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在此生此世中……重获自由时间与生命自主权

源济

一周书记｜在此生此世中……重获自由时间与生命自主权

夺回时间：

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

[瑞典] 马丁·黑格隆德著

张曦、全俊亘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丨也人

2026年7月出版

479页，1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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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公明

著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近日撰文谈“无序的新世界即将到来”，引起不少关注。她指出当下世界正在面对的种种危险：气候极端异常，野火肆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正逼近历史高位；对医疗和食品援助的削减已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并助长了疾病的大流行；人工智能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迅猛发展，威胁就业、安全，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去年以来爆发的六十五起国家冲突是自1946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大国陷入了与那些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国家的非对称战争中；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且更多地被某些领导人的喜怒无常所左右，其程度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无序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首先要坦诚地认识到我们所处时刻的严峻性，并接受我们脆弱的系统正在动摇的现实。”她说应该听从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提出的警告：当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的街道上出现死老鼠的时候，当地政府和大多数市民无视这些迹象，直到为时已晚（A New World Order Is Coming, We Aren’t Ready, The New York Times, 2026.9.1）。麦克米伦以历史学家的敏感提醒世人要清醒地面对全球性的无序、不确定的风险，“为时已晚”就是失去拯救世界的时间与可能性。可以说，在当下的全球气候危机、国际地缘政治激烈动荡以及AI智能时代全面降临的局势中，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及其命运的根本性思考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现象。

几年前出版的瑞典著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夺回时间：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2019；张曦、全俊亘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6年7月）有着同样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而且是从最根本的价值重估和制度层面上来思考人类的当下与未来愿景的问题。问题是有经验的读者或会知道，某些这类主题的著述往往容易流于宏大愿景与空泛的话术，但是从黑格隆德在该书的论述中呈现出来的学术功力、问题意识和思想的深度及广度来看，应该说可以免除这种疑虑。书名This Life: Secular Faith and Spiritual Freedom的直译是“此生：世俗信仰与精神自由”，“此生”带有一种直指人生的存在论式的追问，是全书中关于生命的有限性与意义及承诺思考的浓缩标识。中译本书名以“夺回时间”取代“此生”，突出了该书关于珍惜社会可用的自由时间、把自由时间确立为社会价值尺度的观点，或许也有面对读者市场的营销考量。

在我看来，以“夺回时间”作为书名，固然凸显了该书的一个核心论题：珍惜社会可用的自由时间，同时也有把世俗信仰、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宏大叙事具体化并且落实在一种具体的生存经验的叙事作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时间性问题不断引起关注，“时间转向”（temporal turn）的概念把史学研究的过去追溯与未来指向连接在一起。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时间与权力》（Time and Power；吴雪映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从“时间意识”的哲学思辨考察德国近现代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德里希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这四位统治者的权力与其时间意识的关系，开创性地揭示了“时间意识”指导当下、引向未来的国家政治逻辑，也揭示了统治者的“自由时间”与权力的关系。与克拉克的研究视角不同的是，黑格隆德的“夺回时间”则是要把“自由时间”的自主权、使用权交回个人与社会，实现人与社会的解放。因此黑格隆德的“时间转向”更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愿景的意义。

黑格隆德在“导论”中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致力于探讨两个概念：世俗信仰和精神自由。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差异，第二部分探讨的是基于世俗信仰的解放可能性，阐发了精神自由的概念，它与涉及生命、时间和价值构成的基本问题相关。各章的具体论述内容是：第一章“信仰”，阐述世俗信仰是理解任何关系形式的前提条件，目的是揭示世俗信仰是重要的核心，只有世俗的信仰才能真正诠释爱和哀悼的经验、内心最深处的承诺，以及在激情和痛苦中隐含的东西。第二章“爱”，通过对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时间和永恒的分析，阐发了世俗信仰的概念。奥古斯丁揭示了世俗信仰在生命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他所描述的所有活动的意义都有赖于活着的无常体验。反过来说，在奥古斯丁奉为宗教追求目标的永恒存在（presence）中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重要的活动。因此，奥古斯丁的阐述给我们提供了坚守现世信仰、超克永恒信仰的理由。第三章“责任”，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世俗信仰必然与关乎永恒的宗教信仰冲突，克尔凯郭尔在其经典著作《畏惧与颤栗》中就此展开了最深刻的论述。克尔凯郭尔既认为宗教信仰不应引导我们脱离现世，而应使我们对过着的人生作出更深刻的承诺。然而，他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对无常有限存在的承诺与对永恒无限存在的承诺之间的冲突。黑格隆德力图论证世俗信仰是定义和论证人生的承诺、责任和衡量一切意义的条件。前面这三章的论述与阐释常常是在与前人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中呈现的，“通过研读他们的著作，我们既能深化对世俗信仰的理解，又能有效抵御最严峻的质疑”（30页）。这些思想家从古希腊罗马斯多葛学派到圣奥古斯丁、 马丁·路德、但丁·阿利吉耶里、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巴鲁赫·斯宾诺莎、索伦·克尔凯郭尔、保罗·蒂利希、C. S. 刘易斯和查尔斯·泰勒等，在对话中阐述自己对世俗信仰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隆德的研究路径和阐释方法带有思想史研究的性质。

第二部分第四章“自然自由与精神自由”，陈述了黑格隆德的核心哲学论点：为什么生命的有限性是实现能动性和自由的必要条件。精神自由要求相关的能动者（agent）能够追问自己应该如何度过时间，如何应对虚度生命的风险。第五章“我们有限时间的价值”，转向马克思的学说，旨在阐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解放的可能性问题。关键在于理解经济和价值问题是我们精神自由的核心，我们如何组织经济，体现了我们认为值得用时间做什么、在社会中把什么视为优先事项。最重要的是揭露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性生存形态固有的矛盾，阐明为何需要对价值进行重估。第六章“民主社会主义”，从理论的层面阐述了价值重估的要求，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生活如何容许人们思考在有限的时间内应当做什么。本书的结论“我们仅有的一次生命”，深入探讨了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激进主义，从中看到世俗信仰和精神自由如何在追求真正解放的过程中结合。最后，他强调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贯穿全书，由此阐明引领一种精神生命意味着什么。另外还有海德格尔，他在注释中说帮助他思考自由、有限性和时间性的最重要文献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参见38页）。

概而言之，该书的基本逻辑是生命的有限性—世俗信仰—精神自由，这是理论三部曲；然后是批判与建构的二分法：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建构民主社会主义的愿景。黑格隆德的研究视野横跨哲学、宗教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从时间与生命的有限性中关注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及道德问题，力图为人类的当下生活与未来愿景提供一份精神文本。书中从生命的有限性、世俗信仰、精神自由开始，最后落脚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构想，提出了在个体精神生活之外的公共关怀与政治的建设性瞩望，是对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批判性思考。

生命的有限性是黑格隆德从世俗信仰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起点。该书“导论”的开头即以冰川的地质时期与人生的短暂性以及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作为对比，以感性的叙事证成生命的有限性与脆弱性，从而把世俗信仰的意义呈现出来。“对有限性的感知，也就是把我们关心的任何事物看作极端脆弱存在的感知，是我所谓的世俗信仰（secular faith）的关键。拥有世俗信仰就是奉献于一种将会终结的生命，就是为那些可能会失败或中止的筹划而努力。……世俗信仰是我们在关心容易消逝的人或事物时秉持的信仰形式。我们都在关心，关心自己，关心他者，关心我们在其中发现自身的世界。关心是不可以从失去的风险中分离出来的。”（第4页）因此，生命的有限性、人生的无常与脆弱都不可以是放弃爱、责任以及承诺的理由，有限性与死亡的阴影在世俗信仰的阳光下消褪，关心与爱成为一种不畏风险的承诺与精神价值。在黑格隆德看来，这就是世俗信仰与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

谈到这里，当然就想起了在八十年代读过的美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的《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陈新权、王平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蒂利希从存在主义哲学方法论出发，深入探讨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以人类精神的深层维度诠释“终极关怀”概念。他认为从日常生活到所有文化形式都蕴含宗教性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关怀，把日常生活中和在艺术创作中感受到的信仰、敬畏之情与终极关怀联系起来，把宗教精神嵌入世俗生活与文化的阐释框架之中。黑格隆德的“世俗信仰”与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思想显然有相通之处，因此他在书中专门讨论了保罗·蒂利希的另一部著作《信仰的动力学》（Dynamics of Faith）。他认为蒂利希将信仰定义为拥有“一种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都有信仰。但是关键的区别在于宗教人士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能根除所有关怀、所有不确定性和所有风险的关怀，而他提出的世俗信仰却是要面对一切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要关心所有值得关心的一切（87页）。因此，在黑格隆德的思想中，“精神自由”来自一种深刻的时间-生命哲学意识：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时间紧迫，自由与爱的价值才更显珍贵，由此才能领悟“世俗信仰”的真实内涵：承认生命有限、万物终将消逝，生活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世俗生活中的信仰和精神自由是极为重要和可贵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夺回自由的、自主的时间，勇敢面对风险、承担责任，从事我们自己所珍惜的爱与正义的事业，完成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承诺。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古今中外都有许多关于人生有限的感慨与思考，珍惜当下的感慨与人生有限的意识紧密相连。在我们的青春记忆中，类似对“我该如何度过仅有一次的生命”的思考与追问也并不陌生，我们当年更为熟悉的句式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中去”，我的同时代人恐怕更会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保尔·柯察金，他独自坐在海边，召开一个人的“会议”，发出这样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保尔的金句，当年很多同代人曾经抄录在笔记本上。那是来自那个时代思潮的另一种“世俗信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叙事。另外，从“夺回时间”这个表述，想到了1973年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在中学英语课堂上学过的那句成语“只争朝夕”，它被用于口号“以只争朝夕的……建设……”的口号之中。对“只争朝夕”的英文翻译是“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还记得老师在课堂上讲解seize的时候，用手势强调“抓住”的词义，很形象地诠释了“只争朝夕”的含义，在英文中就是“抓住时间”——要抓住每一天、每一小时。老师当时没有讲英文中的“seize the day”来源于拉丁语短语“carpe diem”，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颂歌》，诗人感慨于时光飞逝，必须珍惜今天，别指望明天。贺拉斯的carpe diem是意识到时间在当下的飞逝，要将长远的期望斩断，要采撷今日、莫要轻信明天。而我们的“只争朝夕”正好相反，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建设美好的明天，与之相配的更流行的口号是“活着就要拼命干”。把这样的青春记忆放在黑格隆德的生命有限性与世俗信仰的思想论述中，更能理解他所论述的生命有限性与自由、相互关怀等价值的紧密联系。“承认我们共同的有限性是理解相互关心的需求的必要条件，但这不足以实现真正的互惠。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我们生命的脆弱性反而要求我们发展符合社会公正、具有物质福利的制度。”（10页）这就表达了人生中的有限性与信仰、奋斗的一种关系。

在论述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多卷本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Min Kamp，2009-2011；林后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的时候，黑格隆德关注和论述了“我的奋斗”这个直接来自阿道夫·希特勒自传的书名。他指出克瑙斯高这个书名源于最后一卷的深意，克瑙斯高用了四百多页的篇幅介绍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及其背景，详细叙述了那个时代的危机，揭示了希特勒如何将自己的人生故事纳入意识形态的框架：人物的复杂性被简化为类型化的角色特征，一切失败或痛苦都被编织成逐步净化的叙事，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矛盾心理、怀疑和犹豫都被消解在确定的话语之中，将自已与理想化的强大“我们”融合在一起，将所有的弱点投射到外部的“他们”身上。因此，希特勒的人生叙事与其构建世界意义的宏大意识形态体系密不可分（138页）。克瑙斯高对希特勒的人生与奋斗的批判性论述与通常在历史研究中看到的角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揭示了希特勒对脆弱性的抹杀，以及极其邪恶地追求或标榜意识形态的纯净性。这是从反面说明不是所有建立在人生有限观念上的奋斗事业都能转化为正义与爱的事业，克瑙斯高以自己对于脆弱性的承认和爱与正义的承诺提供了对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消毒剂。进而可以回到黑格隆德一直念兹在兹的黑格尔思想体系来看待在有限生命中的自由事业与为之奋斗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自由社会使我们能够将对公共利益的承诺视为实现自身自由的可能性条件，应该认识到正是自己承诺于引领自由生命，才受制于国家法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质疑并改变国家法律。国家和个体的这种相互认同是现实自由的条件（261页）。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应该说，黑格隆德从世俗信仰、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时间等深度层面完成一种独到的批判叙事，从价值层面上拒绝了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愿景是可欲的。黑格隆德有力驳斥了当代左翼普遍的 “分配主义陷阱”，指出许多当代社会主义批判只要求财富均分，却不去攻击抽象劳动时间这一更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支配形式。他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的前提是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是要重新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所谓正当性在于保障每个人引领自由的生命，资本主义的所谓正当性在于逐步增加社会财富，但是两者都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承诺。因此，“为了引领真正的自由生命并逐步增加真正的社会财富，我们必须对塑造经济体系和物质生产的价值尺度进行实践性重估。这种重估的原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335页）。

因此，黑格隆德明确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三条原则。第一条是经过价值重估，可以根据社会可用自由时间来衡量个人财富和集体财富。我们的自由时间取决于社会形式和制度形式，我们承诺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可以思考应该利用生命做什么，并致力于真正重要的活动，这是建立和维持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第二条原则是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不能用于牟利。因为只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将社会可用自由时间视为财富尺度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经济中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如何生产及生产什么；第三条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共同投身于生产必要的生存资料，并为每个人提供开展重要活动（绘画、写作、音乐、体育、戏剧等）所需的工具和制度（335-341页）。对此他有比较详细的论证：“在民主社会主义下。没有人被迫参与社会劳动，因为每个人仅凭是社会的一员，就能根据自身需求获得相应资源。背后的理念是，当我们认识到社会生产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引领生命的自由时，就会产生内在动力参与其中。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本质上是异化的，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决定生产目的，工作被视为谋利，而利润被假定为目的本身而非实现自由的手段。相比之下，民主社会主义的劳动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基于引领生命的承诺而工作，追求的是在自身看来致力于自由的生活形式。……那些认为我们只有在生存受到威胁或追求金钱利润时才有动力工作的人，应该反思他们对精神自由缺乏信心。”（341-342页）是耶非耶，在经济学界已经有过太多的讨论，因此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这个问题正是黑格隆德中的弱项。

这可以说是一条相当独特的左翼政治思考路径，但是对于这一愿景在现实社会语境中的可行性（feasibility）问题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述。无论是从国家、民族、阶级的维度，还是从国际地缘政治、跨国经济、地球生态等全球维度，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如何与现实对接、如何在激烈动荡的不确定局势中锚定自己的现实对策，黑格隆德并没有完成应有的论述。其实，在理性思考的意义上，黑格隆德也并没有忽视“如何”的问题。他在论述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述的时候，已经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哲学是否改变世界，而在于它如何改变世界”。但是他接着说正如马克思在致朋友阿尔诺德·卢格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86页）。实际上，在批判与发现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抵达的问题。用最近几天突然流行的那句歌词来说，“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或许可以说在今天要批判资本主义不是很难，难的是要认识和批判各种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其他什么主义。至于要实践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现实路径分析，只能是空谈。有评论认为，黑格隆德书中的许多内容将引起自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日益壮大的民主左翼的共鸣，无论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桑德斯竞选团队、绿色新政的愿景、争取十五美元运动，还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道德星期一活动。该书试图深化左翼运动的哲学维度，并将其承诺锚定在一个更大的探究中：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能够公正地诠释我们的生命、自由与死亡? 并认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Jedediah Britton-Purdy, The New Republic）。也有评论谈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致力于永恒和当下？进而想到作者想让我们推断出世俗信仰需要拥抱进步政治和自由民主，那么是否暗示着宗教信仰会让我们倾向于极权主义？还有一个恐怕更有争议的是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有评论认为这一主张忽视了人性，也忽视了应该讨论的搭便车困境（每个人都更愿意让别人工作）和代理成本（国家可能利用权力来致富，而非服务人民）等基本的微观经济问题，因此需要对如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有真正的论证（见同上）。

最后回到“夺回时间”这个核心主题。应该再次强调黑格隆德关于时间的两分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可用自由时间，两者的存在状态与意义大不相同，“夺回时间”就是要夺回和争取更多的社会可用自由时间。在当下的现实中，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夺回拥有时间的自主权，在此生此世中重获自由与生命自主权。但是在利润至上的资本价值体系的重压之下，无论在什么职业、什么岗位中的工作者都被大数据的算法剥夺了可用的自由时间，生命被碾压为只能出卖时间的肉身躯体，所有人在有限的一生中都无法真正拥有时间。这就是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生命的自由时间全部被异化为以剩余价值标识的必要劳动时间。关键的问题是黑格隆德所指出的：“要过一种自由的人生，仅拥有自由的权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获得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才能追求自由并‘掌控’如何利用时间的问题。”（24-25页）可以说，这也是对“灵活就业”福利论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无论如何，“通过实践世俗信仰，我们将自己与一种规范性理念——作为个体和集体，我们应该成为何种人——绑定起来。然而，这个理念本身依赖于我们如何信守自己的承诺，并且保持开放，接受挑战、革新或颠覆。”（第6页）的确是这样，“我们应该成为何种人”，就看我们如何信守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承诺，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迎接所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