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袁凌，今年46岁，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1999年起，我开始在媒体行业做记者，写调查报道十余年。2016年转型做自由写作者，从此不再追着新闻热点跑，花了很多时间、力气去书写像青苔一样绵延在社会中的边缘人、底层人。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青苔一样的小人物，被一些抽象的，不可逆的，宏观的，超越日常生活的趋势裹挟着。在小人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整个时代的缩影，也能看到个体虽然微弱但足够照亮时代的光芒。我相信这样的写作有意义。
1973年，我出生在陕南秦巴山区，成长于大院，是家中老幺。▲这是我们三姐弟在大院儿的苹果树下留影，个子最矮的是我。
同大部分写作者一样，我的第一个写作蓝本来自家庭（我的外婆），启蒙则源于中学语文老师。
我的老师刘明汉是名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因为地主的家庭成分，没能进入大学, 只能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做代课教师。他最早发现了我的文学天赋，总是怀着一种感情在课堂上朗诵我的作文。
我至今仍记得他给我写的批语，“可见匠心，未免斧凿”、“如线穿珠……如银珠落盘，声声悦耳”。我的文学之路自此开始。1999年，我27岁，从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进入《重庆晚报》做社会记者。
▲这是1997年读研时，我去西湖玩，在苏小小墓前拍的照片。
在那之前，我曾在家乡法院做过院长秘书，除了写文案，也被派去下乡扶贫，提审犯人。第二份工作是去安康师专教书，讲元明清文学。大概天性自由自在惯了，体制内走了一遭后，反倒看清了自己的选择，选了记者这么个行当，一做就是十四年。
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媒体的黄金时代，在行业内见识了不同的人生，磨练了写作的技艺。回望过去，我会觉得最开始做记者的那几年酣畅淋漓，像一个告别的手势，壮观但也显示出某种悲壮的色彩。
我在《重庆晚报》做了4年的社会记者。
90年代末的重庆，上半城是繁荣的解放碑，下半城是赤贫的贫民窟。跑街4年，我做过有关三峡库区搬迁的报道，还有大量的重庆地方的社会新闻，逐渐深入地解了底层社会。
一次采访，去到采访对象家里，他们家位于市中心，但住的却是茅屋，经常被小偷弄个大洞。我还记得一个棒棒在街上卖报纸，卖着卖着自己就死了，被晒死了。
从校园中刚一出来，就近距离、大面积地贴近社会现实，这样的经历逼迫着我思考，原来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人像外婆，语文老师一样努力又卑微，顾不得尊严地生活着。
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和一位在重庆结识多年的阿姨在北京重遇时的合影留念。
▲2017年冬天，我和阿姨在北京巧遇。
2002年，一次做夜班编辑时，我突发肺结核。停工休养时，我得以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过往。我想要去更大的地方积累生活经验、开拓视野。
当时，我报考了清华葛兆光先生的博士生，攻读中国思想文化史，心里期待着能从理论的角度理解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人与事。
03
2003年，我北上读书。同年11月，《新京报》创刊，我去应聘做兼职调查记者，有幸成为《新京报》的创刊人之一，并写出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当时，SARS危机中采用过糖皮质激素疗法，部分病人出现了后遗症。我是第一个报道这一选题的人，花了很多工夫去寻找当事人。这篇稿子，我靠硬磨做了2个月，中间很辛苦。每天从清华宿舍出发，骑个破自行车，从尚是城郊的北五环一路骑到城里去（西城和东城），辗转各个场所：去医院、停尸房、疫病区，找所有报道相关的人群。支撑我做下去的，不仅是写作带来的成就感，还有报道能够撬动社会变革、真切地帮助他人的希望。很理想主义。其实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理想主义。《新京报》创刊时没什么钱，记得当时我去面试，一进办公室，里面都是些破椅子破凳子，电脑都没配齐，类似传销一般的场所。但大家还是来了，而且很有干劲，没觉得这地方不靠谱。大家好像都觉得，可以赤手空拳换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第一篇作品在业内外都产生了影响，报道带来的荣光令我觉得调查记者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全身心投入其中，陆续做了多篇深度报道，工作日益繁重，与清华的学业无法兼顾。我挣扎过，但埋头在故纸堆中做学术研究，本就不是我喜欢的，无法满足我对现实的关切。最后，我选择了退学，一心一意做调查记者。
▲我的采访本。即使到现在，采访时，我仍坚持用笔记录。
2003年，我去报道湖南衡阳大火，报社只给了三四天的时间，要求做出一个像样的深度报道来，现场要有，消防官兵要有，死者采访不到但家属要采到。我每天在事发地附近转悠，偶然间碰到了建委的一个副主任。我们简单地聊了5分钟，但正是这5分钟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源，不同于消防官兵和死者家属的视角。
素材收集完毕后，我便在当地一个网吧写稿，从下午1点多一直写到晚上10点多。当时不觉得累，一心只想尽快把稿件赶出来。
做调查报道的这些年，我体验了不同的生活场域，认识到不同的职业人群，去过草台班子、贫民窟、收容所。原来中国各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同时，我也慢慢发现，记者号称是“无冕之王”，但在这种看似特权的外表下，在最深处，我是完全无力的，我无力改变别人的命运。我的使命是观看然后抽离，通过逻辑思考、尽可能多的数据等一系列的硬事实把现场的真相还原。
可那些没办法写在报道里的私人感受日益折磨着我，我说不清它是在哪一刻开始出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随着采访事件的增多，不断地堆叠、累积直至爆发。
04
我至今仍记得在《新京报》做第一篇报道时，我遇见的一个外地保洁员，她在做保洁时感染了SARS病毒。可她是外地户口，没有医保，也没钱买药，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她选择去当“小白鼠”，当试验的“备案小白鼠”。
她到望京医院，去拿那种没有证实临床疗效和危害性的试验新药来吃，身体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药包。一旦这些药被证明安全性没有问题，有疗效，她就不能再免费吃了。她背对着我，微微佝偻着。我可能都忘记了她的脸了，但我忘不了这个背。稿子写出来后，有了些影响，很多患者收到了赔偿款，获得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这个人我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我在《重庆晚报》时认识了一位老人，奉节人。有次，我暗访调查大巴山区农民种毒事件，他既是向导也是爆料人，我们俩冒着很大的风险上山。暗访顺利地完成，要多亏了他。过了好几年，我离开重庆去北京了，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袁记者啊，我出了一个大事嘢。那最后一个“嘢”字带着一种哭腔。他的儿子死了，在张家口的一个铁矿里出了事。他怀疑儿子是被人弄死的，想让我帮他。这么大的事，他的语调里并没有显示出何等的悲痛，可能他已经习惯了压抑自己，但是我听得出他心里面的那种颤抖。报社说，死个人，不是本地，社会新闻做不了，深度新闻不够做，算了。我就没法做。最后，他把儿子的照片给了我，照片是火化前在殡仪馆的冰柜前拍的，儿子的脸上带着血痂。我因为没有替他完成这个事，所以把这个照片长期地放在我的桌子上看着，直到有一天照片被我的室友撕掉，他觉得太可怕了。想到这个老人我就在想，他也曾经是新闻的主角，他是那个为众人抱火的人。可是新闻过了，他自己的儿子死了，没人觉得这个事大。比起他报的种鸦片的料，儿子的死没有意义。
▲这是四年前，我们和以前的同事一起在北京聚餐。右起第三位罗昌平，是我在新京报和财经杂志的同事，其他几位多是财经杂志同事
做记者，尤其是做动态报道时，我常常会觉得世界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哪里失火了，明天哪里地震了、爆炸了，可是那些被卷进社会事件的普通人，走路、说话的神态总是非常相似，那是一种辛苦着、操劳着、拼了命也要活下去的神态。
在社会事件发生之后，他们真实的被影响的生活又有谁在意呢？
或许，那些在网吧仓促敲击、在宾馆艰涩成篇的报道背后，所谓的深度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人和生活现场都退后，只能充当逻辑的背景。
而我，同很多同行一样，以赶场的速度奔波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带走的往往是一些表面的片段，很难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见证了什么。对于那些卑微、辗转的生活，我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证人。
▲这是2017年，我去南京为了写书做采访，在南京灵谷塔留影除了自身的缘故，随着舆论环境的改变、新媒体的兴起，我对行业本身也逐渐失去信心。从《新京报》出走后，我辗转过多家媒体，《财经》、《瞭望东方周刊》、《凤凰周刊》、《Lens》，也拥抱互联网大潮去过新浪网和真实故事计划做主编、主笔。
记得有一年，我在一家纸媒工作，那时候纸媒已经逐渐衰落，无可挽回，但还有一点小日子可过。在当年的年会上，打出的标语是，“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
当时，我就在心里反复地问着，这种狂欢难道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吗？是明知道这个船要沉了，世界在下沉，一切都在化为碎片，大家还在歇斯底里地狂欢。而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的。
我宁愿做一块不参与狂欢的压舱石，哪怕船靠岸时无人在意。
我下定决心要书写自己想写的人物，关注不同的群体：尘肺病人、底层劳工、打工群体中的写作群体，尽可能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受日常。就如《江城》的作者何伟说的，你需要离开舒适的社交圈，去你并不熟悉的地方。
工作之余，笔耕不辍。2014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之后陆续写的也都是底层、普通的人，主流之外的知识分子等等。
▲在北京皮村，我和打工群体中的写作群体——工人文学小组的成员在一起。
做记者时，我去的地方虽然多，但在每个地方采访的时间都比较短，很多时候是像一根针一样，只扎在那个具体的选题上。从事写作后，我希望自己能铺展开来，深入到当地环境中去，和写作对象成为平等的朋友，描摹一种流动的状态。
因此，我的几本非虚构作品时间跨度都很长。今年出版的写中国孩子的书，采访花了整整4年。2015年，我跟着公益组织做项目，探访一些生病的孩子，帮他们写文章，宣传募捐。这个偶然的缘起令我对孩子们的生活难以释然。知道得越多，越是难以放下。我开始跑往全国各地去采访这些城乡儿童，希望能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这是2015年10月，在新疆阿克陶县塔尔乡，塔吉克族孩子清晨在冰川流下的大河雪水里洗漱
基本上，每一个半月走访一趟，每次去20多天。去的地方大多偏僻，吃、住都很艰苦。我睡过草堆、硬板，也睡过猪靠着头的、漏雨的、特别脏的床。有一次，在一个内蒙古人家里连续吃了几天的羊肉，没有一片青菜叶子。我实在受不了，啃起了羊吃的青储杆子。也遭遇过特别险恶的自然环境，往往要面临攸关生命的危险。
在新疆时，我和当地人一起赶羊上山，特别窄的羊道，挂在悬崖上，我走着走着迷路了，往前走的路消失了，后退又很困难，进退两难，只要脚下的沙土一松动，就会落下悬崖。我只好稳稳心神，一点一点往后退，也不敢转身，一直退回去。一直到很久以后，我还梦到这个场景，醒来一身冷汗。连续探访到第三、四次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这时候高尚是不起作用的，我不断地鼓励自己“来都来了，不能走”，怀着这样最低的念头，最终坚持了下来。
▲写作《寂静的孩子》期间，我压力特别大。2017年8月，做了甲状腺瘤切除手术，脖子上就是当时留下的淡红色的疤痕。
最后写成的36个故事中，印象较深的是大瑶山的留守儿童们。
我记得大瑶山深处的六洛小学，整个二年级只有一个叫谢炎艳的孩子。而那个村子里生活的七八户人家，妈妈全跑了，有的孩子的爸爸在外打工，家里留下一个小孩和老人。但在那样寂寞的环境里，无助的状态下，孩子们却有着最纯真的笑脸。那儿的孩子们喜欢爬树，大瑶山的树就像迎客松一样，枝桠很矮，平平地伸出去。他们爬上树往远处望，也不知道在望什么，那样的姿态就像一直在盼望远方的父母。那次探访之后，我就在想，现在农村真的到了这么寂寞的程度吗？过去我对中国农村的想象不是这样——我以为会有愤怒和挣扎。但这个地方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挣扎，甚至连痛苦本身都变消沉了。
06
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想说，过去我对于这些生活在乡村的孩子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建立在全球化、城市化、人口流动等等大的话语之上。但在实地探访后，我却发现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复合的，并不那么单纯。
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层层叠加在一起，但具体到个体本身，却又能看到人性的顽强与坚韧。如果我没有深入到那个情境中，就无法有这种感受。
▲这是我在北京昌平燕丹村拍的，其实在中国这样的地方，这样生活的人们还有很多
2016年，我正式离开媒体，专心写作。我明白自己其实天赋有限，根基又薄弱，写作任务很重，必须全力投入才能有所成就。这些年陆陆续续地也写了很多书，我被贴上“苦难写作”的标签，但是我不觉得那些是苦难。一方面这些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的，他们需要被看见，另一方面大概是记者的经历塑造了我文字的形态，我喜欢节制、凝重、有张力的文字，不愿意轻飘飘的抒情。我想在情绪之外，寻找一种永恒的情感，寻找一种真实感。我完全可以像一些作家一样去混圈子，一个圈子接一个，但这种场合多了，真实的感觉就失去了。我宁愿用这些时间去接触一些普通人，这些人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重量，和他们接触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压力感，这是需要去克服的。
▲几年前，我回乡探访祖屋
当然这样的生活也有代价。最大的代价大概就是，我没能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吧，没能满足父亲对我的期待。从报考大学起，父亲就想让我上比较实际的专业，大学毕业时又希望我进政府部门，考公务员，这种争执一直有，我也从来没有满足过他的心意，直到后来他放弃。记得2005年从《新京报》离职时，我曾计划扎根故土，写老家城镇化运动下的农民。回去的时候，家乡的房子早就卖了，我先是租住了一个废旧的粮管所，之后也住过路边的小店。在故乡的那段日子，我才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外人，在家乡已经失去了位置，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尊心，周围的人觉得，你回来干嘛？你没钱。关键是，大家不知道你干什么的，就像一个浪子，这种感受很难受。后来索性就又出来，到现在一直在外面漂泊着，没有一个所谓的稳定的家，户口也是几经辗转。其实也谈不上是放弃，我的收入就是这样，没有刻意去考虑买房的问题。现在就是在北京租个房。
▲写作之余，我喜欢下围棋
我在北京的日子里，居住在昌平郊区的城中村里。
小小的出租屋里面堆满了书。最近在读格雷厄姆的一本小说集，我想学一点英国人的理性。我们中国人写东西和法德一样，总要很有很多寄托。但我期望自己能够用一种节制、朴素的语言去描画人性。我也读了很多门罗的小说，她写得很厚道，不追求巧合曲折。
我知道这样一种写作就不会是大众式的写作，不会非常畅销，不会成为爆款，但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
哪怕这个意义只有一颗荠菜籽那么大，我会坚持下去。
-THE END-
狗仔卡
发表于 2019-12-25 09: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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