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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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二十一．民以食为天

收服了天皇，也就没有人能和大帅爷捣乱了，大帅爷能全心全意地当他的殖民总督，开始着手进行他的改革了。

据惠特尼少将说，大帅爷开始整理他的改革思路是在飞往厚木基地的巴丹号飞机上，大帅爷闭着眼一边豪爽痛快地打着呼噜，一边像说梦话似地从嘴里往外蹦不连贯的单词：“解除武装……建立有责任的政府……解放妇女……释放政治犯……土地改革……鼓励工人运动……鼓励自由经济……消除警察统治……发展新闻自由……教育改革……分散政治权力”。

是传说是真实不得而知，但是大帅爷后来的六年中在日本确确实实所干的就是这些事。

这些事和大帅爷的本行没什么关系吧？当然没关系，大帅爷是军人，本行形容好了是“从事战争”，说大实话就是“杀人”，可是现在呢？用大帅爷自己的话就是：“作为职业军人的知识已经没什么大用处了，我被要求是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工程师，企业经营者，或者一种神学者”。

可是实际上大帅爷在所有这些之前还应该是一个会变戏法的魔术师。

大帅爷需要粮食来喂养现在划归于他了的七千万子民。

大帅爷从到日本的第一顿饭就知道了日本缺少粮食，那个大帅爷在日本的第一顿饭连一个鸡蛋都没有是一件很有名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还有后续，大帅爷的亲信惠特尼少将把找鸡蛋的任务交给了第11空降师司令官约瑟夫·斯温少将（Joseph May Swing），当然斯温少将不可能把当时已经到达日本的四千手下全部派了出去，而且美国大兵也没有皇军那种找东西的能耐，反正斯温少将在横滨周围就只找出来了一个鸡蛋。

大帅爷看着这一个鸡蛋，下了一道命令：“占领军不准在日本筹粮”。

这道命令在整个占领期间得到了彻底的执行。

顺便说一下这位斯温少将，下面是一张大帅爷到厚木基地之后的照片，背景就大帅爷的座机巴丹号C-54，从最右往左分别是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埃克尔贝格中将，大帅爷和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在大帅爷和萨瑟兰中将中间的是惠特尼少将。

最左边的那位头戴钢盔，斜背子弹袋的可不是宪兵，他就是第11空降师司令官斯温少将。大帅爷到厚木基地是8月30日下午2点，这位斯温少将是坐那天的第一架飞机早上八点钟到的，就一个人下了飞机，一米九的大个子叉开两条长腿站在跑道中间，和先遣队的特恩契上校交谈了几句之后，立即让日本人去见他。

当有末精三中将一路小跑站到斯温少将面前的时候总算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被叫成“鬼畜”了——这位还不止青面獠牙，连头上都干脆长了两只角！

仔细一看，那不是真的角，是插在钢盔上的两把勃朗宁32，这个世界上有过那么多将军，但钢盔上插双枪的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位。可见美国将军中有表演欲望的不光是一位大帅爷，这位斯温少将原来在欧洲战场上跟着艾克干，到44年6月才调到大帅爷手下，这位知道在大帅爷手下不能光是傻干，得表现出一点性格，于是除了在菲律宾战役中抢挑重担之外，无论在哪儿都装成一副打手模样出洋相，这样不但混来了平安，还混上了美国陆军大学（Army War College）校长，要知道大帅爷的手下想有点出息可不容易。最后大帅爷倒台之后，又在老上级艾克手下在第六集团军中将司令官任上退休。

但是无论斯温少将怎么会打仗会表演，但在“打粮”问题上比那些手下败将的日本帝国军官们要差得远了，所以斯温只找到了一个鸡蛋。

日本当时是困难，但是还没有困难到只能找到一个鸡蛋，实际上斯温只要问一下有末中将，要多少鸡蛋都能找到。事实上有末精三在厚木机场准备了大量的三明治，啤酒，威士忌和橘子汁，甚至还通过大藏省的桥本龙五，就是后来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他老爷子准备了一千万现金，用卡车装着停在一边待命。这些钱和吃的都是用来准备给先遣队们“意思意思”的，但是虽然美军不像“支那的八路那样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也和皇军截然不同，特恩契上校对有末中将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走出机场，所以我们不需要现金。另外我们是在执行作战任务，美国陆军在作战时禁酒”，特恩契上校本人除了三明治和橘子汁之外，没有动过其他东西，而且根据有末中将的观察，所有美军的军官，包括下士官在内，没有一个接触酒精饮料的，但是大头兵则不在此列，而且长官也不加禁止。有末中将甚至还知道了美国大兵喝啤酒是直接用牙齿咬开来对瓶吹的。

这些东西其实是从军部所储存的大量准备在本土决战时用的物资里拿出来的，除了军部之外没有人能够动用这些东西，甚至就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甚至连那些甲级战犯里面的文官都不知道。这些物资后来大部分都在暗地里失踪了，成为那些高级军人的私产，事实上都有一个运输联队在一个晚上成了一个运输公司的例子，焖点物资还算什么？公开要东西都行，比如说有名的日本陆军间谍学校中野学校校长山本敏少将就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堂堂正正地跑到参本情报部，向部长有末精三中将要六百万现款作为将来的活动基金，而参本立即就批了这笔钱。要知道当时的六百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六百亿日元以上，中野学校后来还根本就没有独立进行过任何活动，但这笔钱后来也没有了回音，连批这笔钱的人说出这件事都是快四十年之后了。

所以有末准备的那些东西也一直都是有末在控制着，像后来被关进巣鸭监狱里的甲级战犯中的陆军军人们还能喝到有末精三弄进去的威士忌。

但是普通的日本人，还真的是没有了吃的。

源济

二十二．真的没有了吃的

民以食为天，食是最大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缺少过饥荒。但仔细想一下人类实际上又是不应该有饥荒的，因为人类已经学会了耕牧，而耕牧就是用来对付天灾的。人类社会的饥荒实际上和天灾无关，都是人治出问题了的缘故。对于执意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请他们注意一下这个事实：日本欧洲已经有六十几年没有过饥荒了，而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已经三十几年没有饥荒了，现在有饥荒的是哪儿呢？非洲和北韩。

那时候日本饥荒的原因当然是战争，战争当然是统治者最大的失德了。既然是世界大战，也就是全世界都在闹饥荒，事实上也真是这样，美国人当时的推测是世界上有六亿人每日摄取的热量在1，500千卡以下，其中有三亿人在每日900千卡一下的饥饿状态。

人体必需的热量标准根据时间地点不一样，当时大帅爷的GHQ们制定的标准是：普通成年人维持生活需要1，550千卡热量，900千卡以下称为饥饿，而700千卡以下就会出现大量饿死的现象。

而在当时被英军占领的德国部分，占领当局只能向居民提供每天1，050千卡的热量。英国占领当局警告说，如果得不到充足的谷物，在1946年5月之前仅在英占区就可能出现九百万饿死者。

不仅是战败国，当时的欧洲除了挪威和丹麦之外全部笼罩在饥饿之中，法国只能向居民提供1，200千卡的热量，牛油之类的储备几乎见底，英国在呼喊只有了两个月的谷物储备量，而卢森堡已经开始食用家畜饲料了。

日本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就进入了和中国的全面战争，随着战争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被抽调的青壮年劳力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太平洋战争之后，青壮年劳力几乎就全部成了壮丁，田里的庄稼活全部由妇女承包了。狭窄的日本列岛自然条件本来就差，可耕地不多，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人口压力，而且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很落后，粮食生产基本上都依靠劳动力投入，在劳动力不足的时候粮食产量自然就发生了短缺。

那个时候日本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进口”，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这个“进口”并不是现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当交易，而是当时日本在海外所进行的抢劫，这种抢劫一开始主要是在中国大陆进行，1941年，日本的粮食进口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的436万吨。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后，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进展，美国海空力量对日本的绞杀战的力度也在逐步增强，日本本土和海外的联系基本上被完全切断，1945年日本的粮食进口量只有185万吨。从1937年开始到1942年，日本平均每年要进口大米180万吨，而在1945年只进口了23.6万吨大米，不是因为日本军人减小了抢劫的力度，而是美国人展开的海上城管行动掐断了日本人的脖子。

而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除了劳动力不足之外，连老天也跑来凑热闹，结果是连年减产。1942年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是1002万吨，日本农水省起先对1945年日本国内粮食产量的估计是840万吨，而实际上1945年日本国内粮食只有645万吨。这样1945年日本的粮食还不到1942年的一半，在这个基数上还必须考虑到消费人口的大量增加，从海外撤回来的几百万陆海军人和一般人也是张着嘴巴要吃饭的。

所以斯温少将出动正规军也就只找到了一个鸡蛋是很正常，本来当时已经有了日本全国要出现一千万饿死者的预测了。

大帅爷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我首先设立了设置了美军的粮食供应机构，试图将囤积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粮中的350万吨紧急运到日本来，但是美国众议院认为使用美军预算来养活敌人是荒谬的行为。我认为‘现代战争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的胜利，如果不试图彻底摧毁企图发动战争的精神性，不在精神上进行改革的话就无法防止战争的再次发生。现在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使得全体日本人成为了我们的战俘，在巴丹半岛上大量我军将士成为日军战俘之后受到了虐待和饥饿，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能进行报复，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会如何对待日本国民，饥饿将危及我们对日本的占领，如果说我们不应该给日本人面包的话，那就请给我送子弹过来’，这样，我得到了面包，我把向日本人提供粮食作为当时我的幕僚们最重要的工作。”

大帅爷虽然在向国内交涉时说的那么强硬，但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动了不少脑筋的，要知道说服几个议员容易，但要说服被传媒煽动起来的民众就不容易了，所以大帅爷决不放弃能做小动作的机会。其中的一个小动作就是“吃空饷”。

历史上中国军阀用来聚集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吃空饷，大帅爷不知从哪儿也学来了这一套。占领日本之后，大帅爷手下的兵力一直在削减，战争已经结束了，美军将士也像春节前中国的农民工一样要回家，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埃克尔贝格中将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个时候最关心的就是那支部队在什么时候回国，首先是先出国作战的第六集团军全部撤回了美国国内，第八集团军也裁减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在1946年3月的时候，占领军只有了267，000人，可是报到五角大楼去的军粮供应人数却始终为415，000人，多余出来的占领军口粮被大帅爷用来救济日本人了，这种在五角大楼和大帅爷的GHQ之间心知肚明的暗中交易就是用来糊弄不明真相的传媒的。

但当时七千六百万日本人面临的饥荒绝不是大帅爷谎报一点军粮就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更多的粮食。

源济

二十三．救荒

有趣的是日本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不足并不是和战败同时爆发出来的，在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物资市场实际上比战时要好得多，这是因为军部所掌握的大量准备用来本土决战用的物资已经不再有用，通过各种渠道最后在黑市上流通了起来，这就是战后黑市繁荣昌盛的原因。

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因为粮食生产的不足是结构性的，当这些物资见底的时候，真正的饥荒就要来了，按照大帅爷手下们的估计，这个时间将会是1946年夏天。

接到大帅爷报告的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战争部，农业部派遣了由哈里逊上校为团长的联合调查团到日本调查实际情况，正好美国前总统胡佛也在日本视察，两者得出的结论和大帅爷的报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外援的话，日本势必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不要说经济复兴，就是维持秩序都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像支援欧洲一样的支援日本，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以农产品为中心的对外援助对于增加美国农产品的消费地是有好处的。

在1945年里，大帅爷把太平洋战场上剩余下来的美军和日军的剩余粮食总共66万吨运到了日本，虽然这些粮食并不能为日本人大幅度增加每天的热量，但总算能够填补一下GHQ和日本政府实行的配给制度上的一点空白，大规模的经济粮食进口是在1946年11月以前进行的，光在5月份到10月份之间大帅爷就向日本人发放了60万吨大米和罐头食品，6月份东京地区配给的大米中62%是进口大米，横滨则为41%,,到了7月份和8月份，这两个地区配给的大米100%都是进口大米了。就日本全国来说，5月份进口粮食为消费量的3.5%，6月份上升到了9.8%，7月份是34.2%，8月份是33.5，九月份才下降到27.2%。就是说在第三季度中，美国几乎向日本提供了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援助才使得日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没有饿死人。

当然就像美国调查团所指出的一样，这种援助除了帮助日本人之外，对美国人自己甚至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美国在二战之后对占领地的援助资金使用的是军事预算中的GARIOA款项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 for Relief in Occupied Area，占领区管理和救济资金)，这个款项本来是当时专门用在德国美国占领区防止疾病，饥饿以及社会不安的，后来日本占领所需费用也在里面开支，甚至朝鲜半岛的开支也从里面开销了，一直持续到了1951年，日本在这笔款项中总共使用了大概16亿美元，如果按照一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汇率来计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但GARIOA用款不完全是无偿援助，这点很有意思。西德人从一开始就被说明了这笔款项是需要归还的，但日本人一直到1948年才知道不是无偿援助，在那之前大藏省一直把这笔款项列入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之中作为贸易补助金使用，而反过来西德人又利用这一点和美国人赖帐，不肯归还，理由就是西德人在使用这笔款项时的自由度本来就不如日本人，现在要西德人还账不合理，美国人想想也是，就同意了只要西德人还33.178%就行，结果日本人知道了之后又吵了起来，说让日本人全还就是种族歧视，结果一直闹到了1962年，后来美国人实在疲了，就同意了日本人也只还5亿美元的要求。

就是说当时救了西德和日本人命的那些粮食三分之二以上还是美国的无偿援助，现在再看这段历史，不免让人感叹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当初是那么财大气粗助人为乐的自由世界领袖到现在也就是个斤斤计较，成天唠唠叨叨的老太太。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粮食问题，有的只是分配问题，这种说法实际上很有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的历史就完全能够证明这种说法。光一个美国就救活了不知多少人，如果再加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等产粮大国，这个世界确实是不应该存在粮食问题的。

美国的援助使日本避免了大饥荒，但美援的粮食并不能养活所有的日本人，更多的口粮份额得日本人自己生产和分配，而大帅爷所代表的占领军在帮助日本政府收集和分配粮食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帮助日本渡过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帅爷帮助日本人通过“土地改革”的方法重新整理了农村和农业秩序，解决了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农业问题则是后话了。

占领军一般都是不得人心的，但大帅爷却成功地征服了日本人的内心，起码在占领的当时。这种“征服”并不是靠刺刀和军靴所得到的，而是一个个的具体行动，而在这些行动中的第一个就是解决了占领地日本的粮食问题。

在日本，12月24日是“学校给食纪念日”。“学校给食”是指日本的中小学供应学生中饭，这个制度的由来比较远，从1889年开始就有地方为贫穷人家子弟提供中饭，到了1944年，这个给食的规模扩大到了六个主要城市的大约200万儿童，但现在的这个纪念日的来历却是1946年12月24日大帅爷向东京永田町小学赠送“拉拉物资”这件事，因为是从大帅爷之后日本学校才真正开始了“给食”。

“拉拉”是LARA，Licensed Agencies for Relief in Asia（公认亚洲救济团体）的意思，这是一个主持向日本捐助的美国慈善团体，依靠这个团体所捐助的脱脂奶粉等物资，日本学校重新开始了给食活动，到1950年依靠美国捐助的面粉实现了大城市的完全给食，到了1954年由于《学校给食法》的制定，给食成了日本小学和初中的法定内容。

对于现在日本人来说，学校给食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手段，但对于战后的儿童们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了那些食品，他们才活了过来，还能接受教育，而到现在为止这批人就是日本社会的主流，这就是麦克阿瑟大帅爷在日本始终有人气的第一个原因。

源济

二十四．日共领着闹革命

总之最让日本人害怕的1946年后来总算混过去了，当初吉田茂对麦克阿瑟说没有340万吨粮食就无法渡过1946年，大帅爷当然知道吉田茂会夸张，所以就让美国国内想法子凑300万吨粮食给他，但美国要管的也不止一个日本，到最后就只给了170万吨，结果日本人居然也混过去了。

据说大帅爷把吉田茂找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八嘎是不是不会算帐啊？”，吉田茂乐了：“日本人要是会算账也就不会和美国人打仗了，”，您啊，还是多担待着点吧。

实际上等不到吃饱肚子，日本人就已经自发地开始了要求改革，不，准确地说是要求革命，或者说是试图以革命来解决吃饭问题，领头的当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是在中共成立一年以后的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成立的。但日共的运气没有大它一年的中共好。两次国共合作，让中共在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关头得到了修生养息的机会。而日共成立的开始就正好是昭和军阀开始抬头，整个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因此在1945年以前一直是处于非法状态之中。

成立党派当然就是为了执掌政权的，世界上共产党不少，但最后成了气候的并不多。如果不算原来的东欧以及现在的越南北韩那种从维持会开始的共产党政权的话，共产党人真正自己把政权弄到手的也就只有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这三个国家。但是因为后来第三国际和南斯拉夫交恶，弄得南斯拉夫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好像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当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吵架的题目之一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然不管他是不是，现在连不但南斯拉夫，就连苏联在地理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顺便说一句，现在一般都说“还有五个执政的共产党，中国，越南，北韩，古巴，老挝”，实际上要从原教旨主义出发的话，古巴和老挝的都不能算是共产党，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连后来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都没有参加过。

共产党要夺得政权，一定要有个对外战争作前奏，而且本国还得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可是日共连在这点上都没占到便宜。日本倒是经历了一场对外战争，可日本是祸害人的一方，所以日共反对侵略战争的言论行动得不到老百姓的承认。其实不管是战前还是战中，日共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有几个日本老百姓能懂这“政治上正确”的玩意？在普通日本老百姓看来，那可都是一帮“非国民”，也就是日奸，就该被特高警察抓去才解恨。战前日共行动的最大据点说来有意思，不是在日本国内，而是在上海的日租界，一次海兵的练习舰“出云号”到上海来，日共党员就等在公平路码头上对着一个个下来的海兵学生点头哈腰微笑，再往手里塞一张小纸片，那些学生兵以为是什么古怪地方的广告，一个个都心照不宣地往兜里一塞，等到到了驻地拿出来一看才大惊失色，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花花绿绿的去处，而是“停止侵略中国”的广告。

但是日共的“政治上正确”也只是理论上的泛泛而已。那时候日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的理论全是批发来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被“绝对的天皇制”，“寄生的地主制”和“财阀垄断的资本主义”所统治。因此要通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的CEO斯大林认为那玩意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对随便哪个儿子党发的指示全一样。

其实那套理论里面的“天皇”如果改成“沙皇”，再搁回1915年前的俄国去，可能大差不差。但你要放到1925年的日本，当然大差也不差但是大对也就不对了。首先日本的天皇制就不是绝对的，再说日本地主的寄生性比俄国的也要差的远了。所以日共的主张得不到日本人民的支援。

斯大林的那一套在中国被中共作了修正，而日本人喜欢搞“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先拿来用了再说，等到发现不合适了再改。但革命和别的不一样，这是裤腰带上拴脑袋地干活，发现不合适了，那脑袋就不再栓在裤带上了。

加上还有个关东军宪兵司令出身的东条英机当了首相，实行的是最拿手的“宪兵政治”，所以日共的遭遇也就悲惨的可想而知了。到最后除了远走延安坚持反战的野坂参三等几个人之外，要不然像作家小林多喜二那样在大狱里被折磨致死，起码也要像德田球一，宫本显治那样一坐就是十几年的牢。

战后前期的日本政治家有个特点：坐过牢的特别多。这种坐牢分两类，一类是像德田球一那样在战前战中坐特高警察的牢，另一类是像岸信介那样在战后坐美国人的牢。还有像吉田茂那样不知道是不是能算坐过牢，他也被特高警察请去喝过茶的，但就只有40天左右，大帅爷来得快，把吉田茂给救了出来，但就这40天已经让吉田茂觉得好生难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吉田茂在反共这点上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派，但是他对日共首领德田球一的评价却很不差：“和对其他共产主义者不一样，我对他（德田球一）不知怎么没有憎恶感。”可能是德田球一的坐牢记录让吉田茂感动了。1922年建党时的元勋德田球一从1928年开始坐了18年牢，坐到了连吉田茂都不得不服的地步：天那，这位居然坐过18年牢，本老爷的150倍，绝对是条好汉。

而且要不是大帅爷来了把这位德田球一从牢里给放了出来，德田球一的记录还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德田球一是个英雄，但是甭管什么英雄也没有喜欢坐牢的业余爱好是不是？所以德田球一是真的感谢大帅爷。打仗的时候日本人感情充沛地管大帅爷的手下叫“鬼畜”，现在绝大部分日本人无动于衷地管大帅爷的手下叫“占领军”，而德田球一领导下的那一小部分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管大帅爷的手下都甚至不叫“美军”，而叫做“世界人民解放军”，或者简称“解放军”。因为大帅爷不但在肉体上解放了日共领导人，在精神上也解放了日共本身，现在日共能够堂堂正正地说“只有日共才是真爱国”了。

源济

二十五．野坂参三

大帅爷的改革计划里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但释放日共的领导人还不仅仅是出于这一点，大帅爷手下的人可不是随意就把日共领导人放出来的。要知道内务省在10月4日还在说：“没考虑过释放政治犯，治安维持法继续有效”，可是他们不知道大帅爷对如何处理日共的领导人的方案早已胸有成竹了。

大帅爷手下有一个国务院派来的日本问题顾问叫约翰·埃默森（John K. Emmerson），埃默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工作，因而在战争爆发以后去了史迪威手下，1944年之后在驻延安美军联络组（American emissary to Chinese Communists in Yenan）工作，在延安时陈伯达向他介绍了当时化名冈野进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埃默森见到野坂参三是在1945年。

野坂参三在和埃默森的谈话中详细谈了他对日本共产革命的展望，在他的展望中，日本的共产革命将分为三步走，首先是打倒军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制，这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取决于政府将如何为人民提供安全和幸福，然后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三阶段的事情，“我可能看不到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

除了他的经历和“三阶段革命”理论之外，最引起埃默森注意的是野坂参三对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埃默森知道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日本共产党都是主张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国的，但野坂参三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野坂参三认为日本人民还没有做好废除天皇制的准备，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应该继续保留天皇制，应该抛弃的倒是日本共产党提出来的“废除天皇制”的口号，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当然天皇的地位会有所变化，天皇应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野坂参三长期在国外活动，他还是英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他还到过美国和法国，所以在和埃默森的谈话中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之外，他还很意外地谈了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看法，在野坂参三看来，日本应该尽早摆脱对棉纺织业的依存转而从事重工业和精密工业，一个工业发达的日本有利于东亚的发展，他希望同盟国能够保留日本的工业基础而不至于为了惩罚日本把日本赶回农业社会。

野坂参三并没有欺骗埃默森，他对埃默森表达的都确实是真实的想法，野坂参三参加了中共的七大而且还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些意思，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政治权力应该通过在年满18岁以上的国民中经过普选而产生的两院制而得到的想法，公开宣布了日共将走议会道路。野坂参三对天皇和天皇制的看法得到了中共的赞同，所以中共一贯对于日本天皇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中共早期对日部门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有和野坂参三共事的经历，在中国对日本的政策和方针到现在还能看出野坂参三的痕迹。

野坂参三还交给了埃默森一份被捕的日共领导人名单，请求美军在占领日本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解救出这些人，野坂参三认为他们很可能被拘禁在北海道一带。

大帅爷进驻日本时，美国国务院派给大帅爷的政治顾问自然是日本通埃默森了，在延安见过野坂参三的埃默森很不负嘱托，到处在找被捕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等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不在北海道，而是在日本败战前夕的1945年6月底就从原来东京的东京预防拘禁所以及丰多摩刑务所转移到了大阪的府中刑务所。

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后这些日共政治犯在监狱里就没有受什么虐待了，特别是东京预防拘禁所有会话的自由，还有可以自由进出的新闻阅览室，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可以自由阅读，他们在转移到大阪的府中时候还就公开地把几十册马克思的书籍带去了大阪。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即使是军国主义的时代也一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禁书，笔者在《进士掌国》里就说过那些进了巣鸭监狱的甲级战犯中不但文官中有不少人读过马克思的书，连武官的佐藤贤了中将都读过《资本论》的，帝国海军的那些帝国大学出来的“短期现役军官”们更是在大和武藏战列舰上都堂而皇之地在读《资本论》的。

实际上，府中刑务所的政治犯牢房实际上从来就没上过锁，犯人可以自由进出，只要晚上回房间睡觉就行。上面的内务省虽然还在嘴硬，下面早已经散了架了，谁都不是傻子，都知道战争已经失败了，枪口抬高一寸，干嘛做恶人和政治犯过不去呢？但是那些政治犯还是规规矩矩地呆在牢里没人出来。为什么不出来？理由很简单：外头兵荒马乱，街道被美国人都炸变形了，连路都不认识，认识的人要么被抓了壮丁不知道送去了哪儿，要不然就已经被美国人炸死了，就是活着也不知道疏散到了那个乡下角落，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连QQ，MSN也没有，更不要说iPhone-4S了。于是呆在大狱里看风头就成了最自然的选择，再说大狱里还有吃的。

正在埃默森寻找德田球一们的时候，一个叫椎野悦郎的人到了第一生命大厦，这个人是日共中央委员，原来也被捕过，关在东京预防拘禁所，后来在1944年1月不知道怎么被释放了，现在这位拿着府中刑务所的地图来找占领军，要求占领军赶快去解放他那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同志们，这位人在东京，不知道他的同志们其实在大狱里高枕无忧着呢。

埃默森总算知道了日共领导人的下落，立即带着两个《法兰西通信》的记者和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直扑大阪的府中市，在确认了他要寻找的日共领导人们都安然无恙而且绝无生命危险之后，再回东京让内务省办理正式放人的手续，这是10月1日的事情。

10月10日，被关押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15位日共领导人正式被释放，本来是要在日比谷公会堂前的大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他们归来的，因为下雨而改在了芝区田村町的飞行馆举行，集会的周围没有了警察，只有飘扬的红旗。集会结束后参加集会的人们游行到第一生命大厦前三呼世界人民解放军万岁，大帅爷万岁之后才解散。

占领军和日共的蜜月期开始了，当然这只是日共方面的想法。

源济

二十六．大帅爷有点不乐意了

而野坂参三回到东京已经是1946年的1月14日了。1945年9月10日，美军飞机把他和聂荣臻等人从延安送到了灵丘，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的姚依林接到野坂以后把他送到了张家口，有一架苏军飞机在张家口机场把野坂通过满洲送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等接见了野坂。在接受了联共方面的指示之后，野坂于12月初被秘密送回到中国东北。此后，野坂转道朝鲜，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等领导人，于1946年元旦进入南朝鲜，经与美军交涉乘船由釜山于1月12日回到阔别了16年的日本。

1992年，百岁高龄的野坂参三因为曾向斯大林告密而导致当时同在苏联受训的日共党员山本悬藏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罪名被日共剥夺所有荣誉，永远开除出党，第二年这位101岁的老人离开了人间。因为自己所不喜欢某个人而去告密以借刀杀人当然是野坂政治生涯中一个无法被人原谅的污点，但除此之外野坂参三也还是做过不少事情的。甚至现在日共之所以在日本政坛还占有一席之地也还是蒙野坂的福荫，如果不是野坂当年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要走这条“议会斗争”的道路并且通过埃默森转告了美国国务院的话，日共就只能走斯大林所规定下来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到现在到底是什么局面谁都不知道。

野坂具有古怪的魅力，大帅爷的手下甚至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野坂为什么是共产党，否则他完全可以做首相”，说这句话的还不是别人，正是惠特尼少将，这也是极为仇视共产党的维洛比少将暗示惠特尼是“共产分子”的原因。

连美国人和吉田茂都能感受到野坂参三的魅力，自己人当然就更不要说了，再加上野坂参三还有苏共和中共这两个老子党和大哥党的支持，说服德田球一们改变方针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日共再也不提“打到天皇制”的口号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有人以为日共是反对天皇制的，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误解，在日本反对天皇制的是一些托洛茨基派激进团体以及原社会党的极左翼，也就是现在的新社会党。日共从野坂参三回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反对过天皇制。不要说日共了，就连苏共，中共这些老子党，大哥党，可能会让一些无知的人觉得沮丧，事实就是凡共党就不反对日本的天皇制，邀请天皇访华一直是中共的夙愿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不能把“不反对天皇制”和“拥护这个天皇”混为一谈，再加上德田球一他们这些“府中派”（得名于最后囚禁他们的“府中刑务所”）想起那么多年的牢狱生活就有气啊，这口鸟气怎么着也要出一下，结果在战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就小闹了一事。

1946年的五一劳动节是日共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能公开地庆祝的劳动节，日共也想借此机会扩大影响，因此就制定了一个“粮食五一节”的策略，用粮食问题来争取同情者，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如果这次“粮食五一节”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停留在集会游行或者发表一些抨击政府，呼吁占领军当局的口号或者言论的程度，大帅爷可能还不会注意到，但这次动了手，还动到了宫城（天皇住的地方）里面，这事就麻烦了。

5月12日，一些人打着红旗开始了惯例的游行，游到宫城外面的广场上开会，可能发表的演说太过激了点，反正就失控了，游行的群众冲进了宫城。

冲进宫城的人也还是日本人，不是红卫兵，不会把天皇揪出来批斗再来上一个什么“喷气式”的架势，这些人冲进去了宫城以后找到厨房把里面的东西清点了一番拖到外面举办了一个展览会来控诉“大家如此艰难，天皇家的日子还是这么奢侈”。

根据宫内省后来发表的声明，群众冲击的不是天皇以及家人使用的小厨房，而是宫城里面工作人员所使用的大厨房，而且宫内省发表的厨房里的食品清单和游行组织者所发表的食品清单也不一样，事发突然，游行者没有带照相机，就成了一笔扯不清楚的糊涂账，但双方所发表的清单上都有米有面有鱼有肉，就是说即便是在宫城里当差也有吃的而且还吃得不错，所以说哪怕有点不实之词，但游行群众的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整个事件的效果。

这一下大帅爷不干了。大帅爷原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可能对政治不是太感兴趣，但现在的大帅爷可是把自己封为政治家的，作为政治家的大帅爷肯定是反共的，用共产党的阶级论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大帅爷之所以现在容许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共产党也是合法存在，大帅爷既然要在日本推广美国式民主，那就不能走样。再加上法国的戴高乐有句话对他特有启发：“消除共产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合法化”。戴高乐就是那么做的，所以共产国际被打开的第一道缺口就是法共。戴高乐能使法共无害化，他大帅爷就能拔掉日共的毒牙。

如果日共不像法共那么听话呢？那也没事，大帅爷怕过谁？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只要看看当年大帅爷带着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们是怎样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把那些退伍老兵打得头破血流的就应该知道大帅爷也是有脾气的，而且脾气还不小。

很可惜，当时大多数日共的领导人们没有研究一下大帅爷的履历。

源济

二十七．选举首先就要从一人一票开始

虽然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但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起码在对于选举的态度上就不一样。英国人在殖民地从不搞普选，到要撤离了肯定埋些地雷弄得你不安生，普选也是英国人的地雷之一，比如在香港就那样，占了香港快一百年不搞普选，到要走了说要搞普选，你不同意还说你不民主，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资格说“民主”这两个字。而美国人占领了什么地方，首先就喜欢搞选举，不管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说实话那些选举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值得怀疑。当然大帅爷一开始在日本搞的普选也没让人看好过。

但日本不是伊拉克阿富汗，日本本来有选举这么回事。帝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部分，贵族院由华族组成，满三十岁的公爵侯爵就自动成为贵族院终身议员，但是其他的伯子男爵也是要互选的，有名额限制。而众议院就全靠选举了，只是那种选举不是现在的那种“普选”，不是大家都有选举权，也不是大家都没有选举权。

日本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是在甲午战争五年前的1890年，这似乎也是日本能在甲午战争中胜出的一个原因吧？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上规定有选举权的人是“年满25岁，并且向帝国缴纳15日元以上直接税（地租和所得税）的男子”，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全日本就只有45万人，全人口的1.1%。好像太少了一点，于是到了1900年改到了缴税10日元以上，1919年降到了3日元，选民扩大到了307万人。

有意思的是选民的门槛越高，就越有人吵着要当选民，但是一旦降低了选民门槛，所谓“要求普选”的运动也就如火如荼了起来，结果到了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的时候就把纳税门槛给废除了，这样选民一下就增加到了1，250万人。

废除了纳税门槛，选民数量好像增加的还是不多，这是因为只有男子才有选举权，女人没有，所以这时日本实行的选举制度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属于普选。

但如果要是准确地说，“那时日本女人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对，在日本的某个特定地区的特定时期，有一些特定的女人有过选举权的。

日本的男女平等始终是个问题。在这方面连日本人自己都承认还非常落后，甚至比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还要落后，但是日本的男女平权运动又很有传统，这个传统能够追溯到1878年，高知县上町地方的一位名叫楠濑喜多的妇女向高知县提抗议，这位楠濑是位寡妇，所以是户籍上的户主，她抗议说为什么收税的时候有她，选举的时候就没有了她，这不讲理。高知县没理会她，但这位也是个刺头，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直接去东京的内务省上访去了。结果到了1880年9月20日，高知县在内务省和上町双方的压力下来了个折衷，说是只要町议会没意见，是户主的女人也能参加选举，这是日本第一次承认女性选举权，要知道当时女人能参加选举的就只有美国的怀俄明州！

谁知道四年之后明治政府修改了《区町村议会法》，根据修改之后的法律，区町村不再有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这样一来女人参政的权力就有没有了，可能楠濑女士投了几次票之后觉得投票也就那么回事，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上访了。

但是日本妇女要求参政权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1931年甚至众议院都通过了在一定的附加条件之下给妇女以投票权的法案，但是被保守的贵族院否决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妇女参政了。

美国妇女早在1921年就有了选举权，在大帅爷看来妇女当然要参加选举，本来妇女不能参加选举这条才是怪事，所以大帅爷还没有在日本落地就开始嘀咕这件事了，所以大帅爷在要搞选举时就吩咐说首先男女平等，再有就是把选民的年龄降低到20岁，因为那时美国就是从20岁开始有选举权。

没人对降低选民年龄有什么异议。本来嘛，都可以结婚生崽了为什么不能参加投票？那年头不像现在这么保护儿童权益，一般小学毕业十二，三岁就出去打工去了，满世界都是童工，早就都能供养自己了，投票比养活自己还要难？收所得税的时候想起了他们，投票的时候就忘记他们从道理上说不过去。

顺便说一句，美国人后来把选举权下放到18岁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那是在1971年，被抓了壮丁送到越南战场去做炮灰的那些20岁以下还没有选举权的小兵蛋子们不服了：谁定的法律抓我们做壮丁啊？当壮丁送死有咱们，投票选那些制定法律的议员倒没有咱们，难怪指定的法律专门和咱们这些半大孩子过不去，要是敢让咱们投票这场倒霉的战争就打不起来，那时正好是反战高潮，这就把选举权下放到了和抓壮丁一样的年龄。

但给女性以选举权就有趣了。当然没有日本人敢反对大帅爷的主意，再加上日本本来就一直在闹女权运动，现在民主了，没人敢说不让女人参选。反对的倒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越是日本通还越是反对，反对的理由倒不是出于日本式的男尊女卑观念，而是美国式的机会均等观念。那些日本通们说日本妇女没有独立人格，只是丈夫的附属品，给日本妇女以选举权实际上是给日本丈夫以双重选举权，而这样对于未婚男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大帅爷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所谓“专家”们的意见，在大帅爷看来这种以否认某个社会成员集团人格来鼓吹种群歧视的论点是太荒谬了，于是1945年12月17日发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就根据大帅爷的旨意，明确了妇女的参政权。

1946年4月10日进行的战后首次选举，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平权的普选，大约1，300万妇女参加了选举，有38位妇女当选为众议员。

据说选举之后有一位日本法曹界的重镇在见到大帅爷时忧心忡忡地报告：“据说有一位妓女当选上了众议员，怎么办？”

大帅爷眼光一闪：“她得了多少票？”

“256，000票”

大帅爷笑了：“那就只能说她当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所从事的职业。”

源济

二十八．选举之前先清场

原来的“大日本帝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里的伯子男爵的后代是互选进来的，众议院议员是选出来的，有趣的是那时候还真没有什么选举作弊的问题，首先那时候还不是议会内阁制，而是官僚内阁制，议会就是个橡皮图章，权力是在官僚们组成的内阁手里。到了后来军部掌权，也只不过是文官们换成了武官，议会还是除了通过一些强烈支持的决议之外无事可干，这样议员也不是什么多么有吸引力的职业。那时的议员一般都是所谓“地方名士”，大多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的退休的文武官僚和一些有钱人，到了后来出现了“大政翼赞会”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时代之后选举就更加没有悬念了。但如果只讲“作弊”这件事的话，那时的选举还真没有作弊。原来的伊拉克和现在北韩也有选举，但可以相信原来的伊拉克和现在的北韩的选举中绝对没有作弊的事情，因为没有那种必要，事情就是这么古怪：只有民主选举才会出现作弊。

而且大帅爷使得以往帝国议会时代的潜规则都无效了，本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在1945年底就已经公布出来了，当时的币原内阁本来是准备在1946年1月21日进行选举的，但大帅爷不同意，要延迟到3月15日去。

为什么？大帅爷看到了“大日本帝国议会”这个橡皮图章为东条英机的所有行动背书了这个事实，大帅爷也知道日本社会的封闭和保守性，如果就这么进行选举的话，很可能也就仅仅是再次组成一个“大日本帝国议会”罢了，而大帅爷要在日本进行的是民主改革，不是要搞一次选举游戏玩。

大帅爷在1946年1月4日向天皇发了一份备忘录，天皇在接到这份备忘录之后立即颁布了“昭和21年敕令第109号”，这份敕令是昭和天皇发表过的敕令中很有名的一份，因为这份敕令的全称是《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俗称“公职追放敕令”，根据这份敕令，战争犯罪者，战争协力者以及和“大日本武德会”，“大政翼赞会”和“护国同志会”这些组织有关系的人全部禁止再次担任公职和民间企业的要职。第二年的1947年的“昭和22年敕令第1号”以《和公职有关的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的名称再次进行公职追放。把范围扩大到了大企业干部，到1948年5月被这两次公职追放令剥夺了公职和大企业高管职务的达到了20万人。

后来在1950年对一部分旧军人和政治家进行了追放解除，到1951年5月1日李奇微把解除的权力交给了日本政府，光这一次就有25万人被解除了追放，剩下来的五千多人也在15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而全部解除了。

当初大帅爷搞这个公职追放是为了实现民主选举，从日本国家的权力中心把那些军国主义的支持者驱逐出去。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实际上成果也很有限，日本人玩起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不亚于任何东方国家，虽然大帅爷追放了80%以上的众议员，但是这些“地方名士”中的不少人最后还是重返了政坛，而且重返之后的政坛还变成了日本的权力中心，这是因为经过了大帅爷的改革之后在日本实现了议会内阁制，议员还真的成了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所以大帅爷的设想最后是不是真的实现了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大帅爷的这次公职追放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人们认识到的还要大得多，虽然这种政策对政界的影响不大，反过来这只是因为民主选举的特性在作怪。

哪怕是不作弊的民主选举也有一个对有钱人有利的特性，竞选活动是需要大量金钱的活动，指望在大家都守规矩的前提下选举就是公平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被大帅爷想摒弃在日本政治之外的右翼保守势力之所以最后并没有减少多少势力，这是因为在可以动用的财力方面他们占居这绝对有利的地位的缘故。像当时被当作甲级战争嫌疑人被抓进巢鸭监狱的儿玉誉士夫在出狱后为了帮自民党右翼筹集选举经费，开着卡车沿街卖钻石，那些钻石是儿玉在上海帮帝国海军贩卖鸦片换来的。

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所有方面都是钱说了算的，所以在其他方面就不一样了，不少地方要夺回失去的地盘是很困难的，比如教育，传媒和言论界，填补被追放了的右翼保守人士空缺的是左派人士，起码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用一些日本人的话，日本到了后来就成了那么一个古怪的，身患“麦克阿瑟综合征”的国家，偏右的政治和偏左的教育言论以及传媒能够同时并存。

实际上在当时没人看好这次选举，苏联人和英国人说选举时间还太早，现在选举除了选一些东条的支持者出来之外什么也弄不成，就是美国国务院也怀疑大帅爷能不能玩过那些狡猾的东方人。实际上这些担心基本上都是出于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并没有什么真的根据，所以大帅爷就通过“追放”的手段，先把潜在的东条支持者的参选资格吊销了再说，在解决了谁能参选之后，大帅爷做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这次的选举能做到公正：大帅爷有刺刀。

在那次选举时，日本全国共有21，089个投票所，其中一半以上的大约一万两千个投票所在美军直接管理之下，这些被美军直接管理的投票所占到了城市投票所的90%以上，农村的大约40%。

“用刺刀管理”是指管理投票所使用的是美军军事力量，并不是说大帅爷用刺刀去干涉投票，美军管理投票所是为了选举的公正，并不是单纯地清查选民名单，监视投票和开票秩序，防止在投票所发生的单纯作弊，具有长期民主选举经验的美国人知道选举的名堂在什么地方，占领军甚至监视了选举资金的流向。

实际上那次选举唯一出过的麻烦就是不少地方的选民名单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到还是美国人弄出来的：被鬼畜轰炸机强拆了的日本地方不在少数，那些地方政府的户籍资料全部烧失，那些地方无法准确做成选民名单以至于在投票时出了麻烦。

源济

二十九．“宪法”和“机构”

除了那些小事之外，这次选举还是很成功的，起码在大帅爷看来是如此，你看连共产党都得到了五个席位，但也就是得到了五个席位，这样大帅爷既可以回应苏联人的指责：你们的徒子徒孙不都选上了吗？又可以回应本国国务院的指责：不能怀疑日本人的政治能力，他们做出了很正确的选择。

议会是立法机构，选议员是来立法的。“大日本帝国议会”在这次选举之后就没了，那么“大日本帝国议会”鼓捣出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就没啦，新选出来的议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宪法，会不会有人这么想？

想错了，日本国宪法用不着这帮议员们来操心，大帅爷已经帮他们弄好了。

日本有三对外公和外孙当过首相，至今为此的自民党最后一位首相麻生太郎和他外公吉田茂是一对，安倍晋三和他外公岸信介是一对，还有一对是1955年之后出现的第一任非自民党首相细川护熙和他外公近卫文麿。

天皇是“现人神”，无论哪个日本人见了天皇都是战战兢兢的，唯有一个人不这样，此人不但不战战兢兢，还能大模大样地坐下来翘二郎腿，这个人就是近卫文麿。近卫认为日本也就是天皇比他稍微尊贵那么一点儿，作为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这从藤原家分出来的所谓“五摄家”中排名首位家族的当主，在天皇面前架一下二郎腿也无所谓，起码近卫自己认为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除了他那显赫的家世和在日本人中不多见的一米八的修长大个之外，其实近卫文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日本海军的最后一位海军大将井上成美在评论近卫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个人要在海军里连大佐都升不上去，但他居然当上了日本国的总理，……，一般都把开战的责任归罪于东条英机，当然也确实是东条英机开了战，但要是从前因后果来看，近卫文麿的责任要大得多”。

其实这么认为的不仅是井上成美，日本几乎不分左右翼都认为近卫文麿应该战争责任最大的文官，中日全面战争就是在他手里打起来的，正是他的“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关上中日谈判的大门，那个倒霉的“大政翼赞会”的首任会长还是他，在陆海军都表示唯他马首是瞻的时候，他辞职不干把政权交给了东条英机，他要是上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那肯定要上绞架，广田弘毅就是替他死的，前几年有人写书在历数了从伊藤博文到鸠山由纪夫的历代首相之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最差劲的就是近卫文麿”。

唯一不这么认为的就是近卫自己。这么说起来其实不是“除了天皇就是他尊贵”，而是应该说他比天皇更尊贵才对。因为天皇起码还知道自己有战争责任，而这位根本就是没事人，后来在得知大帅爷把他当作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时候，居然气愤得自杀以抗议，可见其自恋程度。

天皇接受了波茨坦宣言，铃木贯太郎内阁在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之后就总辞职了，接班的是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这位又出来了还当副首相。在这位眼里什么都是浮云，只有他自己才是真的，在他那儿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战争，只有原来有个不听他话的陆军，而现在陆军已经没有了，所以日本又是他的了。

他当了副首相之后在干什么呢？

反正近卫干的事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他让警视总监坂信弥组织了一个叫做“RAA”的组织来“保护日本妇女”，这个“RAA”的含义是“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什么意思呢，看看近卫亲自起草的这份十三不靠的文书就知道了：“畏拜胜断，得见联合国军进驻，为维护一亿纯血，进而维护国体，……，为国民外交的圆满发展尽力之同时，为建设世界和平而尽力”。

这些乱七八糟吞吞吐吐的东西不太好懂，实际上这个RAA的日语名称就比较好懂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就是向近驻军提供慰安妇。但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好懂了，好懂到了不雅的程度，所以后来近卫文麿又新想了一个名字出来，叫“国际亲善协会”，这样比较不张扬，低调。

这个主意实际上是参谋本部那些精英参谋出出来的，因为美国鬼畜要来占领来了，参本的那些精英参谋们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一直“占领”到南洋的，他们知道“占领”就是抢劫和强奸。鬼出来抢劫就认了，反正已经没什么可以被鬼畜抢的了，他们只想“维护一亿纯血”。

那是1945年8月26日的事情，特恩契上校到达厚木基地的两天之前。

人和人不一样，大帅爷来了之后，留守首相东久迩宫都曾经忐忑不安地去找大帅爷辞职，说自己是皇族，当首相不太进步，而这位全无这些禁忌不安，还成天想去找大帅爷聊天。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看到他就烦，根本就不帮他上大帅爷那儿去预约时间，这位发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自己拽着个翻译就去找大帅爷。正好大帅爷被日本的天皇制，武官现役制，军政军令等等等等日本所特有的古怪规矩弄得一脑门子官司，听说有位当过首相的人来聊天也不反对，就在10月4日接见了他。在聊天时大帅爷就问他日本的统治机构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还凑巧了，近卫文麿带来的翻译还是那位前几天大帅爷接见天皇时的翻译奥村胜藏。有奥村在就会出现点什么事，奥村今天把大帅爷的话给理解错了。大帅爷在说话中表示“统治机构”用的是constitution这个字，但奥村胜藏把constitution这个字理解成了另一个更为常用的意思：“宪法”，于是就把大帅爷的话给翻成了“你看日本的宪法怎么样？”

近卫脾气有点古怪，但人可不笨，别的华族子弟都进学习院混文凭，这位是正经八百的在东京帝大学的哲学，又在京都帝大学的法学。一直自己觉得满肚子才华，现在正愁着没有地方能给大帅爷效劳呢，一听到“宪法”这两个字眼睛顿时就绿了，胸脯一拍对大帅爷就表开了忠心：“明治宪法确实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但是请放心，我一定把这些缺陷纠正过来”，说干就干，立即告辞干活去了。大帅爷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也就让他去了。

源济

三十．近卫文麿给气死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立法者”（Législateur），他专门化了一章的篇幅来评论立法者。因为在卢梭看来：“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

而大帅爷此时在日本就是神明：百战百胜，打败了号称不败的皇军，这是战神；一直号称是现人神的天皇只能低三下四地去晋见大帅爷，这是人神；带了粮食来给曾经的仇敌日本人吃，还是慈悲神，所以大帅爷最有资格来充当这个“立法者”。

当然大帅爷也没有准备让别人来去这个角色。

但近卫文麿自己可还没感觉出来，还在不自量力地继续表演。他10月4日去见大帅爷的那天还就是东久迩宫内阁倒台的那天，倒台的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了，就是内务省不肯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接下来上台的职业外务官僚出身的币原喜重郎，币原组阁上台是10月10日，立即就命令内务省把那几个赖在不走混牢饭吃的共产党给“放了”，准确地说并不是“释放”，而是派人接到东京来，交给大帅爷的顾问埃默森算完事。

实际上大帅爷对谁当日本首相并不太关心，大帅爷关心的是那人的英语怎么样，能不能交流得起来，当时在场面上混的吉田茂和白洲次郎的英语的流利程度都是和日语差不多的。当时有一种“翻译政治”的说法，意思就是日本政府的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翻译官手里的，那些翻译官只要说一句：“占领军就是这个意思”，他的上司就只能这么办。这号翻译中最有名的是日后日本最后一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首相宫泽喜一。宫泽虽然是大藏官僚，但据说普通英美人见了他也挠头。宫泽在1942年通过“高文”考试而成为帝国高等文官，但1953年就辞职不干去当政治家去了，就是因为其英语能力而被自民党器重。

其实这种“翻译政治”在什么地方都有，笔者就知道有家央企，因为要从欧洲某国引进技术，从一家频临倒闭的小工厂里找来了一个那个小语种翻译，结果整个引进过程被那位翻译全包圆了，因为所有的资料除了他没人看得懂，实际上他是不是看得懂也没人知道，这么一来那位翻译就很自然地成了厂级干部，这种例子在二十年前的中国要多少都有。

人家告诉大帅爷说这位币原不但会英文，人家还可以说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您要是不信可以和他切磋一下看看。尤其使大帅爷开心的是币原还是基督教徒。

那几天的上帝肯定和大帅爷他同，不然怎么会那么巧，东亚的另外两位领袖蒋介石和李承晚也是基督徒，当然蒋介石的英语差点，但有一位英语流利的蒋夫人，交流上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二战时都在太平洋战区的这两位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见过面，见面是韩战爆发之后的事情了。

币原这位会英文的基督徒日本首相当然很懂事，他知道前任的东久迩宫是怎么混不下去的，把几个共产分子接到东京来了之后就向大帅爷请安去了。前任的东久迩宫和大帅爷见过两次面，也不知道是大帅爷见了贵族说话客气还是他那附带着无数装饰用语的用定语从句以及状语从句拼装起来的言语实在太难懂，反正东久迩宫楞就是没听出来大帅爷对明治宪法不满意，所以大帅爷这次就直截了当地向币原说要改宪法。

币原有点为难：因为近卫文麿正在满东京吹嘘从大帅爷那儿领了圣旨要改宪法，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大臣了，照样领了一堆人在轰轰烈烈地闹，这到底哪边是游击队哪边算正规军呢？回头一想，自己是首相，而且从大帅爷那儿亲领的旨意，怎么说都是正规军，于是就找了个叫松本烝治的人来专门当这个修改宪法的差。

那一阵子日本像前几年中国全民炒股，这几年全民炒房似的全民炒宪法，除了内阁大臣松本烝治领着官饷在干之外，近卫文麿自带干粮也在干。但自带干粮在干活的可不止近卫文麿一个，大家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只要对政治有点关心的人都在干，有一个人干的，也有几个人像现在在QQ上建群那样合伙干的，各政党更是当仁不让，想弄出一个自己理想的宪法出来。在这里面最拉风的居然还是那个近卫文麿，因为他的出身背景，因为他们家的财力，因为他和天皇的关系，还因为他喜欢高调的脾气。。

大帅爷见了血统高贵的人天生有点没脾气，对近卫文麿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没吱声，谁也不知道大帅爷到底在想什么，但别人看不下去了，倒霉的是这位“别人”还不怕大帅爷。《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让谁弄日本宪法也不能让近卫文麿来弄，他是个真正的战犯，他现在应该呆的地方是监狱才对。让他去弄新宪法等于就像委派凶残的强盗出任孤儿院的院长一样的荒唐无稽。

大帅爷在日本君临一切，可是在他本国可君临不了什么，尤其是对于传媒。于是GHQ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是原来委托的时候近卫文麿还是东久迩宫内阁的大臣，随着东久迩宫内阁的辞职，这个委托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近卫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和GHQ没有关系。

近卫丧气了，还就在这时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又来找他，二话不说把他带到了东京湾上的海军军舰上，讯问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的关系，这次讯问可不像上次大帅爷那样的聊天，就是一场审讯。这一来近卫才算明白，大帅爷这是有点儿想把他当战犯抓了。

不是“有点儿”，大帅爷根本就是要把他抓起来。12月6日近卫文麿接到了一张通知，让他自己带着行李去巢鸭投案，这才算让从来不认真看自己的近卫冷静了下来。

冷静下来了的近卫觉得十分沮丧：东条他们不理解他是个很高贵的人，怎么大帅爷这么高贵的人也不理解他近卫文麿其实是很高贵的人呢？怎么能说关就关呢？想来想去想不通，最后留下来了一张大概意思是“就算有错误，怎么能把我当战犯抓呢”的纸条就自杀去了。

源济

三十一．盘尼西林宪法

对这个本名叫《日本国宪法》的东西，有人叫根据其特性叫“和平宪法”，也有人根据立法者的名称叫“麦克阿瑟宪法”或者“占领宪法”，近年来随着改宪声浪的逐步高涨，更有人干脆就管这部宪法叫“刺刀宪法”。

但这部宪法最搞怪的绰号是“盘尼西林宪法”。

日本宪法怎么和青霉素有了关系呢？这个名称来源于惠特尼少将。说是币原首相在1945年底得了肺炎，大帅爷给倒弄了点青霉素送去。那时候人都没有用过抗菌素，所以没有抗药力那么一说，一针打下去就见了效。开年的1月24日，币原首相到大帅爷这儿来表示谢意来了，在他走了之后，惠特尼发现大帅爷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一问原因，大帅爷说：“币原提议在新宪法中加入放弃战争手段和否定军备的条款，这样就再也不会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警察的恐怖政治了”。因为币原是在感谢大帅爷给的盘尼西林时说的这段话，于是就有人管这部宪法叫“盘尼西林宪法”了。惠特尼少将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帅爷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肯定了这个故事。

但是不管是币原还是吉田茂或者是日本的其他什么人写的回忆录中都找不到这种说法。这就只能相信这种话是惠特尼少将或者是大帅爷制造出来的。

大帅爷和惠特尼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传说呢，要放弃“立法者”的荣誉呢？实际上卢梭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为的是好让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代神明立言，也不是当他自称是神明的代言人时，他便能为人们所相信。”

不是神明而充当“立法者”很是危险的，当神圣的光环不再存在的时候，人们会反过来憎恶那些束缚了他们的法律，为曾经接受了那些法律而感到羞愧或者耻辱，会起来想方设法否定那些法律，甚至进而否定立法者自身，这可能就是大帅爷和惠特尼制造这个传说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们唯一无法否认的是自己，所以大帅爷无论如何都想给人一种：“是日本人自己选择了那个宪法”的印象。

事实上大帅爷和惠特尼很密切地在注意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的大量各种各样的宪法草案，说来有意思，和大帅爷想法最相近居然是日共起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那个宪法除了要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国这一点不合大帅爷胃口之外，在尊重人权和民主改革方面比大帅也见到的所有宪法草案都强，比松本烝治弄出来的那个“松本试案”更是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

松本烝治搞的那个草案是2月8日交给大帅爷的，虽然只是一个“草案”，但实际上天皇都已经过了目，当然不是作为正式的政府方案往外交，这是因为内阁也要面子，币原估计大帅爷会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想先让他去挑，完了再改，改完了再作为政府方案公布，这样刀切豆腐两面光，大家都有面子。

可是这个“松本试案”实际上在2月1日就已经被传媒捅了出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当然也包括大帅爷。大帅爷当时是不是想过要杀人不知道，但气坏了是肯定的。因为松本弄出来的这个宪法和大帅爷要改的那个明治宪法没什么不同。

松本烝治是东京帝大毕业通过了“高文”考试的“帝国高等文官”，后来才去东京帝国大学执教鞭的，除此之外松本本人还是贵族院议员，出任过满铁副总裁的人物，他父亲出任过铁道厅长官，到现在他外孙还当过富士施乐的社长，董事长。也就是说松本本人或者家族就是大日本帝国体制的一部分，让他去修改宪法会是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松本对明治宪法的最大修改是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改成了“天皇至尊不可侵犯”，这也属于万般无奈，因为天皇本人在年初的人间宣言里就已经放弃了“现人神”的地位，所以神圣两字是不存在了，这位另外想了个“至尊”的词出来。

本来松本烝治就认为修改宪法没有必要，宪法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在实行同样的一个明治宪法的时候，虽然有过“大东亚战争”这种黑暗时期，但也有过“大正民主”的光明时期啊，只要在执行细节上多加一点限制就行了，所以在松本提出来的草案中对天皇和议会各自的权限范围，大臣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止侵犯人身自由等等做了很详细的规定。

作为日本人，松本的想法是很常见的。日本文化中几乎没有“逻辑”这个概念，日本人对外国人最大的反感就是“理屈”太多，“理屈”就是“道理”的意思，日本人不喜欢把道理讲得那么透，而喜欢糊里糊涂到时候挑一个方便的来解释就行了。日本现在还有个衙门叫“内阁府法制局”，专门解释法律，其解释能力的高超令人瞠目，比如现行的日本宪法是放弃战争，放弃军备的，但是日本照样能派出一大堆扛枪的人出洋过海去当差，也不存在什么违反宪法一说，这就是法制局的能耐之所在。

但大帅爷是美国人，无法接受这种暧昧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在《每日新闻》把这个草案捅出来之后，连各日本传媒也没有支持的，都认为这个宪法方案太保守，太落后于时代了，更不要说大帅爷了。

大帅爷在2月3日找来了惠特尼少将：“这个方案不行。”

惠特尼没吱声：这是什么大事啊，本来也没指望过他们整出行的东西，不行就再让他们改呗，对方要是实在愚昧就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干不就行了吗。

大帅爷知道惠特尼在想什么，望着桌上的台历的大帅爷的嗓音里似乎有意思忧郁：“柯尔特，要知道我们没有时间了。”

源济

三十二．英苏联手玩大帅爷

大帅爷是史上最强殖民总督，也没有人给大帅爷规定过任期，为什么这次出来了个“没有时间”的问题呢？这要从大帅爷的官衔开始讲，大帅爷的正式顶戴花翎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SCAP），并不是“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官”，实际上当时大帅爷在日本带的也不光是美国兵，还有英国兵，加拿大兵，澳大利亚兵和新西兰兵，虽然除美国之外基本上都是象征性的，但盎格鲁萨克逊五兄弟还是一应俱全。

盟国可不止这五兄弟，其他的国家呢？首先法国自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那边法属印度支那该怎么倒腾还没有个准主意，根本就没有空闲来偷窥日本；倒是中国的蒋介石捎了话来说要“送两个最精锐的陆军师进驻日本”，大帅爷也认了，都是同盟国都是基督徒同驻同驻。

但说是说了，一直也没见中国军队要进驻日本的意思，实际上大帅爷对这位现在被改名叫“常凯申”的蒋介石不是很看好，美国国务院派给大帅爷的顾问中不少人原来都是史迪威的部下，仗打完了就近让大帅爷给管饭吃，这伙人没少在大帅爷面前打常凯申的小报告，大帅爷也知道点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蒋介石本人可能一脑门子剿共官司，而手下则正在忙着到处“抓汉奸”。

“抓汉奸”在抗战之后的中国成了一个很搞笑的名词，坦率地说国府如果不是那么地抓汉奸的话，可能在大陆还能多呆点时间，抓汉奸抓着抓着就抓瞎了。本来抓汉奸是件好事，但国府的兖兖诸公愣给闹的鸡飞狗跳，有事没事您先是了汉奸再说，拿出钱就免去汉奸的罪名了，结果来抓汉奸的接受大员们一个个全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了，被人改称为“劫收大员”，正在潜逃中的辻政信参谋在越南都见识过看守日军抓汉奸发财的国军。再到后来连准备进驻日本的那个第67师也被人灭了，灭剩下来的去了台湾，反正大帅爷的底下就没有了国军，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说句笑话，现在在中国乱叫“抓汉奸”口号的人还有不少，每次听到这个口号就禁不住想“是不是蒋介石又回来了？又憋着在要共谁的产呢？”。

除了法国和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有英国和苏联。有趣的是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大帅爷的敌人。苏联人当然和美国人过不去，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就是杜鲁门坚决不让日本像德国被各国分割占领，拒绝了苏联通过占领北海道而得到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的要求，但英国人怎么也和大帅爷过不去似乎有点不好理解。这可能是一种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跌落下来，现在只能跟着过去那些不尊王化而出去混殖民地的那些不良远亲后面混的心理落差的反应吧。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日本的参谋本部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在于参本从来不从日本的国力出发考虑问题，而参联考虑问题从来就是基于美国的实力，有时候这种“从现实出发”回到很令人吃惊的地步。

比如参联从一开始就计划了多国联合占领日本，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第二天的8月16日，参联提出了后期对日军事占领所需的23个师里，美军只出8.5个师，苏军6个师，其他国家9.5个师，苏军的占领地区为日本的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18日被杜鲁门在SWNCC（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75/5文件中所否定了。

SWNCC 75/5规定了占领军最高司令官必须为美国军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出动的人力是盟军总兵力的75%，提供了盟军所需物资的95%以上，美国不肯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的心理是很好理解的，大帅爷就是根据这份文件当上盟军最高司令官的。

但美国并不排斥盟国军队参加占领日本，只不过首先必须在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指挥下，第二其他盟国参加占领的军队总和不能超过美国军队，并且在8月21日向英苏中三国提出了设立一个远东咨询委员会（Far Eastern Advisory Commission）以辅助盟军最高司令官占领日本的建议。

到9月底，中国和苏联都响应了美国的建议，但是英国提出了反建议。

英国提出了一个由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澳大利亚组成一个“对日管理理事会”，拥有政策决定权的组织，这个方案不要说能得到澳大利亚的支持，就连当初表示要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也转过来支持英国方案了。

苏联人最想参加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但是如果没有大兵团在独立地区参加占领则毫无意义，这种所有其他盟国兵力总和不能超过美军的限制使得苏军即使在得到了其他盟军支持之后都无法和大帅爷分庭抗礼，更不要说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苏联人就支持所有能让美国人觉得不舒服的提案，不管是谁提出来的。

英国人的这个提案真能把大帅爷逼疯了，现在大帅爷靠私下的连打带拉搞小动才能保持表面上的平衡，这要是有一个决定政策的委员会来当大帅爷的家可怎么是好？后来好不容易才说服了英国人把这个提案扯了回去。

后来在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伯恩斯，英国外相贝文（Ernest Bevin）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举行三方会谈，至于法国和中国为什么被排斥在这个会议之外则没人知道。反正这次会议决定了建立一个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和印度这十一个直接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在尊重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前提下这个委员会对日本的所有事务都有发言权，包括就要进行的远东军事法庭就是由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组成。

而这个唠叨的远东委员会在2月15日就要开张了！

这就是大帅爷说的“没有时间了”的真正含义。

源济

三十三．一个星期拼出来了一部宪法

大帅爷知道这个远东委员会肯定会对日本宪法指手画脚。

蒋介石没说过要废除日本的天皇制，但也没有说过维护天皇制，但苏联人肯定不会喜欢天皇，澳大利亚人更是视天皇为最大的仇人，成天在琢磨的就是怎么把天皇送上法庭。大帅爷知道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人为了恶心美国人肯定会支持所有废除天皇制的提议，这样一来废除天皇制几乎就是无可避免的的了。

大帅爷绝不能让这种事态出现，在大帅爷看来，是否保留日本的天皇制是关系到他对日本的占领能够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还价的余地。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抢在远东委员会开动之前弄出大帅爷能满意的新宪法，给远东委员会的诸位大员们来个既成事实，这样才能凭借“盟军最高司令官必须受到尊重”的保护伞蒙混过关，使得日本的天皇制能够继续。

可是只剩下十二天了，能行吗？

行不行的得干完了才知道，不干是肯定不行的。大帅爷对惠特尼少将说：“你是律师，你去帮日本人起草这份宪法。”

“……”，惠特尼有点迟疑。

“在这三条之外，你拥有全部裁量权”，大帅爷飞快地在一张纸片上写了些什么。

大帅爷递给惠特尼少将的这张纸片就是有名的“麦克阿瑟三原则”，简单地说就是：1，保留天皇，但只作为象征性存在；2，放弃战争，不设常备军队；3，废除华族等封建制度。

惠特尼拿着这张纸片立即冲出了大帅爷的办公室。

惠特尼找来了民政局次长凯德斯上校（Colonel Charles L. Kades），法规处处长劳威尔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Milo E. Rowell）和政治处处长哈希海军中校（Commander Alfred R, Hussey），向他们转达了大帅爷的旨意。这三个人再加上惠特尼少将是现在GHQ民政局里有律师资格的四个人。

当时美国是征兵制，加上又是全国总动员的战争期间，因此大帅爷手下本不缺律师，甚至专门搞宪法的人才都能找到，但一来这些律师不在民政部，而起草宪法是非常秘密的一个任务，无法兴师动众，二来就是兴师动众可能不下军令也没人肯来，当时不少现役军人的律师去参加对战犯的审判去了。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军人们都在准备重返和平生活，在这个时候能够在那种审判上露一下脸出一下名对于将来的职业生涯是太有帮助了，谁会来搞这个 无名无利的起草宪法呢？

所以在从东京到新加坡的各地法庭上到处是美国律师们咆哮公堂，肆无忌惮地发表着各种过激言论，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当时美国律师的现实写照，“真正的战争罪犯就是杜鲁门总统”这句话在当时就是流行语，不止从一个美国律师嘴里出来过。弄得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韦伯大法官很困惑地向那些律师：“你是现役军人，你怎么能够当庭攻击你的最高司令官？”

那位军人律师的回答是：“不，现在我是律师”。

他们比较幸运，不是李庄律师。

根据GHQ的正式记录，惠特尼在2月4日召集他手下的民政部人员开会，宣布从现在开始到2月12日为止的任务就是完成起草日本宪法，其他日常事务全部让路。

惠特尼同时告诉大家，以外相吉田茂为首的右翼保守人士肯定不会让美国人起草他们的宪法，会想出种种方法来妨碍。如果能说服吉田茂最好，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动用武力，这是大帅爷已经许可了的。但是为了避免麻烦，最好还是不让他们知道。情报部G2的维罗比少将和日本右翼走得很近，如果情报部的人知道了起草宪法这件事就有可能会泄漏给吉田茂，所以即使在GHQ内部这件事也必须完全保密。

接着按照“立法”，“司法”，“行政”等职能内容分成了十个小组，每小组三到四个人组成，民政部里男男女女能上的全上，好在惠特尼的民政部里人员有一个特点：虽然真正的律师只有四个人，但是读法科出来的不少，其中还不乏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这些名校。那些平均年龄也就26岁左右，军衔也只是中尉上下的年轻人，虽然没有资格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去打官司，但这个任务照样激动人心：起草宪法！不是在课堂上做作业，而是真的在为一个国家从无到有地起草立即能实际应用的宪法。

当时民政部的这些人几乎没有睡过觉，晚上回驻地洗个淋浴就又回第一保险大厦接着干，实在累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个盹。

这些反常的举动被情报部维洛比手下的人嗅出来了，觉得民政部的人这些日子鬼鬼祟祟的肯定又在策划什么阴谋，没事就到民政部的几个办公室里来找人打屁聊天，想探个究竟出来，谁知道惠特尼已经防到了这一招：那几天民政部的人像猫闹春似的老有对把男女在交通要道上不知道在卿卿我我地切磋些什么，实际上那都是派出来监视周围环境的，只要G2有人靠近就向办公室里发出无线暗号，办公室里面的人接到暗号就开始在纸上写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然后就围着这些数字开始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

反正G2的人就知道民政部在忙，很忙，而且忙的东西很可疑，但就是无法刺探出来民政部到底在忙什么，又不能禀报给大帅爷，因为维洛比知道大帅爷和惠特尼走得更近。惠特尼和维洛比不同，惠特尼不能算行伍出身，他是已经在马尼拉营业了十五年的开业律师，是被大帅爷楞给拉了壮丁才落的草。也因为惠特尼少将实际上不是军人，所以才成为了大帅爷真正的心腹，要扳倒惠特尼，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所以维洛比只能气鼓鼓地在一边转来转去。

八天之后的2月12日，林肯诞生纪念日，也就是大帅爷给惠特尼的交货期，民政部的年轻人们在这天上午终于完成了这部宪法，惠特尼立即把这部宪法交给大帅爷过目，大帅爷就只纠正了一处拼写错误就交回给惠特尼：“柯尔特，把这部宪法给日本人。”

三十四．“阳光像原子弹爆炸那样明媚”

惠特尼立即让人把大帅爷批准了的宪法草案刻成蜡纸油印了出来，然后在2月15日打电话给外相吉田茂说：“现在有空了”。

吉田茂实际上在8日把“松本试案”交给惠特尼的时候就问过什么时候能有回音，当时惠特尼的答复是：“给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吉田茂接到这个电话就知道是有关宪法草案的正式答复来了。

但是接下来惠特尼的要求又让吉田茂不安了起来：“地点在你家，为了避免理解错误，最好参加者都懂英语，不需要翻译。”

但是在惠特尼赶到吉田茂公馆的时候，发现有四个人在恭候着他的到来：吉田茂，吉田茂的密友白洲次郎，松本烝治，还有一个人他不认识。

吉田茂向惠特尼解释说，松本博士是草案的起草人，这次见面一定需要他在场，但松本博士的英语可能还不能听懂所有的应酬，所以为松本博士配备了翻译，但是他能够保证这次会谈的每一个单词都是秘密，绝对不会泄漏出去。

惠特尼考虑了一下形势，松本烝治不可能用英语和自己当场吵起来，这个看上去粗口不绝，颇有芝加哥黑帮老大风姿的吉田茂其实是最好对付的一个人，唯一不知深浅的就是那位英国绅士白洲次郎。

为什么惠特尼吃定了吉田茂呢？因为前不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年初大帅爷让天皇发了有关公职追放的敕令，这个敕令牵涉到了币原内阁中的几位阁僚，按照日本的传统此时内阁就要总辞职，然后天皇再任命一位首相，这位新首相在组阁时注意不让那几个要追放的大臣入阁就行了。

顺理成章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会出问题，连内阁要总辞职的消息都已经向媒体吹了风。然后外相吉田茂求见大帅爷禀报这些安排，大帅爷也同意了立即召见。

晚上7：30分吉田茂到了美国大使馆，大帅爷在听完了吉田茂的陈述之后不耐烦地问道：“外相先生，我想币原男爵是最好的首相，难道你们还能找出人来代替币原男爵吗？”

“天皇陛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天皇陛下会再次任命币原喜重郎为首相的”，吉田茂根本就没有想过这种安排会有问题。

“外相先生，币原男爵是在我指导下的最好的日本首相，但如果他的内阁明天总辞职的话，日本人会认为他不是我指导下的最好的的日本首相，即使你们的天皇能够接受币原男爵，我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也无法接受。”大帅爷一字一顿，脸色铁青。

吉田茂站了起来，向大帅爷深鞠了一躬：“我一定向币原喜重郎转达最高司令官的意思”。

惠特尼送吉田茂出了大帅爷的办公室，在等电梯时惠特尼不安地问吉田茂：“你确认你懂了最高司令官在说什么？”

吉田茂几乎是狂乱地点着头：“太懂了，太懂了”（Too well，Too well）。

第二天没有出现币原内阁总辞职的事件，只是几个够追放条件的大臣辞职。

经过了这件事，惠特尼确信吉田茂知道他的老板到底是谁，但别人呢？惠特尼就不知道了。

惠特尼面对着四个人开了口，直截了当。不浪费一个单词：“先生们，最高司令官认为你们的修正案是无法接受的，松本方案和盟军所希望的日本沿着民主的方向实行政府机构职能重组，从而接受战争以及战败的教训，重新成为和平家庭的一个成员的目标相差太远。”

惠特尼停顿了一下：“最高司令官已经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原则文本，根据这个文本我们整理了这份宪法草案提交给日本政府，我建议日本政府给予这份草案以最充分的的考虑并将其作为在准备宪法修正案时的指南。”

惠特尼还在继续：“我们并不准备对日本政府采取强制行动，但最高司令官已经决定了在普选之前将新宪法交给日本人民，这样他们将有机会自由地进行讨论和表达他们的愿望，如果内阁无法在普选之前准备一份适当和可以接受的的宪法草案的话，麦克阿瑟将军将把这份草案直接交给日本人民”。

包括翻译在内的四个日本人的脸“唰”的一下都变得惨白，惠特尼的话把他们所准备的所有讨价还价的预想全部推翻了：已经给你们起草好了，合适不合适的你们就凑合着用吧，这也太欺负人了。就算别的不会，剖肚子总会吧？老爷还就不相信你麦克阿瑟真的不怕“一亿总玉碎”。

看着白洲次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说实话惠特尼也有点紧张。这个成天拿着威士忌酒瓶迈着跌跌撞撞的步子在第一生命大厦乱晃，看见熟人就灌人一口的醉鬼实际上比谁都清醒，在那个全国上下陶醉在珍珠港胜利的时候，这个当初在英国留学时曾经以他那辆豪华本特利震撼了剑桥的公子哥居然辞去一切公私职务隐居乡里以农耕为生，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惠特尼实际上知道白洲次郎手里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来历，也知道GHQ在他的酒瓶面前没多少秘密，惠特尼甚至设想过如果白洲次郎被什么人暗杀了之后日本会出现什么局面，说实话他惠特尼唯一吃不准的就是这个白洲次郎。

吉田茂和松本烝治背对着他们在商谈着什么，惠特尼知道吉田茂应该是吞下了大帅爷的方案，现在必须说服这个白洲次郎。

惠特尼看着吉田茂的庭园，嘟哝着：“有个有钱的丈人可真是好事，我想去那边坐一下，无论如何不应该辜负了这么美丽的天气和庭园”，说着话就走到院子里摆着一张石桌边上坐了下来。

一会儿，白洲次郎走了过来，依然满脸惨白。惠特尼知道白洲次郎甚至已经有可能找到了对策，只是还在估量后果。

惠特尼决定告诉他后果会是什么，看着明媚的天空，惠特尼对在嘟嘟哝哝道歉说来晚了的白洲次郎不经意地说了一句：“Not at all, Mr. Shirasu. We have been enjoying your atomic sunshine.”

白洲次郎惨白的脸变成了灰白，受过英国教育的白洲次郎当然听懂了惠特尼特地说的这句牛津英语的意思绝不是字面上的“没关系，白洲先生，我们正在享受阳春的阳光”，而是“你看这明媚的阳光像不像原子弹爆炸？”

正好在此时，一架美军的B-29好像在证实这句话似的掠过他们头顶。

白洲次郎放弃了抵抗。

源济

三十五．和平宪法

现在的日本又重新开始了一轮对白洲次郎的礼赞，实际上白洲次郎除了在那个“翻译政治”的年代所必需的出色的英语能力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

但白洲次郎的英语确实不错，一次惠特尼夸奖白洲次郎的英语，结果被白洲反讽了一句：“你要是从小好好学习的话，没准也能说好英语”。

和粗鲁大舌头的美国人不同，英国人说话还算能称得上优雅，牛津剑桥的英语更有不少特有的语音，牛津剑桥出来的人还特别喜欢卖弄这些语音，暴发户的美国人则是一听到这些语音就腿脖子转筋，这就是白洲次郎在第一生命大厦上下转悠，人人见他都客客气气的根本原因：这家伙不是牛津就是剑桥的！惠特尼少将本来就有点学历情结，别说牛津剑桥，他连常青藤都不是，就华盛顿大学的。

三天之后的2月18日，松本烝治向惠特尼少将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大概意思是中国人说过橘生于淮南为橘，但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面有个水土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因为“日本人民还没有具备能够完全实行民主的素质”，松本忘了惠特尼曾经说过要把这个文本直接交给日本人民的。

松本烝治的背后得到了吉田茂的支持，吉田茂实际上也知道这种反抗没有作用，但还是想试一试。可是币原首相不愿意再继续扯蛋了，在2月22日干脆把美国人的草案交给了天皇过目，就像当初要不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宣言似的请“圣断”。

当初波茨坦宣言也接受了，现在接受一个宪法也就不是什么很大的事了，起码天皇是这么认为的，这事才算最后定下来。然后再把美国人搞的东西译成日语，再整理成法律文书似的东西，到最后这份玩意再次回送到惠特尼手里已经是3月4日了。

惠特尼让手下人看了看，觉得基本上行了，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如果完全相信日本人是会倒大霉的，日本人很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参杂些私货进去以至于将来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惠特尼决定认真检查。检查的方式是最原始但也最可靠的方式：先把日本方面提出的日语文本译成英语和原来向日方提出的英语原文对照，然后再将翻译过来的英语再一次反译成日语和日方提出的日文原告对照，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地重复这个过程，日本的起草小组（或者说翻译小组）也参加了这一过程，包括松本博士。但这些人中最高龄的松本烝治博士（当时69岁）吃不消这样的重脑力劳动，只坚持了一小时就退了下来。

已经完全没有了时间，惠特尼的手下只能打通宵，打瞌睡怎么办？喝咖啡。咖啡是用五加仑的军用汽油桶提进来的，不要说在场的日本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喝咖啡的，没上过野战战场的惠特尼也是头一次看见这么豪爽的喝法。美国人本来就不太正经吃饭，现在就更是直接啃K-ration野战干粮，好在美国人的野战干粮也分早中晚餐。

到了后来文人的日本人全倒下了，美国人虽然也是文人，但到底是军人，还都坚持了下来，到最后一个自然段完成时已经是3月5日下午13：30分了。

大帅爷立即就批准了这部宪法草案，第二天早上内阁也批准了这个草案，接着大帅爷发表了声明：“今天，我能够很满意地宣布天皇陛下和日本政府能够给日本人民一部经过我批准了的全新和开明的宪法”，将这部宪法（当时还只是草案）公布了出来。

这就是日本宪法的来历，实际上在法律上这部宪法的正式公布是当年的11月3日，施行是再半年之后的1947年5月3日。

这部宪法与众不同的是第九条，也就是这部宪法之所以被人称为“和平宪法”的最核心的那一条。

这条的中文译文是这样的：

“1．日本国民真诚地追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国家权力。

2．为了达成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战斗力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放弃战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1927年由法国外长A.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F.B.凯洛格倡议，1928年8月27日由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南非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一般把这个条约称为《巴黎非战公约》。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这个条约。这个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

《非战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在此以前的国际社会中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主权国家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事实上这个《非战公约》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德日主要战犯（危害和平罪）的重要法律依据。

大帅爷把“放弃战争”第一次写进了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但大帅爷比巴黎公约甚至还更加前进了一步，除了放弃战争之外，大帅爷还提出来了放弃军备。

大帅爷之所以提出这种提案应该是不想再次体验太平洋战争这样的惨痛经验，但是坦率地说，一个国家放弃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是可行的，但是放弃军备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不要再过多久大帅爷自己就要知道这一点了。如果大帅爷对他自己搞出来的日本宪法很满意也就是仅仅就是在那么几天里面，韩战一开始他也就开始后悔了，想修改宪法，但由于韩战正在进行而未能如愿，直到卸职之前还和那时候的首相吉田茂谈过要修改这个宪法，后来吉田茂，岸信介一直到最近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努力过，但都没成功，因为大帅爷当时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地把日本宪法弄得诡秘无比，使得这个宪法实际上无法进行修改！

源济

三十六．修改不了的宪法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个全称为“自由民主党”的自民党，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呢？自民党是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合并的理由就是为了凑出来修改宪法所需要的议会三分之二多数，也就是说自民党建党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改宪法。

自民党是在1955年结的党，到现在已经有57年的历史，怎么这个宪法还没修改成呢？

这是因为日本宪法的第96条第1项里有这样的叙述：修改宪法必须要“在众参两院各自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赞成之后，国会开始讨论，提出议案，得到国民的承认。所谓国民的承认是指举行特别国民投票或是在国会选举之时举行投票，必须过半数以上表示同意。”

从制定到现在六十几年一字未改的宪法在世界上也就只有这么一部，关键就在这个96条第1项了，这是因为战后日本的政治史上只有过执政党在众议院掌握过三分之二多数而从来没有过执政党在众参两议院同时掌握过三分之二多数的例子，所以谁都改不了。为众议院选举是全部议席改选，此时如果哪个政党特别有人气的话完全可能得到三分之二的议席，而且执政党还可以随意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比如最近就有过两次：2005年时的小泉纯一郎人气和2009年的民主党人气。但是参议院一来没有解散的制度，二来选举是错开来的，每次只改选一半的议席，这样掌握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就不可能，因为不管任何人气如日中天的政党或领导人，三年之后肯定人气凋零。

就这一条就已经足够了，更不要说还有一条全民公决投票的限制。

“三分之二”这个美国人的发明真是十分伟大：既给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又设置下了一个永远无尽头的黑暗隧道让你去慢慢摸索。实际上说美国人在日本宪法中埋地雷就是为了给日本人来个坑爹也不公平，他们在自己家里也是这么干的，比如美国号称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实际上在代表行政权力的总统和代表立法权的国会之间就不平等，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决定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数，而这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总统真要干些什么美国国会就只能骂骂咧咧地在一边打酱油。

有人发明一个美国人反对日本人修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倒霉宪法确实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人的，但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没有反对过日本人把他改了，要知道一个最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就是现在最热心地在维护这部宪法的日本人是日共，这可绝不是大帅爷的本意，就算是按照一些阴谋论者的思维，这个后门是大帅爷有意留的，但现在走这个后门的左翼政党，就算是阴谋也是个傻阴谋。

吉田茂本人在思想上是个修宪派，麦克阿瑟在卸职前也和吉田茂谈过这个问题，但吉田茂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作为。心里肯定在嘀咕你个老混蛋搞了个怪出来，现在让人咋整啊？把这个烫手山芋给了岸信介，反正岸信介精力充沛，是个什么犯忌干什么的主。

岸信介在战后第一次访美时还只是自民党干事长，在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提出了想修改日本国宪法。本来以为杜勒斯会皱眉头的，谁知道杜勒斯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说了一句：“你改得了吗？”，也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痛心疾首，根据杜勒斯的意识形态，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到了现在，还有不少美国人隔几天就要吵吵闹闹一次，要日本人赶快修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助理国务卿的阿米蒂奇。

吉田茂和岸信介在宪法问题上的表现极有意思，一方面在思想上想修宪，有时也试探一下修宪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以这个宪法为盾牌在安全保障上节约钱，专心致志搞经济。到后来岸信介甚至以政治生命为代价也要换取日美安保。

1949年出现了红色中国，接下来是韩战。日本人如果能修成宪对美国的好处克太大了。有些什么事可以带着日本人一起上，省得现在为了自卫队出国所带的机枪口径都要在国会里打口水战。至于有人自作多情地在想美国人肯定会提防一下日本人，别弄出第二个珍珠港什么的，那是把珍珠港对美国的打击太夸大了。美国人会担心日本人会再弄个珍珠港出来才见了鬼，而日本人会去再想弄珍珠港也算见了鬼了。就算日本人有点弱智，也不会比那些成天意淫的好汉们更加弱智的。

日本人想修改宪法挣扎了几十年，唯一的进展就是在2007年通过了一个“国民投票法”，说可以就改宪问题进行全民投票了，至于三分之二的问题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直到现在，日本人成天还在为了如何修宪而伤脑筋。

伤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围绕宪法分出来多少派别就知道了。自民党作为“宪法改正”的推进派，自称是“改宪派”，同样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这些反对修改宪法，口口声声要“维护宪法”的被称为“护宪派”，这都好理解，但剩下来的就千奇而百怪了。

比如现在已经散了伙的日本新党原来主张的是坚持第九条，但要强化宪法里的和平和人权，这派被人称为“护宪的改宪派”；民主党内有一帮人认为改不改是一回事，但必须议论一下21世纪的日本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模样，这派被称作“论宪派”；还有一批民主党人认为应该要把宪法弄成一个不准没事就创造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解释国家权力的基本法，这些人被称作“创宪派”；公明党呢，主张宪法第九条不动，另外再加上人权的条文，这叫“加宪派”；社会民主党反对修改宪法，但有一位议员叫辻元清美的给大家指出一条路，说把现在的宪法条文的解释再灵活一下不就行了？这叫“活宪派”，和“创宪派”正好针尖对麦芒；还有提出不如学美国人没事就追加一条修正案的“追宪派”，什么都有。

现在有关修宪最新的主意是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出出来的，他提议废除参议院，把三分之二条件改为过半数，但马上有人指出这是废话，因为先要能修改宪法才能做到这两点。

对日本修宪最紧张是南韩北韩和中国。不管日本修宪是不是有可能，从最坏的可能性考虑，真要是日本重新开始武力扩充，那可够这两个韩国和中国喝一壶的。有人尽管可以拍着胸说一大堆豪言壮语，但说实话估计这三个国家的总参谋部没一个真愿意和日本自卫队去干一架的，现在的军事实力不太清楚，但是六十几年前那是一支最能打的步兵也是事实。好在大帅爷给日本人装的套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得开来的，在看得见的将来，日本人还是修不成宪。

源济

三十七．“经济民主化”

文革之后，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电器产品是盒式录音机，随着街头巷尾充斥了从一块砖头似的单喇叭录音机到最高级的“四喇叭”录放收三用机，中国人知道了“三洋”这个品牌，因为他来的最早。再往后又知道了更多的日本品牌，比如夏普，索尼和松下。再往后呢，就是前不久松下公司把这几年一直深陷于经营危机之中的三洋给合并了，这个对于不少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是很亲切的“老三洋”品牌就这么没了，好在三洋的家电以“AQUA”的品牌卖给了海尔公司，还有点好挂念的。

这次合并三洋的大规模行动给松下公司2011财政年度的决算带来了7，800亿日元（102亿美元）的公司历史和日本同行业最高赤字记录。

松下公司为什么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也要救三洋？大阪一带的关西日本人会告诉你一个答案：这两个公司早先的老板是兄弟，是自家人。

老冰是不是太喜欢打八卦，这两个公司在历史上的渊源和这个系列有什么关系呢？

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没有大帅爷就不会有三洋公司。

松下和三洋并不是兄弟，而是姐夫和小舅子。

三洋的创业是1947年2月1日，一个叫井植岁男的人带着两个兄弟井植祐郎井植薰成立了一个“三洋电机制作所”开始的。这三个人是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小舅子，尤其是井植岁男是跟着姐夫从捣电玉浆做灯头插座开始的，如果说松下幸之助是个优秀的发明家，则井植岁男就是最好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者。松下公司能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一个连小作坊都算不上玩意发展到日本最大的电器生产商，井植岁男功不可没。但既然是这样井植岁男为什么还要率领众兄弟出走另立门户呢？

这是井植兄弟们为姐夫两肋插刀的举动。当时松下电器因为规模太大（说出来吓人一跳，当时连“松下造船”“松下飞行机”都有），而且在战时为军部生产了不少军用产品从而被大帅爷指定为“财阀企业”，不但企业面临解体，就是老板和高管们也全部面临着被追放的命运。

井植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这个家就只有姐夫，没了姐夫就大家全没了，“姐夫在，心犹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于是几兄弟承担了所有的罪名，被松下公司除名，这样把松下幸之助给救了下来。

三兄弟们开的这个公司就是“三洋”，刚开始三洋也就是靠帮松下搞配套，后来的独立产品的技术基本上也都来自松下的姐夫家，自己没什么开发能力，所以在广场协议引起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经营状况一直不佳，最后还是由姐夫把这个小舅子包袱给再次背起来了。

这是发生在大帅爷主持的“财阀解体”中的一个小插曲，“财阀解体”是大帅爷在日本搞的民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叫“经济民主化”，大帅爷标榜的主题思想是：日本的经济体系是一种“私有社会主义”的玩意，在那个经济体系中10%的日本家族控制了90%以上的日本经济，这既是日本人贫困的来源，也是日本人选择战争的动力。所以大帅爷要主导一次打破大财阀企业主导日本经济的斗争，使得日本经济成为一种富有竞争精神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

这个“私有社会主义”（Private Socialism）的古怪名词除了大帅爷和他的手下之外没有人用过，一般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大帅爷及其手下采用这种说法是由于后来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凡是资本主义都是好的，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坏的”，就算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就不好呢？干脆改成“私有社会主义”，这也是一种大帅爷式的“两个凡是”。

大帅爷认为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最高元首的封建国家，天皇的下面是军阀，财阀，地主，官僚，政党，还有学阀在支撑这个制度。日本之所以走上了战争道路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在作怪。

在大帅爷眼里，日本农村所发生的一切才是日本悲剧的开始，极度的土地兼并和地主对于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大量农民破产。这些破产农民成为了财阀们的廉价劳动力和陆海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这样的结果使得日本能够以极低的价格生产大量的商品但却无力消费这些商品，为了夺取能够销售这些商品的市场他们不惜使用武力，因为武力在日本的价格也非常低廉。

这种理论是不是有点左倾？实际上先天性反共的大帅爷有点左倾思想也不足为怪，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就是一个全世界左倾的年代，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也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好，在经济政策方面相像的地方很多，就是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日本革新官僚也有许多可以类似的政策，实际上罗斯福的“新政”也还是属于这一类。本来大帅爷只是职业军人，并不是什么经济理论家，他的一些观念基本上都是从周围的顾问那儿批发来的，而美国国务院为大帅爷准备的那些顾问不要说就是当时美国最先端最流行也最主流的经济理论的信奉者，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所以即使大帅爷不喜欢罗斯福本人，但思想上却受到罗斯福的影响是很正常的。

再有一点就是大帅爷的认识里面没有什么左倾右倾的概念，因为那只是对事实的说明。左倾右倾更重要的还不是在对于事实的说明，而是在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正的左倾是采用肉体上解决的方法，而非左倾则采取不会采取那么激进血腥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大帅爷也没有准备采取激进或者血腥的方法来解决日本的问题。首先他不但根本就没有准备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反而还为维持天皇制煞费苦心，前面所说的明里暗里手脚齐上逼着日本人接受的宪法就是一个证明。虽然到现在日本人为了那部宪法里面的放弃战争和军备的说法很伤脑筋，但是对于大帅爷为了保护天皇而采取的手法也表示理解。

但被大帅爷保护下来了的天皇，也就真正成为了一个象征的符号了。如果说日本在将来恢复军备甚至恢复交战权都还有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话，起码在看得见的将来有人想利用天皇的名义来进行走私也还是不太可能。

大帅爷对其他的几个围绕在天皇周围的社会集团的处理也是这样。随着日本的败战，军阀集团就已经寿终正寝，解散日本帝国陆海军的进度比预想的还要快得多，大帅爷在到达厚木基地两个月之后的1945年10月16日就发表声明说：“日本全国的武装解除已经结束，日本军队已经不复存在”。军阀集团和官僚集团的领头人们也已经逮捕入狱正在准备进行审判，宪法已经制定出来，议会也换成了经选民普选而产生的。

再来上一个“经济民主化”。

源济

三十八．不要去管日本的经济

很有意思的是，“财阀”这个字并没有相对应的英语单词，英语里的“财阀”就是用日语的读音“Zaibatsu”，类似的英语单词还有“Shogun”（将军，不是军衔，而是幕府将军的那个“将军”），“Kamikaze”（神风特攻队），“Kaizen”（改善，丰田公司的一种经营活动）等几个，都是一些日本特有的，无法用英语中既有的单词表现的一些东西。

“财阀”是战前日本特有的经济形式，而日美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日本有“财阀”这个概念而美国没有。如果比尔盖茨是日本人的话，估计现在随便那个小姐兜里的保险套可能都是“微软”的了，当然口彩可能不太好，但是反过来广告词好商量。

除了现在的韩国有和当年日本相似的“财阀”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别看这是个汉字组成的单词，但实际上“财阀”和中华文化命相犯冲，别说共产了的中国大陆没有财阀，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都没有当年日本和现在韩国那种意义上的财阀。虽然在港台和新加坡也有一些“财阀”的说法，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财富的恭维或者吹嘘，那仅仅是几个有钱有势的家族罢了，根本不是什么财阀。

战前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才是大帅爷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财阀。基本上是存在一个由家族成员组成的合名会社作为核心，这个合名会社就是一个控股公司，控制着派生出来的子公司孙公司，这些能够称为“财阀”的企业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形成闭环的生产系统，从矿山挖掘开始一直到各种最终销售产品的制造都能在集团内部完成，形成了一种“肥水不流他人田”的经济形式。

这种“合名会社”现在在日本的会社法中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那是一种无限责任公司，这样公司的每个成员也就都是经营者，实际上除了家族成员之外无法组成这样的会社，所以现在日本的会社法只承认成员为一人的合名会社，但一个人的会社不就是个体户吗？所以说“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

顺便说一句由于财阀解体的影响，日本曾经在战后的很长时期禁止控股公司的存在，直到1997年之后才解禁。

财阀由于其巨大的企业规模和财力，很自然会对国家的政治产生影响，更不要说财阀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主动去影响国家政治了。实际上日本帝国的内外政策从甲午战争之前开始就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了三井等财阀集团要求在上海等地发展棉纺织产业的经济利益，随着这几家日本财阀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是事实，所以大帅爷要使得财阀解体的措施没有错。

但是不管大帅爷“经济民主化”或者财阀解体的措施如何正确，当时连三十年的历史都没有，创业者松下幸之助本人的年纪也就还只刚过五十的松下公司也被算成了财阀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可能有人会想着是一种“解体扩大化”，搞运动时常有的现象，不是还有什么“肃反扩大化”，“反右扩大化”吗？

实际上单用“过火”一个字来为“扩大化”辩护是不够分量的，凡发生了扩大化的东西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失控而导致过火，而是从一开始指导者就是有意这么干的，“肃反”是如此，“反右”也是如此，大帅爷的“财阀解体”当然也是如此。

大帅爷刚上任时从华盛顿接到的有关日本经济的指示其实是：“对重整或者加强日本经济不负有任何责任”，野坂参三在延安的窑洞里还在梦想着日本制造业能够摆脱对棉纺织业的依赖而走向重工业和精密工业，野坂最害怕的是美国会让日本重新回到农业国去，可是大帅爷一开始想干的还真和这个目标相去不远。在“经济民主化”和“财阀解体”的后面实际上确实存在过弱化日本经济的目的。因为无论当时的美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怎样贬低日本的制造业水平，但飞舞在珍珠港上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把那些轰炸机和战斗机运到珍珠港海域去的航空母舰就是那个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包括大帅爷在内的美国人都知道几乎没有资源的日本人所创造出来的在当时是很独特的经济模式：进口能源和资源，在进行加工之后再出售到国际市场以换取进一步进口能源和资源所需要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实际上日本的出口产品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在逐步摆脱棉纺织产品了，除了步兵武器和军舰等军工产品之外，日本的轻工产品也在走向国际市场，比如日本产的自行车就已经在亚洲市场上占了最大份额，日本的橡胶产品也在冲击英国人的市场。美国人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品势必会越来越多。

当时决定美元成为基轴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只刚刚建立，美国人还没有体会到基轴货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没有人扯兑换率的皮，实际上那时候和日本人玩一下兑换率可能会更加有效一些。但大帅爷很直觉地知道日本产品之所以具有竞争力是因为日本人实在太穷了。在美国人眼里收入过低的日本人几乎是像志愿者一样在为企业工作。即使美国的陆海军航空兵把日本的产业给炸成了一团糟，即使剩下的部分还要作为战争赔偿拆走，但谁又能保证日本人不会东山再起呢？

所以只有消除日本的财阀经济基础，使得日本人更加富裕一些，或者说让日本人知道追求富裕，才能消除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威胁，应该说这才是大帅爷搞财阀解体和民主化改革的真正用心。

源济

三十九．财阀解体

GHQ经济科学部部长科雷姆上校（Raymond C. Kramer）从1945年9月在日本登陆后不久就开始找财阀的当家人或者高管谈话，当然首先是从四大财阀开始，劝他们自行解散。

这种劝告对这四大财阀说来是一声晴天霹雳，因为这四家实在太大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影响了国家政治，反而认为是军部的肆意行动使得战争扩大而妨碍了他们的生意。比如说三井财阀就和陆军在不少时候有过矛盾，甚至发生过三井高管集体辞职惯乌纱帽而抗议陆军的事情，现在战争失败了，三井财阀十分欢迎，甚至特地成立了一个叫做“三井复兴会社”的公司出来准备好好做一下生意了。

实际上三井和陆军的那些所谓矛盾说出来是很可笑的，日军陆军占领了新的地方之后，除了抢粮抢钱抢花姑娘之外，把占领地的大企业也全部抢过来，抢来了送给这些财阀。但这些财阀却不领情，认为这些企业已经受到了战火的损伤，有些甚至基本上毁坏了，现在交给他们等于是要他们来修缮这些企业，本来因为战争就弄得头寸紧张，现在要负担这些额外的支出实在是力不从心。而在军部的丘八们看来，白白地给你们这些平常看着就流口水的矿山和工厂怎么还有废话，这也太“非国民”了。

所谓财阀的军部的矛盾就是这么回事。

这四大财阀中势力最弱的安田财阀最老实，其核心控股公司“安田保善社”在认清了形势之后于10月15日就宣布解散，所有高管全部辞去所任职务，家族所持有的股票上市公开出售。这种方式正好被宣布了财阀解体但还不知道怎么解体的大帅爷拿来，不但全盘照单接受，而且将此作为样本，让其他财阀也这么做。

其他财阀可没有那么听话，尤其是三菱财阀抵抗的最坚决，第四代当主岩崎小弥太无论周围的人怎么劝一直到当年12月2日病死为止也不肯答应解散三菱本社的“三菱合资”，如果说岩崎小弥太是活活被财阀解体这一政策气死的也不为过。

但是大帅爷也不在乎哪位什么“当主”的同意不同意，到了11月23日，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第657号敕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了财阀解体的方法。旧财阀的中心会社直接解散，不再享有对伞下企业的支配权，高管全部辞职，所持有的所有有价证券都移交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以十年内禁止转让出售的国债形式支付其对价。

当时日本除了这四大财阀之外还有所谓四小财阀的说法，四小财阀说法很多，但一般最多的说法指的是浅野，大仓，古河和鲇川。这四大四小再加上中岛飞行机（代表企业是现在造斯巴鲁汽车的富士重工）和野村（代表企业是现在的野村证券）就是GHQ所指名的“十大财阀”，再加上涉泽，川崎，理研，日窒和日曹则是所谓“十五大财阀”，实际上大帅爷搞的“财阀解体”所牵涉到的仅仅是这十五家财阀，大帅爷没有搞过什么扩大化。

那怎么又把松下幸之助都扯了进去的呢？实际上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从1946年开始的“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所进行的一种反垄断行动。

美国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大家族，但美国人对于这种垄断寡头对于国家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耿耿于怀，一直就在和这些垄断寡头过不去，早在1890年美国人就制定了反垄断的谢尔曼法，虽然光靠一个法律是不可能完全消除限制贸易的行为，在谢尔曼法之后，单个寡头的垄断又经常通过寡占而表现出来，但美国人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和这种垄断做着斗争。

而财阀经济的核心就是垄断或寡占，所谓“寡占”是指几个大公司联合起来垄断市场，阻止其他企业参与的行为。而且这种垄断或者寡占还是一种国家在背后支持甚至是由国家出面主持的垄断。在战前的日本，从培养产业到产业分布这些有关于经济的问题全部是由国家在主导，据说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因为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的经验都给出了极其有利的证明。所以大帅爷在把十五大财阀解体了之后之后又开始对垄断或者寡占开战，这是美国人的本能。再者在大帅爷和手下人看来光是解散财阀的核心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大财阀伞下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些行业性垄断或者寡占企业，在财阀本社消失之后，这些企业也还是照样垄断市场，所以必须进一步对这些大企业再进行一次解体。

大帅爷从1946年9月6日开始到1947年9月26日在一年的时间内分五批公布了这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属于垄断或者独占的控股公司名单，松下公司遭遇到的实际上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财阀问题。而且松下生产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产品，之所以被牵涉进来主要是因为在战争中为军部生产了军用产品的问题，所以在三个小舅子为姐夫背起了罪名之后，GHQ也就饶了他们。

GHQ在公布了要分割的控股公司名单之后就搞了一个《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来把大帅爷的想法具体化。不管大帅爷是谁的皇上，但是法律在名义上还是要日本人自己来制定，所以这个法案需要日本国会的通过。但国会议员都是日本人啊，一看大帅爷递过来的议案内容大家就都眼红了：大帅爷这就是要摧毁日本工业啊，那帮议员这时是真的铁了心要抵制这个法律，如何抵制法?投反对票那是不敢的，但既然现在民主了，大家就来玩个民主游戏如何？大家轮流上台胡侃乱扯磨时间以阻挡国会进程，不让法案进入投票程序，正好那天还是国会开会的最后一天，只需要熬过了半夜12点就到了明天，国会自然休会，这个法案就成了废案，天大的事情以后再找辙。

别说这个方法还真有效，就把时间快拖到了凌晨，眼看着这个议案就要被废掉了，眼看着日本人就要首次用大帅爷给的民主武器来击败那个趾高气扬的大帅爷了。

源济

四十．财阀让大帅爷给弄断了根

但是谁要是想和大帅爷玩心眼那就错了，大帅爷在身为最绅士的绅士的同时，也是最流氓的流氓。当年大帅爷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亲自带着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等人砍那些要点遣散费的退伍老兵的行径也就和一个土财主的打手差不多，真要说有点区别也就是大帅爷肩上还有几颗将星罢了，除了丢人之外没别的，实际上除了大帅爷之外，艾克和巴顿后来都认了错的。所以这次大帅爷一接到报告说日本的议员们在国会里占着讲坛天南地北地胡扯，下面装着在听的议员们欢天喜地地在乱鼓掌当时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立即让人把国会里面所有的钟都停了。

议员们一看来了几个美国宪兵把钟都弄停了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鬼畜宪兵一点不比俺们鬼子宪兵差啊，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所谓“议员见到兵，有理讲不清”嘛，看起来只要不投票通过这个法案，就算是到了明年还是今天。得，咱服了还不行吗？

据说最后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时间实际上已经是1947年12月10日的凌晨三点半了。

但实际上这个法律后来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因为世界和亚洲的形势起了变化。进入1948年之后，只要是睁眼在看世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态变化肯定会导致一个红色中国的出现，虽然美国国务院原来在中国大陆呆过的那些人像谢伟思埃默森什么的信誓旦旦拍着胸脯保证中国的共产党人和苏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些土地革命者（agricultural reformer)，他们只是为破产农民争一份土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和是大帅爷的同道人，因为大帅爷也在搞土改。甚至大帅爷可能更加激进一些，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都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打到本国资本家的口号。

但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大帅爷都没有认真相信那些顾问们的保证，美国开始准备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在蒋介石失势之后仍可运用的亚洲基地，这样就不能过分削弱日本的经济和产业能力。这样的政策转换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财阀解体依然进行，但是在分割垄断企业方面的力度就大为减弱了，比如本来要拆散的三百多个企业到最后就只拆散了18个。

但是大帅爷拆散起企业来是很彻底的，东洋人惯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套手法在大帅爷那儿玩不转，首先被拆散的企业也好，新成立的企业也好，就不准有原来的名字，第二，被追放了的高管人员即使重新就职也不能两人以上在同一个公司，如此等等烦琐的规定不一而足。原来分别有七千多人和四千多人的大商社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大帅爷面前呼噜一下就散了架，有十个人重组一个会社的，有五个人的，甚至都有两个人的。现在能数得清楚的三菱商事分出来的就有两百多个，三井物产有一百多个。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这个《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才失效，这时候三菱商事的碎片才围绕着当时买卖做得最好，人员也发展到了一百多人的“第一物产株式会社”慢慢地重新并起来，到1954年才恢复了原来的“三菱商事”的名称，三井物产的经历也差不多。

现在有一个挺有名的日本企业叫“新日本制铁”，简称“新日铁”，这个“新”字其实就在诉说着这一段历史。这个企业实际上是从利用大清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支付的战争赔款而建设的官营“八幡制铁所”而来的，到1934年和其他五个钢铁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半官半民的“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日铁”。根据大帅爷的指令，这个“日铁”就被分成了“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等两个钢铁公司和一个运输公司还有一个制造耐火材料的公司。到了1970年，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又重新合并起来，为了表示和战前还是有点区别的，就在“日铁”前面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新日铁”，也就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同样三菱财阀中最大的企业“三菱重工”也因为这条法律被分割成了三个企业：“东日本重工业”，“中日本重工业”和“西日本重工业”，直到1964年才重新合并回“三菱重工”。

被分割开的企业又都合并回去了，是不是日本的财阀就复活了呢？国内也有人写过《XX帝国在行动》之类的书，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实际上大帅爷的那一手是真的把日本的财阀给弄断了根，再也没有了。

现在虽然原来财阀名义的企业名字恢复了不少，而且在媒体上也时常能看到“三菱集团”，“三井集团”什么的说法，实际上那种说法很不规范，在组织上并不存在这种企业集团。出于日本人抱团的习惯，大家组织上是分开来了，但还是看到老同事分外亲，可能是没事喜欢在一起喝一杯叙叙旧吧，从1954年起就有了个“金曜会”的组织，日本人管星期五叫“金曜日”，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从三菱分出来的公司社长在一起吃中饭。就这么回事，参加这个午餐会的公司就被认为是所谓“三菱集团”的成员。

同样三井集团是“二木会”，因为每月第二个星期四（木曜日）吃饭；住友集团是“白水会”，因为住友财阀的开始是1590年京都的名字叫“泉屋”的铜匠店，而“泉”是上“白”下“水”；安田财阀的集团不叫“安田集团”而叫“芙蓉集团”，因为集团中心的银行是“富士银行”（现属瑞穗银行），而“富士”的古日语读音和“芙蓉”一样。

这些集团中没有什么横向的法律约束，就是大家在一起吃吃饭什么的。原来是一起混的，现在有什么生意先让一个饭桌上的人来做，肥水不留他人田。有什么困难也是吃完了饭大家帮忙，三个诸葛亮，合成一个臭皮匠，但关系也就如此了，因为没有了一个控股公司当主帅。现在在提什么“XX帝国在行动”什么的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

现在的日本不要说没有了财阀，就连旧财阀集团中的核心——银行都杂交了，横跨两个旧财阀的三井住友银行能够出现就是财阀已经不再存在了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