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潮水与我》第2期：一个北京家庭的七十年

源济

在人间丨一个北京家庭的七十年
凤凰图片  2019-09-1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以下为第2期内容： 我叫大萌子（中），这是1984年，我三岁时与父母在北三环家中的合影，旁边的电冰箱是当时家里最值钱的物件。我的父母相识于文革年代，他们两个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北京一个大院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文职干部，在大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过着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时光流转，如今，照片里三岁的小姑娘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皱纹也早已爬上了她父母的脸颊。文图：赵萌萌 编辑：张树志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1938年，一个四川年轻女教师接到一封远方来信，信里说“远方有一所不花钱的学校”，学好了可以参加抗战。写信人是她离家多年的四哥，后来她知道原来四哥是地下党。她一路长途跋涉从四川绵竹来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第一批弟子。这个女青年后来成了我的奶奶。我奶奶本姓赵，加入鲁艺后，她改名曾艺，有“为延安增添艺术”之意。这是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时的照片，前排中间穿白衣服的大高个就是我的奶奶曾艺。




在延安，曾艺遇上了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殷铁铭，他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相知相爱。殷铁铭的父亲殷念桥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在江苏江阴地区办学、开展农民运动，年仅36岁就因霍乱离世。殷铁铭是殷念桥的第三个儿子。1942年，曾艺和殷铁铭结婚，然而婚后不到一个月，两人就由于特殊原因失联三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重逢。图为1945年底，爷爷和奶奶年轻时在内蒙地区的照相馆里穿自带的西装、旗袍的合影。




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在战争中送给了老乡，后来找不回来了。1946年和1949年，我的伯伯和爸爸相继出生。奶奶怀爸爸时，想到很快要行军，大着肚子不方便，就想用土方法把他打掉，每天在老乡的炕上跳上跳下，然而并未奏效。图为1949年初，爷爷奶奶与两岁的伯父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在中央俄文编译局工作，奶奶则调入地政局，一家人在北京安了家。1951年，我的爷爷在女秘书的猛烈进攻中沦陷了，奶奶试图挽留，但最终放弃。但奶奶希望讨个说法，于是告到法院。一审、二审，奶奶都失败了，但她继续上诉。到了1953年，全国上下狠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这一次，爷爷被以“抛弃革命队伍中的伙伴”为由连降6级，停职等待分配工作。两人离婚，奶奶暂时担任西单房管所所长，独自带两个孩子；爷爷不久后去了武汉，当了武大的教授。图为50年代初，爷爷奶奶一家人，最左边的是保姆。




爸爸上三年级时，奶奶的工作换到了国家计委，一家三口搬到计委大院安定下来。这一年，街道的人上门对户口，爸爸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正谦”，跟了我奶奶原来的姓。奶奶虽然是单亲母亲，但也积极帮助老家的乡亲。五六十年代，她陆续收养了老家的两个女孩，其中一个我叫燕子姐姐的，后来考上了北大。图为1959年底，西四房管所的舞台上。当时奶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正带着孩子们参加表彰活动。




1965年，我的爸爸再次离开北京，到了昆明养父家中。五十年代，他曾被四舅带到身边生活过几年，从此四舅成了他的养父。1966年，文革开始，爸爸学校停课。他成了“老三届”中的一员。1969年，爸爸作为知青到“瑞丽”上山下乡，他们砍下海碗口粗的竹子搭建竹房子。图为1963年，我的爸爸（左一）、伯伯（右一）和他们的好友在贵州。




1975年，爸爸费尽周折回到北京，在北京铁路局司机学校工作。很多人来说亲，但爸爸一直没感觉，直到遇上邻居家的女儿。秋天，邻家女儿从山西大同放假回家探亲。在亲戚的引荐下，两位大龄男女青年以“跟邻居认识认识”的理由相了一次含蓄的亲。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邻家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也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图为1976年，热恋中的爸爸妈妈。当时民风保守，爸爸光着膀子游泳在老一辈眼里算是伤风败俗。




我的姥姥、姥爷都出生在河北乐亭的村子里。姥姥的父亲在东北做小生意，家境尚可，姥姥一直念到高中。后来嫁给了邻村质朴正直的穷小子，这人后来成了我的姥爷。二人成家后，姥爷去东北做学徒，姥姥则留在村子里当老师，借机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姥姥取笔名“冷冰”，在报上发文针砭时弊，这个名字跟了她一辈子。不久之后，姥姥离家出走，投奔了晋察冀根据地。图为约40年代初，左边是我姥姥——刘冷冰，右边是她的好友——肖寒泉。她们解放后都没改名，一直用当年在地下党时期的笔名。




在东北当学徒的姥爷接到家里来信，也赶紧奔赴晋察冀根据地找媳妇。此时，姥姥在根据地成为了一名医护人员。姥爷则去了根据地一所建工学院念书，并改名程朴。他托人在晋察冀边区的报纸登了寻人启事，没想到真的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妻子。不过由于工作原因，两人聚少离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派到长沙，姥爷在中国人民银行从事金融工作。图为约1952年，长沙，姥姥姥爷带着两岁的大姨（右）和一岁的妈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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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央组建国家计委，姥爷被调到北京。到北京后，他们把家里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接进家里，当时一大家子11口人。1959年后的一段时期，经济困难，很多人吃不饱饭，那时姥姥会坚持等全家人吃饱了才动筷子。1961年，我姥爷被调入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也就是后来的外经贸部。图为1962年家人合影，左起：姥姥、大姨、舅舅、姥爷、妈妈。




小升初妈妈考了北京市最高分，考入北京市女三中。女三中有英文班和俄文班，姥爷认为英文在未来前途广阔，于是让妈妈选了英文。1966年，妈妈正在上初二，是班上的文艺骨干。不久之后，姥爷进入五七干校，姥姥也去接受再教育。图为1964年，妈妈的小学毕业照。




1975年，姥爷平反，回到北京。这时家里的老人们都不在了，妈妈的户口在山西，只有休假时才能回来。文革结束后，姥爷恢复工作，被派到尼泊尔做经济参赞，姥姥仍留在北京。图为1975年姥爷平反后，回京后和家人合影。




我的妈妈叫程向红，她与爸爸认识时，还是在山西大同工作的北京知青。1968年12月，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17岁的她离开北京的家，到山西大同插队。1972年，全国抽调知青上工农兵大学，她拿到了公社里唯一的名额，但由于当时我姥爷的审查没有结束，她无法通过政审，没有上成大学。后来她被分到大同技校工作，做英语老师，培养出很多大学生。这是1975年，年轻时的妈妈在长城。




爸爸妈妈1978年结婚，他们进行了一场蜜月旅行。在桂林，妈妈几乎是街上唯一穿裙子的女孩，一路上吸引了很多目光。他们沿途住的都是小旅馆，房间地上十分泥泞。那时住旅馆还需要结婚证。蜜月结束之后，妈妈就回山西大同上班。从两人异地恋开始，爸爸就托关系想让妈妈调回北京。他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办法：对调。后来，妈妈和一个家人都在大同的复员军人对调，将工作对调到怀柔，户口暂放在承德，以后再择机调进北京。妈妈的行李从大同运回来那天，她和我爸爸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你追我赶，最后迷路了。




1978年的夏天，姥爷在尼泊尔的两年外派工作结束，刚刚回国。改革开放近在眼前，家庭每个成员都意气风发准备迎接新时代。文革时扣的老干部们的工资已经发放下来了，姥姥姥爷领到“巨款”，十分开心。当时出国工作的人可以获得从香港购买物件的名额配比，姥爷趁前后两次出国工作的机会，给两个女儿各买了一块梅花表，算作送她们的嫁妆。




1981年，一个大力宣传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大喇叭里不断传出 “只生一个好！” “独生子女就是好！”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声中，我出生了，一个典型的“80后”。图为1983年，国家计委大院，我和爸爸妈妈。




我两岁左右，妈妈调回北京了。我们一家和伯伯一家加上姥姥收养的燕子姐姐，一共七口人住在一起。伯伯一家三口住的屋子8平米， 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屋子12平米，燕子姐姐住在客厅里，全家人吃饭，接待客人都在这儿。早上四个上班的，一个上学的，加上两个小孩，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这是1984年春，爸爸和我在跟伯伯全家同住的老房子里。




1984年夏，爸爸妈妈带我搬到北外附近，现在寸土寸金的三环，在当年是不折不扣的郊区。妈妈单位里有个工会干部通过蹲走廊、堵办公室等软磨硬泡的方式，从其他单位啃下这套周转房，力主分给我家。当时妈妈单位里的人都嫌那套房子太偏远，都没有反对意见。于是在我三岁那年的夏天，我们结束了原来沙丁鱼罐头般的生活，坐着大卡车，欢天喜地地搬到了新家。




1977年冬天，取消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爸爸那年的考分虽然高出录取分数线，但由于各种原因，年近三十的他与日思夜想的大学失之交臂。1981年国家首次推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爸爸毫不犹豫地跨入了这个队列。他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做笔记，周末泡图书馆查资料。那些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像《霍元甲》、《姿三四郎》、《血疑》，他一个也没看过。苦读之后，爸爸获得了中文、法学两个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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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妈妈被派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工作。当时单位给她这样的中国员工开的工资是400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要上缴，妈妈依然拿41元的工资，还有20多元的津贴，在当时算收入比较高的。这是妈妈（中）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同事一起在国际计算机中心参加PC电脑培训。




刚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时，妈妈在餐饮部工作。由于之前在女三中学过英语，又做过多年英语老师，外加个人爱好，妈妈的英语底子比较好。不久后，妈妈就被调到项目组，开始负责文秘工作。图为1986年12月，妈妈（中）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圣诞节庆典。




198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向北京市招收60名业余函授大学学员，妈妈每天下班后，就骑车赶到紫竹院，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开始背书，最后在1000多考生中考了第5名。之后的两年，她边工作边学习，终于告别初中文化程度，成了80年代的大专毕业生。




作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我从1岁多就在幼儿园上全托。上小学后，家里请了小叶阿姨过来照顾我。她比我大12岁，是个非常负责的人。可是没过多久，她在郊区找到一份工作，去养鸽场做了工人，之后她时常带好吃的回来看我们。可惜90年代我们再次搬家，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住址变了，关系也就断了。图为我和小叶阿姨在天安门。




80后的父母们为了培养孩子，极舍得花血本，甚至于给孩子买上万元的钢琴。80年代末，我爸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工资大概80元左右，算是北京比较常见的工资水平。那时候1万元是一般双职工家庭5年左右的全部工资了。而我爸妈在这方面十分随性，啥班也不给我报，只要我健康快乐就可以。这是他们帮我做出的取舍，其实长大后，我对自己的平庸、没特长是有一点遗憾的。这是1988年秋天，我在母校魏公村小学门口。现在这里变成了金掌勺东北菜馆。




1991年暑假，爸爸调到了国家一个部委机关。但其实他不愿在机关里“浑浑水养浑浑鱼”，总希望能跳出去一展平生抱负。这为后来他草率下海奠定了基础。我上小学以后特别爱画画，爸妈就把这些画都串在一起挂到屋里。




1992年，妈妈和同事一起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合影。左二戴眼镜的绅士为加利，右边穿绿毛衣的是我妈妈。加利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联合国最动荡和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就任，他后来成为联合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未能连任的秘书长。




1994暑假，我初中二年级。全家去北戴河时，妈妈特意展示她健身后的身材——当时妈妈每周都去月坛健身馆上一次马华的健美操课，坚持半年后效果很明显，不但变得灵活苗条，精力也更充沛了。




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辞职下海潮。1995年，爸爸在一位好友的游说下辞职下海，一起“干大事”。两人通过半年的努力，跑下了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的许可证。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浦东的股东们扫地出门了。这是离开体制之后的爸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爸爸在求职市场频繁碰壁。1997年，他在私人公司打工，月薪6000元，在当时算挺高的。但在机关待惯了的老爸，被“训斥”了几次之后决定辞职。最终，在衡量了社会状况、自身条件和家庭需求之后，爸爸决定当“家庭煮夫”。之后很多年，他走在街上都低着头，特别怕碰见熟人，直到同龄人都退休之后他才放松下来。图为1996年，中考过后，我和爸爸下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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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爸爸曾经说过，姥爷和姥姥，是仅有的、完全没把他的落魄当成“问题”的两个人。老两口通过对爸爸个人价值的强烈认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他的尊严。这是1997年2月，我们在姥姥姥爷家过春节。




1997年春节，妈妈用很便宜的价格从单位买了一台淘汰的486电脑，她想教我们DOS，一种磁盘操作系统。




然而，1998年，妈妈的工作也出现了情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大裁员，她因为中午经常组织同事跳健美操，被新上司盯上了，被列在“第一批裁员目标”的名单里。后来，经过解释，她的工作保住了，但被分配到一些小而偏的项目组里，工资也有所下调。图为1997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来华访问，与妈妈聊天。




2000年，我19岁生日当天领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时家里财政状况空前严峻：爸爸加入炒股大军，和很多人一样赔得血本无归。我大一的学费还是姥姥姥爷出的。图为2000年9月，刚刚升入大一，我们同一个宿舍的姐妹八人第一张合影。




2001年，妈妈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离开，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工作。2003年，“非典”肆虐全国。我们学校从4月开始停课，直到9月才开学，我每天玩BBS论坛。而我妈开始了连续奋战的日子，53岁的人，几乎天天晚上9、10点钟以后才回来，脸色总是铁青的，直到6月疫情结束。8月，妈妈带我去西安旅行。




2003年和2006年，我的姥姥、姥爷先后去世。2010年10月， 99岁的奶奶提前过100岁大寿，这是她最后一次大办生日。




2011年6月，我和谈了3年的男朋友牛子在关岛举行了婚礼。牛子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对悬壶济世、治病救人非常向往，长大读了医学，毕业后成了医生。




2012年，我在网上发的“父女30年合影”意想不到地让我们家“火”了。2013年1月，我和爸妈接受邀请，上了北京卫视蛇年春晚。2014年央视元宵晚会，我被邀重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在此期间，2013年5月，我妈妈从世界卫生组织退休，她是亚太区第一个干满62岁的中国女员工。




2014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的奶奶去世，此时我的大女儿汤圆5个月大。这个103岁的老太太唱了半辈子的《黄河大合唱》，一张老乐谱翻过去了。这是2014年11月，我们一家三口和爸爸妈妈带着奶奶的照片合影。




2016年12月，我和牛子带着我爸妈、公婆和两个女儿汤圆、米团，一家八口去厦门旅游。如今，家里的四位老人都健康，和祖国同岁的老爸即将迎来70岁生日，汤圆和米团越来越淘气。房贷太沉，存折太瘦，工作听说要996，奶茶咖啡天天有，偶尔为减肥而奋斗。时光在快乐与烦恼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