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去世，曾17次到访中国：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彻底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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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古道尔去世，曾17次到访中国：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彻底输了

来源：观察者网 李丕
2025-10-02 17:49:51

【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9月21日，国际和平日当天，91岁的珍·古道尔在自己的B站账号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中古道尔提到：除非我们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否则永远不会实现世界和平。

在视频里，古道尔的眼中始终闪烁着对生命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待。

10天后，古道尔离开了她深深挂念的世界。古道尔研究所当地时间10月1日发布消息，古道尔在美国洛杉矶活动行程中，因自然原因溘然长逝。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当天致哀：“惊悉我们敬爱的和平使者珍·古道尔逝世，我深感悲痛。她为人类和地球留下了非凡的遗产。”

“朱比利”和《人猿泰山》，塑造了儿时的梦想：去非洲

古道尔对动物的热爱，从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1934年4月3日，她出生在伦敦一个普通家庭，幼年时父亲送给她一只名叫“朱比利”（Jubilee）的黑猩猩玩偶，古道尔视若珍宝，每晚抱着它入睡。

幼年的古道尔和“朱比利”图自JGI（珍·古道尔研究会，下同）

朋友们觉得这举动有些奇怪，她却始终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母亲范妮（Vanne）从未阻止女儿这份特殊的喜爱，反而鼓励她去探索自然的奥秘。

在她八九岁时，古道尔就沉浸在《人猿泰山》的故事里，心底悄悄埋下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要去非洲，和野生动物并肩生活。

她曾为了观察母鸡下蛋，在鸡窝里静静待了好几个小时，母亲四处寻找却不见她的踪影，找到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耐心倾听女儿兴奋地讲述观察到的细节。正是那些日子，古道尔慢慢学会了专注与耐心，也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这些品质，后来成了她探索黑猩猩世界的钥匙。

二战结束后，古道尔随家人搬到海边小镇伯恩茅斯（Bournemouth），她先进入秘书学校学习，之后又努力工作攒钱，只为离非洲梦想更近一步。1957年，23岁的古道尔终于如愿以偿，收到了一份来自肯尼亚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的邀请。当时的肯尼亚仍在英国统治之下。

利基出生在肯尼亚，父母是英国传教士。长大后，利基回到剑桥大学读书，但一次打橄榄球时的不幸受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决定利用病假前往坦噶尼喀（现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进行考古探险，于是他转专业为人类学，毕业后开始讲授和撰写有关非洲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文章。

随着研究的开展，利基开始意识到，了解我们古代祖先如何生活的关键一步是更多地了解我们现存的近亲类人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行为。

正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给古道尔打开了毕生事业的大门。

古道尔抓住机会，订了一艘前往非洲的货轮，在23岁生日那天抵达内罗毕。

珍·古道尔和路易斯·利基图自JGI

从研究、保护到宣传，古道尔每年有300天在奔波

在那里，利基起初雇她担任秘书，却很快发现了她身上的潜力——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共情。

1960年7月14日，古道尔踏上了坦桑尼亚贡贝溪国家公园（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的土地。由于当局担心年轻女性独自在丛林中的安全，母亲范妮特意陪她一同前往。最初，公园里的黑猩猩对这位“白人陌生人”充满警惕，一见到她就远远跑开。古道尔没有放弃，每天清晨便背着望远镜、带着笔记本上山，日复一日地观察、记录。

几个月后，一只命名为“大卫・灰胡子”（David Greybeard）的黑猩猩，成了第一个愿意接近她的“朋友”——它不仅不害怕，还会从古道尔手中接过香蕉。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一天古道尔亲眼看到大卫用草茎钓取白蚁充饥，那一刻她心跳加速，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发现将改写人类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利基在收到她的报告后，激动地回信说：“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人类了。”

1963年，她首次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上，让全球读者第一次看到了野生黑猩猩的真实生活。

尽管没有大学学位，古道尔还是凭借扎实的研究成果，以及利基的资助，得以被剑桥大学录取，1966年她顺利获得行为学博士学位。

期间，她与荷兰摄影师雨果・范・拉维克（Hugo van Lawick）结为伴侣，后来儿子出生，古道尔为他起名Grub（虫子的意思）。因为丛林环境危险，年幼的“虫虫”常需在笼子里玩耍，但古道尔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她想让儿子和自己一样，从小感受自然的美好。

在贡贝，古道尔细致观察着母黑猩猩弗洛（Flo）如何抚育幼崽、如何维系家族关系，她发现黑猩猩会拥抱安抚同伴，会为争夺领地而“战斗”，也会因亲人离世而悲伤。

弗洛去世后，它的儿子弗林特（Flint）因过度悲痛拒绝进食，三周后也随之离去。目睹这一幕时，古道尔的眼泪无声落下，那一刻她深刻感受到，动物与人类的情感，原来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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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古道尔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当时，她目睹了两个黑猩猩群体之间持续数年的激烈冲突。这两个群体原本属于同一个黑猩猩社区，弗洛和她的孩子也属于这个社群。这场冲突被古道尔称为“四年战争”（Four Year War)，战争始于1974年，也就是弗洛去世两年后，而弗洛生前是这个社群占有主导地位的雌性成员。

20世纪60年代，珍·古道尔与还是婴儿的黑猩猩弗林特（弗洛的儿子）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 JGI

她在1977年便创办了“珍・古道尔研究所”（Jane Goodall Institute），这个机构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益力量。

1986年，古道尔在芝加哥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偶然看到了实验室动物遭受虐待的视频。她当即站起身，坚定地说：“我必须做些什么。”从那时起，古道尔的工作重心不再局限于黑猩猩研究，而是扩展到整个动物保护与环境保护领域。

1992年，古道尔在刚果共和国的特希雷岛建立的钦潘加黑猩猩康复中心（Tchimpounga Chimpanzee Rehabilitation Center)，这是非洲最大的黑猩猩康复中心之一。这个康复中心主要收容因非法猎杀而失去家人保护的幼年黑猩猩。在珍·古道尔研究会官网上公开的一段视频中，一只黑猩猩在被放归野外前，用一个无比温柔和长久拥抱表达了对古道尔的感激。



除了身体力行研究和保护动物外，古道尔还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

1991年，古道尔在坦桑尼亚与12名高中生共同发起了“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初衷是鼓励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关心人类、动物与环境。如今，这个项目已覆盖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拥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团体，成了全球环保运动中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

此后的岁月里，古道尔每年几乎有300天奔波在世界各地，从非洲丛林到城市讲堂，不知疲倦地分享着环保理念。

曾17次来中国，“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彻底输了”

1998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应学校邀请与青少年交流。不过，“根与芽”项目早在1994年就已进入中国，北京某所学校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团体。如今，项目已在北京、上海、成都设立办公室，与1000多所学校建立合作，培训了1万名教师，影响力覆盖全国25个省份。中国的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环保：在内蒙古种植100万棵树木，抵御沙漠化侵袭；在校园里搭建生态花园，分类回收垃圾……

作为当今最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和动物保育人士之一，古道尔所到之处形成了现象级的瞩目和欢迎 根与芽（北京）

2023年，她远程登上央视《朗读者》舞台，深情朗读《寂静的春天》片段。去年4月在北京期间，古道尔度过了自己90岁的生日，和许多中国热爱环保和动物的青少年一起，庆祝她发起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在中国落地30周年。

去年12月，古道尔第17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一场慈善晚宴上，她穿着唐装站在椅子上演讲，主题还是“希望”。

楼下，一位20多岁的志愿者谈到毕业之后的打算，他打趣自己，工作难找，准备回家“啃老”。

“你真心相信这个世界有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希望吗？”古道尔在书里讲述，这是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告诉过她，他们对未来已不抱希望。年轻人会愤怒会抑郁，或只是冷漠，对现状感到无力。

“我能做的，就是确保我们下一代，能比我们更好地照顾这颗星球”，古道尔说，“若不抱希望，那才叫彻底输了。”

古道尔的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2002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使者，此外她还获得过女爵士勋章、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京都奖、本杰明·富兰克林生命科学奖章、甘地–金非暴力奖、泰勒环境成就奖、坦桑尼亚勋章、邓普顿奖等。

在她的努力下，贡贝溪国家公园的黑猩猩数量逐渐稳定；“根与芽”的孩子们在校园里搭建生态花园，在社区里组织垃圾清理活动。无论走到哪里，古道尔总会带着那只小小的黑猩猩玩具“朱比利”，那是她初心的见证。

她见过森林大火肆虐，见过洪水吞噬家园，也曾沉痛地说：“我们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家园。”但话音未落，她总会补充一句：“不过，现在行动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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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行动还来得及。” --- 这种说法虽然激励人心，却忽视了环境恶化的现实紧迫性和不可逆性。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极端天气频发早已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危机。寄希望于“现在还来得及”容易让人产生拖延行动的幻觉，从而削弱真正的政策改革与公众压力。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已经晚了，但必须马上行动，争取避免更坏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