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姐姐决定带智力障碍妹妹逃婚

源济

一个姐姐决定带智力障碍妹妹逃婚

Original 罗方丹 真实故事计划 2024年09月08日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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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工作的罗冬阳决定在30岁这年，带智力残障的妹妹逃婚。作为姐姐，她努力从山村考入大学，进入一线城市工作，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自主生活；而与此同时，妹妹罗春月在父母收到彩礼后被嫁给同样有残疾的男人，在反复出走的过程中遭遇多次性侵、生育孩子，最终，又被不愿负担的婆家退婚。

就在妹妹又一次被嫁人前，姐姐罗冬阳决定带她逃婚。即使这个决定会被父母和家人们责怪，即使带一个智力障碍者生活会失去一部分未来，生而为人，姐姐希望智力水平仅有6岁的妹妹有尊严地活着。

逃婚后这一年

数次参加心智障碍相关的讲座，罗冬阳都发现自己是家长中唯一的姐姐。

“孩子不喝饮水机的水，去喝水龙头的水，怎么办？”在广州残障家长们组织的专业交流会上，专家分析着案例，罗冬阳环顾几百人的会场，到场的家长多是焦灼的母亲们。8月，在一个有11个心智障碍孩子参与的职业培训营上，罗冬阳去开家长会，发现其余10个也是母亲。

今年30岁的罗冬阳没有结婚。她是为妹妹前来。一年前，罗冬阳带着29岁的妹妹从赣南山区的农村老家逃婚，来到广州生活。

站在人群中的姐妹俩长得不像。妹妹罗春月扎马尾，脸庞黝黑，目光闪躲。她总弓着背，微缩着一米四几的瘦小身体，说话时词语在口中像老鼠模糊而仓皇地掠过。姐姐罗冬阳长得高些，披长发，戴眼镜，皮肤白皙。说话时她会直视对方的目光，语速平和声音清晰。在罗冬阳身旁，罗春月看起来与孩童无异。

图 | 冬阳给妹妹拍的照片

两人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分野。1994年，姐姐罗冬阳作为家中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医院，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两年后，妹妹罗春月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工地上，几个月后还跟小猫一样大，后被发现是二级智力残疾。

姐姐一路升学，在2013年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妹妹在2015年嫁给一个患有罕见病、手臂肿胀如气球的男人，在离家出走过程中两次被性侵，生下一个男孩，打过一次胎，又在2023年被父亲安排了第二次婚姻，彩礼加定金一共23万元。姐姐罗冬阳感到无法忍受，决定带妹妹逃离。

带妹妹逃婚来到广州生活的第一天，冬阳就拉黑了许多人。老家的“未婚夫”最先发信息过来谩骂，“我和你妹的缘分是你拆散的，我恨你一辈子”“希望你妹下辈子不要有你这样的姐姐”。父亲在电话中怒吼着让她们回来。母亲的说法稍微委婉，“家里要割稻子了，赶紧把妹妹带回来。”

来广州这一年，仅有6岁孩子智力的妹妹反复向罗冬阳强调自己不要再回老家。连带她出门时提起“回家”二字，妹妹都会变得警觉，问回哪个家？

新家是姐姐在广州的出租屋。去年妹妹刚来时，罗冬阳还没有搬家，姐妹俩挤在城中村冬阳自己租住的一个狭窄开间。书桌挨着床，没有厨房。姐姐在自己的桌子旁添上一套小桌椅，又给29岁的妹妹买来儿童益智有声书、涂鸦填色本和一些教材，教她认识数字。

图 | 妹妹的涂色画

冬阳当时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月薪7000元。给妹妹找到的那家心智障碍群体培训基地离得不远，从巷道中密密麻麻的点痣、10元理发和港式烧鸭店中穿梭出去，步行20分钟就能抵达一个没有骚扰电话、橱窗明亮的新世界。

基地由同为特殊孩子母亲的欧阳秋月创办，在一栋楼房中，设计成小餐厅的情景。孩子们在这里将由老师带领，在模拟餐厅中熟悉社会环境，学习摆盘、送餐、打扫、制作餐饮等工作技能，以期有朝一日融入社会。

明亮的落地窗将包含吧台与餐厅的空间与露台分隔。宽阔的露台上花草葱郁，绿色的罗勒叶长得繁茂。妹妹春月和其它两三位学员常用这些叶子制作柠檬茶，在老师的带领下烤制饼干和蛋黄酥。

窗中倾泻的阳光，总是微笑的老师，自制糕点温暖的甜香，两只肚皮柔软的小猫，构成一个与姐妹俩的来处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基地的一年中，冬阳眼见着妹妹的状态舒展开来，有了巨大的变化，从曾经“困住的、被压抑”的状态走出，开始“展露自我”。

在老家几乎从不和家人说话的妹妹来这里一周后就打开了话匣。出门时看见广州的街景，她会跟冬阳说“这个气球很漂亮”“花很漂亮”。回家后的她也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我坐了电梯。”“店里有人来了，开会，放电视。”有时，妹妹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冬阳看见以前习惯缩成一团睡觉的她，现在肢体伸展开，“睡得四仰八叉的。”

基地的老师也通过微信群不断向冬阳反馈妹妹的改变。“刚来的时候她眼睛都不敢抬，见到人就躲，像一只小老鼠。”欧阳秋月老师说。后来，妹妹开始主动跟人说话。有一天，在厨房掌勺的师傅看见矮小的她走了过来，说了一句，“两只猫在打架。”

图 | 妹妹在基地做柠檬茶，旁边的同学不断鼓励她

今年2月，姐妹俩和三妹一起搬到一套二居室，冬阳不再和妹妹睡一个房间后，她发现春月又间歇性回到了从前的状态。那些她一直不理解的特异行为又出现了。春月自16岁开始扔家里的东西。家里四个姊妹包括她自己的衣服，妈妈的衣服，都被春月偷走扔过，妈妈曾在一座山上发现了家里所有人的衣服，只有父亲的她不敢扔。冬阳猜想妹妹可能有强迫症。有时候，她看见妹妹会自己剪掉衣服上很小的线头，或者一双皮鞋、一件皮衣上破了一个很小的洞，妹妹就会把整个皮衣都抠秃掉。

在发现自己给妹妹买的八九双新鞋都被全部扔掉后，冬阳曾短暂地情绪崩溃过。“你自己挣不到钱，我给你买鞋要花钱。鞋子明明还好好的，你干嘛扔掉呢？”她如此问妹妹，只见春月像在老家时一样拉着一张脸，沉默不语。和机构的老师交流，大家也没什么办法。冬阳告诉自己不能生气，改变不了的问题就只能接受。这一年她只给自己买过一双新鞋。

更显著的问题是经济压力。去年12月，冬阳遭遇裁员失去工作。她继续找工作，面试了10次，都没有后续消息。Hr说最近找工作的人很多。她去面试超市拣货员，对方说不要戴眼镜的，容易起雾不好干活。

裁员后的9个月，冬阳几乎没有收入，靠着零散的撰稿和存款，省吃俭用过活。搬家后的二居室月租1200元，冬阳和三妹分摊，自己出700元。村里每月给予的700多元低保和200元残疾补贴，基本能覆盖妹妹每月的伙食费。在基地的每月5000元培训费用是大头，此前冬阳通过月捐的形式筹满了一年，马上要到期。基地老师提出之后减免一些春月上课的费用，只交每周四烘焙课的530元，每月交2120元。

冬阳希望通过基地的学习搭配各种机构的培训课程，帮助妹妹提升工作与社交技能，在接下来的一年慢慢尝试给她找到工作。

基地对于心智障碍青少年们的成长期许，不只是“走不丢、饿不死”，更要“在地球上有尊严地生活”——这符合罗冬阳对于妹妹未来的期望。

命运参照

冬阳曾觉得妹妹是自己命运的参照。作为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女孩，她们相继出生在赣南山区一座只有二三十户人的小村庄中，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干活。

想生男孩的父母生下春月后，就去广东躲避计划生育，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备孕。姐妹俩成了留守儿童，和奶奶一起住在一间没有电灯的平房里，睡在一张床上。晚上她们摸黑进去睡觉，早上一起起床去村小上学。冬阳负责给妹妹洗衣服、准备盒饭。相比姐姐，那时的她觉得自己更像妹妹的照顾者，几乎没有情感交流。

家里五个孩子，除了四弟外都是女孩，冬阳一直都知道，智力残疾的二妹春月是最不被待见的一个。二年级辍学后，春月在家帮忙种地、捡柴、喂鸭、洗衣，但衣服总洗不干净，柴火也只能捡两三根。妹妹会被父母呵斥“没用”。

姐姐冬阳相比妹妹遭遇的呵斥更少。对于妹妹遭受的偏见，还是孩子的冬阳感受模糊。更多时候，她觉得她们的身份接近，都是家中承担家务的女孩。

10岁那年，妹妹春月开始离家出走，被找到的时候，她出现在邻居家的阁楼、隔壁村的猪圈、危险的高速公路上甚至深山里。冬阳认为很多时候，出走是妹妹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她在家几乎不与家人说话，也不会主动沟通自己的想法，想吃什么就自己去拿，也许不喜欢某件衣服的颜色、或者不喜欢上面的线头，就直接扔掉。

冬阳几乎能理解妹妹每次出走的原因：被父亲责骂、感受到母亲对她的偏见与不平等、畏惧结婚，或者有时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人们都认为春月不明事理，但冬阳知道妹妹其实对情感很敏感。妹妹会在别人议论她时，在远处偷听，也会在跟姐姐交流时呢喃着分析，谁喜欢她，谁不喜欢她。

出走的习惯持续了十几年。父亲说，自己找春月找过不下百次，一次在高速公路找到她时，他想找警察拿副手铐锁住她，警察不给。回家后，父亲用牵狗的狗链改成脚链。他想让春月走路的时候听到脚上链条碰撞的响声，从而不好意思出走。没多久锁链就被春月自己弄开了。

妹妹春月定下第一次婚约的2015年，冬阳刚读大二。村里有人做了媒，父亲收了3万彩礼，安排刚满20岁的罗春月出嫁：丈夫是一位患有神经纤维瘤的男人，右手小臂肿胀成紫红色，布满褐色的斑。春月看到那个男人就害怕。

出嫁前一个月，妹妹悄无声息地出走了。被找回时，家人让姑妈来劝说，反复告诉妹妹，“那家人很好，不会欺负你，不会虐待你。”晚上姑妈跟妹妹睡在一起，防止她出走。春月在家人的监视下直至出嫁。

妹妹出嫁的一年前，冬阳考上省内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大一时，她接触到一家做口述史、剧场、摄影等人文故事记录的公益机构，报名做了志愿者。一次活动中，创始人邀请国外做戏剧的艺术家来学校做剧场，让志愿者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人讲自己出身农村又来到小城市的故事，有人讲述农村的重男轻女、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冬阳觉得很有力量。

这两年寒暑假，她总带着机构给的一台摄影机回家，尝试拍摄一些照片，许多是关于妹妹的：妹妹和妈妈一起摘菜、一个人待着抠手、发呆、在村里游荡。有了摄影机，冬阳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视角，能够重新观察妹妹的境遇及她们身处的这座村庄。

知道妹妹要结婚的消息后，冬阳举起了DV，第一次想拍摄一部长纪录片。婚礼当天，透过镜头，她看见20岁的妹妹的脸：一张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后，仍然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的幼稚面庞。那一瞬间，她感觉这不是一个新婚少女，而是一个智力仅有6岁的孩童。

从老家的卧室出发，穿着白色抹胸婚纱的春月被丈夫背进院子，坐进轿车。鞭炮和礼花在她身后排排炸开，人群欢呼着一拥而上。妹妹从头到尾没有笑容。

冬阳觉得妹妹看起来像一只受了惊的鹌鹑。在多年的相处中，她已经能通过妹妹的神情感知到她的心情：出嫁的一整天，春月一直都惊恐着。周围有人指引着她完成那些步骤，她的行动紧张而拘谨，还有一些懵懂。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只是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拜高堂的时候，冬阳从围观的几个嫂嫂、邻居奶奶的脸上看出同情。这些都是从小看妹妹长大的人。有几次，家里失踪的衣服出现在这位邻居奶奶家，冬阳才知道妹妹并不是把衣服都丢了。还有一次她偷了家里的豆子，送给这个奶奶吃，回家后解释说，“她那么老了，种不到菜吃。”

这些熟悉妹妹遭遇的人，都知道春月是心思细腻、善良的人，但实际心智只有六七岁。奶奶在春月出嫁的那一刻，突然哭得很厉害。冬阳感受到，那哭声中担心大于喜悦。春月出生几个月时还像小猫一样大，是奶奶坚持照顾，妹妹才得以存活。

冬阳惶然觉得这一切都很荒唐。大人们正做着一件愚昧的事，但他们没有觉察。人心的善良、悲悯与丑恶在村庄中迸发，最终仍是丑恶占了上风。整件事只能用残忍去形容。

回家后，她将婚礼上拍摄的妹妹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除了记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对抗所有的亲戚。只能记录下一切的她心中决定，这部片子将以妹妹的名字去命名。

忍心的过程

第一次感知到行动的必要性，是冬阳知道妹妹被性侵时。婚后两个月，婆家对产检起疑时，母亲把冬阳叫回了家。冬阳一个词一个词地与妹妹确认，最终勉强拼凑出事实：婚前出走的那一周，在山村里的一条公路上，一个骑摩托的男人跟她搭话，而后将她拉去路口旁一间“破房子”实施了性侵。

第二天，冬阳在烈日下骑电动车带妹妹重走那条公路，试图收集证据。每隔一个路口，她都会停车和妹妹确认，从正午到天黑，也没有找到那间破房子。由于没有证据，妹妹又表达不清，冬阳没有报警。

婆家知情后，还是决定让妹妹把孩子生下：刚好他们担心自己儿子的手臂疾病会遗传，原本就有借精生子的打算。妹妹生育后，只勉强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孩子。那段时间她再度离家，回来时，给还是婴儿的孩子买了一根铅笔、一块橡皮擦。

2017年，妹妹婚后再次出走，被第二次性侵。这次出走时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家人们找了她整半个月。4月，公公因为春月的反复出走决定退婚，就在将春月送回娘家时买汽车票的间隙，转头她就不见了。妈妈打电话给冬阳，让她回家帮忙找人。冬阳丢下毕业论文，坐火车回家。整个大学期间，有五六次家里人找不到妹妹，都像这样打电话叫冬阳回家。

最开始，家人们态度都很积极。父亲请了假，每天一大早骑车出去找人，眼睛红着，好像要哭一样。奶奶说，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不能出事，她拄着拐杖去邻居家挨个问妹妹的动向。妹妹出走第九天，大家都开始觉得有些疲惫。那天冬阳找了一天后骑车回家，看见妈妈握着锄头站在水田中央微笑。妈妈眼睛不好，不能独自出门。妈妈问冬阳找人的进展，“说话的力气像是从她单薄的身子里挤出来的。”说完，冬阳看见妈妈继续翻田插秧，土翻得很浅。

在看到这个画面前，冬阳曾在心里责备妈妈把妹妹嫁掉。现在她感觉，在自己没有能力肩负起妹妹的人生之前，她也没有权力阻挡母亲让妹妹结婚。

冬阳的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近年来流动在建筑工地、家具厂和农田，母亲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二级视力残疾，身体虚弱。两人加一起几乎没有收入。三妹中专毕业后在广州做服务员，四弟刚上大学，五妹读着高中。长期养育智力残疾的二妹，会给父母增加负担。作为只大春月2岁的姐姐，还在读大学的冬阳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能为妹妹创建新的可能。

找人到后半程，所有人都放弃了。父亲说要回县城上班。奶奶急红了眼，说春月会不会被拐卖到村里给老头当老婆了？会不会被挖了心肝？她想去算命问仙。

半个月后，只有冬阳还在坚持。她拿着妹妹的照片在每家商店、菜市场、小区打听，骑电动车穿梭在村镇之间，将寻人启事贴遍每一根电线杆，最终在网上收到线索。妹妹独自从村里走到了县城。

冬阳赶到的时候，看见她还穿着走时的衣服，却没有很脏。问话里，春月模糊地告诉她，自己在“医院走廊”“银行取钱的地方”“别人家的楼上”都过了夜，但具体位置说不出来。一个月后，妈妈发现春月没来例假，有了身孕。冬阳知道妹妹再次被侵犯了。

母亲给了冬阳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妹妹进手术室时，两边的家人没有一人在场。姐姐冬阳独自站在走廊上，看见妹妹露出惊恐的表情。

做完手术后，妹妹迟迟不醒。惊惧的感觉传递向姐姐。半小时后，冬阳摇了几下妹妹的头，春月才睁开眼来。她们看着彼此，相对无言。

后来很多年里，冬阳都想让自己忘记这个场景。这种感觉像目睹战争在自己眼前发生，血腥、残忍。“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了，就在你很亲近的人身上，我是那个见证者。”看见妹妹的生命反复受到凌虐，冬阳觉得自己也在精神上被强奸了。

此时冬阳读大四。在老家带妹妹做完手术，回到学校后，她感觉自己仍整夜陷在恐慌与惊惧中。她的脸上冒出许多痘痘。一天晚上，床架紧邻的那位室友说冬阳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抓她的头发。室友被吓了一大跳，问她最近是不是太压抑了。

妹妹做完流产手术那段时间，冬阳刚好来例假。生命中第一次，她看见自己流出了黑色的经血。

那次噩梦般的手术后，妹妹的公公给冬阳打来电话，责问她，为什么急着打胎？冬阳几乎用怒吼的语气说，要不是你，我妹妹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回到学校已是六月，冬阳同学们的毕业论文实验都结束了。她一个人来到实验室，在培养基上做种子培养，观察和记录它的发芽。白天，实验室的大窗户外树木葱郁，叶影摇动，夏日的阳光照射在桌面的玻璃器皿上。坐在窗前，冬阳感觉到一种和在老家状态完全不同的、久违的宁静。

她决定要做点什么，再也不要让妹妹重复这样的生活。

源济

逃离

毕业后，在冬阳的坚持下，被退婚回家的妹妹没有再嫁，只是跟着妈妈干些农活。冬阳也陆续在江西、 北京、深圳、广州做了几份工作，早已从家里独立出来自主生活。

这五年，冬阳几乎要认为妹妹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留在老家父母身边，不再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被介绍给各式男人结婚、生育，不再要用出走去表达拒绝，又在出走中被性侵。

直到2023年3月，家人打电话告诉冬阳，妹妹再次订婚了。结婚的理由很简单，“自古以来女的都没有留在娘家养老的传统，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结婚”，并且“嫁了人生了孩子，才有人给她养老”。父亲的说法更为粗暴，“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是要结婚，难道笨一点，就不用嫁？”尚未办好离婚手续的春月，在家人安排下有了第二次婚约，婚期定在9月16日。

收到订婚电话的那天，冬阳在午休时间到公司附近的小饭馆，挨个给亲戚们打视频电话。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她从父母打到姨娘、舅妈、姑姑，甚至春月的媒婆。她想哪怕说动一个人去劝阻这场婚事。

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这边。和父亲通话时，她提起这些年妹妹和自己的遭遇，开始止不住地哭喊，哭得耳朵生疼、嗓子发哑，甚至被饭馆老板出声喝止。她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哭得太惨，最后父亲才有了看似顺应的表态。电话末尾，他对冬阳说，那就让妹妹留在家里，好吧？她感觉那语气有些阴阳。

8月上旬，妈妈打来电话，说父亲收了6万多元定金，谈好了17万元彩礼，再次定下婚期，并且强调要低调办事：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周后男方直接到家里领人。

冬阳感觉自己的忍心已经被耗光。这次她没有哭闹，只是想好，如果再谈不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妹妹带走。哪怕姐妹二人过得拮据，生活困难，哪怕自己可能要失去工作，要一辈子带着妹妹生活，都没关系。逃离是唯一的办法。

此前，冬阳已经有好几次产生要带妹妹离开老家的想法。2015年，妹妹第一次结婚生下那个因性侵怀孕的孩子后，冬阳试图带她接触村庄之外的世界。每逢学校寒暑假，她都带妹妹离开家，去自己的大学玩。她也在网上查询本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发现对方只招收18岁以下的学生。冬阳曾跑到省会城市南昌打探，问学校是否招收妹妹这种情况的人，对方表示拒绝。

那段时间，冬阳只找到一个传统文化的灵修班，说妹妹可以参加。老师说，外面的世界太浮躁，工作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修行。冬阳带妹妹呆了一两天，发现妹妹很抵触就离开了。那时，还是大学生的冬阳觉得自己能力有限。

大学毕业后，冬阳找了一份北京公益机构的工作，给特殊儿童做就业辅导员。她想深入了解心智障碍孩子的世界，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样的可能？在机构中，她看见很多和妹妹情况相似的孩子。有些女学员会在公众场合脱衣服，老师解释说这可能在表达对机构的抗拒。冬阳在这里学习国际残障法，学习如何与心智障碍群体交流，辅导孩子们学习就业技能。她也和同事们去企业里宣讲，科普残保金和残障人群工作的优势，推荐自己的学员去就业。大学毕业后的这五年，冬阳靠自己的工资帮衬着一双父母和四个姐妹弟弟，弟弟6000元每年的学费，每个月600到800元的生活费，都是冬阳支付。

这些年的她，已经不再是大学时期那个只能拍照片的学生。她成了家人中最了解妹妹处境的人，也逐渐探索出关于妹妹人生的新道路。她不再只有同情，还有了知识、能力、经济储蓄与社会经验。她决定不再做妹妹处境的觉察者和记录者，而是要行动，将妹妹从旧世界的泥淖中拔出。

9月9日，冬阳请了一周的假，坐火车回到老家。

到家第二天晚上九点，她就和父亲大吵一架。“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父亲瞪着她。冬阳说他的行为就是在“卖女儿”。

父亲愤怒到了极致，拿着玻璃杯冲到冬阳面前，好像眼珠子都要蹦出来。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又一次，父亲将矛头指向冬阳，“老大比老二还笨。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冬阳抄起一个装瓜子的塑料果盘往门外摔去，碎片散落一地。

冬阳来到所谓妹妹未婚夫的家里。这是一个35岁的男人，在工地做日结工，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前妻。聊天间，男人提起前妻有一个他接受不了的问题，“同房的时候（癫痫）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冬阳赶紧说，妹妹也有这个问题。对方这才态度松动。

在场的记者们用录音记录下这一周的争吵，罗冬阳几次声嘶力竭。父亲的声量比她更大。男人来索要6万多定金的当天，父亲冲着冬阳大吼，让她写一张保证书：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冬阳要赔他60万到100万元，让她“死也要死在外面”。冬阳向记者表态，“我要跟他抗争到底。”她觉得如果不带妹妹走，等自己离开，父亲仍可能偷偷安排他们成婚。

2023年9月15日晚，冬阳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离开。春月毫不犹豫地点了头。第二天一早，春月跑来冬阳的房间，说东西收拾好了。向村委会递交完妹妹的低保材料后，下午，趁父亲还没下班回家，她们在五点多出发，穿过院子、菜园，跑上斜坡，坐上提前叫好的车。

在高铁上的三个小时车程里，冬阳看见春月紧盯着车厢的显示屏，不停问她还有多久到站。确认已经远离家乡后，冬阳看见妹妹低着头，偷笑了无数次。

到广州开启新生活的日期是9月16日，原定春月要第二次出嫁的日子。

图 | 逃离老家后，姐姐带春月去海洋馆看海豚

到家的第三个晚上，母亲就打来一个电话，让冬阳国庆期间把妹妹带回去。春月在旁边听着。冬阳看见妹妹缩成一团，躲在角落呢喃着说，不要回去。

隔天冬阳带她出门，提起“回家”二字，妹妹再次变得警觉，回哪个家？我不要回老家。冬阳说，回我们住的地方。春月神色这才缓和下来。她说，你的房子好漂亮，没有蜘蛛网。

那段时间，冬阳发现妹妹反复通过话语将自己和过去的世界分割。“我跟老爸没关系了，你呢？”“这个房子才是我家。”“我没有老家，老爸才有老家。”

自由的重负

刚来到培训基地的那几天早上，冬阳都是被急着要出门的妹妹叫醒的，“太阳出来了，你怎么还不带我去？”

在这里，冬阳听到了有史以来对妹妹最多的肯定。创办人欧阳秋月跟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像春月这么乖的孩子。冬阳听说妹妹到基地后一直在自己找活干，扫地、拖地、擦拭桌椅、收拾碗筷，给露台的花草浇水，给猫添粮。来基地的第二天，春月甚至在没有人安排的情况下自己将露台大扫除了一遍，洗了一台电风扇，用秋月给的铁丝刷洗每个缝隙。

冬阳觉得妹妹甚至变得比自己话还多，还有活力。老师也说，她其实并不像父母想的那么笨，“比任何人都聪明。”

图 | 夕阳时分，妹妹给基地露台上的植物浇水

在基地，妹妹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冬阳却没有。有半个月，她感觉上班都没力气说话，有一天连打字也没力气了。老家激烈的战争，父亲对她的谩骂，如蜘蛛网般围困住她的精神。事情向媒体曝光后，还有人对她发起责问。“有人责问我为何没报警，为何没有为她伸张正义，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谁来帮帮我……”她在日记中写。过去一年，冬阳努力推动性侵案的调查和妹妹离婚的进度，6月，警方通知她，性侵案中的一位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更现实的苦恼是生活的拮据。妹妹来后，为了控制成本，冬阳尽量自己做饭。一天中午，她下班后急忙跑回家给自己炒菜。给山药削皮时，她知道要避免触碰内瓤的黏液否则皮肤会发痒，但赶时间没太注意。那天中午，她的手开始剧烈地发痒。

冬阳突然觉得好难过。她想到自己小时候住在村里，也因为省钱要自己做饭，中午从学校回家在地里摘菜后急急忙忙地炒，“现在长大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她忍不住想，难道自己一辈子，就要这样生活下去？

30岁的她也几乎没有朋友。时常聊天的几个好友都在外地，在广州的社交生活则都围绕妹妹展开。这一年的周末，除了陪伴妹妹，她大多时间都在参加残障群体相关的培训和活动，跟妈妈和老师们打交道。2022年，在妹妹来广州前，冬阳曾买过一个单身青年周末出行的社群会员，想拓展一下社交圈，后来再也没有去过，没时间，也渐渐没了想法。她不再对属于自己的爱情抱有期望，秉持“不拒绝、不主动”的态度，有时觉得和妹妹在一起两个人生活也挺好。面试找工作时，她会告诉hr，自己是“单身主义者”。

她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围着妹妹打转的生活道路，但这并非她所想。最近一次蒸早餐，春月不小心摁到插座按钮，蒸笼没有通电。冬阳过去时，发现妹妹沉默地坐着。她问妹妹，怎么还不吃早餐？对面仍然不语。她一摸蒸笼，是冷的，开始有点生气。“你发现不通电，为什么不跟我说？你跟我说，我就会过来看看情况。”妹妹始终拉着脸，闷不吭声坐着。她感觉自己像在对着墙壁说话。

有时冬阳觉得，宁肯春月跟自己吵一架都好。一次情绪崩溃，她没忍住大声吼了妹妹，随后马上开始反思，告诉自己下次不要这样。她甚至开始理解父母为什么曾那样对待妹妹。有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好像和父母也没什么区别，也是那样不理智。

她意识到自己没法像基地中的老师那样，终日和颜悦色对着妹妹。带妹妹逃离老家只是因为“看不下去、迫不得已”，她不想让自己往后的生活都以妹妹为中心，也想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意义。

她想做点什么，不要让自己重复这样的生活。和三妹一起合租后，三妹和春月住在主卧，冬阳自己住在6平米的次卧。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买了纱帘，将自己参加活动时画的版画装裱起来挂在墙上，尝试重新建立和妹妹的关系，相互支持，也相互独立。

图 | 冬阳（左）和春月（右）在活动上画的版画

她也重新捡起7年前在妹妹婚礼上拍摄的那段影片，在朋友的帮助下尝试剪辑、写文案，提交了几个电影节基金的申请。此外，她还想写一些和妹妹无关的故事，备忘录里有一些电影剧本的场景和企划，关于自己的童年回忆。

过去的经历仍然郁结在她心中。她暂时没有经济能力寻求心理咨询的支持。广州残障家长组织曾给她介绍资源，提供了三次免费的心理资助。冬阳一说到自己的情况就哭，需要调整情绪，等一会儿才能继续说。说不出来的时候，她让咨询师去看关于她们姐妹的报道。

在近年讲述关于妹妹故事的时候，冬阳想起姐妹俩命运最重叠的地方，是老家的一条河流。在去小学的路上，她需要牵着妹妹的手，用十几分钟的时间，赤脚趟水渡河。

冬天河水冰冷，脱下鞋踩进水里时，冬阳感觉河水冰得像刀在割脚，上岸时已冻得没有知觉。夏天涨水，河流湍急。一天过河回家时，水涨到了冬阳的腰上。她一手拎着凉鞋，一手牵着妹妹，不小心被水流冲得跌倒下去。浑浊的河水漫上身体，恐怖袭来，她拼了命站起身来，确认自己和妹妹的安全。

一年四季，她们牵手一起过河，赤脚踩着河床的沙子，放学后，又翻过一座山回家。秋天时红叶遍山，冬阳记得自己曾和妹妹并排躺在草地看天空，也在退潮后的浅滩上用木棍画画。那是她至今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

有时她觉得自己的命运曾距离妹妹很近。乡村医疗资源匮乏，小学二年级时，冬阳有一天发高烧，早上睁开眼就看见天花板在旋转。奶奶叫醒六七岁的妹妹，让她赶紧陪姐姐去找隔壁村的乡村医生。冬阳走在路上快要跌倒，一路走走停停很久才到。

后来，她在村里每次遇到一位母亲，对方都要跟她讲：“要是我女儿没有烧成这样，她也跟你一样考上大学，出来工作了。”她的女儿只比冬阳小一岁，小时候留守在家发高烧没来得及赶到诊所，后来变成聋哑加智力残障人群。

冬阳从那时候开始感知到，自己和妹妹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在意识与物质同样贫瘠的乡村，她行差踏错一步，兴许也要留在老家，无法过上和妹妹不同的生活。

和妹妹命运分岔的时刻，是三年级开学的那天。那天姐妹俩照常牵手过了河、翻了山，一起去村小上学。冬阳坐在靠窗的位置，窗户靠着走廊，直对着校门口。她听见外面下了大雨，转头看窗外，发现妹妹春月捧着盒饭，坐在校门口的前廊，头发淋湿了。

妹妹因为读到二年级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开学当天被劝退，不能再进教室。上课铃打响的时候，她曾看见那个教数学的校长从窗外路过。一瞬间，她想喊住他让妹妹继续上学。

她犹豫许久，没有张口。妹妹从此再没踏进过教室。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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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