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博士卷进选调生

源济

清北博士卷进选调生

当学术红利消退，选调不再是退而求其次，

而是趋势的理性突围。

数据显示，多个省份的选调生招录中，清北等顶尖高校博士生的身影越来越常见，报考人数呈上升趋势，他们对选调生岗位的关注度和选择倾向不断增强。

尤其是面向“985”“双一流”高校的定向选调生，正成为越来越多博士生的“Plan A”。只是这条路上，挤满了同样手握高学历的竞争者，藏着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清华大学博士陈樱还记得去年冬天的选调面试。12月的寒风往单薄的衬衫领里钻，她的手心却满是汗——这场选拔，犹如一场过五关斩六将的残酷淘汰赛：

在这场南方省份的选调生选拔考试中，500位博士报名，笔试筛至100人，这100人全都是来自清北复交和本省顶尖985高校的博士生，经过多轮面试，最终只录用25人。

为求稳妥，陈樱在面试前报了个培训班，针对往年考题、省情等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可真正走进考场，近十位中年领导严肃地坐成一排，压迫感瞬间裹住了她。她紧张得声音发颤，在面试班学到的技巧仿佛被一键删除，她只能凭过往积累硬答。当被问到一个极细的政治理论问题时，她发现自己完全没准备到。慌乱中，多年打辩论赛的经验让她深呼一口气，想到可以试着把曾经准备过的类似问题的答案化用过来，才勉强过关。

时年28岁的陈樱，是清华大学某文科专业2022级博士研究生。曾经，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出色：985本硕、清华博士、多份奖学金、学生会主席的履历、名列前茅的绩点。可这次求职时才发现，“三清”（本硕博均就读于清华）的对手一抓一大把，她的简历在其中像片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叶子。

临近博士毕业的2024年，本有志进高校当老师的陈樱，最终选择卷入选调赛道。这个决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她刚读博时，所在专业处于红利期，“师兄师姐博士毕业基本都能985高校，还是带编制的”，陈樱也渴望进入到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科研环境中。

2024年年初，高校“非升即走”讨论逐渐升温，1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通知， “如果6年内未获聘准聘正高及以上岗位，应申请转岗，或不再续聘。” “非升即走” 对象扩至副教授。4月，南京林业大学一名38岁的副教授在家自杀离世。综合新京报等媒体报道，他生前为申请科研项目承受巨大精神压力。有知情人士称，南京林业大学并没有“非升即走”的政策，但此前这名副教授确实未达考核要求、退还了部分安家费。

此类消息纷至沓来，陈樱下定决心。这年9月初开始求职，她的简历投递去向为私企、国企、大厂，没有一个位置与高校有关。

与陈樱面试时的“短兵相接”不同，同为清华博士生的吴风，面临的是一场漫长又煎熬的“双线战争”。

整整四个月，中文系的她，书桌像个被界限分明地划分了战场：左边是行测真题集，页脚折得发皱，红笔标注的错题密密麻麻；右边则是专业文献和相关书籍。这两叠资料，泾渭分明地划分出她当时“分裂”的生活：白天刷行测、写申论，晚上熬夜改小论文，推进毕业论文。

她必须一边准备选调考试，一边保证自己能按时毕业。她想去的城市要求选调考生尽量不要有延毕经历，最迟12月毕业，一旦延毕，压力就会倍增。有天凌晨两点，她改完论文，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里还全是白天做错的资料分析题。

每一天她都经受着博士学业与备考压力的双重夹击。由于博士生毕业论文评审日趋严格，各高校延毕率普遍较高，按时毕业难度大；在选调考试中，她不仅要和同学历的博士抢岗，还要面对大量备考更充分的硕士生。

据网友整理，2025年江西省面向52所高校，定向选调546人。北京大学以41人占据拟录用名单榜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30人紧随其后，清华大学以24人位列第三。且其中近九成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图丨吴风在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宣讲会

当甘坐学术冷板凳的年轻人，开始为稳定的编制而奔波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人才流向的变革。

北大理工科博士生林杰已经是第二年备考选调了，他观察得更加清楚：四年前，他所在学院的10名博士毕业生中，最多1人选择选调，今年的数字已经跃升至5人。2024年，他隔壁实验室的师兄，早早完成实验测样和解析，在完善学位论文的阶段，为“选调巡考”硬着头皮向导师请假一个月，被导师当作“负面”案例在同门中重复说起。

选择的地域也在改变，一些曾志在一线城市的清北学子，开始将目光投向二三线城市。吴风最初想报两个一线城市的选调，可这样的热门城市竞争激烈，她果断避开，转向一个较冷门的城市“保上岸”。这几年，曾经对清北学子“点击即送”的招录红利正在消退，即便在二三线城市，门槛也已肉眼可见地水涨船高。

选调生制度并非新生事物，其雏形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但真正系统化、制度化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2000年到2018年，选调生工作和培养机制日渐成熟。选调生被认为是一种含金量很高的进体制方式，它强调的是“选”和“调”，即选拔优秀的应届生到基层岗位上去锻炼培养，然后再根据表现和需要进行调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报考选调生的主力军是心怀仕途理想的人文社科精英，其专业与公共管理需求高度契合。

四年前，吴风申请博士的时候，家人劝她：“女孩子考个公务员多稳，读博多累。”

她还记得，研三开学初，秋日雨水淋漓，吴风从教学楼出来时偶然遇到上学期专业课的老师。那时，她正不安，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语言学的一个冷门题目做论文。老师对吴风说道：“你的文章是有自己想法的，与他人不同，有独特的地方。”她记得，就在主楼与教学楼连通的小过道上，自己撑着那把黑色雨伞，还有雨打在伞面上沙沙的声响。老师的话，像颗定心丸，也更让她笃定：要读博，要一辈子做汉语研究。

后来她顺利去了清华读博。可现实的冷水，是慢慢泼下来的。

读博四年，吴风“看清”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她升上博四的暑假，关系亲近、在她理想的高校任教的师兄跟她说，青年教师需要科研、教学、教研比赛、行政、申请项目、出国访学“多手抓”，可一个月到手四五千元，“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师兄向来优秀，甚至称得上“卷”，王风的学术成果与师兄相形见绌，可连师兄都觉得挺过非升即走艰难，对于她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吴风还看到新闻，签非升即走协议等同于签卖身契，短的5年，长的10年，非升即走失败后还有一定几率转行政岗，并且因为有协议在，必须接受安排。这让她充满了不安全感。

想走出“围城”的青年教师也面临重重困难。据大河网报道，一位曾在南方一双一流高校就职的青年教师，首月工资仅2750元。工作两年后，因科研环境偏离期望值、工资福利等物质待遇太差辞职，离职后，她计算去除自己退回的安家费，以及赔偿的违约金，两年净收入只有8万元。

学者陈庆、杨颉等人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早在2010年就已出现拐点，博士生规模扩大让供需失调问题持续存在，学术就业红利也随之淡化。另一个困境是劳动力市场的长寿化——知识密集型行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者选择延迟退休，延长了学术职业的在职周期。

吴风意识到，高校编制的饱和速度远超想象。当高校就业池子能析出的空位越来越少，下一次集中招人，可能是老教授集中性退岗潮，或是一些高校评博士点、硕士点的时候，“但你毕业那一年，不一定刚好赶上”。

年龄的刻度与婚育的隐忧，也像两根细密的线，捆住了她选择的空间，她不得不在“职业”和“生活”之间做取舍。去企业？产假回来工作可能就没了；去高校？“非升即走”的高压让女教师不敢早生孩子，但晚生的话——高龄生育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她认真盘算后判断：“百分之六十，我是适合公务员的。”于是，选调变成和事业编、中小学教师并列的“备选”，最后又变成了“首选”。

陈樱的学术梦碎得更彻底。硕士时，她发过核心期刊，但博一一整年，她投的论文全被拒，她明白了“文科科研要看人脉，要看导师的‘帽子’”。普通博士生文章再好，也要挂导师一作才能发表。博一下学期，她开始做社工，带学生、组织活动，第一次收到学生的感谢时，她才觉得自己“有用”“有成就感”。这种正反馈，学术从来没给过她。

林杰一直信奉一句话：“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模型是有用的。未来推演不出来，但是前人的一些经历可以给一些参考。”可求职时才知道，前人经历也仅仅是参考，推演不出任何结果。

林杰所在的学院有个师兄曾试着走学术路。2022年毕业时，师兄拿到本科母校的“预聘制”offer，本以为是“回家”，可去了之后才发现，学院换了领导，当初承诺的不少配套支持都无法兑现。“师兄后来从那个高校离开，回北大做博士后，现在一年多过去，博后快出站了，但是他发现他连原来那所高校都进不去了。”林杰深深叹了口气。

图 ｜ 林杰深夜从图书馆回来

从个人成长来看，这四年的清北生涯无疑淬炼了他们。吴风从“不常在众人面前说话”变成讲师团的金牌讲师，陈樱在各类实践活动中走遍全国拓展眼界，林杰尝试在官微发文，让北大声音传得更远。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在清北正视差距、放平心态。

但从就业环境来看，吴风觉得“读博是性价比极低的事”，读博简直是赌博。

四年前不知道四年后会怎样，等读完，沉没成本无限增加了，就业路变得极窄无比。有些央国企觉得“博士贵，硕士就能做的活，没必要招博士”。就业起跑线，甚至可能不如四年前，“你读博前在过独木桥，到了博士，我感觉都不是独木桥了，只剩一根木条了”。所以吴风说：“选调，是把我手上的牌打出最优解的方式。”

即便已经是清北的博士了，但在找工作时，“也一定会被挑拣的，所有人都像在菜场上的白菜一样，这个人嫌你太嫩了，这个人嫌你身上有疤”。

陈樱拿到了选调、央企和国企的offer，但她算过一笔账：北京的私企给2-3万月薪，可“35岁优化”的风险像根刺；北京的央企带编制，但不吃不喝攒20年，才可能在单位附近买个小房子。她来自小县城工薪家庭，没有家庭托举，“稳定”成了最迫切的需求。“以前觉得读完清华博士，能有很多选择，后来才发现，其实没得选。”

林杰、陈樱和吴风最终都通过了笔试、面试、考察、体检，考上了选调。

但命运对林杰开了个玩笑。今年4月，他的小论文因“英文表达复杂、影响阅读”被拒稿，他需要延毕，签约好的选调岗位，就作废了。他接到组织部的电话，对方语气很客气：“明年欢迎再报考。”他在电话里无奈地说出“谢谢”。挂了电话，他站在实验室窗边，看着楼下的学生抱着书走过，愣了好久。

林杰喜欢诗词，尤其喜欢苏东坡的“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东坡在儋州都能发现美好，我这点挫折算什么？人生的容错率远比想象的大。”于是他学着苏东坡的乐天知命，接受现实。林杰现在每天一边改小论文，一边重新备考选调，还是想考去年类似的岗位。

今年30岁的林杰，硕士就读于国外一所大学，本想在国外继续读博，但疫情这个“黑天鹅”改变了后续选择。如果留在国外读博，当时不少名企和高校有博士联培项目，产学研结合成熟，那么他现在可能在高校做研究，也可能在企业搞研发。

他自认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选择选调时，父母没反对，只说“只要你觉得有意义就好，不催你赚大钱”；而他的研究方向本就与政府治理需求契合，“以前是为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资料，如果能进入体制内，则是直接参与服务和管理，殊途同归都是直面产业应用”，他觉得这样的选择和自己也算“价值观契合”。

陈樱以为拿到offer就算“上岸”，可今年6月，她突然接到通知：因政策调整，她原本被分配到省会城市的岗位没了，可能要被调到周边其他市。选择这份工作时，省会城市是她的核心考量，但是现在，一切突然变了。

她大哭了一场，不是委屈，是无力。她想起面试时的紧张、备考时的熬夜，她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不够努力吗？”可很快又劝慰自己：“不是的，我已经做了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我能做的所有努力。但我依旧没有办法去预判现实的变化。”一切努力都抵不过一句“政策突变”。

更让她焦虑的是博士论文。她刚收到盲审结果，要求“修改后答辩”。她必须要加紧修改论文，若今年12月前论文仍未通过，已经得到的offer也将自动作废。她现在在企业实习，“趁能做事多做事，给自己点安全感”——可安全感这东西，她根本抓不住。她不敢想未来会不会更好，“可能清华这几年，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她只能告诉自己，遇到好机会就去珍惜，没遇到也尽量不把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经历过求职季，她慢慢接受“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做妥协的过程当中。”

吴风今年8月入职时，把旗袍和汉服仔细叠好，放进衣柜最底层。她剪掉了留了十年的及腰长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有点陌生——从前，这一头长发是她的标志，人人都说“一看就是中文系的”。可现在，她要从头到脚，从穿着打扮到为人处事都向一个成熟的公务员贴近，“打造自己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剪去长发的“断舍离”仪式只花了20分钟，而中文的位置，就从吴风人生的“置顶”降到了“仅聊天”。

读博的四年里，吴风每一天都在和自己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真的放弃学术”。最后求而不得，也只能不求了，但她对学术和知识的执念，依旧没有熄灭。

入职后，吴风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窗外就是海。她的生活节奏逐渐慢了下来，对中文的喜欢还在，但变得隐秘了。她想等有空，就去市图书馆找当地的县志，探探本地文化的源流。这种对文化、语言的下意识探索，在多年学习里，早已成为她的一部分。她现在最大的期待是“找到工作的意义，哪怕是为村里修一条路——至少这条路是真实存在的”。

图丨吴风已经上岗

他们都曾是象牙塔里的追梦者，也是时代洪流下寻找位置的普通人。当非升即走成为高校常态，当学术红利逐渐消退，选调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趋势下的理性突围。

或许，就像吴风说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意义，不管是写论文做学术，还是在基层修一条路。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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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知雨

编辑｜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