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眉
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执掌美联储期间,缔造了当时美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不间断经济扩张周期。这份经济繁荣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敏锐洞察到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技术进步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催生通胀压力,美联储也因此无需加息收紧货币政策。
出于这一点及其他原因,上个月凯文·沃什宣誓就任新任美联储主席时,在谈到前任时特别赞扬了格林斯潘,称其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带来繁荣。如今,他认为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也将产生类似的理想结果。
然而,在几天前格林斯潘以100岁高龄去世后,人们对他铺天盖地的赞誉中,并未提及的是他任期内截然不同的宏观大背景,尤其是与沃什今天所面临的局面相比。
当时与现在最鲜明的对比在于财政政策的处境。20世纪90年代,联邦预算从巨额赤字转为世纪之交的盈余,而这点尤为重要,因为它缓解了原本可能需要美联储出手对冲的通胀压力。更大的“财政空间”也使长期利率得以下降。原本将用于弥补预算赤字的资本被释放出来,转而投入到互联网和电信繁荣的投资之中。
相比之下,如今联邦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种赤字规模在历史上往往与战争或严重衰退相伴。此外,美国历年累积的债务,如今规模已与整个美国经济体量相当,而其利息成本已飙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联邦预算中最棘手、最难压缩的一项支出。
前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动态经济战略”(Dynamic Economic Strategy)负责人约翰·西尔维娅(John Silvia)表示,宏观经济政策始终嵌套在多重现实约束之下,其中公共债务相对GDP的规模,是决定通胀水平与经济增长节奏的主要变量。
格林斯潘虽然在名义上主管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在塑造财政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后,格林斯潘说服新总统推出一揽子削减赤字方案。美联储主席当时认为,这将使美债收益率下降,从而刺激经济。那时长期利率约为7%,远高于美联储3%的联邦基金政策利率,这种差距反映出债券市场对通胀和赤字的担忧仍未消散。
1994年共和党掌控国会参众两院,进一步让赤字走上下降轨道。此外,全球地缘政治也在遏制联邦开支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冷战的结束以及由此带来的“和平红利”,使联邦支出占GDP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21%以上,到该年代末期放缓至18%。而90年代新兴经济体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尤其是中国),大量廉价商品与劳动力涌入全球市场,形成正向供给冲击,进一步压制了美国通胀。格林斯潘在2006年从美联储卸任后回顾往事,坦言这些非货币事件支持了他自1987年开始的漫长任期内无通胀的增长。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叠加对伊朗战争的增量支出,2027财年美国军费预算将达到1.5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财政赤字将从2026财年的1.9万亿美元(占GDP的5.8%)上升到2036年的3.1万亿美元(占GDP的6.7%)。关税壁垒以及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的举措,也进一步对国内价格形成上行压力,这同样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相反。
Sri-Kumar Global Strategies负责人科马尔·S·斯里-库马尔表示,克林顿执政初期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在控制通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回忆说,1994年他曾感到震惊:美联储在未向市场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迅速采取一系列动作,将联邦基金利率翻了一番,提高到6%。这一举措成功地把任何初现端倪的通胀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过也带来了金融层面的连锁影响:美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剧烈波动,并直接诱发加州奥兰治县破产,以及墨西哥比索危机。
尽管沃什上个月在宣誓就职时引述格林斯潘为导师和榜样,但斯里-库马尔怀疑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否为了实现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而连续多次加息——这一目标美联储已经连续五年未能达成。他也不认为总统特朗普会遵守承诺,让沃什在引导美联储时“按自己的想法来”。
最后,90年代的通胀回落趋势让美联储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去支撑金融市场,这被称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1998年,在新兴市场危机和俄罗斯债务违约之后,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在此背景下,美联储降息以对冲冲击——尽管实体经济依然强劲。斯里-库马尔在一封邮件中断言:“由于通胀上行速度已处于高位,同时还伴随着巨额赤字,市场不会相信会存在一个有效的‘沃什看跌期权’。”
从根本层面来看,西尔维娅指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与通胀及经济增长轨迹(即实际最终销售,也就是剔除库存波动后的GDP)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理论上,美联储可以选择是否扩大货币供给,以适配更高的通胀和总需求支出。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这条路注定步履维艰。”从历史经验看,各国央行最终往往都会投放货币来帮助为财政赤字融资,从而带来通胀后果。
沃什在被提名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就曾强调,通胀是一种选择。上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面对的是不断缩小的财政赤字,因此做出选择要容易得多。而如今的美联储必须应对更为艰难的局面:赤字高企且似乎难以化解,利率与人口结构因素又使问题雪上加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迫使美国及海外增加军费开支;以及自由度更低的贸易环境。至于AI,能否像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那样,为沃什及其团队带来助力,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