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伊始,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桑达·奥佳博作欢迎致辞。
9月初的新加坡突然爆发一场跨境雾霾。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多地的烟雾随风向周边国家扩散,导致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污染物标准指数一度达到112,空气质量进入“不健康”水平。
烟雾没有国界,气候、能源和供应链风险同样如此——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企业面对的也是一个越来越没有边界的风险世界。
9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全球企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峰会,提供了一个观察中企全球化新阶段的窗口。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约300名来自中国、新加坡、联合国机构以及东盟企业、金融机构和智库的代表齐聚圣淘沙,共话区域合作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桑达·奥佳博(Sanda Ojiambo)在峰会上表示,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真正有意义的进步,需要跨越国界、行业和价值链的协作。她特别提到,通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一带一路”行动平台,企业正在共同制定实践指引、分享专业经验,并推动能够在不同地区复制的解决方案。
今天的“互联互通”,早已不只是公路、港口、桥梁和电网。绿色能源、数字技术、产业链、中医药、影视文化,都成为新的连接方式。环境、能源、社会和治理,也正从企业的“加分项”变成全球化经营的“必答题”。
如果说过去中企出海更关注“能不能出去”——拿项目、卖产品、建渠道;现在则要回答“出去以后怎么办”——能否建立当地团队,适应当地规则,进入当地产业链,与当地社会建立长期关系。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再到“在海外长出来”,是中企出海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中国矿企“边生产、边恢复”
如果把中国企业早期出海的典型模式浓缩成几个关键词,“资源”必是其中之一。对于矿业企业而言,海外投资首先意味着寻找资源、购买矿权、建设矿山。但走到今天,资源本身只是起点。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谢雄辉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提到,随着中国矿企的发展,企业参与海外项目已经从单纯的资源获取,延伸至并购、项目建设、运营以及产业协同。
◆谢雄辉向媒体分享紫金矿业出海期间在ESG方面的实践。(摄影:漆菲)
据他观察,中国矿业企业已经形成新的全球竞争力:一方面是成本优势,背后是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是技术和产业链的集成能力。“从勘探、设计、施工到生产、冶炼,中国一些矿业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闭环。”谢雄辉说,通过将各个产业链环节集成起来,建设和运营成本都会下降。
如今,企业带出去的不只是资本和设备,还有勘探、建设、生产、技术集成和供应链管理能力。一座矿山的经营不只是开发地下矿产资源,还涉及社区关系、员工管理、供应链、生态环境、安全生产,以及道路、电力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
这也是本届峰会讨论矿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背景。紫金矿业在峰会期间代表中国主要矿企发布《全球矿业可持续发展联合倡议》,企业讨论的重点从“如何获得资源”,进一步延伸至如何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处理环境、社区、供应链和治理问题。
紫金矿业今年8月发布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1941.8亿元,同比增长15.78%;归母净利润391.7亿元,同比增长68.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达到554.7亿元,同比增长92.41%。截至6月底,公司资产总额5414亿元,资产负债率降至49.55%。
在全球矿业排名中,紫金矿业首次跻身《福布斯》全球金属矿企前三,并在《财富》世界500强中升至第325位,较去年上升40位。公司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绿色高技术超一流国际矿业集团”。
谈到中国矿企出海时,谢雄辉认为,需要担心的并非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上的能力。“中国企业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有些领域甚至走到全球前列。”他举例说,不少海外矿山普遍选择闭坑后集中开展生态修复;中国矿业企业越来越多地实践“边生产、边恢复”模式,“开采一块、修复一块”。
在环境监管方面,中国矿企也在增加第三方的参与。“比如对于对外排放的东西做在线监测,在线监测是委托第三方做的。”他说,这样可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和标准化程度,让企业的环境表现更加透明。
◆2023年10月24日,从塞尔维亚博尔市区俯瞰,远处是紫金矿业旗下博尔铜矿巨大的露天采矿场与高耸的废石堆。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上。谢雄辉提到,中国矿企越来越愿意主动与当地社区沟通,“矿山的CEO、总经理经常跟当地的社区代表进行对话”,甚至邀请当地人进入企业参观,让社区了解矿山究竟在做什么。
这种融入也体现在管理细节上。谢雄辉在谈到海外项目的员工管理时说,企业现在尤其注重尊重当地员工的自主权,严格遵守属地劳动相关法规。
谢雄辉坦言,相比于项目建设运营本身,更加复杂的变量来自外部环境扰动,“例如地缘局势变化会带来全球产业与供应链的波动”。紫金矿业最近的半年报中提到,在中东地缘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经受住了实际考验,通过战略锁价、能源替代和强化谈判等方式,海外项目实现核心物资“零断供”。
这也构成如今中国矿业企业全球化面临的另一重现实:企业的能力变得更加全球化,但企业所处的世界却并没有变得更加稳定。
紫金矿业面对的是“如何经营一座海外矿山”,广联达面对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源自中国的数字化能力深度融入当地产业?
作为国内工程数字化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广联达2025年海外业务实现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18.18%。公司在2025年年报中提出,2026年将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方向,加快设计、成本、施工三大核心业务的全球化进程。
本次新加坡峰会上成立的“一带一路”行动平台可持续数字基础设施专家组,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可持续发展等作为重要议题。随着AI和数字技术加速进入生产和生活,如何让技术发展与数据治理、能源消耗、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相协调,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后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峰会期间,与会嘉宾参加“为民生、促福祉:构建绿色基础设施,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为主题的高级别对话。
广联达董事长袁正刚向《凤凰周刊》介绍海外业务时,将经验概括成一句话:“产品要本地化,团队要本地化,管理也要适应本地。”
“我们做海外的时候,一开始就想好了,那就是要成为一家本地企业。”袁正刚说。过去的出海逻辑,是把标准化产品卖到全球;但进入海外市场后,企业会发现,“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广联达希望自己不只是一家把产品输出海外的中国公司,而是依托中国市场沉淀的技术和经验,服务当地产业生态。
在建筑业,本地化尤其明显:同样一栋楼,不同国家的气候、建筑规范、设计理念和施工方式都可能不同。企业需要深入理解当地工程标准、规范、规则和客户需求,完成产品适配。
广联达将新加坡作为产品出海第一站,并非偶然。新加坡兼具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语言和习惯与中国相近,同时聚集大量欧美及东南亚客户,成为广联达理解区域需求的“桥梁”。通过成立本地公司、调研本地规则和客户需求,广联达积累了本地化经验,随后逐步拓展至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团队建设方面,广联达选择让本地团队服务本地客户。如今,该公司在多国设有公司,员工来自20多个国家。
管理上,广联达也强调适应当地环境。比如欧洲国家众多,各国规则和语言环境不尽相同,不能作为单一市场看待。以广联达收购的芬兰公司为例,200多名员工中,中国派驻人员只有两人,CEO也由当地人担任,中国总部更多通过董事会和战略层面进行管理。
◆袁正刚认为,出海不是一条单行道,海外经验有时也能反哺中国。(摄影:漆菲)
但本地化并不意味着照搬当地已有方案。广联达正在做的,是将国内20多年积累的工程管理模式和数字化经验,与当地行业规范、业务习惯和市场规则结合,在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为客户带来效率提升。
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自印尼:当地客户过去完成一次工程算量和成本测算,可能需要一个月;使用广联达软件后,这一过程可以压缩到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广联达还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高校合作,培养熟悉数字化工具的本地人才,并与行业协会、政府等共同推动BIM等技术应用。
海外经验有时也能反哺中国。袁正刚说,中国建筑业积累了大量复杂工程和规模化建设经验,这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但日本、欧洲等市场在精细化管理、城市更新和老旧社区改造方面又走在前面,这些经验反过来可以进入中国。
“企业出海的价值不光是输出所谓我们的一个模式,更重要的是带回来。”袁正刚重申,“出海不是一条单行道。”
从卖设备到卖“绿色能力”
如果说矿山和软件是企业自身的产品,电力则更像所有企业出海背后的“基础设施”。但在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姜德宏看来,能源本身正成为一种可以输出的能力。
9月3日,他代表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在峰会上发布“共筑中新合作绿色典范,贡献‘一带一路’低碳方案”。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姜德宏以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为参考,用三个词概括能源对于海外产业园区的作用:生产运营的“压舱石”、电力绿色贸易的“通行证”,以及海外园区的“新引擎”。
◆姜德宏代表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在峰会上发布“共筑中新合作绿色典范,贡献‘一带一路’低碳方案”。
对于制造业园区而言,绿色转型首先要建立在稳定供电之上。作为中新两国政府间旗舰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核心区域的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年均停电不足5分钟,新能源实现100%就地消纳,同时建设虚拟电厂管理平台并提供“能效管家”等服务。
姜德宏指出,在把电供好的基础上,目前企业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帮助他们把能源用得更聪明、更绿色。“以前企业问你有没有电,现在还要问你的电是不是绿的。”
苏州是一座高度外向型的制造业城市,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正在把碳排放、绿色电力等要求传导到供应链。对于出口企业而言,电力不只是生产成本,也开始影响产品能否进入国际供应链。国家能源局今年发布的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明确将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列入适用场景,并提出探索绿电溯源机制。
这也是姜德宏所说的另一项能力——不仅要有电,还要有一套帮助企业参与绿色转型的办法。
苏州正在探索的碳普惠,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这套体系针对大量中小企业,通过把碳排放核算、减排认证、交易等环节串联起来,让过去难以计算、也难以变现的“小减排”进入市场。目前,这一体系累计核发碳减排量50万吨,完成交易19万吨,并与国际机构开展合作,推动标准互认。
◆夜幕降临,苏州工业园区标志性建筑——东方之门的灯光亮起。(图源:中国江苏网)
“很多中小企业过去不是不想减碳,而是不知道怎么算,也不知道减下来以后有什么价值。”姜德宏说,如果能将这套机制结合当地情况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得到的就不只是一个电力项目,而是一套帮助当地企业参与绿色转型的服务能力。
在苏州,智慧配电网、储能、虚拟电厂、能效管理等技术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系统,分布式光伏、储能、充换电站以及用户侧资源被接入统一平台,参与电力系统调节。
姜德宏说,这才是中国电力行业真正值得走出去的部分:不是把某一种设备卖到海外,而是把“建电网、管能源、做节能、算碳排放”这些能力组合起来。“企业未来到哪里投资,我们的能源方案就可以跟到哪里。”
同样的,对新能源企业而言,海外市场不只是“把风机、光伏板、电池卖出去”,而是围绕能源开发、电网、储能、数字化和碳管理形成完整解决方案。
峰会上成立的“一带一路”行动平台可持续能源专家组,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牵头,宁德时代、明阳集团、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企业参与。
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兼气候行动团队助理秘书长赛尔温·哈特(Selwin Hart)在致辞中表示,“一带一路”能够帮助把中国的清洁能源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机遇连接起来,下一阶段能源转型需要的不仅是创新和投资,更需要“大规模合作”。
这一过程中,企业与当地生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峰会上,明阳集团发起“聆听深海”倡议行动,通过真实海洋声景连接公众与海洋保护行动。对于一家深耕海上风电的新能源企业而言,海洋既是新的能源空间,也是需要共同守护的生态空间。
◆明阳集团的参会代表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新两地的同仁们在会场外合影。
采访中,姜德宏还谈到一个技术问题——绿电的直连直供。他用了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传统电网就像一条“大河”,火电、水电、风电、光伏的电进入电网之后混在一起,“你喝的水进了大河以后,说不清楚是哪一股水”。
对于越来越重视产品碳足迹的国际市场而言,这种“说不清楚”变得难以接受。企业需要证明的不只是购买了多少绿电,还包括绿色电力从哪里来、如何被消费,以及能否形成更加清晰的物理溯源。
但中国企业有能力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依靠“卷低价”走出去。在姜德宏看来,中国企业需要带到海外的不只是技术和设备,也包括更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能源项目尤其如此。他举例说明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的工程总承包(EPC),把基础设施建起来,再进入运维、能效管理、合同能源管理,未来进一步延伸到绿电和碳资产服务。“要让能源基建投入形成可持续收益,把一次性工程收入,转化为长期服务价值,带动当地市场、劳动力发展,形成良性商业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