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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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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0 04: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爸在浦东,救命药在浦西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鹿今 人间theLivings  2022-04-18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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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真的不敢生病,药能续上,就是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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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我不是药神》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我注意到晚星,也是因为她4月8日的一条朋友圈:“现在有没有办法能打通外地到上海的物流啊!至少把快递恢复吧。现在我肝硬化老爹的抗病毒药快断了,我的哺乳期哮喘用药已经断了,娃的奶粉也快断了,自己还堵着奶,或者告诉我哪天恢复秩序也行,至少有个盼头。”

短短的一段话,她插入了好几个“苦涩”的表情包。

但一时半会儿,没人能准确回答她的问题,一切都如雾里看花,而她只能想办法“自救”。



1


晚星有慢性哮喘,常年吃一种名为“沐而畅(布地奈德吸入粉雾剂)”的药。按照她的原计划,是准备3月7日产后复查时再顺路去“国妇婴”边上的六院复诊配药的,后来疫情爆发,想着六院是综合医院,就想着过一两周疫情轻一点再去。

可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情况越来越严重,药越来越少。3月下旬,她发现自己的药只余不到5顿的量了,翻遍了家里,也没找出一点多余的“存货”。

这种售价100多元的处方药,并不是什么稀有药品,在京东大药房、阿里健康等电商平台都可以轻易买到。这药可以在哺乳期使用,这点对晚星来说至关重要——她的婴孩1月底出生,现在不足百天,靠母乳和奶粉混合喂养。

那天,浦西和浦东还没有分开封控,所住小区还没有完全封闭,晚星便开始疯狂找药:她在京东、美团、饿了么都做了缺货登记;并尝试使用上海互联网医院就诊拿药——这是上海市在疫情期间为了方便居民就医推行的就医平台,囊括了市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部分社会办医疗机构,全上海市已有76家医疗机构取得互联网医院资质。

“当时,在这个平台还可以找到像瑞金医院、中山医院这些医院在线诊疗的,但我这个药,却是到处都没有。”晚星说。

这个结果让她情绪紧张,几近崩溃的边缘。她的哮喘,不是急性,也不是重度,不发作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两样,可一旦发作,后果可能会超出想象——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在家哮喘发作,自救无效的情况下,求医延误病情,后抢救无效去世,晚星看了消息,不免有些心底发凉。

3月27日,上海市发布了以黄浦江为界线的浦东和浦西分批封控的措施。几经周折,赶在浦西封控的前一天(4月1日浦西正式封闭),托了一个在医院的朋友,晚星配到了一种叫“信可必(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II)”的药,丈夫忙匆匆驱车到医院,隔着栅栏取回来了。不过,两位医生朋友都建议她,如果要服用此药,最好停止母乳喂孩子。

“所以这个药,只能作为一个我的备选项。我权衡了一下利弊,暂时就把哮喘的药断掉了。”襁褓中的婴孩不到百天,“保住孩子的口粮”成了这个新手妈妈下意识的选择。

就在3月31日这一晚,晚星又看到一则本地新闻:浦东新区一位老人哮喘发作,用了气雾喷剂未好转,出现危险打了120,却因救治不及时,老人心跳骤停而死亡。晚星心惊肉跳,她甚至不太敢想,如果自己倒下了,孩子在缺少奶粉的情况下怎么办。她只能不断告诉自己,哮喘也是受情绪影响的,至少在药到手之前,尽量防止它发作。她开始刻意地丢开手机,少看负面信息,认真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吃好睡好奶好娃,调整心态,耐心尝试其他方案。

备选药就放在那里,晚星一直没吃。她每天盯着自己在网上买的外地货源的“沐而畅”有没有发货;密切关注着上海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数量,希望可以看到拐点,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2


晚星父亲住在浦东,先进入封控时段,区域封闭、足不出户。之后身处浦西的晚星,也被封闭在自己家中,不能出门。

4月7日是浦东全境封控的第11天。晚星接到父亲的求助,“他一直在吃的‘韦立得(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这个药,断掉了”。

晚星的父亲今年67岁,患有慢性乙肝,且已出现明显肝硬化指征,同时还患有II型糖尿病。“我爸基础疾病还是蛮多的,如果这个抗病毒的药断掉的话,对他来说其实风险比较大”。

她父亲手里的药所剩无几,从封控开始就已经将服用药量减半了;老人第一时间联系了一直帮他看病开药的医生,医生的回复是“医院停诊,药房没药”,老人也通过手机在自己的各种微信群里求助过,还上报了所属居委会和社区医院,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和回复。生性要强的他,在种种不得已之下,只好找到女儿开口求助。

“韦立得”是一种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药,2018年上市后,在次年1月便进入各大医院,也算是一种治疗乙肝的常见处方药了,平时一般医院有售,各大网上药店,部分门市药店也可以买到。

可疫情之下,一切都变了模样。晚星像之前给自己找药一样,先登陆了上海互联网医院平台,发现能在线诊疗的只剩青浦区的3家医院,没有一家是三甲。她又赶忙在线上咨询了几个医师朋友,都说,“没有‘韦立得’”。

这5个字,烧出了一把火,让晚星心急如焚,坐立难安。一位从医超过35年的肝病科医生曾告诉她,“韦立得”一般情况下患者不可以自己停药,尤其是有肝硬化的病人,如果自行停药,极有可能出现病情反复甚至加重的情况,非常危险。她这段时间看多了医院不接诊、病人求诊无门的消息,无比焦虑,“万一真的因为断药发生一些突发情况,很容易因为救治不及时而引发危急时刻”。

晚星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把亲人的状况推到那个地步,尽量不去动用医疗资源,“要保证这点,就必须给我爸把药续上”。

对晚星来说,找到“韦立得”成了悬在心口的利剑,是十万火急、必须达成之事;寻摸奶粉、团购抢菜、囤点物资,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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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星一遍一遍刷新上海互联网医院,在平台上那个专门“找药”的功能里,一遍一遍地输入“韦立得”3个字,按下回车,丈夫劝她歇一歇,她也不听。她期望可以搜到“漏网之鱼”,但没有任何结果。

她又在不同的微信群里求助,同学群、本地社区群、业主群、母婴群,甚至连一个学习书法的群也发了求助信息。

好些朋友都给她发来问候,分享给她各种各样“找药”的APP,或者问能否从外地买了寄给她。那两天,晚星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拿着发烫的手机,不断切换着各家APP,京东大药房、美团、叮当快药、饿了么……找得头晕眼花,“韦立得”这个词已经被输入法抓取,只用点击一下虚拟键盘上的“W”,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可还是没有本地库存的消息,“凡是能查的,我挨个儿查了一下,(这个药)要么就是送不到,要么就是没有货。外地的朋友能找到药,但快递进不来”。

最后,有个朋友给她支招——有些保险公司因为业务原因,会有不少药房的资源,可以试试看。

晚星沿着这条线,先找到母亲闺蜜的女儿敏姐,敏姐又找了她在银行工作的朋友王姐,终于让晚星联系上了保险公司医疗线上的朋友。那位朋友费了好大力气打听搜寻,才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药房有这个药的库存。

得到消息的晚星,似在黑夜中急行的人看到了一丝亮光。她赶忙要到药房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一个电话立刻追过去,问这个药现在急需,能不能卖,卖了之后怎么送?

药房负责人确认了,有库存,也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但同时遗憾地告诉她,现在他的药房不具备营业资格,他们正在申请当中,已按照上级单位要求写了承诺书,预计次日批复,“两天后再联系”。

这48小时成了晚星的煎熬时刻。她不敢干等着,仍旧不断地在各大平台上求助,登记信息。“我都记不得我登记了多少平台,填了多少表。反正能填的都填了,药还是没有消息。”好几次她在半睡半醒恍恍惚惚之间,以为手机上有了回复,但实际上,所有的求助都石沉大海。

捱到了4月9日,晚星得到的却是一个坏消息:那家药店的营业资格没有审核通过,原因是药房的执业药师被封控在家不能到岗,而药房只有药师上岗了才能得到营业资格。

“说来说去,就是他没办法把这个药卖给我了。”晚星说,“我当时就急哭了,几乎是恳求,和他商量,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先把药卖给我。”

晚星声泪俱下,向药房的负责人诉说了寻药无门的遭遇。

“情况非常紧急啊!”她一次次求药店的负责人,像濒死的人抓着海面上唯一的浮木。那人被她说得动摇了,只说特殊情况特殊办理,可以私下卖给她两盒“韦立得”,让病人先“续上药”,之后等药师来了之后再补开单子,填写出库信息。

晚星悬了好几天的心总算往下落了落,特别感激伸出援助之手的药房负责人。又在心里感叹,疫情艰难之下众生抱团取暖,即使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总还是会释放出深深的善意。



3


药的货源解决了,接下来她要想办法,把它从杨浦的药店送到浦东的父亲手里。

在“划江而封”之前,晚星从未想过,和父母之间一个互动,也要隔山隔水、山海难平。平日里,逢周末假日,他们小夫妻带着孩子开车过江去看老人,不过是几十分钟的路程。

可这次送药却遇上了大麻烦。晚星按照惯性思维,先是联系了闪送、叮咚、饿了么等几个平台的跑腿小哥,问了一圈,得到的答案都是“不行”。

“不是‘鸳鸯锅’式封控吗?浦西跟浦东是不通的。就算是这些跑腿小哥,最多也只能在黄浦江的一边儿行动。想要跨黄浦江,需要跨江的通行证,很难有这种。”晚星无奈地说。

她只好另想他法。

晚星听人说,现在能过江的,只有一些紧急车辆,比如警车,救护车以及运送救援物资的那些卡车。她想起丈夫有个同学是警察,便捉起电话打过去,询问有没有可能让警车把药带到对岸。对方回答是,现在警车不允许带非警务人员上车,但是送药这件事,也许需要视情况而定,建议找一下属地派出所民警问问。

晚星拿到父亲家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的联系方式,立马打了电话询问,派出所的人很无奈地说“不行”,他们也被封控在了原地,不能出去。

不过,接电话的民警把这件事转给了晚星父亲家所在地的社区民警。

“社区民警人挺好的,听了我们的事,表示很乐意帮忙,但她前两天正好送了一个确诊的人,自己还算‘密接’,也不能走动,她说可以帮忙找我爸家那边的居委会”。

民警的话说到这里,晚星也知道自己不能强求了。实际上,晚星对居委会能否提供准时、有效的帮助有些持怀疑态度——早在几天前,父亲自己找过居委会,反映过自己需要开药的事情,至今未曾得到回复;她也找自家所在的居委会询问,能不能自己开车过江去送药,得到的答复是:居委会最多能开到出门证,紧急情况下让人出小区,但至于出去之后很多路段封控设卡,能不能到达江对岸的目的地,就很难说了。

晚星决定绕回来,还是继续找警察。这次她把电话打到110的上海总台,跟他们反映了目前的情况,想问问紧急情况下,能否可让民警帮忙送一下药。110总台又按照辖区把这件事划给了浦东分局,分局又找了那个社区民警。

“绕了一圈,还是同一民警来联系我,她说现在也在联系居委会,但是居委会忙翻了,目前没有人反馈。”

病人在浦东,药在杨浦(浦西),一头不行换一头。晚星又找110总台,要到了杨浦区分局的电话,找到药房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说明情况,“那边的民警跟我说‘可以’,但是需要我爸家那边的居委会打一个电话给他们,来证明这个情况属实,确实‘非常紧急’,然后他们可以派出民警来帮忙送药”。晚星挂了电话,赶紧又找那个浦东的社区民警,请她转达居委会,做一个“电话证明”。

待居委会的人与药房那边的派出所民警联系,已经是下午了。核实过情况,派出所民警表示,下午5点半的时候他们派人去药房取药,“然后把药送到浦东我爸小区门口”。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做成了,但晚星一直等到下午6点,也没等到药房负责人把药送出的电话——她专门叮嘱了他,警察把药取走后,和自己说一声。

焦急中,晚星接到一个电话,来自药房所属辖区的派出所,电话对面换了一个民警,郑重地告诉她,他请示了领导,领导说他们不能跨辖区做这件事,除非“非常紧急的情况”。

好几天的折腾与无助,在这一刻爆发,晚星大声说:“这难道还不算‘非常紧急’的情况吗?如果我自己有办法解决用得着打110吗?找药找了好几天,费了那么大劲买到药了,又过不了江,我爸之前已把所吃的药减半了,现在直接断了,到时候万一压不住病毒,又是次生灾害,你再去找领导反映一下!”

晚星又如实告知了警察自己父亲的情况,什么病、什么药、断了会怎么样。过了大约一刻钟,那位民警又给晚星回了电话,说可以送药了,找她要了那个药房的联系电话,确认了在什么地方取药,送到什么地方。

大约20分钟之后,药就送到浦东了。

事后,晚星也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没控制住情绪,话说得重了一些,“电话挂掉,我也难过地哭了。主要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都无法想象,我爸因为断药有个三长两短,我又不在身边。”

“到了浦东,我爸也很感谢警察,他还送了他的一幅书法作品给那个跑腿的民警小哥,他说小哥笑得很开心。”晚星说,“‘有困难找警察’,这次是真的感谢警察叔叔。”



4


“没在现在上海,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难熬、多担心。”晚星向我诉说。

在为父亲找药的几天时间里,她捏着一颗忐忑的心,就担心父亲在断药这段时间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去医院看病极其不可控,唯一的子女还不在身边。

4月11日晚上,父亲吃上了从民警手中拿到的药,晚星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四五天夜不能寐、辗转翻腾的事情,犹如一块悬崖边摇摇欲坠的石头,东滚西碰,现在稳稳落在了地上。这下,她总算可以抱着刚学会抬头的孩子专心喂奶了。

她不免说起一个在上海人朋友圈广泛流传的图——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用了好几个重复句和感叹号跟大家分享,求大家疫情期间不要吃鱼,万一嗓子卡了鱼刺,大概率封在小区出不来,就算能出来,急诊的医生穿大白戴面罩,捂得亲妈都不认得,对鱼刺根本看不清、拔不出——而卡鱼刺严重的话,也是可以要命的。

“所以现在真的不敢生病,药能续上,就是救命了。”晚星说。

父亲的药续上了,晚星又开始操心孩子的吃饭问题——孩子是母乳和奶粉混合喂养,前阵子奶粉告急,丈夫想了各种办法,高价买了两桶,也不敢让孩子放开吃。“我们就想尽量让他吃母乳咯,这样我就不需要为奶粉发愁,现在各个资源都很紧张啊,咱们争取不给别人添麻烦。”

但小小的婴孩不由大人想法控制,“猫一天狗一天”也是常有的事儿。焦虑的那几天,晚星一边拼命地追奶,又因为焦虑的情绪和不当手法经常性堵奶。 

好在事情在逐渐向好,父亲的药拿到后,她自己的“沐而畅”也随着物流的恢复,在4月12日送达;很早之前给孩子预订的奶粉,物流进度在手机上也动起来了。

这3件事情都落实了,晚星就安心多了,说自己可以踏实睡一觉了。她调侃说,这几天自己创下了通话新纪录——虽然没有对着通话记录一个个数,但几天里接打了几十个电话肯定有的,还发了数不清的微信语音求助。

“事情要一样一样来嘛。”晚星的声音听起来恢复了一些活力。

家里的物资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晚星得到消息说14号会再发一批物资下来。13日晚上,有人在群里分享了一个“风水大师”的预测,说卦象显示,上海疫情拐点要到4月底才能到来。晚星不信这一套,她从新闻网站获知的消息是,上海首批防范区可以解封了,从上海前往南京、杭州和合肥的火车票已经售罄。

晚星说,解封后,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把延期的疫苗安排上,然后多多采购物资,给几位老人都匀一些备着;还要多备点药,“沐而畅”、“韦立得”……按战时标准来囤货。

“希望我们早日回到正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澜新



鹿 今

前媒体人,现为全职妈妈

&游戏行业兼职从业者

 楼主| 发表于 2022-4-20 05: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封控区农民工:我在上海,等着回家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田舍郎 人间theLivings  2022-04-18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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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最后几天,很多村子陆续解封,不断有工人回来上班,看样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马上就会恢复正常。我们哪里知道,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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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作者供图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1


2021年8月之前,我一直“隐居”在老家,那是一所废弃高中的家属楼。后来有人在此开办私立高中,我不得不搬家,找了几处房子都不满意,索性来到上海打工。

我先在一家工厂里做小时工,一个小时21块,干了6天觉得工资太低就辞了职。后经朋友介绍,我骑着新买的电动车跑了二百多里,去了浙江的一家服装厂。

厂里生意不好,12月初就放假了。天一冷,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大大降低,我无法骑车回上海,便又买了一块锂电池,打算等春暖花开时直接骑电动车回老家。但总闲着也不是事儿,逛了十来天,我又骑着电动车回到了上海。

我在嘉定区外冈镇葛隆村租了一间小房子,350元一个月,外面还有一小间用石棉瓦搭的小厨房。我打算安定下来,再继续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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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租的小房子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作者供图)

村里的房子低矮破旧,每当看到这些老房子,我总想起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所描写的100年前的老上海。

小说中的“我”和陈二妹租住的小房子,和我们这些打工者租住的房子似乎没什么两样,而陈二妹打工的卷烟厂和我很快就找到的工厂,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后来,我应聘到一家汽车天窗厂,也是做小时工。厂子占地几十亩,前面是3层楼,楼前有草坪和停车场,楼后是巨大的车间。工厂有8条生产线,各类工人加起来约摸上千。工资还可以,白班每小时25元,夜班每小时26元。如果过年不回家,还有1000元奖励。

1月28日,该回家过年的工人都走了。工厂每月5日发上个月的工资,这意味着如果想拿到春节加班奖励,必须要做到3月5日。

厂里把剩下的人集中到餐厅,先表演节目,后又组织了些游戏,提前庆祝新年。

到了3月初,我跟曹线长说自己做到周末就辞职。他挽留了几句,我执意要走,他也就同意了。

当时我如释重负,想着终于要结束这牢笼似的生活,重获自由了。结果还没到周末,上海的疫情就严重了起来,曹线长再次劝我:“你现在回老家要被隔离的,你真的决定现在回家吗?”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留下来再干几天,看看情况会怎么发展。



2


年前,工厂的生意非常好,每天都要加班,周末也不休息,年后忽然就闲了下来。

3月前两周,我还一直在上夜班,12日一早,曹线长忽然在工作群中通知:“双休两天,周一统一上白班,如有变化我会及时通知大家,请保持电话通畅。”之后,我们就每天只上8小时班了。

第二天一早,曹线长又在工作群里发问,让大家都去确认一下所在村或小区的封闭情况,如果有不能正常出行的,在群里反馈。工友们所在的村不一样,有的封2天,有的封7天,还有封半个月的。

他们大多数住在临镇,那里已经有确诊病例了。于是全线25人,只有我和老吴还能出去。中午,我去村中的小理发店理发,回到小屋刚躺下,曹线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让我立刻去上班。

我骑着电动车从小路走,刚出村口,就发现小路的限高栏下停了一辆卡车,路边还摆着两把椅子。有个老头坐在椅子上,说我现在可以出去,但晚上12点之前必须回来,因为12点之后就不允许进出了。

我拍下拦路的卡车发给曹线长,说不想去了。他说没关系,回不去可以住厂里。我又转去大路看了看,发现大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没人拦路,就觉得没多严重,晚上应该能回来,于是就没准备换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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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拦路的卡车(作者供图)

赶到厂里,温主管正在集合到厂工人,不到30个,只能开一条流水线。厂里一共有8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做的产品都不一样,每个岗位也不一样。我们这些拼凑起来的人大多数都是4线的,因此主管决定就开4线。如果生手忙不过来,就两个人做一个岗位。

那天从下午2:30上班,到晚上10点下班,吃晚饭扣半个小时,共计7个小时。可后来结账时,发现给大家的工时费都是9个小时——我们当时还想,这可能算是线长给我们的小小奖励吧。

下班后,大家还在开心,温主管却忽然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公司了,怕明天来不了。现在厂里还勉强能开一条生产线,万一再封几个人,那全厂就得停产了。

之后,温主管给我们每人发一条军绿色的睡袋,然后把男工们都带到三楼(4个女工在二楼),指给我们几个能睡的地方:一间很大的健身房,还有三间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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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公司大楼的三楼和车间是两个世界。

平时,车间里的工人从来不被允许来三楼。因为三楼是那些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安静、整洁、干净,他们都坐在电脑前办公。卫生间都是坐便器,小便自动冲水。而车间里则是没读过大学的人工作的地方,各种机器发出噪音,还有有毒的气体,所有人都是站着打螺丝、搬玻璃。卫生间是蹲坑,小便手动冲水。

这次进厂之前,大多数人都没带什么东西,有的甚至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大家只能站在水龙头前脱掉一只劳保鞋,把脚伸到水龙头下洗。洗完了,用擦手纸擦一下,穿回劳保鞋,再换另一只脚。为了祛除脚上的臭味,大家都用洗手液来洗脚。

这情景正好被一个在三楼工作的男白领看到了,他和另一个白领小声嘀咕:“天哪,你猜我看到什么了?车间里的工人居然用公司的洗手液洗脚,拿手在脚上搓完了又去挤洗手液。天哪,那个洗手液的瓶子我是再也不会去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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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去健身房看了看,里面睡了8个人。先去的抢到了一块瑜伽垫,后去的只能直接睡在地板上。我刚开始睡在会议室,里面有地毯,总共睡了六个人。我怕吵,就出去看了看,发现隔壁较小的另一个会议室一个人也没有,就搬了进去,找了一处还算干净的角落,把睡袋摊开。

人生第一次睡在会议室里,我没好意思脱衣服,直接钻进了睡袋。看了会手机,刚准备入睡,就又进来一个人,他说他睡在健身房,但那边睡的人打呼噜太响了,他睡不着,就搬了过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毫无睡意。后搬来的伙计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我想他应该听不见自己的呼噜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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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公司会议室和健身房打地铺(作者供图

又过了半个小时,仍旧是毫无睡意,我索性起来,去工位上搬了一把转椅,放到卫生间的门口,坐在那里看手机。整个三楼,只有卫生间的门口亮着灯。坐到凌晨三点,楼下有脚步声,一会儿,一个保安拿着手电上来查看了一圈,又下去了。我又回去躺了一会儿,还是没睡着。

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午我感觉非常难受,实在困得受不了,就在头上倒一点水,让冰凉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很多人都抱怨说昨晚没有睡好,有的只睡了2个小时,有的根本没睡着,只闭着眼睛躺了一夜。

3月14日晚上9点下班之后,大家都很想睡觉,可主管却告诉我们,谁都不许睡,马上要做核酸检测。一直等到10点医生才来,大家立刻排队去公司门口检测。

这是我第一次做核酸检测,之前的2年我一直在村里,从未出过远门。听有人说做核酸检测很难受,捅得想吐,未免有些忐忑。排队的时候,“大白”让我们先把检测码弄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弄,大白十分难以置信,他把我拉出队伍教我。

三十多个人,一会儿就检完了,比我想象的简单得多。



3


3月15号的晚上,有两个工人想回家住,温主管怕他们回去了出不来,不同意。可两人坚决要回,并向主管保证他们一定能回来。他们应该是知道进出村子的小路才敢这样说吧,主管劝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无奈放行。

第二天早上,两名工友果然在上班之前回到了厂里。温主管很高兴,为了激励工人的士气,说要给大家加工资:正式工按平时工资的1.5倍给,还有绩效奖励啥的;小时工也有同等的奖励,但具体多少并没说。

我和几个小伙子刚来应聘时,负责培训的人老是诱导我们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还向我们介绍正式工的种种好处,比如有社保,公司也不会随意辞退,万一疫情封城了也能拿到最低工资,还有生育补贴,假期也有工资。

但我们都不为所动——小时工的工资更高些,也比较自由,拿了工资想走就走,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正式工虽然有各种福利,但扣除杂七杂八的,每个小时只剩下十几块钱。小时工可以随时转成正式工,可正式工转成小时工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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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总是抱怨休息不好,温主管向上反映,公司领导决定让我们去住宾馆。晚上还给每人发了一箱很好吃的丑桔、饮料和零食。

下班后,我们几个人就乘坐4辆小车去了宾馆,宾馆门前的大街上照样人来人往,跟平常一样。住了两天,到了3月18日一早,得知宾馆所在的区域要封控,我们的宾馆也被征用作为“隔离宾馆”后,温主管急忙把大家叫起来,一起坐车“逃走了”。

听说加了工资,这天厂里又来了不少人,还有些工人是从已经封控的村子里偷跑出来的。听他们说小路没人管,只是车没办法开出来。到这一天,厂里已经能开三条生产线了。

早晨,我正在5线忙活,4线的一个工友垮着脸来告诉我们,新来的主管对他们说小时工不加钱,“还说别人都封在家里,我们在这儿有吃有喝,还能拿工资,已经比那些封在家里的人好多了。要想加钱就从小时工转成正式工,而他们都不想转。”

我们立刻不干了,3条生产线停止运转了,20多个小时工围着新主管,质问他为什么公司说话不算数?如果不加钱就早说,每天在公司睡地板,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容易吗?

那个主管只好说:“你们先回去生产,让我们商量一下,到吃晚饭时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有句话那个工友说得没错,这家厂的伙食还是挺不错的,是我打工多年吃的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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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厂的伙食(作者供图

我旁边的小伙子是97年的,和我是老乡,也是小时工。他干活儿挺快,最近这几天他听说小时工加钱,干得还挺卖力,现在一听不加钱了,立刻就像泻了气的皮球,流水线的后面很快就空了。

5线线长封在家里,管理我们的是8线线长,他也觉得公司做得过分,并不催促我们,而是跟我们一起聊天。就这样做到晚饭时间,主管叫小时工上3楼的会议室。人都到齐之后,一个女主管开始讲话,说这段时间大家为了保订单辛苦了,晚上都睡在地板上,可能都睡得不太好……女主管讲了一堆好话,然后又说已经向公司领导请示了,可以给加工资,“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一个小伙子说:“就按你们最初说的,按平时工资的1.5倍。平时是25一个小时,现在就是37.5一个小时。”

女主管问:“你们都同意吗?同意的举手。”

我们都说同意,并举起了手。旁边一个男主管拍了照,说以后不许反悔。大家没想到这么顺利,兴高采烈地跑去餐厅吃饭了。晚上,大家干活儿也快了。97年的小伙儿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地干。

8线线长模仿他吃晚饭之前干活的样子,“25块钱一个小时你像这样干,半死不活的。”然后又模仿他现在干活的样子,“37块5一个小时你他妈跟充了电一样,这样看钱真是好东西,以后干脆叫你‘37块5’算了。”

小伙子也笑了:“那是,别的方面你随便开玩笑,钱的方面不要跟我开玩笑,一家子等着我挣钱吃饭呢!”



4


“37块5”也住在葛隆村,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3月23号的晚上,我们得知葛隆村已经解封,只要去村委会办一张通行证就能正常出入。“37块5”毫不犹豫地回去了,我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担心出入证不好办。万一办不下来,还得回到厂里。而电动车已经10天没充电了,怕是没法再跑一个来回。

可我的胡子已经10天没刮了,胡子长得粗硬浓密。我每天戴口罩主要不是防病毒,而是遮住胡子。想来想去,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去一趟。

我骑着电动车飞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有一种鸟儿飞出牢笼的快感。葛隆村的6个出口封了5个,只有村委会旁的一个出口可以进入。出口旁站着3个老年志愿者,让我去村委会办出入证。村委会的一位女士只看了我的核酸检测结果,马上就开了出入证,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出乎意料的顺利。

我打开阴暗破旧的小屋,开开灯,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我终于回来了。十多天前买的梨和桔子还好好的,我吃了几个,然后洗脸刮胡子,把换洗衣服找出来。

该办的事都办了,我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就走,疫情期间朝令夕改是常有的事儿,万一明天早上出不去了咋办?但我太累了,还是决定睡一觉,明早再走。被子虽然有些霉味儿,但仍比睡在公司的地板上好多了。

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我就出门了,很顺利地出村。路上只有很少的车,也没几个行人。往日我骑车上班时,路上的电动车流像非洲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一样多,可今天只有我一个。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远处的路边居然还睡着一个流浪汉。走近了才看出来不是流浪汉,而是看守被封村庄的志愿者。他应该在这里坐了一夜,下身裹在睡袋里,坐在那里弯着腰看手机,身后还放着一瓶水,就像三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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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路边休息(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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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主管又让我们去住宾馆,好好休息一下,明晚开始上夜班。

这次找的宾馆好一些,仍是双人间,我拍了张宾馆的照片发在工作群里,有工友很羡慕地说:“现在厂里竟然住这么好了?”他们也很想来上班,可惜都被封住了。

我看窗子外面是亮的,打开窗帘一看,原来是假窗子,外面是一道一尺来宽的空间,上面装了一盏日光灯。我去工友们的房间看了看,全是这样设计的。想在大城市住一间带窗子的房间竟然如此之难,对比自己之前“隐居”的高中家属楼,南北通透,阳台外面就是田野和河流,一眼可以看出去几公里远,真是太奢侈了。

第二天早上,我想出去吃早饭,外面下着大雨。问前台,伞全被借走了。大堂里有沙发有书架,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后来又有几个工人下来了,大家就给主管打电话,问午饭怎么解决,主管说他考虑考虑。

我饿得不行,就去一间地下超市买了一桶泡面和一根火腿,回到宾馆泡着吃。等到中午,主管派人送来一箱方便面,每人分了一桶。傍晚6点多大家坐车回厂里上夜班,给我们留的晚饭放在保安室里。

和我搭班的男人是个小个子,瘦瘦的,一张黄脸,眼角都是皱纹,脑门秃得发亮,看上去应该有40来岁了,一问居然是90年生人。他是正式工,已经在这里做6年多了。我问他怎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说:“我之前也干过好几个厂,条件都差不多,换来换去还挣不到钱,最后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了。”

尽管已经做了好几年,他仍旧没能适应夜班。凌晨3点之后,我并不感觉太累,就是困,有些轻微犯恶心。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困,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就会坐下来趴在胳膊上睡。

我对面的小个子又困又累,一直在咬牙强撑着,已经有些犯迷糊了。我俩的工作是先拿一根橡胶条装上,再装两块玻璃。天窗流下来,橡胶条还没装,他却去搬玻璃。经我提醒,他尴尬地笑笑说:“我快撑不住了,难受得要命,怎么还不吃早饭呀?”

我说现在就是有早饭也吃不进去,他说:“我也吃不了多少,但起码可以歇半个小时,我没一点儿力气了。”

平时夜班我们都是5点吃早饭,可由于疫情的原因,迟迟不见早饭送来,大家都开始抱怨,说饿了没力气。主管拿来一箱小点心,我们每人分了两块,吃过之后,感觉不太困了。

直到7点钟,早饭才送来。每人3个包子,枚煮鸡蛋,一小碗稀饭。看没人管,有人就开始多拿鸡蛋,后来的人没有鸡蛋吃,只能吃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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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8点下班之后,我没去宾馆。

以前我们去宾馆都是坐主管的车,觉得理所当然。这几天只能坐工友的车,大家都是萍水相逢,没什么感情,就有工友向坐他车的人每人收10块钱。我坐的这辆车的工友倒是没说收钱,但老抱怨油费贵,明天他就不带人了。再说了,去宾馆来回要花近一个小时,还没有饭吃,我决定还在公司睡地板。

我去会议室,他们上白班的人刚起来不久,屋里一股脚臭味儿。会议室没有窗户,无法通风透气。我又在三楼各处看了看,发现东头的小图书室不错。

图书室里住着两个上白班的工人,他们已经走了,窗户大开着,没有任何异味儿。我忙把睡袋搬了过来。插上门,关好窗户,从书架上抽了本书,翻了几页,很快就睡着了。

连着上几天夜班,已经习惯了。想着别的工人封在家里,每天吃喝都成问题,而我们住在厂里有吃有喝,每天挣400多块钱,还能经常领到些水果、零食之类的小东西,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5


很多村子陆续解封,不断有工人回来上班,看样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可我们哪里知道,最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三月的最后几天,有人传言说干到月底就放假,只留二十几个老工人。上海市政府的文件下来了,上海要封城,以黄浦江为界,浦东浦西各封5天,我们浦西从1号封到5号。

到3月31号的早上,确定传言属实,我们要放假回家了。小时工回家之后不再有一分钱的工资。正式工哪怕一天班不上,仍旧可以拿到两千多块的最低工资。但正式工这一年所有的假期也都扣完了,绩效奖励啥的也会减少。

而且,我们也没听说哪个工厂要裁员,因为几乎每个工厂都积压了不少订单,急等着开工。工作群里,线长经常追问哪个村解封了。

早上7点左右,我们还没下夜班,上白班的已经来了。有个上白班的男人说,隔离的时候政府会发物资的,“37块5”和他对面的小伙子不相信,两个人还和他争吵了一会儿,说政府不可能给打工的人发物资。

那天下班后,很多人都把睡袋带走了,我没要,留在公司的小图书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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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进村后再出来不方便,我打算先去菜市场买点菜。

菜市场门口有几个工作人员看核酸检测报告、测体温。里面人很多,菜品也还算丰富,就是价格比平时贵些,猪肉22元、青椒14元、鸡蛋7元、土豆5元、蒜苗8元一斤。

想着家里还有一块腊肉,4斤面条,我就只买了1斤青椒、3斤鸡蛋、1斤蒜苗,想着这些东西足够我吃5天了。再说来的时候我也没打算在上海长待,也就没有买冰箱,东西买多了也没处放。

连上了几天夜班,夜里睡不着,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天刚亮我就饿醒了。吃夜饭习惯了,这一夜没吃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我忙起床去村头的小吃店,发现小店还在营业,忙进去要了一碗热干面,两根油条。一共8块钱,吃得饱饱的,真舒服。

我问店主这几天都营业吗?她说营业呀,食材她都准备好了。我放心了,说早知道自己就啥也不买了,在她的店里吃就挺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又兴冲冲地跑去吃饭,发现店门已经封了,只得回家煮面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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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下午两点多,村委会的大姐挨家挨户发“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领用券”。又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在喊物资到了,就随大家一起去村中老街排队领取。

我不清楚上海别的地方怎么样,但在葛隆村,外地人和本地人没有区别,每户不论家里有几个人,领到的也都是一样的:2根莴笋、5个土豆、4个西红柿、5棵小白菜、3盒牛奶、1只鸭子。有不少人都把领到的物资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发到抖音,说些感谢政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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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政府发的物资(作者供图

4月3日的上午,每户发了5个苹果;4月6日下午,发了4包中药液、2小袋连花清瘟颗粒,我领回来就扔在桌子上,一包也没喝;4月8日下午,每户领一包青菜,有3棵生菜、4根黄瓜、十几棵上海青;4月9日的晚上,我们领到了2斤五花肉;4月10日的上午,我们又领到了防疫服务包:4枚桔子、10支抗原试剂、2盒连花清瘟胶囊、20个口罩,以及一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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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领到的莲花清瘟和4个橘子(作者供图



6


到这一天,葛隆村已经有好几个阳性感染者了,有大白来把他们拉走,密接者居家隔离。房子周围拉着隔离带,门口放着专用的垃圾桶。我们这些没感染的人也不觉得害怕,去村口核酸检测路过他们门口时,还有人伸着脖子往里看看。

按要求,封控区所有人要足不出户,但实际上完全办不到。

葛隆村里的本地人大多是农民,靠种地和收租为生。除了房子值些钱,他们本身也并不太富裕。外来的租户大多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两口子,甚至有两口子带一个小娃的,只租着不足10平方的小屋,屋里当然没有卫生间。

有很多本地人家里也没有卫生间,他们每家都有一到两个用来方便的小木桶,上面有盖子,肚子鼓鼓的,形似罂粟的果壳。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把小木桶提出去摆在门口。有两个本地口音的女人拉着铁架子车,边走边把小木桶提上车。一层摆满了,上面再摞上一层,拉到公厕去倒掉,用竹刷子清洗干净,再拉回来摆到原来的地方。

她们应该是多年干这个,哪个木桶是谁家的都分得很清。可能是为了散味儿,有些木桶会敞着盖子摆在门口,好几个小时都不收回去。

这边有很多农村都是这样做,也算是上海独特的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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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收马桶的女人(作者供图

外地人大多没有马桶,也有少数人买了红色的塑料马桶。但这种马桶是没人帮忙倒的,要自己提去公厕。有人不想跑路,就直接倒在小河里,再在河边清洗干净。我一直不理解,这种小河居然还有人在里面洗衣服。

还有的人半夜想方便了,不想穿着内衣往公厕跑,就在阴暗的角落里大小便。于是经常会在房角处见到这样的标语——

“禁止在此大小便!”

“在此大小便死全家!”

这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这样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到足不出户的,因此也没人管,大家都可以在村子里到处走。村中的小河边有很多人在钓鱼,我亲眼看见一个小伙子钓起一条3斤多的鲤鱼。

村中还有不少菜地,看着菜地,我想起罗翔老师的话:人在快饿死的时候是可以吃大熊猫吃老虎的,这不犯法,这叫紧急避险。我总会想,那如果我们这些租户快饿死的时候,来拔几棵菜吃,算不算紧急避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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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西南头有个小公园,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有一天,我带了本书坐在长椅上看,却看不进去,总想出去。我去公园边的围栏查看了一下,发现围栏很简陋,很容易就能翻出去,有的地方明显有人翻过。翻过去走几十米就是大马路。往日大马路上车流如水,现在静悄悄的,一辆车也没有。

村子的东南头是葛隆菜市场,菜市场和村子之间也有围栏。菜市场的小贩把自家的手机号码和商品种类写在泡沫板上,挂在围栏上。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就打电话,小贩很快就会把东西送过来。每天都有不少人站在围栏两边进行交易,村委会的人也没有进行干涉。因为政府发的物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如果不许交易,他们就得提供更多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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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围栏上,全是附近小贩的售卖信息(作者供图

4月8日,我在此买了50元猪肉(22元一斤)、两袋面条(19.6元)、20元鸡蛋(7元一斤);12日,我又在此购买了10斤大米(3.5元一斤)、2斤粉条(8元一斤)、1.8升油(40元)、1袋调料,一共100元。比平时贵一些,但也可以接受。

村中的村民也会出售自己种植的青菜,韭菜5元一把,莴笋5元3棵,也不算贵。所以就物资来说,我们暂时不太缺乏,但如果一直封控下去就不好说了。

网购已经完全停止了,我没能在网上买到过任何东西。村里建了一个团购群,但我一次也没参加过。听说有快递员一天能挣上万块,但自封控以来,我就没见过一个快递员。现在快递也不是谁想送就能送的,不然也不可能挣到那么多。



7


从4月6日开始,就不断有人在葛隆村民群里追问,什么时候才能解封。

“说到6号解封,就没有准备多少菜,现在没菜吃了。”

群主——也就是村委的人说:“村里不断有阳性感染者,怎么解封?”

有村民追问:“本村不是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吗?为啥还有这么多感染的?是不是翻墙进来的?村里总得给我们广大村民解释一下,搞得我们现在很恐慌,也很害怕,有什么办法可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想控制除非全部在家封闭管理,足不出户。”

“咋能做到足不出户?我天天看见一群人在河边钓鱼。”

“钓鱼咋啦?我们一不扎堆二不聚集。”

“那上厕所咋办?屋里又没有厕所。”

“公厕脏得很,也没人打扫没人消毒。”

这时候群主才说:“我们会派人去打扫消毒的。”

有村民发了一张动图,一个男人左手端着一大碗土,右手拿着筷子往嘴里扒拉。说:“再不解封我只有吃土了。”

有村民说:“早点睡吧,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也没用,这不是你我能解决的事儿。管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群里安静了一会儿,又有人冒出来说:“听说葛隆又有人中奖了?妈的,解封遥遥无期了。”

片警立刻出来发言:“不信谣不传谣,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大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几天前,我房子对面的两个男人大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第二天,我房子后面的两口子又吵了起来。每个人都好似憋着一肚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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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一早,我收到了厂里发的物资:30枚鸡蛋,3斤多猪肉,2根莴笋,3根青茄子,3根紫茄子,3根西葫芦,3棵生菜,1棵花菜,17棵上海青。

很多工厂都不会给工人发物资,更何况我们只是小时工。我们工厂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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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工厂发给工人的物资(作者供图

根据上海小区疫情速查小程序得知,葛隆村目前仍属于最严格的封控区,最近的阳性确诊日期是4月8日,预测解封日期是4月22日。但如果22日之前再有确诊,解封日期还得往后顺延,所以具体哪一天能解封仍不确定。

就像新闻里说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澜新



田 舍 郎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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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0 05: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当邻居们听到我的痛哭之后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小石头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0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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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仅仅是我身边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全部上海人。

我写下这些,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不要怕示弱,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呼救;不要觉得自己无关紧要,会占用公共资源。生而为人,我们本身就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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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公主小屋》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工作和生活,今年正好是第10个年头。一个月前,3月14日,在接到公司居家办公通知后,我的内心还小小雀跃了一下——起码不用早上爬起来挤地铁了。当时的我,完全意识不到,接下来一个月,我和家人、朋友、同事们,以及整个上海,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现在,我公婆已经进了方舱,婆婆之前在他们居住的小区连续做了一周的志愿者;我的先生L桑跟我一起居家了26天,几天前因为特殊工种的需要,被公司召回到工作岗位上“闭环管理”;我的几位朋友、同事在各自的小区当起了团长,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比如教会了老奶奶用手机下单;而我,一个从来没有主动跟邻居打过招呼的人,竟然开始在家门口“无接触摆摊儿”,为楼里的邻居们提供免费咖啡。

过去的一周里,我陆续收到了本楼邻居们放在我家门口的奶制品、水果和面包甜点若干。就在打开这个文档之前,我刚被5楼邻居投喂了他们家自己做的韭菜盒子。

我并没有什么基础疾病,也不属于需要被特殊照顾的群体,所有的这些,都不过是源于我一开始在邻里社群里“人设”的建立……

故事要从那天晚上我的“嚎啕大哭”讲起。



1


4月7日,是我和L桑在家被封控的第26天。

晚饭后,他已经把行李打包好了,他们公司刚刚申请到了“通行证”,后勤部门找好了“闭环管理”的酒店,防疫配套物资也到位了,L桑要“出去”工作了。这意味着,直到疫情结束,我们俩都不会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我的猫四喜。

就在这天早些时候,网上流传着一只小柯基狗被穿防护服的人员活活打死的视频,朋友圈里的爱宠人士都非常愤怒,大家分享着宠物互助和转运攻略。

大概是我快1个月没出门了,大概是我的“狱友”先于我离开,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刑期”,大概就是因为那条无法接受的新闻……在L桑临出门之际,我忍不住在厨房嚎啕大哭起来。

现在想想,我其实也很难明确地讲出,自己哭的究竟是什么。但为了给自己的情绪失控找个台阶,我对着L桑说:“如果我也被隔离了,四喜怎么办?它得吃那么多东西,还那么顽皮……谁会愿意照顾它呢?”

这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一时半会儿没有答案。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场深夜嚎哭,已然引发邻居们的无限好奇。

最先听到的人是隔壁楼A栋同楼层的邻居。TA应该是吓坏了,赶紧把这个事儿发到了“小区志愿者群”——封控之初,很多楼栋因为有“密接”,按照防疫规定需要“足不出户”,因此,足“能”出户的居民们自发组织了“志愿者群”,帮助小区居民运送物资——从小区门口运到每栋楼的楼下,再通知大家错峰下来拿,而这个群里几乎囊括了每栋楼的积极分子。

这位好心人在群里的原话是这样的:“刚隔壁B栋大概三楼四楼的样子,听到女生的嚎啕大哭,说没有吃的怎么办……有B栋楼的朋友可以去关心一下,了解一下。”

于是聊天截图很快被转到了B栋居民群,我毫无意外地被大家@了:“你听到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装死”到底的。可因为大家都没有听到,反而更加好奇,都有股不找到哭声誓不罢休的劲头。

于是,虽然“社死”,但我还是承认了,并且不得不再度搬出那个似乎是唯一算得上理由的理由:“我怕我如果被隔离了,猫没人照顾……”

很快,15楼的邻居就晒出了自己的两只猫,说:“别担心,如果有意外,我帮你照顾。”接着,B栋楼的邻居们都开始晒猫猫狗狗,并许下了“守护彼此的猫猫狗狗”的誓言。

好暖。

我激动地把这件事发了朋友圈,结果更多人知道我哭了,虽然不是很光彩,但“一哭成名”的我竟然成了“团宠”,隔三差五被邻居关怀——而眼下,投喂就是大家表达关怀的最豪爽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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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擅厨艺,自从封控开始,全靠速冻食品和挂面、泡面支撑,蔬菜清炒和水煮也还能勉强对付一下,肉类本来存量就不多,偶尔才舍得拿出一块冻肉打打牙祭。中间有一周,连蔬菜和肉类都不好买。每天定闹钟,数着秒抢东西。那天,我们正好抢到一盒鲜鸡肉,我高兴坏了,晚些时候,L桑又说要离开了,我双重欢喜——毕竟,我能够独享这盘鸡肉——哪怕只放盐胡乱一炒也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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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有青菜的奢侈午饭(作者供图)

因此我最能共情的,就是那些家里连锅子都没有的人。封控了一两周后,他们在群里借锅、借刀、借调味料……场面一度十分悲壮。

很多不在上海的朋友,总是问我地址是什么,要给我寄一点吃的。可是事实上,快递早不通了,起码嘉定这里这一个月就没有通过。政府发的以及我们能够团购的,仅仅是蔬菜、肉类、蛋,一部分水果、生米和面。对不会做饭的家庭来说,确实难以为继。

上周的某天,某电商开始直播,号称即将打开运力,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给我发了直播连接,生怕我错过。我和上海的朋友们,带着过大年的心情,都或多或少下到了单(并不是所有食物都能抢到)。然而几天后,大家又只能一起声讨这个说话不算的“渣男”了。

而如今,我却能在邻居的投喂下,好好奢侈一番——

5楼邻居是投喂我的大户。她总说家里吃的东西囤太多了,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反正有的是时间,一会儿烤红豆面包,一会儿自制凉皮儿,一会儿弄点油炸馅儿食……眼下,能吃到以上这些美食,简直是奢侈中的奢侈。



2


自从“一哭成名”之后,我总想着不能一直只接受别人的好,而自己什么都不做——是的,我也是要脸的。

邻居们在群里借的葱姜蒜、牙膏洗发水、常用药之类的,我一个都没有。除了抢菜群、预定猫粮群、团购群,我一直默默关注着我们的B栋楼居民群。很快,就有一些细微的发现——

首先,很多团购消息一发,一些邻居总会额外地说一句,“记着问问1楼要不要。”原来,1楼邻居是位独居老人,不怎么使用手机,所以有心的邻居总会格外关照;其次,我们的楼长会分包一些工作给大家,比如一起去领政府救济,招募志愿者去维持核酸秩序,组装分散的抗原试剂等等。我设置了“关注楼长”,也开始举手干这些事。

而我在群内“潜伏”的终极目标,是找到自己能帮上忙的需求,盯了两天才终于知道了——咖啡啊!大家都要喝咖啡续命的啊——对于我们B栋楼来说,我终于不再是个“废人”了。

我立即在群里说,家里有咖啡机和咖啡豆,咖啡告急的朋友可以将杯子放在我的门口。大家客客气气地称赞了一番,但事实上并无人响应。毕竟很麻烦,送杯子取杯子,怎么也需要两趟。

于是,我开始构思一套“无接触”且更容易操作的送咖啡流程。受到邻居送吃的用保鲜袋的启发,我首先要搞到干净的能承热的咖啡纸杯。

我试着拨通了小区附近“全家”便利店的电话,意外的是,居然有位小姐姐还在岗位上。我说明了“想要咖啡杯不要咖啡”后,小姐姐犯了难,流程上根本没有办法这样操作。可是,她却主动提出要帮我想办法。几分钟后,我就买到了关东煮的纸杯。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小姐姐,作为一线员工,这么小的事情,本可以直接拒绝我的,可她却能感同身受我们此刻的需要,愿意打破常规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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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纸杯后,我正式开始运营了。我用手机App简易做了个海报,吉祥物当然是我的四喜。流程是“大家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用群接龙的方式下单”,一周为大家提供三到四次,每次差不多能送出12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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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喜咖啡”的自制海报(作者供图)

因为家里断奶好久了,刚开始,“四喜咖啡”只能做美式咖啡。没想到,小店一开张,就有了楼栋里的“燕麦奶大佬”和“鲜牛奶大亨”邻居加盟。他们都说,要伴我“做大做强”。因此,我立即推出了燕麦拿铁和鲜牛奶拿铁——实践证明,燕麦奶拿铁果然更受欢迎一些——我不成熟的打泡技术在短时间内有了进阶,小店收获了第一波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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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门口的“自助取咖啡台”(作者供图)

我兴奋地把这些好评截图发给住在酒店的L桑,和他一起分享。L桑每天穿着白色防护服外出,晚上回到酒店吃着冷饭菜和火腿肠,他的工作是去拍摄方舱出院、运送物资,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事真的存在。他告诉我,最近还去拍了一家口腔医院,医院门口搭了一个大棚,专门给没有48小时核酸的人看口腔急诊。这个应对倒是有点幽默——没有核酸不能进医院,那么就在医院外看病不就好了?可惜,这样灵活的方式没办法适用所有的医院和科室。

而在家里的我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后,睡眠终于也好了,白天站立一个半小时集中注意力做咖啡,等于变相运动,晚上筋疲力竭,哪怕看了新闻和朋友圈又胸闷了,也会快速睡着。

这大概就是心理医生们会强调居家生活一定要运动的原因吧。



3


本以为专注咖啡事业能让我顺利度过封控期,本以为少看点社会新闻心情会好一点。很快,我和L桑就接到了L桑父母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的电话,疾控中心告诉他们,他们的核酸结果为阳性,需要去方舱隔离。

爸爸今年66岁,妈妈64岁。这些天妈妈一直是他们小区的志愿者。几天前,爸爸发了妈妈穿着防护服、带着透明面罩的照片,说:“这应该是小区里最美的志愿者了吧。”

“最美志愿者”被排了整整一周的班,每天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传达居委会通知、发放物资(包括抗原检测试剂),在核检的时候,还要负责核对住户信息、维护秩序。不巧的是,爸妈所居住的楼栋,很快有了新冠阳性感染者。

这些事情,也是爸妈在确诊之后才一股脑告诉我们的,他们怕我们跟着担心。爸妈先后出现了发热症状,浑身无力,自己测抗原,结果异常。报告之后,大白上门核酸,两个人都是阳性。

当他们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时,发热症状已经消失。用妈妈的话说:“前三天,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整个人往下沉,连咖啡都不想吃。到了第四天,居然好了。我不仅想吃咖啡,还想吃零食。” 

可既然他们的发热症状已经消失,那么是否可以申请复测核酸呢?如果核酸是阴性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去方舱隔离了呢?网上看到很多方舱是临时征用别的场地改的,大部分方舱不能洗澡,有的甚至因为启用匆忙,连床垫都没有配置到位。既然资源这么紧张,如果爸妈已经康复,且能严格“足不出户”,是不是就不需要占用公共资源了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四处询问有过方舱隔离经验的朋友,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旦测试为阳性,那么就无法复测,一定要先去方舱隔离。最后,我发了朋友圈,想询问见多识广的朋友们,是否能申请到阳性转阴的居家隔离。

很快,一位在北京的朋友联系到了我,出乎意料的是,她完全没有理解我朋友圈的意图,以为我是希望父母能够尽快被安排进方舱。为此,还问我要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帮忙呼吁一下“快点进方舱”的诉求。

我非常感谢她,但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很多身边的朋友会感叹,已经无法和沪外的朋友交流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最简单的,一句话能快速激怒一个此刻身处上海的人——“反正你最近没什么事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

殊不知现在的我们,哪有“需要打发的空闲时间”?

比如,核酸是不定时的,叫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出现。我的朋友小J半夜2点被叫去做核酸,她3分钟爬起来火速出门。但那天她非常生气,因为排队了半天,系统崩了,最后核酸也没有做成。她忿忿,她自己是个年轻人也就算了,那些一起排队的老人真的被折腾死了。

其次,现在确实能抢到、团到东西,但前提是你要付出非常大的专注力去看不同的信息,研究不同的货源,学习不同的下单方式。好不容易买到了,可能发不了货,好不容易货到了,可能肉已经馊了。

而居家办公时间久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反而因为条件不便增大了,并没有真正减少。

当然,如果只有以上状态,那么还是幸运的。一个有两个孩子的邻居,有天在B栋楼的群里编了一个顺口溜:“老大上课,老二闹,早上抢菜,半夜团”。这句话还没有囊括她每天要正常工作,还要给孩子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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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我公婆,他们在家等了两天,还是被接去了方舱,他们觉得这样也好,“不会影响邻居们解封的时间了”。

他们是4月10日凌晨00:30上的车,1:15分就到了——谢天谢地,没有通宵等待——是的,我们的标准已经降低成这种程度了。

他们去的方舱点是最新启用的,有3层楼,2楼女性,3楼男性,1楼是家属混住区。他们被安排在1楼。这一层,有很多带小孩的家庭,包括一对3岁的双胞胎,和一个未满1周岁的婴儿。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床垫这件事,我是通过照片看出来的。他们只拿到了一个睡袋,直接睡在木床板上。当L桑说要想办法去送被子、垫子的时候,他们说,大白说了,第二天就会发床垫的,让我们不要担心,结果又等了两天都没发,床垫是第四天才到位的。

“他们好累,在睡觉,不忍心打扰他们问东问西。”相信这是多数老百姓的心态,所以,哪怕再不习惯,他们也忍着,学习直接睡硬板床。好在一日三餐还可以,外面也有出去透气的空间,妈妈很快调整好状态,每天做健身操,第二天,就带了“两个学生”一起。

据说两次核酸为阴就能出去,本来第二天要做核酸的,但医生做了一半中暑不舒服,就没有继续。又等了两天,在他们入方舱的第五天,才做了第一次核酸。看来,“一周就能回家”的梦想也只能是梦想了。

已经没什么症状的爸妈试着在方舱内为“邻居们”做点事。妈妈带着针线,帮助了方舱内一位脚有残疾的老爷叔,钉了裤扣,解决了他的小烦恼;爸爸负责帮助隔壁床一位成都大姐核酸采样时,提供健康云二维码。因为大姐不会用微信,她的女儿隔离在方舱二楼,他们就约定,核酸检测时,大姐女儿把二维码微信发给爸爸。

总之,他们身体好的人,在方舱也是“志愿者”。



4


每天,公婆除了直播生活状况,还会在微信群告诉我和L桑,一定要注意防护,不要感染。妈妈说:“病没有想象的可怕,但这种住进来后,不知道‘底’在哪里的味道不好受。”

确实,现在所有被封控在家的人,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出去。

小区要连续14天没有阳性感染者,才会被划入“防范区”。但我们被封控了30天了,一直不断有阳性,今天又有一例。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状况,我们还有14天可以进入“防范区”,而现阶段的“防范区”,是鼓励不要出小区。

所以,没人知道,我们的“底”在哪里。

在这种“心里没底”的日子,“四喜咖啡”店已成为B栋楼的精神小店了,每天排队核酸的时候,很多不认识的邻居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有邻居还送给我一瓶豆子,担心我断豆了;有的人密切帮我关注咖啡豆的团购,毕竟,之前这个东西被划入“非必需品”,如果发起团购,会遭到其他人的白眼。

我的一位在韩国人聚居区域生活的朋友,之前一直帮着韩国邻居们团购泡菜。但他们的楼长十分不解,还专门打电话责问:“你怎么能帮着外国人团购‘非必需品’呢?”好在我的朋友做了完美的回怼,她在楼长团购旺旺仙贝的时候,在大群里@楼长说:“看来楼长不吃旺旺仙贝能饿死。”

虽然偶有理念上的不和、口角上的摩擦,但我们现在能依靠的,确实只有近邻了。

我的另一个朋友属于第一批“解封”的那群人,解封后发了一条朋友圈,讲述了他们小区正在发生的故事:

“楼里一位妈妈发出了求救,家里的狗子伤了孩子,孩子口腔受伤,满地血,需要大家帮忙给出指引信息。她第一时间打了120,结果可想而知,作为解封小区(只能自己去),她不会开车(公共交通、出租车没有恢复)。面对并不那么安全的医院,群里另一位妈妈第一时间回复并直接冲下楼发动车等她,剩下的邻居纷纷提醒拿医保卡、身份证、口罩、抗原、消毒酒精、雨伞、鞋套,帮忙打电话给居委报备,提供各类专业知识以解除恐慌。(他们)根据指引去了三家医院未果,回来等待确切信息后再次出发。群里此起彼伏的声音,却一点也不因多而眼花。”

“上海,4月13日至14日,大暴雨,我们也不过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还好,第二天白天,居委会安排好了车子,给这家人配了10套防护服。最后,伤口清理了,疫苗打上了。孩子妈妈在小区群里报平安:“(孩子)活蹦乱跳,和狗子和好了。” 


------

每当公司的同事们开完线上会议,凡是有上海同事参会的,结束语都是默契的“挺住”,而不是“加油”——“加油”太阳光了,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在硬撑的。

而此刻的我,也在刻意屏蔽着焦虑、不安和愤怒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给不了我任何帮助,能给我帮助的,只有团长告诉我,今天可以团什么菜。

我的好朋友Y,是一位专业写作者。但从封控开始到现在,她一个字都没写,每天都在忙着给小区做团购——寻找货源、设计海报、招募志愿者、分发物资……生存面前,其他事都变得很小。她说,徐汇区被贴上封条的那天夜里,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法写东西了。另一位好友还在安慰她:“永恒的不是灾难,永恒的是人,你写任何事都还是为了讲作为人的价值。”

好在今天,她因为即将弄到一袋200克的虾仁,看到了一点希望,才发了朋友圈,说还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L桑原本居住的酒店已经不能住了,在滞留上海的游客中,检测出了核酸异常,他们被迫转移到另一家因为人员不足无法提供打扫的酒店。公司搞来了新鲜的草莓分发给大家,L桑在没有工作任务的周六上午,也就是刚才,给我送来了这一箱奶油草莓。

草莓在太阳底下发着光,码得整整齐齐,我们看着它们被喷洒着消毒液。

“你怎么不自己吃啊?”我问他,他明明比我更爱吃草莓。

“我在酒店洗不干净嘛。”他编着拙劣的理由。

我也用此时此刻最能代表我真心的浪漫情话回了他:“我弄到两根玉米,给你留了一根,下次回来前,早点说,我煮好了给你。”

我们隔着小区栅栏门,挥手作别。



写在最后


我写的仅仅是我身边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全部上海人。

虽然我在上海的家人有50%在方舱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的日子虽有诸多不便,但还过得去。我从朋友们、同事们那里,以及从网络上听到、看到不少让人难以承受的个体悲剧故事。他们有的人在上海,有的人在其他地方。

我带着“幸存者内疚”写下这些。

我猜想,哪怕在解封之后,一些人的生活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可能会长时间与PTSD抗争,一些人的心态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最起码对我来说,过期三四天的牛奶,我是舍不得再扔了。

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不要怕示弱,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呼救;不要觉得自己无关紧要,会占用公共资源。生而为人,我们本身就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优待。

你要相信,有很多人和你站在一起。我也相信,我们终将会找到更好的方案。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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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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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0 05: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我的悲伤你不懂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佳琳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0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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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像电影桥段,这疫情搞得气氛太紧张了,没事也吓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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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作者供图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我的前半生,共有两次为陌生的城市和逝去的陌生人痛哭过。

第一次是汶川地震,当时我作为一线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灾难的现场,面对残垣断壁,无数人的生离死别,我无法自持,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一起抱头痛哭;第二次,就是在上海封城的第13天,当虹口区的一个防疫中心的主任在办公室里自缢身亡的消息铺天盖地传开的时候,我正因耳石症无法就医,每天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眩晕和呕吐。站在窗前,想着那个绝望的人自杀前的心情,看着窗外死寂的城市,我第二次失声痛哭。

我平生第一次理解,人为什么会有放弃生命的念头,那么决绝——若非不是绝望、无助到了尽头,谁又舍得放弃这来之不易的一场人世游呢——可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想象着,死去的瞬间也许真的比人如困兽、飞鸟入笼更畅快。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平生第一次完全理解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小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确,只有真正经历过失去自由,苟且地活过的人,才能明白无意义地活着远没有自由重要。

我给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好友发微信,说:“人如果像猪一样被关在圈里,行尸走肉地活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

她回复我:“我在办公室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我也快崩溃了,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1


4月13号的上海,凄风冷雨,疫情肆虐的城市被昼夜未停的狂风和暴雨紧紧包围着。截止这一天,浦东封闭已有一个多月了,浦西也封了近半个月。

清晨,一位政法系统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已经在这里站12个小时了,临时搭建的遮阳的小棚子,开始被雨打塌了,后来雨布也被风吹走了……我们就站在雨里,每3天站12小时,检查登记过往车辆,本职工作基本暂缓了。除了吃饭,从没停过。我从来没对这个城市如此失望过,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只要是癌症患者、需要做手术的,还有孕妇。他们即便没有核酸检测证明,没有通行证,我也让他们过了,我违反了规定,但我没违反良心……我也快撑不住了……”

言语中,他情绪低落,声音哽咽。他已经是一位中层干部了,可我依旧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无奈。

而此时的朋友圈里,关于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自缢身亡的消息铺天盖地。对面的邻居正对着窗外大喊:“团购的东西什么时候到啊?没吃的了!这么贵买的!”

四下一片寂静,冰冷的雨滴无情地撞击在玻璃窗上、粉身碎骨的瞬间,我的心也碎成了片,一滴滴地流着无助而哀伤的血。为了上海,为了一个因防疫过度而绝望、以死来了断的政府官员。

我不知道这场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更看不见明天的希望。不由得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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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中做核酸的路上(作者供图)

上海浦东封城的时候,我正在忙着对千岛湖的两所留守儿童学校的抑郁孩子进行帮扶的事。还夜以继日地策划一场针对抑郁女性、抑郁青少年、抑郁留守儿童、自闭症孩子、包括贫困大学生等九类人群的“千人千愿”活动。当时,我们的团队决定,每完成100个心愿,就在户外搞一次篝火结愿仪式,彼时已收集来了300多个孩子的心愿了。

作为繁花公益的创始人,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公益组织的各项事宜上,对于疫情的动态,也没有太多关注。虽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看着抢菜的人们因为排队打架,甚至还心生出一些不理解和不屑。

直至被通知浦西也要封城了,办公楼不让进了,全城即将封闭。我才懵懵懂懂地回了家。在好友的催促下,提前买好了3月31日离沪的机票。可是临行前的清晨,我突然改了主意——团队的同事们都在这里,作为领头人,危难之时自己怎可以独善其身,更何况政府发的文件也只是说封闭5天。最终,我们退掉了先生千辛万苦才买来的机票。

在朋友的劝告下,在封城的当天,我们也就买了够吃5天的食物,算是为整个封闭在家的日子做了一点准备。做了20年党的喉舌的人,也深信政府会言出必行、一言九鼎。

封城的前2天夜里,我突发耳石症,一动就天旋地转,而且不停呕吐。好在封城的时间是4月1日的凌晨3点,我赶在3月31的下午跑到医院去做耳石复位。

那时进出医院也必须要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可我当时站都站不住,无法提前检测。好在VIP门诊有护士带路,医生也是一对一约好的,所以程序上简单了很多。接待我的耳鼻科主任是个中年女医生,虽然带着口罩,我依然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善良的光芒。她问我:“有核酸检测报告吗?没有不能给你做复位的。”我只能恳求她,说自己一动就晕倒、呕吐,去排队做核酸,根本站不住。

她看了看我,说了声“跟我来”,然后把我带到了耳石复位的治疗室外。里面一个医生守在门口说:“把核酸检测报告拿出来给我看看。”那主任立即说:“我已经看过了,我没让她带手机,手机在外面。”那个医生就点头说是,没再说话。

主任特意戴了个防护面罩,并让我摘下口罩,给我做了耳石复位。当时,我对她感激至极,心中很庆幸。做完后,当即好转。我还特意问她,有没有再复发的可能,她说凤毛麟角。当时,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我会不会就是那个凤毛麟角? 

我赶回家里,当晚,浦西封城。意味着整个上海,被瞬间按下了暂停键,以往喧嚣繁华的魔都,瞬间一片死寂。



2


不幸的是,很快我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就应验了。

封城的第3天,我又开始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意味着我的耳石复位没成功。每个夜晚我都是半坐着倚在床头上,只要一躺下,就天旋地转,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小睡一会。

因为睡眠严重不足,头晕恶心,身体不适,加上被规定足不出户,我开始焦虑烦躁。看着窗外满园的春色,心中愁肠百结。而那时的规定是,我们连自家的阳台都不能上。

一晃7天过去了,说好的5天早没了踪影,依然连门都不让出,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小区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例病例。小区的业主群里,很多人都开始呼救没吃的了,我家里也几乎没别的吃的了。团购随即出现,我跟着买了一箱橘子,490元。

每天站在窗前,看着来来往往的物业人员和志愿者,我想着我也去做个志愿者吧,也许自己就能好起来,还能出去走走。刚走出家门,想去物业报个名,就被几个居委会的大白拦了下来,让我回去,说政府规定了,不接收居民做志愿者。

我说:“你们辛苦了,我很想为你们分担点什么,而且我焦虑烦躁,太压抑了,我感觉快受不了了。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如果你们能让我在院子待一会儿,我就站一会儿。如果不愿意,我就配合你们的工作回去。”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经忍不住开始哽咽。

队伍中一位居委会的男子,眼睛里也突然冒出了泪水:“我们也快撑不住了,我们已经忙了快一个月了。你躲到角落里去站着别动,否则其他巡逻的人,也会把你拦回去的。”

我问他外面什么情况,他只说了句:“很严重,解封无期。”说完就红着眼圈,有气无力地提着团购人买的菜,继续送菜去了。

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身影,我心里很难受。我深知,整个城市都靠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维持,他们夜以继日,真的很辛苦。走了几步,我像做贼一样,又赶紧往家的方向走,小区里如此严阵以待的氛围,本来一心想出来散散心的我,突然觉得空气里都是毒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又增加了几度。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家,我给民政局的一个老局长打电话,说我想做点什么。聊过了才知道,她已经在单位住了很多天没回家了。从她那里了解到,松江区一个500多人的敬老院,老人和工作人员,从3月7号开始就一直被封闭在敬老院里,虽然政府一直全力保障,但是那些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吃上新鲜蔬菜了。

我坐在地板上,顶着头晕,开始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连续向外地政府和企业界的朋友咨询和求助。

一个在上海本地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眼下,很多援助的物资,尤其是蔬菜食品,因为来的人没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或者核酸检测报告过期了,都被拦在高速上,很多蔬菜和水果都在高速上腐烂了。加上没有通行证、没接收单位,根本进不来上海市。

在区民政局的支持下,我拿到了通行证。随后紧急联系了我们公益组织的成员,租了一辆厢式货车,从上海奉贤区到金山区蔬菜基地,花高价为敬老院的老人们现场采摘了1000斤的新鲜蔬菜送了过去。

直到自己亲自参与了,我才知道外面的物价已经飞涨了好几倍。



3


虽然给老人们送去了蔬菜,但是我们家却几乎没了吃的。

很多人在朋友圈发断粮、断菜的消息,最早封闭的几个区问题更是严重。我家自封控起,也只收到小区送的几个土豆和几个胡萝卜。

各种消息让我心情烦闷,加上连续十几天没睡觉和疾病复发的眩晕,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打电话去医院,VIP门诊已经被征用,去门诊要48小时核酸;而小区封闭根本不让出门。和物业协调,物业说做不了主,要请示居委会;居委会说要叫120 先去做核酸,等第二天核酸报告出来了,才能去该辖区内的指定医院;在咨询了指定医院后才知道,里面根本没有耳石复位机器;跨区去别的医院需要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去不了,她们没办法。

我震惊而又茫然。就算费尽力气去了指定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去就医还有什么意义呢?听着电话里每个人都焦躁烦闷、压力山大,我也实在没了力气、也不好意思再给这些部门增加压力,继续坚持忍耐吧。

可连续好多天昼夜折腾,整夜半坐在床上,一躺下就头晕,每晚只能断断续续地睡上两三个小时,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情况后,费了很大劲,才在工作之余跑去医院给我开了6粒安眠药,送到了小区门口,让我出去拿。

我家离小区的大门不到500米。那天,我偷偷地跑下楼,刚出门没几步,就被一个大白拦住了,我说明了出来的目的,就见他冲着200米外的另一个大白喊,“有人来大门口送药,让保安接一下。”我听见,朋友远远地在解释自己是“送药来的”。

我被大白命令站在原地不动,他站在离我50米外的地方,另外3个人各站在100米之外,保安从我朋友手里接过药,一个接着一个,接力赛一样把药传到了我手里。我远远地看着我朋友的影子,在小区大门外晃动了一下,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说:“药送来了!”我也答应了一声,喊了他一声名字,说:“谢谢!”

转身往回走的瞬间,突然感觉就像生离死别一样,心里很堵,一下哭出了声。他离开的时候,也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苦笑:“这场景像电影桥段,这疫情搞得气氛太紧张了,没事也吓死人了。”



4


和医疗一样,物资和食品也都极度短缺。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身处疫情肆虐的城市之中,我是真的想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这也是我该首当其冲的。

4月9号的中午,在眩晕和呕吐之后,我感觉舒服了一点,头靠着柜子,坐在地板上,给民政局老局长发了条微信,问她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她立即给我打过来电话,说:“我现在急需3000个医用口罩和3000双医用手套,你看看能否帮我筹集来。”

我赶忙给远在临沂的某局做局长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帮忙筹集一些医用物资援助上海。他二话没说,10分钟后就给我筹集到了20吨的酒精、13万只医用口罩、20万双医用手套、200套一级防护服、2箱一次性面罩、100箱的红薯粉,价值数百万元,并随车给我个人带了一点吃的。

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加上疫情严重,很多卡车司机都不愿意来上海,最终,此趟物资仅运费就花去了26000元,比平时暴涨了数倍不说,还不包括额外给司机的钱。

从这批50吨的物资筹集好到运送进上海,中间不断地和各方协调,最终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就在相关部门领导的协调指挥下,顺利地分发到了街道和需要的单位手里。


------

我家住在两区交界处,中间虽然只隔了一条马路,但因为区与区之间也设置了障碍和关卡,朋友也只能帮我把随车带来的食物堆放在了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邻区边界,我再委托另一个认识的朋友帮忙卸物资。疫情当头,食品就是生命的保障,我分给了朋友一些,也分给了一直在协调分配物资的工作人员一部分,等到我家小区门外时,东西已经所剩不多了。

给物业管家打电话,管家说不能自己拿,只能等着送,随即又忧伤地对我说:“姐,你有这么多东西,我们物业和居委会的其实也没吃的了。”我二话没说,慷慨地说:“所有的东西,你们留下2/3,剩1/3给我就行。”她说:“您的东西,本来就都是半筐的,我拍照给您。”我说没关系,都被前面的人拿走了。

物业的管家兴高采烈地将东西分走了,看着送到家里的东西,我又分给了组织里的人一些,最后所剩无几。

几个小时后,我远在外地的姐姐打电话给我,说住在上海另一个区的外甥家里,已经断粮了,一岁多的孩子已经没奶粉了,也买不到,怎么办?

我脱口而出,自己怎么完全把外甥给忘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割,想着自己如此慷慨地把朋友好不容易带来的救命食物,分给了很多陌生的、连面都没见过的人,怎么偏偏忘记了同在一个城市里我唯一的亲人。

我姐姐听到我有吃的、却都分给了别人之后,气得直接挂了电话,再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就差微信拉黑我了。而我想哭都没有眼泪,既委屈又心酸。想起自己这些死去活来的夜晚,那些求救无门的苦痛,又有谁关心过我呢?我无助地坐在地板上,哀伤而又绝望。



5


本来说好了,浦西从4月1号封闭到4月5号,可是都十几号了,却没有任何解释。

“继续足不出户”的要求下发后,我先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开始发烧了。我们一直被封闭在家里,连楼都没让下过,思来想去,不存在任何感染的可能。他的身体一向健康强壮,我们商量说再坚持一下吧?也许明天这莫名其妙的烧就好了,结果第二天,还是断断续续地发烧。

我忍不住给物业管家打了电话,管家惊慌失措,说“你赶紧给居委会打电话报备”。我说之前自己因为耳石症的事,你们让我给居委会打电话,我打过无数次,永远都是占线,从来没打通过。她说这次我跟他们微信说过了,你打吧,他们会接的。我一打果然通了,但立即就被挂断了。

我又问管家,她劝我说:“姐,你别挂电话,我跟他们联系。你听着哈,有什么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你别怪我。”随后,我听见她刚跟居委会说明了我先生发烧的情况,一个女人就破口大骂起来——

“他x的这个女人太恶心了!发烧两天了为什么不早说,祸害别人。”

我好震惊,问:“她怎么骂人?”那管家就挂了她的电话,让我别生气。我只能叹了口气。

因为我们头一天刚做完核酸,当天又做了抗原检测,我们坚信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没过几分钟,物业又打电话来说:“居委会说发烧的都要拉走去隔离,或送方舱医院。”我说我们的检测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要隔离送方舱医院?而且不是持续发烧,是断断续续地发烧。物业管家说,“居委会就这么说的,您赶紧让您先生再量一下,看看发烧吗?5分钟后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和我先生面面相觑,我先生突然说:“我工厂厂长的父亲,在浦东做装修,一个月前,装修队里有工人感染了,就把几栋楼里的人都送进了方舱。他爸爸本来没事,在里面待了十几天感染了。不过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怎么治疗也好了,但人还在里面。”

我大惊失措,让他再量一下体温,这次正常了,我们这才舒了口气。很快物业又打电话问体温情况,我们赶忙说一切正常,不麻烦他们了。但没过5分钟,120 的人就打电话来了,说你们家有人发烧是吗?是叫救护车去方舱是吧?我先生立即说,我们没叫,挂了电话。

我赶紧给物业管家打电话,嘱咐他们一定要和居委会的领导说清楚,我们家不发烧了,不需要去方舱。管家说那你赶紧再量一次,发照片给我。我们又量了一次,还是正常。照片发过去,我又给居委会打电话,想主动报备,但电话仍旧占线。

后来一个在某区政府工作的朋友说,关于防疫求救等方面的电话,基本都是把电话线拔掉放在一边的,怎么可能打进去?特殊情况,物业单线联系,才能打通。

我这才恍然大悟。



6


到了4月15号,本来说好开始分级管理的。我们属于防范区,按规定,防范区是可以出小区的。

很多邻居把烟花都准备好了,还有一些人把家里的音响也打开了,小区里隔着窗户,一片沸腾。朋友圈里,浦西很多小区的人都认为可以解封了。唯独物业的人毫无动静。

很快,我看见一位在另一个区政府工作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淡淡地说:“解封也不过是由一条居家狗,变成一条流浪狗而已。有什么开心的。”当时我还觉得既难过又好笑。

我们翘首以待盼着的解封消息,到了晚上8点多,物业经理发了一条消息——防范区提级了,还是不能出小区和下楼,而且每家每户只能分时间,出一人到外面指定的区域倒垃圾。我们一头雾水——为什么提级,为什么不解封,官方没有任何解释。我苦笑着说:“这不就等同于放风时间吗?”

工作了这多年,我深刻地体会到,在任何关系中,如果你还在意这个关系,好好沟通、解释,大家才能够相互理解体谅,甚至相互原谅。政府对百姓也是一样。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能做到“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什么规定上明明写好的,就可以突然变了。既然变了,给百姓一个解释,让大家明白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很多人在物业群里,把问题抛出去了,但物业再也不肯吭声。后来我还是从老局长那才得知,规定里说,是因为街道区域内有病例,没病例的小区也会被提级,继续封闭。

我这才明白继续被提级、继续封闭是什么原因。


------

第二天,我稍微舒服了些,先生说:“规定一家一户,只能出一个人按时去倒垃圾,你下去倒垃圾吧,顺便放放风、透口气,也许对眩晕有好处。我说:“好吧,但我得精心打扮一番,看这个样子,解封是遥遥无期了,我趁着死去活来的间隙,到楼下去摇摇我被疫情锁住了三年的青春尾巴。”

于是我洗了个澡,画了点淡妆,穿了件平时都几乎没穿过的小礼服裙,心慌气短,摇摇晃晃地提着一小袋垃圾出了门,在我出门的瞬间,先生立即给我戴上了口罩,说:“化妆本来就是多余。”

我摘下口罩说:“那得拍照留念。而且发个朋友圈才能留存一辈子。”转瞬我又说:“在朋友圈发自己的照片有点不好意思。”

先生说:“活着这么不易,都三年了,想怎么活怎么活吧,每天晕得死去活来的,还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听了他的话,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就把手机扔到了一边,出了门。外面空无一人,只是没走几步,眩晕就来了,我靠在墙上不敢动,偏巧穿着防护服的清洁工走了过来,拿走了我手里的垃圾。我冒着冷汗,气喘吁吁,灰溜溜地回来了。

回到家里,我又开始呕吐,继而坐在地板上大哭,说我要去医院。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再这样我会死的,我已经又是好几天没怎么睡觉了,心脏快受不了了。这种眩晕比死还难受,还不如让我去死吧。

我给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她说,耳石复位越晚越麻烦,而且可能有后遗症,经常发作,即便是好了,治疗不及时的人,也会有后遗症,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医院。

给物业打电话,他们说决定不了,让我给居委会打电话,但居委会的电话,当然是永远打不通的。

我求物业:“看在我为上海人民做了点贡献的份上,或者看在我把自己的食物都分给你们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去医院做耳石复位?”

她说,她跟居委会请示过了,我这不属于疑难杂症,要去医院也只能去指定的医院,而且还要自己先去做核酸检测。而我们小区因为属于防范区,早就改成每天做抗原检测不做核酸了,因此我没有核酸检测报告。

我问她,我去哪里做核酸检测,她说,先带你去做核酸检测,但报告没出来前,还不能看病。我说:我站都站不住,怎么排队去做核酸检测?另外你们指定的医院,也没有耳石复位机器,我去那的意义在哪里呢?

还是和上次一样,她最后说,“您自己打居委会电话吧。”

那一刻,突然就崩溃了,我哭着对先生说:“这样痛苦地活着有什么意义!”      


------

正巧这天,一位邻区的局长大姐打电话问我的身体近况。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抗疫第一线,也知道她很忙,一直羞于开口麻烦她,但此时,我已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委婉地和她说了我的情况。因为能做耳石复位的医院也在邻区,她说让我等一下,她去协调一下。一个小时候,她给我看了几张微信截图。

看到这个截图,我禁不住哭了。为她对我的尽心尽力,也为作为一个百姓在疫情封控的城市看病艰难而哭泣。

没过一会,她的电话也跟着来了,她先后找了邻区的区长来和我所在区的相关部门和居委会协调,邻区根本没人管。最后他们直接和居民会协调。最后协调的结果是两个,“第一,因为你先生有过发烧的经历,你如果出了小区和本区,就不能再回去了,你有地方住吗?第二,他们答复说要去看病也可以,但只能去你们区指定的医院。你看看你怎么办?”

这两个我都没办法选,只能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第一,出去不让我回来,就只能住大街;第二,去他们指定的医院,那里没有耳石复位机器,我去了没有意义。”我知道她已经很为难了,强忍着眼泪,匆匆挂了电话。

哭了一会,我去网上查查耳石症的治疗方法,顺便小心地浏览着和上海有关的新闻和消息,这才发现,那么多求助的录音和视频,那么多震撼人心、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我大叫:“这是上海吗?这应该是上海吗?”

没办法,我突然想,自救吧。于是我跟先生说:“你站在我身后,免得我摔倒!”我身体倚着床边,想,既然是耳石脱落,上次复位的时候,医生也是用机器旋转的,医生也说,有时候自己转对了,也能回去,那我使劲跳跳,看能不能回去,能跳回去我就可以免死了,不然耳石症不死人,我自己可能因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跳楼死了。”

说完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使劲跳了一分钟左右,一阵天旋地转,一头就栽倒在床上。呕吐随之而来,惊天动地地吐了一会之后,突然觉得没那么晕了,站起来,轻轻地转了一下头,之前的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消失了,就剩下可以忍受的头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内心的绝望也瞬间消散了很多。

那一天是4月16日,当我一直以为我快死了的时候,竟然因为跳了一分钟,自救成功。所以说,生命中处处都是奇迹,这句话永远不假。



7


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看见在上海的朋友,发断粮了、没吃的了,甚至有些习以为常了。之前朋友千里迢迢随救援车队给我带来的那点吃的,也因为我的慷慨解囊,余量不足——这些我一直都没敢告诉我那一心惦记我、给我千里投食的朋友。

说实话,封闭20天了,我接到的政府救济物资,只有三个土豆两根胡萝卜,一斤油,一根火腿肠,和一小箱牛奶。这些东西,别说一个三口之家,就是一个人也吃不了两天。

我家的小区是个别墅区,也算是高档小区,因为附近有两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所以住了很多有钱人。小区里的负责团购的人,专挑贵的东西卖,先生买过6个牛油果、4斤青提和2斤西梅,放在一个箱子里,总共 600块。1支酸奶要10元,一盒青菜80元,里面只有1棵生菜、3个西红柿、2棵芹菜和1块姜。

而此时,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想从江西上饶捐献10吨蔬菜,以及6万斤芋头,可苦于我再无力给他们办到通行证、并找到接收单位,只能搁浅。

而那些团购的人、大批的物资却可以畅通无阻地进来这个城市,这让我悲伤绝望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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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家门口的紫藤(作者供图)

一天我去小区里散步,后面一个留着飞机头的男子,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打电话说:“妈的,香烟抽没了,从江苏弄了个车,搞了个通行证,运点香烟过来,顺便弄了几千斤猪肉进来卖卖。赚点钱……本来是一直卖海鲜的,我们小区的人都是傻X,有钱!所有东西,卖多少他们给多少。还有志愿者给搬运,送上门,很省心。”

当他快速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他一下,胳膊上有纹身,虎背熊腰,穿着花袜子,飞机头上打了很硬的发胶,腰上还系了一件绿色的外套。

我从背后给他拍了个照,追上他说:“先生,我是公益组织的,你那么轻易就能搞到通行证,能否给我们用一下,运点蔬菜给吃不上菜的老旧小区的人?”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径直走了过去。

我转头回了家,气呼呼地对先生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买小区里的海鲜和肉,更不要买高价水果,让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去死吧!”

先生说:“你慷慨,把朋友给的有限的食物都分了。你不买,他没死,你先死了!可你不买,又去哪里弄吃的呢?这些天一共就发了那么点东西,还有几盒中药,要不咱煮了?我总不能看着你和女儿饿死吧?现在生存是第一位,你就别愤青了。很多人有钱还没地方买呢。没有他们,你还真得饿着。你看看浦东最早封闭的那群人的生活状态去,这些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都是有‘能量’的人,能弄来这么多吃的。那些老旧的小区,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没钱、更没能力弄来吃的……”想起朋友圈里看到的、那个住在浦东乡下别墅区里的朋友,去挖野菜吃还被媒体报道了的事,我无话可说。



尾声


那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写:“疫情下,沉默的背后,是冷暖自知。”

是啊,自上海疫情开始后,很多高层的有社会身份的人,都在保持着沉默,没人出来吐槽,没人出来讲讲自己的疾苦。

即便是我自己,也是在死去活来的状态下,苦熬了近一个月,才在编辑的约稿下,思量了很久,才动笔写了这篇文章。

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我曾经参与报道过很多突发事件和重大新闻,那时,我青春年少,无所畏惧。

而今天,我身处在这个灾难的城市中间,却无力改变任何东西,即便触手可及的力量都无处伸展。

这时,那位政法系统的朋友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此刻,我又在烈日下拦截进来的车辆,而且还要站12个小时,很多驰援上海的蔬菜、食品,都因为没有通行证或司机核酸过期被拦截在了高速上,有些已经开始烂掉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我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身心疲惫、绝望至极。”

我回了他:“加油,一切都会过去,并好起来的。” 

可打完这句话,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什么时候能好起来?明天还有多远?我们谁都不知道。那种无望的遥遥无期的等待,那种无能为力的悲凉,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悲伤之余,我随手填了首词《临江仙》,以纪念我在上海封城抗疫的日子。

不见城中飞絮,人间四月风寒。
回头春色已成烟。落花阶下冢,冷雾暮光天。
倦倦笼中飞鸟,凄楚镜里红颜。
流光疫雨又三年。几时明月夜,无梦五更欢。

的确,沉默的背后,是冷暖自知,是千千万万上海人的冷暖自知。上海,我的悲伤你不懂。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佳 琳

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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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3 11:3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份上海自救备忘录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李诺米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2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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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群流行的是一种新的购物逻辑:没有其他的数字可选,只有“买”和“不买”2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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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在一起》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1


4月18日0点01分,张宛清准时在朋友圈调侃:“庆祝小区坐完一个月子,迎接下一个月子。”

从3月17日封控算起,南新三村通往外界的大门,已经被居委会和保安轮流看守了1个月,至今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封控的传闻,早在3月15日就蔓延到了居民群里。张宛清刚开始没当回事——上海的防控一向为人称道,过去两年,这座位于浦东北蔡镇的城中村也从未受到过疫情的侵扰。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袭来,说周围有确诊病例,说附近小区陆续被封,张宛清的神经才稍稍有些紧绷。

当晚8点,张宛清匆忙赶到社区超市,平日只有零星顾客的收银窗口前已经蓄起了长队,再往里走,蔬菜与肉类的货架空了,想来大家都陆续听到风声,在囤物资了,“至少要挨够14天”——按照规定,连续14天没有新增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小区方能解封。张宛清采购了能储存久一些的速食水饺、馄饨以及冻肉,蔬菜的保鲜期短,她盘点着每餐用量,只买了大概维持2周的量。

但后面1个月,事态远超过人们的预料,新增病例的曲线一路走高,解封的日子也随之一延再延,最终与27日上海官方发布的“浦东、浦西将分批封控”的措施撞到一起。“全域静态管理”中,原有的供需平衡悄然摇晃:居民无法外出采购,只能消耗存粮;点开外卖平台,商家是清一色浅灰的“休息中”。张宛清只在刚封控的那几天,通过跑腿小哥代购到了1次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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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之隔的浦西,情况大抵相似。

住在宝山的王玉玲看到封控的消息时,参照“4月1日至5日”的封控日期,采购了能维持1周左右的食物。5天时间很快过去,冰箱里原本小山似的物资一天天变薄,她的焦虑也在一层层累积。

和2000多万被封控在家中的上海居民一样,王玉玲也开始把“5:30起床加购,6:00正式抢菜”加入了日程。常用的电商APP在这场疫情中几乎都失灵了,还能保持运转的屈指可数:5点半是叮咚,6点是美团,8点是盒马。精确到秒的闹钟一响,王玉玲就在提前加载好的购物车页面上飞速点按付款按键,与网速和后端较劲。

肌肉记忆偶尔会让她想起之前抢茅台酒的场景:食指低起轻落,猛烈地在屏幕上戳动,好像那不是手指,是打桩机的桩锤,“哒哒”砸了半天,桩子一寸没进。可抢茅台和抢菜有着本质的区别,“茅台酒转手能赚1000块,但菜不一样啊,这是命”。她不清楚同时抢菜的人数具体有多少,只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竞争这有限的份数。

手机屏上,先抢光的是蔬菜,接着是肉类,随着“商品售罄”弹窗的不断跳出,购物车里的付款金额也从200多瞬间变为100多,再变为50多、40多,那红色数字的跳动有些触目惊心。

赶在数字扣完之前,付款的按键终于有反应了。连着10个早晨,只有两三次有点收获,少的时候,抢到的食物顶多让一家三口改善一顿伙食。后来王玉玲刷新闻,看到有人抢菜时甚至动用了筋膜枪点屏幕,依然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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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中,社区争取到的免费物资成了居民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但这份保障并不总是稳定而及时。

4月1日后,在浦东的张宛清总共收到3次物资,按户发放的蔬菜包与食用油,以及按人发放的连花清瘟胶囊。蔬菜包的品种不算单调,莴苣、土豆、卷心菜、胡萝卜,只是分量远远无法匹配封控的时长,摊到一家三口人的身上,至多能吃两天。连花清瘟胶囊的量倒是足够,送来时,工作人员还特意叮嘱:“别乱吃。”

王玉玲则是在4月9日收到了社区送来的第一批蔬菜和熟肉,分量不轻,这让她稍稍从网络流传的小道消息中抽出神,心安了一些。她当时想象不到,一桥之外,隔壁楼的居民分到的物资数量,跟自己家有如天壤。

收到第四批蔬菜的那天夜里,微信群里突然有人询问“二居”发放物资的照片,说是要“投诉居委会”,二居的居民好奇地问:“居委会(物资)发得这么好,投诉人家干嘛?”

一聊,误会才解开——那个邻居要投诉的是“一居”。王玉玲的小区,被一条小河分割成东西片区,由两个居委会分管。封控至今,一居的居民连片绿叶菜都没见过,只能隔河遥望王玉玲他们二居这边的丰盈物资。找居委会讨说法时,工作人员先是说“忙忘了”,后来统一口径,干脆让他们直接“打电话找市里”。

在封控中的上海,这种近在咫尺的待遇差距并不是偶然现象,人们很难预测到谁会被放置在运气天平较重的那一端——至少,杨浦区某街道的“250弄”并不在候选名单内——居家半个月,除了连花清瘟胶囊,住在这里的杨维昕只收到1袋米和1个蔬菜包,里面包括2个土豆、3根胡萝卜、1颗生菜、1块酱肉。

对照朋友收到的物资,杨维昕暗暗嘲道:这就像是隔壁“300弄”遗留下来的边角料——每隔几天,那边弄堂的居民就会收到一批厚实的蔬菜,再后来,伙食条件进一步改善,连水果也有了。

她忍不住自我叩问:两个小区紧挨着,封控的措施同享,为什么待遇不能同步?隔天,群里陆续传出“隔壁住了某位副局”的流言,这股愤懑终于降了下来。再后来,她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播报,说隔壁另一个小区的蔬菜包,在社区囤到腐烂也没有分发给居民。



2


物资的极端,催生出了一条互帮互助的自救之路。

忘了从哪天开始,张宛清的工作群中陆续跳出了“团长”这个词。当时同事们兴冲冲地讨论,说小区里有人带领他们团购到了口粮,张宛清在自己的邻居群也同步看到了团购消息,才知道小区早有了“团长”。

她翻阅着几个团购群,东西的价格大致比封控前翻了一番。但特殊时期,价格在人购物偏好中的支配地位早已被无限淡化,团购群流行的是一种新的购物逻辑:蔬菜、肉食的品类很少,且被固定组合在蔬菜包、套餐肉里,很难有个人化的选择;鸡蛋每份30个,香蕉每份18斤,没有其他的数字可选,只有“买”和“不买”2个选项。

即便想把钱花出去,也要看团购群的邻居们能不能合力接起这条长龙——通常情况,超过30人报名,老板就会送货上门,但也有商品的起送份额被定到了50甚至100,人数不够就只能“流团”。

参与了几次团购后,机缘巧合下,张宛清也中途“上车”,当了一次“团长”。那是4月8日,封控在家的第20天,楼上邻居把张宛清拉进了一个“买肉群”,接龙名单里很快就排满了30个电话与门牌号。起送份额是达到了,可老板呼唤对接的“团长”时,群里200多号人却没一句回应。

社区的几名工作人员如今已经很难撑起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转,居委会已经把部分权力与责任让渡给了“团长”:发起团购的人,要担负起团购的整个流程,包括查验商家资质、在群里发起接龙、与商家对接物资、对货物进行消杀、核对居民名单、完成所有分发工作。

团购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皆由“团长”负责,所有居民确认“货物无误”的那一刻,“团长”的使命才算结束,不再有义务去照管群里后续的接龙。这份“团长责任制”,成了居民们的共识。

看到刚刚还在热火朝天接龙的群里瞬间变成了老板一人的专场,张宛清主动发消息给老板,揽下了“团长”这个任务。前期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只剩对接和分发物资,这点,她有经验。

小区第二次封控时,张宛清报名成了社区志愿者,每晚工作结束后就到小区门口的快递柜对接物资,再按照名单分发给前来拿货的邻居。快递柜里有在叮咚抢到的蔬菜,有跑腿小哥送来的个人物品,也有一些企业给员工送来的慰问品。

平日不常见的混乱会在此时显现。有天,一位老大爷来到快递柜前徘徊了半天,看准了1号楼牌下的香烟,抬手就要拿走。张宛清刚核对完上一位取货人的信息,留意到大爷的动作,立刻赶了过去,提示要对照完门牌号才能把货拿给他。这位老大爷住在11号楼,明显不是烟的主人,却出奇固执,嚷嚷着:“这就是我的香烟,利群的,不用看了!”

张宛清没松手,坚持要给跑腿小哥以及1号楼住户打电话确认,缠斗了一会儿,老大爷才知道他买的香烟还在路上,又等了很久,终于拿到了货。

“一定要坚持,不怕得罪人,如果让大爷把香烟拿走了,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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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送到的那天,订货的邻居们隔着2米间距自觉排起队——隔天一做的核酸检测,让他们对排队轻车熟路了。张宛清一边核对信息栏里的手机号、楼牌号与付款截图交接货物,一边照管着几十份物资,防止被人顺走。

有个男人看到猪肉来了,瞥了眼队伍,径直走过来就要先拿走他的那份。张宛清见状大喝一声:“你给我放下,去后面排队!如果肉丢了我负责,但你不排队直接拿走肉,如果别人肉丢了,你负责!”兴许是被吓到了,男人看了她一眼,乖乖加入了队伍。

“也许有人会觉得邻居之间用不着太严厉,但在这个时期恰恰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会不守秩序。”

以往的经验提醒张宛清,秩序才能保障流程的无误。这些经验来自之前的爱好:作为“饭圈女孩”,她参加过很多次上海本地追星群组织的“周边团购”以及“线下团建”。团购“爱豆”的立牌、海报等周边,要经历产品“数调(即数字调查,确认有购买意愿的人数)”、工厂打样、预售报名、接龙付款,随后就是漫长的工期,待工厂把货物送到,店主再逐条核对信息,寄出快递,一套流程,比如今的团购食物要繁琐得多。经历过多番锤炼,在如何控制人员报名以及分发、订购物资上,张宛清极有心得。

如张宛清一样,她在追星群里的多位群友,都担起了各人所在小区“团长”的责任。封控中的上海市民,就这样殊途同归地走入了“互助”的队伍,用各自专长为生活物资的传递输送着一份力量。



3


作为一个媒体行业的从业者,王笠丹擅长在纷杂的信息中找到官方发布的货物渠道,只有再三确定了商品资质以及送达时间后,她才敢在群里开团接龙。她见过有些群里刚说完团购的物资,还没确定接龙人数与送达时间,就飞起了“红包雨”。而那些80份起送的牛排、100份起送的西瓜吐司,达不到人数,付款又要挨个退回。

小区的阳性病例多,核酸连轴做,社区的固定志愿者很难抽身前来运送物资。王笠丹提前在群里打好了招呼,征集志愿者——力气大些,最好有“大白”的防护服,方便在小区门外卸货,“如果没有人当志愿者,大家的东西都拿不下来”。

等到100多份鸡蛋送来时,楼下已经征集到了8位志愿者,不乏有刚刚退休但身体硬朗的大叔。王笠丹负责查看名单核对手机号与接龙号,志愿者们各自分工,有的维持队伍秩序,以防聚集;有的看守物资,防止冒领;有的把物资分配好,拿给已经核实过信息的居民。

接龙表格里能看到每位订购人的微信ID,字词的组合方式很年轻,分发的时候,才知道很多是住在小区以外的子女为老年的父母订购的。有些老人搞不懂团购的规则,王笠丹向他们一遍一遍详细解释,让他们和子女通话,拿到核对所需的信息。

王笠丹也为60岁的父母以及80岁的外公外婆订购过蔬菜,所以在面对小区里这些老人时,总会尽可能多分出些耐心。有些老人困在封控楼里,王笠丹就委托有防护服的志愿者骑车送到楼下。一切遵循秩序,每人就能按时拿到物资。

“上海的‘个性化’挺强的,封城之前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发物资。”封控在家的第20天,王笠丹发了条朋友圈,思考最近的见闻,“上海这么乱的原因,大概是一个基本靠市场经济自己运转的城市,突然集中统一化封闭管理后,跟2500多万人的运行机制完全背道而驰。”

居民自发形成的团购,保障了人们的基础生活来源,也在一定程度扳回了这种“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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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团长”面临的阻力,也在悄然生长着。

有天下楼,邻居拉住周若然,悄悄给她看了聊天记录截图:有人指责“团长”们在疫情期间团购了一些“非生活必要物品”——无非是面包之类的口粮——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生活必要物品被局限为了“白饭”。

类似的劝阻,周若然早就在社区群里看到过,居委会反复转发一条视频,视频里,有人大声喊话:“‘团购’会造成阳性传播!”

4月1日静安区封控后,她见短期解封无望,在5日建了一个群,在社区群里吆喝,找志愿者帮她一起团购。群里的人数从起初的5、6人,一点点积累到了现在的100多名。志愿者的团队建立起来后,周若然在6号找到居委会的人沟通相关事宜,对方没通过好友申请,也自始至终没作出回应。后来某位干部拉进来了一位男士,自称“柏哥”,说能找到车并且联系居委会,周若然就默认与他对接了。

柏哥进群后,从居委会处联系到供应商,在7日开了款“蔬菜盲盒”的套餐团购,总共有80份。才隔了一天,前一批“盲盒”还没送到,他就又找到周若然,说要再开一个新的“蔬菜盲盒”团购,保证“当天能送到”。周若然仔细考量了一番,拒绝了他的要求——如果再“开团”,参与第一次团购的居民怎样想?会不会有人中途“换团”,让蔬菜包烂在“团长”手里?

谁想,柏哥颇有领导做派地“教训”周若然道:“你们跟着我的节奏,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周若然被他的理直气壮震得云里雾里:“我们都是‘帮忙’,怎么变成了‘工作’了?”

眼见群里的志愿者们没人附和他的要求,柏哥面上挂不住了,接连取消了此前发起的多个团购并且一一退款。这个举动引起了众怒,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是将志愿者们之前的工作付之一炬,而且简直是在拿小区居民们最基本的需求做筹码逼人就范。

周若然和其他志愿者们商量了一下,把柏哥从团购群里踢除了。

谁知这位“光杆司令”独成一队,又进了社区各群里开启了团购——从他的做法来看,不像寻常的“团长”,更像来与周若然他们“竞争”的。周若然的小区是封控区,有志愿者看到柏哥可以自由出入去超市采购物资。

4月10日,柏哥又在群里发起了个鸡蛋的团购,说预计3天后到货。长龙很快接起,订单达成。没多久,群里又进来一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同样是“鸡蛋团”,打包票说“隔天就能送到”。时间的对比摆在明面,有人等不及,取消了之前的订单,转而加入了这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团购。

邻居们中途反悔导致的损失只能落到“团长”柏哥自己身上。3天后,他把没人要的30多盒鸡蛋领回了家里,堆在地上,拍了照片,和封控后物资紧缺的状态对比,仿佛两个极端。这些鸡蛋大概要花费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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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哥砸在自己手里的鸡蛋(受访者供图)

可又过了几天,柏哥在群里又发起了新一轮团购:蓝莓,数量10份,价格30元。

团购向来只有“起送份额”,何时开始“封顶”了呢?周若然对比了同规格蓝莓目前的售价,发现每份蓝莓至少能给柏哥带来一半的差价。可令人惊奇的是,当周若然与别的志愿者对这个价格提出质疑时,还没等柏哥回答,许多邻居就站出来替他挡了回去,话术很统一:“你看他多累啊,天天送货上门,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居民们又反过来指责志愿者们,问为什么不能把团购物资搬到门口。

面对这些质疑,周若然不禁哑口无言:“封控期间本身就不应该过多接触,我们也怕交叉感染,你想想,志愿者也有家庭,如果阳性了怎么办?”还有另一层很客观的原因:在这次上海的封控中,每个社区的“团长”与志愿者群体里,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有人估算比例在80%以上),周若然的志愿者团队里,只有两位中年男性志愿者,他们逐栋把货物送到楼道,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就好像在‘内卷’,为了获得大家的个人崇拜。”

种种“阻力”交叠在一起,一些志愿者陆续退群了,周若然和其他人聊了聊,坚持了下来。

在朋友的群里,周若然也了解到了其他小区团购的种种失序:有人在群里开团,凑足名额拿到货后,又联系接龙的居民假称货不够了,退款后转手就把扣下来的货物拉去摆摊,高价卖给不会使用智能机团购的老年人,还有人花70元从“团长”这里拿走2盒鸡蛋,回过头就以120元的价格卖给了老阿姨。



4


团购在一些个人化、精确化的需求面前有明显的短板。在团购群里,王玉玲看到过有“煮夫”在求做饭的调料,“宝妈”在求孩子的零食,还有女性在询问“哪位姐妹手里有多余的卫生巾”。这些“最大公约数”以外的需求,很难征集齐商家敲定的起送份额,只能在居民群里采取一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解决。

封控后,王玉玲看到一位媒体朋友在朋友圈诉苦:“好几天没有吃香蕉了,看到别人吃,感觉自己就像好久没有见到香蕉的大猩猩。”王玉玲在团购群里看到过有人用葱换蒜,她便有预感到香蕉会在封控生活中派上用场。于是,当群里有人“开团”时,她就订购了一份香蕉,108元,18斤。

如她预料,随后几天,香蕉等水果真的成了“以物易物”中的“硬通货”。她在群里发了消息后,立刻有三四个邻居找了上来,其中有个大叔说家里的小孩子想吃香蕉,愿意用家里任何东西来换,最终俩人商量,3个番茄换3个香蕉。另一个“硬通货”是可乐,王玉玲观察着群里大伙的“换物”信息,又在团购时囤了一箱。

团购群里的接龙时时在进行,而这样原始的交换方式,也杜绝了单批物资的囤积,让没有来得及“参团”的居民获得了想要的物资。一来一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被重拾起来。

王玉玲家对门住着一位独居的老奶奶,留着短发,每次总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腿脚有些不方便,孩子都在附近小区。有次小区做核酸,王玉玲做志愿者,看到了这位老奶奶的信息,才晓得她已经83岁,是江苏人。拿物资时需要签名,老奶奶的手颤颤巍巍地在纸上留下3个繁体字,让王玉玲印象深刻。

王玉玲和舍友后来给老奶奶送去了几根香蕉,回来后没过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她以为是通知下楼做核酸,打开门,却是对门老奶奶给她们端来了一碗煮花生。王玉玲有些感动。老年人群体,即使在特殊时期,也不愿意过多麻烦旁人,但总能维持着这份古老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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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温饱得到解决后,杨维昕所在的居民群里有人说想吃炸鸡和蛋糕了,话题一出,其他人也加入进来。

杨维昕浏览着讨论,共情很快支配了思考。她从隔壁小区前两天订过肯德基的朋友那里要来了一份杨浦区所有肯德基门店的电话,挨个确认,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能送货上门的门店。官方套餐里有3块原味鸡、6块鸡翅、9块无骨鸡,总价108元,和平日里持平。后来杨维昕才知道,在“黄牛”的手里,这个套餐已经涨到了200元一份,而如果找跑腿小哥代购,另付最低300元的“跑腿费”。

以原价为小区里的120户居民团到了炸鸡后,杨维昕直观感受到了周围邻居们的变化。封控前,她和小区里的人彼此不相识,如今,她好像成为了小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杨维昕点惯了外卖,连着吃了几天的黄瓜炒鸡蛋,邻居阿姨得知后,每天会给她送来一份热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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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供图


4月14日晚,有人在群里寻起一味药物:氯硝安定片。家里老人惊恐发作,急需药物控制,但去医院配药需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小区连续5天没做核酸检测了,按照流程,要先到社区申请出门证,隔天核酸结果出来,再开一次出门证,才能去医院拿到药。

病情怎么能等呢。杨维昕3年前确诊过焦虑症,知道它的严重性。惊恐一般被医生视为焦虑的“高级阶段”,发作时会胸闷、发抖、呼吸困难。类似精神类疾病的药物只在医院或者精神卫生中心能开,每次药量至多1个月,然后医生会根据患者去医院复诊时的状态出具新的处方。即使同是焦虑者患者,服用的药物也不同。封控后,杨维昕赶在快递停止运转前收到了朋友托关系找来的药,可却不适用于邻居家的老人。

她在群里一问,才发现小区里患有焦虑者的人居然不少。大家各自把药物的名称、信息拍了下来发在群里,有在医院工作的则帮着甄别哪种是适合老人。最终,他们从另一位患有惊恐症的老人那里拿到了药,全程不过20分钟

杨维昕和朋友谈起这个“虚惊一场”的经历时,朋友说,他的亲戚前两天哮喘发作,没办法就医,去世了,刚50岁。杨维昕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心口一阵堵。



5


突如其来且不知何时能结束的封控,落实到每个人身上,都产生着不同的反应。

王玉玲和两个女生合租,其中一个本来早早和男友定好了双方见父母的日子,就在4月10号,租约到期以后。可解封遥遥无期,终身大事也只能跟着往后排。王玉玲自己在封控前找到了新的房子,刚签完租房合同,就被困在了合租的老房子里,现在已经凭空扔了近5400元的房租,她把账单发给朋友,直呼肉疼——可如果她不交,房东的损失谁又来弥补呢?

也有人在苦闷中咂摸出了一点甜。去年7月,顾采懿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上海,终于实现了7年前的夙愿——2014年,《小时代3》上映,电影画面里,“姐妹花”4人穿着貂皮礼服,举着高脚杯,在高端住宅的露台上又哭又笑,她们背后是一览无余的上海夜景。当时在考试大省山东的一个小城市里,为了筹备中考,一年多没有接触过电视与手机的顾采懿,正处在对“美”有初步感知的青春期,电影里光鲜亮丽的主角们,给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女孩儿”带来了的冲击。顾采懿下意识地把这份美好得有些不现实的生活与“上海”联系到了一起。在后面的应试压力中,每当觉得快坚持不下去时,她就抽出一点心思来幻想未来在上海的日子,也因此有了动力。

但当心中的寄托实化,滤镜却在一层层剥离。来到上海后,顾采懿接连找了3份工作:先是在一家小事务所,在一栋外表破破烂烂的写作楼里,每月只有4000元的工资,放在老家,这收入也许不算低,但在上海,这个数字会严重贬值到让顾采懿有时怀疑,这真是电影里光鲜的上海吗?

后来的两份工作,环境好了许多,待遇也提了上来,代价是每晚加班到12点以后。顾采懿的业务能力还算过关,但身体有时扛不住,时针每跳过日期的分割线,就觉得心脏狂跳。环顾四周,都是在工位上加班的同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每到这时,顾采懿就想起高考前、考研前和同学一起奋笔疾书的片段。

但这次她没了寄托,她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强度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在上海就只能用这样的状态工作。以前的执念的确有一些坍塌:自己真的能在喜欢的城市,过上想要的生活吗?

3月中旬递交辞呈后,顾采懿休息至今。偶尔想到舍友还在照常工作,拿着工资,她心里会有些失落,但这股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封控的1个月来,她找回了对上海的一些感觉,那是和前7年完全不一样的。

“团长”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团购物资,邻里居民互帮互助,前些天,有邻居用小瓶生抽和她们换了一瓶可乐,没有合适的容器,直接把生抽倒在了空饮料瓶里,没人计较细微处的得失。看楼下偶尔有老太太与老爷爷闲逛,顾采懿头次感受到了上海的烟火气。

这样淳朴的生活气息和她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上海是有所区别的,但她慢慢适应了这样的上海,觉得“在上海做普通老百姓也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纯粹的安宁,一如她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男友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骑着车感受每一块从层峦交叠的梧桐叶里倾洒下来的阳光,清风的温柔,吹拂到肌肤,又渗透进每一寸毛细血管。顾采懿感受到,每次呼吸,都是她喜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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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采懿去年7月拍下的上海夜景(受访者供图)

顾采懿这样逛过上海的每一方土地,每一处建筑,让脑海里过了不知多少遍的电影场景与现实重合。那个晚上,她和男友来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着明亮的“东方明珠”,幻想起未来在这座城市的生活。

一年过去,虽然生活没有严丝合缝地贴上她当时的憧憬,但总归让她发现了隐匿在另一面的美好。与舍友有共同的空闲时间时,她会下楼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在人少的地方摘掉口罩,大口呼吸。

那一刻,她走进的,还是那个春风沉醉的上海。



尾声


4月中旬的几场新闻发布会,多次重申了“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的说法。随着新措施的释出,居民区的气候似乎也迎来了回暖。

20号晚,居委会给已经封控在家1个多月的张宛清送来了份数量可观的“礼包”,说是外省援助的。一个星期前,张宛清也收到过外省的物资,包裹标注着“福建三明”,食品都保存得完好。这次的物资没有额外标志,但里面有特殊时期极为珍贵的海鲜和鸭肉。张宛清把他们摊开在桌子上,心里踏实了一些:今后的物资终于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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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供图

但好心情没持续多久——刚在朋友圈里晒完礼包,张宛清忽然想起当天上午追星群里的讨论:各区近来的礼包内容并不相同,但都混杂着一些“三无产品”。看到姐妹们的提醒,她检查起了刚收到的那批物资——那袋真空包装的鱼,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她又在电商平台上挨个核对其余食品的品牌、包装与厂家,终于确定,礼包内几乎全是“粤利粤”式的山寨货,只有那两袋20元左右的咸鸭蛋与鸡蛋干能对得上信息。事件在网络发酵后,张宛清收到的物资终于“正常”了。

而周若然最近团购的物资,无论面包或是猪肉,发货时间都比从前延缓了许多,向商家催了几回,等到通知:政府征用,请申请退款;在志愿者群里,王玉玲看到有人从社区门口传来的照片:几辆共享单车被抬了起来,横放在小区大门上——据说是为了加固大门,减少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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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供图

有时在群里看到朋友们的吐槽,杨维昕会有种侥幸感,带着点矛盾。她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向来无力管理偌大的社区,封控后,居民没收到过几次物资,但依靠团购与互助,基本的生活需求从不用担心。隔壁小区就不同了,他们的居委尽职尽责,已经完全禁止了任何由居民自主发起的团购。

最近两天,杨维昕抢菜时感觉比往日轻松了一些,但蔬菜依然难抢到,倒是价值千元的白酒总是有货;偶尔蔬菜有货了,运力又会不足,“送货时间”中找不到能选的选项。望着街道统一送来的稀薄口粮——其中有块酱肉经核实是“三无产品”——杨维昕不由担忧,那个小区的人们,要怎样生活下去呢?


------

4月下旬的上海,已游离于晚春与早夏之间。杨维昕的窗子外种着一棵树,她叫不上名字。刚封控时,这棵树的枝干上稀稀疏疏开着白黄色的小花,前两天,杨维昕往窗外探了一眼,那棵树已经缀满了绿叶,风一吹,舒展地来回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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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来窗外大树的变化(受访者供图)

以往这个时候,杨维昕会和朋友们一起踏青、野餐,很少注意到这样近在眼前的景色。但她现在心里想到的是:这样稀疏平常而又无限美好的景色,有些人再也看不到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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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4-23 11:3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封控小区第一任团长工作手记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黑特 人间theLivings  2022-04-22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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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团购物资到达小区后,大多数包装袋都残留着标签被撕去的白痕,“那些被撕去的标签,原先是什么,后来又变成了什么,谁又从中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光这几点就很有嚼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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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自2022年3月28日起,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对浦东和浦西分批实施封控筛查。封控至今,社区团购应运而生,“团长”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生活在上海浦东的我,作为上海疫情封控的亲历者,想要记下身边的这些人这些事。



1


自从封控后,大多数上海人的一天,都是从“抢菜”开始的。

4月5号清晨6点,买菜APP上“前方拥堵”,我被硬挤了出来,购物车里放好的菜品被一抢而空。天色微亮,在房间里晕开了黯淡的白光,玻璃窗上粘了几滴细雨。

母亲醒来后说:“你奶奶晚上给我托了个梦,说你和你爸都爱吃面条,怕你们被隔离了肚皮饿,给你们送一点卷子面。”父亲沉默不语,自从奶奶病逝后,爱讲话的他明显话少了,独自发呆的时间却变得很长。有时母亲问他:“你为什么老是愣登登的?”他也一副不知所以的样子。

母亲的话难免让我心里有些酸楚。奶奶走了已经5年了,她生前在居委会义务工作,深受爱戴,病倒后却无人看望。她健康时对我说的最多的,是“吃亏就是福”;她生病卧床后,家人看透了世态炎凉,又再三告诫我“好人做不得”。

我们小区里有多例阳性感染者,在“浦东发布”上天天上榜,属于重点区域。有些楼栋有了阳性病例后,居民们致电居委会,不是占线,就是回复说“运送力量不足”,导致楼栋一封再封。白天核酸检测管理不当,大量人群聚集,居民上门痛斥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身心俱疲,只能“叹苦经”:“不是我们没管好,是我们人手真的不够,而且又累又苦又得不到理解……”

到头来,争执的双方都只有沉重的叹息。

4月6号下午,一个在小区独居的老太太准备出门做核酸时突发脑疾,猝然离世。据说在邻里的多次催促下,才有车辆将老人的遗体运走。业主群里的氛围很压抑,有女孩忍不住发消息说:“那个老奶奶好可怜。”

不过很快,群内的话题从陌生的逝者转移到自己的肚皮:

“人死不能复生。大家还是想办法弄点菜吧,我家已经没粮了。”

“小区门口有人卖的,80块一袋大米。”

“这是抢钞票吧!”

“能买到已经很好了好嘛,昨天还是70块,今天我赶紧买了一袋,估计明天还要涨。”

浦东封控前,我家附近的菜市场里肉已被抢空,绿叶菜也少得可怜。母亲给我描述当时的情形,“就连地上被人踏过几脚的莴笋叶也有人抢”。

那晚我家唯一的荤菜是莴笋丝炒火腿肠丝,烧菜的父亲还提前公布了第二天的荤菜——火腿肠和鸭胗切成薄片,蘸稀薄的花生酱吃。他安慰我们说:“上海人都很会过日子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日子再苦,总归好过下去的。”老两口每天都要估算眼下的物资还能撑多久。一天晚上,我找到了一包先前买的鸡蛋煎饼给母亲吃,她摇了摇手,说:“算了,还是留到明天吧。”

因为频繁刷各类APP抢菜,一众吃播广告也依据算法不失时机地推送了过来。屏幕那头,一张张油光光的嘴巴,好像是在啃食我自己。主播带货时赞美的话术老练,点进商品页面后,下方会横插了一根无情的黄杠,上面写着“此商品不支持在当前地区销售”。

外卖APP首页宣传着暖心的“共同守‘沪’”,所有商品下方的第一句都写着“上海不发”;附近的小吃店均为“本店已休息”,偶有营业的店铺下方标明“999元起送”,唯一在售的菜品是售价0.5元的辣椒粉;烧烤店的在售商品是冷冻水饺,价格140元/袋。我没有下单,买了也无人配送,就算有,骑手只能将外卖放到小区门口的快递架,这些天街坊里的小偷忽然多了起来,手脚极为麻利。

而烦乱的不只是我们家,业主大群里也已经吵翻了天。

有人说:“侬整天就晓得骂三门。”

“个么侬发的那些正能量有用伐?能当饭吃伐?”一个男人用语音回道。

他的微信名叫“一只鼎”,在上海话里有“老大”、“扛把子”的意思。我好奇点了他的头像,继而看见他的朋友圈:“我没想到,在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我女儿竟然要跟着我一起饿肚子……”

很快,这个男人就被移出了群聊。



2


吵归吵,封控后的小区俨然成了“命运共同体”,业主们聚集在微信群,私人生活第一次进入公共领域。

小区群有大有小,业主群最大,共有3个,主要用途是发布例如核酸检测和物资发放的通知;小群是楼栋群,住户们在群内发送抗原检测结果的图片,彼此传达诸如社区团购是否已到货的最新信息。母亲说:“我们这个楼栋的氛围是很好的,邻里之间平常不太接触,现在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大家互帮互助,今天我提醒你去做核酸,明天你帮我代领一下小区发的抗原。”

很快,我们小区就有了第一任“团长”,林浩,业主,为了组织速冻水饺的团购,向居委会书记做了报备。起初,书记不同意,认为社区团购不符合当前防疫要求,容易产生大量的人员聚集,存在病毒传播风险。

林浩据理力争:“‘大礼包(物资)’到现在还没发下来,快递和外卖都没有,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自救吗?我们所有团购的东西都会经过消杀,把风险降到最低。”

书记还是摇头下了逐客令。林浩很沮丧,他家里的蔬果已所剩无多,还剩最后一颗卷心菜,但菜叶发黄了。通过官方渠道,林浩看到一批速冻水饺可以发到社区,心想只要通过团购的微信小程序组织大家参与,说不定就能解决燃眉之急。“我自己勒紧裤腰带,吃一点清汤寡水的面条,还能再屏个几天。但是我家里还有个儿子,他年纪还小,凭啥让小孩吃这个苦?”

他蹲坐在居委会门口连抽了两根闷烟,在业主群里抱怨了几句。群里瞬间炸开了锅,有居民自发上门找居委会书记理论。最终经过磋商,居委会同意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团长”要保证团购取货时平稳有序,不扎堆、不聚集。

“这点我可以做到,而且我组织团购的这一批物资是官方渠道的,对接的供货商有上海市商务委的批文。”林浩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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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购小程序里列出的文件(受访者供图

作为第一个“明星团长”,我们小区大多数居民都在林浩这里团买过东西。此后小区的团购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避免大家认错群,林浩索性把群名称改为“XX村拼单群(林团长)”。群里有人调侃:“现在是团长有啥我们就吃啥,一下子回到了以前供销社的时候。”

每天清晨6点,林浩睁开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写当天的群公告,详细地告知大家分批团购对接的商家是否已排单、何时能到货。然而,总有人不看群公告,一遍又一遍地@林浩:“林团长,前天团的猪肉什么时候到?”林浩只得又粘贴了一遍公告内容,谁知半分钟不到,还会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一天下来,他要面对成百上千次的反复询问,还有人昨天一口一个“林团长辛苦了”,今天第一个就把林浩当成出气筒。

林浩没时间争辩,因为货车快到达小区时,都会打他电话,他必须随时待命,接到电话后就得立刻要叫上几名志愿者赶到小区大门口接应,还得提前告知保安,否则就会耽误卸货的时间。

林浩说对接的商家粗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的朋友,比如速冻水饺那单,倒还好办,靠谱的朋友加上官方的批文和渠道,基本上不会坑人;另一种是商家,比如XX面包、XX汉堡,在各大业主群散发社区团购宣传图,满60单或满3000元起送,一部分商家诚心守约,另一部分商家则会根据制品时间、团单价格或者运送路线推迟排单,林浩得绞尽脑汁去催他们,变换各种话术,让他们早日排单发货,这样他可以省下一点精力,催促接下来的运送司机。


------

此前很多居民在群里说想买一点蔬菜,4月7号下午,林浩的朋友推荐了一个蔬菜供货商,声称可以“火速发货”。林浩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开价不菲——青菜、卷心菜、胡萝卜、土豆、洋葱,总共20斤,售价180元。

“价钱怎么那么高?我们小区居委都没卖那么贵!”林浩说。

“那你就去找居委买呗。”对方用语音讲,“我跟你讲,这个价钱里面,每一笔有20到30块是给咱们司机的,现在货车到上海有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开30多个钟头,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这都还算好的。先别说是外省到上海,就是从金山区开到浦东,中途先要‘倒车’(换成有防疫通行证的车辆),每一个‘口子’都要严查通行证,这都要时间,都要精力,其实我没赚你多少钱,是给司机师傅的辛苦钱。”

林浩说自己会跟大家商量下,但蔬菜的质量要过硬。对方信誓旦旦:“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都这个时候了,就应该相互帮忙,中国人不能骗中国人。”

林浩发起团购,群里有人抱怨说这个菜价堪比抢钱,比正常价格起码贵了5到10倍,也有人说,“非常时期,能买到就已经很不容易”。

没想到,“成团”后,供货商却说这批蔬菜已经被“官方单位”包掉,只能“退团退款”。又说:“还有另一批蔬菜可以送过来,份量和质量都不变。”

群里有好多人在催,林浩也跟着继续催促商家发货,“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在打什么算盘,做完这次团购,我再也不跟那个奸商合作了”。

到了约定发货的11号,林浩不放心,又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他怕其中有诈,跟几个朋友轮番打过去,终于通了,对方称“已经发货”,还发了司机的微信名片和手机号码。

司机出发时已经很晚,林浩估算了送达时间,最快也要当天晚上11点左右到。他心中满是忧虑:“很多单都是老人委托志愿者帮忙下单的,收货地址都是老人自己的住宅,但老人睡得早,有一些还住在‘封控楼’,需要上门去送,不一定有人应门。时间晚,好多人不愿意出来取菜,这些蔬菜我也不好储存,说不定放了一夜,全都坏了。”

到了深夜11点,运货司机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居民很急,林浩更急,给司机又打了几通电话。对方开了一整天的车,脾气很差,还没讲几句,就冲他吼。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吼?”林浩也被点着了,“那个姓徐的(供货商)跟我说,你开车很辛苦,要加点小费。按照每笔订单多出的10块,你送货跑这一趟,有将近4000块的小费,平常从金山跑到浦东,最多也就400多块钱,现在屁股后面多了个0,你还来跟我狠三狠四?你还有良心吗?”

林浩握着手机吼完,感觉对方愣住了,许久没讲话。冷静了片刻,司机跟林浩说出了实情:“我现在算明白了,一开始我跟老徐要的价,算上倒车、油费和那些辛苦钱,是3000块,老徐说就当帮他个忙,最后价钱被他压到了2000出头一点。”

“那你车上的菜怎么办?”真相大白后,林浩只怕这个暴躁的司机撂挑子。

“你放心,我做事做到底,但是你也得给我点辛苦费。”

“你要钱的话,管我要钱做啥?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找那个老奸商要啊。你做人怎么能够这样?我们全小区的人等着你车上的菜。”林浩发急了。

“这个我不管,现在我的车快开到地下隧道了,出了隧道,再随便找个地方调头,你信不信我给你开回去?”

“那你要多少?”

“5、6百是要的,给多给少你看着办。”

“如果你真敢这么做,我马上就报警,别以为警察不管这事,管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上海封控了,你和那个姓徐的发的都是国难财,要是放到以前,那都是要砍头的。而且姓徐的跟我提过,你平常在网上的货车平台干活,到时候我和全体居民一起投诉举报。你把菜运回去,我可不怕,我可以找团购平台申诉,叫你们把钱给我吐出来,你就白跑了。但只要上海一解封,你连自己的老本行都干不了,到底谁赚了谁亏了,我相信这笔账你算得比我清楚。”

司机嘴上还是骂骂咧咧,“回头要找老徐算账”,然后将手机导航软件截屏,发到了林浩的微信上。

林浩一看,原来司机早就出了隧道,离小区就不到500米。



3


林浩等在小区门口,准备卸货的同时在群里发了新公告,让大家过10分钟后下来取货。一刻钟过后,我戴上口罩,拎着马甲袋走到指定地点去领菜,却发现没有几个人过来取货。林浩又发了一条消息:“催发货的时候,你们都比我急,到了领货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积极了。”

“那么晚了,谁还高兴下来啊?”

“深更半夜去拿菜,活了大半辈子真是头一回碰见。”

林浩只说了句:“过来拿吧,不然菜放了一晚上,都坏了。”

取货地点靠近小区花园,林浩站在路灯旁,地上摆满了蔬菜。我问他,旁边就是长木凳,为什么不坐着歇会儿?

他摆了摆手:“不敢坐,这几天太累了,作息全都乱套,怕一坐就打瞌睡,稍不留神就有小偷把菜偷了,到时候我还得赔钱。”

我报了“跟团号”,拿起蔬菜,发现了问题:“团长,不是说我们这一批有绿叶菜吗?为什么只有一颗卷心菜?份量也不足。”

林浩一把拿过塑料袋,在路灯下看了又看,又赶忙翻开其他的蔬菜包,发现自己到头来还是被供货商和司机坑了——刚才他和志愿者们卸货的时候,司机不停地催,他也就没留意蔬菜的质量。

林浩气得声音发颤:“这下我跳进黄浦江都洗不清了。”他说,这是供货商和司机一唱一和,演的一场戏,赚昧心钱。可是居民们却会觉得,这是他跟供货商提前串通好,从中赚取暴利。林浩只能立刻在群里声明,今晚拿到的这批菜缺斤少两,质量较差,明早他就跟供货商摊牌,帮大家解决问题。菜已送达,无论质量多差,总要先拿到手再说。

还没睡的居民们陆续下楼取菜,有人拿到就走,有人打开手机上的电筒,对着淡蓝塑料袋里的蔬菜横照竖照,说出的话中带刺,林浩也没多说什么。

经过这几笔团购,林浩说他的脾气“都快磨平了”。


------

由于小区的涉疫楼栋已被封控,居民团购了东西也必须“足不出户”,等大多数蔬菜包被领走后,林浩还要和志愿者们挨家挨户送货上门。

有一笔团购单在备注上写明:“我们家属于封控楼,麻烦送货到楼下,辛苦团长了!”林浩骑着电瓶车,到了楼栋的电子门前,按了几遍门铃,对方才磨磨蹭蹭地下了楼梯。

等人的时候,林浩四处张望,发现了这一栋楼并没有封控——封控楼为了方便居民倒垃圾,往往会在门前放一个大型的黑色垃圾桶。对方下楼后,林浩问她:“你这不是封控楼啊……”

“就帮忙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计较?”女人接过蔬菜,翻了个白眼,把林浩撂在原地。

林浩的手机在口袋里不断振动,掏出一看,发现团购群里有人闹着要退款,也有人体谅林浩的辛苦,劝对方说:“林团长已经很辛苦了,明天他会帮我们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赚钱养家都辛苦的好吗?这不代表他可以坑我们。我花了160块就买了几个发黄的烂菜叶子。”

林浩清楚,如果自己此刻发了火,更会引人误解,觉得他是“做贼心虚”,便强压住怒火辩解:“你们说的我都接受,这次是我大意了,对不起大家!明早我就跟供货的人协商,为大家安排退款。”

和供货商周旋了几天,加上居民们的支持,姓徐的那张老虎嘴巴终于肯呕点钱出来了——象征性地赔了每人20元。在退款过后,林浩接到了大量的骚扰电话,有几通电话就是那个货运司机打来的。

林浩在微信上告诉我,他曾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些照片,某些团购物资到达小区后,大多数包装袋都残留着标签被撕去的白痕,“那些被撕去的标签,原先是什么,后来又变成了什么,谁又从中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光这几点就很有嚼头了。”



4


有一天,群里冒出了奇怪的问题:“到底哪个才是林团长啊?”林浩主动@了提问的人,问他有什么事不清楚。对方又问了一个问题:“林团长你到底有几个群?”

“我一直只有这一个群啊。”

可对方言之凿凿地声称,刚才他还被拉进一个“烟酒群(林团长)”,钱都付了,订了一条烟。那人还发来一张手机截屏,图片中,群成员不到100人,为首的人有着跟林浩一样的头像、一样的地区,甚至是连个性签名都是一样的——林浩乍一看,也以为是自己的微信。

可再仔细一看,那个“林浩”的微信号并非林浩的,“现在物资都那么紧缺,难道我的路道那么粗,还能有路子搞到烟酒?”

对方瞬间懵了,立即拿着新“证据”,想找那个假“团长”退钱,却发现早已被移出了群聊。

有人冒充林浩骗钱的事很快在小区里传开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对面楼栋的老爷叔,他烟瘾大,以比市场价贵了50块的价格买了条“中华”,瞒着老伴买的,货一到手,就迫不及待点了一根,直接被呛咳了,嘴里“一股树叶子烧焦的苦味”,直呼“开了眼界”。

为了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有人在业主群里曝光了骗子们的套路——先是联系小区里几位居民,让其帮忙推广群聊二维码,以此拉更多人进群;接下来是“王婆卖瓜”加“渣男式诺言”,再三保证一定让大家收到货,如果有人质疑或者反对,立刻将其踢出群聊;收钱得逞后,立刻更换头像和微信名,继续骗下一个团。

几位受骗的居民一路追踪,将骗子锁定,放到业主大群里曝光。这个骗子的个性签名里还写着: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善良和诚实。

报警后,有人说骗子肯定能捉到;有人说骗子可能压根就不在上海,人都捉不到,更不要想退钱的事;有人自认倒霉,“就算了吧,也不过就几十块钱”;有人不甘心,认为“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越是不追究,骗子就越是猖狂,也就有更多的人受害,“放到古代,这种人要被杀千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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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号那天下午,群里又曝光了一种新的团购骗术,作案手段更隐蔽:“假团长”以货物过审为由,要求居民们在购买生活物资时,上传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码。有人觉得不对劲,跟朋友商量了一下,让朋友潜入了这个可疑的团购群,连发了多条公告,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假如泄露了个人身份信息,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大家纷纷退了群。

那个揭穿骗子的人,就是“一只鼎”。他叫毛阿哥,70后,身高1米82,体型壮硕,可谓“长一码大一码”。他从小在弄堂里长大,90年代拆迁到了浦东,在认识他的人的印象里,他的脾气是很“楸”(蛮横)的,一言不合就要请人吃两记大头耳光。

在小区封控后的第一天起,毛阿哥就披上了红马甲,在核酸检测时维持秩序。楼栋的领居夸他是个“模子”(楷模、榜样),他却说“为了出来透透气”,而且“要给我家囡囡(宝贝女儿)做个榜样”。

不过,毛阿哥平常闲不住,喜欢兜马路,到球场上看球赛,是申花的铁杆球迷。小区封控后,他感觉很憋闷,看谁都像个“脑裂三”,随便跟人聊上几句,便会不由自主地开启“嘴炮模式”,那些话发到群里,总有人反驳他,说他“传递负能量”、“居心不良”、“带节奏”。

毛阿哥不服气,怼了回去:“传递负能量?那是吃饱饭没事情做。你有本事就去做志愿者,不要在这里屁话多。”

“你少道德绑架,你道德高尚、你舍己为人,你当志愿者也是有赚钱的好吗?”对方不甘示弱。

“你摸着良心去问问看,我和小区里几个阿姨爷叔都是义务工作,一分钱都不挣的。真是到哪儿都少不了你这种人。”

“哪种人?这种人身攻击不该被踢吗?”对方发完消息,默默地@了群管理员。

果不其然,这个“②号业主群”成为第二个踢掉毛阿哥的群。毛阿哥觉得“彻底伤透心”,从此没再加入任何业主群,“跟这帮人没什么好多讲的”。

当“团长”这事,毛阿哥起先想都没想过,因为他自认“跟不上时代”,不熟悉手机和电脑的操作,光是做统计“团员”的表格就能把自己难倒。有一天,他女儿想吃面包,社区正好有老牌面包房的团购宣传单,非常时期,只配送社区大单,如果是个人购买,就只能挤入每天不同时段的“抢菜大战”。毛阿哥抢过一次,没能成功,就不再参与,“每天6点钟不到,就要从床上跳起来抢菜,还不如困个懒觉”!

可既然是“囡囡”想吃,毛阿哥这个做父亲的总要想办法买到。想购买面包的居民们组成了群,却没人当“团长”,之后的统计、付款和领货也就无法开展。

“算了,我来当吧。”毛阿哥发了信息。

有人立刻给他点赞:“老毛同志,侬是个模子!”

“但我先帮大家讲清爽,统计做表格什么的,我是做不来的,哪位朋友会做表格,家里有打印机?”

我说我家有打印机,可以帮忙做表格,卸货拣货也可以叫上我。

“小阿弟,那你当副团长。”毛阿哥说,“卸货分货的话,我在小区还有几个兄弟好帮忙,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

就这样,毛阿哥和我在团购群中成了正副“团长”。群里的团购订单数也很快到达了面包房的配送门槛,“开团”成功。



5


我们第一单,对接商家原定在4月12号发货,但是订单量爆满,“推迟送货”,最晚在次日下午送达。

4月13号那天,上海下了一场暴雨。小区的核酸检测临时取消,改为抗原自测。雨越下越大,可消息来了:面包还有半小时到达小区。

我问毛阿哥何时动身,毛阿哥抱怨说,那个货车司机也真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到大雨的时候“急吼拉吼地赶来了”。我们约定,15分钟后,我带好打印的统计表和圆珠笔,跟他碰头,他说:“我开车到你家门口等你,是一辆深蓝色的别克面包车。你慢点出门,不要淋着雨,到时候你坐我车上。”

春天的大雨带着浸入骨髓的冷意。为了防止雨滴打湿表格,我用塑料文件夹装上纸页,抄起一把伞,急匆匆地出门,坐上毛阿哥的面包车。他在小区里有很多“赤膊兄弟”,从小玩到大,关键时刻,都出来帮忙。我们一行人全都守在小区大门口,弄得好像要干一场恶仗似的。许是苍天有眼,货运司机到达时雨势渐小,我和毛阿哥的兄弟、门口的志愿者一起准备卸货,却发现身边有一群人正在撑伞围观。

那是几个老年人,照理说,天雨路滑,他们此时是最不该出门的,一摔就容易骨折,疫情封控就医又困难,他们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呢?

货车的后备箱盖已抬起,我来不及多想,跟着大家把车里的一箱箱面包搬下来,运到快递架里面。志愿者身上的防护服并不防雨,很快被淋成了落汤鸡,头发湿漉漉的,我的后背也全都湿透了。

这时,一位老伯走到我们身边,我以为他是给那些热心的志愿者打伞,结果他却只是走了两步,就在附近旁观着。借着白晃晃的路灯,我看见那个老伯长着一副“三角眼”,口罩没有佩戴严实,露出了鼻孔和上嘴唇——难道他们是买过面包的居民?我没多想,眼下分货要紧,我们用钥匙把纸箱打开,把相同的品类归到一块,以免忙中出错。

毛阿哥不喜欢打字,直接在群里发语音:“面包已经到了,东西很多,能下来都全部下来拿。封控楼的、还有老人订的,不要着急,我们会开车送上门。”

“你干什么?!”

忽然,帮忙拣货的志愿者喊了一声,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循声望去——那个长着三角眼的老伯被人抓住手臂,手里拿着一小袋面包,错愕地望着我们。

“你干什么?!”志愿者又重复了一遍。

“我干什么?领东西呀。”老伯梗着脖子,显得理直气壮。

“老伯你要排好队,不然这样下去队伍要乱掉的。”我耐心规劝他。

老伯只当耳旁风,回身望了长队一眼,说:“我已经70多岁了,我后面这些小年轻都是70多岁的老人吗?就应该让我先拿!”

排在后面的丁阿姨实在看不下去,从队伍里面冲了出来,指着老人的鼻头骂道:“侬这么‘老卵’(傲慢)做啥?大家全都在排队。”

毛阿哥让丁阿姨不要激动,既然是老年人,先取货也无可厚非,大伙都是街坊邻居,不要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说完,他把手掌摊向老伯,老伯露出疑惑的表情,问毛阿哥这是做什么。

“‘跟团号’啊,领货要凭团购的‘跟团号’、家庭住址和手机尾号,难道你不晓得吗?”毛阿哥反问。

老伯摇摇头:“我又没有‘跟团号’。”

“那老伯你搞错了,我们这批面包是社区里面团购的,不是政府发放的物资。”

老伯还是当没听见,把面包紧抓在手里。毛阿哥身边几个兄弟火气大,围到老伯身边,让他交出来。

“你们几个想干什么?我70多岁的年纪了,你们谁敢动我,我断了骨头瘫在床上,你们谁就养我。”老伯说这话的时候中气倒是十足。

“你真是不要脸。”丁阿姨指着他,“这几天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在这里荡来荡去,别人团购的东西一到,你就挤过去,林团长的2包小排就是你偷的吧?”

排队的人群对着老伯指指点点,把老伯弄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没说话。丁阿姨跟我们说,浦东全面封控后,盗窃快递和物资的小偷便陡然增多了起来。那些小偷装作出门兜圈子的闲人,不断地徘徊在快递架周边,有时团购的物资一到,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挤到人群中,趁大家最忙乱的时候,顺手牵羊。

我想起在自己的楼栋群里,有人曾提过:现在小偷甚至连老年人配的药都偷。

“就算是我偷的,你又把我怎么样?”老伯越说越激动,索性把口罩拉下来,唾沫星子乱飞,“你不偷别人,别人就会偷你,我不偷别人,我就会吃亏!”

“你自己戴好口罩,口水不要乱喷人,你偷那些东西,不怕败坏阴德吗?”丁阿姨说。

老伯没拉上口罩:“我核酸做过的,阴性。现在这个时候,阴性比阴德管用!我之前买的东西被偷了,现在我只能偷别人的!”

毛阿哥让他们不要吵,说自己正好买了2袋面包,让1袋给这个老伯。

分完了货,有人问毛阿哥,为啥这么戆(),拿自己的面包分给那个“三角眼”?

毛阿哥说:“在旁观的人看来,我们跟一个老年人计较,不管怎么样,最后都是我们理亏。网上有很多骂上海人的短视频和文章,有些一看就是别有用心的。刚才好多人在围观,也握着手机,要是被人拿去做点文章,误会就更大了。人很容易以偏概全,更加认为所有上海人都是这样。上海是有一些‘小刁模子’,搞什么地域歧视,但是上海也有真正的‘模子’、‘老克勒’。我看了以前那些视频和评论,懒得跟那些人吵,疫情都那么严重了,搞‘窝里斗’还有意思么?”

当晚8点半,我看到毛阿哥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家囡囡心心念念的面包总算吃到了,他这个当父亲的,吃再多苦也值了。因为面包只有1袋,他不吃,跟女儿说“我不太喜欢吃面包”,女儿却像小大人一样教训他:“爸爸侬瞎讲,我记得侬最欢喜吃香肠面包了。而且侬以前老是跟我讲,不好挑食的,那侬现在为啥挑食了呢?”



6


在居民们的督促下,居委也升级了“孤老服务”,优先保障特殊人群。

一天,有好心的居民想给老人们送去蔬菜和瓜果,但是缺几个运送的志愿者。毛阿哥跟我赶去帮忙,送到最后一户人家,老人问我:“小阿弟,我听邻居讲,现在小区都在搞什么团购,你可以教教我吗?”

我掏出手机教他,老人记性较差,前学后忘,而且不太熟悉微信上的操作,我想起之前看过的“数字遗民”,心下悲哀。

毛阿哥在一旁看着,对老人说:“老爷叔,你今天想要一点什么菜,让我帮你去买吧,你留个电话号码给我,到时候我帮你找一名志愿者,让他帮你‘团’,你多看几遍,说不定就学会了。”

老人点头答应。

我和毛阿哥离开了楼栋,问他:“刚才为啥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多看几遍就学会了’?”

“你晓得老年人最怕什么吗?”

“我看电视上讲,老年人最怕给别人添麻烦。”

“这个没说到点子上,实际上老年人最怕自己老而无用,所以你看有些老人头发都花白了,还在穿‘大白’当志愿者,就是希望自己还能派上用场,出一点力,不被这个社会遗忘。刚才那个老爷叔也是一样的,想让自己发挥一点作用,不用老是麻烦别人。他学起来是蛮困难,可是我们不好打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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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小区就成立了两个新组织。一个叫“抓鼠队”,名字是林浩取的,志愿者为了防止快递被盗,对前来取快递的人员,全部登记造册,“来一个记一个,不登记核对完不准走”;另一个是“助老志愿团”。

之前,赵阿姨用自己的钱买了6盘鸡蛋,总共180颗,找了几位志愿者给老人送上门,4月16日,她又在社群发起众筹,为老人送鸡蛋、蔬果和其他生活物资。

毛阿哥加了赵阿姨的微信,说:“上一趟在面包群当‘团长’是为了我家囡囡,现在我就当志愿者吧,帮一帮老人。”晚上7点钟,我看到毛阿哥在朋友圈发布了志愿者征集,立即报名参与到他的队伍。

“小阿弟,你良心蛮好的,是个模子。”毛阿哥发来了语音夸我。

“毛阿哥,我跟你讲老实话,看到有些老人,我感觉跟我阿奶(奶奶)长得蛮像的,就想着帮点忙。”

毛阿哥说,赵阿姨是“助老志愿团”的团长,另一个副团长郭老伯却很特殊。照理说,这个郭老伯应该是志愿团的服务对象,但是他脾气犟,想“发光发热”,他和赵阿姨都拗不过他。

郭老伯是河北人,一名退役老兵。我听居委会搞宣传的小刘说,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首都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那天,郭老伯穿上珍藏已久的军装,对着电视里的士兵们敬礼,那一幕被他抓拍了下来,至今难忘。

“我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可以当一次‘团长’。以前打敌人,现在抗病毒,咱们中国人从没怕过谁,我相信上海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郭老伯对我说,“有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的加入,助老志愿团老中青三代,就全都齐了。”

郭老伯的身子还算硬朗,亲自登门给其他老人送青菜,有些老人年纪大,耳朵不太好,揿了电子门,不见回应,他就在楼下喊:“204,204,你们开一下门,给你们送菜!”

有人住在他身后的楼栋,趴在阳台上跟着他一道喊“204”,郭老伯回望过去,那是他的朋友老钟。老钟是孤老,子女和他关系闹僵,很少来看他,平常是居委会和邻居负责照顾。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时常不记事,郭老伯上门看望,他却怯生生地问:“侬是啥人呀?”

郭老伯装得很生气:“昨天还给你买小馄饨皮,怎么今天就把我忘记了?”此后他想了个办法,也不说自己是谁了,只要一见到老钟,就敬礼,时间一长,老钟可能就记牢了,说不定还能回礼。

19号下午,毛阿哥让我给老钟送一点鸡蛋和苹果,我上楼敲开了房门,老人开了条三指宽的门缝,眼神很警惕。

我说:“钟老爷你别害怕,我是助老志愿团的,住你斜对面27号,过来给你送一点鸡蛋水果。”

“我不认得侬,但我认得侬的阿奶。”老钟把门开大,面孔笑嘻嘻的,举起攥紧的拳头,“她送给过我两个鸭蛋,有拳头那么大。”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后来长年卧病在床的奶奶——她已被剥夺了部分记忆,只记得她自己的名字,还有我幼年时的模样。每次大学放假回来,我坐在她床边,她总会睁大眼睛,惊讶地问我:“侬是啥人?跟我孙子长得有点像。”

我望着老钟的房间,电视机开着,中央八套在放《生逢灿烂的日子》。木桌上的红灯牌收音机已经坏了,他不舍得丢。我记得奶奶床头的收音机也是这个型号,像一块巨型的黑色枕头。我心想,假如有人能帮忙修好,老钟一定会很开心。

我要道别,老钟没回应,剧集结束了,他跟着片尾曲的节奏,哼起了略带悲怆的调子:“时光一去不复回,往事只能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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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揿着电视遥控器。电视画面快速切换,停到浦东电视台——只有一个充满彩色方块的圆球,伴随着音乐。

父亲换了台,我却让他调回去,指着电视屏幕问道:“浦东台怎么是这个画面啊?”

“今天礼拜二啊,电视台休息,可能在检修吧。”

“上一次在下午看到这种画面,还是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跟父亲讲,“直到现在我还不晓得这个画面叫什么,可能就叫休息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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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电视台的“休息画面”(作者供图

后记

崔健线上演唱会那天,林浩做完了最后一次“团长”,晚上听到崔健喊出“嘿,老子根本没变”,他发了条朋友圈感慨:“崔健老了,但没有变,我还没老去,但已经变了”。

我问过他和毛阿哥,你们解封后最想做什么?

林浩说,他想携家人去看母亲。很多年前,外婆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后来他迷上了崔健,在郁愤时唱出《一无所有》,也对心上人唱过《花房姑娘》。他想编写一首献给外婆的歌,因为忙工作,一拖再拖,直到老人去世,也未达成。他不想再跟母亲爽约。

毛阿哥发语音讲:“有球赛的话,就去看球,否则我就荡马路,兜一兜菜场也好的,给我家囡囡‘买汰烧’(买菜、洗菜、烧饭)。希望毛猛达和沈荣海的《石库门的笑声》再办一场,他们的票子太难抢了,上一趟我都没抢到。”

自从全面封控后,有一位爷叔制作了短视频,记录封控后的上海。我在视频中看见了自己中学所在的那条路,还有那些老建筑,热泪夺眶而出——那个爽约的春天一定会回来,那时我要尝一尝早餐的“四大金刚”,还要去一趟外滩,望着滨江岸上的云,用手掌紧贴着路边的梧桐树。

那是春天该有的气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龙情


黑 特

法律像人性的低保,

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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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5-16 03: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封城后,为保住工作而开撕的白领们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张长长 人间theLivings  2022-05-16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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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1个月,普通人都在为吃饭发愁,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核酸、抗原检测。身边的楼栋不时出现的阳性感染病例,业主群里无休止的争吵谩骂,现在我们竟还要为保住自己和同事的工作而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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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何者》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1


我在上海一家不大的游戏公司上班,员工有200人左右。公司有研发、发行、技术等部门,我在发行部负责“买量”工作——就是将公司的游戏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获取新增用户——有时亲戚介绍相亲对象给我认识,我就说自己是“打小广告的”。

3月正是上海街头乱穿衣的季节,忽冷忽热的天气让羽绒服与长裙一起出现在漕河泾的各个地铁口。月初我要去广州出差,当时深圳疫情正严重,同事劝我不要去了,说万一行程码带了星,清明假期就没法外出。但项目遇到关键问题,我只得冒险。

从广州回来没多久,上海疫情渐起,阳性病例新增数字很快从两位数突破三位数,不断听说同行企业因查出密接而被封禁。3月9日,我们发行部的一个小姑娘在部门群里贴出照片,是她家小区大门口的布告:小区内有确诊,封闭14天。

得知属下被隔离,我们部门老大武丽慌张起来,她先联系行政处理好居家事宜,又找我商量:“如果更多人被隔离怎么办?《勇武》(我们公司做的游戏,化名)正在‘大推’阶段,会不会影响进度?”

早在2020年,上海就实行过2周左右的居家,线上会议和远程协作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每天下午5点,武丽会在微信群里拉大家语音开会,项目偶有问题,我们也会实时线上沟通解决。讨论了一会儿,我们就提前做了预案:把公司后台权限开好,把美术素材提前放到云盘,电脑装了“远程”——这些动作在后面的隔离中,拯救了我们的项目,也拯救了很多人的工作。

14日上午,公司总裁办发了邮件,宣布开始实行为期1周的居家办公。大家知道疫情严重了,但并没有过度担心。毕竟过去2年,上海的防疫成绩有目共睹,就在几个月前,上海的精准防控还创造了最小的中风险地区——静安区的一家奶茶店——这一度被传为佳话。

那天中午,我去附近的星巴克买咖啡,店员还跟我打趣:“你们都居家,这里没生意了,明天我们也去申请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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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静安区的一个老小区里整租了一套一室户,因为不开火又不爱出门,平时就靠外卖度日。居家后,除了作息逐渐不规律,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疫情的发展似乎比想象中严重。新增阳性数字越来越多,公司不断延长居家办公的日期,部门群里也不像一开始那样轻松了。

一天晚上,一条官方公告突然在朋友圈里刷屏了:浦东将于3月28日凌晨5时开始封控,浦西从4月1日开始。同样刷屏的还有各类段子,诸如:“封禁从‘九宫格’变成了‘鸳鸯锅’。”大家还在下面的评论区插科打诨。

很快,住浦东的同事们开始发各类超市抢购的视频,其中一条视频里,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大袋桶面,正在跟别人互踹,而排成长龙的结账人群只略微观望,更多的都在焦急地等着付款。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得囤点食物以应付浦西的5天封控。于是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物资:10盒鱼香肉丝自热米饭、6罐八宝粥、5袋速冻饺子、10多个鸡蛋、2匝挂面、10个苹果、3包饼干和若干小面包。担心食物口味单一,在封控前的最后一天,我还到附近的“全家”买了几包辣条和几瓶无糖可乐。

等把这些食物收纳好,我心里还略带满足地想:“就算封上个10天,也没什么问题。”


------

4月1日浦西开始封控时,浦东还没有任何解封的迹象。当天,我们公司召开了视频大会,各部门老大和领导们都出席了,有十几号人。老板老李出现在视频画面里,面容略显憔悴,我们见他不似以往健谈,也不敢多说闲话。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有序地汇报着居家办公后的工作进展,其中,发行部将要发行的新游戏《勇武》和研发部正在自研的一款游戏,是老李重点关注的对象。

视频会议开了1个小时后,老李留下几个部门的老大开小会,就让其他人散了。我离开电脑,觉得有些憋闷,随手拿了包辣条吃,又打开自热米饭。

谁知刚给加热包倒好水,武丽就打来了语音电话。

“老李要裁员了!”武丽的语气中带着焦虑。

我很纳闷:“咱们去年做得不是挺好?公司流水接近1个亿了吧。”

“你没看看去年公司扩招了多少人?光自研产品就砸了多少钱进去?自打读了个商学院,老板迷上了高学历,不是985、留学回来的不要,去年底来的一帮商务同事,工资不比咱们低多少的。”

武丽一番话让我回过味来——不光是人力成本,光我负责的“买量”,去年就花出去几千万。里里外外算下来,公司可能真的没赚多少钱。

可即便如此,老李也不至于这么急大裁员啊。武丽也纳闷,但她没敢单独问老李,只跟我讲,游戏行业去年就不好过了,教培行业被管制后,各个游戏公司紧张得要死,都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

武丽又说,老李至少要裁掉30%的人,让中层们趁着居家期间拟出名单:“咱们部门要裁掉一半人。”

“啥!一半?咱部门一共也就20人,开掉一半怎么干活啊?”

“你急什么,我能让他裁掉吗?自研游戏开发了1年多,有个屁进展?商务部那么多人,疫情都在家憋着,能出去干活吗?技术部的刘兵有40多人,我就没看他们加过班,你见过不加班的程序员吗?咱们的需求堆在那儿也不给我解决,开玩笑!要裁也得先裁他们……”

发了几句牢骚,武丽匆匆挂掉了电话。我这才发现自热米饭忘记扣上盖子,加热包已经烧完,米饭没熟,无法下咽,白白浪费了一盒。



2


4天的“封闭期”很快过去,阳性新增数字节节攀升,各类公告层出不穷。谣言、辟谣让人搞不清真相,唯一确定的是:丝毫看不到解封的迹象。

到了4月7日,我买的食物已经消耗过半,我开始略微有些紧张,但主要心思还放在如何对抗裁员上。

武丽的策略是,在下周的季度汇报上,要把本部门第一季度的报告写得足够漂亮。此外,还要提出一个对老李来说“非常具有诱惑”的目标,明确每个同事的职能,“要让老李知道,想完成这个目标,我们部门就不能裁员”。

第一季度,我们发行部给公司带来了接近1千万的流水,主要收入来自几款老游戏的充值。只是这些游戏都是游戏开发商提供的,我们只负责推广运营,得跟人家分成。按原本的预估,到了第二季度,这些游戏走入产品周期的末尾,收入都会有所下降,但为了让汇报好看,我只能特别强调,公司即将推出的新游戏《勇武》收入可观。另外,我还写了一个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的ROI(投入产出比):“二季度推广预算1千万,收入4千万。”

武丽对这个数字很满意,但她提醒我,得提前想好话术:“老李问起来如何实现,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会在抖音直播和B站等渠道发力,获取更多免费流量,你觉得呢?”

武丽沉吟片刻,回复:“就这么写。”


------

接下来的2天,我写报告写得昏天黑地,几乎没怎么关注外界的信息,等再打开朋友圈,发现很多人都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我赶紧仔细盘点了自己的库存:自热米饭只剩3盒,挂面还剩1匝半,鸡蛋和面包已经吃光,饼干还没有开启。

在我30余年的人生中,食物短缺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但当意识到再过3天我将没有任何食物、并且不知从何处可以获得补充的时候,植根于本能中的焦虑、恐惧,还是不由分说地占据了我的全部智识,让我无暇他顾。

我赶紧加入网上的抢菜大军,本就失眠的我,一直熬到天亮。在凌晨5点半加好购物车,然后眼睁睁看着时间变成6点,反复点击“结算”,直到在系统拥堵的提示中,加购的菜品数量一样样减少,直至为0。

我失落地将手机扔到一边,感到一丝绝望,接下来的一整天,脑子都仿佛被一片乌云笼罩——我从没想过在2022年的上海,自己会吃不上饭。

我住的是一个老小区,邻居多是退休的老人,封控前我连居委会在哪儿都不知道。此刻,我十分想加上本小区里人的微信,任何一个都行,就问问小区内是否有团购群——这是我听同事讲得最多的获取食物的渠道。

我试了很多方式,比如在微信“附近的人”里加那些100米之内的人,结果只有一个小姑娘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但她却住在小区隔壁的公寓楼里。

我问她在哪里补充食物,她气愤地回复:“我跟同事住宿舍,我刚来上海一个月就被关起来,钱又赚不到,妈的!”

“那你们单位提供食物?”

“提供个屁,我们宿舍4个人,就剩几包饼干了。”


------

随后一天的晚上,武丽发来微信,说感觉自己有点抑郁了。这个爽快的上海女人,平时雷厉风行,敢做敢讲,竟然会这么说,我就问她怎么了。

“坏消息太多了。”她答。

我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得发个笑哭的表情,问她家的东西够吃吗?她说封闭前,她和老公各推了满满一购物车的物资回家,以为完全够了,而现在那些东西都快见底了——她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不出来她该如何面对跟我同样的焦虑。

不久后,我的食物问题竟意外解决了。那天我决定去敲邻居的门求助,开门的时候恰好听到楼下有志愿者在送东西。我通过二楼过道的窗户问小区里是否有团购群,一位志愿者抬头说:“我这里有群,你下来我拉你进群。你要鸡蛋吗?这里有些多出来的鸡蛋。”

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有一箱鸡蛋,赶紧戴好口罩下楼,花67元买了60个鸡蛋,然后又进了一个已经有300多人的团购群。把鸡蛋塞进冰箱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兴奋。又过了半小时,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2大块沉甸甸的猪肉送到我的家门口——这是我刚在团购群内“捡漏”的,100元。

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个晚上,我在部门群里不断跟同事们插科打诨,还不断给武丽打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挨饿了。



3


居家办公3周多,公司季度汇报会如期举行。我收拾了一下仪表,就坐在电脑前准备讲报告。

老李的神情比一周前更严肃了,背后是一个硕大的书架,上面摆着几本书和各类摆件。那是在一间宽敞的书房才可能出现的家具,他住在浦东的别墅区,也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新增病例都是1万多。

他先讲行业困境,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在封控前就完成了裁员,同在漕河泾办公的几家中大型游戏公司也有整个部门被裁掉或集体降薪的情况:“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降本增效’,在6月前,各部门一定要完成精简,提升‘人效’。这个非常重要,各部门老大必须尽快给我方案。”

几个部门的老大都默契地没有接话,短暂的沉默后,技术部的老大刘兵打破了沉默:“老李,那我们开始汇报?”

等我结束汇报后,不等武丽总结,老李就率先发问:“1千万预算怎么做到4千万的收入?现在抖音买量很便宜吗?”

我按提前想好的话术,着重强调了抖音游戏直播的巨大潜力,以及我们在游戏“大R”(充值超过一定金额的玩家)用户维系上的一些规划。老李听后逐渐激动起来:“非常好,非常好,一定要去抓住这些平台红利,要拓展新渠道!”

武丽私下给我发来微信,她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讲得不错,等下我可以跟老李提要求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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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汇报结束,老李让大家全留下:“这里都是各部门骨干,大家就一起聊吧,你们觉得自己部门大概能精简多少?可以先简单讲下。”

武丽率先说:“老李,我这边情况你也清楚,我们人不算多,而且下季度我们目标也很大,还是需要人手的。”

老李沉吟了一会儿,转头去问刘兵:“你那边呢?”

从视频里看,刘兵应该是坐在阳台上,阳光照得他一侧的脸发白,他说:“我这边目前工作量是比较饱和的,发行、研发部提的需求都排到5月了,人手其实相对紧张……”

“我说的话就是白说是不是?就是说你们谁都不动是不是?公司、公司今年不好过,跟你们都没关系是不是?”老李拍了桌子,视频画面跟着晃了晃。

即使隔着视频,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谁也不敢在这时候讲话,老李又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不想做坏人,那这个坏人我来做!第二个方案就是集体降薪。”

此话一出,本就凝重的空气跌至冰点。

武丽还是敢讲:“老李,我说两句哈——去年公司利润一般,政策对游戏行业管制也更多,咱们处境确实不好,大家还是要共克时艰。我们部门下季度任务确实很重,目前可以精简掉三五个人吧,其他的可能要请技术和研发部看下了。”

老李的脸色好了一些,刘兵也紧跟着表态:“这样,我这边如果排排工作量,大概也能有三五个名额吧,主要是武丽那边需求比较多……”

这话一出,武丽明显不高兴了:“稍等稍等,我打断一下哈,我这边的需求应该没有占用太多技术部的时间吧?我平时走的比较晚,基本没看到技术部的同学在加班加点。而且我们那么多需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也没有帮我们解决多少,所以我觉得技术部的人员情况应该跟我这边的需求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刘兵声调提得很高,“技术的工作又不是做样子的,我们半夜起来为游戏紧急配置服务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再说我们所有需求都有排期的,每天要做的事都是必须完成的,代码都是要上传的呀。你要是觉得我们工作量不饱和,我可以给你开帐号,你们上去看我们的代码量呀!”

武丽冷笑回应:“我又不懂技术,我看你代码干嘛?”

公司发行部跟技术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武丽和刘兵不对付也早已不是秘密。按照工作流程,一款游戏从登录到付费的各类接口都跟技术有关,而每次技术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游戏的收入。之前,公司发行的一款游戏因技术问题没有显示“防沉迷提示”,按照法规要受到严厉惩罚,当时武丽就跟刘兵在会议室里拍了桌子。

刘兵的反驳被老李打断了:“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了。阿雨呢?你那边什么情况?”

提到阿雨,老李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很多。打造一款成功的自研游戏,一直是老李最大的梦想。去年公司刚赚了一点钱,他便花重金从某“大厂”的游戏工作室挖来了阿雨——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制作人。自从阿雨负责起了研发部,老李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倾斜所有资源。

阿雨来自台湾,性情温和,讲话总是很淡然的样子:“我们部门可能会比较难,目前alpha版本(初版APP)预计要7月上线,现在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可能不太有空间去做这个……”

“行了,我知道了。”老李讲了些安慰的话,便仓促结束了这次视频会议。



4


汇报结束没几天,我负责的投放工作就出了一次很大的事故。

公司要推广游戏,就要做广告。我们选择在腾讯、抖音这样的大平台的广告系统里创建“推广计划”。一条“计划”可以理解成一个单独的页面,由我们的“投手”在里面选择向哪些标签人群推广,并设置“出价”——也就是我们准备付出多少成本去获得一个目标用户。

因为一条条地创建“计划”太麻烦,我们公司的技术部就搭建了一个自有平台,可以通过接口与外部广告系统联通,投手只要在自有平台上批量上传广告和设置出价就行了。

投放事故是我的得力干将谢云操作失误导致的,他在批量设置价格时打错了一个小数点,本来是355.5元的出价,变成了3555元,等到他发现时,已经花出去了5万元。

按公司规定,谢云铁定是要被解雇的,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广告优化师,我便出面为他说情,称自己的管理也存在着漏洞。武丽在部门会议上当众质问我:“你也有很大责任没错,可这5万块你来出还是谢云出?还不是要从咱们部门的KPI里面扣!”

脾气发了,会也开完了,武丽又打语音给我:“我有个想法啊,只有咱俩知道,谁也不可以讲。”

我大概猜出了武丽的意思,于是没讲话。

“我记得咱们这个后台不是第一次出类似问题了,这次的问题,刘兵那边能不能看出来是投手的失误?”

“理论上只要我把操作日志删掉,技术那边就没办法知道是谁的问题。”我说。

“行,我知道了,下周周会你得在,配合我一下。”

我知道武丽是想“甩锅”,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为难,就叫我“甭管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问题要是被老李知道,她没法保自己部门的人。

我无言以对。以我对老李的了解,这样的事故一旦邮件通报,他肯定要责任人立马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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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会如期而至,我很忐忑,内心排练了各种可能的话术。可武丽发言的时候却选择主动出击,丝毫没有铺垫:“昨天我已经给相关的部门老大同步了邮件,也抄送了老李,这次因为我们自有平台的问题又造成了一次投放事故,损失大概在5万块。”

大家沉默着,刘兵也没有讲话,武丽接着讲:“咱们这个技术平台一直都有很多问题。上次刘兵也讲我这边需求多,确实,主要需求都是针对这个平台各类bug的修复。这次也是在出价环节出了问题,而报警功能没有正常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次事故。如果不是我们投放管理的同学及时发现,损失可能会更大。”

老李面无表情,这是他发火的前兆。刘兵明显有些紧张,连忙说自己已经让手下查了,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出价,有没有可能是投手自己写错了呢?”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武丽冷笑了两声:“这个不需要操心,如果我们的投手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们这个部门也不要做了,几天就把公司的家底败光了。”

刘兵被武丽的态度激怒了:“有问题就讨论问题好吧,不要冷嘲热讽,我也只是说一个可能性,如果是我这边的问题,我不怕担责……”

这下,老李急了:“这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是这个损失明明能避免,为什么你们技术部一直不解决?其他需求有那么多吗?”

刘兵一时被噎住,武丽也不再讲话,老李继续劈头盖脸地问:“居家期间,技术部门的人工作量怎么样?”

公司别的部门的老大和低一级的主管都在场,刘兵被老板如此责问,自然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地辩解着。我实在不忍心,开了静音,把注意力转移到小区里的广播上——居委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连垃圾都不要倒。

我心里是很同情刘兵的,他40岁出头的年纪,已经是标准的地中海发型了。除了日常工作的压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读国际中学,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一次下班的时候,我刚出公司一楼的电梯,就看到他老婆正在跟他吵架:“你有那么多事吗?你爸病我得伺候,小孩也要我管,你能不能也管管?”

我尴尬得没敢看,快步走了过去。



5


这次“甩锅”,武丽大获全胜,老李决定让技术部裁员一半。

他这么着急压缩人力成本,据说是因为公司新一轮的融资泡汤了。投资方是国内一家很大的线上广告服务商,客户通过他们在快手、抖音等大平台上开广告账户、消耗广告费,他们靠拿中间的“返点”挣钱。可从去年开始,各行各业都在缩减广告预算,一些大平台的广告收入都锐减,广告服务商就更无法幸免了。听说去年这家广告服务商自己都亏损了,现在哪还有钱投我们这种小游戏公司?

感慨之余,我开始担心公司接下来的现金流,估计即使我们不被裁员,大概率也会被降薪。谢云跟我有一样的担心,自从上次弄出了投放事故,他非常愧疚,一直很担心自己被开除:“哥,疫情期间我要是丢了工作,可真就活不下去了。”

谢云26岁,工资在同龄人里不算低,但他是“月光族”,花几千块买双球鞋连眼睛都不眨。居家办公后,从没下过厨的他在吃完所有泡面后也不得不跟合租室友一起研究如何做饭了,而他们小区的团购物资都贵得离谱,他已经开始感受到没有存款的压力。

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之后又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了投放事故。谢云不懂其中的门道,我也没办法细说。

自从上次会议后,武丽和刘兵算是结下了梁子。可以后发行部和技术部还是要协作的,为了避免业务受阻,武丽决定主动低头跟刘兵修复关系。她给刘兵打了个电话,说了不少暖心窝的话,表示技术部的裁员名额,发行部会帮助承担一点,至于裁员名额剩下的“大头”,两人结成了“联盟”,要设法让研发部和商务部来出。

公司商务部的老大叫沈琴,以前在业内一家“大厂”工作,去年夏天才入职我们公司。沈琴平日里光鲜亮丽,很少在公司出现,主要负责在外面寻找游戏产品并引入合作。沈琴有时带着手下的几位美女商务在会议室开会,颇引人注目,武丽就会挤眉弄眼地跟我讲:“看到没有,人家那个包,今年的新款,5万多哦。”

按照公司的流程,商务部接到一款新的游戏产品后,需要发行部来判断“质量”,并拍板是否跟发行方合作。平日里武丽跟沈琴打交道最多,但我能感受到她俩的不合——武丽对沈琴颇有微词,经常讲“商务部的产品报告写得不太详细”;沈琴也曾在老李面前提过“发行部门需求不明确,经常让商务部做无用功”。

武丽和刘兵结盟后,最先盯上的就是商务部——毕竟,那群美女商务都不能出门谈事,在家待着也干不了什么。

然而,就在他们各自准备“裁员方案”时,一张聊天截图击破了这个刚刚组建的联盟。


------

周四的线上周会结束后,武丽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问上次投放事故的事我有没有跟别人讲过。我一下慌了,快速回忆了一遍,确认没跟别人讲过。

得到我否认的回答后,武丽才说,刘兵已经知道是咱们部门投手自己的失误了。

“啊,那你怎么说?”

“我能怎么说,我说不了解具体情况,我得回去问问啊。”说完,武丽便匆匆挂断电话。

没过一会儿,她甩来一张聊天截图,上面是谢云的微信昵称,而对话人的头像则被裁掉。对话中,谢云基本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表示很担心被开除。

我愣在原地,回过神就给武丽打语音,可她直接挂掉,只在微信里冷冷地回复我:“你的下属,你自己看着办。”

我马上给谢云打视频,只见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得知自己的聊天被人截图后,整个人都蔫了下去,咕哝着:“我没……没想到吧,大意了,就是跟她聊聊天而已。”

原来,谢云一直喜欢公司商务部的一个女同事。疫情居家,难免寂寞,他便主动把这事跟小姑娘讲了求安慰,哪知道随后就被人家给“卖”了。

武丽知道后,破口大骂,不由分说要找沈琴理论,我赶紧劝住她:“这事你不能出头,你找沈琴就等于承认你知道了,这个锅就让我来背吧。”

武丽哭笑不得:“你以为就这一口锅?我跟你讲,老李不让刘兵裁员了,压力全在咱们这儿了!”

这次,沈琴不光给刘兵告密,还接了一个游戏外包的活儿给技术部门做。这个单子是将一款微信小程序游戏改成APP,价值几百万,于是老李暂时就不要求技术部裁员了。

我夸沈琴“不简单”,武丽也啧啧叹道:“是呀,这一手我是真没想到,不过也怪我以前经常怼沈琴,所以这次她才会主动帮刘兵吧。”

“那怎么办?阿雨和研发部是老李眼中的香饽饽,那岂不是所有裁员名额都要咱们出?”

当时《勇武》的数据逐渐提升,收入越来越好,老李是知道的。武丽的语气硬了起来:“现在公司除了咱们,还有哪个部门有收入?说句不好听的,是我养着他们呢,凭什么不赚钱的部门留着,赚钱的部门裁员,我没听说有这个道理!”

我佩服武丽敢说敢讲,但我俩也商量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于是决定周末拉老李单独开会讨论。

不工作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有的老人在挨饿,有的病人在死去,而看似在疫情中相对安全的白领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家正在为不被裁员而拼尽全力。



6


跟老李的会议约在周六,周五晚上,我想跟武丽对一下,她过了许久才简短回复我几个字:“我跟老公核酸阳性,马上去方舱。”

我很惊讶,连珠炮似地问:“怎么感染的?下楼做核酸染上的?”“哪个方舱?可别是南汇的吧,听说那边屎尿横飞。”“有啥症状吗?发烧吗?”

武丽半晌才回复:“没什么症状,目前在大巴上,去青浦方舱。”

到了第二天的会议时间,武丽完全没了动静。老李得知武丽去了方舱,非常惊讶,不断问我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安排。我勉强应付几句,说《勇武》的广告仍在正常投放,但游戏新版本要等武丽带着运营的同事一起出报告,现在联系不上武丽,对收入会有一定影响。

老李眉头紧锁:“她去方舱前没有带电脑吗?那边不是也可以办公吗?”

我说她走得挺匆忙,而且她跟老公一起隔离,她家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在照顾。老李不再追问,只说联系上武丽之前,让我每天给他汇报一次工作。我内心叫苦,但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的3天,武丽像是完全消失了,老李更加紧张了,每天都气急败坏地拉我开视频会:“你见过哪个部门老大忽然玩失联的吗?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吗?”

我安慰老李,说也许是方舱条件太差,或者她这几天症状比较严重。可老李不依不饶:“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说一声不就行了?”

我无言以对。封控1个月,普通人都在为吃饭发愁,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核酸、抗原检测。身边的楼栋不时出现的阳性感染病例,业主群里无休止的争吵谩骂,现在我们竟还要为保住自己和同事的工作而勾心斗角。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都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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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武丽终于出现了,她先给我发了一段小视频。画面中,方舱很宽敞,人们三俩聚在一起聊天、闲逛,她说:“比我想的好很多,就是没地方洗澡。”

我说几天联系不上她,老李都要急死了。武丽哈哈大笑,然后说清了事情的原委——被拉走的当天,她的情绪几乎崩溃了,哭了一路,到了方舱才慢慢冷静下来。因为开始发低烧,身体有些不适,她索性赌气不工作,让老李急一急。这两天身体好了些,她自觉做的不对,主动给老李打了电话,两个人掏心掏肺把话说开了。

我急着问:“说开了?啥结果?”

武丽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愧疚:“咱们都不动,发行、技术、商务都不动,研发整个裁掉,只留下阿雨。”

我惊得讲不出话——疫情封了这么久,研发部确实受了很大的影响,项目本就延期,这么一来,自研游戏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新版本了。老李也不是第一次搞自研游戏,他心里很清楚,一个项目延期这么久,说明制作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和方向,再坚持下去就是烧钱了。

“但自研游戏不是老李的一个念想吗?他每年年会都要讲,一下子就全裁了?”我还是不敢相信。

“理想和活着之间,总得先选择活下去吧,更别说现在游戏版号根本下不来,就算再烧一年钱,没有版号也是白做。”武丽说,老李决定等上海解封后再宣布这个坏消息,“总不能人家在隔离呢,就把人家给开了。”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公司发的物资,蔬菜、鲜肉、牛奶、鸡蛋、罐头、挂面装了满满一大箱,很丰盛。

朋友圈里,同事们纷纷晒图,我挨个点赞、评论。只见一位研发部同事将公司发的物资整齐罗列好,认真拍了九宫格图片,并配文:“感谢公司发的大礼包,孩子不会饿了,疫情赶快退散,等不及回去上班啦!”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雅坤



张 长 长 

北人南下,飘零沪上近十载;

初心未改,踉跄创业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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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15 09:4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21岁方舱保洁队长的领导艺术丨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山河 人间theLivings  2022-06-15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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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看到小野在朋友圈晒出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那是她为远在家乡的女友订的。她写道:你不要错过,我已经错过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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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在一起》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1


疫情下的上海,仿佛是一部不流畅的定格动画,所有人被不均匀地圈在自己的小小牢笼之中,不引人注意地忙碌挣扎着,直到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推动微末的变化,一点一点组成卡顿的城市之春。

我和小野的4月,被圈在一所靠海的方舱医院里——不是作为病人,而是在此工作。小野说她不记得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但她的第一次出现,我却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正狼狈地搬运着东西,见到挂着蓝色胸牌的小野,忍不住向她求援,我说,小帅哥,能不能帮下忙?小野还没接话,身后的同事赶紧说,别瞎叫,人家是女的。又说,她是保洁部的队长,你不认得?

小野不记得我们尴尬的初遇,可能她早已习惯人们对她的误会。不过她确实帅,而年纪又很小,我也算是叫对了2/3。

天气热的时候,她就穿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加一条不过膝盖的深色大短裤,夜里气温降下来,她便裹一件灰绿色厚夹克。与那些喜欢穿拖鞋的工人不同,她从不穿拖鞋,她的鞋子都是价格不菲的潮牌。

“鞋子就要新的时候穿咯,放几个月就过气了。”小野的手拂过两鬓新长出来的黑发,总觉得TONY老师给推得不够平整。这点黑发和发根一起,与头顶残留的一撮落日黄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被烧焦的野草在倔强生长,只是长得营养不良,毫无生气。不过,头上越来越少的黄毛会让小野焦虑,她盼着早点出去重新做头发。

除了衣着、发型,小野身上的文身也让我误会了她的性别。小臂、小腿、后颈,甚至10个手指的近节指背面都挨个文着字。等工作结束,小野还打算去文一个新的——按照她的计划,新的图案将会铺满她的后背,因为已经是文身店的常客,小野很骄傲地说自己能拿到极低的折扣。

小野是保洁团队里年纪第二小的人,21岁。最小的女孩是19岁,她被小野安排去了指挥部做文员,不参与保洁工作。

在“保洁”这个舶来词汇成为人们的口头用语之前,人们对这个职业更为熟悉的称呼大概是“打扫卫生的”,听起来就不像是年轻人愿意从事的工作。与写字楼的保洁相比,方舱里的保洁工作似乎更加糟糕一些。众所周知,入住方舱的皆是新冠感染者,尽管理智和道德都叫人不该歧视这些不幸的人,但人的本能,却依旧对其避之不及。

所以在方舱工作,第一要义就是先要克服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后勤部人员不像医护,来方舱之前,大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对小野来说,战胜恐惧的利器就是随时拎在手里的小喷壶,里面装着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

“你怕吗?”

“怕啊,谁不怕死?”小野对我的疑问嗤之以鼻,顺便朝我滋了一通消毒水。

除了医护之外,舱里其余人都不曾克服过恐惧,但是大家依旧选择了这里。用小野的话说,“为什么来方舱上班?当然是为了赚钱咯”。

消毒水的水雾在空气中渐渐消散,刺鼻的气味则会残留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味道既爱又恨,它对眼鼻黏膜有很强的刺激,但是没有这个气味又会觉得不安,总觉得看不见病毒正悄悄地将自己包围。即使金钱的诱惑暂时占了上风,恐惧依旧如同附骨之蛆。

感染者居住的区域算“污染区”,“生活区”和“工作区”理论上都算作“清洁区”。作为保洁组的队长,小野有可以不经常进入“污染区”的特权,而待在“清洁区”的时候,因为不能总是全副武装,手里的喷壶就成了小野的精神寄托。

其实小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作队长,在她的想象里,“队长”可能需要像小学生选举班干部一样,准备演讲,然后等待参与者的投票和决定者的认可。但是她这个职务来得很容易——进来那天,领导指着她说:保洁组的队长就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人还是要与众不同一点,才能被一眼看见。我估计,领导在不知道的小野名字的时候就选择了她,多半是因为她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如果不由她来带领整个队伍,她可能会是那个最难管理的员工。



2


舱里的工作人员构成很复杂,除了常人熟知的医护,还有统筹整个舱内活动的运营方,有警察和消防,以及一些政府领导。后勤部也有细致的工作划分:有负责卫生的保洁组,还有专门进行消毒工作的消杀组,有专门配送物资的物资组,只管送一日三餐的工勤组,负责安全保障的安保组,还有维修组……

对于非保洁组的人,比如我,即使只是开玩笑地叫她“小领导”,小野也会立刻否认,“什么领导,都是打工人罢了”;但是对于保洁组内的人来说,小野是绝对的权威,“我在保洁组是说一不二的,手下的人比你们哪一个组都听话”。

权威源自于权力,掌握着全队人工作安排、考勤考核,甚至有直接任免权的小野,无疑将自己的权力利用得很好。

她手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理发师、厨师,有保安和“厂妹”,有家政阿姨和售楼经理,有一些人是曾经自己做生意小老板,还有一些是看到高薪招聘特地来上海“淘金”的民工。他们比小野年长,常年奔波于各个城市讨生活,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技巧:斤斤计较、偷奸耍滑、少做多拿、倚老卖老……

小野第一次“立威”,是她开除第一个员工。那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年纪足以当小野的母亲。小野现在谈起她仍旧觉得厌烦——那个已经被她忘了姓名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印象中具备了所有令人讨厌的“老阿姨”的坏习惯。

初来时发物资,人人都有一样的大礼包,唯独那位阿姨希望多拿点,即使小野再三强调“大家都一样”、“吃完了用完了我再给你申请”,也不肯罢休。安排工作,她总要第一个挑活儿,可等都安排妥当之后,她又疑心别人的岗位更好,希望小野能给她调换。依了她的要求换过岗,没一会儿工夫,便又觉得原先的工作更划算。工作的时候,她又敷衍了事,由于日薪固定,想方设法减少上岗时间,迟到早退,或是叫年轻一些的同事帮自己多做一些工作。

“‘年纪大了手脚慢,年轻人愿意帮的帮一把不是很正常的?’”小野模仿着阿姨的语气,翻了个白眼,“那她怎么不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别人?”

小野警告了两次,阿姨非但不收敛,反而到处说小野年纪轻轻,当了个队长就“摆谱”,欺负手底下的人。忍无可忍的小野向带领自己一行人的中介老板诉苦,得到的回复是:“人现在是你带着,让谁留让谁走,你自己决定就行。”

阿姨在得知小野要开除自己以后,态度软了下来,保证以后会好好做事,但私下里却觉得小野不会真的赶走自己:“又不是她一个小队长发工资,她得罪我干什么?”

“谁说得罪她没好处?惯着她才是没好处!”小野找到阿姨,皮笑肉不笑地说,既然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穿着防护服喘不上气做不了活,那就多休息休息,休到工作结束为止。

“什么意思?”阿姨一时没听明白来这个小年轻的话。

“就是说,既然你不想好好干,那就在房间待着别干了。我每天管你饭,发物资也会有你的份。但是考勤从今天往后算,都是0。”顿了顿,小野轻飘飘地加了一句,“——要不然你就回去。”

搞清楚状况的阿姨咒骂了小野很久,也许后半辈子只要想起来就会一直骂。但是小野不在乎,即使阿姨真的不肯走,她也不在乎。多占一张床多吃一份饭而已,她有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而且她相信,那样精明的老阿姨不会愚蠢地选择留下:“来这里(方舱)上班都是为了赚钱,赚不到钱谁愿意待在这里啊?”

顺利将老阿姨送出方舱隔离后,小野心情大好。通过这次交锋,她发现了大家唯一真正在乎的东西——钱,所以,“考勤”就成了她拿捏手下人的最好使的东西。小野把几十人的保洁组又分成了几个小组,选出小组长,所有工作安排都以小组为单位,把工作交代完了,她就盯着每个小组长反复强调:这点事情能干好吗?干不好扣你考勤哦,扣3天。

1天的活干不好,不光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连未来2天的收入都要被清零,这着实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尽管小野从未真正如此严苛地扣手底下的人考勤,但无人敢再去冒险。小野默认的程序是先警告、再扣考勤,最后是开除。就像家长恐吓孩子时数的3、2、1,往往只需要第一个数字出口,就够了。



3


分好了小组,工作安排起来就变得格外容易。因为人手充裕,想休息的人只需在前一晚找小野请假便可。休得多了赚得就会少,所以请假的倒也没几人。

7万多平方米的方舱,全部卫生都由小野带领几十人的保洁组负责。需要清洁的外场占地面积远少于内场,因此需要的人手也少。为了防止内外场的保洁人员流通导致感染,任务分配之后就不会再更改,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场保洁岗位成了香饽饽,谁都希望小野能安排自己留在外面。

小野让年纪最小的女孩儿去了指挥中心做文员,理由是她年纪小头脑灵活,会用电脑,其他电子产品学起来也快。至于其他人,小野懒得听他们叽叽喳喳,反正人人都能为自己找到不进内场一万种理由,索性让他们抽签决定。

外场主要负责指挥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垃圾,还有打扫办公室。这本是个相对轻松的活,不过小野一点也没少操心。她吩咐被派在外场的几个人“眼睛放亮一些”、“手脚要勤快一些”——不要一天只做早晚两次清洁,若是办公室人少,就多进去看看,有垃圾的话及时清理掉,上夜班的医护产生的垃圾虽然不多,但是一定要在早上8点之前收拾干净。

“你居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安排)?”小野很惊奇地反问我,“那里可都是领导诶!”

她掰着指头给我细数每一个需要记住姓名和职务的领导的特征,包括他们用来挂工牌丝带的颜色——大红色的是“领导”,蓝色是后勤,黄色是医护。除了后勤的工人们会按要求佩戴蓝色工牌,红色和黄色的一般都不会有人戴在脖子上,所以还是要认清楚脸。

数了一圈之后,小野指向指挥中心一墙之隔的后半舱,说:“那边是医护的休息区,他们人最多,不过他们只管内场的‘客人’,不管我们的事情,不认识也没关系。”

“病人”只是医护对方舱里的新冠感染者的称呼,而这些工作人员都将他们称之为“客人”。内场的工作更繁杂一些,如果不能一次性做好,住进去的“客人”们有什么要求,会通过层层电话转接到小野那里,需要再安排人专门换上全套的防护装备进去。

“顾客就是上帝啊,我们就是为‘客人’服务的。”小野说,“医护不一样,他们比较了不起。人家学历高、又专业,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打工人比不了的。”

在外场的保洁员都知道,小野对医护休息区的工作要求不高,保洁们可以在任意时间慢悠悠地把巨大的垃圾袋系在每一个集装箱房间的防盗窗上,倘若手里拿的垃圾袋不够,少系几个窗户也无伤大雅。垃圾袋也不必每天收走,更不必一天两次,什么时候装满了再换也不迟。


------

小野对医护的不满,是暗暗滋长的,最早能追溯到刚刚开舱的时候——舱里进入内场的通道设置了4条,最初没有进行区分,大家进出可以随意选择。后来医护团队认为后勤人员不能完全按照标准进行防护服穿脱,要求拿出2条通道作为医护专用。

那时候所有需要进入内场的人员对这个要求都颇为不服:大家在来到这所方舱之前确实没有足够的防护知识,但来此之后已经进行了2到3轮的培训了,还是这些医护教会了大家如何正确的洗手、牢记穿脱隔离装备的顺序……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不管大家多么不服气,有2条通道还是贴上了“医护通道”的标签纸,将后勤人全部排除在外了,倘若有后勤的人进出时误用了医护通道被他们撞见,就会被报告给上级批评警告。

其实走哪条通道不走哪条通道,时间久了都会养成习惯。医护通道并不比后勤通道多什么消杀装置,别的小组渐渐没了抱怨,唯独小野依旧耿耿于怀——因为在通道的问题上,别的后勤组与医护不会再有交集,而保洁组要负责通道的清理,自然也包括了医护通道。保洁们要将医护们脱下来的鞋套、手套、隔离衣、防护服和面屏这些垃圾收走,还要清洗浸泡在消毒水中的循环使用的护目镜,要用酒精擦桌子、用消毒液拖地板,还要打开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这样才算做好了通道的全部清洁工作。

“他们(医护)嫌我们不干净,有本事别让我们去打扫医护通道啊?有本事他们自己来打扫,自己去扔垃圾!”小野当然不能不管医护通道,只能嘴上说几句发泄。

本来安排人去打扫医护通道,小野就颇有怨言,哪知道隔三差五还要接到医护的投诉——泡护目镜的消毒水的量医护要管,装太少说浸泡不充分,装太多说扔眼镜时可能导致液体溅出;收垃圾时走的路线医护要管,不能在“一脱区(相对污染)”、“二脱区(相对清洁)”和“清洁区”之间来回走动;收垃圾的时间医护也要管,不能在医护进出时收垃圾,不能和正在脱防护服的医护碰见……

“他们真的太烦了!怎么能有那么多要求呢?”小野不明白,扔进垃圾桶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朝下按一按就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但是医护为什么就不乐意;浸泡完的护目镜还会再清洗,但是医护就是要揪着浸泡的容量不放。

“惹不起他们,只能躲着了。”于是,小野根据医护的排班表,重新规定了保洁组进入医护通道的时间,既保证及时收走囤积的垃圾,又保证不和“他们”打照面。



4


4条进出的通道只占内场保洁工作的冰山一角,保洁员更多的时间,需要花费在清理“客人”入住的房间和连接各个房间的走廊上。

临时搭建的集装箱房间很简陋,只有3张单人床、1副简易的桌椅,墙角的卫生间则由马桶、淋浴和洗手池组成。每当有客人达到出舱标准后离开,保洁队的人都会进入房间抹掉他的全部痕迹:遗留下来的私人物品,未清理的垃圾,不愿带走的零食饮料(方舱发的大礼包内含一些零食),睡过的床垫被单……所有东西都会无差别落入垃圾袋中,成为“医疗垃圾”。房间会被还原成未住人时的空空荡荡,等保洁组完成工作,再通知消杀组背着大桶的消毒液对环境进行消毒。

住着阳性“客人”的房间是不必进入的,只需嘱咐“客人”把垃圾放在门口。后来因为他们不能及时把垃圾拿出来,小野索性让组里的人不再给每个房间发小号家用垃圾袋,而是将大号医疗垃圾袋系在与门同侧的窗户杆上。

“戴着几层手套系垃圾袋确实麻烦了一点,但是收垃圾的时候会方便很多。给他们(客人)发垃圾袋虽然轻松,但是消耗得也快,就跟把垃圾袋吃了似的,隔两天就打电话说用完了。”小野在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调整,除了保洁组的人,大概也无人知晓了。

分配在内场的人,偶尔也可以在外场做保洁的活儿——当然不是去指挥中心——方舱这个庞然大物,每天吞吐的各项物资,总会在各个角落留下少量垃圾。只要垃圾稍微积攒了些,小野就召集所有组员一起出动捡垃圾,尽量让外场环境保持清洁——尽管没有人在乎,所有“领导”都待在那个短暂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内,谁会在意只是路过的通道两边是否有垃圾呢?

“我看着难受,我可能有强迫症吧。”小野耸肩。

大家都愿意做这项“额外”的工作,因为按照正常排班,总要有人休息,休息的时间就不算考勤,小野是在想办法让大家多做点能计入考勤的事。

除了“没事找事”以外,小野还想办法尽量保住“失去劳动能力”组员的工作机会——这是说那些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的保洁员们,直接从“生活区”搬进了内场。小野跟领导提议,让这些人直接在内场继续干保洁工作:“为什么不行呢?他们没有任何不舒服,除了核酸阳性了,什么都好。让他们在内场工作不是正好吗?还能省几套防护装备呢。”

就这样,在她的提议和斡旋下,保洁组里的几个感染者都保住了工作。

“大家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钱嘛,感染已经够惨了,再拿不到工资,还不如在家躺着不要折腾了。”小野语气淡淡的,想了想又说,“医护还是有点东西的,只有他们一个阳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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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疯传上海方舱高薪招人的截图,日薪一度高到1500元。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因为“介绍人”不同,大家拿到手的薪水只有预期中的1/5到1/2不等。加上集装箱环境骇人,一些人来了后,第一天就吵着要走。

“走就走呗,又没有人逼着你非干不可。”小野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就这样留了下来。

在来方舱工作之前,小野在一家小酒店的房间里躺了1个多月,用来思考人生。她12岁就辍学了,没有太多华丽的词汇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只是觉得以前的生活太消耗自己。她现在21岁,医生说她如果继续当前的生活方式,“可能离瞎就不远了”。

小野对目前的工作生活说不上热爱,但也比较满意。她在做一名调酒师,最早当然是因为喜欢喝酒,喜欢酒吧的氛围,于是便辞去原先在超市的工作,去酒吧当了一名学徒。

“酒吧多有意思啊,比当超市理货员有意思多了吧?”小野拎着消毒水壶随意扭了几下,头顶稍长的黄发配合地左右摆动,十分可爱。

超市理货员是她来上海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时她只有14岁。她戏谑地说,当初自己敢去应聘,老板也真敢收她这个童工。因为已经有了在老家和妈妈一起做事的经验,那份工作她干得还不错,辞职的时候,老板正打算提拔她做店长。

如果当年做了店长,现在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小野想象过,但总没有清晰的图景——做理货员太累了,小野1米5的个头,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更瘦小一些,都是咬着牙干的——不过就算做了店长,收入应该也不够常去酒吧喝酒的,所以她不算太后悔。

在酒吧做学徒的时候,喝酒不要钱。小野不挑酒,什么都喝。她调色彩斑斓的酒卖给客人,配上晦涩的名字,就像是在贩卖一道奇妙的咒语,帮助人们暂时逃离不如意的生活。这些在小野看来都是为了赚钱添置的花头,不过她并不承认酒吧在骗钱:“3块钱买酒,剩下买的是我的劳动,不行吗?”

从学徒慢慢做到调酒师,喝酒从乐趣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只在深夜苏醒的酒吧,和它所容纳的宾客,都沉浸在一种似醒非醒梦呓里,而清醒着的小野也要融入其中。她每天喝很多酒,从兑水的洋酒喝到昂贵的红酒,不光都是别人买单,还能赚到不菲的提成和小费。

“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那几年感觉什么人都见过,看多了就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小野会在黎明时分头痛欲裂地下班,然后将一整个白天交付给光怪陆离的梦境。

长期熬夜、不规律的饮食和大量饮酒,拖垮了她年轻的身体,最早的迹象居然出在眼睛。小野以为是酒吧的灯光太刺眼,捱了半年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会有失明的风险。

如果一定要残疾,失明是小野最不能接受的选择。躺在酒店的1个多月,她慢慢将昼夜颠倒的节律调整回正常状态。裹着酒店的浴袍换下来有人洗,想吃什么有人送上门。她晒着太阳,想着自己不能年纪轻轻就瞎掉,以及想要好好生活需要钱——做调酒师这些年她赚了不少钱,但也差不多都花了出去。

“年轻不懂事啊,根本没想过存钱,不然现在我在老家应该能付个首付的。”小野不是个爱后悔的性格,她很快振作起来,“钱没了再赚,后悔又不能把钱悔回来。”

恰逢上海疫情严重,小野在朋友圈看到高薪招人的消息,主动联系了对方。



5


有人因为实际工资少离开了方舱,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疫情让许多人失业,经济压力让他们不能向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说“不”,即使它和原先说好的待遇相差甚远。从外地专程过来的人应该更加失望,但是他们在上海没有住所,离开方舱就无处可去——特殊时期,进上海容易,想返乡却很难。

虽然小野对手下人严格,常常拿考勤和开除“威胁”他们,但同时她也很温柔,只要工作完成得好,她就是个有求必应的小队长。她不爱吃零食,发下来的“礼包”总是把自己那份都拿去给手下的人分掉;烟瘾倒是大得很,只是能拿到的烟不多,根本不够组里几个老烟枪烧的,她便连烟也不留,实在馋了,就去找别人讨一支;酒是不可能发的,退而求其次喝点带气儿的饮料,但可乐雪碧一类的“好东西”是“抢”不到的,只有没人要的凉茶能分给她。

“一帮土匪,我把可乐藏马桶水箱里都能被翻出来!”小野笑骂。

“你又不吃亏,卷烟没有你的,这不是拿到电子烟了?”我毫不客气地戳穿她。

“运营部的领导给的,都跟你说了,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小野洋洋得意地吐了一串漂亮的烟圈。

除了这些近在眼前的小福利,小野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下一份工作——去杭州的亚运会会场继续做保洁工作——得知亚运会延期的消息时,小野十分失望,不然她应该还会是保洁队长的。

在小野的观念里,除了干后勤的打工人和医护之外,都是“领导”。即使是对颇有怨言的医护人员,她也只和关系要好的几个新朋友吐槽几句,从不当面叫人难堪。若是当天做核酸时人多嘈杂,小野还会主动帮忙维持秩序,就挂着一层外科口罩,还积极地帮人家搬核酸箱、收垃圾。完事之后,一边碎碎念着“理论上在外面做核酸的人都是阴性”,一边紧张地洗手消毒。

“你不是最烦医护了吗,干嘛还帮他们?”我揶揄她。

“我什么时候烦医护了?再瞎说我撕你嘴巴。”小野回怼。


------

方舱虽名义上是医院,也有100多号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但药品并不那么齐全。舱内的客人们需要的药品虽可及时调配,后勤的工作人员要是不舒服就很棘手。小野凭借着自己与医护的“私人关系”,拜托他们为自己手下人代配一些常用药——手底下的人多了,毛病也多得稀奇古怪——小野拜托医护替自己买过眼药水、西瓜霜、创可贴,还有开塞露……“都不是我自己用的,开塞露更不是!”

大部分时间里,小野都在指挥中心晃悠,带着工作手记、对讲机和她的消毒喷壶。她常常待在监控室,两排显示器囊括了舱内的公共区域,她以此掌握手下人的工作情况,若是发现哪个身上贴着“保洁”标签的工作人员“划水”,就会打开对讲机呼叫当班的小组长。

进入内场得全副武装,看不清脸,更分不清谁,小野就很庆幸自己搞出的“小组长制度”。她不想动不动就扣手下人的考勤,只是想以此来提醒他们,不好好做事是有可能拿不到钱的,不可以“摸鱼”而已。就像那个已经离开的阿姨说的那样,工资又不是她这个小队长发的,何必难为人呢?倒是有一回,她手下的一个人因为身体不适只工作了半天,半天工作算是考勤不满,没有工资。小野被闹不过,自掏腰包支付了对方半天的工资。

至于手下人不好好工作,背锅的倒真是小野。刚来的半个月,天天开会挨骂,看到开会的消息小野就怕。那时候理亏,事情没有做好,只能立正挨打。挨了批评回去,小野也不发脾气,跟几个小组长凑在一起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往后的会议,小野越来越坦然,有时候还会嚣张地说:“谁敢说我们保洁组不好,看我不带他去监控室把他骂回去!”

后勤团队之间也有鄙视链,而保洁组无疑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消杀组认为自己最“干净”,因为他们永远携带大桶消毒剂,消毒水弥漫在他们身边,百毒不侵。其他组也不和感染者直接接触,安保只需站在通道口,物资组和工勤组把生活用品和食物放在门口就会离开……

歧视新冠患者可能还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这些临时凑起来的同事们,倒是理直气壮地歧视起自己人,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愿与保洁组的人一起在外场活动,即使这些活动仅限于拿一日三餐和日常采样。

小野懒得争辩,空下来的时候唠叨组员注意防护的次数更多了。小野就像是只护崽的老母鸡,虽然她才是组里年纪最小的人之一。



6


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前段时间被办公室“退”了回来,小野发了很大脾气。

“最轻松的差事给你,你还不好好干,真给我丢人!”

“谁爱去谁去,我才不高兴看那些领导的脸色。”小姑娘的回答也火药味十足,她不接受办公室对她“懒散”的指控,也不承认自己“手脚慢”。

小野叫女孩去打扫他们生活区的洗手间,半夜去检查卫生情况,把女孩从被窝里拉起来一顿臭骂。小野说,嫌套垃圾袋恶心,收厕纸的时候就会更恶心;嫌用干拖把拖干净水渍麻烦,踩了一地脚印的地板就要重新再拖一遍;不愿意在指挥部看领导脸色,就回来看我脸色……

女孩一开始还回嘴,要求进内场上班,后来被小野骂得眼泪水直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最终没能如愿进内场,小野嫌她吊儿郎当,脱隔离衣不规范,叫她留在外场打扫卫生。

“小孩子不知道好歹,万一她感染了,岂不是要连累我们几十人?”小野凶巴巴地说。

小野也会进内场,没个定数。有时候是去解决组里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她不相信手底下这帮“杂兵”的自觉性,认为只有盯得紧了,才能少出错、不出错。她的工作时间也没个定数,别人上完6个小时的班可以安心下班,小野却要永远待命。


------

小野最近一次进内场检查,在一个空置的房间里看到了一个盛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里面插着几朵“一年蓬”的花朵和几根青草。白色的针一样的花瓣簇拥着鹅黄的细密花心,即使叶子已经耷拉下去了,花朵仍不显疲态。前一个“客人”的物品都已经清理干净,消过毒的花洒、马桶、洗手池,空荡荡的床板和桌椅,与这里其他几百个集装箱里的陈设别无二致,但是那几朵盛放的野花,却默默勾勒出前一个住客模糊身影。

“这东西为什么没有清理掉?等着下一个客人来投诉吗?”小野把瓶子和其中的花草扔进了随身带着的大号黄色垃圾袋里。

那是最靠内侧的一个房间,外面就是方舱的边缘,扎着一人多高的绿色铁网。网外是肆意生长的野花野草,一簇簇的“一年蓬”透过金属网格探进舱内,它们不介意病毒,只想将朝两边无限蔓延的铁栅栏包裹进自己的绿色里。

小野看了一会儿这个角落的风景,小声嘟囔着:“外面这么多花呢,干嘛还要采回去。”

那天晚上,我看到小野在朋友圈晒出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那是她为远在家乡的女友订的。她写道:你不要错过,我已经错过的春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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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17 08: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沪上返乡,一场漫长的净化仪式丨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木下 人间theLivings 2022-06-17 08:05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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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手机的行程码里,带星的上海记录就会消失。可是有什么不一样了,我知道。2022年春天上海发生的这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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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安魂》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5月23日一整天,我和室友都在抢回家的票。上海到潮汕没有开直达列车,所以我只能寻找中转点,比如:厦门、温州、上饶。到了下午,终于抢到了在温州中转的两张车票,不过要在车站的椅子上睡一夜。
我对温州的唯一印象就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这似乎是个没有什么危险的城市。保险起见,我给温州疾控打了电话,前几个都是忙线,终于接通了,我礼貌发问:“请问从上海回来可以在温州中转吗?”
“不可以的。”
“不出站也不行吗?”
“不行的,要隔离7天。”
“就是只要一下列车就要拉我去隔离7天吗?”
“是的。”
我的心凉了凉——从来没被人拒绝得如此爽快——我很想再问一句:“你再看看,我还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上饶、厦门还是抢不到票,一天的劳而无功之后,我还是选了在广州中转。
其实,有经验的朋友早早就建议我选广州,被我拒绝,因为从上海兜到广州再回潮汕,就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绕一大圈。可事实证明是我错了,现在从上海来的人,几乎是神憎鬼厌,躲闪不及。各地的隔离政策又一日三变,这个时候我还在考虑什么三角形,多少没有点自知之明。
77天的校园牢狱生活,已经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感到些许惶惑,总是隐隐感觉,从学校到家的这段路上,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因为某个原因被扣住——比方说,我只能抢到中转的学生票,但与学生证上写的优惠区间不符,学校倒是开了证明,但也不能打包票管用,万一取不出票,就要滞留在车站了。

从沪上返乡,集中隔离7到14天这个过程,被我们同学之间戏称为“净化仪式”。虽然从3月13日封校以来,我们足不出户,连做了几十次核酸全阴,但仍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的过程,才能把“上海”的帽子摘掉,成为一个相对的自由人。



1


室友早我一天出发,给我发了7条备忘,是出校门之前要完成的事情,包括:48小时核酸,24小时抗原,给学校提交申请,企业微信提交申请,班车申请,跟宿管登记等等诸多事宜。我自己还需加上打印学生证明,向家乡居住地申请,和小程序上报备等。我向来拙于应付这些琐事,但此时须得一再认真检查,少了一项,都会让回家之路充满变数。

26日晚上,我收拾行李到12点。为预防6月份江浙地区的梅雨季,我把所有的衣服提前洗了晾干,再放进柜子,又用塑料薄膜把书桌封起来,提防学校会入室消杀。宿管阿姨路过,看见我在忙活,慈爱地说:“你傻呀!你们又不是阳性,学校干嘛要入户消杀?”我笑了一下——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能冒险。做完这一切,房间里就像搭了两个蔬菜塑料大棚,窗边的风一吹就哗哗作响。

赶早上8点的高铁,只能坐4点半的学校班车,所以堪堪睡了两三个钟就起床了。4点一刻,天空半明半暗,我拉着硕大的行李箱,背着两个包,在校门口登记后就上了班车。

车走时,天已经大亮,从车窗往外看,街道上空荡荡的,一幢又一幢密集的楼房,从路边延伸到远处,没有止境。我感到一种后知后觉的震撼——原来这2个月里,真的有这么多的人被关在了这些楼里面,这世上竟有力量能让2500万人口闭门不出2个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6点到了虹桥站,站外的队伍排了好几个弯儿。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哥用绳子拉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箱子,没有轮子,就这样拖着在地上走,可见“想走”的心愿是真的很强烈了。我从人工通道进去后,又去人工窗口取了学生票,也许是中转的情况太多,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朝我要学校的证明。中间电脑卡顿了一会儿,我就有点紧张,差点以为拿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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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作者供图)


候车大厅里人满到坐不下,有些人干脆坐到了地上或者行李箱上,从外表看,大多数都是学生。高铁从5月底起开通了很多学生专列,为的是送走60多所高校的70来万大学生。学期还未结束,但学校发通知赶人,让我们在6月前离开上海,如果留校,后面即便解封了,校门也仍是锁着的。这么一通连哄带吓,除了要留下找工作、做科研的,基本上能跑则跑。
大厅里很吵闹,同时也很寂静。我被两种矛盾的感觉困惑着,后来发现,吵闹的只有外围进来的安检通道那一片儿,中间在等车的人,无论坐着站着,则都沉默着。这个空间好像分成了两半,那些嘈杂的声音只盘旋在大厅的顶端,而底下是寂静的、疲惫的年轻人。
上车后我就开始昏睡,依稀感觉到左边坐下来了一个女生。将近11点时,我起身去洗手间,她也一起去了。我俩站在列车中间的车厢里看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她忽然间看向我,问:“怎么没有人吃泡面呢?”
“什么?”
“我带了泡面想吃,可是没有人吃,我有点不好意思,会不会味道太大?”
“嗯……车里都是上海回去的人,可能大家不想摘口罩吧。”我想,这班列车上的人大概都是挨着饿的,一群关了2个半月的惊弓之鸟,谁还想在路上出什么意外?
她呆呆地说了一声“噢”。我忍不住笑了,忽然感觉放松了很多,好像整个车厢的沉闷被她这一句发问给打散了。是的,毕竟还有人可以这样松弛。我说:“你想吃就吃吧,不用等其他人的,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吃东西的。”
回到座位,她拿出了泡面开始冲泡。我们又聊了几句,得知她想要回海口,以往都是飞机往返,这是第一次坐高铁——她需要先在广州中转去茂名,再换乘第三趟列车,凌晨3点才能回到海口。而坐在我右边的男生,家在昆明,也是抢不到票,所以买了这一趟去广州的,但会中途就在长沙下车再换乘,多买的一段,等于损失了300块的票钱。
我本来打定主意不吃东西,但闻着泡面实在香得诱人,跟爸爸打电话时,他又叫我在车里买个热饭吃。他还以为我不吃东西是想省钱:“不要计较这个钱了,出门在外总要被人宰的,吃饱肚子才重要。”
于是,我痛下决心,叫了一份车上的盒饭,还煞有其事地问乘务员:“有些什么饭呀?”
“有鱼还有牛肉。”乘务员弯腰对我讲。
“什么鱼呀?”
“巴沙鱼。”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什么鱼——在学校吃了2个半月的盒饭,没有一块新鲜鱼肉——可能我只是想让这个举动显得自己更加深思熟虑。

60块钱的盒饭很大,我特意数了数,里面搭配的蔬菜有11种之多,比我前2个月所有吃到的蔬菜种类加一起都多。我一口一口慢慢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了才放下筷子。吃完又昏睡过去,迷糊中感觉到海口女孩帮我把餐盒交给了收垃圾的阿姨。我在心里感慨了一句:这人能处。


------
一觉醒来,爸爸又打了个电话过来,说家那边出了一点变数。
出发之前,我跟区疾控中心打过电话,那边说从上海回来的人下车后要统一拉到隔离点集中隔离7天。没想到村干部又跟家里人说,也可以居家隔离,但是要单人单层,不能下楼,而且要在家里安监控。
我和家人出现了一些分歧:爸爸说,之前有人从隔离点回来后说住的是板房,条件很差,他想让我回家隔离。但是装监控这个事我不能接受,一想到有个黑乎乎的眼睛装在家里,无论是楼梯口还是房门口,光想一下,就鸡皮疙瘩起一身——如果非要装,那我宁愿去集中隔离。
我又跟镇疾控的工作人员联系,他给我发来一个CDC的《居家隔离》与《居家健康检测》说明,前者并无“安装监控”这一项,显然又是地方的人自己加的,他们并不信任我能真的足不出户,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有点棘手。
我又问:那隔离的条件怎么样?对方倒是很耐心,帮我咨询了一下,回复说住的地方有好有差,要跟大城市一样好,是肯定没有的,但也不会很差,有WiFi、有电视。
我这边还在沟通,爸爸插进来电话,说村里又补了一条:如果居家,不仅要安监控,而且家人也一样7天不能出门。这下家人们就不干了,我爸说:“妹仔,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就这样达成共识,我决定听天由命,看看盲盒能抽到酒店还是板房。我努力平息掉“家里安监控”带来的惊悚,继续昏睡。
再次醒来,列车即将到达广州,车厢广播播报说:中转预计要2个小时,请预留不足2个小时的乘客及时改签。我刚好留了2个钟,而海口妹子只留了1个钟45分,有些焦急,和我商量了一通,决定把第二班、第三班列车都改签了,这下她到达海口的时间就要从凌晨3点变成凌晨6点,相当于要花一天一夜的时间在路上。
在广州一下列车,我们在站台上就被安排坐进了几辆大巴。车里满人后,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拿着张打印的二维码,让我们扫了之后填上自己的信息。来人嗓门粗大,先说一句粤语,再重复一句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让人一下有了回到广东的感觉。
旁边的女孩子填到一半问我:“珠海是哪个区呀?”
“啊?”我凑过去看,她的目的地选了“广州”,但是在“区”那一栏犹豫了。
“珠海是市,不在广州,你要去哪里?”
“要去珠海高铁站,然后回澳门。”
“我帮你查一下高铁站在哪个区。”
香江区,她填上了,跟我说了谢谢。我心想,应该又是一个第一次坐高铁回家的人——航班的取消率太高了。
不久,大巴把我们拉到高铁站另一个入口,排队做了核酸之后,进了一个单独的候车厅。车次越临近的人越早被工作人员领走。大厅里异常闷热,我把原先穿着保暖的隔离衣脱下了,看了下在场地里不停走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防护服里面应该都已经湿透了。我的车比海口妹子还早半个钟,便跟她说再见,击了一掌,告别了。
几百号人在等待,坐了6个钟的车,这会儿大家都急躁了许多,拥挤着到前面登记。我背着一个包,把另一个包放在行李箱上,然后拉着箱子在人群和座椅中间穿来穿去,看到底啥时候能轮到我上车。有个工作人员拿着喇叭也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没有买到中转车票的过来我这里登记,提供一晚的免费酒店。”
广州此举温情许多,至少没有对我说一下车就得拉去7天隔离。等了将近1个钟,我们这个班次的人排成一队,像小鸡跟着老母鸡一样,被领着从单独通道上了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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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南站排队做核酸(作者供图



2


4点坐上回潮汕的高铁,一路上担心被拦下的担忧消失大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再阻拦我回家了,此时我已经离开上海1500公里了。
坐在窗边,看着从广州回来的一路岭南景色,低矮的山林,分割的水田,流淌的江河。车里面的人说话吃东西,看小视频,还有小孩子哼哼唧唧,热闹得有些陌生。空调有点凉意,我本想从行李架上的包里面取出隔离衣再穿上,但站起来的时候看到一车的人,不再是蓝色与白色的主色调,忽然间意识到,这车厢里的人都不穿隔离衣,我一穿上,立刻就会被认出是从上海来的了,于是又坐下去了。
车停深圳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花衣裳的奶奶坐在我邻座,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坐下后打来一个塑料袋子,里头装着湿漉漉的三和李,一边吃一边给家里人发微信。聊完放下手机,她看了一下窗边的我,摊开袋子说:“拿去吃呀!”
“啊,谢谢,不用了哈哈。”
“吃吧,我洗过的。”婆婆又说。
盛情难却,而且这青皮红肉的李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就拿了一颗,然后顺势聊起来。婆婆也是潮汕人,年纪大了跟着孩子去了深圳住,家里还有其他亲人,所以经常两地来回,“这趟是回老家过端午呢”。不过听她给深圳的家人打电话,对方应该还不知道她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是个风风火火的可爱性格。
5月的三和李正当季,酸酸甜甜,我咬了两口,忍不住拍照跟同学分享。我们用方言闲聊,说了一些他们家的粽子与我家的双拼粽子的不同。后面有一个乘务人员穿过车厢,走到我面前,要我出示刚刚在“广州南”的核酸检测结果。我打开小程序,上面写着“核酸结果检测中”,还未出来,他有些焦急的样子,说待会再过来看,说完又给了我一个N95口罩,要我换上。我担心他会说出什么“上海来的人要怎样”之类的话,便立马照办。
乘务员总算走了,没有说出我的“身份”,我松了一口气,有点担心婆婆如果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会不会不跟我聊天了,拔腿就跑。
“可能是抽查吧。”我欲盖弥彰地跟婆婆解释。
婆婆说:“我们在深圳那儿也是,48小时核酸才能去菜市场买菜。有个老头自己在山上种田,他就不做核酸,买菜都是托别人买的。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山上住,做什么核酸?’”
我脑子里想象了一个住在山上的倔强小老头,笑了,问她:“那你做吗?”
“做啊,隔一天散个步就做了,上车前才做了一个。”婆婆说,完全没把这个当一回事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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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座婆婆下车时又给我的三和李(作者供图


6点的傍晚时分,窗外的天色变得像海水一样的蓝。列车经过山间和水边,水天倒映着这流淌的蓝色,美妙不已。我惊喜得如同第一次看见世界的人,不顾婆婆在旁好奇的眼光,拿着手机贴在玻璃上认真拍照——这样寻常的自然景色,寻常的傍晚,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了。
我时常觉得被关在宿舍里的那77天过得很快,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那又是漫长的一段时日,从宿舍出来之后,再看见任何寻常的景象,跟一些与陌生人的寻常交谈,都显得如此新奇。上午下着小雨,雨水在列车的窗玻璃上汇聚成一条又一条的细流,横着流淌,我也感觉很奇妙,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样。
封控期间,我一共做了37次核酸,外加几乎每日一次的抗原自测。那2个月里,我第一次情绪失控,是学校发了通知要做2次抗原的那天。我的作息习惯是晚上学习,早上要睡到10点才勉强能醒,偏偏学校的抗原自测要求每天8点半做。我每天都得在迷迷糊糊中起床,爬下来做个自测,棉签捅到鼻子里,把自己捅得一边打喷嚏一边流眼泪,然后再迷迷糊糊爬上床去继续睡。那天早上已经自测过一次,学校又通知说晚上还要再做一次,我听到后怒从心头起,坚决不服从,拿着上海市“防控区每日一核酸”的规定找辅导员理论。辅导员一个电话过来,聊了半个钟,聊到最后,我偃旗息鼓——学校的规定,我若坚持不做,一则劳累辅导员,二则整栋宿舍楼的结果都没法送上去。在决策者看来,你就多捅一下鼻孔,算得了什么大事?
但就是这样的次次让步,让我们的个人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压缩得只剩下“等待发饭盒”和“等待传唤做核酸”两项。
那些时日,我经常想起一只狼。几年前我在内蒙古哈乌尔河畔的一个公园里,看到一只狼被关在圆形的铁笼里。铁笼有一间屋子大小,狼在里面,不停地沿着铁笼边缘跑动,以一种在草原上行走的韵律和节奏来回踱步。它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的人,偶尔停下来,又很快继续跑动。我那时想,那是一只野狼吗?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今轮到我在人均活动面积不足5平米的宿舍里每天踱步,我终于能够理解它了。
到4月20号,足足37天不让下楼之后,学校终于允许我们每隔一天下楼活动。有一天下了雨,我仍然撑了伞去散步。被挡板隔出来小小的一片区域,8栋楼密集有序地排列着。说是散步,就是从第八栋走到第一栋,再从第一栋走到第八栋。哪怕这样简单的步行,对于心灵都是重要的,每一次散步,我都仔细观察植物的变化——茶花落了之后,就是杜鹃开,杜鹃谢之后,我又在雨水里闻到了海桐花的悠远香气。到离开学校时,饭堂门口新开了一株荷花木兰,高大的植株,硕大的白色花瓣,叶片蜷曲坚硬且长着细细的绒毛。长在树上的荷花,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
围墙之内,人类的时间已经停滞了,而植物仍在自顾自地生长,凋落,循着时令发生。那棵荷花木兰是我离开学校时唯一的不舍。望着它的时候,我好像就能原谅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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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荷花木兰(作者供图


在南方浓重的暮色里,列车风驰电掣一路向前。婆婆早我一站下车,她差点忘记看时间,到站了才赶紧收拾东西,叨咕着:“差点就坐过头了。”
我说:“没事,那就顺便到我家喝个茶吧!”
她快活地笑了,临走时又让我多拿两个李子。我拿了,没有吃,藏进了口袋里——水果是珍贵的,这次的封控教会我这一点。
到站时,天已经黑了,站台的工作人员一路带着我们出站,把我们领到了站外一个搭起来的雨棚下面。天仍然在下雨,棚子不停地漏水,核酸检测的材料和登记的文件就放在红色的塑料椅上。一个年轻的小哥一直在吆喝人做核酸、登记,过会儿又从屋里拿出一箱矿泉水,隔着一个棚子的距离,一瓶一瓶地扔给我们:“你核酸做了吗?这个填了吗?”“谁还要水?给那个小姐姐递一瓶。”
帐篷下,说着方言的人声交错,雨声淅沥,竟有种奇异的热闹。
上海来的人走完流程,等待自己区的隔离点派车来接就好了。虽然4个小时前我刚在广州南站被捅过一次喉咙,但想来,各地对核酸不厌其烦,想必都觉得自己做的检测最放心。等待中,我忽然意识到晚饭还没有着落,于是问给我们拿水的小哥:“这里有饭吃吗?”
没有的。
“待会拉去酒店会有饭吃吗?”
不知道的。
我看了一眼10米之外的牛肉面饭店,指着问:“我可以去那里吃吗?”
当然不可以。
短短10米,有如天堑。我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有点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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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点派来的车到了,我先上去,继续等还没来的人。在车里,我把婆婆给的李子吃了,因为中午那份巨大的盒饭,我还未感觉到饥饿,只是疲惫。罗大佑的线上音乐会正在进行,手机电量不足且信号不稳定,只能短短续续地听一两句,音乐会的最后一首,68岁的罗大佑唱了《明天会更好》——一首我儿时常在各处听到的老歌。
一直到晚上9点钟,第二位要隔离的人才姗姗来迟。是一个爽朗的说普通话的阿姨,拎着大包小包就上了车。她风风火火,好像刚刚度假回来,热情地跟司机攀谈几句后,又好奇地看向我。我避开了她的目光,表示此时并没有交谈的欲望——在车上等待了近1个钟,此时我的手机和大脑双双没电,陷入宕机状态。

刚上车的时候我曾问了一嘴,司机透露,我们要去的并不是什么“酒店”,而是专门建起来隔离的房子。我给室友发消息:看来今晚是注定要住板房了。



3


夜色中行驶10来分钟后,车子开进了一个门,进了一条像是虫子样的甬道。司机停下,让我们在车里等候,等他们交接完,才让我们拉着行李下来登记。
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年轻人将我们领到了其中一条甬道,看到板门上写着“A区 污染区”的时候,我心底惊讶了一下。走进去,是两排整整齐齐的板房,我被分到其中一间。打开门,深绿色的地板,左边是一个挂着的电视和一套桌椅,右边是一张有4个轮子的病床。
工作人员要我发身份证和几个二维码截图,我麻溜地全给了——这一路已经不知道报了多少次类似的信息,离校时填了,在广州中转的时候填了,潮汕高铁站也填了,这里再填一遍。我已经熟练到如果走在路上忽然来个人说要我的身份证都会二话不说就背给他。上午9点的时候,我还接到过两个浙江金华的电话,问我“是不是从上海回来的?”我当时心想,怎么浙江也给我电话了?复盘一下,大概是因为在路上我曾在微信上给家人发过一个定位,那个时候列车刚好走到了金华。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然纪录片里那种在脚上带了定位装置的海鸥,你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其实一举一动都在监视范围里。
交待了几句之后,工作人员离开了,我把行李放下,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想着要拿这个屋子怎么办。
镇防疾控的小哥说,有WiFi有电视,我打量了一圈,叹了一口气:他还真没有骗我,这可能是这个屋子唯一能拎出来说的“亮点”了。地板是奇怪的深绿色油漆,任何一个地方摸起来都是一手湿黏黏的灰。白色的墙板上还有一些硕大的脚印,让人疑心这屋子曾经住过会飞檐走壁的蜘蛛侠。
隔离点的宣传人员看来深谙先礼后兵的道理,墙上两张宣传画,一张硕大,画着2个竖起大拇指的防疫人员,旁边写着“……无论您有什么要求请尽管提出,我们会尽量满足您。”不过这张画的大部分都被电视挡住了。另一张小一点的画,其实是告示,更显眼,上面写着在这里“禁止”做的事情,包括“禁止携带利器”,“禁止把涉疫信息传播到社交平台上,如造成负面影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不得不说,在经过一天的奔波、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这句话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震荡。我一边思考什么是“涉疫信息”和“负面影响”,一边想如果自己在朋友圈发这些屋子的照片,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毕竟,这样简陋的板房,能引来许多同情,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你是我见过(隔离)住得最差的。
过会儿,工作人员给我拎来了一个盒饭,说太晚了,只能买到这个。我跟他说了谢谢,就把那份大半菜花都有霉点的饭给吃了。人已经累极了,稍稍把卫生间冲洗了,把床铺上,洗完澡就滚上去睡觉了。
睡觉前关门的时候,我发现门的内锁被拆掉了,从里面是没法“关上”的,只能“合上”。要是平时,我怕是会愤怒至极,但此时,我只是再次小小地惊讶了一下,就接受了这件事——奇怪的是,我其实感觉比在路上安心,毕竟,此刻,我不是流民了,是个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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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点的环境(作者供图


第二天醒来,我开始对房子进行改造。昨晚我已经从走廊和其他空着的房间里偷了三把塑料椅子进来。屋子还有一个后门,我从旁边的窗户伸出手,从外面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光线和空气都好多了,还能把衣服拿到外面晾。后门连接的是另一条走廊,跟一片草地隔着铁网,草地对面是一排水泥房,零星住着人。再望过去,就是矮矮的山丘了——真荒啊这地方。
缩回屋里,看着深绿色的油漆地板,在此之前,我没想到还有一种绿色能如此令人生理性不快,我决定把它想象成足球场的绿茵。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眼前:这些房子顶上都是铁板,雨一下就是哗啦啦的巨大响声。那几日雨水连绵不绝,雨势大时,轰击铁板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袭来,躲无可躲。我只好侧躺在病床上,一手垫在脑袋下,一手捂住上面的耳朵,感觉略有点狼狈。实在捂不下去了,便趁着下雨时练练吉他的扫弦,正好平时担心吵到其他人。可不多时也放弃了,因为雨声完全盖过了吉他声,听不见声音,练了等于没有练。
不下雨时,是另一番境地。板房隔音极差,隔壁的每个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安静躺着的时候,忽然就能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微的说话声,或者是规律的打鼾,像电影里常使用的空间叠加,好像这屋子里还住着其他人一样。
开头两天,整个屋子好像是建在海底,地面、墙上都是凝结成珠的水,一踩一个脚印。我以为是山间水汽大,加上这两日总是下雨,后来爸妈说,“这是回南天呀”。噢,我竟忘了这回事。开了空调后,好很多,感谢伟大的空调发明者。
前门每日打开6次,3次取餐,2次测体温,晚上把垃圾拿到门口。我常趁这个时机打量这面对面的两排板房,试图发现其他人的踪迹。与我同时入住的阿姨住在我右边,隔着一个屋子。板房平时倒也十分寂静,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可能就隔离了三四个人,直到发饭的时候,看到工作人员的小推车上叠着起码十来份餐食,这才意识到这里的人数应该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寂静的生灵。
我们像被圈养的小鸡仔一样,有一位年纪大点的饲养员,定时在门外投放三餐;还有一位医务人员,负责每日测体温和测核酸。我们站在门里面说话没有问题,一把头探出来,医务人员就会开始紧张地挥手:“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头伸出来要戴口罩啊!”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门有个透明的结界啊。
相较于前门走廊的“公共性”,后门更像一个游戏里隐藏的“副本”。我偷偷打开后门之后,发现这一排板房只有3个人开了后门。有一天晾衣服时,刚好那个同车来的普通话阿姨也出来晒衣服,我问她是怎么开的门, 她说,是风把后门吹开了。
噢,所以他们既不会提示你有个后门,也不管你开不开这个门。但在我开这个后门之前,也并不知道这门是不是可以开的,以及开了之后会发生什么,真是薛定谔的门。
我对阿姨有点好奇,便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四川”。那过来这里是探亲吗?她说:“我在你们这里打工打了十几二十年了。”
我便笑了:“那你咋还不会说这里的话呀?”
“嗐,你没听我在车上讲嘛,你们的话太难了。”她说的是上车时她跟司机闲谈那几句。

我其实听到了,阿姨,我只是在练习与陌生人闲谈的技艺——一项荒废3个月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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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环境之后,住得便舒心很多。隔离第二日下午,爸妈便不远70公里给我送来了一箱水果、茶叶和干粮。除了第一晚那个临时买的饭盒,这里吃得着实不错,顿顿搭配合理,蔬菜肉类煲汤一样不缺,比我在学校吃的盒饭好多了。
在山脚下里住到第四天,遥远的上海市政府终于定了口信,说6月1日解封。学校闻风而动,30日晚上,宿舍区里面的挡板终于被拆掉了。那些绿色的挡板和围栏,曾把我和100米远的好朋友分割成2个区域。封锁的这2个月里,我们只在最后的两周里能隔着围栏见面说话。到最后好友要回国了,我仍然不被同意跨区去送别,仍然无法跨越这个围栏,给彼此一个拥抱。
那天晚上,朋友圈里许多人发了视频,配文:“柏林墙终于倒塌了。”
我看到了工人们拆掉围栏的视频,也看到了学校隔壁的居民区区为解封而放烟花。很多人冲过界线,朋友拥抱,恋人接吻。我无法描述自己的心情,只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又想哭又想笑。你看,这个围栏矗立的时候,哪怕一刻钟之前,只要两边的人说话时靠得近了一些,都会被监管的人呵斥。而一刻钟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堆无人在意的建筑废料,是什么赋予了它如此不容质疑的权威?
“这么多的围栏,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能拥抱。”朋友说。

“我们受的苦都是无谓的。无法细想,一想就好难受。”我回。



4


7日有期徒刑结束,恰好在端午那日我被“刑满释放”。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知后,我们几个今日出去的,就拉着行李跟随着他走了出来。出来的路上,我第一次看清这些板房的内部构造,里头四通八达,每一条白色甬道都被划为一个区域,A区,B区。中间有一片露天区域,晒着很多被子,让这里有了一点生活气息。一排一排的板房上面还印着不同的商家名字:XX住人集装箱,电话1XXXXXXXXXX。这个隔离点的建造工期应该很赶,走马观花,就扫到了3家不同的集装箱公司。至于工作人员,他们包得太严实了,从上到下严丝合缝,基本上只能认声不认人。
从甬道内部走出来,外面是还未平整的杂草泥地,拉着行李箱走有点艰难。后门有一位工作人员站着,让我们各自举着《隔离解除告知书》拍一张照片——像监狱里拍囚犯与认罪书的合照。看见我过来的路上拍了周围的环境,他特意叮嘱:“不要发上网啊。”
我着急跑路,没有回应。后来仔细一想,这句话未免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政府公开的项目,光明正大、妥妥当当,怕什么给人看?如若不是,那我是被外星人绑架了7天吗?
出了后门,目的地相近的人被安排进同一辆车,那个普通话阿姨恰好也同在车上。路上闲聊,她仍是笑呵呵,一点也不见疲惫的样子。车开到了她说的那个路口,我瞧见路面杵着一个圆脸的中年大哥,不知是要做甚。路口有一家工厂的厂楼,阿姨一边下车一边对我说:“我就是在这里做了十几年啦。”路中间的大哥走过来帮忙提行李,原来是她老公。夫妻俩开心挥手跟我们告别,我说:“再见!”想了想,又真心诚意补了一句:“平安如意呀!”
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家门口。一进家门,我如蒙大赦,吃饭喝茶都觉得格外自在。爸爸打趣我现在是“省长做派”,出入都有专车接送。
刚吃完午饭,村里就通知我去卫生站做核酸。走到卫生站门口,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已经在桌子后面等我了。我刚想走过去,医生就叫起来了:“你就站那里,别过来了!”
我愣了一下,就站在了离桌子2米处。期间另一个人在填关于我的信息,我想走过去填,又被制止了:“别过来,你说就好。”
我又愣住了——这敢情是畏我如虎,昨天刚做的核酸也不算数,他们只看得见我脑袋上明晃晃地发射出“上海”两个字。
从学校这一路回来,我提前做了许多心理建设,把自己当成闹剧中人,从不真情实感去考虑这些对待,但偏偏回到家,这一口气松了,等来了劈头盖脸这两句。我心里忽然升腾出许多委屈,这委屈让我有些意外,硬生生把它压了下去。
我问,村里有几个从上海来的,医生说:“就你一个啊。”
没想到啊,我心想,没当上“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当上了“村里唯一从上海来的”。回到家里,给家人讲了一遍卫生站的操作,爸爸笑:“哎,他们怕你怕到魂儿都没有啦。”
我也跟着大笑,心里轻松了一些。
端午的早上,爸妈已经祭拜过。妈妈做好了粽子,熟悉的一半咸一半甜的口味。晚饭的饭桌上,我跟妈妈说:“我呢,现在身体还好,就是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又乱讲。”她假装嗔怒。
我说:“真的,现在从上海出来的人十有八九都这样。关了这么久,精神正常才不正常呢。”
妈妈笑了,没有再说什么 。
第二天晚上,天气晴朗,我跟爸爸一起出去,在田野里面交错的灰埕路跑步。村庄的夜晚是深浅不一的黑,一轮下弦月低低地嵌在夜空,映着水田里一片亮一片暗。夜风凉爽,我听到了熟悉的虫子叫和牛蛙叫。上海的一切,隔离点的一切,忽然都恍若隔世了,不知道哪里才是真实的。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以前的邻居,一对和爸妈差不多年纪的夫妻也出来散步。
“你能跑得过你爸吧?”伯伯打趣说。
“跑不过,我已经好久没有运动了。”
“她被关了3个月了。”爸爸笑说。
我下意识地紧张了一瞬间,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起对方什么联想。
“妹仔生来雅死(口语,夸人好看)。”阿姆落下一句惯常的夸奖。
我的心也落了下来:幸好,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与他们错身而过。在月光的照拂下,我和爸爸沿着两侧都生长芦苇的小路,朝家里慢慢跑去。

在自然、乡村和家人的庇佑之下,我好像短暂地回到了以前的世界。6月10日,手机的行程码里,带星的上海记录就会消失。可是有什么不一样了,我知道。2022年春天上海发生的这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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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6-21 05:2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模范小区的“封”与“解”轮回 | 人间 · 2022的上海春天

 文思杰 人间theLivings  2022-06-21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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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还有时间继续兜下去,离允许的行动范围边界还有段距离,但我已经全无继续前行的兴趣了。这样陌生的上海,还有什么好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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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最美逆行者》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1


2022年3月16日,我从公司正式离职,准备做点小买卖谋生。然而,当我回到位于上海普陀区的家时,却被一记闷棍敲得半天缓不过神来——小区贴出告示,将连续2天实行“全封闭、查核酸”。

妻子一边催促我去做核酸,一边打趣:“看你挑的什么日子离职,这下好了,在家坐吃山空吧。”

我也只能苦笑——2月中旬提离职申请时,上海还是一片祥和,彼时我还在同情那些被疫情折磨的苏州同事和客户,看着他们在朋友圈晒出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照片,一遍又一遍地安慰他们:“苏州加油,会好的!”

可很快,新冠就蹿到上海来了。先是普陀石泉地区,接着是徐汇华亭宾馆,再接着各区都纷纷爆出病例……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多少危机感。毕竟上海一直是全国防疫的“优等生”,之前也多次被疫情光顾过,都很快就“摘星”了。我当时想,这次肯定也不例外,顶多就多捅几次喉咙呗。于是,我照常上班、出差、跟朋友聚会,甚至还在考虑3月下旬去皖南春游踏青。

直到3月14日晚上,我突然发现小区的侧门被封上了,第一次感觉隐隐的不安。拍了照片晒到朋友圈里哀叹一番,却被闵行、浦东的朋友们一通奚落——原来,他们早就“享受”小区封闭的待遇了,自然觉得我属于后知后觉者。而且,很多人都说,马上就要普遍封闭、全面筛查了。

果然,只隔了1天,我就看到了那张贴在一楼楼道口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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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懊恼也没用。我老老实实地跟着平日里压根见不到几次的邻居们排起长队做核酸,心里只关心:后天到底能不能如期解封?

次日中午,我从大门口提外卖回来,看到家门口站着一老一少两个戴着口罩的陌生人。

“我们是楼组长,来给大家建微信群的。”

这可真是新鲜——我从2009年搬来这个小区,打过交道的邻居1只手都能数过来。平日里大家各过各的,不认识彼此也没啥。不过现在,急于获知何时解封等关键信息的我,第一次感到加入邻里组织的必要性,于是二话没说,扫码入群。

当晚,楼组长在这个70多户人家的“代表”齐聚的群里郑重承诺,“明天一定在第一时间告知大家解封与否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觉得有“组织”真好。

3月18日一大早,楼组长果然在群里告诉大家:小区解封了,大家可以出去了!

一时间,各种欢呼的表情把群里挤得满满当当。



2


我怀着一种如逢大赦的喜悦之情,立即去拜访市内的客户接洽业务。

此时,来势汹汹的疫情已经在上海各区横行肆虐,许多小区都是在3月中上旬关了就没再解封过,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企业开始倡导员工“居家办公”。当我行驶到昔日著名的“堵点”——延安东路跟南北高架路交叉口——等红灯时,放眼望去,竟没看见一辆车或一个人。

我一时有些迷茫:这还是上海的市中心吗?

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来说,这种怪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仅仅只是开始——就像我们小区这次短暂的“封”和“解”一样。

3月27日夜,上海官宣:3月28日5时到4月1日5时封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4月1日3时到4月5日3时封浦西。靴子终于落地,让初次解封后就一直被“会不会再封”困扰的小区居民们倒是松了一口气。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事实上已经封闭的小区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也不敢奢望能“幸免”。现在好了,一次性封闭大排查,彻底解决问题。

有了前些天如期解封的经历,我对这次“全市大轮封”必将按期完成的前景非常乐观,这导致我在接下来几天宝贵的“备战期”里并没有认真做物资储备工作。只是在3月28日那天跟妻子去了趟超市,象征性地买了1篮子蔬菜、20个鸡蛋、几根香蕉,还有3盒方便面。这跟周围那些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搬家里去的“虎狼之师”相比,简直文雅得不像话——当然,事后证明,小丑是我们。

回到小区,招募志愿者、进行抗原检测、统计特殊需求(比如产检、化疗、输液、血透等)人群信息、派发大礼包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此时,单位和小区派发的大礼包就成了上海朋友圈里的关注焦点。那些领到大量蔬菜和肉蛋等物资的人得意洋洋地晒出图来,引得一片羡慕嫉妒恨。好像这时候单位和小区的优劣完全可以凭借发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甚至有人开玩笑地提出了“菜区房”的梗。在这种“比菜”的氛围中,我们自然也很关注自己小区的大礼包质量。

3月31日,就在即将进入封闭期的前夜,我们小区的大礼包也到了。可能是初次实施这么大规模的派发活动,小区居委和志愿者们忙碌了好一通,直到次日凌晨才陆续发到各户手上。

这次发下来的大礼包,有1大颗包菜、几根胡萝卜、2个土豆以及1大包鸭翅膀(后来又补上1块品相不错的猪肉),而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比如孤寡老人和军属等)则还加派了整鸡等,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物资到位,楼组群里响起一片赞扬声,献给辛勤工作的志愿者,想想他们提着东西逐层发送,也真是不容易。

就在这普遍乐观的状态下,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封控时代”。



3


其实就在我们小区跟整个浦西一起在4月1日正式进入封控状态时,不祥的预兆就已经显现了——一江之隔的浦东并未如期解封。只是那里已经被大家看成是需要特殊照顾的重灾区,觉得多封几天跟浦西一起解封,也可以理解。

封控第一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核酸检测。我们这个小区有21栋楼、1400多户人家,为防止大量聚集增加感染的风险,大家都听从各自楼组长指令分批去做核酸。组织者还特意安排了环形线路,分设进口和出口,最大限度减少密接的可能。

4月2日一早就出来的核酸检测结果也令人欣慰,小区全是阴性,楼组群一片欢腾。

可这股兴奋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上海整体形势令人担忧,一天新增6000多病例,我们邻近小区也有了阳性。大家又开始感到忧虑,不免有各种猜测:有人说即使我们小区全阴,但只要整个街道内有阳性,就不能如期解封;有人说浦东那边查下来几乎每个街道都有阳性,看来很严重;还有人说我们小区也有疑似,正在核查……

但大家还是对能如期解封抱有一丝希望,更加自觉地配合楼组长的指令做抗原和核酸检测。

各地援沪医疗队纷纷赶来,媒体也纷纷发出诸如“决战上海”、“发起总攻”之类的文章,以至于4月4日的核酸检测,颇有点“最后冲刺”的感觉。

4月5日,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小区还是全阴。但是,此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我们不得不丢掉“解封”的幻想,开始打算长期“抗战”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对我们这个“幸运”的小区来说,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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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一旦没有补充,各种生活物资的消耗速度竟是如此之快。

蔬菜和猪肉是最先消失的。之前买的和小区发的那些,当时看上去也不算少,至少是把家里那台单开门冰箱塞得满满的。可还是架不住每天中午、晚上两顿这么消耗,到了4月6日晚上,我只能看着吃得光溜溜的锅底发呆,盯着朋友圈里外地朋友晒出的炒花生和手撕鸡咽口水。

可供当早餐的东西也日渐稀少。最开始的那点面包肯定早就没了,后来我翻出一些过年从老家带回来的、不想吃却也没来得及处理掉的酥糖,搭配方便面对付了一早上,但这两样东西很快就被当成零食和中晚餐的补充消灭掉了。

大米也见底了。之前我们习惯叫外卖,很少在家做饭,因而也没关注过家里有多少米。现在好了,一周下来就把它吃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不单是食物消耗太快,洗碗液也快告罄。跟大米一样,之前很少关注它,现在每天都要用上两三次,那点可怜的存货根本架不住这么消耗。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3月底那几天盲目乐观没有认真囤货是多么愚蠢。

让人更恼火的是,正常的物资补充渠道完全断了。平日里常用的什么叮咚、美团、饿了么统统失灵,为数不多的线上抢购还需要比拼手速。

我的邻居们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4月6日晚上,终于有人在楼组群里发出团购物资的信息。不过就像每个新事物在出现之初都会或多或少遭遇抵触一样,团购这种事情别说那些平日里很少上网买东西的老人家,就连我这种喜欢看到实物再出手的顽固派也觉得不靠谱。

可对食物日渐匮乏的恐惧感却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食物消耗量就更惊人了,尤其是鸡蛋和肉类等营养物品。食物补给问题,已然成了此时大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到了4月7日早上,大家一边在群里上传抗原结果图片,一边认真地讨论后面如何补充物资。楼组长还发了线上统计表,让大家填写购物需求。从那天中午开始,各种团购群、接龙购物等信息就纷纷出现了。而原先并不熟悉的邻里们也随之真正变成了携手同心、共度时艰的亲密战友。

身为老顽固的我,自恃还有点没吃完的鸡鸭翅膀,又撑了1天,到了4月8日晚上,我实在抵不住食物的诱惑,参与团购了几包点心和1箱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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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到第一批团购物资香蕉(作者供图)


4月9日中午,志愿者敲响我家房门,把一大箱还没熟透的香蕉递到我手上,我激动得跟困守孤城、弹尽粮绝的守将看到援军带来的救命军粮一样——是啊,这下至少有了可以随时拿来垫肚子的东西了。

我大受鼓舞,又接着团购了最紧俏的蔬菜和猪肉。随后的日子里,楼组长和志愿者通知大家取货的声音仿若天籁。



4


食物匮乏得到缓解后,大家又开始关注何时能解封了。

此时上海已经明确即将实施“三区管理”的方案,即将全市小区划分成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分级管理。其中,防范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出小区不出街道”的待遇,这对已经多日足不出户、只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才得下楼的我们来说,就像是“获得新生”一样值得期待。

就在4月9日下午,小区又做了一次核酸。据说这是全市范围的“大考”,即将进行的“三区”划分基本就是按照这次结果来定的。大家自然非常期待能像之前一样继续保持“全阴”的好成绩,所以即使我们楼被排在深夜11点多才做核酸检测,大家依然遵守秩序,没多少怨言。

可第二天一早,“普陀发布”上的消息却令大家目瞪口呆:我们小区居然有了1例阳性。一时间,楼组群里哀声一片,有百思不解的、有表示质疑的、有惊恐不安的,还有邻居发了一通感言,最后说她在看到消息时竟然流下了泪水。还有人提出:昨晚核酸检测都是扫描核酸码或直接刷身份证,而身份证上的地址和居住地址并不一定一致,这会不会存在统计错误的可能?

楼组长也极力安抚大家,说居委正在调查情况,还没最后下结论。这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于是大家一边盼着能够获得“重判”的机会,一边继续热火朝天地搞起团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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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下午,我们又收到一批小区发放的物资,邻居们纷纷向辛勤搬运的志愿者表示谢意,我心中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这不会是为了要接着关我们而特地送点儿吃的吧?

上海已经宣布,将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公布“三区”划分名单,将有7000多个小区成了首批“幸运儿”——划入防范区。我们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小区能是其中的一员。可昨天那桩悬案,直到现在也没个准确的说法,着实令人惴惴不安。

我们看到静安区、金山区和崇明区纷纷公布了“三区”划分结果,心中就更加焦急了。熬到傍晚6点多,终于有人在群里吼了一嗓子:“普陀区结果出来啦,我们是防范区!”

刚开始,大家还有点不敢相信,紧接着看到官方公布的消息,才纷纷松了口气,开始欢呼雀跃起来。

我很快选了一个“解封啦”的图片发到朋友圈,立即引来无数朋友的羡慕留言——毕竟,在这时的上海,还有什么能比“解封”二字更牵动人心的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妻子携手并肩在小区里兜了一圈。经过了11天的“足不出户”,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自由自在地散步了。周围的邻居们肯定也是一样,春日的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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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兜风(作者供图)


我们刚上楼回家准备做午饭,就得知市领导来参观我们小区。到了晚上,市里的新闻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嗯,这下我们小区可算是响当当的“模范小区”了!

当夜,一群激动难耐的年轻人就开着车到小区大门内侧的小广场上,为大家表演了一场“灯光秀”。眼瞅着这场激情洋溢的欢乐派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迈出小区大门、走到街上自由购物的美好景象,就在眼前了。

然而,这次我们又失望了。



5


就在“灯光秀”后的第二天(4月13日),我们就获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小区最后排的一栋楼里爆出2名疑似阳性病例,现正封楼核查。

气氛再度紧张起来。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有一栋楼爆出有“疑似”。我们立刻哀叹:恐怕是出不了小区了。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出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商店超市都处于关闭状态,别说想像之前那样享受聚餐的欢乐了,就连正常购物都不可能。出去也只能是轧马路,有啥意思?

原来,“解封”的首要意义不是出行正常化,而是购物正常化。

好在这几天线上物资购买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种类也在逐步增加。可尽管如此,还是满足不了正常生活的物质需求。邻居之间出现了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可乐、甜品、咖啡成了最紧俏的“硬通货”,毕竟这些可以调节情绪的宝贝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一时难以买到,而且消耗又快,自然也就成了众人眼馋的稀罕物,谁要是晒出自己有一箱可乐,那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炫富行为了。

我本来是想坚持走“自给自足”道路的,毕竟跟周围邻居的关系不是很熟。可万万没想到,最后却被“逼上梁山”。

逼我的人是妻子,她对洗碗液的枯竭忧虑万分。我对此本不以为然。洗碗液没有了,还有替代品啊——颗粒状的清洁粉,把这个倒在洗碗机里,也能起到清洗作用。可妻子却总是在洗碗机停止工作后拿起碗仔细观察,然后嚷着说“这里没洗干净”、“这东西果然不行”云云,最后就是逼着我去找邻居借洗碗液。

我简直烦透了。在我看来,这种艰难时刻,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只限于食物和实在无法替代的用品(比如牙膏、卫生纸啥的)。大家都在为蔬菜、鸡蛋和水果发愁,我却要去问谁有洗碗液,这还不被人骂死?

我俩连续吵了好几天。最后,我看她没有罢休的意思,只能妥协,私下里问了几个邻居,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富裕户”。于是,我带着一把芹菜和几根早已发黄的香蕉,跟人家换了大半瓶洗碗液,总算是让耳根子清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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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抱团取暖、专注于“互市贸易”的时候,对两栋楼的阳性疑似病例的确认结果也出来了,4月15日,居委正式通知,3位居民确诊为阳性。我们被打回原点,又成了必须“足不出户”的封控区,得再接着闭关修炼14天,才能重新恢复“防范区”身份。

楼组群里的人,有的懊恼,有的不解,得知被诊断为阳性的人中有两位90岁高龄的老人时,又不免替他们感到担心,祈祷他们被转到条件好点的方舱里去(事后我们得知他们被送到一个不错的星级酒店里去隔离了)。

事已至此,大家也只能接受现实,重新过上封控生活:垃圾摆在楼道口、外购的生活物品都由志愿者送到楼下再分头下去取、按照指示一遍遍地做抗原和核酸检测……

可糟糕的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小区又连续出现2例阳性确诊病例,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差了。忍耐不是不可接受的,可看不到尽头的忍耐就让人抓狂了,小区里越来越多地飘扬出各种乐器演奏的忧伤旋律,恰如我们失落的心境。

这段时间,整个上海的新增感染人数都是在2万多的高位盘旋,看不到减下去的希望。我们知道,即使小区恢复正常了,但上海还是这副样子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这场战役,真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6


熬过了4月中下旬之交这一周多的时间——这不单是我们小区、也可能是整个上海的至暗时段,到了4月底,解封的曙光终于再度降临。

最让大家激动的是我们又可以下楼去收快递、在小区内自由活动了。京东早已实施壮烈无比地轮番攻击、保证了相当一部分的物资运送;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也像从冬眠中苏醒了一般,开始恢复点餐、送餐服务。这使得小区大门口的货物堆放处就像昔日的农贸市场一样热闹,戴着口罩的人们欢天喜地地拿到自己购买的物品。过了20多天省吃俭用的苦日子,我终于能喝着雪碧、嚼着花生、啃着葱油鸡了,真想大吼一声:“这他妈真是好日子!”

真正的好日子的确像是要来了:整个上海的新增病例在不断减低(到5月初的时候已经降到每日5000例上下了),复工复产早就开展起来,方舱医院也在陆续关闭,很多完成任务的外地援沪医疗队也纷纷开始撤离,金山、奉贤等区的朋友们已经可以上街了……

在这类好消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小区也迎来了重新成为“防范区”的日子,大环境、小环境都这么给力,那迈出小区还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5月3日,小区终于给大家派发了大礼——4张颜色各异的“出门证”,从明天开始,大家就能分时段出门了,不过1户1天只能出去1个人——这样也行啊,总之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啥样了就好啊。

第二天上午,我吃好了早饭,骑上小电驴,驶出了整整33天没有迈出过的小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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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3天,迈出小区大门看到的场景(作者供图)


可到了外面,看到的景象简直比3月下旬跑到市中心看到的冷清还要令人心碎:街道两旁的店面都大门紧闭,只有药店门口站着一队等候拿药的人;马路上空空荡荡,好半天才看到一两个行人;路两侧的花坛里杂草丛生,这些无人干预的植物欢快地生长着,都没过了腰间……

我一直骑到了上海西站附近,往日,这里大白天总是充斥着汽车和火车驶过的隆隆声,无比嘈杂。这时却静得可怕,除了偶尔几声鸟鸣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尽管我还有时间继续兜下去,离允许的行动范围边界还有段距离,但我已经全无继续前行的兴趣了——这样陌生的上海,还有什么好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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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3天,迈出小区大门看到的场景(作者供图)


不过,能迈出小区毕竟是正常化的第一步,值得庆贺。晚上我跟妻子又吃了顿好的,然后把5月5日的出门证递给了她,让她明天去外面“见识见识”。

可万万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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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又出现疑似阳性病例了,大家暂且不要出小区了!”

当我们看到楼组长发出的这条通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能出去1天,就又遇到这档子事,给谁都会觉得沮丧。妻子带着怨气把那张黄色的出门证丢还给了我,我只能苦笑着把这张再也派不上用场的纸片扔进垃圾袋。

那栋“出事”的楼立即就被封了,相关人员也被转走了。大家可以继续在小区里活动,但出去是别想了。

不出去就不出去吧,就外面那“荒无人烟”的样子,看着也难受。“小店不开,大店要排”,周围唯一的大型超市只能凭借发到手的“线下购物体验卡”限时(总共不能超过1小时)购物。这样的话,不出去也没啥大不了的,只要能让大家继续这么自由收快递和外卖、可以随时在小区里溜达,日子就这么将就过吧。 

可偏偏就连这些基本要求也很快保不住了。

5月8日,刚过几天安稳日子的我们就接到小区即将实施“静默管理2天”的通知。所谓“静默”,简单来说,就是在原来封控区享受的那种“足不出户”的待遇的基础上,再加一条“暂停团购活动”。

咋还变严重了呢?这不让人出门也就罢了,停止团购这不是断了大家的“生命线”吗?小区的解释是:这么做是为了向“彻底清零的目标发起总攻”,会给大家发放相应的生活物资——果然,蔬菜、大米陆续送到大家手中,甚至还发了烧鸡和卷筒纸。

5月9日,“静默”刚一开始,就有人说邻近的小区接到通知,“静默”时间会延长到5月15日。这消息让大家感到了一丝不安,但只要鞭子还没抽到自己身上,谁都不会真正感到痛的。更何况很多在别的区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接到“静默”的指令。

到了5月10日晚上,我们依旧没有接到解除静默的官方通知,大家开始感到不妙了,纷纷在群里催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

能怎么回事,当然是再延长5天喽!

这下,群情激愤了:说好的2天变7天,这还要不要信任了?很多团购都被迫取消,让大家怎么过日子?为什么不是全市统一发布消息一致行动?

楼组长也只能无奈地表示,将会向上面反映,希望大家能理解配合。而且,后面几天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还是可以通过社区允许的渠道购买的。

上海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归说、闹归闹,正常的生活节奏可不会轻易打乱。很快,大家就开始谋划接下来的生计了。有的发力接龙购买牛奶一类的必需品加易耗品,有的组团拼单购买蔬菜,有的想办法找到社区认可的大超市线上下单……一直忙到凌晨。

我也跟着大家的指引试图在大超市线上下单,但很快就发现那些本就不多的品类都标明“售罄”了。

等等,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是啊,这不又回到4月初那光景了吗?敢情我一直生活在轮回之中啊!



7


和我的焦躁不安不同,妻子这段时日倒显得非常淡定。她一边上网开会对付工作,一边跟邻居们拼团购买牛奶等物资,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她也会拿我开涮:“看你又没工作又不干活,能有啥用?”不过她是调控情绪的高手,在我被她说得有点恼火要翻脸的时候,她又恰到好处地用下厨烧菜、团购我俩都喜欢吃的甜品等方式让我很快没了火气。

不过我对自己偏偏赶上这时候辞职的确也是欲哭无泪,本来想好要大干一场,可这么封着根本没法开展业务,在整个4月,我几乎没有接到什么订单,等于是在家坐吃山空。

第一缕曙光在最黑暗的时候闪现了。在“静默期”的5月中旬,我突然连续接到几笔订单,虽然金额不大,但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更让我振奋的是,还有几个非常有潜力的客户和大金额的项目也都陆续开始洽谈了,就像冰封许久的冻土,突然有了松动的迹象。

难道外面的世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与此同时,小区的物资供应也很快就正常了,并且品类也越来越多,之前属于奢侈品的碳酸饮料和甜品已经经常可见——看来我是多虑了,4月初那种物资匮乏的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

业务开始有了起色,又没了物资短缺的担忧,日子过得也就快了起来。很快,“静默期”就悄无声息地被我们熬过去了,小区里又开始热闹起来,在花园散步的、取货的、遛狗的、带孩子玩闹的……俨然彻底解封就在眼前。到了5月21日,居委又给大家发放了后面两天的“出门证”。比这小卡片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天晚上,小区旁边马路上的路障也开始拆除了——看来,上海是要完全恢复生机和活力了。

5月23日,我终于再次迈出小区大门。这次跟5月4日出来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路上时不时能见到行人和车辆,甚至许久不见的公交车也轰隆驶过(虽然车上几乎没什么乘客),我不由得兴奋地大叫:“真的快恢复了!”

可我又高兴早了,5月25日,我们小区又出现阳性疑似病例,大家又出不去了。

虽然小区再一次倒在“刚解封就有阳性病例”的“魔咒”下,又一次从防范区提级成了管控区(只有出阳性病例的那栋楼变成封控区)。但显然这次大家已经看到解封是大势所趋,也没有之前那么慌乱沮丧了。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外卖、购物几乎完全正常,大家可以像封闭前一样自由地下订单和收快递了。此时,小区大门口早已立起了封闭的货架,外卖员将快递送到对应楼号的货架上,大家便可以从这里取货,走到门卫处,让保安师傅帮忙消杀,就可提回家了。

这样一来,原先必须靠团购才能买到有限的物品、需要志愿者分时段运送进小区的日子终于彻底成了过去。

邻居之间的友谊也达到了封控以来的顶峰:经常有热心人去货架上拿快递,看到有同楼的快递就顺便一起带了回来,然后拍图放在群里“吼”一声。

而最让我开心的是,之前喜欢吃的几家餐厅都恢复外卖营业了,于是又开始了以外卖为主食的快乐生活,体重迅速回升了五六斤。

小区外的形势似乎更好,且不说金山、奉贤那些早就基本恢复正常的区,就连市中心的静安、徐汇一带也出现了很多人聚在一起“嗨皮”的视频,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已经解封了。

到了这时候,大家几乎都认为解封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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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5月30日,上海官方发布权威通告:6月1日起正式解封!

可我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官方通告里特别注明了解封对象是“防范区”,而我们这个首批成为防范区的模范小区,此时还正处于管控状态。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从开始一路领跑,到后来的磕磕绊绊总还算过得去,却没想到临到最后的终点还是摔了一跤,沦为了垫底。小区的通告是我们要到6月3日晚上6点才正式解封,也只能继续等2天了。

我一直老老实实地等到那天下午5点多,才忐忑不安地开着车子驶出地下车库。本来我以为大门口应该堵了很多车和人,都在那里翘首以盼开闸放行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可出乎意料的是,门口1辆车都没有,只有行人像往常一样进进出出拿快递什么的。我缓慢地将车头凑近照牌摄像头,“嗖”的一声,栏杆高高抬起,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驾车驶出了小区!

这就是解封了?我可以驾着车辆自由地驶往我想去的地方了?

看着街上并不多的车辆,我仍旧不敢相信朝思暮想、日夜期盼的解封就这么没有“仪式感”地到来了。还是我们小区迟了几天才解封,错过了那个神圣的时刻?

也许,很多“非同寻常”经历的结束,也都是这么平常无奇吧。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文思杰

工科男,历史小说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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