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0日，国内新冠疫情正值发酵期，各大中型城市纷纷开启一级响应。总书记来到北京CDC指导，指出在疫情对国内疾控体系的大考下，
各疾控中心显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制度优势。
总书记在末了还加了一句：也暴露出许多不足。
中国的疾控体系早在1953年就参考苏联模式建立了起来，最早是以卫生防疫站的形式存在于个省市地区。
但直到2002年1月23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改水技术中心一起改组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这才有了国家级的疾控体系。
然而在CDC刚成立不到10个月后，SARS的爆发将彼时的公共卫生体系缺陷暴露得一览无余，传到北京后的SARS疫情在国家级别的重视程度下很快被扑灭，随之而来的是一项项鼓励公共卫生发展的政策和天量疾控财政预算。
17年后，这个过程又重新上演了一遍。
今年5月21日，发改委和卫健委联合发布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带上了国家中医药局。《方案》一如既往地强调要加大对公卫建设投入力度，这一次甚至具体到了PCR实验室、ICU床位以及呼吸机的数量上，一度让不少券商分析师一波高潮——又有新鲜的观点可以输出了。
自公卫体系开始建设起，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疫情后，“加大投入”都会成为主旋律，但一直到了2020年，在这个项目项目上的花费仍然是不够。中国的通货膨胀好像也没这么严重。
虽然一直在投入，但仔细去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从2003年10月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深化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到2009年中国深化医改中“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公卫建设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公卫的投入上，整个财政表现出来的一直是种“三分钟热度”的心态。
拿最近几年财政投入举例，2014年国家在“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项目拨款为5.29亿，彼时国内疾控在MERS防控上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但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4.5亿，下降14.9%。
虽然中间有埃博拉疫情和H7N9流感等情况，但这两起不太大公共卫生事件似乎并未搅起太大的水花。而98年甲肝后的《传染病防治法》，08年三鹿后的《食品安全法》以及18年长生后的《疫苗安全法》等等经历无不显示：对于健康的重视通常需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来倒逼推动。
那疾控本身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疾控体系运行70年来，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从原来的三十多岁到现在七十多岁，这其中的确离不开疾病预防控制的贡献，但卫生状况的改良很大程度上和国家的综合实力挂钩，过分强调公卫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欺欺人。
公共卫生事业因其社会属性，其负面影响往往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一出纰漏就会出现重大问题。
首先是人才。
据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披露，从2010到2018年中国各级CDC人员总数减少3.9%，而同期综合医院人员总数则增加64.3%，两者一比相形见绌。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锐也解释到，“目前全科医学、公共卫生专业培养体系不利于吸引学生从事该专业学习及投身基层一线工作，毕业生更愿意选择去大城市三甲医院。”
这不仅包括技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退休，更有很多青年的中坚力量流失。光是国家CDC流出的160余人，绝大多数为中青年业务骨干，其中千人计划、杰出青年等优秀人才流失殆尽。
而这背后是疾控工作人员待遇大幅下滑的结果：近些年疾控取消了几乎所有收费自留的技术项目，却没有相应和保障体系，到2009年后，工资制度完全和整个体系绩效绑定，回到大锅饭时代。工作人员的技术无法变现，自然也就留不住人。
然后是自身结构问题。
疾控体系需要一层一层的结构支撑，到最终端就是基层的卫生网体系，他们是公众健康的守门人。毕竟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近年来虽然一直在提倡分级诊疗，但目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素质和数量都处于一个令人堪忧的状态，医改在支付端改革上稍微有一点点起色，但是真要影响到卫生资源结构性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当前情况是，省会的大三甲和县级区域形成的医联体对底层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百姓稍微一点的症状便需要去到大医院看。这里面和不断崛起的大医院有关，也有一些历史问题。结果就是人和钱都流向了大医院，基层医疗单位形同虚设，自然会人浮于事，中国疾控体系最基础部分也就只有“制度优势”。
最后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机构。
疾控机构更多是一个“技术指导”的定位，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的能力，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体部门来执行公共卫生法律文件。
但公共卫生一直挂在卫生行政部门下面，而我国国务院机构变动频繁，卫生部、食药局、计生委……你来我往，而疾控相关的法律文件每次都需要一遍遍重新适应和磨合。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很多行政领导被问责，反映了他们对公共卫生法律的生疏，不了解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而作为传染病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主力军的疾控人员，因没有行政执法权而造成调查受阻的现象屡见不鲜。CDC有义务向上汇报，却没有权力向下公开。
公共卫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但它起到的并不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相反它的重要性大部分时候是看不到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共卫生更像是一项环保事业。
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环保和公卫从来就不是赚钱的行业，但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续要付出的代价通常会很高。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以“先污染再治理”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走了40多年，如今经济体量已经起来了，环保事业终于被放在了战略重心。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当今中国三大发展战略之一，环保事业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今生态环保行业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政府、社会、资本均给予相当的关注。
但是在健康中国2030提了三年后，即使提出新冠肺炎的偶然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公共卫生体系中的诸多问题。羊已经跑了好几只了，公卫这个“羊圈”的保障程度似乎还是不尽人意。
在卫生领域，我国财政向来舍得花钱，社会和资本的关注热度也从未褪去。而公共卫生更大的意义不仅仅是控制一两次传染病这么简单，在慢病发病率和老龄化日渐严重的中国，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
公共卫生需要“大政府”来牵头，需要顶层设计在兼顾各项经济指标发展时也要留出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覆盖的这个领域中。
只希望“521公卫建设方案”是最后一次大的疾控方案调整，而在下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国的疾控体系不再仅仅是“体现了制度优势”这么简单。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6-27 03: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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