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妈妈的人生所知不多，总以为来日方长听她慢慢讲，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妈妈离世已将近十年，如今的我听到电话“叮铃铃”的声音，依旧会回忆起那些年的越洋电话：
“新加坡好热呀。”
“台北今天出太阳了。”
“面馆打烊了。”
我五六岁时，妈妈就出国谋生，随后又在几个国家辗转，我们一两年才能见一次，每日的电话成了我唯一的依靠，电话里她追着我的成长轨迹嘘寒问暖，我攥着听筒说个不停。我十六岁那年，她终于在中国台湾安定下来，可探亲政策将我们隔在海峡两端。
妈妈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的小县城，外公是林业局的干部，但穷得连房子都盖不起。
外公是个本分人，坚守廉洁奉公，甚至有些固执。外婆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妈妈是第三个，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妈妈两岁那年，姨妈出生了。小小的家，容不下四个孩子。
嗷嗷待哺的婴儿离不开母亲的怀抱，姨妈自然要留在家里，妈妈的两个哥哥都是男孩，是家族的骨血，舍不得，也送不走。只有妈妈这个“不起眼”的女孩，可以被匆匆收拾几件衣物，送到乡下，寄养在远房亲戚家里。
这一送，就是七年。妈妈很少提起那段“寄人篱下”的时光，偶尔提起也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我总是一个人。”
九岁那年，妈妈被接回了县城的家。舅舅们理所当然地受宠，姨妈是外公外婆的“贴心小棉袄”，妈妈则像块误入棋盘的石头，默默承担着家务，洗衣、做饭、生火、打扫。
妈妈喜欢读书，但也只能在清晨生火做饭时，借着灶台的微弱火光，悄悄翻开书页。
妈妈也喜欢唱歌，可家里从没有属于她的声音，每次她一开口，外婆就会皱起眉头，冷冷地说：“整天哼哼唧唧，唱什么唱！”
后来，妈妈就对着山谷唱歌，石头和树不会责备她。成年后，妈妈声音依然清亮，她大专毕业后加入过文工团，被分配到合唱团的高音部，并在合作排练中认识了爸爸，恋爱5年后，他们结了婚。
1988年的春天，我出生了。
彼时，妈妈在供销社工作，稳定又体面。爸爸经营一家水泥店，他喜欢穿皮衣皮鞋，头发抹着摩丝，油亮油亮的。他白天去店里，跷着腿，当个“老板”，晚上换上专门的“行头”去舞厅跳舞。
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爷爷的工厂经营不善倒闭了，欠了好几万块的债，我对债务数字没什么概念，只知道那是个“万元户”都很稀缺的时代。
妈妈拼命在供销社里“抢”业务赚钱，想方设法节省家用。她不止一次和爸爸沟通，希望他用心经营水泥店，撑起家里的一角。但爸爸好像游离在这个家庭之外，不闻不问，利息在增长，账单在堆积，日子越过越紧巴巴。
妈妈听同事提起，有个亲戚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去了新加坡半工半读，工资是国内好几倍。
那时1新元能兑5块人民币，新加坡也挥舞着“亚洲四小龙”的旗帜招揽人力，中介传单上跳跃着“新加坡招工，月薪抵国内半年”的大字，越来越多的国人飞到南洋，成了餐馆、建筑工地、工厂的工人。
妈妈独自踏上这条路。外婆依旧冷眼旁观，毫无支持，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暇顾及她的去向。
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她是怎样一点点凑齐中介费，又是在哪所夜校悄悄完成语言培训。她没有声张，也不曾诉苦，始终是“家族”中不起眼的那个。
临走那天，妈妈只带了一个旧行李箱，她蹲下来抱了抱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要听话。”然后站起身来，轻飘飘地离开。
她离开家后，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习惯了在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却依旧学不会面对她的离开，每次她带着行李箱转身，我就哭个不停。
妈妈会把外面的世界带给我。她第一次从新加坡回国时，给我一个新的随身听，一按下按钮，它的舱门就会弹开。她还带回不少儿童英语磁带，里面的女声念着 “Apple”“Banana”…… 那是我第一次听英语，我对这些单词开始有了记忆。
新加坡的日子并不好过。妈妈在中餐馆打工，老板是福建移民，严谨又精明。她穿梭在后厨和餐桌之间，端盘子、擦桌子、送菜，脚步不停，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心里惦记着今天的小费。她还抽时间做别的兼职，时薪也就几新币。
她像被上紧的发条，不敢停歇，每个月攒下几百新元，一分不少地汇回家里。前两年，那笔债务像个无底洞，无论她往里填多少，都见不到尽头。但渐渐地，家里不再着急催促她汇款了，债务在一点点减少。三年后，她终于攒够了最后一笔钱，把债务彻底还清了。
与此同时，那些关于爸爸的流言，传进她的耳朵——麻将、赌桌、舞厅，还有一个不属于这个家的女人。她不愿意相信，也不敢深想。
她请了假，买了回国的机票，在秋天的夜晚降落在“已经不属于她”的土地上。
她在外婆家歇脚，想等爸爸来接她。然而，电话一遍遍拨出，外婆和姨妈们轮流劝着电话那头的男人，爸爸只是冷淡地回绝：“我不过去。”
妈妈妥协了，对电话那头说：“那至少，让我回家的时候，有个人在门口等我。” 可连这一点，爸爸都不愿意。
他只是轻轻摇醒了熟睡的我。
“去门口等你妈。”
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迷迷糊糊地披着睡衣，光着小腿走到门口。夜风有点凉，我抱着胳膊站在黑暗里，努力睁大眼睛，看着远处的巷口。过了很久，我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近，拖着行李。月光映在妈妈脸上，将她的失望与倦意勾勒得格外清晰。家门终究是打开了，可有些东西，已经关上了。
当她见到爸爸，爸爸的眼神淡漠，话语中带着疏离和敷衍，他们的婚姻已经流不出爱的水花。
那时，所有人都在憧憬新世纪的繁华，她拿到的却是一张离婚证。
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妈妈定期给外婆转我的生活费，后来爸爸再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几乎没有往来。
外婆对妈妈尚且疏离，对我更是不在意，我不曾感受过真正的呵护。在我青春期最爱美的年纪，外婆一口气给我批发好几件深红墨绿的格子衬衫，所以我从来不懂什么是“好看”。
直到有一年，妈妈从国外回来。她打开行李箱，全是给我买的衣服，她细心地把一件件铺在床上，明亮的颜色，柔软的布料。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有“好看”的权利。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套牛仔套装——短裤配马甲，再搭一件白色真丝衬衫。我第一次穿上这套去上学，班主任夸我：“今天很漂亮啊”，同学们围着我，摸着那件真丝衬衫，小声惊叹。
我好像踩在云上面了，也感受到了“漂亮”带来的力量——被看见。
但回到家，大舅舅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说：“穿成这样，是去勾引别人吧。”
我和妈妈依然是这个家族里的外人，妈妈还是像只候鸟，有时候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在泰国，后来姨妈去了台湾，告诉妈妈这边打工工资比较高，生活节奏慢，环境也舒适，所以妈妈选择去试试看，在2000年后，她去了台湾，定居在那，一直待了十几年。
台湾的街头巷尾很温暖，早餐店的老板、水果店的阿婆、公交司机，所有人都是笑盈盈的，妈妈想在台湾停下脚步了。
她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帮厨，节奏却比之前在新加坡时候松弛多了，每周会有固定的店休日。邻里朋友相处间少了几分算计，多了一些真诚，大家会相约着自驾游，到垦丁、到阿里山、到台南、到花莲……一路上欢声笑语。
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在旅行途中，聊着聊着就有人轻声哼起歌，这一次，妈妈终于能放声歌唱。原来生活可以不只是责任、债务、操劳和计较，它可以是音乐、是风景、是自由自在。
台湾，用温柔的方式，慢慢疗愈了她一路走来的疲惫与辛酸。
妈妈还在这里遇见了生命的阳光——我的继父，2004年，妈妈再次步入婚姻。
继父是个温厚的人，他们清晨会一起吃早餐，午后携手去市场挑选最新鲜的蔬果，晚饭后并肩散步，偶尔停下来听街角老艺人的歌声。
他们一起做生意，承包过大学食堂，经营过旅游大巴公司，生活虽忙碌，却不再像从前那样沉重。闲暇时，她练习瑜伽，甚至组织村民们参加合唱团和健康舞比赛，每次都能拿下头名。她眼里终于有了光。
但是我和妈妈依然隔在不同的世界。政策规定，只有未满14岁的孩子才能随母亲移居台湾，她结婚时我已经16岁了。她在那里建立起新的生活，而我只能隔着海峡，遥望她的世界。
几乎每天，她都会给我打电话，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她鼓励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对我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妈妈只希望你快乐。”
妈妈与继父安稳的好时光仅仅持续了两年，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无情打破。
那一天，继父像往常一样去旅游大巴公司巡视，妈妈正在办公室整理账目，电话忽然响起，是车队调度员打来的——一位司机因突发疾病无法上岗，有乘客需要接送，临时找不到替补驾驶员。继父拥有大巴车驾驶证，只能亲自顶上。
车辆行驶在公路上，原本一切如常，直到一个女人突然出现，直直地砸在了大巴车的前方。继父猛踩刹车，轮胎在地面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女人被撞倒，当场身亡。
后来经相关部门调查得知，那个女人在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小轿车撞了，整个人腾空翻起，正好坠落在继父的大巴车前。继父来不及反应，再次撞上了她，夺走了她的生命。
尽管继父并非事故的主要责任方，但法院还是判了沉重的赔偿。对方提出了三百万台币的赔偿要求，这个数字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当时继父的月收入大约是二十万台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协商，双方最终以八十万台币达成了和解。
旅游大巴公司的生意逐渐走下坡路，业绩一落千丈，妈妈和继父只能勉强支撑。那几年，妈妈的电话依旧准时响起，只是她的声音不再欢乐，透着一丝疲惫。
继父沉浸在打击中，整日沉默寡言，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望着远方，不知在思考什么，他的世界好像都被那场事故吞噬了。
妈妈又一次站了起来，对继父说：“没关系，生活的困难，再难也就这样了，我们一起想想接下来做些什么。”
也许是妈妈的乐观与韧劲感染了继父，他们先关闭了旅游大巴公司，决定重新开始，尽管已经没有能力再做什么大的投资。
2014年，两人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想用最平凡的“一碗面”去治愈自己和客人。
面馆的生意意外地好，门口的小路被一辆辆机车堵得水泄不通。忙碌的身影、热腾腾的汤面、络绎不绝的客人——生活的阴霾似乎正在慢慢散去。
妈妈开面店一年后，她回大陆来看我，那年我在上海工作，在机场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她的脸色苍白，身形更瘦削，眼神里是掩不住的疲惫，她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老了许多。
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我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但那次回来，妈妈似乎变了。她频繁地提起我的婚事，甚至主动安排相亲，希望我能嫁到台湾，留在她身边陪伴她。
她的态度让我感到陌生，我之前一直跟朋友自豪地说，我的妈妈不是 “虎妈”，她让我感到自由和温暖，自己是被“爱和宽容”浇灌长大的。我试图理解她的“催婚”，可她的每次催促都像一根刺，划破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亲密关系。我越来越不想跟她沟通。
她说：“你一个人在大陆，妈妈怎么能不担心？”
我说：“我过得很好，不需要靠结婚来获得幸福。”
她叹了口气，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失望，我只能扭头不去看她。
第二年，我去台湾探亲，她提出带我逛花圃，“花圃的老板对花特有研究，种的花品种特别多。”她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只是一次普通的游玩。
刚到了没多久，妈妈就借口说店里还有事，让我们逛。
花圃很大，老板很热情，一路边走边介绍，一开始聊花卉，后来话题慢慢偏了。他问我的年龄，工作，问我未来想定在哪里生活，觉得台湾怎么样。
我忽然明白了，我被推入了一场没有预告的相亲，妈妈正是安排者。
我没有责怪她，只是无奈、愤怒、失落交织在一起。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妈妈的店里忙完午市，她说想和我聊聊，我们聊了外婆聊了最近的趣事，仿佛一切都回到了从前。
忽然，她微笑地看着我，温和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最近一直催你结婚吗？”
我愣了一下，随口笑道：“不知道呢？”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抬起左手，轻轻搭在小腹上：“因为妈妈有病。”
我当场笑出了声，就和她开起玩笑来：“什么病？神经病吗？哈哈哈哈……”
妈妈也被我逗笑了，轻轻摇了摇头：“不是啦，是这里有病。”她用手又摸了摸小腹。
我的心里涌起一阵不安。“什么意思？”我收起玩笑，认真地看着她。
妈妈依然是那副平静的神情，语气柔和得像在说一件小事：“去年不是做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吗？后来化验结果出来，确诊是子宫内膜癌了。”
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脑子里。
“你开什么玩笑？”我提高了声音，盯着她，企图从她的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可她仍旧安静地看着我，微笑着，依然那么温柔。
我深吸一口气，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去年就知道了。医生说是癌症初期，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治愈的机会很大，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没告诉你。”
她顿了顿， “但这次复发了，现在已经确认是发展到晚期了。医生还说这个癌细胞是很凶猛的一种，发展迅速，而我的肿瘤又是在一个夹角位置，目前的医疗技术没有办法清除干净，我可能好不了了。你继父劝我说，还是应该要早点告诉你，因为你也有知道的权利，万一……万一哪一天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你也能有个接受的过程。”
每个字都像一把利刃刺进了我的心里。我的眼眶控制不住地泛红了。
“ 那时候一直跟你说肌瘤导致大出血，让你早点手术切除，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恶化了吧。”我以为自己是在责怪她，可声音里的颤抖却出卖了我的慌乱。
但如果我现在哭出来，妈妈一定会更难过。于是，我猛地别开头，语无伦次地说：“总是不听话，好气喔，好啦，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要回家睡午觉了。”
话一出口，我就站起来转身，落荒而逃。
骑上机车时，我的脑子还是一片空白，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呼吸也变得急促，回到家，一进房间，我就关上门，整个人跌坐在地上。
眼泪，终于再也止不住了。我蜷缩在床上，用被子捂住脸，大哭起来。妈妈的微笑、她温柔的声音、她轻轻抚摸小腹的动作，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里闪现。
我终于意识到，她正在悄悄地、无声地，与我告别。我想起她急切地为我安排相亲，她希望在生前看到我有个“家”。
在她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却无法长时间陪在她身边。
因为两岸的政策关系，哪怕我是她的亲生女儿，属于一等亲关系，但依旧每年只能申请两次探亲，每次最多三个月。这是政策的枷锁，无法改变。
我不得不在电话里得知母亲的近况。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似乎一切还好，从不向我倾诉她的疲惫。
幸好，继父和妈妈感情深厚，一直守在她身边。继父后来告诉我，化疗的日子里，妈妈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一点点掉落，身体一天天消瘦，她因为肿瘤的压迫，痛得在地上翻滚。
在最痛苦的夜晚，妈妈曾祈求神明保佑。她不害怕死亡，她怕我无人依靠成了“孤零零”的人。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内心却依然想着要替我挡风遮雨，为我多撑一程。
上天似乎对妈妈留有一丝怜悯，她最后的日子，恰好落在我能到台湾探亲的时间里。2017年的春天，妈妈住进了安宁病房。
安宁病房是专门接收那些已被确诊无法治愈的癌症患者的。在这里，病人可以自由使用止痛麻药，减轻折磨，让生命的最后时光少一些痛苦。我和继父也搬进医院，日夜守护着她。
台湾的健保体系和妈妈买的保险为她提供了很大的经济保障，免除了我们的沉重经济负担。我时常在想，这也许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最后的几天，或许是病情的恶化，或许是止痛药的副作用，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好像把所有亲人都遗忘了，也包括我。她两天滴水未进，食物也无法入喉。大部分时间，她都沉沉地睡着，偶尔睁开眼睛，茫然地扫视周围，我终于见到了医学上常说的“药物引起的认知障碍”。
妈妈的神志似乎被侵蚀得很彻底，我的信念崩塌了，我曾以为能与妈妈依恋一生， 妈妈会一直温柔地看着我。
她去世的前一天，奇迹般地清醒了一次。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她的病床旁，电视里播放着新闻，忽然，妈妈睁开眼睛，缓慢地抬起颤抖的手，轻轻地触碰我的脸颊。然后，她微微扬起嘴角，朝我露出了一个微笑。
她认出我了！我的心猛地一颤，惊喜又心酸。因为她那时的面部肌肉已经无力，根本支撑不了任何面部表情。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覆在自己的脸上，生怕这清醒稍纵即逝。我轻声对她说：“妈妈，我在。”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记住我最后的样子。随后，她又陷入沉睡，睡得很安详，呼吸平稳。我和继父守在床边，不敢合眼，生怕错过她的任何一个瞬间。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病房，我们默默守在床边，凝视着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往下掉。直到屏幕归于平静，一切归零，时间仿佛停止了。她走了，轻轻地，仿佛从未惊扰这个世界。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4-25 10: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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