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青年图鉴》第20期：我在叙利亚做战地记者

源济

地球青年 | 我在叙利亚做战地记者
凤凰图片  2019-10-14

近日，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进行轮番空袭和炮击，当地危机四伏，常驻叙利亚的战地记者郑一晗变得更忙碌了……2017年，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战火纷飞，政府军与叙利亚反对派组织、“伊斯兰国”之间冲突不断。在埃及开罗当过驻地记者的郑一晗主动请缨常驻叙利亚，他穿上防弹衣、拿起话筒、扛起相机，在危险的前线进行报道。以下是郑一晗的自述。【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口述丨郑一晗 作者 |  周宁  编辑 | 图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是郑一晗，一名驻叙利亚的战地记者，今年是我在叙利亚工作的第三年。大学时，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期间曾去也门公派留学，冥冥之中我总觉得会重返中东。2015年8月，我在开罗当了两年常驻记者后回国了，2016年年底听说叙利亚的记者要轮换，我决定趁年轻过一段更有挑战的生活，于是主动申请常驻叙利亚。图为郑一晗在战斗后的废墟前。




其实我对叙利亚是有阴影的。2014年，我还在开罗工作时，正值叙利亚总统大选，我的同事，一位埃及摄像记者被抽调到叙利亚支援报道，工作时，他的脑部不幸中了流弹，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牺牲了。至今，我仍记得去机场接他的遗棺时的场景，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当我的父母和同事知道我要去叙利亚，他们都很担心我，但我依然选择遵循内心。2017年5月，经过一段时间的驻外培训，我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图为牺牲的埃及摄像记者哈桑（右）。




记得第一天走在大马士革的街道时，我的心里异常慌乱，感觉危险无处不在。我去叙利亚时，恰巧赶上了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大马士革每天都在落炮，炮声和战斗机的轰鸣声就是这个城市的背景音。尤其是在晚上，空袭发生的时候可以看到导弹在天空中划过，就像放烟花一样。图为大马士革的夜晚，防空导弹不断地落下。




我的住处离最近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3公里左右，那里发射的迫击炮跟火箭弹经常落入城里，不知道会落到哪个地方。不定期还会有自杀式袭击，比如一辆汽车清晨开到某个居民区，然后直接引爆了。图为当地建筑遭到火箭弹袭击。




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生活在战乱中的当地居民，对四处的炮火声早已无感，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图为郑一晗在街边与市民交谈。




有一次和当地人聊天时，突然炮声大作，房子也随之震动，他们却完全没有反应，“打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慢慢地我也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图为大马士革老城。




在叙利亚的工作是忙碌、繁杂的，由于人员精简，我必须是一个多面手。我不仅仅要写稿、做新闻报道、去前线探访，还要身兼厨师、司机、技术、营销数职。除此之外，作为负责人，我还要管理当地的外籍员工，协调做好中文、英文、阿拉伯文的文字报道以及图片、视频的工作。图为郑一晗与外籍员工。




在叙利亚进行报道时，四面都埋伏着双重危险。看得见的危险是炮弹：一是迫击炮，反政府武装袭击最激烈时，一天可能落一百多枚炮；另外还有自杀式爆炸袭击和定点清除。而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更考验战地记者的心理素质：残存的化学武器、没有清理干净的地雷……都可能危及生命。图为大马士革郊区战后一片狼藉。




大马士革发生爆炸后街边被炸毁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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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主要在大马士革，但当一个据点（军队据以作为战斗行动依托的地点）收复之后，政府军就会组织各国媒体记者们到前线或者战区探访。2017年9月，我们在沙漠公路开了几个小时车去到叙利亚东部城市代尔祖尔采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包围了代尔祖尔很多年，政府军在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向里面输送人道物资。我们把车都停在政府大院，政府军统一开车带我们进到城里。图为2017年9月，郑一晗在代尔祖尔采访。




但周围仍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会用无人机跟踪、定位，投射炸弹。当时记者们正在市场里采访，忽然离我不足百米的地方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政府军组织记者紧急撤离，回到政府大院，发现那里也落了炸弹，才知道“伊斯兰国”盯上了记者。安全起见，政府军将所有记者安置在当地石油公司的一栋楼里。当晚炮声不断，因床少人多，大家只能打地铺休息，但白天遭受的袭击让我心存余悸，在恐惧中度过了漫长的一晚。图为郑一晗在被战争摧毁的阿勒颇老城。




战争的残酷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航拍看叙利亚的整个国土，你会发现它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北部最大的城市、叙利亚曾经的工业中心阿勒颇原本繁华胜似大马士革，现在到处是断壁残垣。图为2018年4月24日，叙利亚军打击“伊斯兰国”。




战争不仅破坏了城市的房屋建筑，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我曾经遇到过一家人，他们的老家在叙利亚北部，有一片种着果蔬的田地，生活吃穿不成问题。然而战火蔓延，家园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父母不得不带子女离家逃亡。一家人露宿公园，住过避难所，也短暂租过房子，又因支付不起租金被赶出来。最后，阿勒颇的一栋危楼“收留”了他们，“家”安在不能挡风遮雨的顶层。这栋建筑墙面剥落、钢筋暴露，只剩一个框架，摇摇欲坠。大女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早早嫁了人，而她的“新房”也在这栋楼，是能遮雨的那一层。图为住在危楼上的一家人。




2018年3月，大马士革城郊东古塔战事激烈，每天都有上万失去家园的难民逃出城，扶老携幼地向避难所迁徙，绵延几公里的迁徙队伍后面硝烟四起。有的人背着锅，在路上饿得不行了，就炒一点麦子吃。图为民众在逃离家园的途中。




我在沿路采访问他们心里有什么感受，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就是“饿”。路边会有俄罗斯大兵开车来发放救济粮，这时候，每个人都双眼放光，涌到车旁，跳起来抢粮食。图为难民疯狂抢救济粮。




避难所十分简陋，仅仅是一个临时搭的棚子。避难营地有几个联合国人道机构送的大水箱，水流缓慢，人们排着长队去接水。基本的饮水都难以解决，更不可能满足洗澡、洗衣服等需求。这些在大饥荒的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我却在21世纪的叙利亚亲眼目睹。图为民众从东古塔逃离。




战火迫使孩子们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叙利亚有很多“街头儿童”，红绿灯一停下，就拿着脏抹布不由分说地擦车、卖小包的纸巾，还会有小姐姐抱着弟弟向车里的人要钱……图为儿童在街边卖纸巾。




在被围困的城市，物资和援助都无法进入。常年的饥饿造成孩子们营养匮乏，看起来六七岁的小孩，实际上已过十岁。有一次在代尔祖尔采访结束后，我将剩余的干粮和水果分给街边的人。一个小女孩拿到香蕉后，直接连着皮一起啃，她从没见过香蕉，不知道怎么吃。我们觉得很普通的饼干、糖果，于他们而言则是“奢侈品”。




叙利亚战乱造成7000多所学校被毁坏，约200万儿童因缺乏教职人员、学习场所等原因失学。我去过东阿勒颇解放后一所重建的校园，一排白墙蓝顶的简易板房就是孩子们的教室，板房建在学校原址的空地上，周边的建筑破败残缺。图为东阿勒颇解放后一所重建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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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失学的年龄不一，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上课。教室和老师都很缺乏，孩子们只能轮拨来学习。图为孩子们在简易板房上课。




战后物价飞涨、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即使在开斋节和宰牲节（叙利亚两大传统节日），人们也过不安稳，担忧随时可能会来的空袭。去年6月15日，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迎来了第一个没有硝烟的开斋节。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到街边，在新搭建的小型游乐场里玩耍。大人用绳子将孩子固定在秋千座椅上，然后用力推动秋千制造出摩天轮的效果。旁边的“海盗船”也被挤得满满的，他们随着左右摇晃的节奏齐声高喊：“使劲推！使劲推！”。简陋的游乐设施却是孩子们的高端游戏。图为孩子们在街头玩“手摇式”摩天轮。




除了因战争事件需要去前线拍摄、报道，在日常的报道中，我常关注叙利亚的普通民众，记录下战争中的温暖人心的新闻，希望能在绝望当中传递一点力量，也与当地人有了更深的交流。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男性人口锐减，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承担起养家重担，她们做电工、修汽车、开大巴、开出租……干起了过去只有男人才会从事的职业，阿勒颇的第一位女性出租车司机，年过半百的乌姆努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乌姆努尔的一个儿子在首都大马士革服兵役时不幸阵亡，其他儿子被隔离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母子长期无法相见。乌姆努尔原本从事婚庆工作，战后她的生计受到很大影响，为赚钱谋生，她不顾旁人眼光，做出开出租车的决定。乌姆努尔曾坚定勇敢地说，“妇女开出租车并不丢脸，只要自力更生就值得被尊重。” 图为正在开出租车的乌姆努尔。




叙利亚战火纷飞，难民们四处逃散，但仍有人选择坚守在此。叙利亚是一个被誉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家，战争不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让叙利亚的文物古迹遭到重创。位于大马士革的国家博物馆成立了一个8人的文物修复小组，赫芭·朱马是其中一位修复师。作为技术人员，她原本可以选择去国外谋生，但是在朱马看来，这些冷冰冰的雕像就像家人和朋友一样，她甚至给每个雕像都起了名字，一边修复一遍跟“他们”对话：“对不起，战争让你受了这么大的伤，赶快好起来，我带你回家……”像朱马一样有气节、有家国情怀的人并不是少数。他们怀着信仰留在叙利亚，等待和平的到来。图为文物修复师在修复文物。




为了报道，我几乎跑遍了叙利亚，每到一个省都会有当地的新闻官接待我，霍姆斯省的新闻官让我印象深刻。她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嗓门特别大，总是喜欢听着音乐手舞足蹈的，看起来非常乐观。她的脖子上戴着心形的项链，我问她那是什么，打开一看，里面是她儿子的照片。听别人说，她的儿子参战时被炸弹击中，一瞬间人就炸没了，遗体都没有，只能把相片挂在胸前。图为记者在霍姆斯省采访。




几乎每个叙利亚人都经历过亲友的离开，但他们仍然坚强地生活。看到这些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我时常感到人类的渺小，面对大时代、大环境的动荡非常无力。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变得更豁达，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过得不如我，连基本的吃饱穿暖都满足不了，而我的亲人朋友健在，吃得饱穿得暖，享受着高科技，已经非常幸福了，没有必要再为了琐事钻牛角尖，为追求物质而焦虑，毕竟这不是生死。图为郑一晗在叙利亚东北部拉卡省一座村庄采访。




每次回国休假，我都要先从叙利亚开车翻过两座山，到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场，再在迪拜转机后才能回国。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让我感到很不真实，回国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年春节，我在山东老家和叙利亚的外籍员工打电话，他听到外面放鞭炮的声音，特别敏感地问我：“你们那边怎么也打仗呢？”都是一样的声音，在国内是庆祝，在叙利亚却是轰炸。图为郑一晗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古城（最北）、纳西卜口岸（最南）、库奈特拉口岸（最西）、幼发拉底河（最东）。




今年7月，原本我可以结束叙利亚的驻外工作回国，但总感觉任务还没有完成，故事还没写完，还有许多想拍摄的地方和想接触的人，所以申请延了一年。我不是从小把战地记者作为梦想的人，但来到叙利亚后，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把这份工作做好，即使危险也要在现场，让世界听到中国媒体的声音。也许我的报道不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变战争，但是让更多人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还是会有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