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源头真的在美国？专家解读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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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源头真的在美国？专家解读新论文

文章来源: 经济日报
于 2020-02-29 09:37:24

https://youtu.be/NvdCKimJzeQ

随着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一条“台湾节目追溯新冠病毒源头，然后追到美国去了”的视频火了。节目中，有关嘉宾判断新冠病毒源头可能在美国的主要依据，正是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在ChinaXiv论文预印本网站上联合发布的一篇论文。

这篇引起台湾节目关注的论文说了啥？依据这篇论文，能否得出新冠病毒的源头在美国的结论？为此，记者特别邀请了兰州大学研究员赵序茅，为大家解读这篇论文中的相关信息。

病毒溯源：

找啊找啊找“爷爷”

此次台湾节目之所以将新冠病毒源头追到美国去，一个重要理由是：

在美国发现了单倍型H38的病毒样品。

什么是单倍型？

从事气候变化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赵序茅打了个比方：正如一个公司由多个职责不同的部门相互协作才能有效运转，病毒的特性也由很多基因决定，单个基因不能发挥作用，这一个个单倍型就好比一个个独立的部门。简单说，单倍型就是决定同一性状的基因组合。

这篇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郁文彬等人合作的论文，收集了覆盖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截至2月12日），并发现这93个病毒样本包含58种单倍型。

而且，论文中，单倍型演化关系显示，单倍型H13和H38是比较“古老的”单倍型，通过一个中间载体——mv1（可能是祖先单倍型，也可能是来自中间宿主或“零号病人”）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关联，并通过单倍型H3衍生出单倍型H1。

根据这一单倍型演化关系，如果我们简单梳理，可以得到下面的两组示意图：

mv1→H13 →H3→ H1

mv1→H38→H3→ H1

这意味着什么？“最开始的是单倍型mv1。”根据赵序茅的解读，新冠病毒就像一个家族企业，H38和H13是病毒的第一代创始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爷爷辈单倍型；之后的H3是病毒的第二代掌门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父辈单倍型；而H3衍生出孙子辈H1，则是病毒的第三代掌门人。正是这个孙子辈H1让病毒空前强大，如日中天。H1又衍生出曾孙辈的H56和mv2，作为第四代掌门人。

按照正常逻辑，爷爷辈的单倍型所在地就是病毒的祖籍。但论文研究团队发现，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其样品单倍型都是孙子辈的H1及其子孙后代（也就是单倍型H2、H8-H12），仅有的一份武汉样品单倍型H3，也就是父辈单倍型H3，还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

据此，并结合病患发病时间记录和种群扩张时间，论文研究团队推断：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它地方传入进来，在市场中发生快速传播蔓延到市场之外。换句话说，该论文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发源地。

疑问来了：

源头在不在美国？

研究到此并未结束。顺藤摸瓜，论文研究团队对两个“古老的”单倍型，即爷爷辈单倍型H13和H38的病毒样品又溯源，发现他们是来自深圳的病患（广东首例）和美国华盛顿州的病患（美国首例）。其中，美国的这个病患就是台湾节目中提到的单倍型H38的病毒样品。

既然爷爷辈的单倍型是在深圳和美国发现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深圳和美国就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呢？

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关于判断新冠病毒来源，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曾说了两点：

一、这个病毒出现的时间点，哪里最先出现的，要追究这个时间的先后；

二、要寻找它在进化树上面的位置，后面基因的进化是在前面的基础上。

而追踪爷爷辈单倍型H13和H38患者的感染时间和活动轨迹，论文研究团队发现，两位患者的旅行记录显示，他们应该都是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在武汉活动期间被感染的。换句话说，论文研究团队认为两个爷爷辈单倍型H13和H38来自武汉。

“此外，台湾节目认为在美国的病毒中包含5个单倍型群，所以美国是病毒起源。这说明美国感染病毒的途径比较多，比如武汉、澳大利亚、深圳等。”赵序茅分析。

因此，基于这篇论文我们无法得出新冠病毒源头在美国的结论。

“根据基因组分析，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不在华南海鲜市场。其源头究竟在哪，还需要相关研究者的继续追踪，但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应该还在武汉。”赵序茅称。

专家解读：

美国流感中有些人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既然如此，现有武汉样本，为何没检测到“爷爷辈”单倍型？论文研究团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现有样品主要采自几家定点医院，而且样品采集时间局限于2019年12月24日和2020年1月5日。

按照赵序茅的话说，武汉病毒样品采集时间较晚。随着病毒的推陈出新，其单倍型不断壮大，多样性不断丰富。“武汉因为采集时间较晚，此时爷爷辈的单倍型很有可能已经被父辈、孙子辈的单倍型替换了。”

事实上，关于这项研究的局限性，论文作者郁文彬也曾在接受有关采访时坦陈，这项研究有个不足，那就是93个样本中，武汉样本主要是早期的，如果有更多武汉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的话，可能在溯源方面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比如说找到 H13和 H38单倍型，可能可以帮助找到病毒来源。

“病毒是不断更新换代的，根据这篇文章的研究报道，美国携带H38单倍型的病毒患者有过武汉期间的旅行史和武汉地区密不可分。且病毒确诊病例在美国的基数比较小，病毒扩散得比较慢，因此病毒更新换代也慢，因此找到爷爷辈的单倍型也不奇怪。最关键的问题是样本量太少只有93份病毒样品，且样品采集时间较晚，这是影响分析结果最重要的因素。”赵序茅如是分析。

鉴于此，论文研究团队提出，如果能在武汉其它医院早期的病患检测到这两种单倍型，将对于寻找病毒来源非常有帮助。

对于武汉为何会成为疫情主要爆发地，而较早出现爷爷辈单倍型的广东则相对较好？

赵序茅分析：一来流落到广东的病毒量较少，二来地方发现后采取了相对严格的应对措施。反观武汉，病毒种群大，前期没有及时有效采取更严厉的举措，这就导致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这篇中科院的论文外，台湾节目中有关嘉宾将新冠病毒源头追到美国的另一依据，是一则“美国流感死亡1.2万人，其中有很多可能死于新冠肺炎”的相关消息。

对此，赵序茅认为，这种没有数据依据的推测可信度不够。他说，虽然新冠肺炎和流感的临床症状有一定的相似性，且两种都属于RNA病毒。但是这是两种不同的病毒，没有亲缘关系，且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检测方式也不同。“人类和流感病毒打交道的历史悠久，对流感的检测远远比新冠病毒成熟，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流感快速核酸扩增试验就可以判断。因此，误判的可能性不大。”赵序茅称。

事实上，就在当地时间28日，世卫组织专家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新冠病毒源头。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科霍夫表示，要确定导致人感染新冠肺炎的中间宿主动物，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正在积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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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猎手"利普金：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二次传播

文章来源: 杨澜访谈录
于 2020-02-29 08:17:27

日前，被誉为世界最知名“病毒猎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Walter Ian Lipkin)，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知名主持人杨澜的专访，解答了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问题。

以下为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钟南山专注而敏锐 我被指派了特定任务

早在2003年，利普金教授应邀来到北京协助中国抗击SARS（非典），并将携带的1万个检测试剂盒赠与了中国，他与钟南山院士也因此结识并成为朋友。今年1月28日，利普金教授再次应邀来到中国，与政府高级官员和专家一起探讨疫情。由于时间紧迫，他和老朋友钟南山院士只能在机场短暂会面。

杨澜（以下简称Y）：（在机场）你发现他（钟南山）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流？

Lipkin（以下简称L）：我从2003年就认识了钟南山，还有一张当时我们坐在一起的照片。将近20年后，又有一张我们在机场的照片。很明显，我们都有所改变，但我们的友谊依旧，我们在智力方面也都还保持着（那时的水平）。

钟南山是一个非常专注和敏锐的人，即使已到84岁高龄。他的英语很流利，这让我和他的交流变得非常容易。

Y：他对这次疫情的形势是如何评估的？你们一起经历过非典，这次的情况有多严重？

L：他很现实，也很务实。我们讨论了可能用于治疗重症病例的各种方法，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血浆疗法。

他非常严格地在寻求方法以得出准确的诊断，（这些诊断）是能够指导具体实践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能够在环境中准确地找到病毒的位置，进而能够搜索环境，并找出病毒在物体表面能存活多长时间，比如地铁扶手，栏杆，门把手等，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如果病毒不是通过咳嗽或打喷嚏传播，你就能找到一个缓解的方法来降低传播风险。

我们还在努力。应该说，他（钟南山）还在努力，以确定一个人在多长时间内具有传染性、在什么时候具有传染性、谁最具有传染性，以及病毒是否还存在多样的变异性，防止更多的人处于传播疾病的高风险中。

还有，为什么暴露在同样的环境中，有些人患上了严重疾病，而其他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我和他讨论了所有这些方面以及一些不足，当然还有其它问题。

Y：在您被隔离期间，你们有没有联系过？（2月初，利普金教授从中国返回美国后，进行了14天的自我隔离。在这期间，他的工作地点转移到了自己家的地下室。）

L：没有。你要知道，我是被指派了特定任务的，而我还没有完成。当我完成了答应他要去做的事后，我会再和他联系。他现在非常忙，除了要设法处理疫情之外，还要与世卫组织、政府官员和其他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不想增加他的负担。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二次传播

Y：如何描述你的任务？

L：我的使命是做我们最擅长、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试图找到一些线索，获得“病毒情报”，如病毒从何处来，它是如何引起疾病的等等。

Y：那么，你对这种病毒的推理是什么？

L：如果你想知道病毒从何而来，就要看它的基因序列，看看它与其他已知病毒有多相似。这种病毒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的一种病毒最为相似，就其与该蝙蝠病毒的同一性百分比而言，可能是一种蝙蝠病毒。

这种病毒在基因结构的重要区域存在差异，表明在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传播之前，已经适应了人类或类似于人类的物种，并被允许以这种方式移动。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病毒存在于蝙蝠体内，可能与动物接触，可能在野生动物市场，也可能是被感染的人类。

病毒在不断生长过程中适应了其他物种。当它变得能够导致人类传播时，传播链中的下一个环节就发生了，它完成了从蝙蝠到人类的跳跃。现在它是一种人类病毒，不是蝙蝠病毒。

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里制造的，或者是偶然释放的，我们认为它产生于自然界。

Y：您的意思是，当我们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这种病毒时，它就已经适应人类了。

L：很可能这种病毒已经在武汉甚至湖北地区传播了，与海鲜市场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也许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发生的是二次传播，很可能这种病毒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扩散了。

新冠病毒有可能与人类共存 但还是在可掌控范围内

Y：您认为（疫情）未来走向如何？有人说，也许经历了人与人之间的几轮传播，病毒毒力正在降低。因此，它将成为另一种威胁性更小的季节性流感，这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L：很难知道病毒首次出现时会发生什么，它和人类一样是有生活方式的。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疫苗，它很可能会像流感一样，每年都与我们在一起。

Y：这种病毒会不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慢慢消亡，或者它是不是具有季节性？

L：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可能。由于室内的环境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的呼吸比较靠近，而且空气相对污浊，病毒可以依附的漂浮物也比较多。随着温度的升高，人们开始减少呆在室内的时间，减少了交叉传播的机会，病毒的传播距离也不会太远，那么我们将看到传染性的下降。

但在一些地区的传播率下降时，另一些地区的传播率可能就会上升。就像我们有流感季节一样，它可能会反复出现。

Y：所以下一个冬天它可能会再回来？

L：可以想象，它可能会再次回来。

我强烈支持疫苗投资是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很难研制疫苗的病毒，因为它看起来并非那么不稳定，还是在我们可以掌控范围之内的。艾滋病毒的差异巨大，研制其疫苗就很艰难，流感每年都有显著的变化，但此病毒似乎比这两个都更稳定。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研制出疫苗，虽然这不是一件能很快完成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做安全测试。

Y：我知道这很难预测，但你能告诉我（研制疫苗的）时间跨度是多少？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L：传统上对于疫苗的研发，不以“月”计，而是以“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缩短这个时间？我认为我们可以，但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不幸的是，现在有太多人同时试图研制疫苗，我们可能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并对它们进行大量投资，我想这会是将要发生的事情。

敏感度更高的检测试剂将在武汉和北京开展测试工作

作为遗传学方法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先驱和病毒猎手，利普金教授曾发现和鉴定了800多个与人类、野生动物或家养动物疾病相关的病毒。二月初的中国之行，也让他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了疫情的发展与防治现状。从中国返回后，利普金教授带领着团队迅速投入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的研制中。

Y：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已经被隔离了，也出现了一些假阴性的情况。而您一直在致力于开发一种比现有测试手段敏感度更高的诊断测试方法。

L：假阴性这个词用的很准确。所以，现在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想出一个更准确、更敏感、更特定的测试方法。要知道，在疾病问世时的第一个测试方法往往不是最终的测试方法。

这也是我们被要求做的一件事，另一件事我们正在尝试。我们将尝试利用转移这个序列和捕获技术，这样做的好处是会让测试更敏感、更便宜，而且处理时间更短。最终，有那么一个测试方法能让我们能够追踪到病毒是如何进化或者不进化的，进而变得更容易引起疾病或者更容易传播，这些就是我的任务。

Y：最初的核酸测试，准确率相对较低。那么，您如何评价您正在开发的这种新测试的准确性呢？

L：我希望它会更好，我也认为它会更好，但它的效果还需要等我们在病人身上展开测试后才能知道。

我们的测试工作将在广州和北京展开，我们会用现有核酸和新型核酸对人们进行测试，并公平比较两者，数据会告诉我们事实，然后我们会追踪这些人。所以,现在我不想猜测，而是想看看结果如何。

Y:但我看得出，您对提高准确性很有信心

L：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否则我也不会去做这件事。

疫情是对全球前所未有的挑战 病毒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

Y：通过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这样的流行病，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基本也算是冠状病毒，但为什么这种（新冠病毒）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会让人感到如此惊讶。为什么会如此？

L：这种病毒的传染性似乎高得多，无疑比MERS更具严重传染性。MERS是一种从蝙蝠传播到骆驼，再传播到人类的病毒。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案例是非常少的。SARS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但并不像这个病毒这么容易。这真的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这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从艾滋病毒开始，我们遭遇了有SARS、NIPHA(尼帕病毒)和MERS，还有这种新冠病毒、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等。所有这些新出现的传染病基本上都来自野生动物，进入人体适应人类，然后变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因此，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防止这种情况反复发生，比如关闭野生动物市场。今天，我听说了（中国）已作出了关闭野生动物市场的决定，这太棒了，正是现在迫切需要的。

我们需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共享数据。并不存在像纽约病毒或武汉病毒这样的东西，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全球共同应对。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绕过一些知识产权和主权问题，以及贪念，还有所有其他阻碍信息正常传播的因素，而这些信息是控制病毒威胁整个世界所必需的。

Y：现在全球疫情的形势都非常严峻。除了中国，意大利、韩国、日本、伊朗等国已经有不少确诊和死亡病例，美国这边也有。

L：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国家正试图采用与中国相同的方法（应对），但这非常困难。这也是我和钟南山谈论这个话题的原因之一。

就像我说的，我可以帮助你，提供给你一个工具，让你至少可以判断哪些人是有危险的，哪些人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正努力地在做这件事，利用这些工具来获得一些线索，并能有所帮助。

Y：世卫组织总干事说过，应对这场全球危机的窗口实际上正在关闭。比尔·盖茨也曾说过，未来，流行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那么，人类在与这个无形敌人的战斗中该怎么做？

L：实际上，我第一次听人说病毒是地球上最后一种敌人这个概念，是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书亚·莱德伯格。他使用了我们所说的“病毒”这一特定短语，这是地球上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

另一件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情是，随着我们逐渐攻克了这一特定问题时，威胁还会继续，而且这种流行病将有更多。我们必须结成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加强对这些（流行病）的遏制。

因此《国际卫生条例》在2005年出台，上面提到每一个国家必须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境内来诊断疾病，超过180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协议。但至于透明地分享这些信息，目前显然还没到那一步。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基础设施，使其能够发现这种感染并逐渐控制它的特征。但世界上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存在这种基础设施。因此，我和世界各地的同事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这个项目，一个全球传染病流行病学网络，为他们提供基因测序和发展诊断工具，以及试剂盒所需的基础设施。所有信息都将发布到一个基于云的中央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访问它，获得想要参考的信息。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去帮助解决问题，遏制它，在这些小火花变成大火之前就发现它们。

Y：因此，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球合作机制，以应对全球挑战。

L：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Y：排外情绪是一种传染病的副产品，比如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当人们感到恐惧时，会引发非理性甚至是伤害性的行为，比如对来自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人进行污名化。你对此有何评论？

Y：是这样的，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的意思是，这是人类的天性，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挑战，而这恰恰是真正需要人们去做的，这很遗憾。

来自疫区的人需要被隔离是应该的，但这与你是白人还是中国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无关。病毒无国界，所有人感染了都一样，仇外心理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在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办法之前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