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大哲学硕士，35岁决定去荒原远征

源济

当一个人大哲学硕士，35岁决定去荒原远征

对任何人来说，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突破自己，都绝非易事。一个曾在优绩主义中胜出的女性，独自完成了一场对自我的远征。

在两年间一次次城市与荒野的往返中，依蔓获得了属于她的“解放时刻”——没有人需要你成为什么，你的焦虑、成就、痛苦与欢欣，对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让她真正获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

作者 | 张远山

编辑 | 程迟

题图 | 受访者供

穿过上海徐家汇附近的老小区，步梯六楼的尽头，是依蔓短租的家。三年前，也是秋天，她像逃离一般离开上海，北上的飞机最终降落在内蒙古海拉尔。在此之前，她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七年，其中近一半的时光，也租住在这附近。

 

依蔓曾喜欢上海，后来却只想逃离。她曾是最擅长应试的那类孩子——后来发现，这不仅塑造了她，也深深伤害了她。

 

从2022到2024年间，她不断离开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蒙古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等地，与牧民一同寻找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而这也是一个“好学生”如何重建内心秩序的故事。这些都被记录在她的作品《荒野寻马》里。

 

《荒野寻马》

依蔓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后浪/后浪文学，2025-6

穿过狭长的回形楼梯，在一扇防盗门背后，我见到了依蔓。她赤着脚，轻快地迎到门口，像一只小鹿。脸颊上有在蒙古高原晒出的晒斑——这是两年的草原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了印记。

 

“光脚可以吗？坐地上可以吗？”依蔓自然地盘腿坐下，斜靠在床边。即便只是短租几个月，她还是专门购置了一块地毯。草原加深了她原本就喜欢席地而坐的习惯。

依蔓把膝盖藏进长裙，不断调整姿势，试图让身体处在最舒服的状态。屋里没有开灯，她的声音在灰蒙蒙的午后响起。谈话从她的新书开始，近五个小时里，讲述了一个80后省城女孩如何从期待中挣脱，“找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里，充满觉察与冲撞，带着一种切身的实感。

 

她是在优绩主义规则中一度胜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从南宁考到北京，进入国内顶尖学府。

 

卧室墙上，挂着一幅长长的空白挂历，上面是漂亮的手写体，待办事项从上到下有序排列。“（完成）这些很轻松，是八月的。”她说。她曾经习惯了列满 to do list，计划、完成、解决。但那种过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并未换来更多的爱与尊重，反而带来长时间的紧绷与疲惫。

 

她似乎也别无他法。人生前三十五年，依蔓活得像一张被反复誊抄的答卷，字迹工整，答案标准。

 

父母早年离婚，她从省会到北京，再到上海；从人大哲学系，再到体制内——必须精准答好每一道题，才足够让人放心。“可能像我这样成长起来的小孩，很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期待和标准。”

 

直到35岁那年，那根始终紧绷的皮筋，终于断了。她长时间与惊恐症缠斗。母亲不知道她怎么了。

 

2022年秋天，依蔓把所有 to do list 都扔在了城市。她辞去工作，退掉租住多年的房子，瞒着家人，独自前往一个遥远的内蒙村庄，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秋天与一个冬天。

 

那不是一次职务写作，会待多久，能带回什么，一切变得不可确定。这对习惯列满待办事项的她来说，是最先面对的挑战。可她还是出发了，带着一种直觉，一种模糊的、想要冲破什么的冲动。

 

在两年间一次次城市与荒野的往返中，依蔓获得了属于她的“解放时刻”——没有人需要你成为什么，你的焦虑、成就、痛苦与欢欣，对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让她真正获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

 

她在书里写：“自然是如此宽博，它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止息，允许莽撞闯入，允许恐惧，甚至允许消解。它无差别地接纳她的灵魂。”在自然全然的接纳中，依蔓仿佛也开始接纳自己。她开始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不那么努力，不那么完美。

 

眼下，依蔓又要搬家了。搬回南宁老家，做一些零散的项目。临近搬家的日子，东西还没收。要在过去，她会提前一周开始整理谋划，紧张到心慌。但如今，她允许自己再躺一躺。

分别时，我问她，你觉得这本书算成功吗？

 

“成功，太优绩主义了。”依蔓说。它倾注了很多爱与关注，“它是最棒的小孩”。这句话，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对她说过。

 

以下是依蔓的自述。

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在西班牙，一个声音对我说，就到这里吧，没关系。

 

那天，为了看野马节，我从圣地亚哥机场租车，开至少两个小时，到一个村子附近的酒店。我没去过西班牙的乡村，不知道路况如何，当地的英语普及率也不高，整个行程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我租到一台手动挡汽车，一开出去就要上高速，后面的大车不停地按喇叭，挡却怎么也挂不上去。我很慌张，不得不几次把车停到减速带，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在责怪自己：你看你，以前不多出去走走。

 

好不容易开到住处，发现老板之前答应的事没有兑现。那是野马节的前两天，我觉得完蛋了，还能不能去成？

 

恐惧，自责，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回到房间里，我崩溃大哭，唯一的念头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马节了。

 

一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觉得这是失败。

 

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荒野旅行这两年，我的内心生长出来一个“姐姐人格”，这是她的声音最大的一次。

 

在过去，面对这种退缩，我无法原谅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崩溃。

 

我算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做题家”，出生在南宁，一路考到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七年哲学。我很会考试，能快速掌握应试需要什么，并给出解法，因为系统的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今年备考雅思，我一个月就考过了七分。

 

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离了婚。我妈忙于工作，外婆照顾我。上学的事，我就自己管自己。

 

眼见着父母打来打去，家里的大人告诉我，你妈妈很不容易，她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母亲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形的期待——做好了，她就会开心。这种期待非常隐蔽，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出现，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维和成长方式：我要更好。

 

所以我不断去实现那些期待，觉得只有那样，自己的存在才确定，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和爱。

 

小时候，班里选班长，大家投票选了别人，我当场哇哇大哭。现在想想很脆弱，很幼稚。但当时我会想：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了吗？那感觉像被抛弃了，他们不要我了。

 

但这些，我不会跟我妈说。我从小生病都看不出来。有几次高烧到40摄氏度才被老师发现。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忍。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学习，即使生病也该上学，我就不该生病。如果病到不能上学，那就是我的问题。我不跟家人或老师说“我不舒服，想休息”，从来没有。但小时候，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在上海工作过七年，做编辑、写稿、带项目。成年之后，那些期待从家人到了工作中。

 

我不在乎周末，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to do list永远做不完，对每件事的标准都很高。为了改一篇稿子，我会通宵，根本没有“今晚休息，明早再改”这个选项。那时团队里很多急事都会交给我。我擅长处理突发事件，而且能处理得不错。我好像成了那个“托底的人”。很累，但每当事情处理得不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挺重要、挺厉害的，我为自己骄傲。

 

同事和老板也会说，这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听不进去。有段时间，我家墙上贴着“放轻松”之类的提醒。我想着：好，那我来学习放松。

 

我还花很长时间学习生气，就是学习第一时间跟别人说，“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在旅途里，我也慢慢练习。比如在飞机上，旁边的乘客老在抖腿。我说，能不要抖了吗？听上去还是很弱对吧？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我会觉得，表达愤怒、不喜欢甚至拒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自己就不被喜欢了？那么，事事都说好，那一定是安全的。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在西班牙，独自面对恐惧，内心的“姐姐人格”——一个更有力量的我，容纳了我的怯懦。那天，我决定先睡一觉。后来的经历很神奇。第二天醒来，情绪平复了。我想，再试一试，再开一段路看看。

 

导航带我走上了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没有吓人的大车，风景非常美。我一边开一边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路？既安全又漂亮，好像特意为我选的。

源济

好的标准

 

我是“逃”来草原的。

 

2022年9月，我离开上海。那天浦东机场挂着台风预警，天黑沉沉的。朋友开车送我去机场，一路上下着雨，人心惶惶。大屏幕上满是取消航班的信息，幸运的是，没有我那一班。

下午四五点，飞机降落在海拉尔。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那里的房子不高，视野辽阔，能望见完整的天际线，是一种“打开”的感觉。草原那种开阔、敞亮的气象，在我以往的生活经验中是从未有过的。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工作去上海，一直在城市流转，拥有的都是城市的生活经验。为数不多和乡野有关的经历，是去乡下姨妈家过暑假。在来到恩和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踏入过荒原，甚至没有徒步、登山的经验。我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当时的上海对我而言，就像一张天罗地网。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城市是中立的。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被赋予的所有规则与秩序，那些困住我的东西，最终以城市的形态出现。

 

当时我想，那就去一个看起来和它毫无关系的地方。

 

我瞒着家里人，辞了职，又算了一笔账，打算花两三万块，买下几个月不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就按照最冷的情况做准备。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该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把能带的都带上。行李箱里，衣服占了不少空间，但我仍然把电脑塞了进去。

 

刚到恩和，我跟心理咨询师说，很焦虑，不知道前路会遇见什么。

 

实际上，出发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目的地，能不能带回什么，我全无计划——如此的不确定，在工作里，我绝对不允许出现。怎么会不确定呢？问题怎么会没有解决方案呢？我是习惯把 to do list 列满的人。

 

在这种焦虑里，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十月，马被放回草原，当地人去找马，我也跟着一起去。然后雪来了，还是去找马。

 

但那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因为没做什么事，感到“好难受”或者“今天又浪费了”。在那里，日子似乎更加充实，牧民从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这匹马出了状况，那里要修围栏，哪匹马又跑了……

 

后来，为了寻找查坦部落，我再次离开城市，来到充满野性的蒙古的草原。我看到了关于“好”的标准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导生活在村里，自己盖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也在乌兰巴托工作过，但不喜欢。他选择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在线上教法语，也选择和他一起在村庄生活。他的父亲，跟森林、跟查坦人很近，经常会骑马回去看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骑马，在自然里面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

 

我作为在城市长大的人，曾经对“好”的标准很狭隘。可像向导一样的人，当他们真正接触过城市，看过城市“好”的标准，比如要挣更多钱，要往上爬——对比起他们从小所感受到的自由，那种“好”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烈了。

当年进入人大哲学系时，第一节课，老师说：忘记你们所有学过的叫作哲学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哲学不教很实际的东西，而是在探讨不同的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解法，没有标准答案。

 

在大理，我从一位音乐人那里得到一面萨满鼓。敲到这面鼓时很神奇。老师拿过去敲，他一边敲，我一边哭，好像我认识这面鼓一样。当时我问老师要怎么学，他说：不需要学，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时候，就跟它玩就可以了。这话让我震惊，因为以前任何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从恩和回到上海后，我经常在晚上敲这面鼓，慢慢地好像真的知道怎么跟它玩了。后来，老师来上海，我去见他，在现场玩鼓。他对我说：你敲得很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但跟它玩得很开心。老师说：对了，就应该这样，听凭自己的感觉。

 

去到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见萨满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在告诉我，不必那么确定，可以没有规则。

源济

我又是谁呢？

 

去年九月，我在蒙古一个人面对荒原，经历了两年旅途中最深的恐惧。

 

在那样原始的环境里，你是人还是马，其实没什么分别；你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所有这些身份标签都被剥离干净。你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生命体。

 

我开始确信，过去那种焦虑和紧绷，都来自社会的评价与标签——学历、成绩、工作能力。太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去恩和的时候，我35岁。那时大家都在讨论，35岁之后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当时有位记者，40岁左右辞职后，只能回去做很基础的记者工作。看到这些，我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

 

但在当时，不是我“不想”继续这样生活，而是“没办法”再这样过下去了。我的大脑已经装不下那些了。

 

从2020年开始，惊恐发作让我一度无法正常工作。严重的时候，我会在家里尖叫，有几次把门打开，蹲在门边或趴在地上动不了，想着如果要晕过去，门开着可能还有人能看到我。

 

内心没有支点，感觉一切都在崩塌：外部的城市秩序在崩塌，“我”也在垮塌。对我来说，更要紧的问题是：太长时间被工作定义，被成绩定义，被别人眼中“我应该是的样子”所定义，那离开了这些，我又是谁呢？

 

过去，带着那些关于“好”的期待，我走进大城市，考入名校，进入体制内，拿到北京户口。这一切在家人们眼里堪称完美。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北京的国企，有很多事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排比句？但我依然能把它们写得足够漂亮——我太知道对方要什么了。

 

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写报告，处理很多行政事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工具，无足轻重。你是小张、小李，什么都行，反正有人干活就可以。

 

在家人眼里，那份工作稳定，体面。可我当时心里隐约有种冲动，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觉得，好像不该是这样。

 

我29岁那年，从现实眼光看，正是成家立业，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好时机。多数人都会这么选，但我不愿意。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离开北京。

 

家里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单位，还放弃北京户口？那一年，我妈不跟我说话。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发消息也没人回。

 

我好像亲手撕掉了她“完美女儿”的幻梦——不要这份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在她看来，这或许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

 

实际上，从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一开始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自由。一回到城市，身体会不自觉地紧绷。那种紧张，来自于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与框架。两三个月里，我状态很糟，我时常崩溃，反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甚至怀疑自己去恩和的意义。

 

当时面临的现实是，之前给自己设定的经费已经用完，接下来的一年要怎么过？在南宁买的房子，妈妈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还四千多的房贷；如果继续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边找工作，一边思考是否要在这座城市继续待下去。

 

我投出无数简历，什么都投，编辑、媒体、公关，所有可能与内容相关的岗位都试过，还找人改简历，托朋友内推，可只收到一个回应——来自一位人大的校友。那段时间，我每天刷新招聘软件，最后主动找上门的全是保险公司。

 

但在自然中，这些都消失了。在那个环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视，也感受不到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自己。在自然里，没有人关心你变成什么样，甚至你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事实上，在那段短暂而挫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我获得了项目制的工作机会。我不再追求某种稳定的状态和关系，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草原、关于马，我还没看完。

 

我开始学着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是直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很疏离——压力大时，我察觉不到；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忽视，甚至觉得它“不正常”。我不相信自己累，也不相信这些感受。如今，我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具身体。

 

优绩主义对我的影响仍然持续，而且它的痕迹一定会一直存在。但我开始清楚，去识别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放掉一些部分。

 

今年七月，我去了北极，想走一些跟海洋有关的地方，海边或者海岛。再走一走，再写一写，一切还是与自然有关。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