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部法国电影悄然上映,片名《荣光与暗影》很美,美得像一句诗。它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却在欧洲影迷圈里悄悄发酵,原因很简单,片方几乎不用宣传,因为这对父女的人生,本身就是最好的预告片。
这个片名不是电影人的原创,1840年,雨果出版过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光与影》。在雨果笔下,光是理想,是文明灯塔,是诗人肩上的使命,影是尘世,是遗忘,是命运投下的暗面。一百八十多年后,这个诗意的名字被安到一部电影头上,讲的却是二战期间一对法国父女的真实往事。妙就妙在,这部片子里本应掌灯的那个人,恰恰成了投下暗影的那个人,光是这个组合,就已经意味深长。
电影官方简介写得很克制,寥寥几行,却几乎浓缩了一部电影的全部要素:故事基于真实事件。父亲名叫让·吕谢尔,是一名记者、报业大亨,法国解放后逃亡德国西格马林根,1946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女儿科琳娜,1935年至1940年间冉冉升起的新星女演员,因病被迫中断事业,短暂嫁给一位德国军官,随父亲逃亡,成为父亲的秘书,战后被判处十年“国家不名誉刑”。
先来聊聊父亲,让·吕谢尔曾是巴黎报界最风光的人物之一,1927年创办刊物《我们的时代》,高喊法德和解、欧洲联,是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战争一打响,他的立场急转直下,巴黎沦陷后,他创办合作派大报《新时代》,成为维希阵营最卖力的笔杆子,与德国大使阿贝茨私交甚笃。1944年夏天巴黎解放,他随维希残部一路逃进德国,住进霍亨索伦城堡,就是那座收留了佩当元帅和拉瓦尔总理的城堡,一个没有国土的“法国政府”,在德国人的屋檐下等着自己的末日。战后法国的清算里,文人圈是重灾区,在他之前,名刊《我无处不在》的主编布拉西亚克已经上了刑场。笔杆子换不来豁免权,这一点,吕谢尔到死才真正明白。
他的女儿科琳娜曾是法国影坛最被看好的少女,1935年,十四五岁的她第一次站到摄影机前,凭一张介于天真与世故之间的脸迅速走红。她走红的那些年,法国电影正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诗意现实主义的大师们都在片场里忙碌。以她的起点,本有机会成为影史留名的面孔,直到战争把一切划成两半当时巴黎的影评圈里,关于她靠父亲报业资源上位的闲话从没断过,如今回看,那些闲话像一句谶语:她得到的一切都来自父亲,她失去的一切也来自父亲。
1940年,肺结核中断了她的星途,把她从聚光灯下拉了下来。此后她短暂嫁给一位德国军官,又在1944年追随父亲逃亡,从明星变成了秘书。一个被摄影机追着长大的女孩,最后在流亡的城堡里,替一个注定要死的男人整理文件。审判来得很快,父亲被判处死刑,1946年被行刑队处决。女儿被判处十年“国家不名誉刑”,这是战后法国为清算合作者专门设立的刑罚,褫夺公民权利,等于被国家正式除名。更狠的是,这份刑罚专门针对报刊、广播、电影、戏剧行业的职务,对一个演员来说,相当于被逐出此生唯一的舞台。那份十年的判决,比她剩下的生命还要长。
今天的人们讨论“星二代”,讨论原生家庭,讨论资源的原罪,讨论一个人该不该为父辈买单。这些话题,科琳娜用一生替我们试了一遍:当父辈的光环变成父辈的罪名,一个人要怎么重新定义自己?中国人讲“父债子偿”,科琳娜演示了这种算法有多残酷,父债,是拿她的事业、婚姻、名声、健康,一笔一笔抵掉的。她后来把自己的故事写进自传《我奇怪的一生》,书名里那个“奇怪”,是自嘲,也是求救。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叛国者的女儿演过的电影,还值得看吗?这个问题,科琳娜生前大概也问过自己。而法国人自己为它吵了几十年也没吵出结果,观众对作品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始终是两本账。电影《荣光与暗影》最聪明的地方,就是拒绝替观众回答,它只是把这对父女放进历史的取景框里,把审判席留给观众。
回到片名,光与影,从来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雨果写的是诗人的荣光与尘世的阴影,电影拍的是一个父亲把女儿举进光里,又亲手把她拖进影子里。荣光与暗影,不是一个标题的两半,而是一对父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