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失去共情的青年人，拯救不了《地久天长》的票房

源济

对历史失去共情的青年人，拯救不了《地久天长》的票房

2019-03-29  刘远举  大家

导读

《地久天长》我大概看了2、3次手机，与此相对应的是，《流浪地球》看了7次，《惊奇队长》也差不多看了7、8次。

从柏林载誉而归的《地久天长》在国内上映了。这部电影，是一部跨度四十年的个人史诗，讲诉了一个失独家庭，在计划生育、严打、改革开放、下岗、下海等时代洪流中的认命与挣扎。

当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逐渐放松，但当初所有对生育率的乐观估计都已落空，生育率仍然低下。可以想见，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会更加放松，甚至会推出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政策。

在这个背景之下，《地久天长》的上映别有一番意味。

导演用蒙太奇的手法，同时讲诉了两条时间线的故事。一条回顾了两个家庭的友谊，孩子的成长。另一条，是夫妻举家远迁福建，直到现在。

电影刚开始时，实际上有四条时间线，叙事有些混乱。电影开头，切入的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耀军夫妻的儿子星星在水库溺水身亡。这实际形成了第三条时间线。如果说这条时间线还好理解的话。在星星溺水之前，镜头又切到一家三口吃馒头，场景是内蒙家中。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场景中的孩子，到底是星星，还是后来收养的孩子。直到看到第一条时间线进行到夫妻俩离开内蒙，那时没有带孩子，才明白孩子是在离开内蒙后才收养的，那么，吃馒头的场景，应该是星星在溺水之前的事。

或许导演是想用“听话的星星”与紧接着切换到的第二条时间线中的叛逆的养子做一个对比。从场景上看，也的确形成了对比，前者光亮，后者阴暗。但这在电影前15分钟，实际上就形成了第四条时间线并行叙事，的确容易把观众搞糊涂。不过，在星星溺水之后，第一条时间线，从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展开，第二条时间线，从多年后夫妻在福建展开。两条时间线就比较清晰了。

电影非常克制。这并不是一部让你去哭的电影。

耀军夫妇在医院得知星星抢救无效那一段中，都是一些远距离的镜头，没有特写，观众只能穿过医院的长廊远远看到父母痛苦的身体在地上呼号，声音也是远远传来。在严打运动中，新建因参加黑灯舞会入狱，导演甚至都没有直接描述，仅用对话来完成。在丽云被强迫引产，引发大出血时，镜头也是从惊慌的护士直接跳到了丽云已经做完手术睡在病床上。

电影是克制的，电影中的人的情感也是压抑的。

在宣布下岗的时候，黑压压的人，麻木的听着领导宣读名单，丽云宣泄感情的方式，也仅仅是默默流泪。在得知妻子无法生育时，不管耀军内心的波澜如何，他也只是淡淡的安慰妻子。乃至后来，在海燕开玩笑式的要求丽云上环时，她也仅仅是笑着说：没有必要了，子宫壁很薄了，怀不上了。像在描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身体——身体已被异化，不再属于自己。

这部电影充满了压抑。这是一部用压抑逼迫出痛觉的电影，而痛觉是否可以引发思考呢？起码，电影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新建的妻子海燕，一个从事计划生育的干部，她有这种思考。这篇文章我想谈的不是主角，而是这个配角。

海燕最初形象的定位，是在她不顾众人意愿，关掉了录音机中的迪斯科音乐这一幕，由此，一个死板的、被完全体制化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了伏笔。这一形象在她毫不犹豫地半强迫丽云去引产的时候发展到顶点。

不要以为她可恨，后来，在她身上体现了惊人的道德觉醒。

在星星溺水之后，她发现，她的朋友一家成了失独家庭，且再无生育可能。她没有用这是工作来为自己开脱，虽然她的家人、朋友都这么告诉她。她一直为此充满负罪感、悲伤、愧疚、忏悔。多年之后，在明白自己患了癌症，时日不多，她的愿望也是见他们一面。直到她弥留之际，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不清醒的话，却是最深沉的忏悔。在电影中出现如此形象的计划生育干部，其大背景还是压力巨大的人口结构现实，已经打散了某种治理结构。

在海燕的这种道德感的包围中，她儿子浩浩在成长过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心中始终有一棵树，要撑破他的身体”，促使他最终向耀军、丽云夫妇说出了当年的真相——其实，真相又哪里重要呢？当时都是孩子而已。于是说是浩浩说出真相，其实是替她妈妈与自己和解。

这是对平庸之恶的觉醒与忏悔。

1961年4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分子艾希曼，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汉娜·阿伦特在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统治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她的另一本《反抗“平庸之恶”》中写道：“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电影展现出来的正是海燕，终其一生无法与自己和睦相处，连带她的儿子，浩浩也无法与自己和睦相处。那颗树代表着无法与自己和解。

她与自己无法相处，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抬高枪口一寸”的可能。如果当时她不说，替好朋友隐瞒，孩子一旦生下来，就无法杀死。夫妻肯定是丢工作、丢饭碗，她自然也会仕途受影响。但孩子会活下来。不过，这种枪口抬高一寸的空间其实也很悲观。怀胎7月是肯定瞒不住的，仍然可以用大月份引产的方式，把胎儿被杀死在腹中。

大月份引产，其实就是杀死一个婴儿。在孩子还没成型以前可以做人工流产，孩子成型以后就需要引产，需要住院，伤害更大，风险更大。引产的胎儿往往成型，有独立呼吸、心跳，在引产之前需要将药物从孕妇腹部注射到羊膜腔内杀死胎儿，然后，用药物刺激宫缩，排出婴儿，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有时候，需要再用抽吸导管吸出，胎儿可能被强大的吸力变成块状，不用抽取的话，医生会用钳子将孩子的身体、头颅一点点夹断取出。

艾希曼在辩护的时候，逻辑是“我只是在工作”、“我只是在执行命令”，所有人都采用这种逻辑，推卸自己的责任——直到成为受害者为止。阿伦特对这样的辩护逻辑予以痛击，指出“适应真正的恶时……（就被）有意利用了他们对小恶的认可”。从而，一个又一个小恶，组合起来，层层相扣、严丝合缝，组成了大恶。不过，我倒觉得，对小恶的认可，是一种自我合理化。而在自我合理化之前，其实是本能的对自身权威的维护，与其说是小恶环环相扣，不如说是，对自身权威的确认与维护层层相扣，最终组成一个自下而上的权威体系，与此同时，借助这种“授权——权威”体系，小恶层层相扣。

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正如阿伦特所说，“依赖于自我内心对善恶、良心、责任的思考“，海燕承担了这份责任。所以，不要觉得她令人厌恶，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海燕的这种道德感、这种自我道德约束给灵魂造成的炙痛感，超越了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

最近，在湘潭某个社区“扫黑除恶十类重点工作”的展板图片中，“失独家庭人员”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虽然工作人员表示内容不妥，将这些展板撤下，但这并不是事发偶然。山西省忻州市中心血站微信公众号曾刊发过一篇名为《开展扫黑除恶治乱，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文章，罗列的扫黑摸排内容，失独家庭也包含其中。把失独人员与黑恶势力放在一起来防范，这才是我们身处其中的道德现实，平庸之恶，可谓登峰造极。

然而，影片最终忽略了这些现实。结尾时，耀军和丽云接到了因为叛逆而离家出走的养子打来的电话，养子不但回来了，还带回了女朋友。养子在心理意义上的“归家”，似乎给电影带来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但是，养子返家缺乏情节逻辑上的支撑，而且，这种结局把影片一直憋着的一股劲散掉了。

毕竟，一个完全替代性的养子，对于大多数失独家庭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也不是真实的人性。电影当然不需要高潮，不需要爆发，这种压抑、沉默、无法宣泄，既是艺术的，又是真切的生活。当电影强硬地抽掉它，情感与逻辑就飘在空中成为无根之木，于是，观众空荡荡地进电影院，又空荡荡地走出电影院。

最后值得顺带一提的是，导演王小帅在朋友圈的推销文案，的确让人感到违和感。从商业角度，电影真的太长了，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观众提前走掉。联想到《大象席地而坐》的四个小时，以及王小帅与胡波之间的种种纠葛，让人不仅感叹冥冥之中的命运。

图注：最近导演王小帅朋友圈宣传《地久天长》时，因文案露骨引发大量争议。27日晚，王小帅在微博发文回应称：“看来我不适合搞营销。就是想说喜欢的一定要多转发推荐！谢谢朋友们支持。”某种程度上，这种“拼了”的营销，也侧面印证了票房的压力。

不过，电影虽然长，虽然有些沉闷，还大量应用近似静止的镜头，昏暗的场景，但沉闷、压抑、昏暗之中，始终有一股东西抓住我的注意力。我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判断指标，那就是看手机的次数。《地久天长》我大概看了2、3次手机，与此相对应的是，《流浪地球》看了7次，《惊奇队长》也差不多看了7、8次。

《地久天长》中的浩浩、星星，出生于1982年。这就是当下最主流的一代人。非常讽刺的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将《芳华》中的金丝雀生活——那些当时的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生活，自作多情地称为“父母一代的历史”，电影也因此而走红。但是，在《地久天长》中，他们在更真切的，乃至自己和自己父母共同亲历的沉重历史面前，却往往无动于衷。豆瓣高分，拯救不了票房。

一代人的共情如此淡薄，这有些悲哀。正如《绿皮书》中，托尼说错的那句肯尼迪名言：“人首先要为自己做点什么”。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为自己而激动、愤怒、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