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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在硬盘里数字代码无法触摸,可每部影片都勾连着现实生活。
“爱在三部曲”是元朗最爱的影片系列,他第一次观看是在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系列被电影爱好者们视作“爱情哲学”,那次电影节三部曲连着重映,一票难求。元朗没抢到第二部的票,只好和朋友在电影资料馆门口蹲点,看有人会不会临时出票。
很幸运,他突然听到有人在问“谁要第二部的票”,就连忙走到那个出票人身边收票。一低头,元朗发现转票的女孩在掉眼泪。“她一边哭,一边又不得不把票给我,”他说,“因为她真的临时有事,只好错过。”
那之后,元朗每次收到三部曲的新版本资源,重新观看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女孩的眼泪,想起热爱电影的心情,即便跨越十年也在记忆里闪着亮光。
去年,元朗前往长沙找大学同学玩,要走到他的屋子,需要走过二楼、三楼的楼道——在那里住了一位有囤积癖的老太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堆满楼道,不知道里面到底囤的什么,或者只是垃圾。
这个景象让元朗印象深刻,他一下子联想到自己装着100多块黑色硬盘的盒子。“在陌生人眼里,或许和黑色垃圾袋里的东西没什么本质区别。”今年下半年,一方面因为硬盘涨价,他被迫终止了硬盘囤积。另一方面,他也决心断舍离,把硬盘里自己从不会看的资源删除,按照影片年份、导演等类目进行重新整理。
电子囤积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的囤积癖并不相同,不会造成楼道拥堵,鲜少给他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但本质上,两者都源自于一种类似的存在焦虑。
想要通过囤积和占有来缓解匮乏感,获得一种确定性和安全感,是首当其冲的理由。
元朗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块硬盘,1T,是2013年高三第一个学期,因为考试名次不错,父母奖励给自己的。
在十多年前,这么大容量的硬盘要卖到千元以上,属于稀罕物。元朗特别开心,他从小就对文艺电影感兴趣,于是在这块硬盘里搭建了自己的影音库,不仅有搜集的小众电影,还有许多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日韩剧集。
有一天,元朗想把一集日剧看完再写作业,母亲在争吵中拉起桌子上的硬盘,直直摔到了地上。电脑屏幕上的剧集消失,黑屏了。
“硬盘要尽量减少磕碰,不然可能再也打不开,导致数据丢失。”这是元朗第一块硬盘的命运,也是他后来铭记的教训。
“当时我以为天塌了,以为那1个T的资源再也找不回来,”他说,“但后来,我发现网络是很流通的,只是需要时间,我又把那个盘里的资源都重新存了回来。”
如今,看似触手可得的信息,不仅没有缓解我们的匮乏感,还激发了新的“错过”的焦虑,随手可以拍摄的图片、视频,生怕滑走就再也找不到的帖子、短视频内容,随时随地都在重塑人们的”数字人生”。
自从有了新手机和新硬盘,梁晓圆花了两个周末,分别上传、备份自己以前从不整理的照片和视频。“因为太多了,所以懒得看。”
懒得看,却也舍不得删。无论线下还是线上,延迟决策是囤积的心理原因之一,所以大家选择“先放在那儿”。梁晓圆有自己的囤积哲学,虽然现在不回看,她认为总有一天这些囤积的海量图片、视频会派上用场。
“我老了会看。只要有这些视频就证明我去过,看过,不会被遗忘。”她说。
今年,梁晓圆还看了一场在大阪开的演唱会,根据规定演唱会期间不能拍摄视频、照片。回来之后,她和朋友讲起演唱会的细节,下意识找照片,才发觉自己没有这部分资料。仿佛从没占有那段时空一般。梁晓圆感到可惜,担心自己忘了怎么办。
在遗忘和内存焦虑的双重迫使下,梁晓圆决心让自己的赛博空间变得有条理。为此,她也把大学时期电脑的数据导了出来,按照年份、月份归档,搭建自己的电子记忆宫殿。
毫无疑问,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消费品已经成为当代人身体和记忆的外延。囤积电子小产品的过程中,晨晨不仅满足了自己童年的愿望,还找到了一种新的乐趣。“每次买一台机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满足自己的感觉,它会让你上瘾。”
每天睡前,晨晨有一套自己的电子仪式:把每台设备都感受一遍。
“先从平板开始。iPad Air 7,我会跟它玩会游戏,之后把它放到一边,打开OPPO的平板,刷小红书,看大家最近又买了什么新的电子产品。随后躺在床上用iPhone 8P玩手游,做做任务。然后应该会感觉累了,该睡觉了,我就拿起手中最小的iPhone 7,让它在床头灯光下,完整地露出带有home键的白色面板,用它看一会儿电子书。最后关灯睡觉。”
有人通过电子囤积弥合过往的遗憾与知识焦虑,也有人通过这些电子产品感知某一个特定的时代。除了慰藉不安,电子囤积癖们也在赛博空间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自我认同。
只是这种“自我认同”过于膨胀,占据了我们太多时间和空间,挑战着我们的存在本身。参考资料: 1、DT财经,11年膨胀了575倍,手机APP安装包为什么越来越大? 2、差评X.PIN,为啥你拼命存的资源,最后又不想点开了? 3、华夏时报,买黄金不如买硬盘?AI革命引爆全球存储涨价潮,产能让渡催生国产替代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