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看似人生赢家的美好故事里，哲学的位置是什么？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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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看似人生赢家的美好故事里，哲学的位置是什么？ | 谷雨

文 | 肉松

编辑 | 齐拉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起床，读书，和一些聪明人聊天，然后睡觉，生活很美好”

这是一位以学习哲学为志业的人一天的日程：

如果是在家里，每天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一点看书，然后吃饭、睡个午觉，起床后一直学到晚饭，吃完再学到九点。28岁的毕英杰喜欢看电子书，读书时，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释书里的内容——这是学数学带来的经验，要想充分掌握一个定理或公式，就自己推导一遍。不同于刻板印象里学者的面前会堆满书，毕英杰的书桌更像交易员的工作台，放置着一个32：9的超宽曲面屏显示器——这源自他曾在金融行业工作的经历。目前，他没有为任何人打工。

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他读《荷马史诗》就像追踪基金一样，他会同时打开古希腊原文、英文版、二级文献和AI，对照着看，在它们之间来回复制粘贴，记笔记。

如果是出门旅游，那么他学习哲学的方式堪称奢侈。2025年夏季，他去尼斯研读尼采思想。那是病痛中的尼采曾疗养的地方，在那里，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的写作，他每天散步的小路后来被称为“尼采小径”。打开毕英杰的社交网络，你能看见他在托斯卡纳学习马基雅维利，或是在希腊海岛上阅读《奥德赛》。

在社交媒体上，毕英杰自称是一名人文学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学习为职业的人——主攻哲学，也涉猎宗教学、神学和文学。他会研读大量西方经典作品，读完后，再去采访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举办讲座，并将采访和讲座录制成视频，发布在YouTube上。他将这个学习项目命名为“The Great Books”。

他的视频画面有一种古典气息，这不止体现在视频主题上，还体现在他的着装和表达上。他穿着考究得体的西装，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有种自信张扬的气质。2024年底，毕英杰开始把视频搬运至B站。不到一年，粉丝达到几十万，超过他在国外社交平台积累了两三年的数量。

受欢迎的同时，评论区里也有人不喜欢他。有人认为，他过的是一种精英生活，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配这么过，“不接地气”，还有人认为他优越感太强。

去年，毕英杰做客一档播客，主持人请他介绍“The Great Books”这个项目，说完之后他总结道，“我起床，读书，和一些聪明人聊天，然后睡觉，生活很美好。”

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刘擎对毕英杰讲述哲学家基拉尔思想的一系列视频印象深刻，这一系列有七条，总时长接近10个小时。

基拉尔是一位出生于法国的著名学者，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其学术研究跨越多个领域：文学批评、人类学、神学、哲学。他的“模仿理论”认为，人比其他动物更擅长模仿，也包括人的欲望。所以，当一个人追求某件事物并非始于内心的真实渴望，是因为某个“模型”或“中介者”（也就是其他人）也在追求，甚至已经拥有它，这会将追求同一事物的人变成对手，模仿由此引发竞争与暴力。

“他的讲解既具有哲学理论的深度，又有现代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关联性。同时制作精良，另外他的英文就像是母语，表达准确”，刘擎觉得，在今天这个非常复杂、变幻多端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些古典的哲学思维来进行理解，而毕英杰的视频可以做到这点。

但这并不是刘擎曾专门录了一期14分钟的视频来介绍毕英杰的全部原因。作为哲学学者，刘擎更关注人的主体性。两人在一场聚会上相识后，刘擎了解到毕英杰的过去——出生于北京，3岁去加拿大上幼儿园，6岁回北京海淀上学，15岁又重返加拿大读高中，接受过奥数训练，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辍学创业失败，遭遇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毕业后继续创业，获得了一些财富，但也放弃了一部分期权，最终选择全身心地投身哲学。

过去几年，刘擎持续地在各种采访里呼吁大家，不要陷入当下社会对成功的唯一定义之中，“当今的成功人士都是商业界的或者技术界的，很少有人去做人文哲学的传播。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文科这么边缘，这么冷门，（人们）这么注重工具理性思维，他明明有其他路可走，他要投身于这条道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

然而，毕英杰的故事，真的值得我们普通人借鉴吗？如果尚无法获得安稳的生活，人会愿意投身于人文思想的学习和传播吗？毕英杰所拥有的东西：去美国读大学的机会、经济基础不错的家庭、第二次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是不是才是他可以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

我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刘擎，他的回答是，我们不一定要把一个人做出成绩只归因于他的特权，“能够在海外读高中、读本科（的人），中国大概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了。他从做计算机转向人文。我注重的是这个特殊，而不是特权。我要问有多少能够上得起学的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他的主观意愿产生的特殊一面，我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模仿

毕英杰曾经面对的，正是在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时陷入的精神危机。高中时，他就已经决定要学计算机，不是为了拿到文凭，而是为了上大学，然后辍学。辍学文化在美国高校已盛行多年，尤其是计算机专业，人人都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如果你大学毕业了，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辍学，创业，拿到融资，财富自由，这是他所看到的主流的路子。

大一下学期，他按部就班地走上了这条“主流”道路。他从哥大休学回到温哥华，与朋友合伙开发一个理发app，本打算一展拳脚，然而，这条创业之路与他预期的全然不同。

他突然过上了一种“灰色的生活”。他住在家里，每天害怕起床，为了拖延工作，会做大量其他的事情：整理东西、玩手机、健身、扫地……产品的发布也在拖延，他告诉我，更常见的策略是在完成后尽快发布产品，再根据用户反馈更新和完善，但他和团队一直用“追求完美”作为借口，推迟这件事。

他很困惑，“what the hell happened?”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毕英杰结束了创业。他事后反思，当时有种逃避心理，就好像不发布产品，“失败就不存在”。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产品没有发布，创业失败了，更让他沮丧的是，通过那种灰色的生活状态，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创业。

他重返哥大并向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和结论，对方问他“那你想做什么”，他被问住了，对答案的未知让他觉得“看不到出路”。

他尝试用各种办法弄清楚动力消失的原因，去做心理咨询，也去冥想，但都没什么效果。他参加过几次为期十天的冥想，总是表现最糟糕的那个，因为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他完全坐不住。直到他的一位朋友推荐他去读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的书：《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由基拉尔回答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提问，对话中涉及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全书460页，毕英杰读得很慢，花了三四个月才读完，每读一个自然段，都用自己的语言写一遍。他觉得，看这本书就像在看关于自己的“诊断报告”。

毕英杰用基拉尔的“模仿理论”解释自己的经历——人比其他动物更擅长模仿，也包括人的欲望。他执着于创业，只是被那些企业家创业成功后的光环所吸引，进入以辍学创业为荣的环境，相当于赶上了“大波轰”，而在此前的人生里，他对考试、升学等目标的追求，都与这种“模仿”欲望有关。

基拉尔成为毕英杰爱上哲学的起点，他也意识到，哥大每个人都聪明、刻苦，只有真正的自我理解才能让彼此拉开差距。大二下学期，他上完了计算机专业的大部分必修课，又开始攻读哲学。

事实上，作为跨学科学者，基拉尔不是哲学领域的主流研究对象，毕英杰只能自学其思想，而哥大哲学系为他打开了一幅寻找人生意义的地图。毕英杰认为，基拉尔诊断出了问题所在，但没有提供消除欲望的解药。在这个阶段，与基拉尔一同作为其引路人的是藏传佛教，后者同样涉及对人类欲望的解读，但这两个思想流派都呈现出教人摆脱世俗欲望的倾向，一度让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删掉所有社交媒体、搬去尼泊尔的寺庙里禅修。

指引着他达到内在平衡的，是大学后两年跟随弗雷德里克·诺伊豪瑟（Frederick Neuhouser）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两位教授学习欧陆哲学时接触到的“承认理论”。该理论以黑格尔等人研究为基础，其核心观点在于，一个人的身份和自我意识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通过他人的承认建立起来的。这告诉毕英杰，不必彻底摆脱对外界认可的渴望，只要学会分辨什么样的认可是重要的、值得获取的，就能拥有健康的自尊。

从哥大毕业时，毕英杰已经确定，哲学将成为自己余生的追求。他想过读博，但不喜欢学术圈的氛围：一个学者要想生存、晋升、拿终身教职和获得同行的认可等等，都依赖于论文的发表。有时，为了提出理论创新，只能去找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长篇大论。他觉得这让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变得功利，他更想用自己的方式全职投入哲学，但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决定先再次创业。

这次，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想让硅谷其他创业的人觉得我很酷，给我竖大拇指”，他的目标就是“赚一笔钱”，建立经济基础。

当时，毕英杰在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份未完成的书稿——他尝试用佛教思想去完善基拉尔的理论，证明个体乃至社会并不是必然会被模仿欲望所奴役。他在前言中提到，自己并没有放弃这个项目，只是短期内没有时间进一步完成它，他写道，“在我人生的这一阶段，哲学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让我对前方道路有了清楚的认识，虽然还不是完全透彻，却足以让我开始行动……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思想的世界，去整合我通过实践赢得的洞见，但在那之前，笔必须让位于马鞍，沉思必须让位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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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hard

2023年，毕英杰离开了第二次创业的公司——一家硅谷的金融公司，第一年时已融资1.5亿美金。这是一份纯粹为了赚钱的工作，有时候，为了给工作增加动力，他会去看一些无聊的真人秀，比如买豪宅。可惜，这种方法不太管用。只有在空闲时间学习哲学时，他才感到充实。辞职时，他放弃了一半的股票，但“赚一笔钱”的目标也已实现，足够他过一份还不错的生活，可以全职学习哲学。

毕英杰的学习方法是先读书，然后付钱请博士或年轻的教授给自己做私教。计划做视频后，毕英杰决定，去请最厉害的教授，“把档次打出来”。他研读的前两本经典著作是尼采的《道德谱系》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在哥大的教授弗雷德里克·诺伊豪瑟是当下研究卢梭的顶级学者之一，撰写过多本关于卢梭的专著。他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介绍自己的项目，收到答复后飞去德国柏林完成了采访。他们的访谈以诺伊豪瑟所写的《卢梭的自爱神义论》为线索，解读了卢梭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自爱。

后来，诺伊豪瑟给毕英杰介绍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两位朋友：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和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前者是当今重要的黑格尔研究者之一，也长期研究德国观念论、尼采与现代哲学；后者以研究尼采和法哲学闻名，研究领域也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他说，有了这几位教授坐镇，再去邀请其他人几乎没什么难度了。他告诉我，因为对这些身处象牙塔的人文学者来说，有人愿意认真读他们的书，再拿着一些好的问题与之探讨，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他花了半年时间积累素材，2024年6月开始，以周更的频率发布讲座和访谈，几乎每期视频的时长都超过1个小时，甚至更长。以读书为起点，一期视频制作完成需要近两个月，有时，他也会同步推进多个选题。

必不可少的步骤是阅读原典、二级著作，准备采访提纲，写演讲稿。为了保证表达的严谨性，他会写逐字稿，再用一周时间反复地读，直到背下来。最初的几期视频，他使用了提词器，观众从他飘忽的眼神中看出了念稿痕迹，觉得不自然，“我自己都不敢回看那些视频，delivery太僵硬了（笑）。”项目初期，他还请过几位发音教练，改进自己的表达技巧，每次演讲完，他都会把视频发给对方“挑错”，问他们“哪里不够好”“怎样才能更自然”。

毕英杰的朋友李天羽是讲座最早的听众之一，2024年，经人介绍去听了一场关于《凯撒大帝》的讲座，他告诉我，自己上学时是很爱走神的学生，但那天，他全程两个多小时没有走神。回去后，他在上班路上听完了毕英杰频道里所有的内容，之后也常去新的讲座。李天羽观察过，毕英杰的演讲是经过大量训练的结果——他日常聊天时语速很快，但演讲时发音洪亮，配合体态与呼吸，节奏控制得很好，还会用到切分、加减速、停顿等技巧。

在视频的视觉呈现上，毕英杰也非常努力，甚至有时看上去用力过猛。他的西装几乎不重样：深色、浅色，纯色或是格纹，季节不同，材质也有区别。他会争取每次穿不一样的衣服，让视频的封面错开。

录制通常在纽约的一间俱乐部进行，采访其他城市的教授时，他会让团队在当地找四五个备选场地，比如高级酒店或大学里的俱乐部，再从中选一个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所有场地都充满历史感和学术气息，布景中有一些标志性的物品：书架、精装书、雕花厚重的实木椅、皮质沙发。他还会亲自选择片头的古典音乐和封面上的衬线字体。

这种“try hard”的习惯，源自于他此前接受的教育，只不过，以前的“try hard”中都含有一种竞争的意味。他在北京读了小学和初中，他记得，初中每月统考成绩出来后，所有人的分数排名会被投影到大屏幕上，每个人都会被按照名次挨个叫到台上。这种残酷为他“打了特别扎实的底子，自律，管得住自己”。尽管成绩中等，但他已习惯在竞争中前进。在北京，他初二的奥数水平排名全市1000-2000，但到了加拿大，他裸考参加面向全国9年级以下学生的竞赛，拿到了金牌。

成绩变好给了他进一步参与竞争的动力。他形容高中是“咬着牙努力”，一直到今天，无论生日、圣诞节，还是春节，他几乎没有休息过。申请大学时，他修了15门AP课程（顶尖大学的申请者通常是9门），“费了200%的功夫，知道高校想要什么就主要攻克什么”。进了哥大，他在大一计算机科学Honors Program（面向该专业顶尖本科生的项目）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了第一。好了，努力的下一步就是辍学创业，然后，他人生的“火车”脱轨了。

大一创业失败后，尽管处在人生低谷期，他还是在大二进入一家创业公司实习并拿到转正offer，这让他确信，哪怕大三大四还是一无所获，至少毕业有地方可以去。他还告诉我，加入第二次创业的团队时，他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努力，7X24小时的努力。

他的努力不只应用在学业上，也包括获取资源和培养人际关系。刚回加拿大读高中时，毕英杰的英语很好，体育也好，还是篮球队的，但他还是感觉自己与主流社交圈隔着一层。

他记得一次参加派对，本以为大家会觉得健身很酷，便和一个棒球队的同学提起自己的卧推记录，结果被当成炫耀。高中末期，毕英杰对此感到苦恼，想知道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于是他开始看一个叫Charisma on Command的YouTube频道——其内容主要是教授社交技巧，也会拆解名人的表达，教人如何说话、运用肢体语言，去提升自信和魅力。

他觉得，这和学习AP没什么区别，学完再训练一下就能掌握，“国外有句话叫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装一装就自然了。”在社交方面，大学成为他从零开始的机会。他说，在藤校，光成绩好是不够的，要想拥有更高的地位、赢得更多的尊重，“得进入兄弟会，得会throw party（举办派对）。”在哥大，兄弟会有等级之分，毕英杰加入了学生们公认最好的两个之一，每周至少参加一个派对，每个学期还会有两三个大型派对，大二时，他从没缺席过派对。而那个时候，他在社交时已经非常自然了。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毕英杰逐渐意识到，如果是为了竞争而不停地努力，即使成功了，也会带来精神危机，“如果我想活一个很完整、很美好、很充实的一生，我不能再用这种竞争的动力走下一步。”

开始做哲学自媒体，仍然是“try hard”，但不是为了竞争，只是为了学习。他告诉我，这个项目完全是自私的，就是他给自己设计的读博体验。哪怕失败，“我也算成功了。因为我在 20 岁的时候，我把我最年轻有力的时间花到了我最爱的东西上。”

当然，他也承认，他需要外界的肯定，“我想让我尊重的人，因为我的优点、我的virtue、我的德行来尊重我，而并不是其他的东西。我既然我把东西要发布出来，我就把它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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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它是永恒的”

我问毕英杰，怎么看待大家觉得你太过精英的评论？你觉得你的视频真的可以和普通人连接上吗？

他的第一反应是，听过他的故事后，人们应该知道他也曾痛苦过。其实更准确地说，由于自我反省是持续的，痛苦也在持续着。他告诉我，今年8月，他又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读尼采，边读边回顾过去两年的生活，虽然这个项目是最贴近内心的选择，但还是有偏离轨道的地方，对于后者的思考“也挺痛苦的”。

然后，他说，哲学的魅力应该是你从一个个人的体验中总结出一些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建立起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曾在古罗马时代做过奴隶，而另一位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确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位帝王。再比如奥古斯丁，又是基督教的一位牧师。尽管身份各异，但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曾启发过世人。

他曾读过奥古斯丁的传记《希波的奥古斯丁》。作为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奠基者，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奥古斯丁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转向。31岁皈依基督教前，他始终留恋世俗的快乐，当时，他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授，身处帝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被安排进入一桩婚姻，直到在又一个挣扎时刻经历了著名的“花园的奇迹”。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记载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情让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便呜咽地喊道：“我还要多长时间继续说‘明天，明天’？为什么不在现在？”我不停地问这些问题，突然，从邻近一所屋子中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那个声音一再地唱着：“拿起，读吧！拿起，读吧！”……我抓起那本书翻开它，默默地读着最先看到的章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那之后，奥古斯丁辞去修辞学教授的职位，来到米兰附近的乡间别墅，和母亲莫尼卡、儿子阿德奥达图斯，以及几个朋友、学生住在一起，讨论哲学、灵魂、幸福、真理等问题，写下了一些早期对话录。

“2000 年前这样一个人放弃世俗，全心全意地投入哲学，我不是罗马人，我不是 2000 年前的人，我也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从他的人生中悟到很多的大道理，最后能应用到我的人生”，毕英杰说。

他不会刻意回避负面评论，“就算恨你的人，真的可能说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但他也不会过多地在意，“就是宠辱不惊。面对差评的时候，你要让自己没有那么被它牵绊，面对赞美的时候也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最好的办法是不刷社交网络。去年11月，他在B站发布了和刘擎的对谈，又回了趟国，其间还与一些国内观众进行过线下交流。那段时间，他经常拿起手机看评论区，“刷得有点狠。”一天看个四五次，再刷刷短视频，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他一直认为“社交媒体对人的精神发展很有障碍”，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他每用一次社交媒体就会自我惩罚，给朋友打钱，“不然每天就是刷，看别人又说什么了，涨多少粉了。”

截至目前，毕英杰国内外各平台的粉丝总数超过百万。如何让人们愿意点开视频，去探索被普遍认为深奥晦涩的哲学？clickbait，他觉得标题党是其中关键。

他通常先找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比如，2025年初的爱情哲学，最近的神学、宗教学。其次是社交媒体上更有讨论度的内容，比如马基雅维利和斯多葛学派。有时候也要“赶一些小时髦”，美国建国250周年，诺兰的新电影《奥德赛》，他都会做相关内容。

他B站播放量最高的几期对谈和讲座封面上，写着一些几乎所有人都想弄清楚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谈恋爱、如何找回主体性、如何找到真爱、如何战胜虚无主义，点进这些视频，柏拉图、尼采和黑格尔的哲学会让答案浮现。

但毕英杰也察觉到，在这个项目进入公共领域并产生影响力后，就无法保留自私性了。他也在思考，这种影响力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国内的受众而言。

他说，“我看到很多同龄人只在追求财富、名誉和享受，也包括过去的我自己，而我现在希望，能从精神、艺术和审美的层面，呈现出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相比于祖辈和父辈，自己这代年轻人正身处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利用前者积累的资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影响了未来的人们如何理解21世纪的中国。

刘擎觉得，在生产力会继续发展的未来，人们会空闲下来。到那时，我们需要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学习本身有什么价值呢？我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对知识世界的一个好奇心。”而这种能力，在当下的世界是被忽视的，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建功立业上，很少放在关于自己品格和志气的成长上。他希望毕英杰的故事可以告诉大家，“你可以 be different，可以不一样。”

有时候，人们对艺术家或哲学家，会抱有一种带着浪漫色彩的想象，似乎他们越贫穷、没名气，甚至不健康，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才越能证明对所追求事物的热爱。

毕英杰不认同这种观点。莎士比亚是同时代艺术家中相当富裕的一位，他不靠写剧本赚钱，财富大部分来自剧团股份；达·芬奇的客户都是身份显赫的贵族，过着奢华而挥霍的生活。

这也是承认理论赋予毕英杰的中庸之道，做一个独立于世的学者，写一本没多少人读的书，“那样的生活并不会美好，或许会充满怨恨。”所以，尽管他将精神置于物质追求之前，但他不是那种埋头苦读的隐士。

6月中旬，毕英杰在法国开了一场为期三天的讲座，讲《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是波旁王朝贵族，从其出生的1805年到七月革命爆发的1830年，历经政权更迭，波旁王朝被彻底推翻。作为前朝贵族后裔，托克维尔为了逃避政治风波，以及了解一个平等国度的真实面貌，与好友前往美国考察，花了9个月的时间遍访美国各个阶层，回法国后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托克维尔的后人计划重走托克维尔当年考察美国的路线，也策划了其他相关活动。这位后人是毕英杰的粉丝，便邀请他前往托克维尔居住过的城堡举办讲座。毕英杰给我发来主办方邀请的部分观众名单，里面有法国贵族与王室后裔、硅谷投资人、对冲基金和金融机构高管，也有粉丝千万级的播客主播，以及哲学、政治理论和AI领域的学者。

我们谈起这件事时，距离讲座还有一个半月，我问他是否紧张，他说不会，在纽约听讲座的人也不乏精英，只是没有这么集中地聚在一起，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就更没什么可紧张的了。”

他大学时读过《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七八百页的大部头，算是其读过的书中笔记写得最密的一本。在他个人网站上的一份书单里，罗列了202本书，按照对他的影响程度排名，《论美国的民主》被放在第三位，前两本分别是基拉尔和尼采的书。

为了准备讲座，他打算先重看一遍笔记和书，再去找两位研究美国建国史的私教交流，然后写演讲稿、背下来。电话里，毕英杰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兴奋，“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跑去法国，去给一群西方人，讲述由一个法国人写的美国建国史。”他觉得这“很好玩”。

他也会面对那种能检验初心的时刻。他告诉我，前不久，有一个价值七位数美金的合作找到他，唯一的问题是，对方认为其关于唯心主义的研究与项目的方向不符。事实上，那些研究只占他所有研究的百分之十，即使放弃也不影响他继续做下去，但他“连眼都没眨一下”就拒绝了，完全没有想过放弃自己的研究。

他说，此前的每个人生阶段，他总会想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回国了想再去加拿大，去了加拿大想考美国高校，进了哥大又想创业，创业了想把公司做成独角兽。只有当下，是唯一一个阶段，“我希望让它是永恒的。”（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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