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坐茶馆2019-04-03 王笛 大家
导读我认为,研究过去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最难的就是细节的缺乏,即西方人常常爱说的“魔鬼在细节之中”。只有清楚了历史的细节,才能真正宏观地认识历史。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当然这不是说的今天的成都。人们都知道成都茶馆是中国城市中最多的,但是究竟有多少,要不就是语焉不详,要不就是众说纷纭。这篇文章就聊聊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的数字吧。 1943年著名作家黄裳从川北入蜀,对四川及成都茶馆盛况有生动的描述: 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伯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 作为小本生意的茶馆,经营资金不多,店堂可大可小,雇员可多可少,大多营收微薄,但近退灵活,故能在严峻的条件下生存。茶馆的经营者不少是界乎于贫穷与小康间的小商人,当提到茶馆时,“小本生意”或“小本商业”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地方报纸、日常交谈中频繁出现。那些资金雄厚,店堂宽敞,可同时服务几百茶客,收入可观的茶馆,在整个成都茶馆业中仅占很小一部分。茶馆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单位是非常成功的,它们有独特的生存途径,而且在小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常说,成都茶馆“甲天下”,但是到底有多少家?尽管关于成都的茶馆缺乏完整系统的统计,但从各种原始资料,包括档案、报刊杂志、及其他记载, 可以大致描绘出从晚清至国民政府垮台时期茶馆行业的概况。成都茶馆的数量一直相对稳定,大约在500至800之间。而中国最大、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在1919年只有164家茶馆,而成都同时期有600多家。 据1932年《新新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描述,辛亥革命之后,成都的茶馆曾在1921年达到一千多家,从那之后开始急剧减少,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大可靠。根据可查证的统计资料,在1910年到1949年间即便成都人口从34万多增长到65万多,数字几乎翻倍的情况下,成都的茶馆也从未超过800家。 抗战期间,蜂拥而入的难民将城市人口猛推至顶点,1947年达到74.7万多人时,茶馆也只有614家。1949年成都 有茶馆659家,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1951年茶馆数量降至541家。 茶馆的密度: 人们对成都茶馆的密度有不同说法,1938年的《成都导游》没有给出准确数字,但称成都有八百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个茶馆,大茶馆可容二三百人,小茶馆可容几十人。 1942年《新新新闻》的一篇文章说,成都1940年有611茶馆,平均每街一家茶馆 。1947年的《新新新闻》刊登的《成都市茶馆业概况》,也称成都“每条街都有一二家”茶馆。 其实,根据成都市档案馆所存工商登记和统计,尽管茶馆遍布成都,但并非如一些观察者所说的那样每街必有。1914年成都分为六个区,共有茶馆681家。其时成都有街道516条,其中311条街有茶馆。 到了1929年, 成都区划从六个减少到五个,但茶馆的分布由311条街扩大到336条街,不过茶馆总数由681家略减至641家。在336条有茶馆的街道中,180条街有一家茶馆,91条街有两家,65条街的茶馆有两家以上。例如陕西街和浆洗街分别有7家茶馆,小天竺6家,东大街达到13家茶馆。 茶馆在成都的分布颇为均匀。1929年成都有30多万人口,641家茶馆分布在五个区的336条街上。平均每千人有两家茶馆以上。第二和第四分区的居民最多 (分别为七万五千多和七万四千多人),其茶馆数量亦最多 (分别为133和136)。然而,东城门外(即外东区)茶馆分布最密,每千人中有3家茶馆。 在城墙内的城区中,西城区茶馆的密度最高,在四万六千居民中有107家茶馆,分布于44条街上,或每千人有 2.3家茶馆。从晚清开始该区成为成都主要的休闲娱乐区,有著名的花会和少城公园,吸引了许多游客。 姚蒸明在他的回忆中称,据成都市政府1942年的统计,成都及周边地区有1600多茶馆 ,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资料支持这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话,我想可能包括成都附近乡场的茶馆。根据陈茂昭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上的说法,1949年,成都城内的茶馆占43%,城外占57% 。如果也按这个比例计算1942年的茶馆数,城内应该有688家茶馆,与历年的统计也基本吻合。 在市郊的一些地区,茶馆也高度密集,如青羊场,不过三条街,居民两百来户,却有茶馆19家。因为农民赶场天,都是要来坐茶馆的。 成都茶馆的数量的相对稳定,是由于茶社业商业职业公会控制的结果。由于担心茶馆过密,会造成恶性竞争,所以严格限制新茶馆的开业。 每天多少人到茶馆喝茶?要估计每天究竟多少人去茶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一些记录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茶馆规模的资料,例如由于政府收税是按茶桌的数量来收的,这样就留下了茶桌数量的比较精确的统计。我们便可以据此计算每日茶客的总数。 1914年,成都的茶馆共有茶桌9958张,每家平均14.6张,这表明大多数茶馆规模都较小。然而这仅是征税茶桌的数字,实际的桌数可能要多得多,因为茶馆在“打涌堂”时(即高峰时段),添加桌椅是很平常的事,但为了避税并不上报。即使我们不把加座计算在内,1914年按1万茶桌来计算,每张平均接待10个客人,我们可以得出10万客人的总数。当时成都人口四十万左右,因此可以说,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成都居民去茶馆饮茶。 如果进行最低的估计,即按每张桌子每天平均有4个顾客,即每个座位每天只有一个顾客用,那么顾客总数是4万,即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然而根据其他资料,显然这个估计太低。 例如1924年每碗茶卖30文,但每个方桌的税是每天30文 ,如果每桌平均每天只服务4人,那么税率是25%,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是税务记录,税率在1940年代为2%至3%。即使我们按1924年税率10%算(实际上应该大大低于这个税率),每桌至少每天可以卖茶300文,这即是说每桌平均每天至少有10个顾客。其他资料也透露,每个座位平均每天使用者超过10人。 一份1949茶馆日均销售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最具体、最为可信的茶客人数的计算法。当年成都有茶馆598家,其中60家大茶馆每天要卖3000多碗茶,每天共1.8万碗。17家最大的茶馆每天卖出42700碗,370家中等茶馆平均每天200碗茶,总共7.4万;168家小茶馆每家的平均日售量为80碗,每天共卖13400碗茶。根据以上估算,我们可以得出每日计有14.8万人上茶馆饮茶。 由于原资料没有说清楚那17家最大的茶馆所售的42700碗茶是否已经包括在前所提到的60家大茶馆之内,如果是的话,这里有可能出现重复统计。不过,即使是去除这个42700,每天茶客的数量仍然在10万以上。相当于每个家庭的男主人都去茶馆(成都1949年有12.6万户)。如果我们加上那些去茶馆小孩,数字应该更大,而小孩一般是不买茶的,所以没有在计算之内。 因此我认为,成都每天大约10万到14万人(即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到茶馆喝茶,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估算茶客人数有多种方法,上述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粗略概念。当然,这些茶客有很大部分是流动人口,他们比居民更依赖茶馆,但如果我们假设各茶馆的加座数与流动人口相抵消,到茶馆的居民的比例可能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当时的人是怎么估计去茶馆的人数的呢?估计成都每天多少人喝茶,是民国时期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1930~1940年代,便有不少人对茶馆顾客数量进行估计,大多数高于我的上述估计。 根据《四川月报》1933年的数字,称统计了261个茶馆,共有3千多张茶桌,平均每家11.8张;卖大约3万碗茶,平均每家113碗。有顾客20万。 同其他资料相对照,这些数字似乎有问题。根据档案记载,1931年成都有621家茶馆,如果261家茶馆可以服务20多万个顾客,那么621家所服务的人便超过成都总人口了。而且既然全部茶馆每天卖3万碗茶,那怎么可能有20多万顾客呢。因此从逻辑上讲说不通。 1933年《新新新闻》上一篇文章也有一个估计,说是按成都200个茶馆算,平均每天卖800碗茶,这即是说平均每个茶馆每天接待800个顾客,全成都即可达16万。每天消费4800元,每月14.4万元,一年172万元。这个钱可以给8万多饥饿的人提供一个月食物,或者建筑3200里道路。显然,这是作者以此来批评成都人把浪费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茶馆里。 这篇文章关于茶馆数量的计算比实际数低得多,但我认为每个茶馆平均每天800顾客估计又太高。例如1914年,681家茶馆共有9958张桌子,平均每家14.6张。如果每个茶馆接待800人,那么每张桌子平均每天要服务55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哪怕1930年代茶馆平均接待的客人比1910年代要多。 1942年初的《华西晚报》估算了成都的茶客总数,其的算法是按400家茶馆,每家每小时最多达20位客人,或全部茶馆每小时8千茶客。假设茶馆平均每天经营10小时,那每天的茶客可达8万人。估计者写道:一天“就有八万人的生活消磨在茶馆里,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 用同样的方法按600家茶馆计算(成都当时有614家茶馆)来计算,茶客的总人数可达12万人。上面提到的1947年的《新新新闻》上的《成都市茶馆业概况》称,当时共有茶馆656家,“散布本市各街”,设备较好、地方宽敞的甲等茶馆,“每天可卖到三千碗茶”,而能“卖到千碗茶者约四十家”。也即是说,仅这40家大茶馆,每天即有茶客4万人。 那么,有多少人依靠茶馆为生呢?茶馆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商业之一,尤其对许多普通老百姓来说,是赖以为生的风水宝地。有多少人以经营茶馆为生呢?1909~1910年,成都有6.7万户,其中518户经营茶馆,931户卖水烟,9户搭戏班子,111户从事演唱,589户为茶馆挑水,总共2158户以茶馆为生计。如果按当时户均五口,那么可以说茶馆养活了1.1万人。加上在茶馆做小买卖或打工之人,诸如小贩和理发匠之类,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1932年的茶社业公会的统计,更证实成都有六万多家庭成员和几千雇工靠六百多家茶馆维持生计。按照这个估计,也即是说平均每家茶馆可直接和间接养活百人左右。1941年茶馆雇佣人数在工商各业中排名第五。 同年的《新新新闻》的另一个资料提供了不同的算法:八千多人以茶馆为生,包括茶馆老板、经理人、其他雇员,但这个计算没有把他们的家属包括在内。 大北茶厅1948年被政府勒令关门后,经理请求准许重开,其主要的理由是许多人依靠这个茶馆为生,包括理发匠、卖香烟、小贩等“生计断绝,难维现状” 。 1949年以前的成都,小商业是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然而在成都所有小店铺中,茶馆占多大比例呢?著名教育家舒新城于1924~1925年游成都时,估计每10家店铺中就有一家是茶馆。 1935年,成都小商铺有6615家,其中餐馆数量最多(2398家),食品店次之(910家),茶馆排第三(599家),或者说茶馆占总数的9%。这个比例与舒新城在1920年代的估计非常接近,或许说明了多年来茶馆的数量在成都整个小商业中的稳定地位。 茶馆的盛衰1949年以后,逐渐下降,从五百家下降到1960年代的一百多家,到文革时期基本全部关闭。 改革开放以后,犹如雨后春笋的出现,2000年前后达到两三千家。据2018年成都市政府的统计数字,是9264家茶馆。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了,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成都的地域范围大大扩大,人口也有剧烈增长。但是,成都茶馆“甲天下”,却仍然是名副其实的。 这些年来,人们喜欢谈论成都茶馆,但是对成都茶馆和茶客数量这些最基本的信息并不是很清楚。幸运的是,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报刊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资料。我认为,研究过去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最难的就是细节的缺乏,即西方人常常爱说的“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只有清楚了历史的细节,才能真正宏观地认识历史。 (本篇文章所附照片皆由作者于2015年秋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