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又“休战”90天，特朗普到底在算计什么？

源济

关税又“休战”90天，特朗普到底在算计什么？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经过2025年4月以来多轮的谈判后，美国白宫在近期公布了重新调整后对全球69国的“对等关税”税率，并于8月7日起生效。特朗普将全球经济体，按照对美贸易顺差规模、是否达成协议等要素分为多个层次，实施不同的关税税率，并要求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予巨额投资和能源、产品采购协议，以作为交易。

而中美关税谈判的“靴子”尚未落地。在此前特朗普宣布的“截止日期”8月12日，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斯德哥尔摩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将“休战期”继续延长三个月至2025年11月10日，双方都承诺向对方加征的24%关税以及反制措施暂停90天。

白宫也已完成的关税谈判透露了哪些信息，会如何搅动全球贸易的规则和面貌？中美关税谈判至今取得何种成果？关键问题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越。

以下是对话全文：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征的关税已于8月7日起正式实施。它呈现的总体面貌是怎样的？

吕越：目前美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关税，和今年4月份实施的10%基础关税相比是普遍上调的，但跟今年7月相比总体持平或小幅下降。

美国对各国实施的对等关税可以大体分为五种类别。其中对于已达成协议或逆差较小的经济体，如欧盟、日本、韩国等，征收10%-15%之间的关税，但这些国家或地区需做出对美投资和市场开放承诺，比如欧盟需要在2028年前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还要采购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日本需要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要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同样需要对美投资并采购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英国、新加坡等国也可以归为这一类，面临10%的对等关税。

当地时间2025年8月7日，印度孟买，在美国宣布对印度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后，一名男子观看一幅描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抗议画作。该横幅反映了公众对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增长的不满。（视觉中国供图）

另一种是未达成关税协议，且对美国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如加拿大、印度、巴西，它们面临更高税率。其中印度和巴西的关税分别达到50%和40%以上。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和美国的谈判阻力也大。除经济考虑之外，美国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还有地缘政治考量，比如加拿大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被加征35%关税，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因此被额外加征25%关税，使其总关税税率达到50%。

第三类是存在转口贸易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将面临惩罚性关税，如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等国，被美国征收19%-20%的较低水平关税，但由于这些国家长期承接大量第三国经其转运至美国的转口贸易业务，相关商品将被征收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使得这些国家在对美出口中面临更高的成本压力与竞争劣势。

第四类包括缅甸、老挝等，被施以40%的关税，这些国家对美国没有什么反制能力，2024年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均未超过10亿美元，也缺乏投资与采购承诺作为筹码。叙利亚被征收全球最高的对等关税，达到41%，显示出美国全面打压叙利亚新政府的态度。

当地时间2025年8月7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东厅就经济问题发表重要声明。（视觉中国供图）

第五类是未明确列明的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七国，维持今年4月颁布的10%的基准税率。

中国虽未在名单上，但实际面临共计30%的关税，包括今年2月和3月因芬太尼问题加征的20%关税和美国对全球所有进口商品实施的10%的关税。

《三联生活周刊》：从目前的关税大战的已经达成的结果看，哪些国家在和美国的博弈中议价能力较强？

吕越：我认为也可以分为几种类别。第一类是掌握关键原材料的经济体。沙特等海湾国家在现有的石油-美元体系中有不对称的议价能力，可以用资源杠杆对冲美国压力。

印尼的镍储量和产量是世界第一，在不锈钢、电动汽车电池等产业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点在与美国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镍等关键矿产被豁免关税。这类国家因为掌握不可替代的资源供应，美国谈判阻力大。

第二类是处在地缘枢纽或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国家。例如，越南、泰国依托很强的港口优势，加上近年来承接了中国外迁的苹果产业链，在跨国公司布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美国施压时不得不考虑对苹果、特斯拉等美国企业利益的影响，因此在关税上有所顾忌。相比之下，老挝、缅甸等经济体量小、也难以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美国就更容易毫无顾忌地征收高关税（如40%）。

第三类是具备完整产业链和巨大经济体量的大型经济体。欧盟与美国在数字产业和科技企业方面是竞合关系，欧盟还可以用“数字服务税”等法律手段（编者注：欧盟在2018年发布立法提案，拟向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这种税收针对以“用户参与创造价值”为特征的某些数字服务所产生的收入，目前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实施中。2019年，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联合谴责法国实施数字服务税。）与美国相互震慑，其经济体量上也可以与美国抗衡。因此欧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很强的博弈能力。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7日，苏格兰西南部特恩贝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中右）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中左）举行会谈。这是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访问英国的第三天。特朗普曾表示，他认为与欧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50%，并誓言除非在2025年8月1日前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否则将对数十个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同样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我们也具备很强的博弈能力，美国也必须做好长期谈判的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近一轮关税谈判中，美国将原本的盟友和“友好国家”都变成了加征关税的对象，如欧盟、日韩、印度等。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希望达到什么目标，目前的结果是否符合他的预期？

吕越：特朗普的目标，一是希望在贸易领域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逆差问题，二是希望各国增加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三是希望在地缘政治上建立一个对美国绝对服从的阵营。目前来看，特朗普的策略肯定能为美国争取到一定的利益，比如欧盟、日韩等一些国家和经济体为了避免更高关税，选择与美方谈判并达成协议，美国都给予了相对稳定的关税待遇。

但我们分析过特朗普1.0时期的贸易战，这种举措可能会给对美国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第一是会冲击美国国内经济，关税会导致美国进口原材料和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美国国内通胀，最终关税的成本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的。第二，美国频繁地加征关税会破坏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各国会加速外汇储备多元化，影响到美元的全球地位，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多极化的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的关税谈判和我们过去了解的贸易谈判方式有怎样的区别？如何改变全球贸易格局？

吕越：特朗普现在的做法很具有交易性和功利性，以短期的、可量化的利益输出，来替代传统谈判对于规则和市场开放的追求。

传统贸易谈判的核心是基于互惠性的市场准入，包括我们说的最惠国待遇，还有协调规则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但特朗普更强调的是优先确保特定的商品购买承诺，或特定的产业投资，思路由原来的合作发展转向了利益的即时兑现。

第二个区别是，过去传统的贸易谈判是在WTO的多边框架下，或是区域性协定下进行的，现在特朗普更多是采用单边施压来替代多边协商，规避了多边体系规则的约束，包括WTO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

图源：央视网视频截图

2019年起，美国一直否决WTO上诉机构新法官的遴选，导致WTO的上诉机构停摆（编者注：到2025年8月，美国已第89次否决遴选提案）。他的这一套组合拳，一方面会导致WTO更难有效地应对贸易争端，未来可能会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导致贸易出现“区域化”的浪潮。具体来说，原来国际贸易是在多边框架下进行的全球产业链合作，现在特朗普在贸易谈判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激励”其他国家去效仿，追求这种双边或小集团内的利益的交换，即国家之间绕过多边贸易体系，通过直接谈判或小范围协商，在投资、采购、技术合作等方面达成互惠承诺。这种做法可能会刺激更多国家组建具有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比如2021年美国、日本、印度、澳洲之间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它不仅是安全合作框架，还在半导体、稀土、清洁能源等供应链领域达成优先合作与投资承诺，确保关键资源在成员之间优先流通，减少对外部依赖。

而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则通过在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议题上推动专项合作，要求成员在项目投资、市场准入和标准制定上优先考虑框内伙伴。这些“小圈子”通过短期利益交换迅速凝聚合作，但同时也在全球经济版图上形成了明显的排他性区域，弱化了多边贸易体系的普遍性与开放性。

这样一来，全球贸易的网络可能会复杂化，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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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到哪一步了？其中涉及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

吕越：我认为在伦敦谈判、日内瓦会谈和斯德哥尔摩这次会谈后，中美贸易格局进入了一种新的“稳态”。总体来说，目前的谈判进展符合预期，让市场紧张情绪阶段性地缓和下来，但我们也没有看到超出预期的结果。由于美国实施“大而美法案”需要对等关税带来的收益支持，特朗普的态度也反复无常，所以我们也要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美之间的分歧不只局限于贸易谈判，还触及更深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领域。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问题。首先是科技竞争与产业政策。中国目前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是一个核心方向。但美国长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比如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禁止向中国出口28 纳米以下高端芯片制程技术，这些都给中国芯片和高科技产业带来很大冲击。

图源：央视新闻报道截图

另一个分歧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美国政府根据其关税法第337条款对进口商品提起调查（即337调查）中，有超过50%的案件锁定中国企业，而且从1995年到2019年共发起324起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案件。

还有一个老生常谈，就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美方一直想把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定为“公共机构”，并借此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一问题在WTO 框架下就已被多次提起。

此外中美在数据安全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目前全球在数据安全与数字贸易治理上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主要有美式、欧式、新加坡式等几种模版，在商业自由、个人权利、国家安全和主权等价值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024年底，美国发布了《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批量敏感个人数据》的行政令，要限制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和政府数据流向中国等“受关注国家和实体”。比如美国曾以数据安全为理由，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就是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一个例证。

《三联生活周刊》：那面对未来可能重新加征关税的情境下，中方有哪些筹码和可能的反制措施呢？

吕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筹码。首先是关键原材料的控制权，以稀土为例，2024年美国70%以上的稀土和金属依赖中国进口；欧盟的光伏组件80%、稀土永磁体60%以上也来自中国。一旦我们对稀土出口实施限制，将对美国军工和高端制造业形成明显冲击。美国可以对印度、巴西加征关税，达到精准打击或压制的效果，但对中国采取措施就可能会产生供应链传导的连锁反应，所以美方会谨慎考虑。

其次是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在零售电商、汽车等领域都是全球领先的。例如，特斯拉上海工厂国产化率已达95%，产量几乎全部销往中国市场；2024年在华销量占特斯拉全球总销量的近40%。失去中国市场，将直接影响这些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它们也会通过自己在美国政界的游说力量影响政府立场。

2025年5月14日，江苏省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视觉中国供图）

另外就是全球中间品的出口。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6年起，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了亚洲供应链中心，美国和德国分别是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同时，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中国在中间品（编者注：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投入品，包括各种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不直接用于最终消费，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中间环节，连接上下游产业）供应上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

中国是15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目前错综复杂的价值链分工中，很多国家的中间品都依赖中国进口，再进行加工组装。比如日韩在机械设备、集成电路上，越南、印度对美出口的通讯设备和电子产品制造上，都需要大量中国关键中间品。这是各国考虑到价格、成本和产品质量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后形成的结果，这种依赖性是相对具有粘性的，使得中国生产的中间品很难在短期内被替代。如果美国试图孤立中国，可能会面对其他国家的压力。

但若中国中间品和商品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为“转口商品”，从而被征收“转口税”的话，中国产品成本上升，优势就会被对冲掉了。这方面的影响，我们仍需要研究。但我们需要继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创造核心价值的能力，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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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特朗普还对所有经第三国转运美国的商品加征40%的新关税，您认为我国的哪些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吕越：40%转口税表面上针对所有贸易伙伴，但其政策设计与执行的逻辑，主要指向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布局，旨在封堵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出口到美国的路径。

我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中美贸易摩擦在供应链规则层面的延伸，意味着双方博弈已从传统“关税战”转向“供应链战”，即争夺全球供应链规则主导权。我国因此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首先是电子与计算机制造业，该行业高度依赖多国分段制造。东南亚在芯片、面板模组等核心部件方面依赖中国供应，物理拆分环节容易被美国认定为规避性转运。

2024年7月16日，第25届中国纺织服装贸易展览会在美国纽约贾维茨中心举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家企业参展，其中有500多家中国企业携特色展品亮相（廖攀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其次是纺织服装业，这长期是中国优势产业。根据纺织品原产地规则（纱线原产原则），服装原产地取决于纱线产地。中国出口高端面料，经东南亚加工后出口，纺织品容易被认定与中国关联度高。

然后是光伏与储能产业，中国在电池片等高附加值环节处于全球领先，东南亚主要承担低技术分装，核心价值仍来自中国，易被判定为“实质性转口”。

但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对“转口”的定义尚不明确，而且，如何判定“转口”，美国海关要对进口商品进行重重追溯，工作量会很大，对技术要求也很高。这意味着，这个政策很难在短期内完全落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越（受访者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国可能的应对举措有哪些？

吕越：被判定为“转口”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和高端环节是否在中国。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几种应对方式：一是技术升级与本地化，和东南亚国家、墨西哥等地建立更完整的产业链，通过扩大技术和高新技术的中间品输出，实现生产的深度本地化，满足“实质性加工”要求，而不是简单拼装、“转口”进行商品输出。

第二是市场多元化，比如说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拓展中东、拉美等市场，降低对美出口依赖，形成多点支撑的全球产能布局。

再就是区域规则合规建设，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协定，该协定涵盖了“原产地电子认证”等规则升级。具体来说，产品的原产地数据与跨境支付系统联动，买方可“一键申领”证书，快速生成可追溯的“区域生产身份证”，实时对接生产、物流、支付等信息，为应对调查提供有力证据。

原有的“原产地累计”规则（编者注：在自贸协定里，“原产地累计”原则（cumulation rule）指的是——只要产品的生产或价值增值环节发生在协定成员国之间，各成员国的价值部分就可以合并计算，从而更容易达到享受关税优惠的“原产地标准”）也会拓展到数字经济和绿色农业等新兴产业，增加了适用于这些产业的细化标准，使数字、绿色产品在区域内不同成员国的生产环节和价值贡献可合并计算，例如“中国开发的算法模块+东盟本地化适配代码”可合并计入原产地比例，即便跨境交付经过第三地，也能证明实质性生产发生在中国—东盟区域。这些做法都可以削弱美国“转口”指控的依据。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我们与东盟的关系可以从简单的产业转移，转变为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关系，其中涉及到电商、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可以带动中国与东盟在这些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比如，中国企业在东南亚，不只是卖新能源车、光伏板这类产品，而是把网店、电商平台、海外仓储配送和本地工厂生产、数字化物流和支付系统都结合起来，形成线上线下、产供销一体的协作模式。柳州五菱在印尼采用“官网App+实体店”O2O模式销售微型电动车EV50，线上下单、线下安装充电桩，既降低了履约成本，又推动了东盟本地服务和新能源基础设施配套升级。

此外，还要加强投资绑定和技术合作，比如引导中国的企业去从成本导向型的投资者，转向产业链集群式的布局，通过数字基建、绿色制造等方式去提升东盟本土的生产能力。“数字基建”指的是，将工厂和生产相关的数据打通，用互联网和智能系统来管理，将通过工业互联网让设备之间、工厂之间更好协调，解决设备维护、能耗优化等问题，降低运维成本的同时还能让生产流程达到国际的质量和安全标准。“绿色制造”指的是，生产中用低碳、环保、循环利用的技术获得国际绿色认证，让产品更容易出口到对环保要求高的国家。这一系列综合举措，有助于把“中国+1”变成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