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丨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如何帮助经济成长？

源济

热议丨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如何帮助经济成长？

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授予美籍以色列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他们「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多年来，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获诺奖的呼声一直持续，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Richard Xu 等多位知友成功预测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果。此外，早在2015年，答主@冷哲 就曾经引述菲利普·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佐证其「电商发展对线下商业的影响」的观点。

那么，技术进步如何帮助经济成长？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对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有怎样的影响？一起来看看答主们的解答吧~

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如何帮助经济成长？

答主：明月双清

总体上说，莫基尔从经济史与思想史视角揭示「持续增长为何可能」；

阿吉翁—霍伊特则以「熊彼特式（Schumpeterian）」内生增长理论给出可操作、可检验的现代增长模型与政策含义。

关于增长、宏观这个领域我不是专家，但是这三位又恰巧有一些了解，因为当年写过一篇关于内生增长的微观基础的论文，使用了World Value Survey和Global Preference Survey。所以可以浅谈一下三位学者

Joel Mokyr（乔尔·莫基尔）

1946 年生，西北大学 Robert H. Strotz 讲席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史与技术史研究；本届奖项中获一半奖金

研究主轴：

• 以长期经济史为基底，解释近代以前「停滞是常态」，而 18 世纪后欧洲率先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有用知识的供给」与制度化的求真文化。
  

• 提出「工业启蒙（Industrial Enlightenment）」：不仅知道「某法有效」（know-that it works），更追求「为何有效」（know-why it works）的科学化机制认知，从而形成连续可累积的技术进步。
  

• 强调思想市场、科学共同体、技艺与科学的互动、以及鼓励试错与传播的制度生态。

代表性著作与观点

• 《The Lever of Riches》（1990）：比较不同文明的技术轨迹，强调微观激励与知识生态的重要性。
  

• 《The Gifts of Athena》（2002）：系统阐述「有用知识」与现代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深机制」作用。
  

• 《The Enlightened Economy》（2009）：以英国为例讨论启蒙运动如何孕育工业革命。
  

• 《A Culture of Growth》（2016）：把「文化—制度—知识—创新」串联为自我强化的增长机制。
  

  
  

这些著作贯穿一个核心：制度与观念如何影响知识生产、验证、扩散与应用的成本/收益，从而决定技术变革的强度与持续性。

影响与政策启示

• 学术上，把「观念与知识制度」置于增长叙事中心，补足了纯粹以资本/人力/研发支出为核心的度量框架。
  

• 政策上，强调科研教育、开放学术网络、知识产权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平衡，以及容错文化与跨学科交流的制度供给。这些要点也被本届诺奖通俗解读材料所强调。

Philippe Aghion（菲利普·阿吉翁） & Peter Howitt（彼得·霍伊特）

Philippe Aghion：任教于法兰西学院与伦敦政经学院，内生增长与创新经济学领域领军人物。

Peter Howitt：布朗大学荣休教授，阿吉翁的长期合作者，1992 年经典模型共同作者。

共同贡献：熊彼特式内生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阿吉翁与霍伊特在 1992 年 Econometrica 经典论文提出「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的增长」模型：企业的研究开发引致「质量阶跃/前沿推进」的创新，新产品/新工艺取代旧技术，带来生产率提升；竞争压力与利润预期决定创新强度；进入—退出与要素重配是增长常态。此框架随后扩展出一整套可用于经验检验与政策评估的工具。

关于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的增长，现在国内很多团队在做，非常热门。比如原北大，现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教授。

关键扩展与经验事实（以阿吉翁为主的团队大量实证）

• 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适度竞争最利于创新；过强垄断或过度竞争都可能抑制研发激励。（不要过度内卷，卷不出创新）
  

• 「接近前沿 vs 远离前沿」的政策分化：靠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应强调鼓励破坏式创新与高等教育/基础研究；远离前沿者更需模仿扩散、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补课。
  

• 产业政策与治理：良好监管、金融发展、劳动力流动与破产/重整制度影响资源向高生产率企业的流动速度，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些观点在他们的专著与综述中被系统化并影响了经合组织与多国的创新/竞争政策讨论。
  

代表性著作

• Aghion & Howit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1998）：系统化熊彼特式增长理论的教材与研究综述。
  

• Aghion et al., 关于竞争与创新、教育与增长、绿色创新等一系列顶刊论文；以及面向公众与政策圈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2021）。上述路线被本届诺奖新闻材料概括为「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支柱。
  

影响与政策启示

• 将「创新—竞争—制度」三角以严密的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逻辑联系起来，成为现代增长与产业组织、贸易、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共同语言。
  

• 直接启发了关于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科研资助与高教结构、金融与治理改革，以及绿色转型中「诱导性技术变革」的政策评估。

三者如何互补？

• 历史与思想根基（莫基尔）：解释为何人类在特定时空里跨过「连续创新的门槛」。
  

• 微观到宏观的机制与可检验模型（阿吉翁—霍伊特）：解释在现代经济里「如何让创新接力不止」。
  

• 合流的政策主线：鼓励试验与知识累积、维持健康的竞争与进入、建设包容性且支持创新扩散与要素重配的制度环境。诺奖官网与媒体报道均以此为本届授奖的核心意涵。

为什么今年，将诺奖授予了研究创新和增长的三位学者。

一个很自然的关注点：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选择某个方向背后，确实往往和当下全球经济、学界焦点、政策挑战、以及未来趋势有很强的呼应性。

下面我从几个维度分析，2025 年将「创新—增长」作为主题可能与当下国际形势、经济环境有哪些契合与回应。

一、全球增速放缓、结构性瓶颈凸显 — 创新成为「突破口」

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剧：

• 根据 OECD 2025 年中期预测，全球 GDP 增速预计从 2024 年的 3.3% 放缓至 2025 年的 3.2%，并在 2026 年进一步下滑至 2.9%。

• 世界银行的《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警告，2025 年全球经济将再次面临动荡，不少国家增长显著低于之前预期。

• 具体到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等地的增长前景更趋疲软。

•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创新能力」、「技术累积」与「制度安排」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逆风破局点」。
  

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供应链重构带来额外挑战：

• 当今全球贸易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关税壁垒、产业链「脱钩 / 重组」趋势、技术出口限制、出口控制（尤其在高科技、半导体、AI、关键原材料等领域）频繁出现。

• 在这种背景下，仅靠传统比较优势已经越来越脆弱，国家或地区若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更依赖于「创新能力」来创造新的产业优势、减少对外依赖。

• 此外，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绿色技术等「可持续增长」议题更加突显，也要求创新成为推动器。
  

科技革命、AI 与新兴技术浪潮正深刻重塑经济结构：

• 2025 年是多个新兴技术（尤其 AI、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动化、先进材料、生物技术）加速渗透、突破和商业落地的时期。

• 新技术带来的是「颠覆式变化」——旧产业被取代、新产业浮现、产业链重构、就业结构调整。这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增长理论天然吻合。

在这种背景下，把「创新—技术进步」置为经济增长核心主题、而不仅仅看资本与投入效率，是学术界与政策圈的共识热点。

因此，从现实经济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看，把「创新驱动增长」作为 2025 年诺奖主题，具备较强的时代感和「问题导向」意味。

二、学界关注的趋势、政策诉求与奖项选择的对应

从「要素」到「机制」：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学术热点：近几十年，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外生模型（如索洛模型）转向内生增长理论，再到更强调「创新、知识、制度、创新扩散」机制的「第三代增长理论」。

当前学界更愿意探讨的是：

• 为什么有些国家长期停滞（「增长陷阱」）？
  

• 创新如何在微观层面被激发、被扩散、被经济体吸收？
  

• 政策与制度（竞争、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失败机制、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创新成长？
  
  

在这样的学术潮流下，奖项聚焦「创新—增长」也更贴合学界主流关注。

政策需求强烈：如何「点火」创新、保持竞争力？

各国政府在当前形势下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在增长疲软且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政策工具（财政、税收、研发资助、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制度）来提升经济的「创新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择这样的主题，既回应学界，也对政策界发出信号：创新驱动增长不是空谈，而是深刻影响未来国家竞争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核心议题。

制度、知识与文化维度的重视回归

莫基尔获奖意味着「知识制度、观念文化、科学共同体」这些在主流制度经济学中一度被弱化的维度重新进入 growth 视野。这与当下「科技至上、文化软实力、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氛围不无呼应。

参考文献

Mokyr, J. (1992).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kyr, J. (2010).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kyr, J., Vickers, C., & Ziebarth, N. L. (2015).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is time differ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9(3), 31-50.

Aghion, P., Howitt, P., Brant-Collett, M., & García-Peñalosa, C. (1998).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Griffith, R., & Howitt, P.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0(2), 701-728.

Acemoglu, D., Aghion, P., Bursztyn, L., & Hemous, D. (2012).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1), 131-166.

Aghion, P., & Bolton, P. (1992).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9(3), 473-494.

Acemoglu, D., Aghion, P., & Zilibotti, F.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4(1), 37-74.

知识如何真正转化为增长动力？这需要市场机制的精准传导。答主@minerion 将用生动的案例，带我们走进阿吉翁与豪伊特构建的「创造性破坏」现场，看创新如何在市场竞争的熔炉中淬炼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答主：minerion

一家工厂正在为是否要引进一条全新的数字化生产线而发愁。

工程师打包票说，新设备能节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但会计提醒老板，公司账上的钱很紧张。销售部门则担心，技术更新太快，老客户的订单还没做完，产品就「过时」了，可能会得罪人。

这个老板的犹豫，不只是一个人的烦恼，它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如何将那些听起来很棒的新知识、新技术，稳定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这正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想要解答的问题。三位获奖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用他们一生的研究，描绘了一幅从科学思想到车间生产的完整地图。

莫基尔：让知识「有用」，需要一整套生态

莫基尔教授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零星的智慧火花总是很快熄灭，而只有在最近几百年，创新之火才得以熊熊燃烧，甚至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持续进步？

他认为，关键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天才，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能让知识「派上用场」的社会环境。

他把知识分成两种：一种是「知道为什么」的科学知识（比如物理定律），另一种是「知道怎么做」的技术和手艺（比如怎么造一台更省油的发动机）。单有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带来长久的繁荣。真正的魔力发生在两者相遇之时。

而要让它们持续相遇，就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科学家、工程师、工匠们可以自由辩论，他们的成果可以被重复验证，而不是藏着掖着。保护发明者的规则（比如专利制度）让人愿意投入，而活跃的行业协会和学术社群又鼓励大家分享和竞争。

只要这个让知识从「理论」流向「应用」的管道是畅通的，创新就不会只靠少数天才的灵光一现，而会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现。

阿吉翁与霍伊特：竞争是个技术活，需要把握「火候」

如果说莫基尔打通了知识的「上下游」，那么阿吉翁和霍伊特则解释了，在「中游」——也就是企业与市场的层面，创新是如何变成增长的。

他们把「创造性破坏」这个听起来有些残酷但非常真实的概念给引入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

想象一下，一家企业投入巨资研发出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一旦成功，就会像一条「鲶鱼」一样，搅动整个市场。它生产出的产品更好、更便宜，会抢走旧技术的市场份额，甚至让一些跟不上时代的企业倒闭。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实惠，释放出的资源和人力又可以投入到更新的领域去。

这个过程天然伴随着一个两难困境：

一方面，为了鼓励创新，我们必须让率先成功的人在一段时间内「独享」成果，赚取回报。否则，谁还愿意冒着风险去搞研发？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保护太强、太久，让一家企业永远高枕无忧，那它就会变成新的「旧势力」，阻碍下一轮的挑战者。

因此，经济增长并不是「竞争越激烈越好」。最理想的状态，存在于一个倒U型曲线的顶端附近：竞争太弱，大家都没动力；竞争太强，利润太薄，谁也赚不到研发的钱，最后大家一起「摆烂」。

治大国，若烹小鲜。一个好的创新政策，就要懂得把握竞争的「火候」。专利制度要多长、多强？反垄断的刀要切向哪里？政府补贴应该给谁？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市场保持一种「有人敢挑战，赢了有回报」的健康状态。

这些听起来有些抽象的理论，其实每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以新能源企业行业为例，过去五年，电池比能量、芯片与电驱迭代几乎以年为单位，供应链像「矩阵」：上游材料的工艺路线在实验室里「破题」，中游电池和整车厂在试制线上「过关」，下游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

高度开放的工程师社群、快速复制的产业配套、以及能容纳试错的本地市场，把 Mokyr 的「有用知识」迅速转成可量产的方案。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Aghion–Howitt 的警示：当竞争拉得过满，价格战压缩利润，研发可能被「掏空」。于是，行业开始出现「共性技术平台」的合作，如安全标准、充换电接口、基础软件栈，既降低重复投入，又把竞争点从「拼价格」引回「拼技术」。

监管端通过并购审查、反垄断与规范补贴，努力把行业拉回到倒 U 的中段。其中的目标不是保护某一家，而是保护「持续创新」这件事本身。

更宽一点看，东部前沿地区和中西部追赶地区，也印证「适当的增长政策」：前者更需要基础科研、龙头牵引与高水平职业教育协同；后者则更需要应用型大学、技术扩散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同一笔钱，放在不同的「距离前沿」上，效果完全不同。

我们再把视野拉远，看制药与数字产业。

美国的风险投资、并购退出与相对灵活的知识产权安排，为「短期独享」提供了回收机制，于是敢押长周期的药物研发，形成创新—退出—再创新的循环。

欧洲在隐私、数据与平台竞争上更强调秩序与公平，一定程度上抑制「过强的赢家通吃」，也让部分高风险探索更谨慎。两种选择没有绝对高下，它们站在倒 U 型曲线的不同位置：美国靠提高回报拉动冒险，欧洲靠设门槛保护竞争环境。

对任何一个后发经济体，关键不是模仿某个静态制度，而是判断自己在曲线的哪一段，再决定把「油门」还是「刹车」往哪边拨一点。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工作，最终给了我们几条非常朴素但重要的启示：

第一，打通知识的管道。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职业教育到专利保护，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任何一环堵塞，都会让创新变成无源之水。

第二，管理好竞争的「火候」。反垄断的目标不是消灭利润，而是确保市场的大门始终对新的挑战者敞开。监管的目标是让创新者能收回成本，但不能让他们永远「躺着赚钱」。

第三，政策要切合实际。追赶阶段和领跑阶段，需要的发展策略完全不同。把钱和资源，用在当前最需要的地方。

第四，为失败预留出路。「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有旧的产业会衰落。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顺畅的破产、并购机制，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体系，让那些从旧岗位上离开的人，能有尊严地进入新的领域。没有顺畅的「退出」，就不会有勇敢的「进入」。

以上这几点，如果大家觉得「就这？不是谁都知道吗？」

那恰恰说明，这三位经济学家已经深刻的改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你我的认知。

回到开头那家犹豫的工厂。若把决策拉长到五年，你会发现真正的变量不是那套新设备，而是你身处的生态：知识是否容易变得「有用」，竞争是否允许你「闯关」，制度是否让失败者「体面退场」。

当这三件事同时为真，创新不再是孤勇者的故事，而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日常。

今年的经济学奖提醒我们：增长并非命运，而是制度与文化精心设计的结果。把「有用知识」的管道打通，把「创造性破坏」的赛道校准，我们就能把实验室的光，稳定地接到车间的灯上，接到每一个忙碌日常的灯上。

源济

答主：司马懿

今年的诺贝尔奖发布的时候，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有意无意的卖了一个关子，先说：发给创造性破坏。我当时就在想，该不会是 Philipe Aghion 吧？后来三个人的画面一打出来，果然有他，另外两个人是西北大学的 Joel Mokyr 和布朗大学的 Peter Howitt。

把奖励给到创新增长，还是非常应景的。过去这两年生成式 AI 的惊涛骇浪袭来，大语言模型可谓是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在 AI 已经不可避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的时候，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又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这个奖今年恰到好处的发给了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很难说诺奖委员会是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这三个人同时获奖，还是有点意思的。往年往往是三个人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阶段做出了贡献，但是今年则有点不同，Aghion 和 Howitt 是长期合作者，有著作《内生增长理论》系统的讲解他们的观点，但是西北大学的 Mokyr 其实是经济史学家，长期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率先发生、思想与制度如何塑造技术进步，可以说他是那个从历史角度，给 Aghion 和 Howitt 理论背书的人。

创造性破坏

Aghion 这个人的生平还是很传奇的，他母亲 Gaby Aghion 是知名时尚品牌 Chloé 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是富贵荣华的 Chloé 的股东。但是他依然还选择了硬核的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方向，现在又拿到了诺奖。

虽然从个人性格上，他还是有一些可能受到家庭和环境所影响的习惯，和很多中产出身的大经济学家不同，Philipe Aghion 哪怕是从表面上看也能看出来其脾气不太好，和他说几句话就很容易能感觉到他那种崖岸自高，以为天下人皆莫如己的感觉。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出身好成就又高，有几分傲气也是自然的。Aghion 的贡献自然是在创新增长理论，那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他和熊彼特的贡献有什么区别？

很多重要的思想，定性那一面 19 和 20 世纪的大师都讲差不多了。像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提出的，是指在创新过程中对旧的技术、经济结构的淘汰，整个经济就在这种不断的创新——破坏——完善的螺旋中不断增长。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具体落到现实指导经济增长，那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何来促进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有没有什么关键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要有企业家精神，要创新」所能概括的。这就是 Aghion 和 Howitt 的贡献所在。

长期以来，对于「什么会激励创新」，经济学界一直有两个观点：

熊彼特认为垄断者最有创新动力，因为他们拥有超额利润与长期规划视野。竞争削弱创新；而阿罗则认为竞争者更有创新动力，因为垄断者创新经常会得不偿失——自己成功了，也不过是保持自己的地位，失败了也未必就失去市场，只有竞争者才存在一旦成功立刻咸鱼翻身的斗志。

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似乎都有道理。

在 1992 年的一篇文章中，Aghion 和 Howitt 把熊彼特的观点严谨地做成可解的一般均衡内生增长模型，奠定了他今日拿奖的基础。在这里插一句话，物理化学生物的很多诺奖成果，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很多人就此批评说经济奖是养老奖，其实也不尽然。像 Aghion 和 Howitt，他们在 2025 年拿奖的工作，其实在 1992 年就已经开始奠基了。只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往往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才能愈发的体现其价值。

在 Aghion 和 Howitt 的模型中，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竞争的世界： 整个经济由许多平行的市场组成，每个市场上在任意时点都由一家企业占据垄断地位。这家垄断者掌握着当下最优的技术或产品质量，而潜在的进入者则在暗中投入研发，试图发明出比现有产品更好的下一代技术。

一旦某个进入者的研发成功，他就完成了一场微型的技术革命，能够以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产品取代现有垄断者，从而获得该市场的独占权。原先的企业则失去地位，被创造性破坏。而这种机制的不断重复，一方面会让经济增长，也会不断的让旧企业消亡。

在 Aghion 和 Howitt 的模型中，增长由两部分决定，一个是创新发生的频率，另一个是每次创新带来的质量跃迁幅度。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正是这些微观层面上无数次推倒与重建的结果。

在这里面，他们就发现了关键的权衡：一方面，创新是有收益的，创新会让你成为新的垄断者，通过专利和商业机密的方式来获得市场回报。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上大家都在创新，我好不容易成为垄断者了，没几天就被其他人给「创造性破坏」了，那我还投资做什么创新呢？所以「创新过于频繁，对创新保护过强反而会抑制创新」就是 Aghion 和 Howitt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基于这篇文章，Aghion 和 Howitt 在后续又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 2005 年，他们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五大顶刊之一）发表论文，在 1992 年论文得奖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倒 U 型曲线来解释竞争和创新的关系，也是对阿罗和熊彼特观点的统一概括。 

上面这个图，就概括了 Aghion 和 Howitt 的观点：左边是无法战胜的垄断者，右边是超级激烈的竞争。当竞争过低的时候，垄断者缺乏危机感，因为竞争者成功的概率不大，所以自己也没有必要投入多来进行研发，所以创新比较慢；而竞争强度过大的时候，竞争者会觉得自己就算成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所以创新也不会很快。

只有在竞争程度适中的情况下，会出现「逃离竞争效应」占据主导，竞争者能看到自己的希望，而垄断者也恐惧自己因为缺乏竞争而被取代，所以大家都铆足劲的研发。

现实意义

今年的诺奖对中国的「反内卷」有深刻的指导含义。因为反垄断政策不能只是防垄断，也要反过度竞争。因为过度价格战会压缩创新利润，更会抑制长期增长。

中国是一个积极执行各种产业政策的国家，这对政府的启示就是，应该帮助企业和产业群的竞争落在中等竞争区间：创造可争夺的垄断，也就是企业虽然强大，但是竞争者也觉得自己努努力，运气好一点可能也能成为它，这样既有创新回报，又有追赶压力。而单纯的放开市场或一味的补贴创新，都可能走向非最优。

创新的最肥沃土壤，不在垄断的冻土，不在价格战的火焰山，而在竞争恰到好处的温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