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6日，中国驻欧盟使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文丨么思齐
编辑丨漆菲
2025年5月6日晚，春意盎然的布鲁塞尔迎来一场外交盛会。中国驻欧盟使团在欧盟政治心脏地带举行招待会，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近千人齐聚一堂，共襄盛典，共叙友谊。
中欧关系的突破是在冷战格局依然严峻、东西方阵营壁垒森严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不仅是双方跨越地缘障碍、意识形态分歧的一次握手，也是当时世界向多极化、一体化发展的见证。
彼时中欧之间的贸易额仅有24亿美元，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7858亿美元。建交以来，中欧领导人举行了24次会晤，双方建立了战略、经济、环境与气候、数字、人文领域高级别对话以及70多个对话机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成为连接亚欧的黄金通道。
但中欧之间也存在紧张因素，这涉及经济竞争、相互市场准入，以及对彼此社会结构理解上的困难等。建交50年来，双方关系历经多次重大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渗透着国际局势、利益诉求与战略认知的变迁。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向《凤凰周刊》形容，“中欧交往的历史不像中美那般富有戏剧性，更像是大洋平静表面下慢淌的洋流，我们看不到它的戏剧性变化，但它一直在变。”
半个世纪前，处于冷战铁幕下的中国和欧共体属于对立阵营，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直到1973年，中国开始允许驻比利时的使馆官员低调接触欧共体官员。
中欧实现建交的背景要追溯到当时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八个东欧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建交。随后，中国与保持政治和军事独立的北欧国家及瑞士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破冰带来了中欧关系的改善，大批西欧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
1970年到1973年，除葡萄牙和爱尔兰外，所有西欧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与英国以及荷兰的代办级关系也升级为大使级关系。
1964年的中法建交是中欧关系取得战略性突破的关键，法国有关“一个中国”的立场及对台湾问题的明确表态，为中欧建交定下基调。当时，欧共体与中国曾因对台贸易问题产生摩擦，直到1975年，欧共体正式发表声明称，不再与台湾有官方往来，为建交扫除了障碍。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拉开序幕，并大幅推动了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此后，西方主要大国与中国建交进程全面提速，这一节点被视为世界外交史的飞跃。
忻华指出，对于欧共体乃至法国、西德这些欧洲大国而言，发展对华关系并非为了对抗苏联。当时，两大阵营进行对抗的铁幕横亘于欧洲大陆，苏联的威胁近在眼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就是欧洲，在此倾注了主要的战略资源，所以欧洲大国不需要借助遥远的中国去抗衡苏联。“他们跟中国发展关系的最主要目的是经贸，说白了就是赚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西德崛起成为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西方世界正陷入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技术革命红利耗尽、能源危机持续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胀并存。”忻华分析道，如此背景下，欧共体国家急需开拓新市场，中国成为理想的投资与出口目的地。
直到现在，欧盟管辖范围内的中欧关系仍主要聚焦于经贸方面，例如国际贸易往来、关税政策、产品质量监管以及科技企业规范等。
1975年5月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于病房中会见了专程来访的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1975年5月5日，周恩来在病中会见索姆斯，达成中欧建交共识。
索姆斯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女婿，几天后，他回到布鲁塞尔召开记者会介绍谈判成果。
之后，中欧正式建交。当时中欧年贸易额不过24亿美元，欧共体只有9个成员国，双方都面临着经济与外交压力。
索姆斯曾说：“你以为他们是爱上了我美丽的蓝眼睛？他们是在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而我们也在为我们的产品寻找商机。”此话恰到好处地道破了中欧关系最初建立在经贸互利上的现实。自那时起，双方开始了一段以贸易为主的关系。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盟亚洲中心（Europe-Asia Center）欧洲部主任乔纳森·施韦斯特卡（Jonathan Schwestka）向《凤凰周刊》评价说，“当时的欧洲领导人中充满远见卓识者，如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等，均勇于承担政治风险。许多人认为，如今的政治家缺乏那种引领欧洲重回独立自主、拥有全局观的智慧和勇气，使得类似1970年代那样的局面难以重现。”
20世纪80年代，中欧走过了相对波澜不惊的阶段，实则暗藏变革。其中最具意义的事件莫过于欧洲企业，例如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给中国带来的技术助力。
由于缺乏完整的工艺流程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从1958年到1981年，中国国产汽车品牌红旗仅生产了1500辆车。
1984年，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德国大众签订《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由此开启了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波澜壮阔的40年。
◆1984年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
“二战结束后，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了竞争，而当时中国相对于美欧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忻华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能给中国提供工业化技术的国家只有苏联和东欧国家，但他们提供的技术是落后的技术。”
“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仍停留在1950年代苏联援建时的水平，而苏联的技术源自1930年代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引入的生产线，让中国汽车制造技术从二战前的水平向前跃进了六七十年。”忻华进一步说，“尽管1980年代中美处于‘蜜月期’，但美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和服务业，亚洲四小龙的技术输入也很少涉及重工业，当时中国传统所说的重工业——汽车、机械等高端制造业的技术主要是从德国输入的。”
此后十余年，德国的巴斯夫、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标致雪铁龙等欧洲企业陆续进入中国，填补了重工业领域的技术缺口。
◆1991年12月5日，一汽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捷达轿车下线。
中欧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蜜月期”——中欧经贸体量继续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75年的24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03.4亿美元。
1995年，欧盟发布首份对华政策文件《对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至1998年首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召开，双方正式设立全面对话与合作平台，为后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1990年代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高潮，这与欧洲一体化的关键节点相呼应。1999年欧元区的建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达到高峰，也让欧洲的全球影响力达到空前高度。
“从1999年到2003年，可谓欧洲对世界影响达到顶峰的阶段。”忻华指出，“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西欧国家表示强烈反对，而另一边，中欧宣布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欧洲的政治精英当时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制衡美国的战略选择。”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欧经贸关系跃升的重要节点。欧盟当时率先支持中国“入世”，双方很快于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欧盟出台的文件《成熟的伙伴关系：欧盟中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明确了双方伙伴关系中的全球战略维度。
同年，中国出台了第一份对欧政策文件，指出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的共同点远超分歧，中国致力于发展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超越美国和日本，此后一直保持领先。中国出口以机电、纺织、轻工产品为主，进口则以欧盟的机械、汽车、航空、高端化工和医疗设备为主。
2010年之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影响，中欧贸易受到波及，但仍稳居高位，直到2020年被东盟超越。目前，欧盟仍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如今，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前往欧洲建厂，上海、成都等地则成为欧洲企业在华新基地。中欧班列自2011年开行以来，已有10万列货运列车穿梭连接亚欧大陆，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
◆中欧班列自2011年开行以来，已有10万列货运列车穿梭连接亚欧大陆。
2001年到2024年，中欧贸易额从867亿美元达到7858亿美元，增长近九倍，远超同期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增幅。
除了经贸，双方的合作还辐射到很多领域，涵盖了诸如知识产权、卫生标准、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具体的功能领域。
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开始得极早——早自2005年，中欧就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如今，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支柱。
虽然经贸关系长期被视为连接中欧的纽带，但“压舱石”也面临危机，因为欧洲的相对优势正在减弱。
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升，向欧洲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字技术平台、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太阳能光伏、信息通信等高附加值产业。相比之下，欧洲一些国家在数字化应用和支付等领域进展缓慢。
尤当俄乌战事爆发，地缘政治成为欧洲的首要关切，加上逆全球化趋势显现，欧盟的决策者更致力于维护战略利益，而非单纯追求中欧关系改善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欧洲优先考量的是地缘政治账而非经济账，对推动中欧关系改善缺乏动力。”忻华坦言，“即便面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经济账依然不是欧洲的首要考量。在其看来，即便算经济账，中欧之间也存在很多竞争性和冲突性。”
◆近10年间，中欧货物贸易走势。
欧盟不断调整对华定位
2016年是中欧之间暗流涌动的重要节点。彼时距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满十五年，而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各成员国被赋予权利在十五年内自行判断中国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国家”资格。欧盟、美国及日本等纷纷宣布，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当年5月，欧洲议会以多数票通过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决议强调，欧盟需在对华贸易中采用“非市场经济”标准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意味着，在中欧发生双边经贸摩擦时，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尤其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认定标准及应对措施，要严苛很多。”忻华指出。
对此，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表达了不满和反对。中方指出，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欧盟等成员应于2016年12月自动终止“替代国做法”，不应再以“非市场经济”为由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及高额关税。中方认为，欧盟的做法属于“违约”与“不公正对待”，并敦促欧盟应当恪守国际义务。
一时间，欧盟各界，尤其是钢铁、光伏等受中国低价产品冲击的产业联合呼吁保护本土市场，这类声音在欧盟议会和媒体中占据主导。
“这反映出欧盟对中国产业竞争压力的认知转变，也意味着其对中国的根本看法已发生改变，这一判断建立在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和反思之上。”忻华解读道。
2017年9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对中国经济市场扭曲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详尽列举了中国经济各领域的“扭曲”现象，从钢铁、船舶制造到新能源电动车，再到光伏产业，报告将“结构性过剩”“政府补贴”“产业政策”等因素做了系统梳理。
虽然欧盟官员在报告发布会上言辞克制，却难掩背后的戒心。这意味着，欧盟决策者们不再单从经贸数据角度出发看待对华关系，而是以市场情况、战略安全和制度差异为核心进行考量。
◆2024年7月8日，位于天津的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交付第700架A320系列飞机。
2018年以来，中欧在光伏、钢铁、电动自行车、陶瓷、通信设备等领域多次出现贸易摩擦。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频繁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进入2019年，欧盟对中国做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欧盟在《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首次提出这一对华新战略认知框架：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国被视为“伙伴”，中欧之间需要合作；在经济与技术领域，中国被视为“竞争者”，中欧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和市场竞争，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而在体制与治理模式、价值观层面，中国则被视为“制度性对手”。
◆2019年，欧盟对中国做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
2020年12月，中欧历经七年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希望打通双向投资和市场准入壁垒，但因欧方对劳工、环保等问题持续关注，该协定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俄乌战事爆发后，欧盟更加关注战略自主，尤其对高科技领域合作进行管控。
同一时间，中欧之间也有可贺的成果。2020年9月，中国、德国和欧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它标志着中欧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农产品品牌互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欧盟调整对华定位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迅速扩展。2012年“16+1”合作机制创立以来，双方的经贸数据频传喜报，2024年中国与中东欧贸易额创新高，达到1423亿美元；中国自中东欧国家进口年均增长超过7%。
◆2025年5月22日，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中国开幕，波兰参展商正在推介奶酪。
但由于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博弈、俄乌战事等影响，一些中东欧国家退出“16+1”合作机制，该机制随之进入“调整与再定位”阶段。
不过，中欧在人文交流、科技创新、本地制造、金融支持等维度一直保持务实合作，尤其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一直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5月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吸引了包括中东欧14国在内的嘉宾参会。
乔纳森向《凤凰周刊》分享道，“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兴趣很大，例如，很多人对Labubu玩偶十分痴迷，在欧洲斩获多项大奖的《三体》也有很多人喜欢，《哪吒》尽管没有正式上映，有一些欧洲人专门找来观看。我身边还有多位欧洲朋友邀请我一同前往中国旅行。”
谈到中欧未来的合作，乔纳森期待双方能够携手改善欧洲的高速铁路网。他直言，“作为经常乘坐火车的人，如果欧洲能借鉴中国的高速铁路理念，让巴黎到斯德哥尔摩的车程缩减至四小时以内，将是所有欧洲人喜闻乐见的事情。这不仅会极大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还能增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感，并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实在益处。”
◆2025年4月30日，一名参观者与唐代仕女妆造的中方人员在法国巴黎博览会上合影。
乌克兰危机冲击中欧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发起的关税战扰乱了全球贸易格局，也左右着中美欧三方关系的脉络走向。
历来中美、中欧关系的起伏就具有相关性——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以来，中欧也由经贸互补走向竞争，欧盟对中国的投资、科技和产业政策趋于收紧。这一时间线高度一致。
不过，美国加征关税的矛头既指向中国，也指向欧洲，对后者的钢铝、汽车、农业等产品均征收不低的关税。这引发欧盟强烈不满，导致美欧关系日趋紧张。
特朗普原计划从8月1日起对欧盟商品征收高达30%的关税，最终欧盟争取到全线15%的关税，并承诺了对美的巨额能源采购和投资。这一结果虽然暂时避免贸易战的升级，但在欧洲被广泛批评为“屈服”于美方压力而做出的被迫让步。
◆欧美达成的关税协定在欧盟内部引发不满。
乔纳森坦言，“这或许是欧洲签署的首批对自身极为不利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如果领导层无法尽快觉醒，调整对美国的政策立场，这种‘吃亏’的协议恐怕还会接连不断。”
乔纳森说，“即便是欧洲那些曾经最亲美的人，也逐渐看清了——美国并不会把欧洲当作盟友或伙伴，而是能够榨取利益的对象。”
对华方面，欧盟高层多次宣称，中国通过大规模补贴和国家政策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光伏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对欧洲本地产业构成冲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说，中国产业发展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丰富的人力优势，靠的是真本事，不是靠补贴。中国新能源产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作出重大贡献。所谓“产能过剩”本质上是有关国家担心自己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意图以此为借口搞保护主义措施，“过剩的是焦虑，不是产能”。
◆2024年，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问欧盟总部并与欧方举行会议。
乔纳森指出，“我认为当前欧中关系最大的挑战在于，欧盟仍固守其对华‘三重定位’的表述：即中国是伙伴，也是竞争者，但最重要的是制度性对手。这种定位一方面源于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非常陈旧的思维定式。一旦定义为对手，在实际问题上就不可能作为伙伴进行合作。如果欧洲能放弃这样的概念，或许能在对华合作上取得更大成就。”
刚刚落幕的中欧峰会，双方发表了《中欧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但有分析称，以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作为主要成果，未触及双方在经济、贸易和战略层面的核心关切。
“气候变化议题虽有合作，但属于相对次要的领域，无法掩盖双方在地缘经济竞争、贸易摩擦以及中美欧三方关系上的深层矛盾。避谈战略关键议题，恰恰说明双方在重要战略利益上的对立性正在上升，战略互信依然缺失。”忻华说，“摆在中欧面前的第一个挑战便是乌克兰危机，至少占到一半以上比重。”
“乌克兰问题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现实——欧洲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时代，各大国分属不同阵营，阵营间的对抗成为决策和战略制定的核心视角。这一背景下，欧洲是用阵营对立和地缘政治对抗的滤镜来看待中欧关系。”忻华坦言。
如今这场战事已经三年，不仅动摇了欧洲的安全秩序，也正在影响中欧关系的走向。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少华撰文指出，“尽管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但其全球影响力及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使欧盟对中国的作用寄予厚望。因此，欧盟寻求中国作为调解人参与和谈，并在中国努力未能奏效时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乔纳森认为，“俄乌问题的确是当前欧中关系的一大障碍，但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双方关系已充满挑战。如今乌克兰危机只是加剧了本已复杂的问题。即便没有这场危机，欧中关系的根本性挑战也难以根除。”
“欧盟在中欧关系中始终保持‘摇摆不定’的战略，永远是两面下注，多方平衡。”忻华总结说，欧洲的政治领导人一般不会采取特朗普那样的决策方式，不会以多变和激进的政策去急剧改变双边关系。“欧盟一方面会通过政策和法规强化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防范与限制，增加合作阻力。另一方面会维护已有的中欧投资和经济利益，不会在经济层面展开激烈对抗。这种矛盾拉扯将成为未来十年中欧关系的常态。”（实习生徐岑对本文亦有贡献）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8-1 07: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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