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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广场拾荒的流浪者 流浪远方,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浪漫。 在长沙的流浪者中,92%是男性,女性流浪者只占8%。我们在街头很少看到女性流浪者,女性流浪者面临的风险更高,会被社会上的人“捡”回去当老婆。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女性流浪者是精神出了问题,她们对于自我保护的意识是模糊的、不清晰的。 猥亵不仅在女性身上发生,在男性身上也是,这是流浪者圈子里面公开的秘密。有的人会被诱骗、被利用,因为他可能当下确实需要那碗粉,需要一点点钱。 流浪者也都被偷过。他们在街头睡觉,会不断地被叫醒,睡眠碎片化,所以你会经常看到他在白天打盹。一旦沉沉睡过去了,钱包可能就被割掉了。
为什么会专挑流浪者下手?因为犯罪成本低。流浪者几乎不会报警,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街头流浪,就有一种信号“我是一个没有人保护的人”,“我是一个容易被侵害的人”。 大家还有一句话——我在街上流浪,我就不能生病。冬天他们几乎不感冒,他们对这个温度耐受了。有一次,一位流浪大哥他到地衣之家来,我们刚好在烤火,他大概只烤了一分钟,就马上站起来,他说:“我不能烤,如果适应了火的那种暖融融的感受,我去外面怎么办?”他们会让自己暴露在室外的环境里面,去拉高自己的阈值。 流浪者的死亡案例,是每年都有的。他们在街头消亡,除了一些原发性的疾病,跟喝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地衣之家从成立之初,一直禁酒。 纪录片《地衣》剧照,流浪者歪歪被送回老家之后,家里却没人愿意接纳他 2016年,我人生第一次目睹了服务对象的死亡。我当时还在北京做社工,认识了一个老爷子。记得每次看完他之后,他送我到地铁站,要穿过一个小公园,没有灯,我就会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我爷爷很早就不在了,他让我有了一种长辈一样的依恋。 有一次,我发现他中风发作躺在了地上。我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他很倔强,他无法看其他人的脸色,于是又拖着中风的身体,想要坐公交车回到自己露宿的家,最终倒在了公交站台。警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不行了。 我当时就退缩了,对于他的死亡,我发现我没办法去面对。所以我现在还有蛮大的死亡恐惧。我不希望有人是死在我的手里面。如果说我没有尽力而为,我就觉得他的死跟我有关系;如果我尽力而为了,我想我对他有一个交代了。 地衣之家的庇护所(左);朱聪的救助工作常常在深夜进行,结束之后就直接住在地衣之家(右) 现在的地衣之家,是我们第四个据点,已经关闭3次,重启4次。2018年底,也就是机构的第二年,我想过放弃,当时我意识到我们去街头发方便面,但流浪者并不需要,我对自己的职业追求产生了一个怀疑。 之后我开始做深度转化(注:指回归社会,并且没有再流浪),一年里,8名流浪者中有4个人结束了流浪,在那之后我再没有想过放弃,垮了就再开。 前几年,我负债了20多万,这两年我自己还没统计。你要交房租,要给我们的服务对象买东西,要解决志愿者交通吃饭的问题……这些都是开支。 对于做公益这个事情,有钱我们可以铺很大,可以规模化;没钱我们就是一个实验室,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在一起,去记录、去发现,然后把我们发现的规律性的东西告诉大家。 大学毕业后,朱聪在北京做过多年社工 所谓公益的伟大,我没有意识到,我做公益只是因为我自己感兴趣。 我是湖南益阳人,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里大部分都是孤独的时光,因为缺爱,会让我想要去制造爱。 我大学读的是音乐教育,选专业时家里人都反对,觉得没有用。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固执,喜欢的东西我就会去做,哪怕没办法得到支持。毕业后,我其实从事过半年的文字出版工作。因为自身比较迷茫,去做志愿者的过程中,阴差阳错接触到了流浪者救助,我就开始转行做社会工作者。 之前,我喜欢骑行,最远的一次从甘肃横穿到新疆到霍尔古斯口岸,风吹过头盔的时候,唱得嗓子都哑了,脑袋里的东西好像暂时也遗忘了。 朱聪在摩托旅行中为流浪者发声、呼吁 现在,我已经有6年时间没再骑行。我的生活都是工作的延伸,见朋友也是见工作伙伴,外出交流都是工作。地衣之家附近有个天心阁,走路只要5分钟,但是我来这里3年后才第一次去。 以前我觉得人必须去远方,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会去旅行。到后面,我发现旅行其实有个悖论:每次骑摩托出去,开心的同时也伴随着空虚,因为你想要逃避烦恼,回来之后,那些问题还是在那里。而真正脚踏实地的人,每天都活在同一个小地方,他根本不需要去远方。所以现在我也学着发现附近的美好。 我在服务对象身上看到很多我自己的影子。如果不是因为有父母要照顾,有地衣之家的责任,我可能也会去自我放逐,骑着摩托车去流浪远方;我也发现自己总在下意识逃避,去年,我妈妈身体出现了异常,但因为害怕看到那个检查结果,就拖延到今年才去带她复查。 朱聪说,这些年她开始学习活在当下,只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发愁 从他们身上,我也在学习活在当下。只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发愁,不去想明天跟未来的事情,你过去那些遗憾、那些失去的东西过去它就过去了。 我们发现流浪者的自杀率比普通人更低,他们没有用极端的方式去自毁;也没有外向攻击,去犯罪伤害他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捡着废品晒着太阳,还在活着的他们。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至少可以先活着,哪怕是赖活着。 朱聪旧照 流浪救助是鲜有人关注的公共议题,同时又是国际议题,它有很多难点。全国做流浪者救助的机构很少,我看到的也都是以寻亲为主。目前全国还没有一家机构,对流浪者提供包裹式的服务和系统性的支持,包括就业帮助、技能培训、重新社会化。 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70步,剩下的30步,放弃就会有些可惜,因此你会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朱聪
我们在做救助的过程当中,首先会做评估。你会发现有些人当下他就是想先缓一缓,他确实受了伤害,需要疗愈,因为流浪真的可以忘记烦恼。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休息好之后,没有人不想要回到正常生活,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 但过去10年,我们大部分的案例都是送不回去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已经分崩离析了。 当时,我们花了很久帮小龙找到了家,但是他的继父拒绝见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也不接受他。我们又带他去派出所查找他妈妈的踪迹,但没有查到任何她乘车住宿的记录,甚至没有一条做核酸的记录,民警说,每个人都会有行动轨迹,所以大概率人已经不在了。 也有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些流浪者家里的门连条缝都没有给他开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了。 朱聪和服务对象歪歪、小龙在一起/纪录片《地衣》剧照 所以当一个人回到家之后,我们需要继续跟进,要做大量的工作,去修复他的家庭关系,尝试帮他们找工作。一个人不是想走出来,就能迅速地走出来。改变一个人的过程是漫长的,反复的。 回家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在地衣之家的十年里,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有改变的意愿,没有改变的能力,结果还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帮他们练习这种能力,比如帮他办身份证,解决他工作第一个月的住宿,解决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小龙曾经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就业,我们就几经波折,帮他落了户。 K,曾3次流落街头,如今是地衣之家的志愿者,也是地衣之家十周年艺术展的策展人。他写下:“有人山河万里仍有家可归,有人未必漂泊却也无址可寻。” K,曾经因为流浪来到地衣之家,现在是地衣之家的核心志愿者,也是地衣之家十周年艺术展览的策展人。
现在我们每年深度转化的只有不到10个人。与其泛泛地帮助100个人,还不如彻底地去支持10个人。 去年,我们有两个个案都是怎么都找不到家的,我打电话过去,都被否认了。我在想,你当时生下来也是被抱在爸爸妈妈怀里的,你不可能是个石头,曾经你的出生也被人庆祝,怎么会流落街头变成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呢? 小龙在工厂里给产品贴标签 从生理学上来讲,生命它是一个奇迹,想到这里,我就会有一个力量,希望把他送回生命来的地方。 今年,小龙拿到身份证后开始工作了,前阵子,他还去了四川打工。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给小龙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你此生注定没有家,我祝愿你找到令你心安的居所,它不一定是一间房子,它可能是一株植物,与你相伴的宠物,如果你此生注定没有家,我祝你找到令你心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