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

源济

“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

一八九六年，《海鸥》在彼得堡首演惨败。观众哄堂大笑，报纸幸灾乐祸地宣布“这只海鸥死了”。三十六岁的契诃夫连外套都没穿，从剧场侧门脸色苍白地逃出去，凌晨两点还独自在街上游荡。回家以后，他对朋友发下一句毒誓，“如果不能活到七百岁，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

叶兆言在《岭南十三讲》第十一讲里，讲的就是这只海鸥。有意思的不是契诃夫的丧气，而是丧气之后的斗气：他并不觉得自己错，反倒认定该改变的是观众。两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排《海鸥》一举成功，这场溃败最终成了戏剧史上最著名的翻案之一——但叶兆言对此给出的判断反倒冷静：一个写作者能改变的只是自己，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

契诃夫的位置很特殊——他活过了十九世纪最后的辉煌，又踩到二十世纪的门槛上。就在《海鸥》莫斯科重演成功的第二年，一八九九年，一批后来定义二十世纪文学的作家陆续出生：老舍、闻一多、川端康成、海明威、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契诃夫此时三十九岁，肺结核已重，离去世只剩五年。旧世纪的一根神经将断未断，新世纪的写作者刚刚睁眼。把时针拨到一九二九年，看这批人三十而立时各自在做什么。

节选自叶兆言《岭南十三讲》，为方便阅读在排版上新增了小标题。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01

一只被嘘声杀死的海鸥

契诃夫在我心目中，一直都很重要。大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非常好的作家。或许这也可以叫作潜移默化，反正家里的大人都这么说，听多了，不受影响几乎是不可能。我最初印象中，我们家书橱上有一大排书，它们几乎占据了一层书架，各种各样版本，大大小小厚厚薄薄，都是契诃夫的著作，其中绝大多数是汝龙翻译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通过英文翻译的。

当然，也忘不了契诃夫的正面照，他的头发微微向上竖起，大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在我小时候，父亲曾跟我详细解释过这种眼镜，它不是挂在耳朵上，而是夹在鼻子上。我为此一直有些担心，首先是夹的那个位置一定会很痛，而眼镜架上总会有根链子，防止眼镜跌落在地上，平时搁上衣口袋，要用了，拿出来夹鼻子上。外国人鼻子大，夹得住，不过有时候还是会出现意外，譬如正喝着汤，一不小心就掉下来，正好落在汤盘里，我总是为此担心。

安东·契诃夫(1860-1904)

前面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跟同学们表示过，契诃夫最好的作品，并不是我们在课本上经常见到的那些所谓名篇。他早期创作的小说，只能说是一般，契诃夫的精品都在后期。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最适合编入教材，最适合用来给学生上课。对西方人是这样，对东方人也是。我们说一部好的短篇小说，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同情心，要幽默，要短小机智，所有这些基本元素，都可以轻易在他的小说中找到。

如果能把契诃夫晚年的那些小说看懂了，把他的几个代表性的剧本读通了，就能真正明白这个作家是怎么回事，就会立刻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小说家，什么才是最好的剧作家。契诃夫的《海鸥》特别值得对文学青年推荐，我希望大家有可能的话，就像反复去阅读《在酒楼上》和《献给艾米莉的玫瑰》 一样，不妨多读几遍《海鸥》，这个剧本非常好，它真的绝对值得你们去反复阅读。

契诃夫是我们文学前辈中，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家，同时，他又是最优秀的剧作家。有时候，你甚至都难以区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小说好，还是他的剧本更优秀。契诃夫究竟是应该写小说，还是应该写剧本，好像并没有人讨论这样的话题。很难想象的却是，一百多年前，已经成为小说大师的契诃夫，曾经为这个选择痛苦和不安。

一八九六年，三十六岁的契诃夫创作了他的《海鸥》，这时候，在小说领域，在短篇小说的江湖上，他已经名成功就，完成了从三流作家到一流作家的过渡。他的小说在当时俄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还得了一个普希金文学奖。这个奖在当年肯定是有含金量，大约也和我们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差不多。因此，契诃夫是带着成功的光环，杀入戏剧界的。

电影《海鸥》2018

然而《海鸥》这个剧本正式上演时，却遭遇到了空前的惨败。让作者难堪的场景出现了，观众一边看戏，一边哄堂大笑。当时的媒体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狂欢的机会，一家报纸很得意地评论说：

昨天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闻的丑陋蒙上了 一层暗影，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令人眩晕的失败剧本。

另一家报纸的口吻更加刻薄：

契诃夫的《海鸥》死了， 全体观众一致的嘘声杀死了它。像成千上万只蜜蜂、黄蜂和丸花蜂充斥着观众大厅，嘘声是那么响亮那么凶狠。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契诃夫遭遇到了疯狂的网络暴力。虽然此前也写过剧本，作为一名戏剧界的新手，在剧本上演之前，契诃夫似乎已意识到这部作品可能会有的厄运，他准备撤回出版许可，甚至有些心虚地不打算参加首演。然而，首演成功的诱惑毕竟巨大，剧作者当然是渴望观众的认同，当然渴望剧场上的掌声。在契诃夫小心翼翼的期待中，演出正式开始了，上演到第二场的时候，为了躲避观众嘘声和嘲弄，他不得不躲到了舞台后面。这是一场活生生的灾难，是一个写作者的末日，演出总算结束了，本来还假想是否要上台接受观众献花的契诃夫，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从剧场的侧门脸色苍白地逃了出去。

凌晨两点，痛苦不安的契诃夫还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游荡。巨大的失望变成了一种绝望，回家以后，他对一个朋友宣布：

如果不能活到七百岁，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

其实这个结果完全可以预想到，很多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就像面对你的小说读者一样，写作者永远都是孤独的，无援的，你的受众是否能接受你，必须要有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像契诃夫这样的戏剧大师，也许注定了不能一帆风顺，注定了不能一炮而红，注定了要经历失败。从三流作家变成一流作家，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改变需要付出代价，怎么才能改变呢，有两个办法，要么是作家做出改变，要么是受众做出改变。

究竟应该是谁做出改变呢，究竟是谁更应该让步，在小说创作中，主动做出改变的是契诃夫。我们都知道，他的前后期小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品质，从三流到一流是最形象的解释。很显然，契诃夫在戏剧方面也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当时的“清规戒律”，而所谓“清规戒律”，说白了就是舞台剧的游戏规则。不符合游戏规则，观众就有可能不接受，俗话说，要出来混，你就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事实上，早在写作剧本期间，契诃夫就承认，就宣布过，自己完全忽视了舞台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它的剧本似乎有着这样天然的问题，不仅仅是用来描绘人物的对话太长了，而且还出现了最不应该的“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

评论界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契诃夫把小说的手法带进了戏剧，有人说是把散文的描写用在了剧本上。往好里说，他为戏剧增添了创新的元素，丰富了戏剧，引发了戏剧的革命。往坏里说，不符合游戏规则，不符合江湖规矩，就是不懂和瞎写。然而契诃夫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突然变得顽固起来，去他妈的基本原则，清规戒律也好，游戏规则也好，这些都是为平庸者而设置。只要自己真觉得好，再多的对话都没有关系。只要自己真觉得好，“冗长的开头”就是可以的，“仓促的结尾”就是有力的。

这一次，契诃夫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宁愿放弃戏剧创作，也不愿意去遵守那些所谓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在写小说方面，他意识到了自己确实有过问题，因此，必须要做出改变的是他自己，而在戏剧方面，他并没有犯错，他代表着正确发展的方向，未来的戏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问题只是出在观众身上，因此，必须要做出改变的是观众。

电影《海鸥》2018

这至少说明，当时俄国社会阅读小说的读者，他们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很可能远远地超过当时的戏剧观众。换句话说，戏剧观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远不如读者，更容易随大流，看热闹。毕竟阅读和看戏还是不一样的，不过，真要准备让观众做出改变的想法，无疑还是有些想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疯狂。改变读者就已经很难，改变看戏的观众会更难。通常情况下，一个写作者能改变的只是自己，对于读者对于观众，不得不接受你对他们无能为力的尴尬，读者接受不接受，观众接受不接受，你根本控制不了。你只是用不着去迎合他们，读者和观众的口味五花八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满意。

与其知难而上，不如知难而退，写作说到底还是要让自己满意，自己觉得不好，就要进行修正，自己觉得不错，就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次，契诃夫没有做出让步，他虽然沮丧，垂头丧气，可是并没有想到妥协，没有想到要迁就观众，宁愿发下毒誓，“如果不能活到七百岁，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

真正改变观众口味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大导演彻底改变了契诃夫的命运。就在《海鸥》惨遭滑铁卢的第二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这以后，又过了一年，也就是距离上次演出的两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一次将《海鸥》搬上了舞台。在俄罗斯戏剧史上，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它的历史意义完全可以与法国雨果的《欧那尼》上演相媲美。当时，失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契诃夫心头，除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人敢看好这部戏。没有人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演出终于结束，结果大大超出意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说：

所有的演员都捏着一把汗，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了下来，有人哭了起来……突然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吼声震动着帷幔！人们疯狂了，连我在内，人们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海鸥》的成功像一场美梦，或者说它更像是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从那以后，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掌声再也没有停止过。一只飞翔的海鸥，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契诃夫成为戏剧界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海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著名剧院不断上演的保留节目，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身份象征，在当时，不去看契诃夫的戏，绝对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海鸥》的失败和成功，充分说明除了作者之外，其他参与者的重要性。

舞台剧《海鸥》（布图索夫版）

运气这玩意，有时候真说不好是怎么回事。剧本还是那个剧本，两年前所以失败，是因为导演对剧本不理解，演员对扮演剧中人物不理解，来看热闹的观众同样是什么都不理解，而这样的不理解，在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好在时间会纠错，真金子迟早都会闪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轶闻，已记不清是在哪一本书上，反正契诃夫的戏正在上演，邀请高尔基去看他的戏，当时的高尔基虽然年轻，比契诃夫要小八岁，却已经是非常的当红和火爆。高尔基像明星一样走进剧场大厅，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这种反客为主的反应让高尔基很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冷落了他身边的契诃夫，于是高尔基当场发表了演讲，请观众想明白他们今天是来看谁的戏。后来，高尔基亲眼见证了《海鸥》的成功，他满怀激情地给契诃夫写信：

从未看过如同《海鸥》这般绝妙的、充满异教徒智慧的作品……难道你不打算再为大家写作了吗？你一定要写，该死的，你一定要写！

契诃夫后来又写了几个剧本，每一部戏都大获成功，每一个剧本都写得特别好。就像老舍对于北京人艺的重要性一样，如果没有契诃夫，如果没有他的剧本，就没有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没有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没有能享誉世界的俄国高品质观众。同样，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没有高品质的观众，也不会有伟大的契诃夫。

这是一种互为因果互相成就的关系，在这种共生共灭的关系中，机会恰恰是可遇不可求，而作家力所能及的，也就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处理好与自己作品的关系。要保持住自己的信心，要有耐心，不是每个写剧本的作者，都能遇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你完全有可能遇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观众。

02

《海鸥》，悲剧？悲喜剧？

关于契诃夫《海鸥》的话题，还有很多话可以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准备再说一点，另外顺带说两个细节。一点是小说中的写作者，在《海鸥》中，实际上是有三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这三个人分别是年轻爱做文学梦的失败者科斯佳，文学的成功人士和无行文人果林，文学爱好者业余作家多尔恩医生。从他们身上，都隐约可以看到契诃夫本人的身影。

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庄园

实际上，这三个人也代表了写作者的三种可能性，你可以或者可能像多尔恩医生那样，只是自娱自乐，一边行医，一边当作家。我们都知道，契诃夫就是学医的，就是个医生。多尔恩医生只是作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业余写作一辈子，默默无闻，写好写坏不重要，在文坛之外徘徊。戏份虽然不多，可都用在了关键点上。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像点样子的产科大夫，多尔恩医生有着令人敬重的职业，尤其是讨女人喜欢，因为他的病人都是女性。

多尔恩这个人物可以说就是契诃夫的肉身，他很敏感，艺术趣味极佳，分辨得出戏的好坏，听得见人物内心深处的声音，能够看明白世间一切。他的目光也成了这部戏的焦点，换句话说，多尔恩医生所能看到的，既是契诃夫所看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剧作家本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在小说叙事学中，多尔恩医生就是那个常见的第三人称说故事者，很多情节都是靠他的嘴，在舞台上说出来的。

多尔恩医生年轻时，很可能像科斯佳那样充满理想。如果他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也可能变成果林，然而他只是多尔恩。而写《海鸥》时的契诃夫，显然也不是多尔恩，事实上他已经成名，已经开始在别墅里写作，与果林一样，受读者的崇拜，报纸上每天都谈到他，到处卖他的照片，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种外国文字。但是契诃夫仍然还不满足自己取得的成就，他借果林对妮娜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沮丧，说自己的作品写得再好，无论有多大影响，在别人的眼里和嘴里，永远是“离托尔斯泰还远得很”，“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比这还要好得多好得多”：

等到我死后，我的朋友们，经过我墓前，将会说： “这里长眠的是特里果林。他从前是一个好作家，但是比不上屠格涅夫！ ”

这简直就像是契诃夫自己的一段独白，他的内心深处是不服气的，或许还不敢与托尔斯泰叫板，但是一定觉得自己比屠格涅夫写得更好，好得多。他知道读者绝对不会这么想，毕竟在当时，无论是在俄国还是世界文坛，屠格涅夫的名气，都要比他大得多。

契诃夫当然不是果林，或许他只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成为果林那样的人。契诃夫显然也不是不幸的科斯佳，虽然他年轻时和科斯佳一样，满脑子的文学理想，梦想着能写出一部破除旧形式的新作品。科斯佳是文学上的失败者，才华有限，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运气。他不能像妮娜那样，经历了很多痛苦，遭遇了很多磨难，最终还能顽强地站了起来，继续去追求心中的理想，而是不断地遇到挫折，最后连有点成功也是毫无用处，他走上了文坛进入了文坛，可是这个文坛完全又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个样子。

也许契诃夫是在回忆青春年华，也许是在表达对文坛的不满，他对科斯佳饱含着同情，又不无批判。契诃夫借了多尔恩医生的嘴，开导年轻的科斯佳：

你的题材是从抽象世界里选出来的，你做得很对，因为一个艺术作品，应当是一个伟大思想的表现。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美的东西。但是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呀！

多尔恩医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科斯佳完全是心不在焉，他不得不唠唠叨叨地进一步开导这个年轻人：

不但如此。一切艺术作品，都应当含有一个鲜明的、十分明确的思想。你应当知道你为什么要写作。因为，如果你顺着这条风景怡人的道路，毫无目的地走下去，你一定会迷路，而你的才能也一定会把你葬送掉。

这已经不只是在开导科斯佳，而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契诃夫对文学青年的态度，太多的年轻人，最终都会在文学这条风景怡人的道路上迷路，最后生生地把自己给葬送掉。

电影《海鸥》2018

我想说的两个细节，是《海鸥》中的“海鸥”和“猎枪”：

特里波列夫 （上，没有戴帽子，提着一支枪和一只打死的海鸥）你一个人在这儿？

妮娜  一个人。

［特里波列夫把海鸥放在她的脚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特里波列夫  我做了这么一件没脸的事，竟打死了这只海鸥，我把它献在你的脚下。

妮娜  你这是怎么啦？ （拿起那只海鸥来，仔细看）

特里波列夫 （停顿一下之后）我不久就会照着这个样子打死自己的。

首先是海鸥，上面的这段对话，为《海鸥》这部戏做好了充分铺垫，海鸥是怎么回事，猎枪又准备要干什么，预示着怎么样的结局，都会像谜一样地为我们解开。“海鸥”会是谁，象征了什么，猎枪一定会打死人，它又会干掉谁。果林上场了，他看见海鸥和猎枪，立刻大发议论：

特里果林  没有什么重要的……忽然来到的一个念头……（把他的笔记本藏起来）为一篇短篇小说用的故事：

一片湖边，从幼小就住着一个很像你的小女孩子；她像海鸥那样爱这一片湖水，也像海鸥那样的幸福和自由。但是，偶然来了一个人，看见了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就把她，像这只海鸥一样，给毁灭了。

无论你是在读剧本，还是在看戏，到了这里，你都会忍不住担心，为妮娜的命运担心，感觉作者一定是在暗示，显然是在暗示，海鸥就是妮娜，毁灭注定就是她的结局。故事的走向似乎也是这样，果林引诱了妮娜，她像飞蛾扑火，自投罗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妮娜上钩了，有了孩子，又被抛弃，就像被毁灭的海鸥一样。然而最后被猎枪打死的并不是妮娜，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没想到会这样，结果呢，结果是科斯佳自杀了。

如果猎枪最终打死的是果林，无论是科斯佳开枪，还是妮娜，就是一个与托马斯 · 哈代《苔丝》差不多的故事。同学们也许看过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果你们看过，一定会记得那个让人惊悚的结尾，男主角最后杀死了自己钟情的女孩。杀死喜欢的女孩和自杀，两者可以说异曲同工，都是一种最大的绝望，既是悲剧，又是悲喜剧。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

鲁迅解释悲剧和喜剧的区别，悲剧是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将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海鸥》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笑点，即使是妮娜被抛弃这么悲哀的事，仍然会有很多可笑的地方。从这个角度出发，《海鸥》正像契诃夫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个喜剧，让观众笑声不断。同时，故事的真正内核，又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悲剧。

契诃夫是用喜剧的方式，来演绎一个悲剧故事，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这么做。

源济

03

一八九九年，新世纪的同龄人

今天要讲的，不只是契诃夫的《海鸥》，我还想和同学们顺带说一说，说一说出生在一八九九年的几位作家，为什么要说起他们，原因也很简单，有时候，了解一些作家的生平，还是很有意思的。这种了解，对我们的写作会有帮助，起码对我是有帮助的。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大家都出生在同一年，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国度，结果也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之路。

这几位同一年出生的作家，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十九世纪结束了。在这一年，契诃夫三十九岁，以今天的眼光看，他似乎还很年轻，还能算是青年作家，写什么样的文字都好，小说也好，戏剧也好，都是一流的好文章，思想极其成熟。真实的状况却是，他的身体已经进入晚年，契诃夫的肺结核很严重，再过五年，到了一九○四年，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文学史上，契诃夫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星光灿烂，在他之后，二十世纪的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一八九九年是中国戊戌变法的第二年，激进的变法宣告失败，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组织了一个成不了任何气候的保皇党。同样是在这一年，甲骨文被发现了，中国古文字历史难解的谜团，似乎有望被解开。这时候的中国仍然前途茫茫，世界已经日新月异。德国的欧宝公司开始生产汽车，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成立了，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成立了。深受大众爱戴的体育方面，意大利的 AC米兰足球俱乐部成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成立。

一八九九年这一年出生的著名作家尤其多，中国诞生了老舍（卒于一九六六年）和闻一多（卒于一九四六年），日本诞生了川端康成（卒于一九七二年），美国是海明威（卒于一九六一年），俄国是纳博科夫（卒于一九七七年），还有阿根廷博尔赫斯（卒于一九八六年），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卒于一九七四年）。这一年出生的作家，有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分别是海明威，川端康成，阿斯图里亚斯。有两人死于枪下，他们是海明威和闻一多。有三人自杀，海明威，老舍，川端康成。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八九九年诞生的作家，因为这一年非同寻常，新的二十世纪就要开始。对于今天你们来说，这种感受不会深刻，你们都是出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对于我这样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来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这一代人，比契诃夫差不多小了一百岁，我们回头看契诃夫，就仿佛你们在观望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的这批作家，都是遥不可及。

我们看海明威他们这一代人，毕竟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就仿佛是你们在看我们，用一句大实话就是，彼此还是有可能见上一面的。我喜欢这样的遐想，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年龄，去对照和想象前辈作家跟我们一样大时正在做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世界的作家都是同行，都是文坛上的战友。阅读以上几位作家的作品，我的大脑经常会短路，会跑偏，譬如阅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就会情不自禁想到当时的老舍，想到闻一多，想到这两位中国作家，想象他们正在干什么。

在一九二九年，三十而立的这批作家，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是海明威。这一年，《永别了，武器》轰动文坛，海明威像《海鸥》中的果林那样，是个明星一般的存在。与他同年的作家也都开始写作，都发表了作品，都稍有名气，与如日中天的海明威相比，距离世界性影响，距离一本书吃一辈子的成功，还得好好地熬上一段日子。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

就在这一年，老舍先生离开了英国，他在此之前，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连续三部长篇小说，在西方让他更有名声的，恐怕还是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家伙一起翻译的《金瓶梅》。这套四卷本的巨著翻译完成以后，拖到一九三九年才出版，是西方比较权威的一个译本。因为写小说，三十岁的老舍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纠结，他肯定已爱上了写作这个行当，但是前途茫茫，能不能当一名职业作家，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同样是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过两本诗集的闻一多，获得了诗人头衔。他不能指望靠《红烛》和《死水》谋生，虽然学的是绘画，仅凭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的资历，足以在大学获得一份很好的职务。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语系主任的位置上干了没多久，便去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去了山东青岛大学，闻一多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离文学创作越来越远，最后干脆就放弃了。

在一九二九年，未来要进入文学史教材的大咖们，只有海明威是职业作家，可以靠着稿费衣食无忧。这一年，川端康成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已经完成，这部小说在他生前共拍过五次电影，他真正走红，还得再过一段日子。当时看不到文学前途的还有博尔赫斯，出版了两本诗集，要说影响，还不如中国的闻一多。阿斯图里亚斯更是默默无闻，正埋头撰写《总统先生》，这是一部基于现实，又绝对超现实的长篇小说，前后写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发表。一旦发表立刻红了，为此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年，流亡在德国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作为文学新人，完成了一部叫《防守》的小说，这部小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当时流亡在欧洲的俄国作家蒲宁对自己的老乡评价甚高，说“这小子抓起一把枪，把整个老一辈包括我在内都干掉了”。蒲宁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当时公认侨居国外的文学大师，他的话按说应该一言九鼎，然而这个广告并没有太大用处，纳博科夫离走红的日子，显然要比老舍和川端康成更加遥远，更看不到尽头。

纳博科夫在瑞士山丘用蝴蝶网，约1974年

因为时间关系，不妨把时针再拨快一些，直接跳到一九六九年。这时候，他们还活着的人七十岁了，都已经名成功就。此前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川端康成，再前一年，给了阿斯图里亚斯。生于一八九九年的作家，有三位获奖。没有获奖的同样厉害，《洛丽塔》带来了巨大成功，从六十年代开始，纳博科夫的名字经常跟诺奖联系在一起，一次又一次获得提名。作为同龄人，他和另一位屡获提名的博尔赫斯，完全有理由成为第四或第五位获奖者。

这也是纳博科夫最接近获奖的一年，诺贝尔奖公布前夕，因为有了太多暗示，纳博科夫夫妇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陌生电话，对方大声地喊着：“这里是斯德哥尔摩……”然后电话突然掉线了，一阵不断升高的期望过后，电话又接通了，只是一个要写论文的女子请求帮助。

有关诺贝尔奖的花絮太多，这个话题聊起来太长。根据最新解密档案，一九六八年老舍差点得奖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与老舍一样，虽然众说纷纭，事实却是瑞典文学院从未考虑过纳博科夫。毫无疑问，即使在乎，就算渴望，纳博科夫也不缺这么一个奖，太多的好作家缺席了这个奖项，得不得这个奖既重要，也不重要，得奖并不能真正地提高他们作品的含金量。

本文节选自

《岭南十三讲》

作者: 叶兆言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6-7

编辑 | kusafiri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