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VS生存之战：以色列哈雷迪派拒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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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VS生存之战：以色列哈雷迪派拒服兵役

黄瑜珊 凤凰WEEKLY国际

2026年6月11日 23:06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黄瑜珊

文/黄瑜珊

编辑/漆菲

围绕征兵问题，以色列极端正统派（下称哈雷迪派）犹太人的抗议愈演愈烈。当地时间6月10日，耶路撒冷与以色列中部爆发大规模反征兵示威，抗议警方拘留19名哈雷迪派逃避兵役者的决定。抗议者在耶路撒冷的哈内维因街与海姆·巴列夫大道等地聚集，试图阻拦运送被拘留者的车辆。

◆ 6月10日，特拉维夫的阿布卡比尔拘留中心外，哈雷迪派与以色列警方起了冲突。（图源：CHAIM GOLDBERG/FLASH90）

这场风波始于6月初，一名涉嫌逃避兵役的哈雷迪青年在耶路撒冷西部城镇贝特谢梅什被捕后，愤怒的人们开始冲击警察局、封锁道路、焚烧车辆。此后，抗议活动蔓延至周边城市，机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一度受到影响。随着越来越多逃避兵役者被拘，示威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近年以色列最严重的反征兵抗议浪潮之一。

从表面看，抗议的导火索是政府针对哈雷迪派逃避兵役者的执法行动升级。自5月底以来，以色列军方和警方加强相关追查力度，并扩大执法范围。对于长期享有兵役豁免传统的哈雷迪社群而言，这被视为对其宗教生活方式的直接挑战。

然而，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军长期面临兵力消耗和预备役动员压力。围绕哈雷迪派是否应承担兵役义务的争论，也从一项延续数十年的社会矛盾，演变为牵动以色列社会团结、执政联盟稳定，乃至国家未来政治走向的核心议题。

多线作战造成兵源压力

征兵执法行动的升级，并非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在持续多线作战压力下形成的结果。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国防军进入长期高强度作战状态，并在多个方向维持军事部署。

在加沙地带，战争从最初的高强度空袭转向持续性的城市战与清剿行动。虽然在2025年初，以色列与哈马斯一度达成阶段性停火协议，并有了人质与囚犯交换，但其并未转化为稳定的和平安排，双方在停火执行与后续谈判问题上仍存分歧。

◆ 以色列轰炸后，加沙地带汗尤尼斯上空浓烟滚滚。（图源：盖蒂图片社）

随后，以色列很快恢复大规模空袭行动，让战事进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国际社会推动的停火谈判仍在间歇性进行；另一方面，以军在加沙持续进行空袭与局部军事行动，战斗烈度虽不再呈现全面战争形态，但从未结束。

同时，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也显著升级，并由长期的“影子战争”转向直接的军事对抗。从2024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引发伊朗首次针对以色列本土的军事报复，到2025年6月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与军事目标的持续打击导致的“十二日战争”，双方对抗的烈度与直接性达到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2026年2月底，以色列联合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联合打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军政高层身亡。伊朗随后对以色列、美国驻中东基地以及海湾地区目标实施报复，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地区安全与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尽管此后各方达成脆弱停火，但零星袭击和军事摩擦持续至今，中东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 一门以色列自行榴弹炮向黎巴嫩南部发射炮弹。（图源：法新社）

以色列北部边境也卷入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循环。从边境地区持续不断的火箭弹与无人机袭击，到震动中东的“传呼机行动”，再到以色列定点清除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及大批高级指挥官，以色列逐步削弱了这一长期宿敌的军事能力和指挥体系。

然而，真主党从未被彻底消灭。今年3月以来，以军在黎巴嫩战场的行动规模明显扩大，不仅持续在黎巴嫩全境实施空袭和定点清除，还发动自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试图控制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并建立纵深安全缓冲区。即便停火谈判期间，以军的轰炸行动也从未停歇。

除了加沙、伊朗与黎巴嫩的主战场外，以色列还在其他战线投入军力。在叙利亚，以军由阿萨德倒台前针对伊朗及其盟友军事存在的打击，转向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名的空袭、越境行动与缓冲区扩张。同时，以色列多次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持续发射的导弹与无人机，以及对红海的封锁。

可以说，以色列面对的不再是单一战场，而是横跨整个中东的多线安全压力。自2023年10月以来，以军已有逾千名军人阵亡、数千人受伤，成为近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军事行动之一。

随着战争从短期行动演变为长期消耗战，以军的兵员储备不断接近极限。即便部分战线暂时停火，以军仍需维持高水平的戒备和快速动员能力。战争爆发后，内塔尼亚胡政府迅速批准征召36万名预备役军人，创下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纪录。

此后，随着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持续进行，以军不得不反复依赖预备役体系维持作战能力。2025年8月，以色列再次征召约6万名预备役人员；2026年2月至3月，军方启动新一轮约10万人的动员计划。对于一个总人口仅约1000万人的国家而言，如此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反复动员可谓极为罕见。

哈雷迪特殊地位被终结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一直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大多数犹太公民无论男女均需服兵役，德鲁兹和切尔克斯男性同样适用征兵制度，而非德鲁兹裔阿拉伯公民通常不被征召，但可自愿入伍。

目前，以色列犹太男性的义务兵役期为32个月，女性为24个月。完成现役服役后，大多数退伍军人还需编入预备役体系，并在未来数十年内根据军方需要接受周期性征召。战争时期，预备役往往承担大规模动员和前线补充任务，是以色列国防体系的重要支柱。不过，这一被外界视为“全民皆兵”的体系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长期处于特殊地位。

◆ 身着传统服饰的哈雷迪男子站在一群以军士兵身后。（图源：《耶路撒冷邮报》）

1948年建国之初，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出于保护传统宗教教育的考虑，允许少数全职研习《托拉》的神学院学生免除兵役，并给予其政府津贴直到26岁。这一被称为“托拉即其职业”（Torato Umanuto）的安排，最初仅适用于约400名学生，被视为建国初期政府与宗教势力之间的一项政治妥协。

但随后数十年间，哈雷迪社群迅速扩张。作为以色列出生率最高的人群之一，它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约13%，在年轻人口中的比例更高。原本针对少数宗教学生的特殊安排，逐步变为影响整个征兵体系的重要议题。

面对不断扩大的兵员缺口，以色列政府重新审视长期沿用的征兵制度。2024年初，以色列国防部曾提议将男性义务兵服役期限由32个月延长至36个月；与此同时，相关法案建议提高部分预备役人员的服役年龄上限，并增加每年可被征召的服役天数，以确保军方能够在战争持续期间维持足够的兵力储备。

但这些措施很快引发争议。许多世俗派人士和预备役军人团体认为，在大量哈雷迪派青年仍享有兵役豁免待遇的情况下，让已经服役的人承担更长时间的义务并不公平。

根据以色列军方和反对派人士在2024年的估算，以军面临约1万名士兵的缺口，而处于适龄服役年龄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约有6万-7万人。在支持征兵改革的人士看来，即使让部分哈雷迪青年进入军队，也足以显著缓解以军当前的压力。

这种背景下，长期存在争议的兵役豁免制度迎来转折。以色列最高法院早在2017年便裁定，针对哈雷迪派神学院学生的豁免安排违反平等原则，要求政府制定新的征兵方案。但由于执政联盟长期依赖宗教政党支持，相关改革屡次被推迟，政府也多次申请延期执行。

◆2025年1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哈什莫奈姆旅首批新兵抵达特拉维夫征兵处。该旅的组建是为了安置哈雷迪士兵。（图源：walla!网站）

随着加沙战争爆发后兵力压力急剧上升，这一议题再次被推向前台。2024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政府无权继续给予哈雷迪派神学院学生普遍性的兵役豁免，并要求停止向相关机构发放依赖豁免政策提供的财政补贴。这一裁决事实上终结了哈雷迪派延续数十年的特殊地位。7月，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向哈雷迪青年发出首批征兵通知，并计划分阶段扩大征召规模。

与国家的对抗逐步升级

对于哈雷迪派而言，兵役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履行公民义务的问题，而是关乎宗教信仰、社区存续乃至身份认同的核心议题。

在他们看来，研读《托拉》本身是保护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重要方式。根据“托拉即其职业”的理念，全职宗教学习并非个人选择，而是一种神圣使命。而维持神学院体系和持续研习经典，与军人在前线保卫国家同样重要，甚至具有更高的宗教价值。因此，强制征兵不仅会打断宗教学习，也是对其生活方式和宗教义务的直接干预。

更现实的担忧来自社区层面。哈雷迪社群长期保持高度封闭的生活方式，其教育体系、社会组织和价值观与以色列主流世俗社会存在明显差异。许多宗教领袖担心，军队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机构，会削弱年轻人对宗教权威的服从，让其更快融入外部社会。而男女混合环境、世俗文化影响以及与非宗教群体的长期接触，都被视为可能威胁传统宗教生活的重要因素。

部分哈雷迪派对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本身也持保留态度。虽然大多数哈雷迪政党会参与以色列议会政治，并在现实层面与政府合作，但一些宗教团体认为，犹太国家应当在弥赛亚降临后由上帝建立，而非通过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实现。一些更激进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宗教合法性，并将征兵视为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正因如此，面对征兵通知，大量哈雷迪青年选择拒绝报到。根据以军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开始向哈雷迪群体发出征兵通知以来，军方累计向数万名适龄哈雷迪男性发出征召令，但实际入伍人数远低预期，绝大多数适龄青年仍留在神学院学习。

随着征兵效果不彰，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逐步加强执法力度。除了限制未报到者获得部分政府福利外，军方还扩大对逃避兵役者的追查范围，并对部分长期拒绝响应征兵令的人员发出逮捕令。按照以色列法律，被认定为逃避兵役者不仅可能面临拘留，还会受到出境限制等处罚。

这些措施激化了哈雷迪社群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宗教领袖纷纷呼吁青年拒绝配合征兵。

长期积累的争议在今年6月集中爆发。随着贝特谢梅什的一名哈雷迪青年因涉嫌逃避兵役被捕，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封锁主要道路、轻轨线路和交通枢纽，部分地区还爆发了与警方的对峙。

◆ 6月1日，耶路撒冷，以色列骑警驱散了封锁道路的哈雷迪抗议者。（图源：美联社）

此后数日，以军和警方拘留了更多未响应征兵号召的哈雷迪青年，进一步激化了社群内部的不满情绪。6月10日，耶路撒冷及以色列中部地区再次出现大规模示威。抗议者试图阻拦运送被拘留者的车辆，警方出动警力维持秩序，双方在多个地点发生推搡，部分交通线路一度陷入瘫痪。

在耶路撒冷的示威现场，一名抗议者告诉媒体：“对我们而言，进入以色列军队意味着放弃宗教信仰，而我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生存之战。”他同时强调，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让数以万计反对征兵的人进入军队。

一些抗议者甚至举起谴责以色列政府的标语——“宁可作为犹太人死去，也不愿作为锡安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活着”“我们拒绝为锡安主义宗教的军队服役”。

征兵争议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过去数十年间，哈雷迪兵役问题更多是一场围绕社会公平与宗教特权展开的争论，加沙战争爆发后的战争环境下，它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正在重塑以色列社会的运行逻辑。

最直接的影响，是加剧了世俗派与哈雷迪社群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许多世俗派以色列人虽对兵役豁免制度心存不满，但在安全形势相对稳定时期，这种争议更多停留在社会公平层面。

但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大量预备役军人被反复征召，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为何部分群体能够一直享有特殊待遇，其他人却要承担不断增加的战争成本。

哈雷迪社群也认为，战争压力正在被用作改变其生活方式的理由。对于许多宗教领袖而言，征兵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国家试图削弱宗教教育体系和社区自治权的体现。

◆ 哈雷迪社群认为，战争压力正在被用作改变其生活方式的理由。（图源：《耶路撒冷邮报》）

双方对国家责任、宗教义务和公民身份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使得围绕征兵问题形成的社会裂痕短期内难以弥合。随着战争持续，兵役问题已超出单纯的人力资源配置范畴，而变成社会内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化为更明显的政治分化。

相比社会层面的对立，征兵争议对以色列政治体系造成的冲击更为直接。长期以来，哈雷迪政党一直是以色列执政联盟中的关键力量。无论是沙斯党（Shas）还是联合妥拉犹太教党（United Torah Judaism），都将维护神学院经费和兵役豁免制度视为其核心政治诉求。对于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盟而言，哈雷迪政党的支持是维持其议会多数地位的重要基础。

然而，最高法院裁决、军方征兵需求以及世俗社会要求“兵役平等”的呼声，不断压缩政府的政策空间：如果执政联盟继续推动落实对哈雷迪群体的征兵措施，或将导致宗教政党退出联盟；而如果继续寻求维持豁免制度，则可能面临来自反对派、司法系统以及越来越多世俗选民的压力。

◆ 2026年4月28日，一名哈雷迪派犹太教徒手持标语抗议。（图源：安纳杜鲁新闻社）

6月2日，以色列反对派推动一项解散议会法案，试图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虽然该法案需经过后续议会的审议，但反映出执政联盟内部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

按照现行安排，以色列下一届议会选举最晚应于今年10月27日前举行。利库德集团6月10日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议会选举，寻求继续执政。这意味着征兵改革及宗教政党的支持，仍将是其竞选和组阁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关键议题。

过去两年多来，持续的军事行动成为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存的重要支柱。在加沙、黎巴嫩乃至伊朗方向的多重安全压力仍未消退的背景下，其政府持续强调维持军事施压的必要性。

对军方而言，哈雷迪群体是国内仍具潜力的重要兵源；但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哈雷迪政党又是其执政联盟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征兵问题成为一种潜在的执政困局：战争越是消耗兵力，政府越难回避征兵改革；而征兵改革推进得越深，又越可能动摇执政联盟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