须要进行的仪式之一,故人们的爱和恩情,随着焚烧纸钱的一点青烟冉冉飘出。


老公只记得,小时候,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六姑姑最是喜爱他,常常做完农活就带着他玩耍,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乡间的土路上,她热情,爱笑,未婚夫是个年轻的铁匠,待她极好,似乎并不见得有什么非要舍弃生命的难题。


我又去问婆婆,婆婆忆起,小姑跟自己素来要好,死的那段时间,婆婆正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月子里都要挨孩子奶奶的打。事因就在这里了,她的婆婆,也就是小六姑姑的妈,为人太过悍恶,常年对子女用最下流恶毒的话语咒骂,日日不停。那天小六姑姑上山做完活,回来做饭晚了一点,又挨了亲妈极凶猛的一顿骂,一时想不开,就偷偷喝了农药。将死的时候,被农药灼烧的喉咙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拉着嫂子的手,眼泪不住地滚落。


在原生家庭得不到爱和尊重,以至于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我不免喟叹,可是她不是即将出嫁吗,嫁了人不是就可以摆脱悍恶的生母了吗?据说那天为她出嫁,弹棉花的花匠也请了在家。希望就在眼前,为什么不再忍一忍?


我仍是有一些不解, 决定赴死的那个中午,小六姑姑到底想了些什么,以至于失去了最终对人世的留恋。同时也觉得深深的惋惜。在我的认识中,选择自杀的,多是经历人间沧桑的老人,或在婚姻中失望至极,又逃无可逃的妇女,她们的人生已经望不见其他可能。但是就快要做新娘的小六姑姑……


反正这个年轻女子,就在她的18岁的一个中午,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法还原她当时的心路历程,那必是极度的绝望,才会舍得放弃。


老家的旧房子,小六姑姑就是在这里死去

 

坐在轮椅上的表姐

 

我们又找到其他亲人的墓地,送完纸钱,逶迤走下山去,坐车到小舅家吃午饭。一路经过很多漂亮的三层小楼,这些小楼有着特意为展示民族特色的飞檐,和统一的黄色栅栏,公公说,近些年政府在乡里投资了很多这样的“面子工程”,为把县城打造成旅游胜地,也展示乡镇居民殷实的“小康生活”。


再拐进一条小路就是小舅的家,如同乡里大多数农户一样,小舅家住着新起的楼房,这些楼房在修建的时候把最大的预算都放在了外面,瓷砖贴得齐整漂亮,不过走进屋内,光秃秃的水泥胚却显示出无钱装修的困窘,只在堂屋供奉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偏房散乱摆放农具和老旧的家什,卫生间不通水电,要上厕所的话,就要走到猪圈旁抽水横溢的坑边,忍受猪的注视。


这符合老家人爱面子的价值观,最好的,都要摆到明面上让人看见,关于生活享受的部分,则胡乱将就,将人的忍耐力锻炼至无穷。湖北的冬天格外阴冷袭人,这些空心砖砌就的房子更在冷冷地释放寒意,只有一个带棉布帘子的桌子,桌下是火炉,最暖的位置,让给客人坐。


老公走向墙角处的一团阴影,这是一张轮椅,和坐在轮椅上的一个瘦小女人。缩在阴影里的女人穿着棉鞋,戴着棉帽,裹着被子,本就矮小的身形,因残疾和萎缩显得似要被轮椅吞没,她“呜里呜噜”地说着话,口齿不清,听不出来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过表情分明显示着,她是因为见到了久未回乡的亲人而激动。


我没见过她健康时的样子,变成这样,是四年前的事。记得是夏天,从老家传来消息,说小舅家出了事,在温州打工的表姐被一辆车撞成重伤。


我们远在深圳,心里震动,却帮不上任何的忙,只祈祷她能够尽量挽回损失,其实她人已受到严重毁损,又何谈挽回呢。


然后就是漫长的索赔,小舅一家人都是农户,六神无主,求告无门,公公为之积极奔走,半年后,最终换来40万。那是漫长的半年,表姐完全是植物人状态,躺在夫家,被照顾得也很潦草,只有一线生命勉强维持。后来赔偿下来,这款项的去处就引起了争执,谁来照顾她的余生也成了大问题,我们不愿往那最惨烈的结局想去——钱到手,人是死是活是无所谓了的。最终,为了赔偿款不被丈夫一家吞净,她的家里把她又接了回来,公公又继续帮忙让她把婚也离掉了,遗下一个5岁的女儿,放在男方家中。


表姐的下肢已经完全畸形,脑部受损,无法说话,她每天坐在轮椅上,盯着电视从早看到晚,洗漱,便溺,由老母抱上抱下,沉默地又活过了这些年。


照顾一个病人,已是万难之事,可是当一个病人,更加让人无法直面,一夜之间,从年轻体壮形变得如枯木,过了好几年,才能够坐起来,把一块木板搁在轮椅前自己吃饭。我虽然为她的遭遇感到心里酸楚,可又害怕走过表姐身边,她急切地抓住每一个人想要聊两句的样子让我十分不忍,我听不懂她说的绝大部分句子,看到我满脸茫然,表姐也只好失望地摆摆手示意算了,带着愧疚,我匆忙逃离她身边。


吃饭过后,人员自动分配成两拨,女人收拾家务,男人拿出扑克斗地主,表哥,也就是表姐的亲哥哥,新近做了爸爸,可是他40岁上,就选择了一种暮气沉沉的生活,不工作,一家人靠表姐的赔偿款放贷吃利息。


除了40万被放出去的“印子钱”,还有一笔拆迁费在支持着表哥不工作的底气,两年前他们所在的地块被政府征收,听从亲戚的建议,表哥在自家的平房上又加了两层,以多算赔偿面积。赔偿顺利批下来,小舅家将在新城区获得两套房子。


表哥是个有些懦弱的男人,圆胖脸,目光里都是不确定,十年前他其实是结了婚的,但表嫂不多久就不辞而别,于是他又当了十年的光棍。乡间嫁女最是现实不过,看到他微薄的收入,和瘫痪在家的妹妹,多年来相亲无数无一成就。如今有两套房子加持,才在年近不惑的时候又结成了婚,添了女儿,他不再是一个大龄“后生”,也算是一个父亲了,事实上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支柱,虽然这支柱并不强壮,甚至有些虚弱。



门口的小路

 

我实在有些害怕这屋中散不去的暮气和寒气,走出来,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走到田坎上,如果把某个网络词语去掉附着在其上的贬义,这里就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离城里和乡间都只一步之隔,可是既没有城市的热闹,也没有乡间的野趣,不远处是堆满砖石的农田,农田里破破烂烂的工棚机器轰鸣,喷吐着最粗陋的空心砖,这片即将变成新城的区域,每家每户都在尽力修建很快会被铲平的房子,完全不顾可能会有的安全隐患。有的门户洞开,正面看颇为洋气的房子内部却已废弃,就像电影布景一样呈现一派荒诞气息。


家乡小城有个优美的名字,寓意上古灵兽也要在此停留,寄托着人们对于故土的自豪之情。可是近几年,听到从老家传来的各种轶事,却往往是谁为了门口的几棵树,又跟兄弟闹到不相往来,哪家妯娌之间为推脱老人的赡养,斗成乌眼鸡一般,年轻人们,小两口一齐赌博,为抢红包疏于照顾孩子,离婚的十有四五。


麻将声从每一家门口传出来,绿苔丛生的池塘已经成了附近人们的垃圾倾倒处,事实上两公里之外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城市里的垃圾源源不断地运过来,腐臭像厚厚的云层一样萦绕在这一片区域,不知道新城修建以后,政府将如何处理这远远超过土地承载能力的垃圾。

 

晚饭前,人们终于放下手中的扑克,开始聊天,表姐也加入进来,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表达着高兴的情绪。公公感慨表姐这两年气色好了很多,又说,珍儿(表姐的名字)当年命大,硬是活了下来。


表姐的表情一瞬间僵住了。一种悲愤从脸上溢出来,五官扭曲,用一种不协调的方式挤在一起,这是她大脑受损的后果,她哭着,反复说着一句话,这次我却毫不费力就听懂了:“还不如死了的好……”


很快有人打岔,大家又聊起了别的话题,表姐默默地哭了一会儿,碗筷被重新摆到桌上,大家吃饭,临走互相塞压岁钱,表姐也尽其所能做出推辞的动作,我走出门,感到她的目光在我们身后远远追随。



老家的集市,人人都在为着新年忙碌

 

痴家家养外孙

 

吃完饭坐车回家,一路上经过正在开发的城区,新建的广场张灯结彩,人们用孔明灯寄寓新一年的希望,满眼花好月圆,我们一家人都很沉默,也许,他们心中也回荡着表姐的哭声。


回到家正赶上一场小型冲突,住在隔壁的堂姐和婶婶彼此生气,两人向壁而坐,旁边各有人劝。问清缘由,却是因为婶婶无意中叹了一句“痴家家(湖北话外婆的意思)养外孙”,惹得一向彪悍的堂姐流下泪来。这句俗谚的背景是,女儿嫁去了别家,因此养外孙是一种付出没有收获的行为,只有最傻的母亲才会干。


堂姐是个虎虎生风的“女汉子”,婚前一时东一时西,总也没个稳定去处,叔叔的意思是,随她折腾,反正家里对这个女儿也当作没有一般,她折腾的好,自是她的福气,折腾的不好,家里也没有余力去照拂她。


后来堂姐折腾的果然不怎么好,嫁了个穷男人,穷到家里房无半间,地无一垄的那种,结了婚姐夫就被堂姐赶去南方打工,她自己因为怀孕,只好住在父母家。为彩礼钱的归属,叔叔婶婶早跟堂姐闹过一回,叔叔的责骂也常萦在耳,在老家人看来,女儿不挣钱给家里,结了婚还住娘家当然是不合理的行为。


再后来,外孙出生了,抱着相貌酷似他的外孙,叔叔的骂声渐渐淡下去,问他,他说想通了:房子、钱都是留给儿子的,女儿在家吃饭又能吃多少呢。


结果还是在这本应团圆的日子,被灯火照出了掩藏着的不足。


姐夫过年没有回家,用表姐的说法是“没挣到钱,不用回来”。他们的儿子才半岁,身体一直不好,隔三差五就要病一场,令照顾的人也心力疲惫,婶婶因发此感慨,不小心刺中了堂姐的痛处。


母亲怪女儿找了个没本事的男人,女儿发狠过完年就走,也出去打工去,不必在娘家受气,众人劝了一回,各自散去,留下一夜绵长的伤心这与这母女俩暗暗消化。


我心里想着这一日里遇见的三个女人,死去的小六姑姑,和几乎死去,却顽强地活下来的表姐,还有漂萍一样,又粗糙顽强的堂姐,感叹在这乡里,女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能再为家庭奉献牺牲,这世间又哪里还有她们的容身之处?小六姑姑必是看透了这一真相,才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选择死去的人或许并不是脆弱,其实他们比麻木中活着的人更加勇敢。



山上的农田,少部分地区的农户可以从旅游业获得补贴,大多数没有这个待遇

 

出路

 

这个年过得平平常常,我们吃了团圆大餐,看了晚会,并在院子里留下一地鞭炮屑。过完年,就是密集的走亲戚,公公六兄妹,除了小六姑姑之外都顺利地活成了有儿有孙的老人,因为听了小六姑姑的故事,我暗暗地在这个家族的儿女身上找着烙印在深处的性格特点,公公谨慎,四叔悭吝,五叔性烈,剩下两个姑姑则是面目模糊。谈及对过去生活留下的印象,那个在公公嘴里“极为要强”的母亲,在自己的妻子刚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里的时候,也是拳脚相加。


如果要为小六姑姑的死找一个直接“凶手”的话,无疑就是她的生母无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受生活搓磨,以致变得心如坚铁的人,为何会对儿女冷漠至此,不见丝毫舐犊之情呢,也许她有不为人知的躁郁症?


不过至少有两件事值得感谢她,第一是她对当时还是年青小媳妇的婆婆太过凶恶,让婆婆发誓将来一定要心疼儿媳,于是我就成了直接受益者。第二是她对长子太过刻薄,直接促成了长子离家寻找出路,后来成了兄弟里最有出息的人,如今不仅能帮后代把家安到一线城市,还时常提携兄弟,帮穷帮困。


公公先是违抗母命自己挣学费去念了高中,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凭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小干部,再一步步走出乡里,走到县城,退休前的终点是县里实权部门的领导。这真枪实干的“奋斗史”,说出来只是几句话,却不难猜到,背后几十年一砖一瓦的密密经营。


说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正在大舅家,难得没有麻将打扰的亲人相聚时刻,我也坐下来,听长辈们细述往事。


“你要好好读书啊,读书才有出路。”公公对18岁的侄孙女说,这个女孩念高三,最近常有退学出去打工的心思。


这不仅是上一辈的常规叮咛,更是公公通过多年实践得出的真实经验。可是旁观的我却不免思绪飞散,在公公们这一代人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顶梁柱,并获得足够的话语权的那些年,上学读书,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一条道路,虽然这条路面临重重困难,其中却不乏有勇者用行动来证实。不幸的只是,这条路对女性差不多是完全关闭的。


如今乡里的女孩也可以接受基本教育,不过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是,与此同时,城乡结构正在发生巨变,阶层间的流动愈加显得混沌不明,义务教育陈旧落后,差不多是让所有适龄的孩子对获取知识这一行为产生逆反,对学习毫无好感可言的他们,上着一般的小学,和更加一般的中学,囿于眼界,只能看到辍学打工的同学们获取了好过眼前的物质生活和有限度的自由,却没办法识破人生中更大的束缚。我看过一个叫做《出路》的纪录片,在中国,很多“伪高等教育”把压榨对象瞄准了“农二代”们,让他们花着高昂的学费,换取一个并无含金量的毕业证。那些信奉“读书就是出路”的农村家庭们,怀着虔诚的心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毕业之后的回报可能还不如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


可是不上学又能怎样呢,早几年投入社会,也不过是早一点接受人生的残酷。


这实在是个无解的命题,我悄悄摇了摇头。小侄女又换了一个新手机,最近想买一个iPhone被她的爸爸拒绝了。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手机控”,用手机发微博,自拍,看芒果台的偶像剧,向往张翰、唐嫣等明星所演绎的灿烂生活。


她的爸爸,即我们的大表哥,一年前在东莞打工,被机器轧断了一条手臂。大夏天的烈日下,我们一家人穿过东莞人民医院陈旧、污迹斑斑的住院部走廊走进他的病房,一个右臂仅剩上半截的人斜卧在床上,被包扎住的断口处布满紫色血点,看到我们来,在我印象中混不吝的大表哥也背过身悄悄落泪。


好在工厂主是同乡,在大倒“制造业不景气”的苦水之后,仍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赔偿金额。表哥回到老家的同时,30万打到他的账户上,他是个好赌之人,虽说赢多输少,公公却深知,不加克制的赌性可能会让这30万如流水般迅速流光,于是每每叮咛他,要多想想以后。


大表哥和表嫂是也是早已离婚,无一技之长,又失去劳动能力的表哥此后的选择并不多。侄女的学费和嫁妆无疑也要算在这笔钱里面,继续念书,还是不念?茫茫世界正在侄女眼前展开,深不见底,谁也没法告诉她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小侄女空间里晒出来的照片,她的梦想是开奶茶店

 

日子仍如这般波澜不惊地过着,老家人聚在一起,用轻松的语调谈起发生在邻省的一场巨大交通事故,和县里新近上演的贪官落马、赌徒杀人事件,他们用超乎一切的淡然,也可以说是麻木去面对变迁着的世界,又用分毫必争的精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们全家返回了城市,小侄女暂不退学,不过看样子,高中还剩下半年也将只勉力消磨下去了。坐在轮椅上的表姐,仍是日复一日地看着电视,别人调到什么,她就一眼不眨地看下去,天气好的日子,能够到门前去晒一小会太阳。隔壁的堂姐带上孩子,去了某个大城市打工,听说孩子的身体仍是不好。


而小六姑姑最后的栖居之所,在这春天里,坟头上又将增添几抹新绿了吧。她18岁就死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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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12:5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乌干达做互联网,中国的那一套都失灵了| 破茧 032 

 2016-04-05 刘文 三明治

点击图片查看破茧计划详情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二篇发表文章。作者是在世界人均GDP最低的国家马拉维卖手机的刘文。但是现在他开始在非洲乌干达,做起了APP,玩起了互联网。

 

 

卖手机一定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好歹也是互联网圈的,见证了互联网的模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所以,在非洲卖手机的第二个年头,拓展到第三个国家乌干达时,我们就想是不是开始玩玩互联网了。


雷军总结的互联网法则――专注、极致、快,好象不太适合我们。我们连方向也找不到,专注无从谈起;快更不用讲了,我们的乌干达经理邓肯有三年多的非洲生活经验,他已经非常习惯非洲的慢节奏,与人约定时,对方讲十五分钟到是可以大于一个小时的,I’m coming 是有可能是明天的,但是即使是到了明天,又拖到明年也不一定能够办成。如果你托付一个人办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OK的,结果却是相反。


从融资的角度来讲,非洲的互联网,只有一家德国公司在做,它叫ROCKET INTERNET,访问这家公司的主页,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世界上除美国和中国外的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坎帕拉市鸟瞰


几年前,ROCKET INTERNET就在非洲拷贝了互联网的所有模式,他们的手段是山寨,把所有验证成功的互联网模式搬到除中国和美国外的其它国家,不管是亚马逊,淘宝,还是UBER, AIRBNB,互联网金融P2P,ROCKET INTERNET都在非洲做着。


拷贝亚马逊模式的JUMIA的发展最为迅速,也算做得最成功的,最近成了非洲估值第一个超过10亿美金的独角兽。为什么电商的模式更适合非洲,我想一是因为非洲的基础建设很差,线下多个流通环节导致最终零售价太高,一台在国内500元买得到的红米手机,在非洲到最终消费者手里要1000多元;二是非洲的制造业基本上没有,商品靠进口,非洲并没有经历过PC时代,借助移动互联网可能会有一个大爆发。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电商的投资太大,我们玩不起,中国对非洲的定位还是资源型的,远远不是投资风口,所以,我们得找一个不依赖风投,只靠我们自己就能够支撑的切入点。

 

“在非洲,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乌干达是属于东部非洲的一个国家,我在来之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世界最著名的暴君――阿明。在一个雨季,飞机降落到恩德培机场,我来到了这个横垮赤道的国家。


在乌干达的商业区转一圈,就会发现跟中南部非洲不一样的情景。在赞比亚,到下午四点半,所有的商店就准备关门歇业了,可在乌干达,生意仿佛刚刚开始。下午六点钟,摩托大军开始驶出城区,往郊区行进,这是在城市打工的人们晚上回家,像极了中国1980年代的场景。


比之中南部非洲政府官员的腐败,乌干达政府的工作人员算比较开明。一次,我们被交警拦下来,一开始警察狮子大开口,要10万先令(相当于200人民币),同事邓肯开始跟他们讲理:“坐在我车上的客人是来投资的,你们罚款只能够得到10万先令,可投资是关系到你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大事。”


胖胖的女警察说:“罚款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能收到钱。”


“你那才收到几个钱,投资才是大数目。”邓肯说。


我想着,非洲的每个警察,都是为自己的腰包,哪里会听这样的解释,可没有想到,女警察摆摆手,放我们过去了。


乌干达的警察,真有大局观。



同事陈东在坎帕拉坐摩的


我们开始在乌干达看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ROCKET INTERNET投资的AMAZON一样的JUMIA,淘宝一样的KAYMO,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都在做。很多小店铺的门口帖有JUMIA的招牌,表示这个商店也给JUMIA供货,我们的手机也在JUMIA上面卖,不象国内的天猫或者是京东,商家往往被极度压榨,JUMIA对待商家的态度可谓是上帝,我们开店不需要填写复杂的产品参数,张贴产品的信息,不需要做任何的推广,交活动促销的费用,这所有的工作都由JUMIA代劳。


JUMIA也遇到很大的问题,改变用户习惯是不容易的。譬如,虽然东非移动钱包的普及率很高,顾客并不买账,他们不会提前支付,只会选择货到付款,但是他们收到货后,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退货,这造成了JUMIA的运营的成本非常高。


在坎帕拉的一条街上,路边的广告牌都是HELLO FOOD,这是一个网上订餐的APP,也是ROCKET INTERNET投资的,打开它,所有坎帕拉的饭馆都有收录。我们也能够看到HELLO FOOD的骑摩托车的送餐人员,从我们的调研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应该是在这里工作的外企金领,网上订餐离普通民众还有点远。

我还看过一个电商网站,是中国人做的,他们首先做物流,通过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做好关系,从广州发货到很多个非洲国家,能做到一个星期以内到货,一公斤的运费在50元以下,这可能是唯一中国人做的互联网,不过他们的APP,用中国的手机号是注册不进去的,原因是,中国人,最怕中国人的抄袭。


坎帕拉并不乏新的互联网模式,它的人口在500万左右,知名的电商就有四个。但是对普通人来说,网络应用只有两个:FACEBOOK和WHATSAPP。他们也并不知道GOOGLE PLAY STORE,因为没有流量去下载APP,移动流量包1G在60元人民币左右,他们买不起流量包。除掉庞大的失业大军,坎帕拉的平均薪水在1000元人民币以下。


在非洲做互联网,就象在一个不穿鞋子的市场卖鞋子,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却无处着手。一天早上,我们店面邻居店员JULIUS戴着棒球帽,耳朵里塞着耳机,晃悠悠走进来,他刚高中毕业,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拍自拍发到FACEBOOK主页上面去获得姑娘的点赞。


我问:“JULIUS,你听的什么歌,让我听一下。”


JULIUS取下耳机,他点着头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的手机没电了。”


一旁的MOSH哈哈大笑,他说:“老板,这是我们这里年轻人耍酷的方式。”


原来,在非洲,戴空耳机,假装听音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做了简单的调研,找每一个认识的当地人查看他手机里的歌曲,JULIUS手机里有七首歌,如果手机有电,他没日没夜的听;有的人手机有几十首宗教歌曲;有的有一百多首。最多的我们找到的一位有1000多首歌,这些歌曲是这个年轻人引以自豪的一笔资产。


当地也没有什么流行的歌曲APP,人们都是用手机自带的播放器听歌,他们也不从网络上下载歌曲,有些人直接到修手机的那里拷贝,100首歌大约20元人民币,更多的人是用免费的方式,从朋友那里用蓝牙拷贝。


非洲人这么喜欢音乐,那就让我们从音乐开始吧。

 

司机Mosh和破了的安全套

 

MOSH是我们租车遇到的临时司机,也成了我们第一个当地同事。MOSH从麦克雷雷大学(非洲第三大的大学,在坎帕拉,有周边国家的国际学生)毕业两年,专业虽然是计算机科学,他也告诉我学过JAVA,可是可能没有写过一行代码,因为没有什么实践的机会。


MOSH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从衬衣能看到突出的胸肌,他不象一些当地人一样有着大肚腩。在大学里MOSH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去肯尼亚打过比赛。


面试时我详细了解了MOSH的背景,我请MOSH讲他最困难的时候。


“上初中,我妈妈去世了,我跟姐姐一起卖饭蕉,早晨很早起床,带着从树上收下来的饭蕉坐公交车,坐在上面就睡着了,还没有睡醒又被姐姐叫醒下车。”


“那你怎么有钱读大学。”


“是我爸爸去了英国打工,给我寄钱,虽然他给我寄的钱不多,但我也能赚钱。”MOSH露出狡黠的笑容。


MOSH跟我解释,原来,他读大学时,有富婆包养他,他拿富婆包养的钱,不仅读完大学,还维持他和女朋友的生活费用,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儿子也是读大学的时候出生的。


毕业后MOSH跟女友结婚,开始养家的日子。MOSH的妻子带了爸妈给的两万元钱,都给了MOSH。MOSH拿这些钱进行了投资,投到了一个传销项目,前几个月,每个月都能够领到固定的收入,他感到前途一片美好,后来,传销组织的头头消失了,他天昏地暗,陷入了绝境,至今,他也没有告诉老婆这两万元已经不可能回来的事实。


在非洲,我们招聘要非常慎重,对每一位当地同事都知根知底,面试后,我去MOSH家里看了看,在MOSH租住的一套小房子里,我见到了MOSH的姐姐和妹妹,还有老婆和儿子,他们住在一起,虽然房子小,收拾地非常干净,MOSH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养着这一大家人。所以,MOSH成了我们第一个员工。


MOSH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省,当我需要买东西问MOSH时,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坎帕拉最便宜的地方,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砍价过程。作为我们的司机,他一次加油最多加4升,大约20元人民币,刚好够一天使用,第二天再重新加。坎帕拉有很多山路,有几次我们都是没有油了,车被扔在坡上,MOSH就拿着矿泉水瓶去加油站拎一瓶油灌上,如果我要求加一箱油,MOSH就会觉得我有问题,为什么我要把那么多钱押在一箱油上?他的神情告诉我,我难道不怕他把油偷出来卖掉?


MOSH带我转遍了坎帕拉的大街小巷,我们看了印度寺庙,寺庙的信徒邀请我们吃大餐;我们看了卡扎菲资助修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可以称得上宏伟;我们还看了巴哈伊教的“灵曦堂”,这是全球仅有的七座巴哈伊教堂之一。坎帕拉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



坎帕拉巴哈伊神庙



卡扎菲大教堂内部


一次,我们穿过坎帕拉的街道,整条街道上挂满了防艾的公益广告牌,是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做的,广告牌上的内容是放着不同的大幅年轻人图片,配上标语,有“我坚持使用避孕套”,“我只要一个性伴侣”,“我坚持信奉传统美德”,我不禁说,“这些标语真有创意。”


MOSH却说:“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挂我们公司的广告呢。”


“怎么会没用呢?MOSH,你身边有HIV感染者吗?”我问。


“肯定有呀。”


“有多少?能给我几个例子吗?”


“哦,太多了。”


“你数一下,你知道的有多少。”


MOSH默念了一会,最后他告诉我:“大约有三四十吧。”


这个数字让我震惊。


我问MOSH:“你结婚之前使用安全套吗?”


 “不用。”


“为什么不用呢?”


“那些安全套不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安全套呢?”我开玩笑的问。我想,MOSH会告诉我,是超薄?带颗粒?或者是润滑。


“厚一点,不要破掉的就好。”


“破掉,不会吧,很容易破掉吗?”


“是很容易破掉。这样的用了等于没有用。”


我心想,容易破掉的套子,好象在中国很难找吧,这该是质量多么差的安全套,但愿不要是中国生产的。


可是,Made in China已经占领整个非洲,当我看到市场上几百元的HTC,三星手机,尤其是5元一个的充电宝后,我就有点悲观。


这容易破掉的安全套,让人无地自容,我想,如今在非洲的中国人,需要做些改变。


“你们为什么要做免费的东西?”

 

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诞生的过程永远都不是华丽的,要克服国内和乌干达的时差,我们的开发团队开始没日没夜在细节上打磨,为了适合本地用户需求,我们要绕开高额流量费用的坎,还要进行思维的转变。


我们闹过很多笑话,譬如,在音乐的分类上,我们把音乐分为本国音乐和欧美音乐,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欧美音乐的说法,本国音乐对于他们来讲是LOCAL(本地)音乐,而欧美音乐就是音乐。GOSPEL(教堂)音乐是很大的一个分类,因为有的人只听教堂音乐;DJ MIX 和REGGAE(雷鬼)乐也是他们的最爱,这不难理解,可是,慢歌和FUJI(日本富士)音乐他们也喜欢;当地歌星的影响力非常大,一个人口在四千万的国家,一个歌星的FACEBOOK上的粉丝有几百万。本地歌手解决版权问题容易,可是欧美歌手就很难了,因为这是一个大公司垄断的行业。


产品出来了,我们开始进行APP的推广。在这里,没有复杂多选渠道,没有各种论坛的网络水军,没有各类大V的软文推荐,这个市场,还是一个买手机都靠掂重量认定质量的市场,我们现在让他们接受一个没有重量的APP。


我们用了最简单,同样也是最复杂的方式来推广。我们的地推团队的身影,遍布在坎帕拉的各大高校。幸运的是,地推几乎碰不到阻力,当我们给一些学生演示APP的用法时,其它的人就会主动要求安装,一天下来,一个小组可以有几百的安装量。


在麦克雷雷大学推广


地推时的感受最深的是非洲人的思维模式,免费的音乐让他们无法理解,很多人听完我们的解释,会抬起起头,瞪大双眼,吃惊地问:“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言下之意,是在质疑我们不是骗子吧。


我曾经发过一封邮件给同当地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谈合作,他给我的回复只有一句话,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他们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做免费的东西。


很多用户也很可爱,每天都会去地推现场看我们在不在,他们担心我们不收费会饿死,他们就没机会获得免费的东西了。


另外一个体会是,世界虽然变平了,但还是那么不透明。当我们演示APP给顾客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开发APP,在他们眼里,这是只有美国人能够做的“高科技”的东西。


我们的APP的“高科技”感觉,给了本地团队很强的凝聚力。每天下班,大家都不急着回家,总想听我们说说外面的世界。每个周末,他们都主动拿一些APP的宣传单页,想着拜访朋友,或者是去教堂时可以给他们介绍我们的APP。

MOSH现在有了固定的收入,我每天在WHATSAPP上跟MOSH打招呼。


“HI, 最近怎么样?”


“老板,我很好,我刚刚把儿子送到幼儿园,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


“好好工作呀。”


“是的,多谢老板,有了这份工作,我儿子现在能上好的幼儿园了,我很幸福。”


听到这个,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第二次去乌干达,团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人,很多同事我都没有见过,邓肯说:“可把你盼来了,现在,在他们心里,你就是‘上帝’了。”


“为什么是上帝呢?”我问。


“他们说,这个人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却发给我们薪水,给我们衣食,这不就是上帝吗?”


我借当地同事生日的契机,安排了一次PARTY,在当地一家著名的酒吧,女员工们穿上了她们认为最性感的服装,还带来了她们认为全乌干达最性感的闺蜜,伴随着音乐,我们尽情舞蹈,我们的声音是那天晚上最大的,我们摆的酒瓶是那天晚上桌子上最多的。


我喝的醉醺醺,我想,是什么都可以,可是如果是上帝,那太可怕了。


这次,他们不会再认为我是上帝了吧,上帝不会喝醉,上帝不会进酒吧,即使会进酒吧,那也不会跟她们屁股顶屁股的舞蹈吧。


非洲的夜,酒吧,啤酒与音乐,真令人难忘呀。


改变的难与易

 

乌干达令人难忘的,还有莫奇桑国家瀑布公园。这里是尼罗河的上游,维多利亚尼罗河,它发源于维多利亚湖,流经苏丹,最后到达埃及,成了古老埃及文明的发源地。


我和K坐在河边的一个山坡上,喝着尼罗河啤酒,望着远方。那里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们刚刚从那里回来,坐在四驱越野车里,我们看到瓢泼的雨季雨水滋养的丰盛草木,食草动物膘肥体壮,壮硕的公羊在草原高处放哨,草丛中的小羊们在悠闲地吃草;象群漫不经心的散步,不高兴时还会把几十年的树木推倒;一个狮子家庭隐藏在灌木丛中,有两只雌狮和五只幼狮,雄狮正在追逐羚羊;附近一些羚羊的尸体,狮群扔给了鬣狗,秃鹫又吃鬣狗剩下的腐肉……



尼罗河上游野生动物园的象群


与大自然的慷慨相比,乌干达人所信奉的上帝却是那么吝啬。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乌干达除了极少数的富人外,其它都是赤贫阶层,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工业,商业也一直以来被印度人垄断,坐在我身边的K就是这样一个印度人,从他爷爷开始就在乌干达经商,他也出生在乌干达,在1970年代乌干达大规模反印时他离开了乌干达,回到印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现在他往返于印度和乌干达之间,掌管家族企业。


令人欣慰的是,K已经放弃了他父辈的方式,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上都开始了现代化。要知道,以前印度人对乌干达雇员的方式很残忍,为了避免乌干达人偷盗或者是降低成本,他们只雇佣短工,大多数雇员,两个星期就解聘再重新雇佣。


我同K谈中国和印度。K对中国的发展很是羡慕,我说北京有很重的污染,他告诉我新德里的雾霾更为严重。我问K在印度有没有象中国一样的互联网创业的热潮,K说比中国少得多,因为印度的很多应用,都是由GOOGLE提供的,即使他们不是直接提供这项服务,也会投资一些互联网公司。


我问:“为什么印度政府采取一些政策,发展象百度,腾讯这样的公司?”


K说:“印度政府不敢这样做,如果一旦这样,GOOGLE撤出他在印度的投资,那么印度的互联网也就完蛋了。”


GOOGLE发展的GOOGLE LOOM(谷歌气球)项目,让偏远地区的居民能够上网,已经在印度和西非开始商用,K告诉我,在印度南部的农村,GOOGLE每天都要放上百只气球,这些气球到1万多米的高空,接收4G信号,连成一个低成本的通讯网络。


乌干达的总统大选刚刚结束,选举的时候出现过一些事件,老总统的竞争对手扬言要告发选举中的作弊行为,可这些都没有改变选举结果,穆塞维尼成功连任,要知道,自从1996年,他就是乌干达的总统了,改变,是不容易的。


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乌干达运营商最近纷纷推出了移动业务的套餐,现在的套餐是一天20M的流量,大约人民币2元钱,这种流量包比之前的包月方式更受当地人欢迎。


我们的APP有了第一批种子用户,现在,我们开始拓展到其它的非洲国家,我们能够从用户的定位信息,知道顾客来自哪个国家,从他们每天的搜索/点击知道他们喜欢和想要的歌曲,当地的一些民间歌手开始表示愤怒,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音乐放到我们的APP上去。


我们期望未来,静待花开。

 

刘文

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 曾在总参谋部军队高校任教;曾经自办GRE英语培训班;在阿里巴巴1号店等电商的职场打拼过;现在创立Big Five,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成为一个创业者。喜欢科幻,加入破茧计划从非虚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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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01:0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感染HIV之后,他的生活没变,只是多了一组七位数编码 | 破茧033 

 2016-06-20 吴楠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三篇发表文章,吴楠写了一个男人得知感染HIV的时刻。他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爱人,他像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热爱生活,也将继续生活下去。


文|吴楠


血液科的医生把吕杨从住院的病房里叫了出来。既没有去医生的办公室,也没有挑选任何其他安静隐蔽的地方,就好像他不经意间遇到了吕杨一样。两个人站在这座城市最负盛名的医院的血液科住院处走廊的一侧,身边是穿梭的病人和家属。


医生把声音压低了一些,没有注视吕杨的眼睛。他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你感染了HIV。”


吕杨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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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杨开车很快,这是他的第二辆车。车就像一尾敏捷的鱼,在车河间游刃有余。吕杨总是把车窗摇的很严,音乐开得很大声。正在播放的是一把男声伴随着旋律的哼唱。吕杨的手轻轻拍打着方向盘,大声地跟着唱了起来。

此刻是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团聚时刻,吕杨却驱车从位于中国中原地区的故乡赶回寒冷的北方城市。他不愿意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开车多自由啊!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吕杨离不开车,没有房子的时候,他先买了车。平日,吕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车里。


他从事家居行业。每天早晨八点前就要出发赶往客户家中,下午则安排工人第二天的工作。

“我从十六年前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了。那个时候跟着亲戚,现在自己带着别人干。亲戚也早就离开了这里。”对吕杨来说,往事只是历练。

十六年前,当吕杨从位于温暖的中国中原的故乡来到中国大陆东北部的这座冬季漫长夏季短暂的城市,双脚踏出人潮汹涌的火车站时,他对今后的生活是完全未做设想的,甚至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

当在北方生活了十六年后,昔日的农村少年已经不再习惯故乡的气候、饮食,甚至不再习惯住在从小长大的、乡下常见的二层房子里。只有农村集市上的热闹喧嚣,还让吕杨感受到一丝的亲切。

钓鱼是吕杨从小到大的爱好,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北中国到了冬季,河流封冻。不像故乡的水系丰沛。吕杨不在乎,“平时也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

“我大概是一个对感情比较淡薄的人吧!”吕杨这样评价自己。他有着他不自知的矛盾和缺乏根系的漂浮感。

刚抵达这个城市的吕杨还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亲戚带他出来打工前,说好的包吃包住外加学手艺,在这里变成了他和几个男人住在一个月仅需要一百元租金的平房里,挤睡在一条土炕上,吕杨还要每天被亲戚辱骂着洗衣做饭。他实在太小了,个子不到一米五,看起来不过十四岁,比实际年龄小了三岁。吕杨日思夜想的是从亲戚身边逃开,自己做点什么。在一边被亲戚克扣工钱、一边还清了亲戚口中的食宿费后,他卖过馒头、修过空调、进过鞋厂……所以吕杨特别珍惜家居这份从断续到坚持地干了十六年的工作。

由于工作的原因,吕杨总是开着车到处奔波,车上放着材料样品。他开车有点猛,但是很稳。“车是为我服务的。”吕杨说,“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开车。他是路怒族。有一次他开车和别的车迎面撞上了,我正坐在副驾驶上玩手机,手机飞出去老远。车的前脸都瘪了。不过花几千块钱又都修好了。我就继续开,我不在乎。”

吕杨是男生,他爱的也是男生。

吕杨在合家团聚的大年三十到来前,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他要开车三天,赶在除夕夜之前抵达位于北中国的、这座承载了他的事业与感情的城市,陪伴早已无父无母的男友。这或许是他们之间不曾说出口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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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第一次会让命运转个弯。比如第一次品尝到冰的味道,比如第一次发出声音的力量,比如感染某一种这个时代暂时无法治愈的疾病。

显然,吕杨的生活转了很多个弯。称得上大起大落的事情,在他看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吕杨通常会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当天的工作。他几乎不会出没在繁华地带,总是下班就赶回家,在路上顺便买好菜。吕杨的男友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地缘上的差异,让吕杨和男友在一日三餐上最难相互接受。索性各吃各的,两个人都轻松。

吕杨打理好家里的花花草草,便开始准备下厨犒劳自己。有一天,当他不小心划破手时,本以为按压一会儿就会止血的小伤口,居然一直沽沽地涌着血。

几天后,男友去医院做体检。吕杨想起自己流血不止的伤口,也提出做个检查。医生看到吕杨身体结实,说,“你这么年轻,看起来也很健康,就做个血常规吧!”

当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反复审视着那张薄薄的报告单,“你的血小板实在太低了,需要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吕杨按照医生的指点,去了这座城市中最有名的医院,在血液科办理了住院。那件病房里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白血病患者。

吕杨一边接受激素治疗,一边继续做着检查。“血小板低”是白血病的症状之一,静脉注射激素是对症治疗的方法。

男友下班后赶了过来,问吕杨想吃什么。吕杨说想吃火锅。也许是因为激素的缘故,吕杨一个人吃了一百六十元的火锅。男友在一旁心疼地看着他狼吞虎咽。

“我以为我要死了。”吕杨说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关于疾病,吕杨不知道和男友说些什么。他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刻意去想该谈些什么了。

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吕杨问,“你将来结婚吗?”男友回答,“我不结婚。”吕杨说,“我也不结婚。”几个字的一问一答间,两个人的关系拧在了一起。

吕杨常说,“为什么要去想那么多?”在他看来,人只活一次,做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一起快七年,吕杨和男友保有各自的社交圈。两人之间似乎只留有“把房间整理一下”、“碗还没洗呢,记得去洗”、“衣服拿过来,我要洗衣服了”……关于家务琐事的对话。彼此间的爱情亲情交融混杂,如同一款鸡尾酒,很难说清哪一种情感更多。

可如今,吕杨想,他快死了。得了白血病,还不是快死了吗?他不怕。但他认为,该说些什么。

男友却先开口,“没事。卖房子卖车,也给你治。”

吕杨感染的却是HIV。

当医生告诉吕杨时,男友正在上班,只有他独自留在医院。吕杨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至少他知道,自己不会马上死去。

尽管吕杨不是非常了解HIV,但是总能听说同志圈子里不断地有人被感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每次想到HIV,吕杨总是用这句话来盖棺定论。在后来的生活里,只有男友和一位密友知道吕杨是一位HIV感染者,毕竟在药物的控制下,HIV是一种无法通过外表判断的慢性病。

此刻的心情呢?


是无奈吗?不是。


是悲哀吗?不是。


在感染HIV这件事上,更不该存在着对与错的道德判断。

同志的生命似乎更脆弱一些。人难免会有忘情的时刻。当采取不使用安全套来表达对彼此的真切喜爱时,这样的选择已经将自我暴露在HIV病毒的面前。

“感染了就是感染了。”吕杨斩钉截铁地说,“怪谁都没有用,该来的会来。”

吕杨说他没有宗教信仰。“该来的会来”,简单的五个字,更透露出同志的生命仿佛红气球一样在看似热闹喧哗的世界上空寂寞地漂浮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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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中招了。”

这是吕杨在得知自己感染后拨出的第一个电话、说出的第一句话。


生死攸关,这件事,吕杨是要和另外一个人商量的。而这个人不是男友,不是家人,是在这座城市中的一位老友,一位从事HIV关怀工作的同志大哥。


吕杨并不是不想和男友商量。考虑到男友对HIV的了解并不多,面对这样的突然情况,恐怕一时也没有可以操作的建议。此刻,吕杨需要的不是悲伤的眼泪、不能理解的指责,而是理性的建议。

同志大哥很快赶来。他简单地安慰了吕杨,叮嘱他,如果医生询问他是怎么感染的,吕杨一定要回答是找了小姐,以避免不必要的歧视。之后同志大哥便急忙去同主治医生交谈。

按照同志常遇到的情况,医护人员会因为对HIV治疗的不够了解、对国家政策的不够了解,而做出不恰当甚至不专业的行为。例如很多医院会要求感染者转院。同志大哥主要是向医生说明不能强制感染者转院、不能泄露感染者的个人信息等。

在同志大哥和医生交流的时候,护士来给吕杨打点滴。


不同的住院患者会根据疾病的不同在床头卡的颜色上加以区分,这些颜色代表着怎样严重程度的疾病,只有医护人员清楚。吕杨的床头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换成了HIV感染者才会使用的颜色。


当护士看到吕杨的床头卡时,脸色变了。在给吕杨静脉输液时,她手抖得厉害,一连数次都没有成功。吕杨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他会讲他生气了,但对方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愧疚或者惧怕。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地愤怒了——HIV感染者就这么可怕吗!

同志大哥告诉吕杨,在得到良好药物治疗的情况下,HIV是一种慢性病,只会减少正常寿命的三到五年。傍晚时,吕杨和他一起,去看一些感染数年的同志的生活,他们在跳着广场舞、在公园散步。

生活依然在不停歇地流淌,有谁能知道别人平静的表面下的暗流汹涌。

很多人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后,会忽然从寻常的生活状态跳入极端的状态,比如大手大脚的消费、放弃目标的随波逐流、不计后果的放纵……吕杨似乎没有考虑这些,他说,“我至少还有好几十年可以活着。我现在有房有车有男友,我很幸福。”他早已不是多年前那个极度渴望独立的少年,却依然延续着不去考虑未来的习惯。这习惯让他如此轻盈。

吕杨决定给男友打个电话。在很多事情上,吕杨都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是一位行动主义者。

“我感染了。”当男友接通电话时,吕杨直截了当地抛出了这句话。

在一年前,吕杨曾经和男友爆发了一次非常剧烈的争吵,威胁到两人当时已经五年多的感情。


在北中国这个城市中,吕杨除了男友,没有其他可以称得上家人的人。两个人一起生活在男友的房子里。尽管已经记不清争吵的原因,但男友气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句“你搬出去,这是我的房子”把吕杨刺得很痛。

“就因为你有房子,所以说不要我就不要我。那我就搬走。”说完,吕杨开始收拾行李。看到吕杨的举动,男友急哭了,哀求吕杨留下来。吕杨骨子里那份倔强发作到了顶点,不肯接受男友的道歉。男友只好一边哭一边给两人共同的朋友打电话。大家帮忙劝着拦着,这才留住了吕杨。
在那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一如往常。

听到吕杨说自己感染了,男友在电话那端极为短暂地愣了一下,似乎在判断感染了什么,又似乎在选择表达的方式。然后,男友说道,“怎么这么不小心。”

吕杨和男友最初热恋时,他要一直等待男友回家,两人相拥,方能成眠。随着时间的推移,吕杨要等男友到家才能睡个踏实觉。而现在,吕杨自己也能睡得香甜。“不是不爱了,是变成了亲情。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性爱,但精神上谁也离不开谁。”

“我是性和爱可以分离的人。”吕杨坦荡地说,“我的心里只有男友一个人。但身体上还是需要新鲜的刺激。”这大概是不会拿到台面上来讲的人之常情。

吕杨花了一点时间去回忆,让自己感染的经历。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吕杨清晰地记得那一次,对方是多么坚决地要求不要使用安全套。吕杨现在明白,对方当时就知道他已经感染了HIV,也许希望通过无保护性爱传染给吕杨。

那天,吕杨和男友之间的通话就是这么简短。

在吕杨的血小板数量恢复正常出院后,两个人都没有提过吕杨感染HIV的事情。

一张桌子上吃饭、碗筷混用,一张床上睡觉,一个洗衣机里洗衣服……两个人的生活波澜不惊。

挂了电话,吕杨睡得香甜。

吕杨不怕。他仿佛是科幻电影中漂浮在空气中的植物,已经习惯了把根系轻散在无一物的虚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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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一次天明都意味着人生继续迈着步伐。

吕杨在重新投入工作前,办理好在这个城市中的暂住证,将HIV的确证与管理落到相应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领了第一批药物。实际上,吕杨当时并不需要服药,完全可以等到相应指标数降低到服药标准后再开始。因为服药不能中断,并面临提早发生抗药性的风险。而吕杨说,“我病了,那就应该服药。”加之激素治疗导致他达到了服药指标,于是在得知感染HIV的一个月内,吕杨便开始服药。

吕杨会在早上出门工作前将当天需要服用的两颗药物随身携带。每晚十点服药。“这件事要一直坚持下去。”HIV病毒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节奏。吕洋依旧早出早归地忙碌,依旧热爱植物与烹饪。

每个季度,吕杨都要去指定的医院检测HIV病毒载量,并取药。免费领取药物,是国家对HIV感染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之一。每当这个时候,他都免不了感慨,“时间过得太快,又一个季度过去了!”
HIV药物领取处位于医院的地下一层,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吕杨每次去,都会有几十位感染者排队等待,以男性居多。每个人都安静地玩着手机,不会有任何交谈。

当轮到自己时,吕杨走进房间,说出属于自己的七位数字的编码。这个编码将终生属于吕杨。每一名HIV感染者都有这样一串七位数的编码,只有患者和医生知道,感染者凭着这个七位数领取药物。

吕杨从来没有让男友陪同自己取过药。“这是我的私事,”吕杨说,“不过我会定期让男友做HIV检测。他不怕。”

当吕杨在取药处碰到让自己感染的那个人时,对方尴尬地不知所措。

那个人一定以为会发生什么吧!可吕杨只是愣了一下,然后冲着他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吕杨又说起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当时也获得了快感和激情,不是吗?”吕杨说。

吕杨不恨他。他不恨任何人。

两年多过去了,吕杨的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如果不说,他都会忘记自己是一位HIV感染者。


生活还是有了变化。吕杨不再喝太多的酒,也不再吸烟,想做的事情会抓紧时间去做。他自己买了房,买了车,管理着更多的工人,又换了另一辆车。


吕杨说,如果不是来到这个城市,他不会获得这些。“这些”,既包括了事业,也包括了感情,还包括着HIV病毒。拥有了这么多好的、不好的,吕杨依旧像漂浮在空中的植物。

他的故乡是中原地区的农村还是北中国的城市?他的亲人是生养他的父母还是陪伴他的男友?他的身份是一位HIV感染者还是一位普通人?他的心在追求自由还是在寻找根系?

吕杨说,“我从小到大见过太多的意外……意外有啥怕的,不知不觉就来了。”他的话里似乎透露着对命运和生命的无常的理解,似乎这些“命”的根系依旧轻柔地飘荡在空中,等待他去继续寻找。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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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01:0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选择出柜的时刻,他们和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 | 破茧034 

 2016-07-19 吴楠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四篇发表文章,吴楠写了三个出柜的故事。当他们推开柜门,将真实的性取向展示在生育抚养他们的父母面前时,是不是反转了柜子,用同一扇柜门关起了父母?


文|吴楠



“你走开!你不要和我讲这些!我不要听!”这个女人似乎不想再安静地流泪。她用力地推搡着刘乔木,用嘶哑的哭腔叫嚷。

坐在刘乔木另一侧的是一个男人。男人紧抿着嘴唇,竭尽全力地压抑着自己。

刘乔木不知该如何安慰女人,他结实的身体随着女人的推动,摇晃着。他扭头望向男人。可男人似乎不想有目光上的接触,直直地盯着前方空气中某个虚无的存在。

刘乔木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

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坐在自己两侧的女人和男人之间挤了出来。

他微微地停顿,忽的,他因为紧张而绷紧的肩卸了下来。


刘乔木没有说任何话。他努力迈大步子、努力放轻脚掌落地的声音,走进隔壁的房间,关上门。

他把明亮到刺目的灯光、嘶叫到刺耳的哭声、压抑到刺痛的空气,统统关闭在门外。让自己缩在一团黑暗中。

刘乔木极为熟悉这个房间里的摆设,黑暗中依然能够准确地找到床铺的位置。

这里是他的家。门内是他的卧室。门外是客厅。客厅里沙发上坐着的一男一女,是他的父母,他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泄着自己一时间无法接纳的压力。

“我终于出柜了。”刘乔木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家吗?”刘乔木问了自己最后一个问题,精疲力竭地昏睡过去。

 


刘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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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刘乔木最怕的一件事,不是死亡。

“我怕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基佬。”

刘乔木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同性后,不敢交贴心的朋友,话都不敢多说。

“乔木,等下去游泳啊?”“好。”“衰哦!忘带泳裤了。”“哦。”乔木不敢问那天还去不去游泳。他怕多吐几个字,就会被发现自己的秘密。

在家里,父亲总是冷静得不带情绪,母亲偶尔会对刘乔木说,“你过来。”刘乔木知道,母亲让他过去的地方只有客厅。父母的卧室是不能轻易踏入的禁地。多半是母亲和他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父亲间或加入其中。父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交谈,刘乔木只是听着。

母亲会忽然转过头对他说,“你最近打游戏太多了。”他点点头,“嗯。”大家又继续看着电视。


所以,当2011年开始,二十岁的刘乔木可以在同父母看电视时谈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自豪感逐渐代替了紧张感。“原来和父母是可以交流的。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刘乔木决定出柜。

他没有想过,简单的两个字,是向父母证明些什么,还是渴望得到更多地支持,抑或仅仅是倦了目前的生活状态?也许离开了成长的城市,脱离了父母身边的安全区,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北方“冒险”读着大学,封闭的世界也会忍不住地探出触角。
 
刘乔木开始收集与同性恋有关的资料,诸如在精神疾病中已将同性恋排除、同性恋名人明星的故事、同性恋电影……在整整收集了一年之后,依然有太多需要吸纳的信息。

在这一年里,刘乔木一次又一次预演着的,是说服父母接纳,更是说服自己接纳身为同性恋的事实。
 

思维是什么?是禁锢在不同躯体内的灵魂,还是不可能契合与融合的想法?


刘乔木在思维的疆土里是跨着骏马驰骋的勇士,在唇舌表达上是安静的泥胎。他拼命地吸、用力地呼,他张开嘴巴。


刘乔木以为他哑了。


刘乔木大概到三十岁之后才会明白,这哑只是因为他在向别人索取安全感。也许,他终生都很难明白。
 

“你看没看《断背山》?强烈推荐!”室友对刘乔木说。


刘乔木心动了一下。“既然他连电影《断背山》都能接受,也许也能接受我是一个同性恋。”他这样想,“而且我应该试试出柜,免得在父母面前乱了手脚。”


吃过晚饭,刘乔木约这位室友去散步。平日,宿舍活动就是去临近的公园散步,室友并未多想。刘乔木则一路上都在寻找机会。


“眼看着就要走到公园的另一个大门了,那里人来人往的,一旦室友接受不了,叫嚷起来,我会被路人侧目的!”刘乔木咬牙将室友拽到健步道旁的树荫下,借着傍晚似明将暗的光,吐出那句排演了几百上千遍的台词,“我是GAY。”


刘乔木不敢看面对面站着的室友的脸,只听见室友说了一个字,“哦。”

他松了一口气。


回宿舍的路上,室友问了有关同性恋的角色、交友的问题。“他既没有特别关注,特别积极地问这问那,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刘乔木觉得这样很好。


刘乔木决定乘胜追击。通过聊天软件向另外一位室友出柜。“我是GAY。”刘乔木说。“我也是。”室友回复过来。刘乔木愣了一下,“我真的是GAY。”“啊?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室友依旧和刘乔木一起去洗澡、一起去食堂,甚至和刘乔木一起参加了“签名撑同志”的彩虹旗签名活动。


“他们接纳了我,不费任何力气。”刘乔木很满意。


刘乔木如此乐观,忘记了怕,和未名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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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


刘乔木在向室友出柜时,何博成刚刚离开云贵高原,来到这座位于肥沃黑土平原之上的城市。刘乔木说,他选择这座城市,是想看雪、看北方的男人。何博成说,他只想远远地离开故乡。


对于何博成来说,生活是不能用“幸福”来定义或归类的。
 

父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而离世。何母在何博成读大学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我从来没把那个男人当做自己人。”何博成斩钉截铁地说,“虽然他对我妈、对我,都还不错。但就是没办法。”


何博成不会强迫自己做任何事:他只能把继父当做何母的丈夫,他没办法把同性恋的身份当成负担或者资本,他不想同亲人之外的任何人出柜。他没办法板着脸说话。他说“你叫我狗蛋吧!”
 

在出柜之前,何博成从未仔细考虑过这件事。


何博成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中迅速地找到了存在感。他认识了很多同性恋,肆意使用着叫做青春的能量。
 
何博成无意中听说,长期压抑会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便下定了决心出柜。

作出这个决定时,何博成离开何母还没有超过一年。


傍晚,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里,何博成在树影里给何母打着电话,“你每天去锻炼身体吗?”“家里吃的怎么样?”从晚上八点一直聊到何母泛起了困意,何博成也趋于词穷。

“没什么事我就睡了。”何母说。

何博成想,“她要是睡了,我不就白费这么多力气了吗!”

何博成心里一急,嘴上直接就说出了,“妈,我是同性恋。”

“你是啥?”何母不知道是没有听清儿子的这句话,还是听清了却反应不过来,马上追问了一句。
 
电光火石间,何博成哭了。

听到儿子的哭声,何母的睡意一扫而光,“别哭,你咋了,你说。”

何博成一边举着手机,一边在小花园里哭着。他哭,不是因为生为同性恋有多么辛苦,而是因为他没有给何母任何缓冲的余地,把何母逼到了死胡同里。
 
天赋人权。

在这份权利中,既包含了生而为人的生存权,也包含了享受性爱的性权。在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当喜欢异性,应当与异性发生性爱。这份“应当”如此的理所当然,成为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柜门。

谁该入柜?

是性少数的LGBT群体吗?可是,当他们推开柜门,将真实的性取向展示在生育抚养他们的父母面前时,是不是反转了柜子,用同一扇柜门关起了父母?
 
何博成为此而哭。

他不知道说“对不起”有没有用,他不知道说“对不起”时,何母是否能够明白,他抱歉的不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伤害了何母。

“别哭,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好。”何母从儿子的呜咽中听懂了他的意思。

听到何母的这句话,何博成觉得一直乌云密布的天空晴的透亮。他却不知道,其实这只是黑夜中短暂的极光——虽绚烂,却虚幻。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何母最担心的是“同性恋会得艾滋病”。何博成不断地告诉何母,这是对性少数群体的一种污名。

何博成一边获取同性恋正面信息,发送给母亲看,一边加入了名为爱之援助的NGO组织。“我想让我妈更多地了解同性恋,我首先要充分地了解自己。”
 
2013年的夏季,何博成回到何母身边。

母子二人经常在晚饭后漫步聊天。

走累了休息时,何博成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掏出了智能手机,打开了同性恋交友软件。

“妈,你看这个人是我。”何博成蹲在何母身边,指给她看。何博成告诉何母,他和哪些人是好朋友,又有多少人在关注他。

何母看到交友软件上一排排的照片,沉默了一会。然后问,“你就通过这个来找男朋友吗?”

何博成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何母问何博成,“要不要告诉你的继父?”

何博成没有多想,直接拒绝了。

他不愿让“不相干”的人知道他的私事。

何博成有着男人的强壮体魄,却有着一颗细腻的心。他担心着,如果继父知道他是同性恋,会怎样对待何母呢?

二十多个月的时间里,何博成一直在做着出柜这件事,不断地给何母讲解到底什么是同性恋。原本他以为,出柜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超乎何博成预想的是,出柜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漫长选择。

 


何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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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一个国家的性少数群体常常会有类似的经历,然而在出柜这件事上却各有各的经历。

就如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出柜是子女与父母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在刘乔木努力想出柜却不得法时,熊林却要先让母亲弄明白一件事:“同性恋”是什么意思。
 
熊林的性格、言谈,远不如她的外形那样帅气。更准确地说,当了二十多年乖乖女的熊林尽管认定了自己喜欢同性,却还没有完全掌握如何从内到外让自己感觉起来是一个潇洒的女同性恋。熊林充满了温柔的味道。

熊林从明白男女之别开始,就在熊母的要求下,穿着带有花边的衣服。这些衣服多半是姨妈家的孩子穿过的。

熊林极度厌恶这些女性化的衣服。她上了高中穿上校服后,感觉系着领带的校服非常帅气,巴不得天天都能穿。而其他女生则是能不穿就不穿。
 
熊林的青春期是在父母争吵的焦虑中、在胸部发育的厌恶中、在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担忧中度过的。

尽管她也会为和暗恋的女生坐在一起看学校组织的电影而兴奋,尽管她也会为和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洗手间而窘迫,但她还算伪装成功地度过了整个学生阶段。
 
姨妈开始接二连三地给熊林介绍男朋友,她总是不征求熊林的同意,就把熊林的联系方式告诉男方。男方极为主动地联系熊林。她仿佛无处躲藏的猎物,在姨妈和男方的围剿下惊恐地奔逃。

甚至熊母也会三不五时地劝她,“我看这个男的不错,你和他见一面吧!”
 
熊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她看到了某知名主持人的一期节目,在节目上有三位和熊林遭遇相似的女同性恋者谈到了出柜。

熊林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中午。看完这期节目后,她思考了大约五分钟,“如果我不出柜,我就要结婚。可是我不想和男人结婚,不想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所以我要出柜。”

熊林走到熊母的房间,对正躺在床上的熊母说,“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熊母见女儿如此严肃,忙坐了起来。

“妈,我喜欢女生。”熊林说。

熊母听完这句话,并没有当回事,“喜欢女生?你身边的朋友还少吗?”

熊林一时词穷,“妈,我不想和男的结婚。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不是很痛苦吗?”

这句话母亲听明白了,“没人会逼着你结婚。还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才行。”

熊林忙说,“妈,我不想和男的结婚,我只想和女的结婚。”

母亲再一次糊涂了,“女的和女的能结婚吗?”
 
熊林说,“那天我的确出柜了。可是我妈没明白我说的‘喜欢’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父母不知道如何和子女谈性,常遭诟病。实际上,子女同样不知道如何与父母谈性。特别是当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或者年纪偏大时,隐晦地用一些词语来代替“性”,往往并不能起到明确的效果。

也正因为每个性少数的父母的情况不同,所以接纳出柜的程度不同,作出的反应也大相径庭。

熊林用“喜欢”来代替“性爱”,显然没有达到她的初衷。
 
熊林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来和熊母沟通同性恋这件事。

“妈,在你面前站着一个什么也不穿的男的,和一个什么也不穿的女的,你看哪一个?”熊林问。

“我这么大年纪,谁也不看!”熊母回答。

熊林只好继续努力,“妈,你就当你自己二十岁,你看哪一个?”

熊母说,“那我哪好意思看啊!”

熊林又说,“妈,没人知道这件事。你大大方方地看,你看哪一个?”

熊母这才说,“我当然是看小伙子了!”

熊林告诉熊母,“我看的是女的。我喜欢女的。”

熊母似乎明白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日,熊母又问道,“你喜欢女的,那你不结婚啊?”

熊林反问,“我喜欢女的,怎么结婚啊?”

熊母有些哀伤,“你不结婚的话,也不能生孩子,那你和别人都不一样,将来别人怎么看你!”

熊林安慰母亲,“妈,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虽然有了我,但是你快乐吗?”

提到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熊母深有感触。所以,她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追问。
 
但过了一些天,熊母又会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遍熊林。
 
一天,熊林和母亲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邻居。邻居关心地问熊母,熊林有没有男朋友。熊母说,“她是同性恋,她能有啥男朋友。”邻居听完,脸色就变了,打量熊林半天。熊林很有礼貌地说,“阿姨,我是同性恋,所以我不想找男朋友。”那位邻居听到这句话,忙快步远远地走开了。

后来,姨妈来熊林家吃饭时,姨妈说又给熊林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熊母马上打断了自己姐妹的话说,“让熊林自己和你说。”

熊林只好告诉姨妈,她是一名女同性恋。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熊林除了要不断地告诉熊母之外,还要告诉姨妈,她坚决不和男人结婚。
 
直到目前,熊母还会偶尔问问熊林要不要考虑结婚,但熊林已经可以和熊母谈谈她喜欢的女生。熊母时不时还会埋怨她,“你喜欢就去追啊!不然你总是一个人。”

但至少,熊林的姨妈已经不再给她介绍男朋友了。


而此时距离熊林第一次和母亲出柜,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熊林不断地在熊母面前重复着她是一名同性恋这件事。



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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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凡需要勇气的事,往往离不开冲动。年轻的头脑仿佛一颗饱含着冲动汁液的果实。

刘乔木在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自觉仍未准备充分时,父亲说了一句话,“我虽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父亲,但希望自己的小孩在我面前不必掩饰,可以真实地做自己。”

刘乔木被这句话打动了,决定先向父亲出柜。

刘乔木预设的是,父亲接受后,再联合父亲说服母亲。或许,在意识深处,他认为女性是更柔顺也更容易接纳异己的。
 
刘乔木挑了母亲不在家的一天。

吃过晚饭,刘乔木把父亲请到客厅里。父子二人坐在沙发上,就像从小到大的那样。而此刻似乎又有一丝不一样的意味:两个男人,一老一少,肩并肩地坐着。


刘乔木很紧张,结结巴巴地开口,“爸……我是……我是……同性恋。”

他的声音很小,小到连自己都怀疑父亲是否听清。他瞄了父亲一眼,父亲一如往常地看不出喜怒哀乐,神情平和。刘乔木知道,父亲一生坚持控制情绪,认为只有冷静下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接下来该说什么呢?刘乔木抖着手,从裤袋里摸出手机,打开记事本,上面有事先一个字一个字输入的话。

“那个时候我不会沟通。”刘乔木说,“我写了一个演讲稿,向我爸演讲,告诉他我是一个同性恋。”


刘乔木接下来说了“同性恋不是疾病”、“同性恋里也有很多伟人和名人”、“你看我现在也成长为了一个阳光积极的人”……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安静地听着。


终于,当刘乔木吐完了最后一个字,父亲说,“知道了。找个时间告诉你妈吧!

父亲结束了刘乔木那一天的出柜。
 
刘乔木兴奋极了。在他看来,他向父亲出柜已经成功了。却忽视了父亲没有询问他,他是同性恋的生活。也许父亲在独自面对孩子是同性恋时,是无力也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和判断的。父亲等待的是不作任何预设的未来。刘乔木期待的是理想主义的画卷。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父亲一如平常。刘乔木知道,父亲是绝不会和母亲提起这件事的。

傍晚,父亲对刘乔木说,“等一下你自己和你妈讲。”


然后,父亲将母亲叫到了客厅。

一家三口,刘乔木坐在中间,一侧是父亲,一侧是母亲。


或许是因为有了向父亲出柜的经验,或许是因为对父亲寄予了联手的期望,或许仅仅是因为刘乔木想尽快结束这一切,步入新生活。

“妈,我是同性恋。”刘乔木对刚刚坐下来的母亲流利地说出这句话。

母亲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她自然是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她只是不能确定,坐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怎么会是同性恋?儿子看起来非常正常,一点都不女性化,为人善良,头脑聪明,怎么会是同性恋?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似乎没有变化,但却夹杂着怀疑、急切、惊恐。

刘乔木在重复这句话之前,转头望向父亲。父亲的表情还是很冷静,目光直视前方。前方摆着的不过是一台电视机罢了。

“妈,我是同性恋。”刘乔木第二次说出这句话时,感觉自己是硬着头皮挤出来的。
 
母亲一下子迸出了眼泪。

刘乔木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情景。他仿佛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开始背诵之前对父亲说过的话。这一次虽然流畅,但刘乔木的心惊恐得四处奔逃。

“你走开!你不要和我讲这些!我不要听!”母亲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叫嚷起来。一边嚷,一边推开刘乔木。

刘乔木不曾见过母亲如此失态。他的整个思维都跌入了窒息中。
 
刘乔木不知道母亲失态了多久,他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说完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

他听到,母亲哭喊着对他说,“明天去看心理医生!”


刘乔木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的父母不知道,刘乔木因为同性恋的性取向早已独自看过心理医生,而且得到了心理医生的支持和宽慰。
 
刘乔木联系了昔日的心理医生,并在当晚就发了短信息给医生说明了前因后果。

他缩回到自己的卧室。

他缩回到自己的青春期。

他不敢缩回母体。

他不敢说他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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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乔木的母亲显然知识储备丰富,而且更加强势。


当刘乔木和母亲一起走进心理医生的诊室时,母亲难以抑制的眼泪再一次让刘乔木手足无措。这个肩膀厚实、声音明亮、笑容温暖的年轻男人坚定地认为,让母亲如此痛苦,是一件不孝顺的事情。无需置疑,这是在父母不断地强化下产生的念头,当和做真实的自己对立起来时,刘乔木无所适从。
 
“都是我的错,是我太严厉了,才让孩子惧怕女性。”母亲哭着说。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心理医生开始疏导,“但同性恋这种性取向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看着母亲痛苦的根源并不是自己是同性恋,刘乔木的内心轻松了一些。
 

从心理医生的诊室走出来,母亲的情绪好了很多。


但父母始终没有正面和刘乔木沟通过同性恋或者男友等事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父母甚至不和刘乔木谈论任何有关性取向的话题。

大概过了半年多,母亲偶尔会提起单位里一位举止女性化的同事,然后问刘乔木,“你说,他是吗?”
 
直到一次,母亲和刘乔木通电话,刘乔木才得知,父亲开始考虑再生一个孩子。

“我的父亲看起来很冷静,但是他一直都很纠结。”刘乔木说。

“因为我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刘乔木说他并不在乎,甚至他帮助父母查找试管婴儿方面的信息。

自己生下来就肩负着繁衍血脉的任务,不知道刘乔木面对这样一个在二十二岁时才恍然得知的信息时,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时至今日,距离刘乔木第一次和父亲出柜已经过去两年了,刘乔木的父母依旧偶尔会问起刘乔木是否能接受女性。

一次,刘乔木的父母对他说,“不如你找一个女同性恋者假结婚,然后生个孩子。这样既可以对亲戚有个交代,我们家也可以传宗接代。”

刘乔木在出柜时,母亲逼问他是否完全不能接受女性,他胆怯地回答可以接受一点。这样一个被逼无奈、口是心非的回答,无疑给他的父母了一丝希望与幻想。
 
“我想我的出柜还算是成功的。”刘乔木这样评价。“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说有一些孩子出柜后,被父母监禁、捆打、施暴,甚至赶出家门。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成功的。”

而年龄超过四十岁的同性恋们则不认为出柜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需要从父母身上获取自信的年轻人才需要出柜。“我现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还有自己的事业和男友,我的父母不会在意我究竟是不是同性恋,或者我结不结婚。”一位四十五岁的男同性恋者这样说。
 
可惜的是,刘乔木并没有听到年长同性恋者的这句话。此刻,他正看着手里的机票。

这是一张既厚重又单薄的纸。

这张机票是刘乔木的父母送他的,是一份在他的留学英语考试成绩合格后得到的礼物。

如果上面印着的目的地是美国的某个城市,意味着刘乔木获得了父母的资助,将离开故土,展开向往已久的留学生活,去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然而,单薄的纸张上印着的目的地是南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我要回家了。”刘乔木说,“我大概可以自学心理学,并不一定需要离开中国。”

刘乔木的头发有些凌乱,或许是连日整理行李得不到休息的缘故。

刘乔木即将离开他曾期待看雪的城市,回到父母的身边,从事父母安排的工作。


接下来他的人生会因为出柜而改变吗?
 
也许,出柜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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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7 01:0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19 04:17 AM 编辑

他像剑客背着相机行走,把秘密都藏在照片里 | 破茧035 

 2016-08-15 吴楠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五篇发表文章。吴楠记录下了摄影师小武的故事。对于小武而言,相机是他装载秘密的地方。

文 | 吴楠

 


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它揭示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少。
——黛安·阿勃斯


很多树。

很多人影。

热而潮湿的空气,暴雨过后地面上的大滩积水,混着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沐浴露、香皂、化妆品、汗、晚饭、油烟、工作……的味道。
90%的黑暗。
在这处公园中的腹地,偶尔会映出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以及不懂规矩的电动自行车开着灯晃悠驶过,短暂撕裂这黑暗。
 
小径旁,隐约看到零星几个披着长发、穿着紧身短裤的人。如果凑上前,会看出来他们化着浓妆,散发着化妆品的浓郁香味。
会有人停下来,耳语般问,“多少钱?”
 
小武和我站在距离这一幕的二十多米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慢慢地吸、缓缓地吐、远远地看。

 


小武无论走到哪里,背上都挂着有些年纪的双肩包,里面装着一台相机。

不远处化着女妆的男人们是他的拍摄对象。
但那台相机已经很久没有露面。
我猜,就好像剑客一样,无论是否用剑,一定会背负着。
 

差不多夜里九点,我和小武穿过被健步走、国标舞等健身爱好者和吵杂音乐、明亮刺眼的灯光统治的公园大门广场,仿佛回到人间。

 

1

有太多事不可解释。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里大扫除时,读小学的小武翻出舅舅用过的一台蔡司爱康手动对焦胶片机,开始拍任何看到的东西。十年后,为了一台宾得单反,这台蔡司被小武用七千元卖给陌生人、再也找不回来,他至今都觉得有点儿可惜。“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懂事儿,但做出的决定也是最正确和最好的决定。”



目前在和现实不停冲突的小武,更怀念曾经烦恼很少、因为一点小事就笑个不停的自己。

他似乎不认为这样的变化就是成长。
 
不停地拍,是小武从小学到高中的绝大部分业余生活。拍摄的主题只是风景,那个时候的他接受不了照片里出现一丝人的味道。

曾经很难的构图、光线、景色,精心设计、布局和大量拍摄后,变成电脑桌面一样的产品。甚至不需修图。
 
当时间流到2010年之后,摄影家协会的会员到小武家楼下的荷塘拍荷花时,小武拎着一台自动对焦的傻瓜相机奥林巴斯miu2,举着长枪短炮的会员们认为他玩得太过了。小武自顾自,拍“他们拍荷花”。
 
他想与众不同,想拍得又狠又痛。
 
虽然拍了十多年风景、迷了十多年数码相机,小武终于不再想马上就能在相机屏幕里看到刚扑捉到的一瞬。他需要等待胶片在药水里慢慢显现。在还不知道影像实验为何物时,小武就尝试了市面上所有的胶卷。小武迈过拍摄太过雕琢的风景片阶段,开始期待胶片里的“意外”。
 
小武不想拒绝意外。
生活经不起设计。
生活无法设计。
生活里充满太多的意外。
比如一个人,比如一次诱惑。
 
小武从来没想过自己喜欢的是同性。喜欢同性这件事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我家里能上互联网的时间特别早,用固定电话拨号上网。”在维基百科上弄清楚了自己的性取向,小武耸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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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没什么大不了,而喜欢一个人则是天大的事。这是小武的聪明,也是他的幸运和不幸,让他告别了平滑、缺少情绪表达的摄影阶段。

 
十八岁前,小武想尝试下可不可以喜欢女孩,便和一位女同学谈起恋爱。

十八岁那一年,小武遇到喜欢的男生。男生常让他帮忙买些小东西,一瓶水或者一件文具,然后留一张小纸条,诸如“谢谢你”、“你好可爱”……小武说起这些时,带着木偶匹诺曹的无辜和乖顺。

那次,看演唱会到深夜,男生提出去小武家过夜。
“实在是太好了!”小武又兴奋又怕又邪恶,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信号。

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小武对男生说,“我喜欢你。”男生沉默了许久,“很小的时候,我被一个哥哥侵犯过,所以接受不了同性。”

小武摸着男生的肚子睡了一晚,也许谁都没睡着。


这晚之后,小武和女友分手了。

而男生对小武的昔日女友表白了。

女孩拒绝了男生。

男生在教室里大吼,“他都是同性恋了,你还爱他什么!”
 
小武像一株月光下的藤蔓,瘦弱、柔软、清凉、安静,痛了连叫嚷都不会。

还有几个月高考。小武受不了他、男生、前女友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三角关系,也受不了同桌每天动手动脚地骚扰。

小武休学了。



一个人,背着书包到机场,花八十七元,交了一百五十元基建燃油费,买了一张从广州到昆明的机票。去云南转了个遍。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出门。从小到大,小武常常一个人到处走。穿着肥大的T恤、短裤、人字拖,背着包,东张西望,这是我认识小武几年来,他的惯常形象。

 
还有一个月高考。
父亲打电话,“还没回学校吗?”父母认为小武的压力太大。为什么有压力,父母并不提。
小武觉得也应该复习了。或者回去见见喜欢的男生。
 
也许每个人都觉得重要的事情,总会有人觉得不那么重要。
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是一场考试,还是一生不间断地寻找?
学习很好的小武考得很差。
无数种可能的人生中,他只能选择一个来继续。
 
2

人总要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通过赚钱这件事来证明能力和价值的。


因为各种原因,有人把这段时间拉长成了一辈子,有人把这段时间压缩成了半年,有人把这段时间远远抛开。
 

小武和同学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


每天有一百五十套衣服和几名知道摆什么样的姿势、在镜头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模特,等小武拍照。合伙人负责修片,专供网购使用。

“摆好灯光,几乎不用动。”小武成了快门手。


两个月后回本,小武退出了。我替他有一丝惋惜,可他不在乎这些唾手可得的东西。
 

街头,人来人往。


2010年,小武开始拍下街头的一幕一幕。


他花几个小时,去等一个人走进他的取景框。


想表达的时候,小武的三大爱好就是称赞别人、道歉、摄影理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和无聊的路人争吵。


“你不许拍我。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侵犯了哪条肖像权?肖像权怎么定义的,你说给我听听?”小武看着对方陷入发懵的状态。


也许小武一直不喜欢自己是一朵花的样子,他更喜欢自己是一株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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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秋季,小武去了德阳。三年前,那场震惊中国的地震毁灭了这里,逼着人们重新生活。


小武用黑白镜头,拍摄一个路边女人的背影,拍摄一个泳客从水里探出的半张脸,拍摄俯视下简易棚……小武最喜欢的照片,是电线杆的影子组成十字架,远处是一个将要跑出画面的孩子,起名为“脱缰之马”。他不晓得为什么会喜欢,旋即又说,“这一张的构图其实也不好。”
 
“太难看了!”“拍的是什么玩意儿呀?!”“我五岁的孩子拍出来的都比你好。”“我用脚后跟拍的都比你好”“你买这么贵的相机就拍成这样呀?”很多人喜欢的是电脑桌面一样的照片,明媚、平滑、艳丽、遥远、美好。虚假。
 

小武按下快门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开始思考,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真实。


生活中太多的事情需要规则,包括美丑的区别。有规则,便出现制定者、遵从者,也有游离在外的人,或许可以称之为行者。
 

冬天,小武和同学去了贵州,一个叫做天堂镇的村落。过年时,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并贴在村口大树上。只有当地人才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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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习俗下,小武认识了小白。小白是一条未经过任何训练的狗,却在春节斗犬中获得了冠军。


小白是一条土狗,与其它说得出名字的、有着很华丽狗带的骄傲狗们不同。小武似乎在小白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他不会说贵州话,就让同学去问能不能拍照。小武在一旁边摸着小白的头边等着。小白很乖地让小武揉着眉心。


小白的主人惊讶地说,“不拍人,只拍狗吗?”


出于骄傲,主人跟小武聊小白去年得了第三名,好赌的人开价十万,他都不卖,这是家族荣誉,小白是他家庭的一部分。


透过小武的镜头,大部分时间里小白若无其事、无所事事、东张西望、百无聊赖。“我喜欢拍他这个样子。”


小武被邀请到小白主人家里吃饭。对方提出,“能不能把录像给我们看看?”


“我拍的不是录像。是照片。”小武解释道。


“拍照片?为什么不拍录像。”小白主人可能觉得花钱请小武吃饭,却没有得到一丁点有用的东西。


小武把小白的故事编辑成一组照片,名为“小白”。

 



摄影很奇怪。
光线、构图、颜色……理智思考的内容太多,而按下快门的瞬间,最重要的是,满怀的激情。
理智退去,激情登台。
照片记录的内容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装入摄影师的情绪。
照片以情绪为灵魂。
 

整整四年,小武有太多的情绪没有出口,不得不扔到梦里。

他在梦里放肆地去怀念高中时的男生。

梦里。

第一年,他站在河的另一边,背对着小武。
第二年,他转过来,望着小武。
第三年,两个人站在了河岸的同一边。
第四年,小武对他说,“我们去打球吧。”
第五年,他再没来过小武的梦。
他走了,抑或丢了。
 

与这个男生达成和解,与自己达成和解。对小武来说,难在要用很多时间去冲去熬。


这个男生是个规划性很强的人,每一步都做得很出色,小武却让他没有好好完成高考。小武常常愧疚,不止对这个男生。


小武只是对爱情太温柔。如果爱情是个孩子,小武一直在纵容。
这一段终于过去了。
 
3

成长的步子迈得太大,唯一能做的是把要做的事情的时间线拉长,然后在时间线里,一遍一遍的自我思考和折磨。
 

从风景到街拍,从影像实验到表达情绪。小武以为足够做一名摄影记者,报社的拒绝却不留余地:小武不会拍照。


不久后,小白的故事在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月展中放出,小武受邀加入,开始一个人在北京不停地拍。
 

工作室带给小武视野上的大量扩张,比如把照片铺在地上、摊桌子上去展览。更重要的是,工作室负责人改变了小武关于照片的想法。


照片没有美丑的区分,需要的是好的编辑,把照片串到一起。


小武开始问,这个世界可以通过哪些角度去读解?


如果别人都是从上到下去观看,你不如试试从脚尖看到脸。别人觉得照片的主人公是个好爸爸,也许他脱了衣服会暴露有趣的爱好。这些脑洞从观念上打破了小武原有的严肃框架。


直到今天,小武都在感谢这位负责人。


当工作室解散了所有的摄影师后,小武被迫独自思考,他愈发感到摄影师这条路走得不易,何况小武刻意回避性取向。而他选择的主题,却抛不开这种先天的映射。
 

废宅子是小武长线拍摄的主题。


小武出生在华侨之乡。

在家乡,成长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离开。一代一代人的成长,一个一个人离开。留下大量的空宅、废宅,加之保护建筑和产权不明确的原因,产生了大量的废宅子。

“出生是为了离开吗?那么家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房子里曾经住过的人,留给房子什么样的改变、气息和记忆呢?废宅子好像沉默的兽,空荡黝黑的窗和门,是张开的嘴巴。废宅子发不出声音,却储存了太多背离者的回忆。

“我已经拍了五年,打算拍到十年。”小武说得淡然。人又有几个十年。
 

小武的第二个长线主题,是跨性别者中生活最艰辛的一部分人。


最初,沈阳爱之援助健康咨询中心的朋友邀请他来拍这一小部分藏匿在生活角落的人。小武嘴上答应了,却没有特别想拍。“因为我是个同性恋,就要拍性少数群体吗?”小武不喜欢这样的标签。


小武不情愿地跟拍着跨性别者在家里化妆、聊天、吸烟,拍他们说话的样子、笑的样子。

拍了三四天,跨性别者们说,“你怎么把我们拍的这么丑?”

小武不好意思起来,赶快拍了几张“沙龙照”示好。跨性别者们看了看,旋即不在意地聊起了别的。

小武收起了相机。

“我实在太不了解他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么和这个世界联接起来。”小武想了想,又说,“他们到底怎么和这个异性恋的世界联接起来的?”
 

小武不想拍这些跨性别者表演出来的生活。我以为小武是因为跨性别者作秀而停拍。他说,是因为无法进入跨性别者的核心生活。


小武远远地观察跨性别者的生活,看他们站街,加入他们的聊天群。


小武把跨性别者生活视为一道迷宫,里面曲折迂回的路,两旁障眼法一样的树木,不断变化的人们……他知道入口在哪,出口在哪,但永远搞不清内部像脑纹一样复杂的路和他们复杂的情绪关联,他以为静止了看着一切慢慢发展,就能逐步显露。

 





这已经是小武第三年来到北中国拍摄跨性别者。


次数不多的拍摄顺畅的经历,都是由性格活泼的跨性别者,带着小武去公园里拍。这样其他的跨性别者能够放下戒备。


小武想过化女妆,与跨性别者同吃同住,又担心给邀请自己的朋友带来不便,便没有实施这个计划。


“我缺少很多跨性别者的照片,比如他们和自己的恋人在一起、他们如何看客人、客人如何看他们……”
 

小武按动快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在不停地思考、看照片、翻资料,和跨性别者之间成为了可以聊天的朋友。


小武喜欢倾听。跨性别者哭泣的声音、欢笑的声音、打闹的声音……只是,拍摄照片受到环境、人物状态、光线等影响,相机只是载体。


“我打算每年都在这里住上两个月,拍跨性别者十年吧!”小武说。
 

小武不承认,在不知不觉中,他踏上了一条寻觅生命之中光和痛的道路。废宅子中寻觅“何为家”,跨性别者中寻觅“何为性”。

小武选择的这条道路有些狭窄,路面有些硬,每一脚踩下去,脚印有些浅。

他常常苦恼。苦恼的不是他拍的照片在很多人眼里不够美,而是,如何拍得满意。



小武


4

小武的个人网站的封面是一头牛。


他在贵州等虚花龙活动的间隙,在傍晚的河边遇到了它。


牛被抛弃了,奄奄一息,可能是得了病。或许河水涨潮时,就会被淹没。


虚花龙的喧嚣,濒死的牛。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层级。


五年后,小武坐公交车时目睹一个女人被撞倒,其他的车辆却继续向前。


人,无法回避生活的潮起潮落。


静止下来,只能等待被淹没。




小武忽然特别正经地对我说,“有件事我想特意告诉你。”


我忙坐直身体。


“有个摄影师,叫做黛安·阿勃斯。她第一次举办展览时,工作人员每天都做一件事,就是擦掉观看者吐在照片上的口水。很多年后,看回当年她的作品,大家都陷入了某种沉默,甚至哭。”


尽管小武最喜欢的一个男人评价小武说,“不管你装得多么正经、摆的多美,他总能拍下你最丑的一面。”可小武说,“黛安·阿勃斯是我的上限。”

 


黛安·阿勃斯的摄影图片

可点开大图,查看详情


摄影史的奔流中,黛安·阿勃斯安静地通过她拍摄的穷人、畸形人、流浪汉、变性人、同性恋者、裸体主义者、智障患者,发散着揪心的冲击力。


这是黛安·阿勃斯耗尽生命留下的脚印。


我忍不住颤抖起来,不希望小武用这么大的力气去留下自己的脚印。


可小武似乎并不在乎,也并无选择。


他已在路上。

 

*  文中人物为化名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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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4:3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他放弃博士学业,选择了一份“保护同志”的工作 | 破茧036 

 2016-10-17 吴楠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的第三十六篇发表文章。吴楠记录下了刘雨的故事。他放弃了博士学位,选择了为一个性少数群体NGO组织工作,他把同性恋身份踩在脚下,奔跑进更新鲜的生活。



文 | 吴楠

  

2016年北中国的夏日,不同寻常的闷与热,似乎等待什么,去把整个季节撕破,裂开一道出口。
 
我在沈阳爱之援助健康咨询中心的医疗办公室见到了刘雨。


上唇蓄着胡须的刘雨,目光明亮,笑容中带着一些倦怠。


我打量着摆放了沙发、办公桌椅之后显得有些局促的房间,以及因为受潮而不那么整洁的墙角,听着刘雨说他即将放弃博士生在读资格,感觉不那么真实。

 

还有二十天的时间,刘雨的博士学籍将被取消。这意味着他将失去自带光环的博士学位,或许一同失去的还有今后在这所同时列入国家211、985的高等学府的求学机会。


而他只需要写一份延期申请,这个已经存在了六年的、不够温暖但带着微弱的落脚感的在读博士身份就可以被保留下来,或许在几年之后还可以顺利被授予博士学位。
 
刘雨没有丝毫的迟疑,“我不会写这个申请的。”


从2013至今,这一天他等了很久。



刘雨生活的布莱顿市市中心

 

1


LGBT的挣扎与悲伤,最难的是在假装成异性恋和做真实的自己之间的选择。更多的时候,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对这份选择的不怀疑、不后悔。

 
四年前,刘雨做出了看似合情合理的选择。这一份的合情合理,既是对自身未来的迷茫和不自信,也是为了满足别人口中的主流价值取向。
 

2010年,刘雨本科毕业,被学校推荐直接攻读博士。亲友们纷纷道喜,“以后工作不愁了。”刘雨被淹没在别人的道喜和被视为理所当然到来的喜悦中,他甚至不能告诉别人,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


凭着高考跳出农村,可以跨过硕士、直读博士,无异于改变命运的第二次金榜题名。多少人羡慕的机会,刘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落在自己头上。他似乎看到,主流的辉煌已经在不远处挥手。


接下来一年半的学习,刘雨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去为之拼搏。


在全部学分修完时,他第一时间联系导师。他的导师是业界非常著名的学者,公务太多,于是刘雨被导师安排给后辈导师。而这位后辈导师委婉地对刘雨说:“不用着急确定研究方向,先多看看书、查查资料。”


从此,再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和刘雨联系,这个学生被遗忘了。

 

遗忘的代名词可以是什么呢?真空?整个人陷入虚无。风筝?断了线之后随风逐流。


忙碌的学习生活,悄无声息地戛然停止。一条路忽然断裂成悬崖,刘雨却未来得及停下脚步。


2011年的下半年,忽然出现的无所事事的状态,让刘雨对生活了六年多的校园产生了疏离感。曾经熟悉的林荫道,再走起来都不那么笃定。


他曾以为陀螺一样地旋转,就可以换来比身边人更好一些的未来。而此刻,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天真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学业上的被抛弃感,还来自对未来的不清楚,以及对自己的不接纳。”



刘雨不知道该埋怨谁。



就好像身为一名男同性恋者的性少数群体,他也不知道该埋怨谁。



呼吸干涩。


 

刘雨努力不去表达对这种博士在读状态的不喜欢,他甚至有些怕别人知道他的这种不喜欢。身边的同学都可以得过且过,他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


他试着可以。


但随着夜幕降临,内心的惶恐依然无法被冲淡。被夹在主流价值取向与性少数群体缝隙之间的感受,在缺乏“正常”忙碌的日子里,变得越发清晰。


被导师遗忘的半年里,刘雨放任自己小心翼翼地缩在洞里。深夜时,他从洞中爬出来。他通过互联网开始后知后觉地寻觅同类。在怀抱着滚烫的希望,给诸多性少数NGO小组负责人发送电子邮件后,得到的回应总是稀少、礼貌、冷淡而缓慢的。


刘雨期待通过互联网上的聊天、化解心中压抑的愿望,却依然如同干涸的植物,只能等待雨水的浇灌。


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缺乏准确数据的性少数群体NGO组织。甚至有些NGO会因为种种原因忽然产生又消亡。或大或小的NGO聚合在一起,形成庞大的迷宫。


兜兜转转之后,刘雨联系到正在北中国地区举办第二届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的爱之援助健康咨询中心,这是距离刘雨最近的一家NGO草根组织。

 

2012年6月22日,刘雨做出了二十六年来的第一次非主流的选择。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NGO组织的同性恋活动中。


刘雨依旧觉得“同性恋”三个字有些刺耳。



刘雨每天经过的道路

 
2


人总是要面对很多选择。


有人说,出生是没办法选择的。然而,与异性恋不同的是,任何一位性少数者,除了生理意义上的出生外,在心理意义上一定会遇到一次出生。


这一次的出生不仅意味着正视自身的性取向,更意味着要选择今后与性取向相处的方式,比如包容、接纳、反抗、遗忘、痛苦、纠结……


让人惋惜的是,太多性少数群体由于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等原因,放弃了本可以更安然独立的属于性少数者的生活,而按照异性恋的方式去生活。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不够勇敢”、“无知”或者“懒惰”的标签。因为,没有人愿意违背自己的内心、痛苦地活着。
 

在2011年秋季之前,刘雨也是如此生活。他的日本男友甚至以身作则,展示了在跨国公司这种大众以为应该更开放、融合的环境中,仍需要与异性恋举止相同的表现。


而同性恋文化节冷不防地掀开了刘雨埋在心底的好奇。


什么是熊猴?什么是跨性别?刘雨可以听懂同性恋文化节上每一位发言人所说出的每一个字,却听不懂同性恋圈子里的语言符号。比如熊、猴、狒狒、猪。


刘雨仿佛从一个没有出口的洞穴,一头扎进了爱丽丝曾到访过的兔子洞。新奇到眼花缭乱的世界猛地展开在他的面前。
 
那天,刘雨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和如此多的LGBT人士吃晚饭。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决定,把他推到一个岔路口。这条岔路的一侧是宽阔的、大众认可的攻读博士,以及今后的结婚生子。另一侧是狭窄的、看不清未来的、与同性恋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道路。
 
刘雨没有说出口的是,自己已经厌恶了众人口中的正确。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为NGO组织翻译英文资料。在NGO组织负责人的推荐下,刘雨申请了同年冬季在泰国举办的亚太地区同性恋咨询会议的参会资格。

 

刘雨说,一个选择总是在悄然叩响下一个选择。“其实我并不想申请,因为自己从事NGO的工作时间太短,也有太多东西还处在学习的阶段。”拗不过负责人的坚持,刘雨填写了申请表。


一个看似简单的申请表,其实是一次无声的考试。


刘雨看不懂,主办方希望通过申请表上寥寥问题去了解到的申请者的能力。NGO组织的负责人陪着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填写到午夜时分。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回答、每一个词语,负责人向刘雨进行解释和推敲。


当得知自己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一位青年同性恋者时,刘雨说这是幸运。实际上,在未来几年里,他每年都将往返曼谷两次以上,因为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位青年代表。他在不知不觉中,夺到了这个席位。

 

刘雨不能忘记,因为参加这一次的泰国会议,他第一次办理护照和签证、第一次坐飞机,也第一次告诉父母,“我在做一个翻译兼职,现在公司安排我去泰国出差。”虽然没有提及任何自己性取向的话题,却让他感觉到自己可以和父母尝试着沟通,尝试着减少父母对自己莫名的担心。


父母往往是LGBT人士最不可能绕开的难题。从经验来看,越是隐藏和回避,越是激发父母的窥探和失望。而和父母的沟通,不仅仅依靠勇气,还需要天时与地利。
 

因为签证的原因,刘雨没能顺利登上从广州飞往曼谷的班机。他没有超越自身年龄的社会经验,惊慌到手足无措,以为自己无法抵达泰国。他的脑子转得很快,急忙联系NGO组织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他,“机票是可以改签的。”


“那个时候,我真是很懵懂。”


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却已经踏上征程。刘雨是这样一个格外有勇气的人。做决定快、敢于一个人闯荡、不担心后果,这些性格特质交织在一起,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NGO世界的门锁。



刘雨生活的布莱顿市海边

 
3


选择有大有小。大的选择需要的是勇气,小的选择需要的是毅力。选择无论大小,都会为所谓命运留下路标。

 

刘雨常常熬夜。而每天早上七点钟,他都会起床。城市被阳光启动,仿佛平静的草原开始喧嚣,动物开始奔跑。


和刘雨一同奔跑的是NGO组织的负责人。白天的工作忙碌,两个人很少会聊些什么。而下班后,两个人会继续忙碌到傍晚七八点,然后负责人自然地问刘雨一句,“一起吃饭?”这对刘雨来说,像“相约星期二”般,是一次又一次的授课与学习。


一开始,负责人会边吃边讲。一两年后,刘雨开始和负责人探讨,甚至尖锐的话,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饭桌上,面对面地说出来。


很多有关同志运动的事情,口口相传,从四十多岁的负责人的讲述中,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刻到二十多岁的刘雨的心里。或许这是最适合NGO组织的传承方式。


“负责人对我来说有知遇之恩。”刘雨重复了很多遍。
 

奔跑,纵然是天生的能力,亦需要他人的指点。


NGO负责人把刘雨推到亚太地区同性恋咨询会议的平台上,让一直怀疑自己的他迈开脚步。在曼谷,刘雨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同性恋者。回国后,刘雨不想仅仅是翻译一些英文资料,他开始在NGO组织担任全职工作。
 

只有刘雨知道,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两年前开始攻读博士时的期待感、半年前导师冷淡带来的迷茫感,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他再次又狠又快地独自作出了选择,他要放弃博士


他想为和自己有同样的同性恋身份、有同样不快乐经历的人做一些事情,想把在曼谷看到的这个世界、品尝到的“第一颗糖”的甜味传递给更多的性少数群体,他想让更多的LGBT人士看到他看到的、爱丽丝的兔子洞一般的、神奇美丽的新世界。

 

那个时候,刘雨不知道的是,性少数群体人数相对虽少,但性取向的多元化程度非常密集。


这个圈子既装下了男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也要装下不同教育水平的人。


特别是跨性别者,很多都是读完初中,甚至小学后就没有再继续受教育的人。每一次,跨性别者来NGO组织办公室进行艾滋病快速检测或者领取安全套时的态度,都让刘雨不舒服。“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穿衣和说话,素质都不高。”


比如,免费发放给性少数者的安全套,是需要NGO组织从不多的经费中挤出钱来购买,或者通过多方联系申请、托人情才有可能得到的。然而得到安全套的人却并不珍惜,从举动到言辞,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应得的,想拿多少都可以的,不用的时候可以随便扔掉。


刘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们,他心里有个迈不过的坎儿。NGO组织的负责人告诉他,“如果我们都不去帮助他们,还有谁愿意帮助他们呢?”


太多的时候,来自性少数人群彼此间的歧视,往往是最根深蒂固的,也是最痛的。


刘雨意识到,自己需要站在和这些跨性别人士同样的高度,才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们并不是不在乎。”刘雨说,“他们可能更需要伪装来掩饰自己的难过。”
 
刘雨曾过着掩饰的生活。比如身为同性恋这件事,刘雨认为,自己没房没车,也没有好的工作和收入,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自己。但当他开始在NGO组织的工作中去不断地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发掘了自己的优秀。“我可以帮助那么多人,我当然值得别人去喜欢我。”他和日本男友分开后,又经历了新的爱情,新的幸福和辛酸。
 

但最难的不是说服自己,而是让别人理解。刘雨在告诉同学和朋友自己决定放弃博士之前,先告诉他们自己在NGO组织工作。


“你这个工作又不能赚钱,又不能出名,你图什么?”


“天天和同性恋打交道,你将来怎么办?”


“你不担心感染艾滋病吗?”


这么多不理解,因为LGBT人群的生而悲哀,因为NGO组织的资金来源不够稳定,也因为NGO组织的未来发展很艰难。


也许换做别人,权衡利弊后,就会放弃了。刘雨不想再像当年读博士一样,只是因为大家都说好,便演出别人眼中的幸福。
 

2013年,NGO组织更换办公室,负责人考虑到刘雨的情况,特意租了一处房间比较多的办公地点。除日常办公区外,还设置了专门的艾滋病检测室。并留出一间卧室,给刘雨居住。


“每一次改变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刘雨搬离了大学的集体宿舍。从未工作过的刘雨很快发现,生活起居都在办公室,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集体宿舍,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和同学聊天,直到入睡。而在办公室生活和居住,当同事们下班后,只剩下清冷的白色灯光,淘洗了白日喧嚣后的寂静,刘雨从未考虑过要去看电影、去谈恋爱、去享受办公室之外的生活。他最经常做的事情是继续工作,而且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再疲倦地把自己扔进床里。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年后的今天。
 

刘雨的前男友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博士学业,并在一个看起来有点神秘的NGO组织里工作,并乐此不疲。刘雨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自己的感受。


2014年春节前,刘雨劝前男友来做艾滋病快速检测。前男友说他虽然和刘雨分手了,但一直都很小心,没有这个必要。刘雨说身为同性恋,是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前男友便同意了。


意外的是,检测试纸呈阳性表现。


刘雨吃了一惊。还有五天就是农历春节了。为了让前男友能过一个好年,刘雨忙说谎,“有的时候试纸不准。可能这一批的试纸有问题吧!”前男友将信将疑。实际上,正规渠道生产和按照规定使用的艾滋病快速检测试纸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会出现假阳性的指标。


大年初五,前男友又找到刘雨,坚持要重新检测。刘雨只好用两种不同的试纸给他检测,均呈现阳性。前男友当场失控,放声大哭。


刘雨不放心让前男友自己回家,他见过很多因为感染艾滋病、不了解艾滋病而自杀的人。于是,他陪着他吃饭、K歌、打台球。


整整一晚上,前男友一直在哭。至今,刘雨在KTV里都会刻意回避前男友流着泪唱的那首歌。


刘雨的心一半坚强一半柔软。他可以陪着前男友面对艾滋病,却不忍回忆前男友痛苦的那一晚。


接下来的半年多,从服药到疾病信息再到心理援助,刘雨一直在不间断地提供支持。终于,前男友说,“原来你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再没有提过反对刘雨为了NGO组织的工作而放弃读博的事情。



刘雨拍下的伦敦某公园即景

 

4


人需要寻找快乐,特别是属于自己的快乐。


这快乐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很难传递的。太多的性少数人士是不快乐的,因为性取向是内心最重的那颗砝码,甚至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刘雨开始陆续地告诉自己身边的同学和亲友,他是一名同性恋者。包括自己的老师。他似乎希望通过这一步,为宣布自己放弃读博做准备。


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刘雨已感觉做同性恋似乎并不是自己以前想的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刘雨没想到的是,NGO组织的负责人会反对自己放弃读博这件事。

难道他不是应该最理解自己的吗?


刘雨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细微距离,哪怕再亲密,都有着各自追求的目标上的差距。
 

从2014年到2016年,刘雨以青年同性恋者的身份和丰厚的工作成果,申请到了去美国、荷兰、比利时、泰国、土耳其等国家参加实习、培训的机会。


这无疑非常让人羡慕。而且,这是刘雨昔日的同学努力之后尚且无法得到的机会。


刘雨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照片。


“也许我在NGO工作的工资并不高,但是我去了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工作和学习,这些机会和成本,实际上都是我通过工作得到的。”


他希望通过这些无声的信息,告诉自己的同学和亲友,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在NGO组织工作,前景可以很美好。

 

刘雨换回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支持。直男朋友可以和他探讨恋爱甚至是约炮的经历。


他的老师会每年和他吃上几次饭,聊聊近况。当她决定离婚时,还征求刘雨的意见。


刘雨告诉她,“如果只是因为习惯于当前的生活,你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如果因为担心以后辛苦,就忍受当下的痛苦,你不会知道自己将来会有多幸福。”
 

刘雨从未想过自己除了通过项目,还能为性少数人群做些什么。


他在跨性别者聚集的公园里转悠了很久,和NGO负责人探讨了很久,决定拍摄一部反映跨性别群体的纪录片。


他选择了并不熟悉的两位跨性别者,跟拍数日,完成了第一部作品《女夭儿》。这部半个小时的纪录片,虽然稚嫩,却鲜活真实,让更多的人看到跨性别者的生活,在美国、荷兰、法国等领事馆进行了放映,并荣获上海酷儿电影节纪录片环节二等奖,在美国、荷兰等国家进行交流,被美国一所大学永久收藏。
 
刘雨的一位同事说,“他从小家教好,懂得照顾人,善解人意。他进入到同性恋和NGO的领域其实是陌生的,负责人给了他很多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也把握住了。”
 

刘雨终于告诉了所有人,他决定不读博士了。朋友们可以接受刘雨是一个同性恋者,却接受不了他不按照大众认可的道路走下去。


“你好不容易读到博士,这么放弃是不是有点傻?”


“你现在做那也叫工作?”


面对那么多人的询问、打探,刘雨没有说什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想再进入钢铁行业,每个月守着三千多元的收入了。刘雨已经决定好了。没有人能去评价,这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天真。

 
刘雨和父母谈了很多,关于放弃博士、关于今后的生活。


他对父母说,“我可以去这么多国家,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也因为我足够努力。这个世界是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我想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很出名的人,能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我以前会抱怨,同性恋的身份给我带来很多压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标签。现在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踩着同性恋这个身份。”


“就是因为这个被歧视或者被边缘化的身份,我才可以有这么多的机会。这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
 

2015年,刘雨申请了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和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两所世界级的大学同时录取了刘雨,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他选择了后者的发展学,因为其在专业领域全球排名第一。


尽管刘雨放弃了博士,但他选择了以一个更加明确和快乐的方式去做一名同性恋者。


2016年9月,他踏上了一个全新生活的起点。


而这一切的原点,不过是四年前,刘雨的一个小小选择。
 

旭日东升,世界苏醒,生命奔跑。生命本就需要奔跑,哪怕大汗淋漓。


哪怕气喘吁吁,仍不能停止脚步。


奔跑。这是刘雨的选择。


他穿过爱丽丝的兔子洞,开始奔向更新鲜的生活。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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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出柜的时刻,他们和父母发生了什么?



感染HIV之后,他的生活没变,只是多了一组七位数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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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19 04:35 AM 编辑

造人工程 | 破茧计划037 

 2016-12-21 派妮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派妮写下了三个家庭在面临不孕问题时所经历的一系列波折,尝试了试管婴儿、中药灌肠等各种方法。在这过程中间,低成功率,家庭压力,费用,治疗副作用等问题如同阴影般笼罩着这群为生育而烦恼的家庭。在一个重视传宗接代的国度,对孩子的渴求,就是一项靡费无数,消耗身体和心力的大工程。


文 | 派妮

 


毕灵灵躺在病床上,一阵阵发冷。四周发白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刺得她眼睛疼,她索性闭上眼。医生的对话传进耳朵里:

 

“她怀孕周数小,一会儿动作很快的。”

 

她把眼睛闭得更紧了,眼泪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凉凉的。


此时,她的下身已经流血超过24个小时。尽管中间打了好几次止血针。医生已经给出明确的诊断意见:必须尽早做胎儿流产手术,一旦出血量过大,子宫不得不被摘除,那意味着毕灵灵此生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了。

 

一切准备就绪,字一签,手术就会马上进行。


毕灵灵却一直拦着老公,没让他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她还在等,等血流止住,等奇迹出现,她实在舍不得千辛万苦通过才来到肚子里的双胞胎宝宝,一对试管婴儿

 

两个医生还在断断续续讨论着,毕灵灵翻身背对医生,插上耳机开始听歌。手不由自主地摸着还没凸起的肚子,喃喃道:“孩子,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你就乖一点吧!别让妈妈流血了好吗?”

 

这一年,毕灵灵34岁,结婚八年。



1



毕灵灵出生在山东省中部城市一个回族自治镇上,他们一家是这个镇上少数的几个汉族家庭之一,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下面还有一个小自己两岁的妹妹。

 

幼年贫穷的记忆总是伴随着她:两间黑漆漆、空荡荡的破瓦房,铺不起水泥地,走上去经常深一脚浅一脚,一家人为了省电,从来不舍得在白天开灯。窗户是用纸糊上去的,一到冬天窗户纸就被风刮得声声作响,毕灵灵的爸爸隔段时间就趴在窗户前糊纸,等纸用浆糊一层层粘上去变成硬邦邦一层壳时,寒冷的冬天就过去了。


尽管家徒四壁,每年家里墙上都会多一两张姐妹俩的奖状。一年年过去,有一整面墙竟然都被红红的奖状贴满了,是这个破败的家里唯一一抹亮色。15岁那年,毕灵灵考上中专,毕业后在省城济南找到了一份五星级酒店的工作,从最基础的文员做起。26岁,毕灵灵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完成了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在济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对于结婚后的毕灵灵而言,头等大事是工作,生孩子一直没被提上日程。童年贫穷带来的自卑以及敏感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期,她希望一步步往上爬,事业有成,完成“龙门一跃”。


2012年,33岁的毕灵灵终于如愿坐到中层管理者的位置。此时的她稍微松了口气,开始转身考虑生育问题。


不过,很快她发现事情变得有些麻烦。

 

那年9月的一个早上,毕灵灵起床后发现下身流血了。“月经怎么提前来了?”她一直在吃中药调理身体备孕,对自己的月经周期格外敏感。毕灵灵心烦意乱地换下带血的内裤。


“吃了这么长时间药,还是没效果。”她望着卫生间墙上的大镜子,自己眉头拧在一起,那种准备了很久却两手空空的沮丧一览无余。洗漱完毕,她就匆忙上班了。

 

和一位同事谈完公事后,毕灵灵起身,突然一阵剧烈疼痛从肚子中袭来,直觉告诉她这绝对不是痛经。她冲进卫生间,在马桶上蹲了半天,扶着墙面才踉踉跄跄站起来。从未有过的疼,让她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于是毕灵灵赶紧让老公送她到附近医院挂急诊。医生拿着B超仪在毕灵灵的肚子上来来回回“走动”了好多遍,又把另外一位医生喊过来,两人盯着监测仪器看了又看。沉默又紧张的气氛压抑在毕灵灵周围,她没敢出声。


“你再去抽个血吧!”检查了近半个小时,医生才让毕灵灵起来,并且嘱咐她不要乱动,就近吃个饭马上回来。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正式宣判:宫外孕。

 

正常情况下,精子和卵子结合后会通过输卵管到达子宫,在子宫里发育成胚胎直至分娩。宫外孕则是受精卵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走了,在输卵管通道里安营扎寨。受精卵越长越大,输卵管会因压迫而爆裂,引起体内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

 

住院,必须马上手术。毕灵灵还没缓过神来,一条生命在她身体内稍事停留后,就彻底消失了。

 

出院时医生告诉毕灵灵,一年之后再怀孕。

 

医学上将35岁及以上的产妇叫做高龄产妇。年龄的“大限”越来越近,毕灵灵想要个孩子的愿望就越迫切。而更令她头疼的是,宫外孕在医学上的复发几率是30%,即便一年后再怀孕,很有可能还是宫外孕。若如此,难道又要打掉,重新再来?

 

她等不及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不如趁早想别的办法。

 

毕灵灵想到了试管婴儿。



2



若干年前,不孕不育这个词还只是出现在一些报纸的中缝小广告里。伴随着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压力加大、晚婚晚育带来的生育期延后,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


在各种版本的数据统计中,最保守的一个数据是,每15对已婚未育的夫妇中就有一对夫妇不能正常生育。如果在一个医院的生殖科门口前稍作观察,就会发现有生育困扰的人,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多。

 

“我已经35岁了,不能再等了。”沈菲斩钉截铁地说。与毕灵灵一样,年龄的压力迫使她在今年年初,下定了要做试管婴儿的决心。

 

沈菲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第二年登记结婚,但一直处于异地状态。沈菲留在杭州工作,老公因为读研、读博、出国交流等原因,兜兜转转停留过好几个城市。长期分居让生孩子这件事情一拖再拖:“读博士很辛苦”、“经济还不稳定”、“房子还没买”......这些都成为了他们不想要孩子的理由。

 

2014年,沈菲33岁,老公终于博士毕业,在杭州的一所高校找了份工作,结束两地夫妻的生活模式,父母“催生”的电话也接踵而至。


有一天沈菲接到婆婆的电话:“菲菲呀,昨天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怀孕了呢。”沈菲挂掉电话后,转身就朝老公一顿发泄:“我不是不想生,现在我也在拼命努力。我天天往医院里跑是为了什么呀?我自己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好不好!”

 

心绪平静下来后,沈菲内心又泛起对婆婆的一丝同情。


沈菲老公的弟弟结婚多年,尝试过多次试管婴儿,一直没有孩子。婆婆生了两个儿子,在耳顺之年尚未能抱上孙子,过年过节聚会时别人的含饴弄孙,总让她觉得颜面无光。沈菲的公公从前是个爱凑亲朋好友酒局热闹的人,但近两年不爱去了,他怕看到别人家儿孙满堂,更怕被问起什么时候能当爷爷。


有一次醉酒后回到家,沈菲的公公忍不住大声长叹:“我也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啊,咋就没有后代呢?”他甚至疑神疑鬼地跟婆婆讨论,是不是祖坟埋错了地方,才导致自己两个儿子都没法怀上自己的孩子?

 

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沈菲夫妇而言,如果这辈子真的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接受丁克家庭。沈菲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根据国外多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并没有给一个家庭增加更多的幸福感。然而,沈菲拿国外案例说事的论调无法让公婆接受。


沈菲也渐渐明白,让公婆接受这样前卫的想法太不现实。“我也能理解他们。中国传统观念太强大,毕竟是上下五千年传下来的,怎么能在我们这一代说变就变呢?”


到后来,沈菲已经无法分辨,究竟是自己真的想要孩子,还是因为想让公公婆婆高兴而想要孩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沈菲的肚子仍然没有动静,虽然所有的检查都证明,沈菲夫妇没有生理上不能受孕的问题。沈菲和老公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不行,我弟媳妇就是领养的,这个身份一直让她性格敏感而又自卑。”

 

“实在不行找人代孕。”

 

“国内代孕不合法呀,跑到国外去代孕?有多少道手续要办?要花多少钱?”

 

比较了各种选择后,沈菲和老公决定尝试试管婴儿。



3



跟沈菲一样,毕灵灵之所以选择试管婴儿,一方面是年龄的压力,更多的是她想要给双方父母一个交代。“我跟我老公这么多年了,感情一直挺好,不要个孩子,感觉挺对不起他们家里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毕灵灵的父母也对自己女儿生不出孩子一筹莫展。在农村老家,毕灵灵的父母经常要面对邻里“关切的询问”,时间一长,村里便有了一些口舌,老两口变得有些沉默。


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毕灵灵内心深处“想要做个母亲”的女性天然欲望,其实远没有“给父母一个交代”的责任感来得更强烈。

 

当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格外关注的时候,相关信息就会儿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毕灵灵开始关注试管婴儿时,她发现自己周围,做试管婴儿的人群早已星星点点呈燎原之势。

 

单位一位领导一直丁克,35岁后又突然想要孩子,最终选择试管婴儿,并成功生下一对双胞胎。

 

一位同学先后三次自然怀孕,都是宫外孕,不得不一次次打掉,最终做了试管婴儿。

 

舅舅家的一位亲戚,也是比较难怀孕,最终做了试管婴儿。

 

大舅母所在的生活小区有位邻居,通过做试管婴儿,生了一对双胞胎。

 

这些“同类”悄悄浮出水面,让毕灵灵有了一丝安慰。在30岁时她就知道周围有人做试管婴儿,但一直不能接受“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进行生育”的做法。孕育生命本来就是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这种“外援”岂不是对规律的一种破坏?


现在的她,开始嘲笑自己过去的想法“太落伍”。

 

她偷偷跑到山东省立医院辅助生殖科去咨询,发现来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多数衣着体面,看起来都是新一代知识女性或职场精英。医生告诉毕灵灵,如果要做试管婴儿需要预约排队,最快也要三个月后,北京某权威医院试管婴儿排队已经排到第二年。


从省立医院回来后,毕灵灵更加坚定了要做试管婴儿的决心。“既然这么多有钱人,包括电视上的明星都在做试管,为什么我不能试一试?”

 


4



毕灵灵和沈菲在决定做试管婴儿时,都天真地对“做试管婴儿生双胞胎的几率比较大”抱有期待,对做试管婴儿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却严重估计不足。

 

试管婴儿的第一步,是从女方身体中取出卵子。而要想得到够多够好的卵子,医生往往会通过药物的方式刺激卵泡的生长发育,也即所谓的“促排”。

 

六月的杭州,梅雨季像艘慢船,拖着人们驶向盛夏。躺在取卵手术台上的沈菲却紧张地手心直冒冷汗,她亲眼看着医生拿一根又粗又长的取卵针管,通过阴道插入卵巢,像磁铁一样把体内的卵子吸附出来,保存到试管里。


她这次只取出4个卵子——而据她加入的一个试管婴儿微信群所了解到的情况,多数人都能取出8、9个甚至更多的卵子,数量越多代表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在排队缴费时,她只缴了2000元。这是她第一次羡慕那些缴费多的人——缴费的数目是跟卵子的数量有关的。

 

当沈菲的卵子被取出后,守在手术室外面的老公便立即被叫进取精室取精。三天后,沈菲收到医院的电话,成功培养了2个优质胚胎。



试管婴儿培育(图片来源:网络)

 

最关键的一步是移植,也就是把体外的胚胎送入女性体内。只有受精卵在子宫内成功着床,才算移植成功,而多数人都败在了这一步上。跟沈菲一起取卵的共有21个人,走完最后一步只有3个人。

 

移植相当于把一颗成活的种子,放到合适生长的土壤中去,土壤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植能否成功。为了保证“土壤的肥沃”,医生给沈菲开了35天的身体调理针,需要她自己每天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扎进自己的肚皮里。


沈菲是一个拔牙都会被吓晕过去的人,一开始她还哆哆嗦嗦不敢对自己下手,常是拿着针头犹豫好久,才眼睛一闭牙一咬,朝自己的肚子扎去。这场景颇悲壮。

 

移植后第10天左右,沈菲测出怀孕了。


当她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婆婆时,婆婆在电话那一头兴奋地说:


“菲菲,你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5



与沈菲的“幸孕”相比,毕灵灵的试管之路吃尽了苦头。

 

在休养了近一年后,毕灵灵和老公去医院提交了试管婴儿申请。第一次取出5个卵子,培养成3个优质胚胎。按照规定,35岁及以下只能一次性植入2个胚胎,但为了增加成功率,毕灵灵通过熟人关系,让医生多放了1个。


10天后,毕灵灵测出怀孕。但几天后的血液检查显示,虽然胚胎在她的子宫内着床,但是没有生长。第一次宣告失败。医生给出的失败原因是,毕灵灵的体内没有形成一层胚胎保护膜,建议她进行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将男方的血液抽出来,分离出血清打到女方体内,形成抗体。打针时,需要针头将胳膊上的皮肤挑起来打,像做皮试那样,不仅疼,而且一针下去一片淤青。


毕灵灵的疗程需要做7个星期,每个星期连续打6天,一共42针。刚刚一周,毕灵灵的胳膊就已经被针管扎得全部青紫,还未缓过来,新一轮打针又开始,医生在她的胳膊上四处找还可以落脚扎针的地方。

 

毕灵灵还做了“刮宫”,将给胚胎着床的子宫“清扫”干净。为了保证手术质量,医生不建议她选择麻醉,告诉她,心里默数20秒就结束了。当手术灯关掉,医生把手术器械收走,整个手术室空荡荡时,毕灵灵躺在手术台上疼得狠狠哭了一通。

 

当怀孕成为毕灵灵的一种执念后,她就一心扑在了“要孩子”这项事业上。


除了配合医生治疗,毕灵灵每天都要浏览各个母婴论坛的“试管婴儿”版块。在那里,她不仅可以从别人的成功案例中获取信心,也积累了一堆“助孕”的经验。“着床失败说明子宫冷,每天泡脚20分钟有助于改善宫寒。”、“西瓜、梨等凉性水果一概不能吃”、“月经来之前开始喝大枣红糖姜水,可以补血”、“每天早上把豆浆当水一样地喝,可以提高体内雌性激素”、“每天坚持30-50分钟的运动”......毕灵灵将这些金科玉律熟捻于心,并身体力行。

 

半年后,在毕灵灵认为身体已经调理到可以接受第二次挑战时,她又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这一次取了8个卵子,最终培育成6个优质胚胎,毕灵灵还是把3个胚胎移植到体内。

 

移植完当天,医生让她多卧床,以便给胚胎着床一个稳定的环境。毕灵灵从手术室里出来,干脆在嘈杂的医院走廊里找了一排长椅,自己躺了5个小时后才回家。一进家门,鞋子一脱,直接躺床上一动不动,吃喝拉撒全都在床上解决。

 

15天后她测出怀孕;45天后她被告知,是一对双胞胎。试管成功,还是双胎,一个看似完美的结果。

 

但风险在怀孕90天时降临了。

 

2014年春节的一天晚上,毕灵灵早早洗完澡躺倒在床上,突然觉察自己下身又流血了,好在肚子不痛,量也不大,她打算静观其变。半夜里,血直接一阵接一阵地涌了出来,毕灵灵和老公望着被血浸湿的床单,突然害怕起来。连夜爬起来去医院挂急诊。

 

打止血针,做B超,结果显示胎盘低置。

 

毕灵灵急切地问医生,“孩子能保住吗?”医生一开始还鼓励她说,“没事的”!后来止血针连续打了一夜,血还是汩汩往外流。医生只能说出最坏的结果:既然止血针都止不住,就得把胎儿做掉,保住大人的子宫,以后还有生育的可能。否则子宫出血量过大,只能切掉子宫,没有办法再生育。

 

毕灵灵的老公实在不忍心,开始小声跟她商量:“我觉得你太受罪了,要么孩子不要了吧!你别有压力......”还没等说完,她就把老公赶出病房。


在手术台上,毕灵灵背对着等待手术的医生,摸着肚子,不停和命运未卜的宝宝喃喃说话。


几针加大剂量的止血针后,大规模的血流终于被止住了。



6



医生告诉毕灵灵,止血只是保胎的第一步。接下来除了每天打保胎针外,更多靠她把控自己的身体。


所谓“把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绝对卧床,绝对静止。

 

毕灵灵把自己变成一个“植物人”,在病床上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七八个小时下来,背部和腰部早已失去了知觉。老公、妈妈、婆婆、妹妹每天轮流来照顾她,这对还未出世的双胞胎成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心。

 

在医院住了56天后,毕灵灵出院了。因为自己家住六楼,没有电梯,毕灵灵生怕稍有不慎孩子又出问题,干脆就让老公在家附近租了一个二楼的房子,专门请了一位家政阿姨来照顾自己。


在租来的房子里,毕灵灵一躺就是几个月,当临近预产期下床时,毕灵灵已经全身麻木得不会走路了。两个人架着她,才把她一步一步从卧室挪到客厅里。身体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时,体内的新陈代谢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小便需要插上导尿管才能解出,而大便则需要不停打开塞露才能通下来。

 

身体不能动,毕灵灵多数时候就躺在床上想事。


从童年的贫困到工作的打拼,在30多年的人生中,她经历了不少的难。但她无论如何都不会预料到,生孩子这件事,会成为她迄今为止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劫”。

 

“如果刚结婚就要孩子,可能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毕灵灵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该醉心于追求事业。“现在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只要我的孩子能健康地出生,以后叫我干啥我都愿意。”

 

毕灵灵怀孕七个月时,由于羊水提前破裂,不得不剖腹将双胞胎产出,毕灵灵的孕育之路以早产结束。

 

身体上的痛苦由毕灵灵一个人来承受,经济上的付出则考验着整个家庭。


从第二次试管婴儿手术一直到产后三个月,毕灵灵将近有一年时间没有上班。做试管婴儿一次的费用大约是在2-3万,两次试管婴儿的手术花费4万块。住院保胎花了3万多,回家租房子、请阿姨每个月花费1万,生孩子当天手术费将近2万,给孩子存脐带血花了3万,两个孩子因为早产进温箱一天就是2500,20天差不多就是5万......如此算下来,毕灵灵生孩子的成本在20万以上。

 

“有很多做试管婴儿的都做了四五次,花再多的钱还不一定能成功。我已经很幸运了。”



7



事实上,在不孕不育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试管婴儿是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人工辅助生殖的办法来解决生育问题。尽管试管婴儿技术目前在国内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第一例的试管婴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但是相较于自然孕育,试管婴儿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诸如对女性身体破坏性极大、成功率比较低。

 

正是看到了这些弊端,李婧尽管也跟毕灵灵和沈菲一样遭遇了生孩子难题,但她并没有将“试管婴儿”作为唯一的出路。

 

李婧从事的是金融行业猎头工作,每天早上8:30以前,李婧都会准时来到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密密麻麻的候选人资料扑面而来。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她需要做的是不停地筛选简历、发送推荐报告、给候选人打电话、安排面试......


当然加班也是必不可少的——她的时间得跟着金融行业的作息规律走,常要在晚上十点钟给候选人打电话谈工作。

 

李婧在自己30岁那年结婚,老公比她大3岁。虽然晚婚晚育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常见,但他们在新婚不久也加入了风风火火的备孕运动。

 

在一次做孕前检查时,李婧被医生告知有“输卵管不畅且伴有伞端黏连”,须做腹腔镜手术。如果术后半年内仍没有怀孕的话,建议做试管婴儿。然而当李婧交了一万多的手术费躺在手术台上时,主刀医生却告诉她,其实输卵管是通的,伞端也只不过有一点黏连,对怀孕的影响并不大。

 

她有点不敢相信西医了,转而投向一位据说很有名望的中西医结合医生。


每周一早上5点半,李婧就得从家里赶过去排队挂168元的号,挂号费是168元,稍微晚些号源就没了,只能找黄牛。8点多挂好号,李婧又赶紧奔到公司去上班,下午请假再回医院就诊、做检查、拿药。

 

在医院就诊时一般需要三四个小时,其中多数时间在排队,真正就诊和做检查的时间往往就十来分钟。从医院出来时,李婧手里必定提了大包小包的药,一周配药1000元左右,一个月4000多的固定开支,只能自掏腰包,不能使用医保。


接下来一周,李婧就在吃药、敷药和中药灌肠中度过。

 

每天晚上的中药灌肠,是李婧最为小心的治疗程序,灌肠前必须先把大便排掉,否则容易胀气。灌肠时还要注意不能把空气带进去,否则一晚上都在放屁,一夜都睡不好。一根长长的管子,一边伸到装有中药的塑料容器里,一边插入自己的肛门。药液进入体内,和外敷的中药“里应外合”,据说可以起到消炎和调养身体的作用。

 

此外,李婧还需要在医生的指示下同房。一旦白天在医院里做B超卵泡监测发育成熟时,医生便安排她回家后每隔一天行一次房事。李婧和老公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毫无性趣可言。

 

时间、金钱、精力、身体上的不断付出,并没有让李婧如愿所偿,反而让她更加焦虑。当请假成为李婧每周去公司必须要做的事后,李婧的领导也从一开始的同情、体谅,变成了不耐烦和没办法。

 

在压力之下,李婧依然抗拒试管婴儿,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有信心能够自然怀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试管婴儿技术的不信任。


“成功率根本就没有宣传中的那么高,平均做三次才有80%的成功率”、“做试管时女方的卵子很大程度上都是用打各种促排卵针催熟的,虽然官方上没有正式说法,但是滥用激素得来的胚胎总归是不如顺应自然规律得来的健康。”......她用各种理由否定着试管婴儿。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做试管婴儿,频繁就医会让她失去工作,她不想让怀孕这件事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李婧越来越讨厌自己被当做小白鼠一样去试验,于是她再次换了医生,这一次是纯中医。


中医不再频繁让她做卵泡监测,也不必按照规定同房。她除了坚持服药和灌肠,更多时候遵从让她放松心情的医嘱。她开始把工作之余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一周做2至3次瑜伽,周末则去攀岩、骑车,或者在家里烘焙、看书、写作,她尽量让自己从怀孕生子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我也不想为了生孩子放弃我自己的生活。”


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后,李婧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比之前好了很多。这让她更加觉得,怀孕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事,她在等孩子自然降临的那一天。

 


8



还没休完产假,毕灵灵就急匆匆上班了,为了感谢公司在她过去一年生孩子过程中对她的体谅与照顾。她的领导曾在她住院期间多次看望,甚至还派了两个下属轮流照顾了毕灵灵两周。

 

由于早产,毕灵灵的一双儿女在体格发育等等方面比一般儿童要迟一些。不过毕灵灵并不特别在意,她觉得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慢慢来就好。


毕灵灵的老公时常对她念叨,等孩子长大了,一定要把当年怀孕的过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有多么不容易。毕灵灵觉得,经过这一番艰辛的历程,老公比以前更爱自己,更爱这个家了。

 

“孕育生命就是一场修行。备孕顺利就好好享受,不顺利就当做一种磨练心智的机会,唯有抱有这样的想法,才能让自己从女孩变为女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

 

然而发出这样感慨的毕灵灵,并不敢设想,如果依然未能怀孕成功,自己和家人此时会是什么状态?


(文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化名)


感谢破茧导师郭玉洁(界面正午) |

对本文的指导 | 



作者介绍



派妮

房产策划经理 坐标浙江杭州


曾经的地产小报记者,因失望于传统媒体的衰落以及新媒体的混乱,遂转型至杭州某房产公司工作。好在自己写作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写过新闻稿,也写过鸡汤文,这一次想好好写一个非虚构故事。


2016年最重要的两件事:生了一个宝宝,参加破茧计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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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4:4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7-7-19 04:45 AM 编辑

一个美国人,身在镀金iPhone的中国江湖 | 破茧计划038 

 2017-01-05 佟依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二篇文章。作者佟依写下了美国人Cyrus Blacksmith(赛乐思)的故事,Cyrus Blacksmith的工作是为客户加工苹果手机,他在自己的公司即将破产之际,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国澳门的“巨额”订单,站在中国人“拜金”、 “拜苹果教”的风口,他开始走进中国人的消费文化,也经历了随着苹果手机市场带来的高低起伏。


文 | 佟依 

 



缘起


2011年,湖南一名高中生为买苹果手机,选择黑市卖肾,iPhone因而在中国有了新的代名词,肾6、肾7……在苹果公司推出冲击视网膜的土豪金外壳之后,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要的是镀上真金乃至镶钻的土豪手机。


三年前,远在美国洛杉矶的Cyrus Blacksmith——如同他的古老姓氏“铁匠”所指明的家族传统——正在“敲敲打打” 航天级的纯钛材料。


他一心鼓捣一部曾为NASA生产宇宙飞船部件的机器,想用它制造独一无二的纯钛手机壳。然而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4000美金高价卖一个手机壳获得了不少业界关注,但完全依靠纯钛还是过于烧钱,十五万美元的投入如坐了火箭一去不复返。


就在Cyrus几乎要宣布他的公司Brikk破产之时,他收到了一封救命邮件:

 

“您好,我们是中国澳门XXX赌场,我们非常欣赏贵公司的奢侈手机品牌,可谓是目前全世界最为高端、华丽的定制手机。现在我们的VIP客户希望定制外壳镀金的苹果手机,您可否为我们额外加工?” 

 

Cyrus对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十分欣喜,不过他自诩“企业家和创造者”,对 “加工”这个词还是反感了一下。但是接下来的内容,让他兴奋不已。

 

“至于订单数目的话,我们大概需要两千台。”

 

镀金,两千台,假设每台赚一千美金,那就是两百万美金。

 




鏖战香港


2014年秋天,苹果6即将发布,香港照例比中国大陆的发售时间更早。这让所有的内地潮人、极客以及黄牛党都眼巴巴地望着国境之南的香港,这个小小的国际化岛屿。


当时我刚在香港毕业,正在找工作。当听说有一个在加工苹果手机的美国人要找个懂英语的摄像师,我立刻同意了。那时,Cyrus的澳门赌场“肾5”订单已经让他将业务重心放到了中国和亚洲。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香港上水,膀大腰圆的他穿着全黑的T恤和大裤衩,土耳其裔背景给了他浅褐色的卷发以及满脸的络腮胡。然而,打招呼时他面无表情,十分谨慎,搞得我也有些紧张。

 

他向我介绍,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跟随他,拍摄他的工作现场。


“就像是一个生意现场的真人秀。”


“像那个美国富豪的《学徒》系列?”


“不不,主要是表现的是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在商业情景中的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你也知道,中国人扫货是多疯狂。” 聊着聊着,Cyrus兴奋起来,圆圆的眼睛开始友好地闪光。

 

他说,上个月接到了一个订单,三台最高配置带钻的5s,收货地点竟然是武汉某看守所。“要来买手机的男人直接来我们的临时办公室,拎着一大袋的现金,十几万人民币。没办法,逼我买了一台点钞机!我猜他是要寄给那些监狱看守!不过我都没有敢问,一直闭嘴干活,生怕问他让他不高兴。”

 

我听完,半惊讶半怀疑,心想,你这个美国佬也够幼稚的,就算客户真想行贿,也不会直接给你拍摄吧。


 


一个月之后,翘首以盼的“肾6”发售日终于到来。我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拿着摄像机等Cyrus,那里有一个漂亮精致的苹果店。


我看着拥挤的人流在苹果店外兴奋地嚷着,挥舞着手上的白色包装盒。 透亮的落地窗望出去是湛蓝的天空、海水、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缓缓旋转的中环摩天轮。阳光明媚,巨大的白色苹果标志悬挂在玻璃幕墙上,在闪烁的波浪反光中,映衬着资本主义的骄傲:现代化、速度、智能、简洁、优美、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利可图。

 

这时一个漂亮的中亚小男孩走过来,七八岁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他是Cyrus老乡的孩子,叫做阿米特。小男孩有极深邃的棕色眼睛, 他亮闪闪的眸子盯着我说,“你是Joy吗, 跟我来。”


他带着我穿过人流,推开明晃晃的玻璃门,走到IFC门口的天桥上。对着面前的景象,我呆住了:这个老外真是不太正常。

 

半空中一把粉红色的“扇子”吸引着众人的注意,Cyus正拿着一沓人民币在手上扇动着,他依然是黑色T恤衫,用不地道的中文喊着“iphone6",招揽已经订到货的手机主人和黄牛向他卖手机。

 

可不是嘛,如果不是从黄牛手上买,他要从哪里购买数以百计的手机,然后送到厂商那里加工?不过他的表演型人格有点过于强烈,让我小心谨慎的中国心立刻悬了起来。

 

“你快把你行李包的拉链拉上!里面全是现金,你想干什么!”我冲过去拦住他。我谨记着家长的教诲——过于炫富都没有好下场。

 

“没关系,香港很安全的!”他又兴奋又得意,“嚯”地一下拽开手提包,展示里面成捆的二十万“毛爷爷”。“这样拍,现场画面会比较有意思嘛!” 说着他带上墨镜,更用力装酷,继续卖力吆喝起来。他的合伙人斯瓦特则坐在不远处的行李箱上,瞅着我们哈哈大笑。

 

不一会,零星的学生党、手拿计算器的中年黄牛都朝我们包围过来,轮番用广东话、普通话轰炸我们。一个大叔跟我说他有大量的货,他老婆则举着计算器,摁一下,给Cyrus看一下。Cyrus摇摇头,又按下另外一个数字,基本是在原价上增加1500元左右。

 

突然三五个20多岁的大男孩儿出现了, T恤衫和牛仔裤球鞋,每人拖着一个28寸的大行李箱。他们看上去都是华裔,白白静静,小圆脸,一副谨慎腼腆的模样。他们围着人群打量了我们一阵子,我试图用普通话和他们打招呼,但领头的男孩直接和Cyrus讲起英文。

 

“我们有几十部手机在箱子里面,你想不想看?”


 Cyrus感兴趣了。“你们从哪里买到这么多?”


“澳大利亚。”


Cyrus和我都愣了。“我们进去说。”他们推着箱子走到IFC的电梯旁边。


“你们是怎么买到这么多手机的?”


“我们在悉尼雇了好几个流浪汉给我们在苹果店门外通宵排队,一天20澳元。”


“什么?然后你们打飞的回来卖?”


“对啊,所以其实剩不下多少钱。”

     

交谈一路持续到了重庆大厦,那里的货币找换店汇率不错。Cyrus兑换港币时,我们坐在一家中东烤肉店等他。


我放下摄像机,试着用普通话问另外一个满脸是青春痘的男生,“你们都是同学吗?”男生用港式普通话急忙和我介绍, “不是,这是我弟弟,他在澳洲上学,他和他的朋友一起买的。” 哥哥自称在北京中关村上班。 “然后你特意飞回来给他帮忙?” 男孩子笑起来,点头称是。

 

交易很圆满地完成了。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么多手机,要怎么拿到内地厂家去加工?算进口吗?


Cyrus挤挤眼睛说,我们自有办法。




深圳江湖


除了澳门赌场的生意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零售订单涌向Cyrus。由于一些媒体对Brikk的报道阴差阳错,竟然称他们得到了苹果官方的授权,可以先于苹果官方在内地销售,一时间,全英文的Brikk网站都被中国客户订单刷爆。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竞相报道Brikk金灿灿的新手机。从事电子产品贸易的港商、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娱乐产业公关和DJ纷纷晒图,甚至还有赶时髦的艺术院校女生一次拿出了三台金手机转卖。网友纷纷在这些黄澄澄的图片下留言“土豪姐姐”。女生志得意满地回复说,“其实这些一点都不稀奇”。


为了应付客户拜访,也方便发货,客户经理翻译龚小姐为Cyrus起了一个接地气又有禅意的中文名字,“赛乐思”。


之后,我们在深圳国贸区租了一间办公室,成为临时指挥部。地面上堆满了半人高的包装礼盒,宣传手册。空气里都是正在挥发中的新鲜油墨味道,刺激着我们的鼻腔和兴奋点。我们逐个把价格3-5万的客户订单打印出来,挨个排列在每一个礼盒上。再根据订单,往礼盒上摆放对应的土豪金、粉金、或额外要求苹果标志被镶嵌钻石的定制手机,在办公室里足足摆了一大圈。


宣传册上的模特是一个中亚女子,眼眶凹陷,银白眼妆,头顶斜扣着铆钉小皇冠,暗色高领蕾丝衫上挂着铆钉项链。黑色嘴唇微张,双手像是托举着圣物一样捧起手机。浓重的蒸汽朋克科幻色彩让我看了半天,这可和国内广告上服务员式的笑容截然不同。而这样的姑娘照片,放在一张张送往全国各地的订单上——北京、上海,甚至拉萨、乌鲁木齐



一张写有河南某贫困县公安局地址的订单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仿佛《星球大战》里的阿米达拉女王,走错到了《秋菊打官司》的片场。     


“哇,订了三台,估计可能还有正室和小三的感情戏。”


因为人手不够,我偶尔也干起送货的杂务。早起搭乘地铁,穿过地铁出口还没有开门的地下服装店,经过一家“十块钱一斤”的旧书店,到达华强北的手机城。绕过商场迷宫一样的迷你维修站台、彩色LED招牌,找到“百合通”手机店。


老板黄先生是赛乐思的合作伙伴,性格非常豪爽,真诚,声音洪亮,人缘不错的他已经在外面更宽阔敞亮的铺位开了第二家分店。

       

黄先生见我来了,很热情地招呼我,让我再等一会,还有几台已经加工好的手机由他们组装。我坐在柜台边,看着一个工头在本子上不断记录,原来是每个小工的计件数量和每天的工资,基本是十几块到一百出头。

 

征得黄老板同意后,我拿起摄像机拍起来。 一个九零后小男孩留着小胡子,把镀上金的手机外壳,小心翼翼地拼装回去。我从他的肩头拍了一会,又转过去,从正面拍他的面部。他头也不抬地说:“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啦。” 


不足一平方米的工作台前,他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把头发丝那么小的零件小心翼翼地摆弄到一起。抽屉里凌乱塞满了微部件,桌子上摆满了大一点的电子器械、工具、甚至还有显微镜。从他的肩头,我看到他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一盒香烟,盒盖上写着三个字,“好日子”。而他拼装手机的左手上带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腕表,表壳上一圈假钻石倒是和手中的真钻石相得益彰。

  

赛乐思告诉我,第一次他去澳门送货的时候,也带了两名这样的技工去澳门组装。因为澳门方面直接下了死命令——“我不管你们是死是活,明天必须把货交到我们手上。” 不得已,赛乐思把等待组装的半成品手机带去澳门通宵组装。


两个小伙子,叫“乒”和“乓”,第一次来到澳门,见到活生生的浮华世界。从赌场到组装手机的高层总统套房,“一直都是下巴都要掉在地上,嘴巴O型的表情。” 




慈善人士


龚小姐和宋小姐对赛乐思评价很高:“他人非常好的!" 。在2014年初镀金Iphone5热销之后,他给她们一人买了一个Coach的手拿包。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赛乐思更是亲力亲为地给我们每个人装电脑显示屏、插线板。


所以当听到他说,成立公司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慈善组织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很惊讶。

 

赛乐思带我们去了办公室后面小巷里面的穆斯林餐馆,他开心地和老板比划着打招呼,再对着墙壁上的菜单图画戳了戳,要了一份羊肉,一份炒饭。

 

他说,在他上大二的1999年,土耳其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他因为联系不上亲人,立刻着急地停下学业,学习了救护车救护人员训练,再用一晚上的时间从亲朋那里筹得了去土耳其2000美元的路费。

 

“当我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那里真的如同战后废墟。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主动分发食物。我等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找了辆车,组织了一些医护人员,挨家挨户去分发药物。


后来我们正坐在地上吃西瓜,突然一下子经历了余震,被大地颠得颠三倒四。我们赶紧爬起来去村里救人,其中一个村子的村长被我们从废墟里刨出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还有未出世的孩子都在三天前去世了。太惨痛了不是吗?他慢慢恢复了神志之后,给了我一个熊抱,说,谢谢你这个美国年轻人,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来帮助我们。


那是十几年前,估计你都认不出那时候的我。我染着亮绿色的头发,疯狂地迷恋电子音乐。但那个拥抱就是我人生中最接近圆满的时刻,我希望继续那种感觉,所以我回美国之后成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我也希望利用我的聪明才智来赚钱,之后卖掉公司做慈善。恩,做个慈善组织的聚合门户网站,直接连接到所有公益平台,让每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帮助他人。” 


这次聊天不久后的一晚,赛乐思问我,你等会帮我翻译好不好,有个老人家很凶,龚小姐都不愿意去了。


原来他结识了一位中外知名的慈善家Y先生,他是我们租住的办公室,连同隔壁相通酒店的所有人。这位神情肃穆的老人虽然年过九旬,但依然执掌着酒店业务,时不时由孙子或管理人员推着轮椅,从楼顶的套房下到酒店大堂,巡视一番。



等到将近午夜,我们才得到上楼的允可。覆盖几乎整个最高层的巨大套房,显得阴暗幽黑。经过会客室、走廊,我看见沙发旁的一副苍劲有力的书法,“有我无鬼”,一看落款,果然是Y先生。我们沿着黑暗中前方的灯光进入了他的卧室。

 

他坐在书桌或是餐桌旁,看不清体格。身后的床头内饰是非常简单的木刻雕花,桌面上也是通常老人家里经常摆的瓷盘、小钟摆、以及各类的药品。虽然Y先生的手部已经全部变得紫黑,但是头发乌黑,国字脸面色红润略有暗沉,看不出来是一个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

 

赛乐思和Y先生寒暄一阵之后,问起Y先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慈善组织比较好,我们想先捐出五万块钱。Y先生说,你可以和我一起做好事啊!我有一个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经为家境困苦的白内障失明的病人做了30多万例免费手术,项目叫做“光明行动”。


赛乐思表示感兴趣,甚至想邀请Y先生做公司的慈善宣传人,Y先生显然对赛乐思反应非常满意。


又一次见面时,主人邀请我们到楼顶旋转餐厅一同进餐。餐厅的包房内,电视屏幕上是Y先生的老照片。一身白衣,游轮上的他迎着海风,一副港式大佬风范。老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已久的会客红酒,包装红酒的木盒刻着Y先生的画像以及签名。


借着酒劲,Y先生开始谈起做慈善的经历,摆摆手。


“做慈善不容易啊。去年,我是湖南人,去家乡做光明行动。本来以为相信,湖南是靠得住的。别的地方我两万例、三万例子都做。湖南,一万例都做不好,做一个(治疗)例子,要给六百块成本费用给他们(当地政府、医疗机关)。


我们的人去实地调查,虽然(证明上)盖了章子,当地的政府也有证明,残联也证明,但是病人的照片也没有,电话也是假的。他们回复说,来不及啦,电话来不及弄,照片也来不及弄。本来我们做好事,结果钱进了别人口袋了。

 

后来没有办法,我告诉他们,这是欺诈,要坐牢。我去深圳公安局报案,他们马上就还了一百万人民币。我说不行,一百万不够,你要全还给我。他们又一点点还钱给我。不过他们说,还钱可以,但是不可以登报。”


“总的来说,做管理就是一把刀,你必须要抓住刀把,不容易。做好事也难。我也不想讲太多,吓到你。”  Y先生说。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很难过地读到了Y先生的讣告,以及一则不太愉快的新闻。Y先生生前曾有一份遗嘱,表示希望裸捐所有财产给慈善机构。然而去世之后,老人的次子以及孙辈,突然宣称父亲的遗嘱无效,因为父亲遗产还包括母亲的一部分财产。为了坚持Y先生的遗愿,老人的长孙不得不站出来,和家人对簿公堂。


令人唏嘘的是,新闻画面又扫过了一副老人生前的字画。“子若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若弱于我,留钱做什么?”

 



中国文化


认识赛乐思之后,一方面我为他的大胆、狂想式的企业家风格所惊叹:他从高端终端机创业,踩准了“智能化”的时代节奏,又撞上了中国人的“拜金”、 “拜苹果教”风口。


但另一方面,我也在质疑,他想对客户进行真人秀拍摄,想在当时人人怀疑慈善组织的中国做捐助网站,简直是不知“水有多深”。我不确定,他的热情是否会在凌厉的现实中消磨殆尽。


果然,慈善合作没有延续,赛乐思也毫无防备地迎来了一场困境。


取悦中国富人和苹果教徒的反响不错,赛乐思自信地将同样的产品往洛杉矶推广,受到演艺界、运动圈美国土豪的热捧。“嘿!Brikk要火了! 我被贾斯汀·比伯邀请去他家作客了!他说我们的手机很酷!”他在邮件里面写道。


没过不久,赛乐思又开始为自己的手机设计新的标志,一个正七边形符号——他说这是能带来好运的神秘图腾。我只是以为是他带有神秘主义的繁复审美,上升到了品牌层面。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被苹果公司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因为Brikk手机的镀金外壳上,还用钻石镶嵌了苹果Logo,Brikk涉嫌侵权,被要求支付巨额赔偿金。


当赛乐思咨询美国版权方面的律师时,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律师一听到要和苹果对簿公堂,立刻面如土色,直接连说了好几个“No”,伸手往头部上空比划,“不行不行,你要找大牌、大牌中大大牌的律师。” 再一了解,请这样的律师要上百万的律师费,赛乐思更是灰心丧气。


他不断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一轮又一轮砸重金谈判,和苹果公司拉锯。 “几个月之间,所有赚的钱都用光了”,他一脸苦笑。


所幸,双方达成了庭前和解。Brikk可以继续加工苹果手机,但必须放弃用钻石加工苹果标志,使用自己Brikk的商标。


但此时的赛乐思已经对内地的变化应接不暇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开始接连出现。


据赛乐思最信任的中国雇员、有了两个孩子的精明母亲龚小姐透露,赛乐思发现合作商要价不实后,顿时硬脾气和他们撕破脸。龚小姐猜测 “估计他们捣鬼”,澳门的合同没有继续。而随后因为反腐、苹果热潮开始减退等等原因,奢侈手机销量并不是很好。Y先生去世,其孙子接手酒店之后,房租又翻了两倍,赛乐思不得不放弃罗湖的办公室。


办公室位于Y先生酒店的中层,但要经过长长的幽暗的走廊才能找到。龚小姐说得很尖锐,“本来就不该要那个办公室,浪费了装修的费用。位置不好,结构又很不方正,赛乐思又用玻璃门隔了几道,总之感觉‘风水不好’。”  


赛乐思还怪Y先生没有提早告诉他——那一层在租给他之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妇科医院。


2015年,我没有继续留在内地拍摄赛乐思,回到了香港另寻工作。再见到他,已经是一年半之后。学文化人类学的他性情浪漫,娶了个文学毕业的太太。他把爱妻,以及他的吉娃娃小狗举家带到了中国,在深圳定居。


在深圳一家土耳其餐厅,塞乐思携妻带狗地和我相聚。他表示选择落户中国,终于让他熟悉了中国人重视人情世故的细微习惯。


比如,他的客户重视隐私,“真人秀”拍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下去; 他不再拒绝陪客户去KTV唱歌,就算他眼中的KTV文化奇怪无比,他也明白了客户是把他当哥们,才会喊他去一起唱歌;对于新客户,他也不再主动告诉别人,他曾经的深圳办公室因为业绩不佳而倒闭了——中国人不信任主动透露自己弱点的合作伙伴,即使出自于坦诚。


相比起2014年的“盛况”,如今的苹果手机销量受到了VIVO、华为等国产品牌的冲击,但赛乐思没有特别担心。


“我现在真正想为之服务的,只是少数的亿万富翁。这群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精益求精的产品。如果一群穿西服的人中间,站着一个穿便装配球鞋的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亿万富豪。


我会和客人一对一交流,赢得他们的信任,有一些榜上有名的富豪也是我的客户。我现在尝试做更私人化的高端定制,汽车零配件、内饰、甚至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高端家居。我在和厂商合作,为兰博基尼、宾利等设计纯钛的七边形轮胎,纯钛的成本就要上百万人民币。至于手机,苹果公司的创造性已经干涸了,我已经推出了新的独立于苹果的手机外观设计。” 


他一边吃着土耳其糕点,一边掏出自己设计的新产品给我看。


“认识那么多土豪,觉不觉得他们的消费方式太肤浅?”我问。


赛乐思采取了谨慎的批评态度。


“刚开始我确实会觉得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更加爱钱。如果一个能开兰博基尼的车主进了工厂谈生意,几乎所有人都会排着队去巴结他,即使赔本也想让他成为座上宾,因为拥有豪车几乎就等于拥有财富和权力。但在美国,很可能会有不少人给出负面评价:这是个喜欢炫耀的笨蛋。


但后来,我也开始有德国的医生客户、欧洲的律师客户,传统来说几乎完全和炫富完全不沾边的高端人群。我慢慢开始意识到,购买奢侈品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种骨子里,想展示自己的独一无二以及对品质的追求。中国人或亚洲人选择炫富,可能也是当前文化中最简单直接展示自己不同的手段。”


看着一本正经和我分析中国文化的赛乐思,我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拉着我拍摄他针灸、按脚、走在摇曳生姿的赌场姑娘们身后满脸坏笑,到处“体验东方文化”的老外。中国在以更内化的方式,悄悄改变他。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个想做慈善的理想主义者,赚钱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


“虽然每个产品的销售额数万,但不能真正带来内心的满足感。可也不能告诉客户——你花上万块买瓶酒,买双鞋,你就是个傻瓜,你可以拿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不过中国人变得很快,接受能力比西方人快得多。之前大家并不觉得Made in China是一件很酷的事。但近两年,彭丽媛一直在穿着内地设计师的衣服,也让Made in China在人们心中变得微妙起来,变得让人充满自豪感。


所以我现在继续以迂回战术做着慈善,一边和中国本土新兴的科技公司接触,了解网络平台的捐款设计方式,一边也在研究如何‘让慈善也变得酷起来’。”


我们坐在餐厅门口的平台上,餐厅老板中土混血的三四岁小女儿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想摸摸吉娃娃。塞乐斯给了她一块饼干,鼓励她去喂小狗,小姑娘二话不说,直接把饼干吃掉了。


这样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渣的老外,哈哈笑得龇牙咧嘴,怀里搂着个超迷你的吉娃娃小狗,还是一件挺萌的事。



感谢破茧导师张卓(36氪媒体公司助理总裁) |

对本文的指导 |


作者介绍


佟依

日报采编 坐标香港



 

在香港的新闻民工一个。从学外语再到学新闻,好奇心旺盛,曾向往外面的世界,后来发现哪里都比不上中国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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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4:5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一所三本大学教写作,我体会到何伟的感觉 | 破茧计划039 

 2017-01-06 张眯眯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三篇文章。作者张眯眯记录下了她在一所“军队式”管理风格的三本大学,教学生英文写作的故事。和传统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张眯眯用摇滚歌曲、演讲视频教学生长短句,让学生用文字的方式吐露内敛的情感。


她总想起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她在现实中努力却艰难地探索践行着。


文 | 张眯眯

 


“一本是本,二本是本,三本也是本!“ 院长的声音通过话筒从会议大厅四面的高音喇叭里喷射而出。虽然已是将近古稀的年纪,院长仍然中气十足,每次开全校大会,只要他讲话,台下睡觉的老师,头都立马抬了起来。


“去年我们英语专八的过级率超过一流重点本科!“ 说到“超过“两个字的时候,校长洪亮的声音几乎可以刺破所有的玻璃窗。前排被吵醒的老师立马用食指塞住耳朵,后排也有人啧啧哀叹脑袋受不了。


入校一年后,我也和这些老师做出了一样的反应,但刚毕业进入这个鼎鼎有名的学校教书时,还是为校长宣读的种种丰功伟绩而感到佩服。所以每逢亲戚朋友家里有高考分数不及二本线的孩子,我都推荐他们报考这个学校。


毕竟,校图书馆楼下的告示栏里贴了三大版光荣校友的照片让人相信,这不是一所普通的三本。照片里的校友,要么考上国内一流大学读研读博,身后是湖亭绿柳,名校之中的一隅东方庭院;要么身在海外,有咖啡馆和欧式老教堂,以及往来穿梭的白人为照片背景。


没有一个学生不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所有学生梦想的方向。


而我,在这所大学里教英文写作。


  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



十二月年末,远山山顶都结了冰,远远地看着,仿佛在层层山峦之上镶着镜子,闪闪发光。学校在山脚下,上课的时候偶尔会飘小雪。大一的新生一听说有雪,都望向窗外,不愿听讲了。


我提醒刚入校的景老师,学校新年晚会之前在背后多贴两片暖宝宝。因为,学校要求所有参加教师集体诗朗诵的老师,必须穿学校统一发放的单衬衫和薄西装外套。几乎每次新年晚会后,都有许多年轻老师一边监考期末一边擤鼻涕。我已经连续被系里推出去参加朗诵好几年,暖宝宝越贴越多,还是免不了一开年就发烧。


院长那句“三本也是本”的名言被选入了新年晚会老师集体诗朗诵的台词。帷幕拉开,好几盏大灯“哄”地一下打亮。后排一个老师笑道:“哎呀,这么大的灯,我要回去抹防晒霜!”没有人跟着她笑。挺胸抬头,注视前方是分配给每个人的任务。


台上站的多半都是刚入校不到三年的新老师。学校每逢有什么体育娱乐节目,我们这些新老师就是主力。并不是因为新老师年轻有活力,而是安排活动人员的总是老教师,这种费时费力又毫无意义的活动,分配给新老师我们就成了难以推辞的任务。


12月的最后一周,每天都有不同的领导来巡视彩排。老师们把衬衫西装穿上,还必须每天顶着演出需要的两团猴屁股骚红,从教学楼走到演播厅,在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越整个校园。


12月27日是院长巡视彩排。负责后勤的学生又在彩排前给我们的腮帮子上多涂了一层猩红色。不过,院长对腮红不是特别感兴趣,令他懊恼的是我们朗诵的腔调。


“中间那个部分,'这是一所大学,一个集体,这是一个军队!'要念出激情,要层层递进!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学生家长说的。他带着子女到我们学校,看到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他说,'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我说,'谢谢你的赞赏,我这里就是一个军队,纪律严格的军队!'”

                                                                  

院长说得激情澎湃,一个人的声音比我们四五十个老师朗诵的声音还要大。讲完后,全体老师站在台上热烈鼓掌。确实很像军队。

 

不知夸赞学院像一支军队的家长是否也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不过,他大概没有听说过陈寅恪曾在清华大学的一则碑铭中,倡导学术界以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那是1929年,陈寅恪刚刚从欧洲留学回国,任教清华,离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了。


我上本科,读的也是英语专业。很少有专业课老师在乎陈寅恪是谁,我也只听过量子哲学选修课的老师提起陈寅恪,以及他的王国维纪念碑铭。


量子哲学老师总是手拿讲义,把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镜凑到讲义上,背对着教室,一个黑板一个黑板地演算量子物理的理论推导。算了擦,擦了写。讲到哲学章节,又常常是满堂的愤世嫉俗。不过,教室里几乎没有人真的在乎他在说什么,都早早地把最后一排座位占好,就可以睡觉聊天玩手机,随心所欲了。


而我的学生,从来都不会提前抢占最后一排。因为他们的座位全都订好了。每个教室的讲桌上都有一个座次表。班委会按照教室的布局,在表上画出每个学生的座位,然后在代表他们座位的小方框上写下他们的名字。这样,如果有人没来上课,或讲话违纪,老师就一目了然,知道谁是谁非了。

 

不过让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我上的写作课是好几个班合在一起的大课。我的学生都需要从锁定了他们座位与姓名的小教室,抱着课本,背着包,一路走到大阶梯教室来上我的课。每次看到他们,总是面色红润,有的走太快气喘吁吁。封锁在一个教室里上了一天的课,他们终于可以在不同的教学楼里走一走,很幸运,我可以因此看到学生更多的生命力。

 

开课之前,一个学生委员走上台来问我,他们班的学生应该坐在第几排。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随便坐。”学生委员一脸诧异,然后略有茫然地向我道了一声谢,回到了她自己选的座位上。整个学期我都没有点名,而近一百人的教室总是坐的很满。


  写作课,用摇滚歌曲来上

 

“老师,我每个星期都盼着上你的写作课。以前要喝咖啡才能打起精神上一二节,现在周三上你的写作课再困都很有精神。”这是一个学生写给我的圣诞卡片,我把它仔细地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如同青春年少,珍藏来自恋人的情书。


我的课总在上午一二节,秋冬之时,走进教室,天还没有亮透。教室里雾蒙蒙的,许多学生都还保持着刚才床上爬起来的表情。


十一月上旬,正该讲英文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我不叫学生翻书,给他们播了一段视频,是1986年皇后乐队的演唱会。弗雷德莫库里拿着话筒大呼:“we  will, we will rock you!”,温布利球场立即沸腾。而我面前那一双一双肿眼泡,和恍如梦中的眼睛也都突然被点亮,跟着唱了起来。


歌唱完,那些刚起床的学生也醒了过来。


我问:“会不会唱这首歌? ”所有人都大喊:“会! ”然后齐整整地唱:“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还有学生兴奋地跟着节奏拍桌子。


我又问:“后面的呢?”那些大喊会唱的学生又稀稀落落笑了起来,他们只会唱那一句。前面那两段又唱又快的rap别说唱了,听懂的人都不多。他们捂着嘴笑,为自己的半吊子英语感到惭愧。


我说,没关系,其实除了皇后乐队自己,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只会唱那一句。因为短句给人强烈震撼的感受,而长句却让人感到拖沓而不好理解。趁学生还没睡醒,我直接用一首摇滚把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效果甩给了他们。


之后,又给他们看了2012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与米歇尔的演讲。奥巴马用语简短有力,堂堂一个雄武总统的作风。米歇尔则一段一段地用长句,排比句,温柔缓慢地把夫妻二人白手起家的故事讲给美国人听。听得所有人泪流满面,第一夫人的温情牌就交给长句子打了出去。


学生在教室里看,也跟着各个民族的美国人叹气,跟着他们笑。


最后,我给他们读了一段海明威用语精简的《战地春梦》,和一段纳博科夫字句繁冗的《洛丽塔》。


问他们:“哪一个风格更硬朗?”他们都大喊:“海明威!”


“哪一个读起来更绵长多情?”他们把眼神落到《洛丽塔》的选段,有些不屑道:“纳博科夫。”


课后的作业很简单。写一段话,句子要有长有短,以自己的方式展现长句与短句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


  一次写作公开课引发的讨论


那一周正好轮到我讲公开课。我就心里暗自揣着一点窃喜,把学生口中如同“咖啡”一般提神的课拿到系会上又讲了一次。


公开课结束,一位高年级的写作老师先站起来评价。他是三本院校里难得的副教授,每次开会总要听他讲许多。


副教授一来就表明了他的专业态度:“这堂课完全不像英语专业课,倒像是视频鉴赏课。给学生看那么多视频,对他们的学习并没有什么好处。”副教授讲完后,又有一个老师十分善意地提醒:“你布置的作文是不是应该定一个题目?大二的学生经常不知道写什么,老师帮他们定一个题目他们写起来会好一点。” 


我当时没有机会告诉那位老师,其实每周一篇不限主题不限字数的作业,学生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生从来没有因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过。


有的学生每次都会书写开学以来的思乡愁绪,懊悔自己选择了远离家乡的大学;有的学生在作业里记录看见大一新生军训的感怀,想到一年前的自己,感叹时光流逝。20上下的年纪怀旧哀叹,读起来总有一种特别可爱而纯净的美感。这些,我都没有机会在公开课上展示。我只带了本那一周学生的优秀作文在身上。


话筒在高年级老师的手里传来传去,最终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尽量把声音压低,不让它听起来太刺耳:“有时,学生的创造力是老师很难想象的。”


系会大厅里,坐满了全系的老师,穿着五颜六色的毛呢外衣,一团一团地冒着香气。而那些毛呢外套里伸出来的头都整齐地低下去,每个人都有许多作业本要改,许多表要填。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黑色的头顶,决定还是把那一周的优秀作文放回背包,把话筒还给了系主任。

 

那篇优秀作文,是一个男生写的。他成绩不算好,病句和误拼很多,刚开始教他时,还总是不交作业。不过,每次他交上来的作业都有些与众不同。那次他的作文写的是猪。他是这么开篇的:


猪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其实不然。猪才是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猪。我们用猪肉做菜,拔猪毛做刷子,扒猪皮做鞋子和包。猪为人类作出了巨大功效。我要对猪说一声,谢谢你!

 

我在课上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表扬,用幻灯片展示给所有学生看。《猪》作为一篇短小的议论文,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佐证观点时,短句开宗明义,长句说理有据,是长短句灵活运用的典范。


我表扬他时,他那张四川少年瘦削的脸微微泛红。他大概很少得到老师的表扬,表情显得很不自在,他把头低了一点,一头几乎从来不梳的头发就立冲冲地从后面翘了起来。不过,我仍看得到他试图要藏起来的微笑。他很快乐,因为老师的表扬。其他同学看完他的作文后则哈哈大笑,没有恶意。笑声是对机智文字最好的致敬。他一个人偷偷藏起来的快乐仿佛一股魔力,通过文字扩散开来,传给了每个人。


不过期中考试,他得了59分。考试题目是《大城市适合居住,还是小城市?》。他一来就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不管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找到工作再定居是第一位。


可是,从这里开始,他就一泻千里,洋洋洒洒写了两大页,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跑题跑得完全收不回来。


59分是我故意判给他的。他的社会关怀与独立思考能力是很少在其他学生身上看到的。而作为一篇命题考试作文,他几乎没有写到点子上,我不能给他及格。59分的用意,一半在于提醒他今后切记认真答题,也有一半是我恨铁不成钢。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不可以给学生打出59、58这样的分数的。因为学生一看59,势必会不服,找教务处的麻烦。教务处为了免去这个麻烦,就把麻烦转嫁给老师,打59的老师一律算作教学事故。在私立学校,学生到底是消费者,老师仅仅是集团运作的一颗螺丝钉。


而我的学生并没有找我的麻烦。相反,后来我们成了时而交心的朋友。两年后,他毕业进了索尼。他是班上最早找到工作的学生。我见到他就道喜,他已经不再低头,脸还是有一点微微泛红,说:“老师,以后你买索尼的电视找我,我给你推荐最好的。”



  中国式的内敛,通过纸笔表达



春季开学,总是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一出城就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不知束缚地把怀里的鹅黄色都摊开,散在四川难得的阳光之下。

 

我的学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专业四级了。上个学期,我给了他们太多自由,不过我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把他们推上去。春节过完,一开学,我就一改作风,完完全全地进入了应试教育之中。

 

为了把学生上学期自由散漫的写作风格中拉回来,第一节课我就要解决他们写议论文跑题的问题。

 

我给他们看的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媒体关于“虎妈”式教育的讨论。新闻里,哈佛大学的华裔经济学者蔡美儿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虎妈。她给两个女儿都安排了高强度的学习计划,考试必须得优,不练琴不许吃饭。这种中国式严厉教育把从小玩到大的美国人吓坏了,甚至有人站出来建议孩子们报警求助。我的学生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报警投诉自己的父母,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则美国的社会新闻,在我的教室里成了一部情景喜剧。

 

看完新闻后,我问学生:“你们家也有虎爸,或虎妈吗?”台下看喜剧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大家都笑着大喊:“不是!”

 

这是我最怕见到的。学生的个人经历一定会影响他们写作时的立场选择,而写议论文应该有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现在,教室里的学生全都齐刷刷地倒向一边,我很怕关于家庭教育这个话题讨论不起来。

 

于是,我迅速地在教室里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两个家庭教育不同的学生。那些大喊“不是”的学生,声如洪钟,我完全听不见任何一个声音说“是”。只有仔细望向台下,才发现有好几个学生紧闭双唇,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是轻轻一点。当我看向别处再看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坐立端正,平静地望着我,有的面带一点羞涩的微笑,有的则面无表情,仿佛世界与之无关。这样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吱声。

                        

我又问他们:“那你们认为'虎妈'式的严厉教育很好吗?”这时,整个教室都齐声大喊:“不!”,就连那些刚才紧闭双唇的学生,也把嘴型拢成一个圆圈,发出英文“不”的声音。仍然有几个沉默的,斜眼看向旁边的人,跟着摆了摆头。

                        

我从来不在我的课堂上强迫学生选择任何立场,既然他们都一起选择了否定的方向,就要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就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构思,用立论、分析的方式说服我“严厉的家庭教育不是好的教育”这个题目。

                         

这些大二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自己的经历出发,问中国传统的严格教育是利是弊时,他们都认为弊大于利。而若要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具体说明,教孩子应该宽松一点,他们又很难想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也许,他们的父母与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严厉教育是不好的;也许,那些从宽松家庭出身,并且更自信于表达自我的学生,也暗自相信自己并没有从宽松的教育环境里得到什么好处。


高老师教精读,按照惯例,每次讲新课都要用几分钟,在课堂上讨论与课文相关主题。


有一次,课文写到“爱”,高老师问学生:“你们有没有爱的人?”学生回答说:“没有!”高老师大惊失色,问:“你的家人同学朋友,那么多人,你们都不爱吗?”学生仍然麻木地摇头。这时,一个不规矩的学生在台下大喊:“我爱我自己!”全班哄堂大笑。

                    

高老师气得够呛,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楼道里讲给我们听。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你常常站在讲台上,苦口婆心讲了许多知识和道理,而台下的学生多半只是抬起一张半死不活的脸望着你。如果你再问他们几个是非问题,无论问什么,答案往往是否定的。而奇怪的是,下课后,又往往会有一两个学生站在门口,双臂环抱一大摞书,等同学们都走完了,单独和老师交流。


这是中国人的内敛,我是这么理解的。没有人愿意当众表达积极有力的态度,我自己也曾经作过那个等在门外的学生,我想,如果直接在课堂上和老师交流,同学们一定会笑我爱出风头。

  

在这样一个录取分数低于多数大学的三本院校,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学校每天都在向学生推销“成功”的范例,而许多学生却羞于在同伴面前表露对“成功”所作出的努力,深怕一不小心就脱离了“差生”团体温暖的怀抱。


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别的老师要幸运一点,因为我教的课程是写作。

                                        

不愿直接吐露心声的学生,在面对纸笔的时候,要放松许多。有一次,我讲到日本俳句也可以写成中文、英文,或任何语言。课后,有学生交上来他们自己写俳句:


《遗憾》


夜里忽然惊醒  

再梦

已不是你

《暗恋》


放学后

绕圈子经过你回家的路

邂逅了三场大雨

四户人家的恶狗


都写在小小的纸条上,临时从画满四根横杠的英语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一角。虽然算不上格式标准的俳句,而俳句精简的力量与诗意都有了。

 

第二次上课,我把这两首念给了学生听。不动声色地逐字念完,却仿佛向台下平静地扔了一个炮弹。待最后一个字吐出两秒后,大家才从炮弹中醒来,此起彼伏地张大嘴,说:“哇~~”,声音绵长而温柔,眼镜里发出光。他们懂了。这是诗,这是爱。

 

精读老师看到学生一说“爱”就摇头,真是上了大当了。



  给父母写一封信


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写信的作业,要求必须写给自己的父母。这个要求,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投入真实的感情,毕竟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一听说给父母写信,学生脸上都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仿佛我就是那个天天追着他们穿秋裤的老妈。我仍然坚持写这个题目,字数不限,结构不限。一节课四十分钟的时间,写满就下课。

                        

教室里四处响起无可奈何的哀叹声,表达消极情绪是他们最擅长的。而最终都还是慢慢地翻开练习册,打开笔盖写了起来。

                          

大概两三分钟后,教室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埋着头在纸上书写,有人偶尔抬起头,咬着笔杆,脸上露出十分复杂的感情。那种表情已经不同于之前厌恶作文题目的样子,他们偶尔抬起头望向黑板,望向窗外,而眼神却仿佛落进了很深很远的时间之河之中。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尽量不打扰他们在时间长河中的思索。

                            

又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教室里四下传来了擤鼻涕的声音。有的人一边写一边擦鼻涕,有的埋头疾书眼镜红了一圈。还有学生十分体贴,从包里掏出一小包纸巾,自己擦着眼睛,又抽出几张分给旁边的同学。拿到纸巾的人轻轻道谢,擤完鼻涕,继续安静地书写。整个教室里,除了擤鼻涕和鼻头在纸上滑动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声响。

                             

这个情况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作业,我也必须在朦胧的泪眼之中评阅。


有人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这次我坐的火车改了路线,很多站我都不认识,爸爸你叫我念站名,要抄下来。我嘴里说着“抄它干嘛”,还是知道你是担心我。后来你还偷偷跑去别人家看地图,看我走的路线。……


本来你说叫妈妈去送我,后来你却反悔了,说想代替妈妈去送我。妈妈说,“你去干嘛”,你便不在我们面前提起。走前,你一直叮嘱我在火车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照顾好自己。


那时我真的很想哭。这就是你,别扭的你,亦如别扭的我。我们都不曾面对面地好好交流过。



在这次作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位写信的学生。如同她对自己的描述,“别扭”,她不仅仅在父亲面前别扭,在我的课堂上也显得十分别扭。当我点名夸奖她的时候,她也是向我投以一个“别扭”的微笑,仿佛不愿意接受,又仿佛非常高兴。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努力掩藏自己的喜悦,如同要掩藏对父母的爱。

              

有一个学生在信里说,从上高中起,家里就开始为她的学业投入了巨资:


……上面注明了:择校。而择校费是一万二,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了我上个高中要这么多钱。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父母)脸上竟是欣慰的笑:“还是读高中好,钱没有问题。”


我看着妈妈的手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拿出那一大摞钱,居然没有一丝心痛。可平时你买一件一百多的衣服都舍不得。



还有一个学生写:


来这所学校,远远超出了你们的经济范围。家里所有的亲戚都不同意,但你们还是顺从了我,还对我说:“爸妈就不相信他们,你肯定会努力学习,让爸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的。”



传统中国家庭都是相似的,把教育看得很重。大概因为读书进考,就有可能中榜当官,进入政府的官僚系统,从此全家“鸡犬升天”。“孟母三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慈禧太后也在一百多年前宣布废弃了科举制度,但这些“九零后”的父母,仍然对他们在学校考试之中的成绩给予厚望。

                                

三本院校都是民办高校,没有政府拨款资助,学费总是远远高于公立大学。在我们学校就读,不算额外的补习教材,一年的学费大概是一万二,对于许多农村家庭,甚至城市工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每年仍然有许多高考失利的学生,全家东拼西凑要来这里读书。虽然高考成绩从一本二本的线上落榜,对很多人的家庭是重大打击,不过前面还有研究生考试,还有专四专八。我们的学校特别擅长给予学生这样的希望。


我问学生:“你们从小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有人说“忘了”,有人说“睡觉”。

                      

说“睡觉”的学生,在一个月后我的古体诗课上写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


庭院新雨后

落花散风中

家有闺中女

独望墙外松



半年前,我在地铁里碰见那个当年给了他59分,在索尼电视销售部工作的学生。


他的模样早已不是大二作文写《猪》的那个小少年了。身材还是瘦精精的,头发理得十分干净,条纹polo衫扎在皮带里,言谈举止间神情自若。


他告诉我,一年前已经离开索尼,现在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列车上,他抓着扶手,有条不紊地跟我讲述创业艰辛,也不忘向我透露如何选择价廉物美的电视机。


他懂的已经比我多太多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景老师、高老师为化名。)





作者介绍


张眯眯

大学英语教师 坐标四川成都


 


小眼睛女生,眯着眼睛看,眯着眼睛写。


从小怀有作家梦,读文学专业,在大学教写作,却离真正的“写作”越来越远。今年三十,终于决定放下大学教职与故乡,即将同先生奔赴异国。也正是全然不顾的“放下”,让我又重新“拾起”了自己想要的写作方式。


三十而弃,因弃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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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19 04:5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的哥父子,“卖手腕子”的两代人 | 破茧计划040 

 2017-01-09 张露萌 三明治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40篇文章。在哈尔滨,开出租车被人称作是一门“卖手腕子”的生意。破茧作者张露萌记录下了其中一位靠“卖手腕子”谋生的年轻人杨得意的故事。


文 | 张露萌


午夜的交通广播放着抒情慢歌,听得杨得意连打两个哈欠。他看了看手机,快到凌晨一点了。一打方向盘,穿进了小区,抄了个近道,把车停在了“兄弟盒饭”门前。附近类似的通宵小饭馆有几家,专门为的哥的姐提供快餐,杨得意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家,店面不大却已经开了好多年,他也吃熟了不愿意再去其他馆子。


盒饭是半自助式,12元钱一荤两素,18元钱两荤两素,米饭和汤任取。饭菜的种类不少,像杨得意这样跑了半宿活的壮小伙也能吃饱。他坐在车里捋了捋兜里有零有整的票子,271。去掉出车时带上的100块零钱,再去掉110块的份儿钱,还剩61,刚刚够油钱。


他把数好的200元钱放进裤子左兜,剩下的放在右兜,下车锁好车门,四个车门都拉了一遍,才放心地走进饭馆。


杨得意跟里屋的大姐打了声招呼,把12元钱丢在她的抽屉里,就拿起餐盘盛起菜来。大姐瞟了一眼抽屉:“呦,得意,最近怎么总吃12的啊?”“嗯,前阵子吃得太好了,肉吃多了容易胃下垂!”杨得意没有抬头,拿着饭勺,眼睛扫着面前的十几样菜,仿佛挑出三样可口的并不那么容易。


杨得意找个位子坐下,吃了两碗饭,喝了一碗汤,把盘子里的三样菜吃个精光,汤足饭饱之后打定主意要开通宵了。他心里盘算着待会儿去哪个酒吧门口趴活儿,今晚不赚够一百块就不回家。


子承父业“卖手腕子”


杨得意其实最初特别排斥“卖手腕子”,就是给别人开车赚钱。他可不想“子承父业”。


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父亲杨建国从国营工厂下岗了。原本以为抱着“铁饭碗”可以干一辈子,而立之年却突然丢了工作,杨建国急得犯了胃溃疡,在床上躺了20多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杨得意的母亲这时也被请出了厂,当“买断工龄”的21000元钱拿到手之后,她给丈夫和儿子各添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就坐在床上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发呆。


一家人就要坐吃山空了,杨建国强迫自己好起来,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养家的工作。他考虑再三,还是开出租“卖手腕子”能见到现钱,毕竟开门七件事,儿子又在上小学,家里处处都要开销。


这时找对班司机就很重要了。除了少数开“大班”的司机自己开全天,一般是自己的车挂靠到出租公司,当然也有车主自己开白班或夜班,找人开对班的。大多数“卖手腕子”的都是两个人开一台车,你开白班我开夜班,交车时间自己商量,通常是上下班高峰前。一来最好两个人家住得近,交车取车都方便,二来则是合脾气,谁遇到点事情可以相互换换班之类。


当时恰好对面楼的车主在招夜班司机,杨建国就这样成了的哥。


开出租的第一个晚上,杨建国一直干到凌晨三点,回家之前去加油站的小超市里把一口袋零钱换成了一张100块,他刚一转动钥匙就听见里屋有人走出来,果然妻子一夜没睡。“就挣了这么多,留了点明天找零的,给!”他把钱塞在妻子手里的时候,她楞了一下,看蓝色的一张,还以为就赚了十块钱,心想第一天能交上份儿钱就知足了,兜里多留点零钱多好。一展开是大票,杨建国看到对面的一双眼睛里泛的光都变蓝了。


自此杨家的日子不但走上了正轨,还像铁路一样提速了。


杨家是楼里率先装电话的,在别人都在用数字BP机时,杨建国直接买了最新的摩托罗拉汉显BP机,别在腰带外面,大屏幕泛着光。于杨建国而言,丈夫和父亲的形象越发高大,于杨得意的妈而言,却是喜忧参半。再也不用工作,每天在家数钱,让她有种“被包养”的喜悦,但是她也许久没睡上一个踏实觉了。别人的丈夫在陪妻子逛街吃饭看电视的时候,她的丈夫不是在开车就是在睡觉。


她开始讨厌过节。“我们家从来都没完完整整吃过一顿饺子。”杨建国有时也想在家好好陪陪老婆孩子,可是谁都知道越到节假日打车的人越多,谁能放着钱不去赚呢?就连年夜饭,他都只是抱着计价器上楼吃了一盘饺子,放下筷子就穿外套出门,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精确地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


的哥劫


打从杨得意十岁起,上学期间几乎没跟父亲说过一句话——起床时父亲还在睡觉,放学到家后父亲早已出车。他甚至不知道父亲每天几点收车,几点到家。


记忆中唯一的一次,父亲在他睡觉之前就回了家,那是父亲开出租的头两年,寒假的最后一天,杨得意正在老妈的监视下熬夜补作业。


父亲匆忙冲进家门的时候,母子俩都感觉到情况不太妙,果不其然是父亲开车遇见了劫匪,抢光了身上的200多块钱和刚买不久的BP机。父亲一边懊恼不该为了多挣点钱去那么人烟稀少的地方,一边宽慰老婆孩子,心里还是惦记再出去把份儿钱赚回来。他回家除了报平安,也是想再取点零钱。母亲必然是拧不过父亲的。


杨得意估摸顶多过了两三个小时,父亲就又回家了,这么快就挣够一百多块钱了?可是他分明发现了父亲脖子上的血道子。“一晚上被劫两次,出门踩狗屎了?”父亲拉着领子走到镜子前面,骂了两句。


这次轮到母亲安慰父亲:“人没事,车没被抢走,安全开回来就好。”杨得意不记得父亲那晚是如何度过的,只听母亲说他又犯了胃病。


第二天杨得意的母亲就去庙里求了个平安福,命令丈夫除了洗澡什么时候都得戴着。杨得意一直都想拆开那个红色三角布包,看看里面是何方神圣,可是直到护身符的三个角都磨得破了洞,他也没敢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的副驾驶位坐上了“压车的”,爷爷、姥爷、叔叔轮番上岗,保驾护航。杨得意也跟着玩过几次,虽然没兜几圈就被父亲送回家,却也让他过足了坐小轿车的瘾,从侧面看开车飞驰的父亲,帅爆了。


杨得意觉得老爸比所有驾校教练都牛,他开车的本事就是老爸坐镇副驾驶一手一脚教出来的,半夜在没人的广场上一圈圈地开,移库、倒库、S弯。“我儿子,一点就透,是他爹的种!”

 

杨建国上了50岁就开始眼花,他始终坚信,除了眼睛,身上的其他零件儿都好用得很。不过他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所以即便极不情愿,他还是从夜班换到了白班。


这回白天没人管着他按时吃饭了,经常随便吃一屉包子就当午饭。于是本就凑合着维持运转的胃站出来警告杨建国的频率从几个月一次提高到几周一次,再这么不规律,它就要罢工了。杨建国跟他的胃斗了半辈子,可没打算这么快败下阵来。


作为的哥,要“斗”的还少吗?


跟罚单的“相爱相杀”近年来愈演愈烈。夜班司机总是脚痒痒,在四面无车的路口,见到没有摄像头的红灯就想闯。一旦哪个摄像头修好了,记6分,罚款200元,逮着两次就得重新学习去了。开了白班之后杨建国越来越小心翼翼,别说闯红灯,连车速都慢下来了,生怕因为眼神不好而违章。扣分就等于扎他的心,扣一分扎一下,驾照是他吃饭的家伙,不能离开他身上一天。


然而“中招”往往猝不及防。一天下午两点多,杨建国饿到不行,把车停在了一家小餐馆门口,进去点了最便宜的酱油炒饭。十几分钟之后他拎着炒饭出来,就发现协警在他车上別罚单,说这是违停。“我解释说就买个饭的工夫,这就把车开到能停车的地方去吃,可是没用,人家扔下罚单就走了。”因为买了盒7块钱的饭,倒赔50,还不如买包子呢,6块钱,拎着就走,不就没这事了?


让杨建国糟心的还有各种奇葩乘客。


他可以把醉酒的壮汉平稳送回家而保证他不吐在车上,可以陪话唠聊到不想下车,可以忍受熊孩子几乎拆了他的后座,他曾经以为按自己的性格肯定把他们赶下车,但是忍了又忍,用几个笑话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把它搞大,于是他成了乘客眼中幽默和蔼的老师傅。


殊不知在车上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一点都笑不出来。杨建国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乘客越来越易怒,动不动就投诉。车上有烟味要投诉,不让把行李放在后座上要投诉,走错路了要投诉,遇到不讲理的乘客跟他争辩两句,那更得投诉……


杨建国特怀念九十年代,赚得多花得少,司机的地位比乘客高,哪里能见到投诉。


上阵父子兵


杨得意眼看着父亲赚钱越发吃力,心情也大不如前,他跟母亲都有让父亲退下来的打算。但是父亲总会用一句“儿子还没成家,怎么放心退休”顶回来。一直到杨得意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又哄又劝,才让父亲彻底断了开出租的念头。


那时杨得意的叔叔杨建军刚从单位内退不久,正好接手了哥哥的车。杨建军车技一般,没什么经验,杨建国建议他开夜班,份儿钱少,违章罚款的几率也比较低。活拉得好的话,前半夜就能收车,不耽误回家睡觉,不过初期可能辛苦些,要干到凌晨。


杨建国终于可以安心“下岗”了。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还未定性的儿子身上。


在高中毕业之后,杨得意做过各种销售,卖过房子也卖过衣服,赚的还没有花的多。也曾去建筑工地做过一个月小工,晒到脱皮,拿到工资就不干了。有一段时间他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后来发现速记员的工作不错,于是报班上课,毕业之后活接得不少,才算是稳稳当当地赚了几年钱。在叔叔要接手父亲的出租车时,他也顺便一起去考了《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时候叔叔晚上有饭局要喝酒,就找他帮忙代班开车,算是赚点零花钱。


其实父亲不止一次劝说过杨得意转行开出租,甚至提出把家里的房子贷款,买断一台出租车,他们爷俩开。


一般“小买断”之后,每天交到公司的份儿钱是130-200元不等,8年后不可更新车辆。由于国家规定营运车辆8年报废,之后就无法继续经营了。若是狠狠心“大买断”,份儿钱只要每天40元左右,8年后可以更新车辆,继续经营,手续归个人所有。现在由于国家调控,个人手续的车买少见少,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车的新旧程度,大买断需要20-40万元不等,小买断也要12-18万元。


“童年阴影”使杨得意一提到“开出租”三个字就发憷,但车技好、记路快、会看眼色确实给了他吃这碗饭的资本。况且转念一想,这年头,谁还会去抢劫出租车司机?随便抢条项链都比的哥兜里的几个子儿值钱。杨得意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这种不服天朝管的性格,在哪儿打工都干不长,开出租车,坐在方向盘前自己就是“老大”,无疑最适合自己。


杨得意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一来不想再让他操劳,二来让家里贷款十几万是他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还是给人“卖手腕子”吧!杨得意一问,夜班份儿钱是每天110块。“我爸当年开夜班是一晚上120块,就多10块钱,可赚的是现在的两倍!”


兜兜转转还是没逃过子承父业。杨得意认了命,去办了《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证》,自此也步入了“制服男”的行列。他还是喜欢开夜班,这样白天有时间休息,干点自己的事情,偶尔接接速记的单。


杨得意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每天都睡不醒。小时候一到放假就跟父亲一起比着睡懒觉,每次都输,起床之后想尽各种办法叫父亲起床成了他的一大爱好,揪耳朵、捏鼻子、敲盆敲碗都尝试过,父亲不为所动,杨得意越挫越勇,乐此不疲。


当他亲身经历熬过一宿之后睡多久也不解乏,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多烦人。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开车需要点技巧,开出租车更是如此。杨得意总在开车的时候对前后左右的司机诸多不满,当着乘客的面他也毫不避讳。对他来说,拉活少、跑空车都是耻辱,看见慢悠悠的司机就一定要变道超过他。“夜班就要开得快”是杨得意一贯奉行的宗旨,在车少人稀的路上压马路,简直天理不容,有那悠闲的时间又能多拉一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杨得意把他从武侠小说里学来的那点“理论”都用在了开车上。不过跑得越多赚得越多在谁看来都是真理。从油费上算也是如此。杨得意刚开车时脚下没准,油门踩得重,平均一公里要一块钱。现在他常吹嘘自己“下脚如有神”,一公里最多五六毛钱油费,这样跑得公里数越多反而越省钱。杨得意的纪录是一晚上跑了400多公里。


于是乎杨得意养成了开快车的习惯,连QQ都能开出奔驰的速度。有一次杨得意借了一台SUV带家里人去野炊,在路上四轮飞起,闪转腾挪,吓到有心脏病的母亲坐在后面一直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之后再也不敢坐儿子开的车了,每天杨得意出车之前她都要嘱咐一句“慢点开”。


杨得意应承得轻松,一旦脚沾上油门踏板,可就不是他了。若是副驾驶坐着熟人,更不得了,还有点炫技的意思。


一天晚上杨得意开车去接刚下班的女朋友,打算把份儿钱拉出来之后就跟她找地方约会去。他动了点小心思。那时已经允许出租车合乘了,把女朋友留在副驾驶,既能多陪陪她,又能以不顺路之名明目张胆地拒载。杨得意从CBD接上了一对情侣,两对年轻人在车上聊得越发投机,杨得意脚下跟着给力,开飚。


不一会儿就发现后面跟上了一辆警车,闪着警灯追他过了两个路口,杨得意还是第一次见这场面,以为是在追逃犯,没想到警车一加速,把他的车别在了路中央,四个穿着警服的壮汉把杨得意请下了车。


女朋友看他们一脸“杀气”,怕是遇见骗子劫道的了。“你们干嘛的啊?”看杨得意还在给他们赔笑脸,女友忍不住发了声。“小姑娘你快再打辆车走吧,这是个黑车,把你骗了你都不知道!”带头的警察又转头对杨得意补了一句:“你刚才闯了四个红灯知不知道?”


这时后面的一对早已下车离去,车钱算是打了水漂。杨得意的女友不敢再多说,更不敢跟杨得意多交流,她怕万一遇到犯罪团伙,自己逃出来总能想想营救的办法。于是只好也下了车,眼看着两个警察一前一后押着杨得意把出租车开向了公安分局。


杨得意的女友站在旁边的人行道上吹了好一会儿冷风。她给杨得意发了一条短信,说就在原地等他。没收到回信,她又打了一通电话,被挂断了。


这是演电视剧吗?还是警匪片里的剧情?女友越想越害怕,又用英文给杨得意发了两条短信,一条问他情况怎么样,是否解释清楚了,一条说如果遇到了危险,就发个简单的英文单词过来,她会帮他报警。但愿劫匪没文化。


当杨得意开着出租车停在同一个路口,女朋友已经围着电线杆绕了578个圈。


杨得意说已经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了,1小时40分钟,还不到10点。女友说绝不止。杨得意没有遇见劫匪,是刑警队跟交警队联合办案抓黑车,路上警察怕他跟“同伙”联系,就没收了手机。到了分局跟交警那边核实了车主跟驾驶员信息之后,就可以领手机和证件走了,但闯红灯的200元罚款是免不了的。好在由于情况特殊,杨得意解释说是被追急了,念在他认错态度良好,所以没扣分。


“该!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开快车了?”


“哎,你不懂。”


不是职业司机不会懂。其实杨建国也好,杨得意也罢,一天超过8个小时坐在并不柔软舒适的车座上,冬天冻脚,夏天闷热,其实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处。即便坐着乘客,说些有的没的,也不是跟他们交流,而是解闷。某种程度上跟自言自语是一个道理。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寻求些刺激才行,飙车是在找自己。尤其是开夜班,寂静无声是挺可怕的事,所以他听广播,所以他唱歌给自己听。


“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急刹车,右脚左脚别忘踩离合……”


唱着唱着就嗨了,用引擎声给自己鼓个掌。


半路杀出私家车


在入行之前,杨得意就清楚出租车行业早已过了父亲的“遍地捡钱”时代,他现在是穿着“的哥”的制服,戴着“孙子”的帽子。“您别管我叫哥,上我车的都是爷。”


杨得意没有父亲的好脾气,他有时看不惯乘客颐指气使的嘴脸就跟他对骂,投诉就投诉,怕投诉就得忍着?真拿我当孙子了?所以三年前杨得意肩膀上是一颗星,现在还是一颗星。三年前他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块,现在还是三四千块,可再也没0点之前收过车。


杨得意现在看着遍地的私家车就气不打一处来。不会开车学人家买什么车?买了车开到路上堵着也就算了,你们都跟出租车抢什么生意?


三年前,叫车软件疯狂抢占市场份额,一大批年轻人再也不愿站在路边招手叫车,坐在家里等车来接,而且在大额优惠券补贴之下,通常短途只要一分钱。“别说出租车,连公交车都没活路了。”


杨得意已经习惯了把车开到路边等待的人群面前,人家冲他摆摆手:“叫好车啦!”那段日子他把趴活的地点从商场、酒吧、KTV改到了医院和火车站。他宁可去排队等乘客,多跑几趟机场。“市场总会回归平稳。”杨得意相信只要笑到最后,高额补贴很快会结束,出租车的寒冬期就要过去了。


不想寒冬过去,又是一段春寒料峭。


叫车软件越做越大,高中低档的私家车都出来拉活,连接送机都有专车了!快车、顺风车都打着低价跟出租车抢饭碗,杨得意真想去扎了他们的轮胎。


后来听乘客说出租车也能加入叫车软件平台了。杨得意嗤之以鼻:“我反正是不用他们的东西。我又不是捡不着活,还用他们帮我接单?他们让我去哪儿接谁就接谁,我为什么听他们的?”他就想不明白,那些小姑娘晚上叫私家车,不怕出危险吗?有小票吗?有驾驶员信息吗?哪像我们出租车这么安全?


说归说,趋势是趋势,杨得意明白无法改变。


杨得意一直以“老司机”自居,凭借着本地人的优势和近十年的驾龄,他对路况和地形了如指掌,总能凭经验以最快的速度将乘客送往目的地,绕道或者走错路在他眼里都是耻辱。然而随着叫车软件平台配备的各种导航服务,不论是新手还是门外汉都敢开个账号注册车主,摸索着载客上路。高科技在挑战老司机的底线。


据资料显示,以超过 80% 市场份额的滴滴出行(在Uber中国与滴滴出行合并后,滴滴的市场份额预计会达到90%以上)为例,截至2016年,它覆盖了中国 400 个城市的网约车市场,满足了8 亿城市居民的出行,每天完成的订单数达到 2000 万。


2016年7月28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并已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彻底挥别“黑车主”的阴霾,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跟出租车司机来一场正面厮杀。自此,的哥似乎彻底“失宠”,他们心中最后一点“正牌军”的骄傲也被击碎。


2016年12月21日起,北京、上海和广州公布了正式的网约车管理细则,备受争议的“京人京籍”“沪人沪籍”规定延续了下来,要求略微宽松的广州则要求专车司机至少要持有本市居住证,网约车的门槛有所提高,但这对出租车行业也并非利好消息,这意味着“地头蛇”的优势尽失,“老司机们”仍旧无法扭转出行方式向新科技的倾斜。


杨得意所在的二线城市还未出台网约车细则,不过显然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其他的哥罢工,举报,他该出车还出车,多赚一天是一天。才不傻呢,罢工就不用交份儿钱了?


这两年,杨得意还是奉行着他自己的那套“载客之道”,没赚着什么大钱,可也没饿死。最近他听说份儿钱又要降,可是已经在考虑不干了。“越来越多私家车出来抢活儿,干得没意思。”


出入人才市场的日子好像是很久以前了。杨得意没准备简历,只要马路上还有车,就需要司机。“还是卖手腕子吧,也没别的本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介绍



张露萌

记者 坐标北京


 


学工科,做新闻,爱走街串巷扎根生活。从高中时读到那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时便以记者为志向,如今兜兜转转,算是实现了年少时的梦。


不论是新闻还是写作,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事业单位走出来,又经历了纸媒的没落,而初心不死,依旧愿做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这些年走了许多路,见了许多人,攒了许多故事,不吐不快。


感谢破茧2.0,给了我学习非虚构写作的机会,并从候选组突围。我喜欢有挑战的人生,一如作茧自缚,而后一丝一缕地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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