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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放弃国企岗位的东北人,在俄罗斯年入30万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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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2-1 02: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放弃国企岗位的东北人,在俄罗斯年入30万 | 人间

 曲少 人间theLivings 2025年12月1日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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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记了我们的敌人始终是那弄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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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人世间》剧照




1975年腊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中有个大我3岁的姐姐,父亲是聋哑人,母亲腿有残疾。

虽然家徒四壁,但父母对我呵护备至,让我度过了一段无比幸福的童年时光。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渐渐地发现我们这个家庭的独特之处。每当父母牵着我的手走在人群里的时候,总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目光,甚至还有人有人指指点点。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和父母一起出门,我甚至恨过他们,为什么要生下我。

年少不懂事的我对父母充满了嫌弃,有时甚至顶撞他们,可父母却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只是偶尔会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我当作手心里的宝。

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当着我的面学我母亲走路,那歪歪扭扭的样子惹得其他孩子哈哈大笑,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窜上头顶,我不顾那个孩子比我高大,一头撞过去要打,结果人家揪住我的头,一巴掌打得我鼻口流血。

我满脸是血地哭着跑回家,父亲见状,拿起菜刀就冲出家门,吓得那个小孩连鞋都跑丢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狠戾的样子,和平时被人羞辱还陪笑的怂样大相径庭。



1


1983年,我8岁了,顺利进入了当地一家小学读书。校园的新鲜感并没有让我高兴多久,我的穿戴很快成了同学们注目的焦点。那时我上身穿着带补丁的上衣,下身穿着姐姐穿小的天蓝色裤子,别人看我的目光像火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

同学的眼神和窃窃私语让我变得沉默寡言,我的日记里写满了我对贫穷的诅咒和对未来的向往。除了上间操,我几乎不离开座位。我拼命地学习,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学习成了我向命运抗争的武器。

我本以为只要努力读书就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是我忘记了我们的敌人始终是那弄人的命运。

高考那年,父亲车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我知道我的书读到头了。尽管母亲安慰我:“儿子,你只管好好学,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读书。”但是我的内心已经不再奢望能够继续读书了。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我还是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的时候,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个不停,泪眼朦胧中,我把录取通知书上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录取通知书撕得粉碎,然后回家平静地告诉母亲说我没考上。

幸运的是,那一年我们市的国营钢厂招工,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母亲激动得含着眼泪说:“我儿子也吃上国家饭了,如果老头子还活着,该有多高兴。”



2


1994年9月,在昔日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奔赴大学校园的时候,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迈进了钢厂的大门,成了钢厂的一名工人。

工作之余,年轻的工友们在寝室里打牌、喝酒、侃大山,这些都与我无关,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冶金工程专业自考课程,我想尽快拿到自考本科文凭,命运为我无情地关上了大学的校门,我偏要为自己打开一扇通过自考取得文凭的窗户。

有的工友说我不合群,有的甚至当面嘲笑我:“你这大学漏,还想自学成才,做梦吧。”对别人的冷嘲热讽,我只是报以淡淡的一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3年后,我顺利拿到了冶金工程专业的自考大专文凭。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天,我喝光了整整一瓶酒,工友们都笑话我,说我像精神病一样一会哭,一会笑。他们哪里知道,那张原本就属于我的毕业证书,在我的生命里有多重的份量。

就在我以为我的人生从此风调雨顺的时候,命运又一次捉弄了我。


------

2004年春天的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母亲生病正在医院抢救,我急忙向车间主任请了假,穿着工作服就往火车站跑。

赶到医院我才从姐姐那得知,母亲最近这两年经常胸疼得直冒冷汗,还喘不过气来。姐姐要带她去医院她坚决不去,她说:“乡下人哪有那么矫情,吃几片去痛片就好了,留着钱我还要给儿子娶媳妇呢。”

医生说母亲是冠心病,因为一直没医治,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如果不做心脏搭桥手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费要6万,让我们家属商量一下做还是不做。

望着病床上昏迷着的母亲胸腔顽强地起伏着,仿佛在和死神抗争,我想着母亲还不到60岁,吃苦受累了半辈子,心如刀绞。如果因为6万元的手术费我们选择放弃母亲的生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筹措6万元的手术费,远比我想象的艰难,为了让亲戚们放心,我白纸黑字地写下欠条,承诺用我工资还,甚至不惜下跪,就是这样我也只借到了不到3万,即便加上我这几年攒的钱,也远远不够手术费,不得已我又把家里唯一的房子低价卖了3万元,勉强才凑够了母亲的手术费。

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不到300块钱,欠下的几万块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失眠,整天琢磨着怎么挣钱。

一次,我无意中听工友说起他有个同学前几年去绥芬河做“倒爷”,没挣到钱,最后去俄罗斯做了翻译,一年能挣3万多。

我好奇地问:“那他大学学的俄语吧。”工友笑着说:“他连高中都没上过,就是做生意时学了点俄语。”我内心一阵狂跳,毕竟我在中学学了6年的俄语,怎么着也不会比他差吧。

单位不允许停薪留职,如果出去就意味着破釜沉舟,没有退路;可出去又前途未卜,我学的是“哑巴”俄语,说得少,听力差。

我满脑袋想着赚钱,但真的让我扔掉铁饭碗去闯一条未知的路,我又陷入了犹豫和矛盾之中。我想着母亲在出租房里愁眉苦脸的样子,想着债主们催债时说的风凉话,想着我为借钱给人下跪的那一幕,我心一横,决定出去闯一闯。

我在绥芬河的中介公司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直到出国的手续我都办完了,我才告诉母亲,气得她骂我不知天高地厚,把好好的铁饭碗给砸了。



3


2005年9月6日,我坐上了开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火车。第一次出国,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沿途的五花山、白桦林和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如同一幅幅油画,如梦如幻。

俄罗斯人嘴里说出的一句句俄语,就像久未谋面的亲戚,让我似曾相识,却又不敢冒然相认。我就这样眼里欣喜着,心里忐忑着度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旅程。

到达目的地时,只有个姓牛的副总和一个会计在,听说其他的翻译和老板还得等几天才能过来,我心里不免担心起来,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我的心就紧张得砰砰直跳,好在都是中国人打来的。

第三天,牛总带我去林业局,我就像一只待宰的鸭子,被一只无形的手拎着,头脑一片空白地跟着他来到了林业局。牛总说的话我翻译得很轻松,可俄罗斯人一开口,我立马傻了眼,一句都没听懂。

等到我们去200公里外的克市火车站接老板时,一见到老板,牛总就小声地和他说着什么,随后老板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然后他就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等到我最后把手伸过去,他却突然缩回了手,转身走了。

我脆弱的自尊被无声地击得粉碎。我们找了家宾馆住下,准备第二天返程。当天晚上老板把我叫过去,对我说:“我听说你听不懂俄语啊,你作为翻译听不懂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我的脸臊得通红,语无伦次地说:“李总,你——给我个机会,让我适应一段时间,我中学俄语成绩很好……”那一刻,我说话的语气像极了电影里被人用枪顶着脑袋跪在地上求饶的汉奸。

李总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摆了摆手制止了我,然后让我自己半夜坐顺路车回基地住宅,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极度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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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基地时已经夜10点多了,楼道的门已经锁了,我没有钥匙,又困又饿,兜里仅有100卢布,住宾馆显然不够。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闻着香味扑鼻的烤肉串,我几次想掏钱买一串却都忍住了,我心想,你还有什么脸面吃肉串。

我在街上游荡了两个多小时,此时已是深夜,西伯利亚的秋天比我们东北冷得早,穿得单薄的我冻得瑟瑟发抖,不时有一两只流浪狗从我身旁走过,我欲哭无泪。后来我回基地等着,后半夜时我终于在单元门口等到有人开门回家。

次日白天,老板冷着脸说让我回国,我急得几乎带着哭腔说我不要工资,给我3个月时间,如果3个月后我还还不能胜任翻译工作,我立马走人。

老板假惺惺地说:“那好吧,大老远地来了,就给你次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当时给我的2000块钱工资就是最低工资,说是翻译,干的也就是检尺、监装的活,用不了几句俄语,我完全可以胜任。

这是最遭罪的活,我需要跟运材车去采伐点检尺。第一次进山,老板只给我带了列巴和洋葱,连水都没给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啃着又干又硬的列巴就着洋葱吃,辣得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

装完原木往回走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因为一天没有喝水,我的嗓子干得直冒烟,车没走多远我就让司机停车,用手捧着路边的积雪大口大口地吃着,冰冷的雪吃到肚里,化作一行行的热泪。

我对着天上的那轮明月暗暗发誓,我今天所有吃过的苦都不会白吃,迟早有一天我要证明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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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西伯利亚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50多度。有一次去采伐点装原木的途中,车子突然熄火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司机是中国人,所以只能由我步行去采伐点找车来救援。

当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我路上折了一根树枝壮胆,加快脚步朝采伐点赶,路上稍有风吹草动,就给我吓得出一身冷汗。

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经常有老虎和熊出没,好在一路有惊无险,一小时后我赶到了采伐点,连累带吓,棉衣几乎湿透。

那个冬天出奇的冷,车子在半道抛锚或者在雪地里陷车的事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如果不能及时脱困,在杳无人烟的深山里,随时有冻死的危险。



4


三个月的时间如流水般逝去,我找尽一切机会和俄罗斯人聊天,有时遇到小孩子也会从兜里拿出几块糖,和小孩子聊几句。晚上看俄罗斯电视节目,刚开始只能听懂几个单词,日积月累,不知不觉间我能听懂的越来越多,说俄语也不再结结巴巴。

功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我成了我们公司里俄语说得最好的翻译,老板也给我补上了那3个月的工资。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只要你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用跑来跑去地去山里检尺了,老板让那个比我大10岁的陈翻译带我,熟悉请车皮和报关的业务。陈翻译口头答应着,一脸僵硬的表情却暴露了他内心的不满和抗拒。

陈翻译已经定居俄罗斯10年了,妻子是俄罗斯人,俄语会说不会写,但仰仗着他妻子的关系网,老板也高看他一眼。

我每天像小尾巴一样跟着他跑海关、车站、货场,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有时甚至找理由不让我进俄罗斯人的办公室。我明白他的小心思,他怕我抢了他的饭碗。

我心里着急,这么下去怎么行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他回国了,我应付不来这些事,怎么向老板交代?所以我主动接触其他公司的翻译,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而陈翻译每次见到我和别人“闲聊”,都会找各种借口把我叫回来,还小题大做地说不能接触公司以外的中国人,这涉及到公司的商业秘密。

我本以为,我努力提升自己就会有机会,却忽略了人心的险恶更加需要提防。

一次早会上,老板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公司有人和别的公司的人来往比较密切,这是决不允许的。从今以后,如果还有人敢和别的公司人员再勾勾搭搭,一旦发现坚决开除。”说完老板朝我瞥了一眼。

我看了一眼身旁的陈翻译,他避开了我的目光,手里不自然地摆弄着碳素笔。

那段时间我们跑了几个客户,巧的是这几个客户又恰恰都是我找的,所以老板怀疑这和我有关,对我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淡了,还不时地拿话敲打我:“这人啊,可不能忘本,别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就想搞事情,我能把你扶上去,也能把你拉下来,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

我明明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可我还不能解释,如果解释了岂不是越描越黑。那段时间公司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唯恐连累了他们,于是我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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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刚到货场,就听说移民局要来检查。我们那时候办的签证都是商务签证,不允许工作,如果被移民局的人发现,就会被没收护照,盖黑章,三年之内禁止入境俄罗斯。

按理说,得到消息后,我应该抓紧回避一下,可那天我们有车皮要装,我负责记数,走不开。我看见陈翻译在车里坐着,就跑过去喊他,想让他帮我记一下,我躲一躲,他有定居手续,工作不违法。可他听我说完,立刻把车发动起来,说要去海关送报关单,然后一溜烟地就没了踪影。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留在货场,不时地像贼一样警觉地向四周张望。不大一会,另一家公司的翻译小张急急忙忙地向货场门口走着,边走边打着电话。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听到他说护照被移民局拿走了。我一听就慌了,顾不得许多,扔下本子就想躲,但还没等我跑到木垛后面,就被迎面赶来的移民局工作人员拦了下来,要求我出示护照。

我正慌神之际,无意中看到小张已经打开车门上了车,我灵机一动,说我的护照不是刚刚被你们拿走嘛,因为我和小张长得有点像,又都戴副眼镜,俄罗斯人根本就分不清,我侥幸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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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们又跑了两个客户,而且这两个客户又是我联系的。老板彻底火了,他拍着桌子说如果谁联系的客户再跑,谁就滚蛋!还警告说要让吃里扒外的人在这一行干不下去。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也知道,老板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不想这样被冤枉,这名声我丢不起。

为了自证清白,我开始调查客户流失的原因,我偷偷问过那些客户,他们众口一词,说供给给我们同样的一车原木,我们给算出的钱数明显比其他公司少几十美金,说我们坑他们钱。

一样的货物,金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问题出在哪?我的脑子里一连串的疑问?客户每次运来原木,我检尺,陈翻译记账,最后我算账,然后在账本上我和陈翻译签字。

原始账本一直由陈翻译保管,和客户结算也是几天一结算,陈翻译一个人去客户那把钱送去。从检尺到结算,都是两个人在场,而且互相监督。

只有最后给客户结算的时候是陈翻译一个人去的,看来问题一定出在这个环节。联想到陈翻译最近又是买房又是换车的,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我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那以后,每次算完原木检尺账,我都悄悄记下总米数。有一次陈翻译家的孩子做阑尾炎手术,他请了几天假,我暂时接替他的工作。在和客户结算的时候,我谎称我们的电脑中病毒了,以前的账目信息都没有了,从客户的电脑里拷贝了以前所有的结算账目。

回去后我拿出我最近偷偷记下的最近这些天的检尺账对比,果然发现了端倪,每次和客户结算的实际金额都比我们检尺时算的要少,每车相差几十美金。

很显然陈翻译用另一张自己做的假结算单和客户结算的,在我们这边入账时用真实的结算单,几十美金的差额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老板知道了真相后,说都怪自己太信任陈翻译了,刚开始他还查过他的账,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就连看都不看了,才让陈翻译赚钻了空子。

陈翻译被公司开除了,我也选择离开了这家公司,尽管老板一再挽留我,可我去意已决。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算是给自己第一段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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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我频繁地换工作,我曾经遇到过有黑社会背景的老板,扬言我如果辞职,他就把我腿打折;也遇到过生意失败,赔得倾家荡产的老板,最后连工资都没有发;也遇到过性格古怪的老板,几天都不和我说一句话。

我原以为只要我俄语过关,就会一路坦途。可现实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只要在前行的路上,前面永远有未知的风雨等着你,这就是职场,这就是人生,只要你不甘于沉沦,就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出国的前两年我就还上了所有的欠款,第三年我又给母亲在镇里买了楼房。母亲见我挣的钱越来越多,对我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光,和熟人聊着聊着就开始夸我:“我儿子当初辞职的时候我担心得要死,没想到他现在挣得比他们原来的车间主任都多。”看见母亲脸上那久违的笑容,我更加坚信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5


2010年,我出国第5年,我应聘到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白手起家,短短几年时间就把原本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做到了资产过亿的大公司,成了同行业的翘楚。

老板是个大老粗,经历过一夜暴富后他有些得意忘形,他喜欢喝酒,更喜欢那种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感觉,公司雇的几个翻译都是老板酒桌上的常客。

我刚来那会儿,老板也经常叫我过去喝酒,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我这人不喜欢阿谀奉承,在酒桌上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话让我觉得别扭。

2018年秋天,松子大丰收,老板就又做起了收松子的生意。老板准备双管齐下,收松塔和采松塔同时进行。

因为我家是林区的,老板当时还向我征求过意见,我说表面上看这样利润高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我们那每年都有因为采松塔被摔死摔残的,而且采松塔的工人的签证也不合法,这都是潜在的隐患。

因为要去俄方合作伙伴的采伐区去采松塔,俄方合作伙伴坚决反对。但老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组织工人瞒着俄方合作伙伴进山采松塔。

刚开始一切都还挺顺利,每天我们收的、采的数量都很可观,老板那几天特别高兴,每天喝酒都喝到很晚,基本上都喝到连走路都东倒西歪才肯罢休。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上午我正在检尺,突然接到工人从山里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工人从树上掉下来了,我心里一沉,马上给老板打电话,可一直没人接。

到寝室一看,他正在张着嘴打呼噜,任凭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他。情急之下我只好给刘翻译打电话,也是我们公司二号人物刘副总。

刘翻译一听说摔死了人,就谎称他在林场,马上赶回去也来不及。我心里很清楚他在撒谎,因为我给他打的是微信语音电话,如果在林场,哪来的网络信号。

情急之下我也顾不了许多,我开车就火速往山里赶,一路上我脑子里飞速地旋转着,想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

我边开车边给我们的俄方合作伙伴打电话,希望他能和警方提前通融一下,没想到俄方合作伙伴不仅不帮忙,还坚决要求绝不能把尸体运回货场,然后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到了林场,我发现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遭,我到达出事现场的时候,警察已经到了那里,是俄罗斯人报的警。简单的询问过后,警察要求我们和他一起回警局。

途中,趁着警察下车解手的机会,我给负责的警察塞了5000卢布。到了警察局,被问及我和工人什么关系的时候,我说他们是通过朋友联系到的我,我就帮忙给他们找了个出租车从乌苏里把他们拉到这。

又问他们当中谁是组织者,我假装问那些工人,然后告诉警察死者就是他们的头,这样就死无对证。

就这样,警察因为收了我的钱,草草问了些问题,做好了记录,交差了事,我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

后来遗体的火化和骨灰运送回国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我一手操办的。事后老板握着我的手说:“小赵啊,你为公司立了一个大功啊,如果这事没处理好,连累了俄方,俄方很可能会终止和我们的合作,我们的损失就大了。以后啊,你就不用检尺了,和俄方交涉的一切业务都由你来负责,还要给我管钱管账,工资给你涨3000。”

至此,我的职业生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开始接触财务工作。干这些工作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每天我的衣兜里都揣着记事的小本子,养成了随手记账的习惯,所以我的账目从来都是清清楚楚。

我每次购物都要票据,尽管老板连看都不看,但我一直坚持这么做,这是对老板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两年后,刘总因为贪污被老板开除,老板又提拔我为副总,年薪30万。



6


出国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和母亲在一起过春节的次数寥寥无几,岁月流逝,常年在外奔波的我不知道母亲的脸上什么时候有了皱纹,也不知道何时母亲的头上又添了白发。

仿佛母亲在我与她数次匆匆地相见与别离间就突然变老了,那每一次相聚的幸福时光短得象电影,可我无法停止我的脚步,异国他乡有我的事业和梦想,我的奋斗也是能让母亲安享晚年最有力的保障。

母亲60大寿的那天,我特意请假回国,在我们当地最大的酒店摆了10桌酒席,把亲朋好友都请来,给母亲过了个风风光光的生日。母亲很高兴,和我说了很多话,又一次提到了我成家的事。

她说这辈子她享了我的福了,死了也知足了,可一想到我还没成家,她到死都闭不上眼,说着说着还掉起了眼泪。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我在国外努力赚钱,家里的条件今非昔比,母亲不愁吃,不愁穿了,可我们到底在农村,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母亲是会被人笑话的,更何况,母亲自己也惦记着抱孙子呢。

我对结婚的事上了心,2015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我10岁的女朋友,她是一名小学老师,相处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母亲乐得合不拢嘴。

有了家,有了妻子和儿子,就多了很多牵挂,每次离家的脚步都特别沉重,妻子安慰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有了妻子的理解,有了妻子在家照顾母亲和儿子,我在国外也能更安心地工作。

时光荏苒,一晃我出国都20年了,星光不负赶路人,我从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成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成功人士。这一路走来,我从没后悔我人生路上的每一次选择,选择没有对错,只要努力坚持自己的方向,奋力拼搏,你就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编辑丨三三   实习丨永嘉


曲少

一个在俄罗斯逐梦的东北人,爱俄语,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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