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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专访美国问题学者刁大明: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会更激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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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5 03: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专访美国问题学者刁大明: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会更激进吗?

文/么思齐 编辑/漆菲

特朗普回归白宫这一年,生活成本持续高企成为美国选民的最大痛点。政府出兵委内瑞拉的行动、介入伊朗局势等做法,同样引得部分基本盘支持者不满,也将特朗普和共和党推上艰难的中期选举战场。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这一次对“让美国更加伟大”(MAGA)的理解明显更加具体,并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写明。因此,特朗普一方面以移民、政府改革为抓手进行改变;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多国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吞并”格陵兰岛等高风险操作,为自己塑造能写进美国历史的“历史功绩”。

2026年进入中期选举年,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胜算如何?若中期选举后国会格局发生变化,未来两年美国政坛会发生哪些变化?迫切要“历史留名”的特朗普又将把美国带向何处?中美又能否持续稳住当下局面?就上述问题,《凤凰周刊》日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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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在美国历史上伟大”

《凤凰周刊》:该如何评价特朗普第二任期所体现出的核心诉求?与第一任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刁大明:从目前看,特朗普的核心诉求已较为明确。他对MAGA的理解在第二任期出现新的推进,并且更为具体。很难简单判断这种理解是否正确,但可以确认,它比第一任期更清晰。

第一任期时,他更多将MAGA视为口号,并未清晰阐述美国“曾经何时伟大”或“如何再次伟大”。而第二任期时,他给出了明确回答:美国最伟大的时期是19世纪90年代的麦金利时代。

特朗普对麦金利个人有着明显的推崇。那个时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刚跃居世界第一。“门罗主义”已经提出70多年,并在随后逐步发展,使加勒比地区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心仍在欧洲,美国对欧洲事务的介入相对有限。换言之,美国在实力上处于独大地位,拥有清晰的地缘政治控制范围,同时又没有深度介入全球政治中心,也没有承担国际公共品供给责任——特朗普将这一时期视为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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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正在追求“让自己在美国历史上伟大”。

如今,这一理解已被明确写入最近公布的《国家战略报告》,可以看出其对外战略的整体逻辑发生了重要调整。

与此同时,第一任期时,他认为美国本身并无问题,问题主要来自外部——如移民或对外贸易,并试图通过对外施压、“让别人付出代价”来解决。到了第二任期,他逐渐认识到,仅靠外部代价无法根本解决美国的自身问题,实现“再次伟大”需要“刀刃向内”,解决内部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为人口结构和财政结构两方面。其中人口结构涉及移民政策与遣返措施;财政结构包括通过“政府效率部”(DOGE)推动的一系列改革。这些做法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不解决结构性问题,美国无法真正实现所谓“再次伟大”。

方向更清晰之后,特朗普呈现出强烈的“时不我待”紧迫感。他本是非传统政治人物,当选一次已足以载入史册,但第一任期后经历四年蛰伏,又在高龄重返权力核心,显然希望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不仅仅是完成一个任期。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他推动了许多突破性甚至极具争议的举措,意在改变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制造所谓“重大变化”。

以格陵兰岛为例,若其目标为资源开发,完全可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丹麦本身不具备大规模开采能力,美国可主导开发并让丹麦获益;若意在北极航道或区域控制,1951年美丹已签署相关军事协定,格陵兰北端的基地本就服务于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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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8日,丹麦士兵在格陵兰岛努克港下船。特朗普拒绝说明是否会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岛。

无论是资源、军事还是航道控制,在现有框架下均可实现,无需通过吞并格陵兰。然而,他仍坚持推动“控制”甚至“吞并”格陵兰,其核心目的在于扩大美国的国土范围。格陵兰面积约为得克萨斯州的三倍,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的约五分之一。一旦纳入版图,其象征意义与历史意义都极其重大,特朗普将因此被写入美国历史,而这种“历史定位”才是他真正追求的。

因此,与其说特朗普在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如说他在追求“让自己在美国历史上伟大”。


《凤凰周刊》:过去一年,生活成本成为最核心的民生议题,并拖累了特朗普的民调。这是否反映出民众对特朗普执政的明显不满?

刁大明: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问题是美国民众高度关切的核心议题,而且相当多人将此问题与特朗普的政策挂钩。一方面,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另一方面,移民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并推升了相关成本。

生活成本与通胀问题放大了民众对特朗普执政表现的不满,并对特朗普及共和党形成持续压力。这在民调中有明确反映,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36%至38%区间。与此同时,基建相关产品的价格上升,尤其电价问题,仍是民众的现实担忧且短期难解。总体而言,尽管部分宏观指标未出现灾难性恶化甚至并不难看,但普通民众在生活成本上的切身感受始终没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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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支持率变化。(来源:盖洛普)

民生问题将拖累共和党选情

《凤凰周刊》:从当前民调与选情评估看,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继续保持众议院多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众议院易手,接下来两年民主党将以何种方式牵制特朗普?

刁大明:如果今年民主党继续围绕“生活成本”和“可负担性”展开攻势,将在选举层面对共和党相当不利。若共和党将主轴转向“让美国再次伟大”“国家安全”“重振美国”等叙事,局面或许有所不同。

今年恰逢美国《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特朗普试图借“国家辉煌历史”与“美国优先”的叙事塑造有利氛围,但问题是,在民众普遍感到日常消费负担加重的背景下,这类宏大叙事能否奏效存疑。相较之下,“可负担性”可能成为选举主线。

此外还需要结合选区重新划分的影响来分析。目前共和党在重新划分选区后,理论上增加了约9个潜在有利选区,民主党增加了6个。整体上看,共和党并未因此获得显著优势。国会参议院选情方面,目前看,最可能的预测是51比49,即共和党以更微弱优势维持多数。同时,如果俄亥俄被民主党反转,也不排除50比50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副总统万斯的一票将使共和党维持最微弱多数。此外,随着最近阿拉斯加民主党出现了某个有希望的人选参选,舆论又开始讨论民主党51比49夺回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这也预示着国会参议院的选情还是存在一定偶然因素。

相比而言,国会众议院的态势或许更稳定一些。从历史经验看,1946年至2022年间的20次中期选举显示:若总统在中期选举年的民调满意度高于50%,其所在党派在众议院平均会失去14个席位;若满意度低于50%,平均失去约34.5个席位;若低于40%,平均失去约38个席位。据此推算,即便特朗普支持率回升至50%以上,共和党仍可能失去约14个席位,这意味着其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可能性非常低。

考虑到共和党当前略显黯淡的选情,不难理解特朗普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还是反复强调对格陵兰岛“志在必得”,都意在为250周年庆典制造其所认定的“重大政绩”。这种心态下,他可能不会过度顾及国内反应,因为他也清楚选情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

若当前趋势延续,第120届国会众议院由民主党主导的可能性很大。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后续两年以“弹劾”标签为牵引的持续政治缠斗,一方面分散特朗普的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使其国内政策议程难以推进,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高。


《凤凰周刊》:中期选举后的不确定性,是否会让特朗普在今年11月之前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

刁大明: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若中期选举结果不再是能有效控制的变量,特朗普在政策选择上可能会减少对选举约束的顾虑,从而推动更具不可预期性的举措。尤其一旦中期选举失利、后两年国内政治压力显著加大,他反而可能更为激进地推进个人议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毫无顾忌、随意行事。他目前所做的一切,核心仍是为自己塑造“政治遗产”和“历史功绩”。

以委内瑞拉的行动为例,他在2025年8月底就开始军事部署,号称是1989年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在加勒比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呈现出“兵临城下”态势。但准备完成后,又等待了四个月,最终采取“微创手术式”行动。若目标明确、准备充分,他完全可以迅速发动全面军事行动,最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必须顾及国内的政治现实——“MAGA”基本盘并不支持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他们高度担心美国再次陷入难以脱身的地缘政治泥潭。因此,特朗普选择了既能制造震撼效果,又尽量控制风险的方式,避免为自己制造长期的政治负担。

因此,他可能采取一些看似极端的行动,但这些行动会围绕明确目标展开:既服务于其历史定位,又尽量避免不可承受的负面后果。表面上可能显得激进甚至癫狂,实则是在不断试探,对“做什么、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有着相对清晰的判断——不是无章法地搅动世界秩序,而是带有目标与路径选择的策略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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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与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

中美关系应走向“有韧性的稳定”

《凤凰周刊》:中美之间目前的“休战”或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持续多久?是否能成为一种常态?

刁大明:总体来看,过去一年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这种稳定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中方在特朗普回归前已对其对华取向形成了较为清晰的预判并做好了工具准备;第二,美方去年4月推出“对等关税”后,中国以“对等反制”展示了应对能力与意志,经贸关系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第三,特朗普对MAGA的理解,以及对经贸问题的高度关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美关系的外溢风险——他不太关注意识形态议题,这一点与其团队中部分强硬派有所区别;最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重心阶段性转向俄乌战争等议题,使中美矛盾的主线集中在经贸领域,并未外溢到其他敏感领域,从而保留了对话和磋商的空间。

相比之下,一旦议题外溢至意识形态、台湾问题等领域,谈判空间会显著压缩,甚至趋近于零。因此,“主线聚焦”本身反而有助于维持总体稳定。

此外,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去年四次通话,在为中美关系定向把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些高层互动共同构成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支撑。

从目前看,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今年上半年访华的可能性。尽管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但若访问成行并取得积极成果,将为2026年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奠定良好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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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釜山举行会晤。

未来一年,我们应共同推动中美关系从“总体稳定”走向“有韧性的稳定”:在可对话领域保持沟通,在分歧点上通过对话管控风险,在合作点上推进合作,同时必须避免关系向高度不可控、不可承受的领域外溢。因此,有理由对2025年稳定态势的延续保持信心,并努力推动2026年呈现更具韧性的稳定。


《凤凰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台湾、南海等议题上,由于特朗普并不特别关注,双方反而不易发生严重分歧或冲突;在可谈判的经贸领域,尤其是出口管制方面,反而存在更高的冲突风险?

刁大明:从个人风格看,特朗普确实不太关注价值观、意识形态与传统地缘政治议题。但必须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受其团队成员与国内政治利益因素影响,他在这些议题上仍采取过一些行动,并对中美关系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如果特朗普希望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充分认识到这种稳定对双方均有利,就应聚焦双边关系的大方向,避免特定利益集团、特殊群体或个别人物左右整体走向。这一点非常关键。

但客观而言,这些领域仍存风险。特朗普团队中对华持负面态度者并不少。过去一年,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保持较强主导,其团队成员更多扮演执行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风险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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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中国深圳港口的集装箱。

在新一届政府初期,总统对政策方向的牵引力确实更大,一旦总体方向确立,进入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的细化执行与技术性操作阶段,总统很难事无巨细地介入。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或关键官员可能在不违背总体方向的前提下,通过具体政策安排或技术性调整,推出看似影响有限,但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较大负面效应的措施。这种可能性不容忽视。

因此,必须通过元首外交等高层沟通互动机制,尽可能确保特朗普政府兑现对中美关系的承诺,将元首外交共识落实到具体政策之中,这一点极为关键。(实习生朱若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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