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意识到自己和时代一起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我不想活在习惯里，我不想让这个东西束缚我，要拥抱一些新的东西，过滤和重启一下。」宋佳突然有了强烈的「我要刷机」的感受，要像一个手机一样，不停地刷新自己的系统，「永远成为最新版本的那一个」。
化妆｜张进
发型｜潇天
造型｜April瑶@April-Jfine
制片｜YouMi有米工作室
美术｜503studio
场地提供｜合生缦品牌
今年2月，宋佳回到故乡东北，拍了一部名为《余烬》的电影，她在里面扮演一个殡仪馆的火化师。这是宋佳从未演过的角色。为了更靠近这个「身患重病、极致痛苦、整个世界没有光」的女性，40多天的时间里，宋佳常常跟随角色整宿整宿地不睡觉，一天只吃一顿饭。
「你知道人困极了是什么样吗？」宋佳说，真困的人是可以一直不眨眼的。整个拍摄期间，因为过于狼狈，她撤掉了目之所及的所有镜子。
戏是在一个真实的殡仪馆拍的。有一场戏拍完，宋佳从殡仪馆出来，外面人声熙攘。有哭的，有抽烟的，有说笑的，还有人打着手机哭，哭完说走走走，赶紧吃饭去。
宋佳突然觉得，生死也许不见得是什么大事。而沉重的角色「可以轻的时候，可能会让她轻一点」。
这是常常演「背着几条人命角色」的宋佳，这两年所感受到的，轻盈的力量。以前的她，不善于演轻盈的角色，命运的沉重感是她的舒适区，直到遇上了《好东西》里的王铁梅。
《好东西》拍摄的时候，她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感。这像戏吗？这是戏吗？日常和戏剧的边界在哪里？轻到底应该怎么演？演和不演的分寸感该如何把握？
宋佳每天都很焦虑。她经常在收工之后，大半夜给邵艺辉发微信，内容是固定的：我这么演行吗？邵艺辉回复：铁梅没问题，铁梅特别好。但她越是这么说，宋佳越含糊。
电影里有场戏，是一群人在铁梅家吃饭，整整拍了三天。
那场戏的第一天，站在现场，宋佳整个人都慌了，一会儿和章宇说，这可咋整；一会儿和赵又廷说，我觉得完了；一会儿又去和邵艺辉说，演得不对吧。她的台词不多，但需要给反应，可是，该给什么反应呢？什么时候给？给多少？其间，小叶需要把小马的衣服撩给她看，宋佳想的是：妈呀，好像没在电影里见过这种。
那天晚上，演员们在一起喝酒，边喝边聊，聊着聊着开始复盘当天拍的戏，章宇随口提到，「花儿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楚曦把我衣服扒掉之后，你的反应稍微有点过」—当时，铁梅下意识地伸手拿纸，去擦了擦小马的胸—「幽默肯定是更幽默，但跳出来从人物角度来看，感觉姐妹儿没见过世面似的，其实这货算个什么？」宋佳没说话，想了半天。
第二天早上，大家出发去剧组，刚见面，宋佳就朝章宇喊：「我的宇啊，昨天你跟我说完，我一宿没睡着。」
接着她跟大家说：「你们别怪我，今天麻烦你们再配合我来一回，晚上请客吃饭。」又跑去和导演、摄影指导讨论了一圈，最终决定重拍一遍。
图源电影《好东西》
一直到拍摄结束，宋佳都没有脱离那种没谱的焦虑状态。直到坐在电影院，她边看边赞叹，「铁梅演得真好」。她理解了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铁梅。
在这之前，她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没有见过这样的表达，「原来这个时代年轻的创作者是这样创作的」。透过这个电影的缝隙，有很多新东西「灌」进来了。宋佳自嘲说，她脑仁不大，但她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意识到自己和时代一起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我不想活在习惯里，我不想让这个东西束缚我，要拥抱一些新的东西，过滤和重启一下。」宋佳突然有了强烈的「我要刷机」的感受，要像一个手机一样，不停地刷新自己的系统，「永远成为最新版本的那一个」。
宋佳愿意和新导演合作，今年拍的《余烬》是90后导演孙傲谦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她看重他们「足够有表达的欲望，就是敢说，带着毛边儿」。她喜欢邵艺辉，说她是「满身长了嘴的人」，于是合作了《好东西》；年轻导演的首部作品她也拍，甚至遇到过「导演第一次拍戏，跟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剧组什么样」。她希望被他们点燃一些新的火花，「可能意味着冒险，可能也会失败，但我觉得不重要」。
这种想要新的感受让她身体都做出了改变。从来不运动的宋佳今年开始练普拉提了，「并不是说一定要练成什么样子，就觉得好像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时代语境下，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无形中，也助力着宋佳的「系统升级」。在那场白玉兰颁奖礼上，除了宋佳关于女性创作者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四处传播，还有很多细节被大家关注和谈论，比如闫妮递过来的棉花，钟楚曦给宋佳拍照时的眼泪。无论影视作品还是公共表达，对于女性关系的呈现，不再只有「宫斗」「婆媳矛盾」，也不再只是「扯头花」「艳压」，女性作为一个共同体，正在形成新的叙事：互相看见，互相认可，互相托举。
「女孩跟女孩之间不是只有碎碎叨叨、家长里短、嚼舌根子之类的那种刻板印象，女孩之间也可以互相成就、彼此扶持、惺惺相惜，大家一起去干点大事儿，对吧？」宋佳说。
图源微博@宋佳
快乐小狗
夏日午后，《人物》的拍摄现场，一群工作人员围在一面白墙前，墙上光影交错，墙前的宋佳穿着一身咖啡色西服，手拿帽子笔挺地站着。
突然，蹲着的摄影师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坐在地上。紧接着，一串「哈哈」声穿过人群冒了出来，宋佳像个幼儿园小孩指着另一个小孩说：「他怎么飞出去啦！」
独特的、突兀的、震山响的宋佳的笑声。很多采访过她的记者，会把她的笑声写到稿子里，宋佳自己也开玩笑说，录完节目不敢听，因为「笑得响彻云霄」。有一次她去跟杨天真录播客，上线后看见粉丝在下面评论，说「本来想入睡时听的，结果被你们给乐清醒了」。给我们复述完这件事，宋佳又迸发出一串大笑。她盘腿坐着，聊到兴奋处，伸手拍自己大腿。拍完还不过瘾，探过身来恨不得拍在作者的膝盖上。
宋佳常常给人一种强烈的、两个系统并行的感受，其间像是有个开关，切换自如。一进剧组，她会变得细腻，敏感，爱琢磨，甚至会整宿失眠，对角色有一种老派的庄重。但生活中的她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简单，快乐，倒头就睡，永远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所以影迷说她，戏里都是苦命人，生活中是快乐小狗。
编剧袁子弹和宋佳因《山花烂漫时》结识，整个项目合作完，就和这位「活人感非常强」的女主角成了好朋友。「成年人的交往会有很多顾虑，又怕麻烦别人，又怕人家不是真的喜欢我，很难放下心防」，但宋佳单刀直入就杀了进来。
有时喝着喝着就自己嗨起来了，拉着别人一通情感输出；兴致上来还会高歌一曲，「你也不会觉得她在表演亢奋，而是真的有一种天真」。她拍了张好看的照片会忍不住四处发；她从不吝于非常直白地表达赞美，演到畅快的戏就反复念叨写得真好。
袁子弹在宋佳身上看到了一些魏晋名士的风范，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心之所至，兴尽而归，总之「不太像常见的那种在世俗里待久了、被规训的人的样子」。
杨天真也见过很多宋佳「快乐小狗」的一面。她们因工作相识，也成为生活里很好的朋友，过去这些年，俩人一起做过最多的事就是坐飞机，飞来飞去，有时是参加活动，有时是工作结束顺便去陌生城市旅行。
宋佳是非常理想的「旅行搭子」，不扫兴、不操心、不抱怨，到哪儿都兴致盎然，遇到突发情况也不生气。去年参加完时装周，两个人一起逛街，逛羊绒衫店，这也好看那也好看；一起逛杯子店，最后每人买了几十个回去。杨天真由于太能买了，宋佳等得无聊，就去门口喝香槟，等杨逛够了，宋也快喝醉了。
有一次想去冰岛，她俩叫上几个朋友就出发了，落地之后先到乐器店买了把吉他，然后就漫无目的地开车闲逛，杨天真开车，宋佳弹吉他，所有朋友一起唱歌做游戏。
就这么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杨天真说，有些艺人会介意陌生场合，但宋佳可以毫无芥蒂、毫无障碍地融入。每次杨天真叫来一大帮自己的朋友，宋佳总能跟大家玩成一片。
这么多年里，两个人只吵过一次架，在纽约，为了吃中餐还是西餐。那天，有杨天真的一群朋友在，她想的是大家一起吃火锅，热闹热闹。但宋佳觉得，都在美国了吃啥火锅，应该请大家吃个米其林餐厅。
两个人站在大街上吵，指着对方说你怎样怎样，吵到俩人都哭了。哭了一会儿又和好，和好之后又拥抱，朋友在一边都看傻眼了。
杨天真和宋佳相识于2006年，当时杨天真大学刚毕业，跟着王京花做电影宣传；宋佳的《好奇害死猫》还没上映，也算是「纯新人」，会去客串一些小角色，也有一些代言活动会被「打包」，到现场，一群如日中天的大明星，里面夹着一个没人认识的宋佳。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识于微时，一起工作，一起逛街，一起坐经济舱出差，一起在还不太熟悉的娱乐圈里摸索自己的路。共事两年，又过六年后，杨天真的公司成立，赶上宋佳和上一家公司合约到期，成为「壹心」的第一个艺人。
当时，宋佳刚刚凭借《萧红》拿了金鸡奖，影后视后齐备，「整个行业都在抢她」。杨天真说，那是资本在影视行业最厉害的时候，很多公司答应给宋佳股份，但她都没去，选择了全新的、连工作人员都没有的、无名小卒壹心，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看人的人，特别在意跟谁一起做一件事」。
当然，这话一定不是从宋佳本人嘴里说出来的，她只会哈哈大笑着说，因为看中你命好啊——
有一次，她俩一起去洛杉矶参加一场时尚活动，主办方把after party做成了游乐场，里面专门设置了娃娃机，装着各种名牌包。当时，所有人都在排队，但所有人都没有夹到，只有杨天真成功了。于是，之后宋佳总说，她认准她命好，就是从那次开始的。
作为行业里的知名经纪人，杨天真有句「名言」在圈子里流传：经纪人最好不要和艺人做朋友。她说，因为交集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情感需要，成为朋友就可能产生依赖，产生依赖就会影响工作。
但是，「宋佳打破了我的执念」。杨天真说，现在提起宋佳和自己，她最先想到的不是职业关系，而是挚友。
宋佳身上，似乎天然有种能让所有人爱她的能力。杨天真说，她「真实、简单，喜怒哀乐都摆脸上，在一起不费劲儿」，所以朋友很多。早些年，有时宋佳去外地出差，朋友们就会买同一个航班，和她一起飞，工作结束之后就一起吃饭、喝酒、唱歌、打麻将。在杨天真印象里，宋佳好像四处都是朋友，每天都有人张罗着一起玩。
演戏之外，音乐几乎是宋佳最大的爱好。十几年前，她和十三月唱片合作出了一张专辑《能不能幸福》，同名曲《能不能幸福》由民谣音乐人万晓利担任制作人。
录音棚是由一面玻璃隔开的两个空间，制作人和录音师在外面，歌手在里面。那天，万晓利刚准备好开始工作，一抬头，宋佳已经戴好耳机、站在麦架前了，录着录着，还把鞋给脱了，光着脚，在里边边跳边唱。
平时，在圈子里、朋友中，万晓利是出了名的内向、话少，成为歌手几十年依然会在台上紧张到结巴，歌迷们乐于因此而起哄、戏谑，他就会更加手足无措。而宋佳则完全相反，一进棚就「手舞足蹈，像小孩儿过年，又放假，又穿新衣服，又能吃好东西，就特别开心」。
那天，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一动一静地隔在玻璃两边，但迅速识别到了对方骨子里对音乐的纯粹的喜爱，很顺畅地把歌录完了。
很多年后，十三月唱片的创始人卢中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宋佳留给他的印象，是个非典型的女明星，出第一张专辑没有走流行路线，也没有和港台公司合作，而是选择和一群民谣、摇滚乐手共同完成。「电影《好奇害死猫》上映后，宋佳很火，却愿意和一个小众的独立厂牌合作，很有勇气。」卢中强说。
但在宋佳这边，故事线就显得简单多了，她没考虑风格，也没考虑得失，最初的契机只是有一天在餐厅吃饭，吃着吃着听到有音乐响起来，一回头，万晓利正坐在一边，抱着吉他唱歌，又自由，又随性。她被打动了。
很多时候，她做决定像小孩子，感性、简单、相信直觉，没有什么目的和计划，觉得有意思，就一起玩一玩。后来的日子里，她唱歌，上音乐节，还陆续出了三张专辑，直到现在，微博简介始终都是「演员、歌手宋佳」。
「我没有那么多计划，也没有非要做成什么样的打算。」宋佳说。去年一位朋友发了首他们合唱的歌，很多人问她怎么发歌这么快，她说，哎呀，好多年前在棚里玩，就一块儿录了，后来对方问能发吗，她说发吧，就发了。连宋佳自己的团队都是当天才知道的，跑来问她啥时候发，答说，今晚12点。「哈哈哈哈，我很随意的。」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做《能不能幸福》专辑那两年，宋佳的处境并不算太好。
最初，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当演员，拿到的很多角色都是「花瓶」，轻松，有钱赚，但没什么意思；后来，第一部电影作品《好奇害死猫》上映，她从那部戏中找到表演的快感，决定当个好演员，于是从上海来到北京，但很长时间里，找过来的角色都是同类型的「性感」女孩，她想证明自己并非局限于此，不肯接，所以很长时间里处于没什么戏拍的状态。
敏感又无望的二十几岁，没有工作，时间大把，每天只能在家待着。宋佳想，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要不去逛超市吧，可是逛超市又没什么钱，只好今天买点筷子，明天买点纸。那段时间，家里的纸巾囤了一摞。
出去见朋友，也算是自救的方式之一。把自己丢进人群里，那个热烈、快乐、尽情尽兴的宋佳就又出现了。
演员黄觉回忆，他们当时有个「小群体」，男男女女七八个人，都是影视行业的，年龄也差不多，慢慢成了玩得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大家身份各异，有演员，有美术，有音乐，有编剧，有导演，也有制片人。
古早的聚会，大家一起唱歌、喝酒，或者轮流到谁的家里做饭。那时，别人顶多提一个塑料袋，但宋佳总是拉个行李箱。进屋，箱子打开，有时掏出食材、调料，有时掏出厨具、餐具，还有时，居然掏出一个高压锅。她带着它们钻进厨房，然后变出些东北美食来。
这样的聚会，黄觉总是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玩闹的那个，而宋佳，虽然是后来加入的，但永远活跃在人群中央。
又是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不过，黄觉说，俩人很快成了朋友。那段时间就像是成长中的一个乌托邦，一群年轻人，没什么活儿，但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聚在一起，互相取暖。
短波收音机
一起无所事事、吃吃喝喝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两年，大家就各自忙起来了。
黄觉和宋佳真正以工作形式碰面，是几年后的《萧红》。在那部电影里，宋佳扮演萧红，黄觉扮演她的爱人萧军。
戏外的好朋友，在戏里纠缠大半生。二人的杀青戏，恰好演的是萧红和萧军告别的场景，当时正值圣诞节，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哈尔滨，两个人裹着毛衣外套，站在古老的站台上，把分别的情绪推向极致。
戏里，萧红准备启程去武汉，萧军则打算随后去延安，他去车站送她，递过去两个梨。身后，是两个人共同经历过的洪水、战火、贫困、漂泊、爱与背叛，而眼前，很可能就是一别两宽，此生不再相见。
戏外，黄觉的妻子在北京即将临产，杀青后他就要赶回去了，不知道是否能赶得及，但确定的是，马上迈入人生新阶段了；宋佳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2012年，当时还没料到的是，那年她凭借《悬崖》拿下了白玉兰视后，紧接着《萧红》播出，并让她在次年拿下了金鸡影后……
戏里是生离死别，戏外是朋友分别。像有「礼物」从天而降，艺术带来的情感体验让演员很难不为之着迷。
和宋佳搭戏时，章宇也有过那种「礼物」诞生的时刻。他说起《风平浪静》里完全由两个人「碰」出来的一场戏。
当时，章宇扮演的宋浩逐渐从少年杀人的阴影里走出来，组建了家庭，宋佳扮演的潘晓霜也怀孕了，生活慢慢步入正轨。剧本里，故事即将向下发展，但他们都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有一天，章宇、宋佳，还有制片人顿河聚在一起喝酒，又聊到这儿，宋佳突然说，要不然你给潘晓霜洗个澡吧。
章宇先是一愣，想了想，觉得「太好了」。剧组的卫生间是早就置好的景，浴室、浴缸是假的，不能过水，于是美术组加班加点弄了个真的来，两个人临时加了这场戏进去。
开机后，宋浩一边给怀孕的潘晓霜洗澡，一边教她呼吸—这个细节也是临时加的，是章宇在道具书上翻到的孕期科普知识—逼仄又潮湿的浴室，肚子里是即将诞生的新生命，一呼一吸之间，三个人的情感连接在了一起。
后面的剧情，宋浩沿着命运的轨道一路下滑，最后在海边的渔船上，持刀捅向自己。呼应之下，让浴室里的那一幕显得尤其隽永，也让之后的一切更加让人唏嘘。
章宇说，好的表演，就像是一起创作爵士乐，跳出了窠臼，降半调或者升半调，慢半拍或者快半拍，讲究的恰恰是没那么准，但也因此更自由、更不僵化，靠多年的音乐修养、成熟的技巧、对音乐的理解以及现场的配合，创造出那一刻的「礼物」，「那个东西无法言喻，但你能感受到它的到来」。
导演徐浩峰说，那些「灵机一动」背后，关乎天赋和资质。他觉得，演员的天赋就像收音机，有的能接收到固定的三十几个台，但有的总能比其他多接收几个台。他看新闻时注意到，美国登月的时候，中间有4分钟转播信号中止，但有收音机爱好者发现，有个别的短波收音机是可以接收到当时的信息的，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它们，接收到了那4分钟里宇航员所说的话。
在他看来，宋佳就属于这种短波收音机，「收到的台比别人要多一点」。
几年前，徐浩峰拍了部电影，叫《诗眼倦天涯》。筹备时，他想起了林青霞，又想到法国演员飞利浦·努瓦雷（《老枪》《天堂电影院》等影片中的主角扮演者）在戛纳电影节上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跨性别地扮演一个女性。马龙·白兰度晚年也曾说，准备出演一个老太太，但没来得及，就过世了。由此他想到，顶级的演员，或许都期待有机会超越性别的设定。于是在那部电影里，他和宋佳共同完成了一个实验，由她扮演一个男性角色。
电影拍完，担心在声音上容易穿帮，他们想过由男性来为宋佳的角色配音。导演自己亲自上阵试了试，效果一塌糊涂，「我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没有这种技术；理解到了，但分寸和层次完全不对」。
最后还是宋佳自己完成了配音。
导演发现，单听声音，是宋佳自己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没有哑着嗓子，故意让它变粗；但和画面放在一起，「你就觉得是一个男的在那儿说话，没有任何违和感」。徐浩峰惊喜又意外，搞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只能说是「人家频道丰富，调台调得好吧，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幻觉」。
《悬崖》的导演刘进也说起过一件让他觉得神奇的小事。当年，片子做完之后，有些地方现场收音不好，需要补录。那部剧后期花了很长时间，光剪就剪了六个月，到补词的时候，距离拍摄已经过去了十多个月，但宋佳完成后，他发现，她可以做到和现场一模一样。
《悬崖》过去14年，刘进说，这让他至今印象深刻。拍摄时，有环境提供的氛围，有对手演员给的刺激，情感是最饱满丰沛的，而事后补录，「好的演员也能给填上，但做到一模一样就太厉害了」。
而在天赋之外，资质也很重要。这来自训练和积累，对宋佳来说，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徐浩峰听宋佳的大学同学曾说起过，在校读书时，很多同学大一就开始出去接广告、接戏，但宋佳一直「憋」在教室和剧场里，琢磨表演的事。
作为电影导演，同时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徐浩峰很清楚，艺术院校不同于其他大学，表演专业也不同于其他专业，很多学生往往一有机会就出去拍戏了，等到专业课排话剧时，永远都在缺人，为了顺利进行甚至要去别的班借学生。
但同时，也是从导演和老师的视角出发，徐浩峰觉得，表演专业最锻炼人的反而也正是一二年级的戏剧训练，相当于国画专业里对于书法的训练，是基本功，更决定了整个作品的格调。
他说，可能在那个阶段，大家都在赌自己将来吃什么饭。有人决定把演员当作一生的事业，所以就沉下心把专业给凿瓷实了；有人想吃青春饭、赚快钱，所以就仗着年轻漂亮，用三年赚够一辈子的钱；也有人希望当个好演员，但在外界热潮之下，依然很容易半推半就地进入更大的世界，「混剧组，认识人，生活一下丰富起来」……
他听说，当时，宋佳身上并没有那种「青春短暂」的紧迫感，大家聊起，她也只说自己懒，不愿意太早到外面挣钱。但徐浩峰觉得，后来大家从她身上看到的，资质也好，审美也好，或许都离不开那时候的积累。
千禧年初，宋佳大学毕业，定居在上海，正式成为一名演员。入行后，正赶上电视剧的黄金年代，也是整个行业突飞猛进但鱼龙混杂的年代，宋佳的同辈演员曾和《人物》提起过：那时候，影视剧制作门槛比较低，有的团队像流水线一样生产作品，剧本质量参差不齐，遇上差的，全篇不知所云，演员都看不懂；还有的剧组乌烟瘴气，甚至遇到过当街打架的，灯光组拿着灯架满大街追录音组。
热潮之下，宋佳依然是不着急的那个，用杨天真的话说，「即便在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乱接过剧本」，「在任何事上，她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好好做，从来不混，不拿自己职业生涯开玩笑」。
《好奇害死猫》（张一白导演）、《闯关东》（张新建导演）、《悬崖》（刘进导演）、《萧红》（霍建起导演）、《师父》（徐浩峰导演）……都是成熟的「大组」。
整个时代也处于向上的、纯粹的氛围里。刘进回忆那时候，导演觉得演员好，就去问，演员觉得剧本好，就来试，「不像现在接个戏前面还得吃好几顿饭」。同时，没有太多流量的概念，也没有那么多提意见的人，整个社会对舆情之类的敏感度也没那么高，所有人聚在一起，可以心无旁骛地搞创作。
宋佳在其中完成了早期的职业训练。她说，直到现在，她身上依然保留了那时养成的「老派」的习惯，比如，敬畏表演，认真拍戏，要提前写人物小传，要围读剧本，要提早准备角色……
其间有段时间，电视剧市场正火热，「只要接，就能赚很多钱」，杨天真说，「但她一口气拍了十几部文艺电影」。杨天真回忆，那两年，因为片酬高，很多艺人会大量接戏，哪怕是烂戏。但宋佳不着急赚钱，沉下心「往大银幕上冲一冲」。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她也没少赚钱，都是通过商业合作，广告客户都特别喜欢她。」杨天真说，「我觉得她的这个收入成分是最健康的，就是在作品上去追求质量，然后通过影响力去在商业上赚钱，这应该是每个艺人的理想状态。」
乌托邦制造者
今年4月，宋佳和《山花烂漫时》（以下简称《山花》）剧组一起回了趟华坪女高。故事原型张桂梅校长去接他们，一边夸宋佳演得好，一边还讲了件好玩的事。
张桂梅说，就在他们回来的这天，有个人来学校找她。张桂梅问，你找谁？对方说，找张桂梅。张桂梅说，我就是啊。对方说，不对，张桂梅比你高啊—他印象里的张桂梅，是宋佳在电视剧里的样子。
张桂梅边说边笑，一群人听完，也忍不住跟着笑。后来，聊着聊着，张桂梅拍着宋佳的腿，说了句「谢谢你」。那一刻，宋佳的眼泪唰就下来了。
见完张老师，一行人又去学校附近的滑肉馆吃了个午饭。当年在这儿拍戏时，他们就经常去那家店吃滑肉，如今故地重游，发现剧照已经贴得满墙都是了。宋佳刚一进门，老板和店员就认出她了，像老相识一样，他们招呼了一句：「回来了？」宋佳说：「回来了。」自然得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
李行至今依然会在聊起《山花》时感慨，这是一次让她非常珍惜的创作体验，从头至尾，都美好得像个乌托邦。
其实，最早筹备《山花》时，宋佳并非第一选择。在一个活动现场，有主创把这句实话说出去了，所以之后大家都不好再讲场面话，只能坦陈，当时找了好几位女演员，但出于种种客观因素或是主观顾虑，都未能成行，最后是导演费振翔提议，找他曾经合作过的宋佳试试看，尽管，张桂梅老师个头不高又质朴，宋佳个子高挑又时髦，怎么看都不像。
就这么，几位主创见了一面，一起聊剧本，聊采风经过，聊对张桂梅校长的印象。聊得「挺上头」，最后宋佳说，「行，你们说能干那咱们就干」。
第一天围读剧本是在李行公司，结果赶上周六，空调不制冷，大夏天里把所有人热得半死，宋佳说，干脆明天去我家吧。第二天导演、编剧、制片人又集体转移到了宋佳家，一边聊闲篇一边开始了工作，小狗在旁边跑，气氛自在松弛。前五集读完，宋佳心里有底了，其他几个主创也开心得不行，他们一下相信了，眼前这个「173大美女」就是张桂梅。
整个拍摄过程也像个乌托邦。华坪不大，全县不到十万人，还包括了周边的乡镇，单论县城可能也就一两万人。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环境简单，场景更简单，从住处到学校，中间距离只有五六百米，溜达着就去了。
以往，他们常年在横店拍戏，一会儿演员超时了，一会儿下雨拍不了，一会儿又要忙着去抢个景……这些仓促、忙乱的情况在《山花》剧组都不必费心，「每天跟上班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不拍大夜，非常顺利」。下班之后还会借学校的食堂做饭，今天包个饺子，明天做个锅包肉，很像过日子。
几个主创性格很像，聚在一起工作效率很高，不需要揣摩、试探，「没有一点额外的东西」，心思都可以用在拍戏上。平时在剧组，所有人都喜欢在现场待着，宋佳也很少回房车，李行开玩笑说「退了得了，浪费钱」。那段日子很像古早的剧组，拍完就拿个小板凳，围坐在监视器那里，聊天，说戏，等换场。
李行说，那是对创作者而言非常理想的状态和氛围。尤其是她和费振翔、宋佳，三个「大e人」碰在一起，每天「吵死了」。宋佳依然被叫作「花儿」，沿用了她的外号「小花」，这次还多了一层「山花烂漫」的意味，李行是「行行」，费振翔是「费宝」，只要他们仨出现的地方，准是热热闹闹的。没开机的时候在屋里聊剧本聊创作，上头了恨不得可以聊一宿。费振翔以前当过演员，演过孙悟空，说着说着戏，自己就开始站起来演，他演，宋佳就接，两个人手舞足蹈，恨不得立刻架上摄像机。一向开朗的李行成了他们中「最i的」，「经常被他俩吵得头疼」。
他们有个群叫「花花世界」，因为小花，也因为《山花》。群里每天有说不完的话，拍戏时聊工作，杀青后聊闲篇，看见新闻分享，看见好笑的事也分享，直到现在依然活跃，有时凌晨4点李行一看手机，居然还有人在里头发消息。
在乌托邦的创作氛围里，整个拍摄期，几乎所有人都「住」进了戏里。
《山花》的剧组就建在华坪的山里，是由一座荒掉的校舍翻盖的，距离它的原型华坪女子高中只有一墙之隔。拍到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的情节时，张桂梅特批了两节课的假，让真实的女高学生穿过那道墙，到剧中的女高参与出征仪式，扮演学妹来欢送学姐。
李行回忆，那天，刚一开机，漫天的纸飞机就飘了下来，真女高的女孩们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对着操场上的演员女孩们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拍摄结束，她们列队回校，这时，身份置换，所有演员女孩们自发朝着她们喊了同一句话：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主创们站在一边，眼眶通红。
受访者供图
扮演女高学生的那群女孩都没有演戏经验，只在拍摄前经过了一段时间集训。宋佳进组那天，大家都以为她会去打个招呼，彼此了解了解，没想到，宋佳一丝笑意不挂，径直进了教室，随后是长达一两分钟的沉默，整个空间鸦雀无声，然后，在小演员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宋佳开口说：「我现在是你们的校长。」
后面的整个拍摄期，宋佳都保持着同样的状态，不开玩笑，不一起闹腾，张桂梅什么样她就什么样，无形之中，帮素人演员们建立了表演信念—不是鼓励也不是说教，而是作为演员，用演员的方式来托举其他演员。
在剧组，宋佳最常说的是，「你怎么演都对，演不好是我的事儿」。在她眼里，演戏最重要的是配合，是成就别人，而非成就自己。即便对方演技并不成熟，也不能嫌弃和挑剔，而是托住对方，像跳舞一样，互相配合舞步才好看。「俩人都想往前冲，怎么可能好看？」顺着话茬儿，我们说起了互联网上经常讨论和传播的「飙戏」说法，宋佳大大咧咧地往后一仰，「拉倒吧，越飙越难看，可别飙了」。
不仅是和演员之间，拍戏时，宋佳对所有合作伙伴保持着同样的信任。
和邵艺辉合作《好东西》，宋佳发现对方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也非常坚定，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剪，出来的东西就是她想要的、完全有她的风格的。「遇到这种导演的时候，演员必须配合，不要在这时候产生怀疑，要不你就别来。」
拍徐浩峰的电影也一样，他常常是机位固定好了，再给演员定调度，手放在这儿，视线再高一点，OK，这个时候把词说了，说完抽口烟。「一个姿势一个姿势来，完全风格化，电影出来一看，你就知道，这就是徐浩峰的风格。」宋佳说，「演员就得戴着镣铐跳舞，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而去改变人家。」
导演周铨和宋佳合作的《轻于鸿毛》，是他的第二部长片，此前拍摄影像作品的经历并不多。他说，到了现场，难免会犹豫，会不自信，但宋佳永远一副信任的状态。她不是那种想要掌控全局的人，比起质疑别人、树立威信，更希望一群人系在一根绳上，一起努着劲儿把事做了。
哪怕是遇上第一次拍戏，自己都在一边紧张、犯怵的新导演，她也永远充满信心，「我说， 我们有句东北话叫『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你就是导演，就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得支棱起来，你错都是对，我肯定挺你。」
万一信错了，拍到一半发现导演确实有点问题，怎么办？
「不能这么想。」宋佳说，「这么想就麻烦了，就没有信念了，这事就没法弄了，一定会影响整个现场。这块导演没经验，那就看看大家能不能一起搞一搞，心齐一点把事儿给做了。」
对很多人来说，她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用杨天真的话说，她有个非常珍贵的特质，就是非常清楚什么事自己比别人强、什么事人家比自己强。「所以她对合作伙伴、对团队的专业性是非常信任的，你只要跟她讲清楚，她会信任你的专业选择；另外，自己专业上的事情，她是非常相信自己的，也是非常说了算的，比如对人物、对角色的判断。」
杨天真也接触过一些艺人，有一种是几乎不相信任何人，凡事都要自己做决定；还有一种则是毫无主见，也没有自己的审美，被问到想要什么，根本回答不上来。但宋佳，既知道自己要什么，又愿意信任别人，「合作起来会很舒服」。
演员章宇和宋佳第一次合作，是在电影《风平浪静》中。
第一次见面，是在制片人顿河的公司，导演、制片、俩演员，都是第一次见面，大家都很矜持，直到围读完剧本，有人提议说「要不然去喝点吧」，一杯酒下肚，所有人「就不拘着了」。
「我不觉得这个角色对我是个表演上的挑战，我完全就是冲着章宇来的。」饭桌上的宋佳一脸豪迈。章宇听完就愣在那里了，「我真的不会了，哪有上来直接就亮底牌的。」
戏里，宋佳扮演的潘晓霜一路倒追最终和章宇扮演的宋浩结婚；戏外，扮演潘晓霜的宋佳永远直来直去地和扮演宋浩的章宇说话。俩人就这么熟了。「勇敢的晓霜撬开了宋浩装酷的壳。」章宇开玩笑说。
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琢磨表演的事，有时收工之后凑在一起聚餐，聊的也还是表演。
一个贵州人，一个东北人，都是刻板印象里基因自带半斤量的，结果现实中都是给故乡拖后腿的，「又菜又爱喝」。宋佳喝完笑点极低，章宇则是㨃天㨃地㨃自己。俩人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经常说着说着又绕回了白天拍戏的那点事，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咱俩岁数也不小了，收费站那场是不是有点太腻歪了？」
后来，他们离开这个剧组去不同的剧组，不在一起拍戏的日子，偶尔也会打个视频，云喝酒，云聊戏。
志趣相投的演员之间惺惺相惜。《好东西》快要拍完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聊起什么，两个人开始感慨，人的一辈子能拍多少戏呢，10年下来，遇到的角色不过那几个，而一个演员又有几个10年呢；再加上，电影行业越来越不好做，「真能拍完一部电影，并且能顺利地、健康地抵达观众太难了」。
那天，宋佳发消息给章宇，说：咱们真得好好珍惜每次合作，拍一部少一部。
过会儿，章宇回复：没事，拍一部有一部。
他们都很珍惜一起合作的机会。有一年，章宇进组去拍一部叫《「小」人物》的电影，中间宋佳来探班，大家一合计，来都来了，干脆客串个角色，一块儿玩一把。于是，章宇和导演连夜想了一场戏，置景美术连夜去找场景，第二天大家一起给拍了。
对一部戏来说，管中很难窥豹，宋佳都不知道自己演的是谁，也不知道演的是啥意思，「但出于彼此的那种珍惜，不想错过每一次一起玩耍一起创作的热望，绝对的信任，就这么放松地无条件地配合。让我觉得太珍贵了」。章宇说。
那部电影是导演周铨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小成本，投资有限，甚至没钱买额外的道具。宋佳就自带妆发和服装，把那段戏给拍了。片酬自然也是没有的。
最近上映的《轻于鸿毛》，是周铨第二部长片。由宋佳担任主演，他们又在剧组碰面了。
拍摄期间，宋佳和佟丽娅计划去看一场烟火表演，周铨决定把这作为即兴的一部分拍下来。
导演组提前布置好了灯光和机位，结果等来等去等不到人，一问才知道，路上人太多了，交通几近瘫痪，烟火快要开始了，车还在很远处堵着。周铨几乎准备放弃了，「感觉哎呀，这次应该拍不成了，只能拍点空镜」。
女性总是有办法。情急之下，宋佳和佟丽娅从剧组的车上跳了下来，口罩一摘，站在路边拦摩托。遇到关卡，摩托车司机没有通行证进不去，就下车、通关，然后拦新的摩托车，最后，阻塞的车流中，两位女演员坐在陌生的摩托车上，左拐右拐，穿来穿去，朝着目的地赶。
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周铨，在终点抱着手机，发现共享位置中的小箭头越来越近，烟火表演开场前5分钟，她俩神奇地到了。这简直是一个镜像般的时刻。在剧里，两个互相依托的女性，在剧外上演了一场奔赴。
那天，巨大的烟花在天空炸开，美得像一场幻梦。周铨把那一段剪下来，放在了电影的结尾。
图源微博@电影轻于鸿毛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0-8 09: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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