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上个网瘾儿子，我活着就是坐牢丨人间

源济

摊上个网瘾儿子，我活着就是坐牢丨人间

原创： 倪玮 人间theLivings  2018-12-10

同一个问题，父子俩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儿子说：“他们一直认为都是我的错。我心里的创伤是很严重的。”

父亲则说：“他被学校开除了，我们以为他就是网瘾。”

配图 | Elisa Haberer/Corbis

今年5月底，我在做一个关于“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系列报道策划时，认识了一位律师。她当时正计划提起公益诉讼，责成游戏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网上发帖征集案例。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打电话来，诉说自己的孩子沉迷网络后的种种非正常情况。律师告诉我，在她接触的五百多个案例中，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杨先生家的事。

联系上了杨先生后，他告诉我可以见面聊，但又说：“家人亲友是不知道的，他们不支持我接触媒体，担心隐私泄露对孩子未来不利。”

我向他承诺会做声音和画面处理，他还是不放心，问我节目完成后能不能先发给他：“毕竟，我儿子情况太特殊了。我还盼望着儿子将来能好起来，如果他恢复正常了，别人又知道他曾有精神疾病，就对他太不利了。”

“哎，命！希望上帝能救我吧。”他最后说，“哪一天闭眼了，就是个头了。”

这个中年男人坐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苦恼的时候，显得着实有些绝望。

我在7月9日晚到达杨先生所在的城市，第二天早上8点半，杨先生就告诉我，“方便的话可以见见”。 

他是一位公职人员，瘦高个儿，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看得出来，关于儿子的事情，他无处倾诉太久了，等他开始讲起来后，我几乎插不上话。

“大约12岁吧，小学升初中那个时候，孩子就有了剧烈的改变。”杨先生说，是游戏彻底害了自己的孩子。他曾不止一次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然而，“出了这么大个篓子，根本没办法解释”。

“我们犯过的错误，相信别的家长差不多都犯过。可到最后也只能信命了……”

他的儿子小杨出生于1998年。小学四五年级时，学校开了电脑课，杨先生也给家里买了电脑。“我还是比较开明的家长，那时候他玩就一些小游戏，过桥啊、画画啊之类的”。

小学毕业的暑假，当儿子喜欢的小游戏变成了大型网游《地下城与勇士》，杨先生感觉儿子“忽然一下子就进去了”，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就是这款游戏彻底把他害死了”。

那个暑假，小杨玩游戏的时间很长，家人怎么都管不住。“他玩累了睡觉，醒来了就再玩，就这样。当时我们全家人都对抗不了他了，跟他对抗，他就跟你拼命。当时就一个想法，马上他就上初中了，给他找个能住校的学校，让他和电脑隔一隔。”

可等儿子上了初中，杨先生却绝望地发现，情况并没有丝毫好转。

小杨上的是寄宿制学校，周五晚上回家，周日下午返校。“老师说，在学校他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看他那眼神就知道。作业也不做，听课也稀里糊涂的，就等着周五回来玩游戏……怎么说呢？就像没有灵魂。”

2011年冬天，杨先生开始请“外援”：家里的老人退休前在教育系统工作，托关系找了教育局的专家，专家就说了五个字“要疏不要堵”。杨先生说，他也试了，“就放开让他玩儿，陪着他一起玩儿”。可结果是，“根本就收不住”。

周末成了杨先生最焦头烂额的时刻。一回到家，小杨就要“疯狂玩”，到了周日下午，“就说‘不去学校’，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杨先生说，自己也是软硬兼施：“软的就是陪着他玩，出去旅游，出去吃饭；硬的就是揍，那把他打个半死，他嘴上说我改我改，但爬起来以后还是那样。”

一切很快就升级了。

在学校里，小杨开始和同学无端闹矛盾，然后就是动手打架，老师让家长把孩子带回家反思。“对方小男孩吓坏了，以为老师不叫他上学了，赶紧写检查，他倒好，不是叫我反思吗，我就不去了。”

杨先生给儿子又换了一所学校，可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杨就被第二所学校开除了。从那之后，小杨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一步。

从小杨离开学校，到今年已经7年了。

说起过去，杨先生几度哽咽。他说，自己能想到的教育方法全都试过了，但完全没有用。他也希望我们能去找找小杨，和小杨聊聊天。

杨先生夫妻俩和儿子分开住已经好几年了。事实上，他们是被儿子逼出家门、另外找地方住的：“我不能邀请你去我家，那里乱糟糟的，都没装修，我和爱人根本没这心思。”而儿子那里——当然，其实原本该是自己家——这个父亲也不能贸然去。

他说，这几年他们与儿子的相处模式就是：家人定期给小杨送吃的，帮他洗衣服，节假日视情况看看是否能吃个团圆饭。即便有几年除夕，他们夫妻俩也是做好了饭给孩子送去后就离开了。刚刚过去的父亲节，杨先生本来心怀期待，觉得儿子的状态有所好转，就一起吃了顿晚饭，结果一言不合，小杨又伸手打了母亲。

杨先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刻意避开了我们的记者身份，只说：“有哥哥和姐姐关心你，希望和你聊聊天，看能不能帮助你，我等会儿让他们跟你联系行吗？”

小杨同意了。之后我给小杨打电话，他把地址发给了我。我说：“收到，下午3点到。”他回复：“恩谢谢。”

小杨住在顶楼6楼，我敲了敲门，发现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一个略尖的男声说：“门是开的。”

走进去，我就看到了小杨。他个子挺高，很瘦（他说他1米85，120斤）。他的皮肤很白，日光照射不足的那种玉色的白。说话间，他的双手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舞动，我问他在玩什么，他说“王者荣耀”，我又问他到什么等级了，他说之前的一个号打到了王者，卖了，现在在玩一个新号。说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骄傲，语气十分平静，还挠了挠头，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没办法，我时间太多了，打发时间。”

他这一局还没结束。等待中，我扫了眼房子，一百多平，很空旷，大概因为客厅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沙发，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凳子。窗帘拉上了，我们来的时候下着点小雨，这会儿已经放晴了，有阳光透进来——这是一套南北通透、采光很好的房子。

餐桌上，有一碗饭，没菜。小杨说那是当天早上他母亲送来的早饭，“我都不想吃”，还有三个西红柿。屋里很整洁，他说是母亲收拾的。我往厨房打量，东西很少，似乎很久没有使用过，灶台有些发黑。小杨说，他基本只在厨房烧水。

一局游戏结束，我说聊聊吧，小杨先去厨房洗手，洗得极仔细，边洗边解释：“我是有强迫症，每天要洗很多次。” 

小杨说话语速偏快，他叙述了一段和父亲所说的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杨说他知道自己有病。在漫长的和自己相处且自弃的时光里，没人比他更了解自己。他说儿时有一件小事，为日后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三岁的时候，我在外面受小孩的欺负。我回去跟我父母说，我要跟那小孩打一架。我母亲当时在炒菜，原话是，‘我没见过你这种孩子，我再也不要你了，滚！’”小杨比划着母亲当时的动作，“她把门一甩，门是木头的，实心的老式房门。砰！一摔。声音很大。咚！整个楼道都震起来了。我站在那里当时就吓傻了，后来我才哭了。”

小杨说，后来的事他印象不那么真切了，大概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让他回家，他承认错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不信任我的母亲”。

小杨说，小学时，自己虽然个子高，但很瘦弱，同桌的女生经常用各种方式欺负他。等上了初中后，自己自然而然成了校园欺凌的对象：“欺软怕硬，越看你好欺负，他们就越要欺负你。”那个时候母亲仍然不理解他，总是息事宁人。而自己喜欢玩游戏，也只是逃避学校生活的一种方式。

“可一个人再怎么忍，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这样受欺负。我实在忍不了，最后就爆发了。”直到和同学打架被劝退。

小杨说，那时候自己也曾试过和父母沟通：“跟他们好好聊过，可聊完后我父母也没有信任我，从来都是对我说‘你看那个小孩多么无辜’，说我怎么怎么不好。”

被第二个学校劝退那次，小杨心里也有所歉疚。他说那阵子父亲为了逃避家庭，总去外地出差，是母亲带着他灰溜溜地从第二所学校离开的。那一天母子俩在公交站等车的画面，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母亲的脸色很不好看，一直数落他，而他的内心夹杂着不忿、委屈和内疚。

满载的情绪让眼泪一下冲到眼眶，可少年的倔强又只是让眼泪打转不肯掉下去。那种苦涩，让小杨非常灰心。“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公开、公正地听我的意见……”

我问小杨，后来有没有跟父母、特别是母亲说过这些事。小杨说，说过，母亲也道歉过。可事实证明，有些裂痕一旦形成，再多努力也无法修复。

我又问杨先生，是否知道直至今日，小杨仍然对三岁的事介怀？他说知道，但也没有办法。他只能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自省。妻子的状态也不好，这么多年多次有过抑郁情绪。辗转反侧，他们夫妻俩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切都是命。”

杨先生也承认，自己这代中年人，成长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解决温饱。等自己为人父母、孩子还是独生子女时，教育孩子通常都是没有任何前人指导的独自摸索。

后来有人问杨先生，是不是小时候陪孩子少了，或者对孩子要求严了，杨先生就觉得很委屈：“我陪伴他比我身边其他家长要多的多，每个假期还带着出去玩儿。他小时候我就对他说，你有个快乐的童年就行。” 

但是杨先生承认，有一件事，他是做错了。

2012年6月，小杨被第二所学校劝退的时候，杨先生夫妻俩心焦如焚。孩子的表征很明显，就是“网瘾”——成天打游戏不可自拔，父母有时候上前劝阻，小杨还会砸东西。想到要给儿子“戒网瘾”，夫妻俩便联系上了济南的一个戒网瘾学校。

小杨记得清楚，“是在夏天的6月份，嗯，6月22号。”那天，父母告诉他，小姨搬家了，邀请他去玩，他就这样被父母带到了济南，关进了一个全封闭的戒网瘾学校。

刚一到学校，小杨就被教官带走了，脱掉了自己的全部衣服，换上了一套军训服装，领了统一的生活用品，到了集体宿舍。一开始还有教官安抚他：“两个半月后，你就可以打电话给父母，三个月可以见家长。”小杨那时觉得，过了这个暑假，父母就会来接他，他再认个错，就能回家了。

可很快，各种体罚就上来了：“一种是直接打你，一种就是让你做体能，要累倒在地上，累趴下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默许那些学员打你，这叫‘练人’。”

这三种体罚，小杨全都体会过。他曾被教官一拳打在了肋骨上，“很痛，青了”；做体能，他做得头昏眼花，还有一次尿血；练人，“把你叫到男厕所里，四五个老学员，身强力壮，打你一个。边打还要边说，不要给教官、给学校找什么麻烦，不要想逃跑，不要想自杀，不要不服从规矩和管教。”

那段时间，送走了儿子，杨先生和妻子觉得很安心。

首先这所学校他们很放心，“我们经过了半年的考察才送过去的”，学校还有心理咨询师定期跟他们联系，给他们发小杨在校的场景。看到孩子早起跑步读书写字，杨先生当时觉得：“这戒网瘾学校根治的是灵魂啊，真是太好了！”

暑假终于过去，小杨最大的期待落空了——到了9月，父母并没来接他，他只是被允许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必须说好话，旁边有人在监督你。”

小杨开始适应这段新生活了，但他又说无法说服自己。“全是欺软怕硬，天天威胁，告诉你不要出任何意外。如果闹，回来就单独针对你。教官说你几句坏话，（在校时间就从）4个月就变成6个月。”

当时小杨被“6个月”吓住了。他拼命收拾自己的情绪，想表现好一点能早点走。

2013年春节，杨先生夫妇来学校看儿子。

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良好表现，小杨获得了一次和父母单独会见的机会。“没有教官的监视监督。20分钟，我说的全部是实话，可我父母完全不相信我”，小杨扒拉开衣服，看不出被打的任何痕迹，他语无伦次地叙述着，但父母看上去却无动于衷。

杨先生说，在来看儿子之前，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反复告诉他们：如果孩子说想回家，那就是孩子“没治好”，家长可不能心软，不能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过程。要是孩子回到家，碰上电脑游戏，肯定故态复萌——“他已经有太多次言而无信了。”

于是，杨先生夫妇决定让儿子继续在学校里待着。

“简直太可笑了。”小杨说，后来他了解到，学校里正常的“培训期”都是3个月，长的6个月，像他这样的很少。“如果犯了错，我要进少管所，对吧？但是实际我没有犯错，可我享受的是犯人待遇，我当时心里就失衡了。” 

“我在里面也融入不了，不爱说话，过一天是一天，也就无所谓了。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小杨说，他看到了一些混社会的人在戒网瘾学校里过得“很爽很自在”，巴结教官，任意欺负其他人，如果说原来在小学和初中他感受到的是校园欺凌，那么在这里，就是赤裸裸的压迫。

他说他的强迫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戒网瘾学校的伙食极差，“说是四菜一汤，实际上只有过节、领导来视察时是这样。其他时候，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买的也都是剩下不要的”。他曾去后厨帮厨7天：“他们鸡蛋什么都不洗，肉也不洗，直接做，根本不考虑什么卫生。”

自那之后，小杨开始频繁洗手，逮住机会就洗，每次都要洗到两手发白。

2013年5月，小杨再次见到父母。“我一句话没说，直接哭了。”小杨说，他真的觉得恐惧，觉得自己出去了也没法适应社会。父母是否接他回家，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杨先生夫妇有点慌，问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学校说：“这就是改好了。”

在戒网瘾学校待了11个月后，小杨回家了。

“好转了啊肯定的，开口闭口讲中国文化、还有不要虚荣什么的。”杨先生说，刚回家时，小杨的表现简直让他们欣喜，还重新回到了学校。

不过，8天，仅仅8天后，事态就急转直下。

“又不去（学校）了，说要买电脑、买手机。原先的电脑都被他砸了。”杨先生说，儿子像是变本加厉了一般，“砸了三四台电视、手机，把家里玻璃什么都砸得一塌糊涂。”

小杨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断断续续讲了自己过去11个月的经历，杨先生说，“我这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表演，他就是盼着离开那个地方。”

杨先生父母自觉理亏，默默退让，很快就发展到小杨对他们动手。

“那时候我们下了班回去，拖鞋都不敢换，随时准备逃跑。他也装，开始很正常地跟你交流几句，突然一下把门反锁，出手就要打你。有人给我说，要我打电话求救啊什么的，来得及么？根本来不及！”杨先生说，后来只要小杨从他背后走过，他就会觉得脊背发凉，恨不能穿个盔甲。“如果换成一个陌生人，那样的暴力，我一刀没了他，一枪毙了他，还属于正当防卫吧？可那是你的孩子，你能怎么办？”

有一次杨先生报警了，警察来了，说这是家庭内部的事，教育了小杨一番。杨先生说，后来孩子也向他们道歉：“说控制不住情绪，但是道歉的力度很弱。过一段时间又发生这样的事。实在受不了了，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问小杨当时怎么会对父母这样。他说，那是后遗症：“不可能说告一段落，我的病就好了，那样的话就好了。我对人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学到的就是用暴力维护谎言，这是被逼的。”

小杨说，刚回到家时，他有种刑满释放的感觉，但没过几天，他就觉得心头的枷锁摆脱不去，怎么都没法融入新环境。他开始自暴自弃：“在（戒网瘾）学校里11个月，我身体受过很多创伤，就觉得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索性开始自己折腾自己。故意很晚不开灯刷手机，知道这样对眼睛不好，但还是要做；渴的时候不喝水，水都倒好了，故意不喝；忍着不上厕所等等。就是想自残。”

2013年底，在一次深夜暴力之后，杨先生夫妇连夜落荒而逃，把这套房子留给当时15岁的小杨一个人居住。

杨先生说：“我怕发生恶性事件。再不走，我怕我把他杀了。”

小杨开始了一段两年没有下楼的独居生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明文规定，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杨先生当然也知道不妥，但他说自己也没办法。

夫妻俩偶尔回趟家，注意到儿子根本不下楼，门口堆着不少已经发臭的衣服，“他一个孩子，能照顾好自己吗？”

他们给小杨买了一堆地瓜，“他自己煮一煮吃，没有油盐没有调料，一吃吃好几天”。

那时外卖还远不像今天这样便捷，小杨有一张小区门口早餐店的送餐卡，有时候打电话让他们送包子到家，“吃包子方便，一口下去，菜肉都有”。 

杨先生说，那两年他们两口子害怕接电话，“总没好事儿”。邻居会给他们打电话，说小杨在自家摔东西弄得鸡飞狗跳；小杨也打电话，有时告诉父母说想自杀，有时让他们帮忙网购，有时让他们退掉网购来的不满意的货物。杨先生说，他那时候只希望小杨能自动消失。

杨先生夫妇又回到了寻求帮助的阶段。

“找心理老师，找班主任，找亲友同学，找警察，找法官，找市政府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我还给文化部打过电话，找监管游戏的。”杨先生说，他成了半个教育专家，“我都得出那个模式来了，把孩子夸一顿，什么都是我们父母的错，孩子没错，都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这么仆人般地跟他去沟通，也没用，都没什么结果。”

他们找了过去和儿子一起玩游戏的伙伴，让他们去家里劝小杨。“找来了之后他们跟我说，‘叔叔，我们现在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了，他打太好了’——人家就是业余打，哪像他整天打。”

后来他们又找了一个心理老师做上门辅导，第一次交谈完，心理老师就给杨先生打电话：“你儿子很聪明啊，谈吐很好。”刚挂电话，小杨的电话也打来了：“下次不要叫这个人来了，不管用。”

杨先生甚至去寻求教会的帮助，他说，基督教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过他，有基督徒上门和小杨谈过，2015年之后，小杨也出门参加了一些教会的活动。但在教会里，小杨的情绪还是不够稳定，几次出言冒犯，后来，教会也不再欢迎他们了。

后来，“他又在大街上和人打了几次仗，头破血流，衬衣都是血，警察通知我们去了。看着很可怜。”杨先生说，他们知道一两次，“其他也不知道了。” 

有人提示杨先生，小杨的状态不像是单纯的心理问题，可能是精神疾病。2015年底，夫妻俩带着儿子到了北京，先找到一家知名的专科医院，做了很多测试。

“疑似精神分裂，医生就这么说的，当时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杨先生带着儿子又去找了第二家医院，得到结果也是类似的，“虽然不能确认那个病名是什么，但就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这是肯定的。”

回家的火车上，杨先生一直木木的，“等晚上到家，我和爱人就抱头痛哭。我说，这孩子不就完了吗？”

两家医院都建议小杨留院治疗，但杨先生不敢。这次能带小杨来，他们都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承诺他不住院治疗：“好不容易建立一点儿信任，我们不敢破坏，而且医院也不保证给他治好。就这样，拖到现在，这个难题卡在这儿，这么拖下去。往前走，没路了。”

小杨的微信里现在有二十几个人，他从不看朋友圈。

他现在一天出门不超过一小时，主要是吃饭。“只去熟悉的地方，陌生的餐馆我不去，怕出现什么社交场合。”实在要去陌生的地儿，他必须查好线路，看全景地图，“不然的话人生地不熟，一问路什么的，我肯定心里发慌，很无助。”

穿马路的时候，他也必须跟在其他人后面。我问他到底怕什么，他说，就是内心崩溃，没有安全感，一切陌生的、需要集中精力的东西都让他心跳加速。

我们聊到下午6点钟。我最后告诉他，我是记者，但了解他确实是为了想帮助他，不是有意欺骗。我没有想到他很释然，他说觉得我们不是坏人。我说一起下去吃个饭吧，他说好。

餐桌上有一个筐，放着好些钱，我猜是杨先生夫妇给他留的。

出门前，小杨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和记者聊得挺好的，我们要一起下去吃饭，你给我支付宝打200块钱。”

我赶紧说：“我们请你，不用。”

他对我说：“不行，你们是客人。”

他提议去吃汉堡王，那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我跟着他出门，走了几百米就到了。他在手机上点了餐，给服务员亮了一个二维码，没说一句话。点餐后，他又认真地洗了一遍手。

吃饭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起现在的生活。我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出现了社会功能受损。我觉得他社会功能并没有受损，人情世故他并非不懂，很多时候只是不愿意。

我说：“你应该出去找份工作。”

小杨说他没有学历，一般的工作也不愿意干。“混日子，得过且过吧。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最宝贵的几年全部糟蹋白费了。”说出这样悲观的话，他的表情却相当坦然。

而对于父母，他也相当冷淡。他说他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但他从来不去关心，“我觉得你不舒服了就自己去看病呗，我又不是医生”。

我问他，拿父母过去的错误惩罚至今，是不是有些残忍？他说：“我跟我父母就是这样了。我心里的创伤是很严重的，他们一直认为都是我的错，认为我有网瘾，认为我给他们添麻烦，不让他们省心……”

我说，自己工作可以经济独立，不是更硬气吗？他说，类似的话父母跟他说过。“有段时间我把父母微信拉黑名单了。不想听唠叨。我心情本身就很崩溃的，他们还让我出去工作啦、出去活动什么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是丧失走出去的勇气了。”

我无话可说。

“哪一天闭眼了，就是个头。无期徒刑的感觉。”杨先生说，几年前，他在单位里主动要求从业务岗换到行政岗。 

他发给我一张小时候带着儿子出去旅游的照片，照片里小杨笑得很开心。杨先生说，这是小杨四年级时，他带着他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结束了，他还磨蹭在那儿不走。”当时杨先生跟儿子许诺，说以后再单独去，“现在再约他，不去了，哪儿都不去了”。

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同一个问题，父子俩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小杨说：“当然，我有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母亲这样偏执型的人格，让我很难受。我心里的创伤太大了。”

而杨先生觉得罪魁祸首是游戏：“要是知道他后来这个样，打死我也不会买电脑。” 

杨先生说，这并不是他自己推脱责任，因为在他们父子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是游戏里的光怪陆离吸引了小杨，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只是普通的父母，我们面对游戏开发商一整个专家团队，真的不是对手。现在监管也是流于表面。我的孩子已经毁了，我希望别的孩子少受害，别的家长不再像我这样。因为太痛苦了……但，我很希望那些研究游戏的团队，他们的家庭也是这样的，他们家的孩子也这样！”

当然，送儿子去戒网瘾学校，他也后悔：“如果再回到那个时候，肯定就不送去了，可能先去医院咨询吧。”

想了想他又说：“可当时真没办法了。他被学校开除了，以为他是网瘾，考察了那么多学校，选了相对靠谱的。其实，谁知道呢？就是5年之后再看今天做的种种决定，谁能知道是对是错呢？”

尾声

采访结束后，我时不时在微信上和这对父子聊天。

7月21日，杨先生给我发微信：“有空和我儿子聊聊吧……挽救一个孩子走向新生，比报道一个孩子正在堕落更有意义。”

我也给小杨发过微信，他回得不是特别及时。我问他状态怎么样，他总是说，“还好”。有一次他说，不信中医，所以开的中药他从来不吃。我鼓励他参加一些活动，他说，“不知道从哪开始”。

7月27日，杨先生给我发：“昨晚过去和儿子吃晚饭了。他还是玩游戏，都没空和我聊天。愁人。”

后来他问我能不能看看我采访小杨的记录，我把word文档发给他。过了一会儿他说：“看了你对儿子的采访，我内心很痛苦。儿子在采访里冷静、条理，思维清晰；可在当时，他的表现不是这样，基本就是沉迷、癫狂、冷漠，没了游戏就是走肉行尸。”

“谢谢你，通过你的采访，我透过一个小孔看了儿子少许的内心世界。”

9月10日，节目播出了。杨先生看了，给了我一些反馈。我问小杨看节目了没，他说没有，“真的不感兴趣”。我问他对什么感兴趣，他说：“玩游戏”。

不过两天后，小杨第一次主动给我发微信，转了一条“男子在峨眉山金顶跳下舍身崖”的新闻，说：“最近几天好想自杀啊”，“好像太抑郁了”，“好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安慰了他几句，两天后他突然又给我发：“突然感觉生命好可贵啊”，“今天一个小孩落水了”，“家人还在找”。

11月份，我又托朋友联系上了小杨所在城市的一个社工机构。社工很热情，跟我说，可以先让小杨试试加入他们的一项志愿服务，如果项目不理想，还可以转到其他公益机构。联系妥当后，我兴冲冲地告诉小杨，他没回复。第二天再追问，他说：“不感兴趣”。

和小杨见面聊天的那次，他很健谈。后来在汉堡王吃晚饭，他仍然以很大的热情在诉说。如果不是我们离开，我想，他恐怕愿意继续一直聊下去。 

杨先生曾对我说过：“特定的时候，对特定的人，他是很健谈的。”他觉得儿子的情况难说好坏：“7年，家长有些无所适从了，也很灰心疲惫。”

“作为记者，你的工作完成了；作为父亲，我的责任还遥遥无期……”

编辑 | 沈燕妮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倪 玮

《今日说法》栏目记者