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勇气去结，也有实力去离”：年轻人正在重新计算婚姻

源济

“有勇气去结，也有实力去离”：年轻人正在重新计算婚姻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谈到年轻人的婚恋状况，很多人会有一种直觉：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就越不想结婚。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认为，这种归因过于简单，收入并不会天然让女性远离婚姻，它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拥有选择权和退出权。

计迎春长期研究婚姻、家庭、性别与代际关系，从十多年前对上海未婚女性的访谈开始，延伸到相亲角、青年婚恋以及不同地区的家庭田野。过去三年，她将这些观察和思考写成《新家庭革命》一书。她发现，“早婚普婚”的社会规范正在松动，其中女性对传统婚姻模式的反思更深入、更全面；很多年轻男性虽然在观念上支持性别平等，却未必真正进入家务、育儿和照料这些具体生活。这种错位，也让许多女性在面对婚姻时变得更加谨慎。

以下是计迎春的口述：

口述｜计迎春

记者｜吴淑斌

一个词过时了

这两年，我给本科生讲性别社会学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我询问同学们是否听说过“剩女”这个词汇，这群“00后”学生一脸茫然，好像我在说一个遥远的、已经发霉的字眼，他们在生活里从不会谈起这个词。后来只有一个女生说，曾听到她的父亲偶然提及一次，他不屑地用此来称呼自己单位里一些四五十岁的未婚女同事。

后来，我在博士生课堂上也讲到这个词，反应就不一样。博士生年纪更大一些，也更接近婚恋压力的年龄段。女生普遍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和愤慨，男生则没有特别想参与讨论。

《爱情有烟火》剧照

这个差异很有意思。2013年，我在上海做“剩女”研究时，社会氛围还很不一样。“剩女”是当时的热词，我访谈了大约30位女性，很多人也就是二十七八岁、三十岁左右——今天，这个年龄没有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十几年前，女性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我和她们聊天，听她们讲自己被污名化、被评判、被凝视，被贴上“剩女”的标签，那种沉重感，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能感受到。

对今天更年轻的学生来说，这一页好像已经轻轻翻过了，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你会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一个曾经那么沉重、有杀伤力的词，现在变得陌生，甚至有点不可理解。当然，有些地方、有些人群可能还在讲“剩女”，因为历史的进步并不是线性的，有些地方走得快，有些地方走得慢，它不是齐头并进地向前，而是以一种犬牙交错的方式发生。

“剩女”这个词的变化，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男性的初婚年龄也在推迟，且通常比女性更晚，但被贴上标签的只有女性，这说明传统性别规范在受到挑战时，最先被看见、被评价的往往是女性。另一方面，这个词在大城市里已经很少有人说了，至少它不再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热词，这是一种进步，和当下青年文化、性别思潮和婚恋观的变化有关。

《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早婚、普婚的社会。传统中国是小农经济，家庭是生产单位，早婚早育意味着更多劳动力，也意味着父母将来有人养老送终。在父权父系的宗族社会里，婚姻还关系到香火延续、祖宗祭祀、财产继承，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家族延续，是一整套相互配合的逻辑。

于是，人们形成了一种很强的“社会时钟”：到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人生仿佛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如果你慢了一拍，就会被视为异类，自己也会感到焦虑。

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复杂的变化。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城市化，知识经济，高等教育扩张，都在改变年轻人的人生节奏。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变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变晚，寻找伴侣、建立家庭的时间自然也会往后推。

《凡人歌》剧照

这种变化在数据中也能看到。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其中男性25.75岁，女性24岁；到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升至28.67岁，其中男性29.38岁，女性27.95岁。十年之间，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说明过去那套早婚普婚的社会规范正在松动。

不过，今天讲“晚婚少婚”，并不意味着所有年轻人都不结婚了。我看到很多社会学调研结果显示，坚定说自己“绝对不结婚”的人仍然是少数，更多人可能是“顺其自然”，或者“不着急结婚”——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变化，年轻人会觉得，人生是一道多选题，婚姻不再是唯一标准答案。

婚姻被重新计算

我和学生做过一个小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出身、受过高等教育、后来留在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在准备结婚时会遇到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婚房，父母对他的托举可能在供他上大学时已经完成了，后面能够继续支持的资源很有限，但城市婚姻里又有买房的习俗。这样一来，他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经济准备是不够的，也会影响他的结婚意愿。

所以，现在年轻人对婚姻感到犹豫，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很功利，是因为婚姻确实会带来婚房、生育、职业发展的现实成本。过去的社会时钟告诉你：到点就该上车；现在年轻人会先擦亮眼睛，看清楚，这趟车会把自己带到哪里，自己到底能不能上这趟车。

这些年，我们很容易听到一个论调：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了，经济独立了，所以不结婚、不需要男性了，好像女性的变化成为了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其他社会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有过类似论调。

事实上，国外一些经典研究早就提示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21世纪初，美国的社会学者研究发现，大学毕业女性的结婚率反而高于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虽然她们的初婚年龄在推迟；女性收入提高也有助于婚姻缔结。也就是说，女性受教育、有收入，并不天然意味着她们远离婚姻。离婚也是一样，女性收入提高，并不必然促使她离婚，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当婚姻真的出现问题时，让她有能力离开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所以，不是女性不需要男性了，而是女性不需要“依附”男性了。她们需要的是平等、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和婚姻。经济独立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女性可以把选择的自主权握在自己手里。

我在田野中接触过一位妈妈，她家里的条件还不错，女儿也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那位妈妈跟女儿说过一句话，“你要有勇气去结，也要有实力去离。”

《安娜》剧照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社会学想象力。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责任。进入婚姻需要勇气，因为它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成本和压力，但如果这个婚姻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出现家暴、出轨等问题，女性也要有能力走出来。传统社会里，女性没有“进”和“出”的自主权，也没有经济实力，但今天不一样了，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把控。

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年轻人的“婚姻”也没有完全变成纯粹的个人选择。比如“门当户对”，传统的门当户对是家庭导向的。它看的是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现在年轻人仍然很讲究门当户对，只不过它的含义变成了两个要结婚的人本身是不是匹配，比如收入、三观、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未来规划是不是一致。

但婚姻仍然嵌在家庭关系里。婚姻里的住房成本、育儿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都很高，双方家庭可能都会出资，两个人结婚，背后还是有两个家庭的参与，双方父母不一定要亲密无间，但也不能有太大的矛盾和差距。

《春色寄情人》剧照

所以我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一种“马赛克”的图景。传统和现代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镶嵌、拼贴、交织、杂糅在一起。年轻人的爱情以浪漫爱情为基础，又不是纯粹的浪漫爱情；他们讲门当户对，又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门当户对；他们强调个人选择，又离不开家庭和代际关系。这和西方那种非常个人导向、非常原子化的选择不太一样，它既传统，又现代，而且很长时间里都会是这样一种形态。

“原生家庭”这个词，也可以放在这个图景里理解。现在原生家庭在中国青年文化里是一个大词，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到原生家庭。但往前看，它原本只是西方心理学、社会学里的一个小词，很多时候只是统计模型里的一个变量，经常还是控制变量。

为什么这个词到了中国年轻人这里会变成一个大词？我觉得恰恰说明代际关系很重要，而且很复杂。现在的父母在面对子女的婚姻问题时，也不再是绝对权威了。他们当然还会希望子女早点结婚、生育，但没有能力硬性要求子女结婚，只能用更柔性的方式，旁敲侧击地劝一劝。父母的观念也在变化，他们也看到了现代婚姻中的许多问题。我在访谈中听到一位为独生女征婚的阿姨说，家里有几套房，小孩工作也好，“如果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不结婚就不结婚。”

撕下旧标签之后

我和研究团队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做田野观察时，见过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有一位七八十岁的母亲在为女儿相亲，她的女儿是1977年左右出生的，这位母亲是退休老教授，常常来相亲角。现场还有一位男方家长，他的儿子也已经三四十岁，这位家长却嫌弃女方年龄太大，直接“吩咐”这位母亲“不要再来了。”这位老母亲抹着泪准备离开时，旁边一位女方家长过来指责男方家长过于霸道，说他儿子“是‘三无产品’（没车、没房、没上海户口）。”

这个场景背后有很多层矛盾和冲突。首先，在婚姻市场里，一个女性仍然会因为年龄被评价，年龄背后连接的是生育能力；第二，婚姻被一些人看作评价女性人生是否成功、生命意义是否完整的重要标准；第三，这位男方家长并不是因为他更有知识、有专业、有社会地位而评价对方，仅仅因为他是男性，仿佛天然拥有了一把玻璃（性别）标尺，可以去判断女性的价值。

《私藏浪漫》剧照

“剩女”的标签虽然被撕下来了，但性别双重标准、性别评判权仍然存在于人们脑袋里，影响着日常生活。

前面说到，很多女性并不是不想进入亲密关系和婚姻，而是想要的是平等、受尊重的关系。她们追求“三观一致”，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性别观念的一致，比如对方怎么看待女性职业发展，怎么看待家务分担、育儿和照料。

我们访谈过一位年轻女性Rainie，她喜欢和男友一起看《再见爱人》。Rainie说，自己是带着一点“目的性”去看的，会和男友一起讨论节目中不同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面对矛盾的时候，男生能不能意识到某些行为是不合适的。比如综艺里有位嘉宾比较“大男子主义”，Rainie想通过和男生的讨论这个问题，看看对方的态度，判断他是不是和自己理想中伴侣的状态比较契合。

《半熟男女》剧照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婚恋变化”，似乎更多地在聊女性。因为在传统性别规范和婚姻模式里，女性承担了更多牺牲、义务和责任，受到的约束也更多。正因为如此，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公共领域后，她们的反思也会更深、更全面，更有动力去改变现状。

人口学家弗朗西丝·戈德沙伊德等人在2015年提出过“性别革命两阶段”的框架：上半场，是女性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进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下半场，则是男性能不能相应地进入私人领域，承担家务、育儿和照料。今天的很多性别冲突恰恰发生在下半场：女性已经大规模走出去了，但男性进入家庭内部的速度明显慢得多。

当然，今天的年轻男性也在进步的。他们支持性别平等，支持女性参与公共领域、有酬劳动，也会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该对家庭有收入贡献，家庭里的重大事务应该平等决策。但问题在于，一旦进入家庭内部更具体的劳动，比如家务、照料、育儿，以及女性是否要为家庭牺牲职业，男性的变化就慢了，因为他们原本处于优势地位，改变的动力没那么强。

《小夫妻》剧照

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人“眼中没活”或者“丧偶式育儿”，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批评，而是长期性别分工留下来的惯性。过去很多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女性该做的，男性甚至看不见它。和同龄女性的期待相比，男性在进步，但不同步。

这种张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过程：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后，家庭内部并不会自动实现平等。目前走得比较靠前的是北欧国家，它们在家庭政策中把性别平等作为核心原则，比如父母假、男性育儿假，让男性参与照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但即便如此，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照料，也更常从事灵活工作，职业发展仍会受到影响。这说明，性别平等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也不能只靠个体觉悟，它需要制度、关系和日常生活一起慢慢改变。

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潮流的前端，很多变化才刚刚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加速。面对这些变化，大家需要少一点焦虑，少用旧概念去判断新现象，多一点时间去观察、学习和理解。新现象不一定都是危机，重要的是看清楚年轻人又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解决方式，也给这个大时代更多展开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